我睡的时候是1975年，醒来时是1979年。有个高高大大的护士来为我打针，仿佛我先在别的楼层，现在搬到了二楼，护士还在楼道那边，就高声问：“在二楼啊？”她用的针头又粗又长，扎在我的肘弯处，扎几次扎不进去，有药水流出来。那种情形和痛感，现在也十分清晰。
当得知自己睡了三年多，我便问爷爷、大伯和父母，接着问芸秋、晶晶和岳父母——那时候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他们？而且我还问了李教授和安伯母呢。他们都好好的，我才想到自己。三年多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空缺，我就像一幢楼，没修6楼7楼8楼，就到9楼了。我觉得自己很空，很不真实，觉得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没法与人相处，因为有一千多个日子，我没跟他们一同度过，也没读过一本书，没写过一篇文章，我在这段时间死去了，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当我从“梦中梦”里醒来，好像才明白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学校升级了，也扩建了，将明月河对岸的大片农田购买过来，还合并了周边两所学校，不足五百亩的校园，变成了二千多亩；不仅如此，还在万县设了分校，分校又是七八百亩。我刚调到重庆的时候，学院的学生不满三千，现在光本部就有三万余。学校热闹起来了，由小讲堂变成了大社会。
我没想到李教授还会关心学校的扩建，若干年前，他是学校的一块招牌，不知从哪天开始，反正是很早很早以前，就不需要这块招牌了，他成了这校园里的多余人，所谓多余人，不是多出来需要清理掉的人，而是有他无多无他无少的人，大概相当于路边的一颗石子儿吧。人人都对那粒石子儿视而不见。可石子儿自己说话了。今天中午我去他家，他问到学校的扩建，特别问到图书馆。
当年，主要是由他确定了图书馆的位置。
他说：“图书馆建在哪里的？”
我告诉他，还是在原址上，只是多出了一幢大楼。
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扶您去看看吧？”
他又摇头了。他说等我需要借书的时候再说，现在用不着。而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好像就没去图书馆借过书。更没有买过。他就把自己的残书反复阅读，在页边上写满了批注。
“我就是担心图书馆搬到中心地带去了，”他说，“那不行，那会闹出乱子。”
我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以前的图书馆像座碉堡，守住学校的北疆。李教授等一批初创者，差不多都是逃难过来的，逃了千里万里，才逃到重庆，若重庆不保，还要接着逃，因此，距离在他们那里跟别人不一样。把图书馆修到边缘，离中心区域是远了些，但走十多二十分钟路，能叫远吗？就算远一点也有好处：同时涌进去抢位置的人相对少些，摩擦也会跟着少些。
抗战期间的大学生，为去图书馆抢位置，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图书馆灯光昏暗，书本纸张又多为乐山产的嘉乐纸，红的绿的，比糖果纸还粗糙，印刷又坏，字迹模糊，唯坐在灯泡底下才能勉强看清。所以，抢位置也就是抢灯光。那时候的学生，一直都在抢灯光。傍晚时分，馆门前黑压压的挤满了人，不知情者，还以为是抢购电影票；门一开就涌进去，分头朝灯光下跑，笔记本挤烂了，笔挤丢了，手指挤破了……但还顾不了这些，占了位置，立即又去抢书，特别是老师指定的参考书。后来，图书馆顶棚被日机炸毁，学生照样去抢位置；电路损坏，一时修不好，电灯换成了瓦灯，显得越发昏暗了……
李教授以为图书馆没搬地址，就依然在校区边缘。他根本不理解扩建的规模。或许是不愿意去理解。当年，有人提议扩建中央大学，遭到一批教授和专家的强烈反对，说大学的“大”，是“精”的意思。反对者中，就有李教授。他不知道现在的图书馆虽然没搬，但差不多是在学校中心了。大学是三面观音，名教授是一张面孔，图书馆是一张面孔，教学和科研成果是一张面孔，既然图书馆这么重要，而且又是在另两张面孔缺失的情况下，怎么能修到角落里去？
李教授担心的“乱子”，完全是杞人忧天。从没听说过学生为去图书馆抢位置发生过争吵。何况现在还增加了一幢楼。现在的灯光很明亮，位置也常常空出来许多。
这些话，还是不对他说的好。
我觉得，他是把自己锁在过去的。他以这种方式来延长自己的岁月。
一些人，比如我爷爷，是不停地展望未来，追随潮流和年轻人的生活观，以此把岁月加长；更多的人，就跟李教授一样，从出生到中年，让时间之水朝身后哗哗流淌，进入老年后，便转过身，去寻找旧时的足迹。这时候是溯水而行，因此寻找起来格外艰难，许多人没来得及把足印找全，就没有那个时间了，只能支使从肉身逃走的灵魂，去完成肉身未竟的使命。
前年春天，我有一段假期，便陪芸秋去秦岭写生，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睡到后半夜，听到伙房里发出嗒、嗒两声响，接着女主人乍乍呼呼地把男主人推醒：起来，去镇上买火炮，我外婆走了！次日上午9点多钟，果然有人来放信，说老太婆昨天晚上去世了。我问女主人：你怎么听到嗒嗒两声，就知道是你外婆去世了？女主人说：那是我外婆收脚迹来了。人死之前，都要收脚迹，生前去过哪里，死的时候要去全部收回。我外婆走路爱拖着后跟，脚步声跟别人的不同，所以我听得出来。
人，终归不会在世上白走一遭。但秦岭乡民的生死观，依然让我感到惊悚。人走着两条路：向前走，向后走——其实是同一条路，只不过变了方向。但某些岔道，我们走过一次，就绝不可能去第二次，而且把它忘记了；但灵魂没有忘记，要把脚印全都收回来。灵魂是多么辛苦。
收回来干什么呢？是交给他人，还是自己保管？
我应该问问那个女主人，她一定会给我答案，可当时我没想起问她。
我在梦中昏迷了三年多，之所以没死，是因为我没想起去收自己的脚印？
这么说来，我之所以生，是因为我的疏忽和怠惰。
李教授今天的情绪似乎很低落，问了图书馆的事，就不想再说什么话了，我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也只是“嗯、嗯”地应，明显心不在焉。尽管离铁定的半小时还有十分钟，我也只好告辞。
安伯母没想到我这么早离开，在里屋没有出来。
午后的校园空旷得很，安静得很。我所在的位置，是老校区，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幢楼房，都给人垂暮的印象。一旦走入明月河对岸的新校区，那些新植的草坪和不及拳头粗的小树，散发出的蓬勃朝气就扑面而来。可是又叫人无法忍受它的稚嫩。那是糊涂的青春。所谓青春无敌，是因为青春糊涂。很少有人不是把青春浪费掉的，因为青春时的心灵，受着肉体的支配。
于是有人说，人只有在走人生回头路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幸福。
真是这样吗？在这静谧得近乎虚幻的午后，我很怀疑。老实说，我害怕那一天的到来，我害怕我正起了床，洗过脸，迎着初升的太阳出门的时候，耳朵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你回去吧！”
这个声音不一定非到老年才会响起。
我觉得，大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声音了。
安伯母同样如此。
他们彼此不能谅解，是由于两人在原点相遇了。
他们分手后经历了这么长的岁月，但这段岁月对他们无效。
安伯母再没像那年一样说别人都听不懂的话，更没写信去烧，但每年的8月初到8月中旬，她照例的焦躁不安，甚至暴烈。去年8月6日，我去拜访李教授，简直把我吓坏了。
我跟李教授谈话的时候，安伯母坐在客厅至卧室的过道上——大门没关，过道上可以吹到凉风，那只白猫又往她身上跳，她嗔怪说：“这么热的！”
却主动把猫抱上了膝盖。然后她坐在那里，脖子耷拉着，像是进入了午休状态。
我跟李教授继续谈话。我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二战，尤其是抗日战争。我研究的重心已经转到重庆大轰炸，我希望李教授给我讲述大轰炸的细节，但不知他是有意回避，还是缺乏描述细节的才能，一接触到细节的时候，就干巴巴的，迅速滑过。
我发现重庆的老辈人都这样，比如我岳父，就从不说大轰炸的细节，甚至提都不提那件事。他脸上那些小黑坑儿，是轰炸期间被弹药扑的，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姑姑，都在当年死于非命，但他从没说过，还是芸秋告诉我的，并且告诫我别在她父亲面前提起。他们的心里者喊着一个幽灵。
安伯母心里的幽灵，很可能更加难以捉摸……自从那次我跟她在河堤上说了文德茶馆和我大伯，之后就没再说更多的话了。尽管我好多次在明月河碰见她，也明显感觉到她有说的欲望，每次我把话头提起，她的眼神都会像通电的钨丝，可紧跟着，电就断了，暗下来了。她只亮那么一下。她的欲望或许是在别处，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校园扩建、石拱桥那边的庄稼地变成高楼之后，她连明月河也少去了，要是我不去她家，碰见她也难，更别说听她谈大轰炸。
在现实中，我听到寂静的洪钟大鼓。
在历史面前，我听到震耳欲聋的寂静。
——接着说去年8月6日那天的事。我跟李教授摆谈了20多分钟，我都准备离开了，安伯母突然站起身，眼光发直，把猫举起来，朝地上掼去。猫惨叫一声，向门外奔逃。
幸亏她没有力气，不然猫就被摔死了。
李教授推我，说小黄你走吧，她这怪毛病每年到这时节都会发作的。
我心情沉重，也倍感羞愧……我至今无法想象大伯曾经给予了她怎样的伤害。
还没等我离开，安伯母的眼光就变软了，仿佛想起什么似的，惊惶失措地起身去找她的猫。
猫并没跑远，就在门外，朝着她声声叫唤，每一声都拖得很长，大半都是颤音。
她弯腰把猫抱起来，将猫头贴在自己脸上，进了里屋。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记。今天把它记下来，是为了提醒自己：债务是赖不掉的，我要替父辈还债。
人在死亡之前（或在死亡的同时），放出灵魂去收回脚迹，是希望谁也找不到他，就子子孙孙地赖掉那笔债务吗？
——但是我不能赖掉！
还有两件事没记。
第一件，芸秋从画院辞了职。
这家伙！
她并没跟我商量。我并不怪她。画院分配给她的事务，大多无聊，比如召集数十名小青年，让她开培训班，这本是好事，可学员都由领导定夺，对美术缺乏虔敬，也缺乏志向，只不过领导去了他们的山头，他们吆三喝六的招待得特别起劲儿。他们只是希望从某项职业中获得好处，并不把学习当回事，每天上课，能来一半人就不错了，来的这一半，也是眼珠发红，满口酒气，听几句话，就扑在桌上打瞌睡，或者摸出手机发短信、玩游戏。芸秋出门写生，往往前脚走，单位的电话后脚就跟来，叫她赶快回去，说有要事，而所谓的要事，无非是装模作样地让她参加某个会议。在双江潮画院，只有她才是拿得出手的画家，就把她当桩子一样立着；也仅仅是根桩子，要建言献策，没人理你。画院听上去是个专业机构，其实早就成了衙门，里面呈现出的生态，跟大大小小的衙门毫无二致。
偶尔，芸秋隔那么些天再去单位，会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每个故事都不新鲜，都离不开“争权夺利”四个字。好像画院之所以存在，就是让少数几个人争权夺利的。再养上几十号闲人，“战”时拉帮成派，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帮凶，闲时将“战”时的故事传来传去，并热烈地期待着下一次风暴。这是芸秋最感厌恶的。
她早就应该辞职，耗在那里，良费她的才华。她说，对美术的戕害有三，一是穷，二是忙，三是漠不关心。我们一直就不算穷，现在更是，她的《雾三峡》《阆中瓦歌》《重庆的天》《开花的声音》等作品，都在香港拍出了极高的价钱，而且有不少收藏家向她订货。忙倒是有些忙的。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忙，不叫忙，为不喜欢的事情忙才叫忙，她经常做不喜欢的事。但她最提防的，还是漠不关心。画院里的那帮子，谁在关心艺术？芸秋不是神仙，在里面泡久了，难免不被浸染。
然而，如果她事先跟我商量，我依然会劝她三思而行。
正因为这样，她才不跟我商量的吧？
她是一个心中没有历史的人，我真羡慕她。没有历史就没有重量，没有重量就可以飞翔。我常常感觉到，我在大地上匍匐，而她却在高处。从上往下看是容易的，从下往上看，就困难得多。米开朗基罗完成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之后，差点儿变成了瞎子，这是芸秋告诉我的，刚好可以证明由下往上看的难处。我看不清她，也无法理解她的画。对艺术家而言，作品是其最真的思想和情感，也是其最深的生命，我理解不了她的画，就是理解不了她的思想和情感，进入不了她的生命。
许多时候，是的，许多时候，我甚至理解不了她的肉体。
饥饿、疼痛、病苦、性欲，以及由此引起的精神反应，都让我们明白，肉体与灵魂不可分割。
她有一个强悍的肉体，也有一个强悍的灵魂。
父亲说，他和大伯都是纤弱的，我显然遗传了父辈的纤弱，但为父辈洗礼的，是动荡的时局和血与火的战争，在这个对抗体面前，沉沦，让世人哀叹，反抗，让世人敬仰（就像陶行知先生在动员青年参军时赋的那首打油诗：“打一打，世界敬我有国格；打二打，中国变成头等国；打三打，和平之光照万国。”）。而我面对的却是一个强悍的女体和女体里面的灵魂，我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失败。
无论哪个时代，遭遇的人生难题其实是大同小异的。人类的困境就跟人类一样古老。
对人生难题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处理方式，构成了特定的时代性。
然而，当这个“不同”呈现在世人面前，或者说，呈现在时代面前，世人和时代却不认它。
第二件，我们搬家了。
学校在黄桷坡修了几幢面积宽敞的住宅，凡文理大学的员工，退休的，在岗的，都有资格购买。真正能买的并不多，太贵了。芸秋竭力主张买一套，让岳父母跟我们住一起，让两个老人不寂寞，再说他们身体都好，可以帮忙照顾晶晶，晶晶大了，学校会越读越远，接送是免不了的。
于是把先前的房子很便宜地处理掉，在黄桷坡买了一套，在三楼上，窗口树影横逸，枝叶婆娑。
黄桷坡，顾名思义，是那里长了许多黄桷树，其实，最初只有一棵，气根下垂，汲石而生，攥壁而长，年深日久，便独木成林。鸟雀在林子里安家落户，一早一晚，叽叽喳喳的闹个不休。黄桷坡也在学校西区，跟银杏坡之间，只隔着两条丁字形的水泥路，比先前更近了。
芸秋还在铜锣街为自己购买了一间画室，更大。那地方也不远。
昨天晚上9点过，我第一次去她装修好的画室。
从家里出来，斜坡之上的运动场，被看台顶端树丛里的灯光照得浑浑噩噩，能听见里面有跑步的声音，嬉笑的声音，但看不见人影。旁边的游泳池里更是一团漆黑。游泳池过去，是第三食堂，我刚调过来的时候，它还兼作集会和演出的礼堂，现在有专门的礼堂了。绕过第三食堂，一条直道走下去，就是学校侧门。学生进进出出，手里不是拿着麻辣串，就是拿着葵花籽。门外的街道上，在已经关门的菜市场外面，围着一大堆人。不看就知道，站在人群中间的，定是那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知来自何方，以乞讨为生，当她不饥不渴的时候，就站在街面，高声宣讲她过去的美好时光。
过了马路，再走两百来米，就是铜锣街了。
芸秋的画室在铜锣街中段，也在三楼上，像是两大间屋打通的，层距特别高，除了一张几米长的大桌子，房间里空空荡荡。芸秋晚饭后就来了，上半身伏在桌面上，用半截玉米黄的粉笔在桌上写字。那是她在规划需要添制些什么东西。
我并不主张她购买这间画室。
家里的房子是跃层，父母和女儿住在一层，我和她住在二层，二层有卫生间、储藏室和一个小小的书房，我们的卧室有好几十平方米，她完全可以把卧室用屏风隔出一半，供自己画画。
昨天夜里，当她把粉笔磨成一张皮，没法再写的时候，我又向她提起这个话题。
她说：“束缚人想象的事物非常多，空间也是其中一种。”
“对空间的奢侈。”我这样想，却没说出来。
艺术家，尤其是画家，似乎都有些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他们很能挣钱，然后又把钱不当数。至少从我高祖父开始，我家里就没缺过钱花，尽管到我父亲一辈，是穷下来了，但那是普遍的贫穷，普遍的贫穷也就不叫贫穷了；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还尽其所能，让我见识钱的魅力，一是满足他自己享乐的欲望，二是要我记住：“你不是穷孩子出身。”我也真的记住了，心里很少装一个钱字。
即便如此，我对芸秋出手的大方依然感到惊讶。
芸秋还说，她要招收学生，不多，一次收几个而已。她要招收的人，必须是既有艺术才华，又有艺术理想。这两样东西，一样都不能少。
她就像一匹奔马，我只能看到她扬起的烟尘，闻到她因为奔跑而溢出的、具有金属质感的汗味儿。
我觉得，正是去了她的画室，听了她的计划，我才做了那个沉睡三年多的梦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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