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伯母屋里的灯光早就亮了，有一股干燥的气息从她家窗口飘到马路上，我想，她是在熨她的衣服吧。她总是穿得那么周正，即便不穿旗袍，每寸布料也跟她的身体很贴。衣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这不像我大伯，而像我父亲，也像我。大伯这方面不太讲究。
当然，不讲究并不等于邋遢。扣错纽扣、穿一只袜子、趿半截鞋子，放在别人身上是邋遢，放在曾祖父身上，就是名士风度。尽管大伯沉默得像块石头，可他比父亲和我都更具有名士风度，内在气质也更与曾祖父靠近。我甚至要说，爷爷的气质也比父亲和我更与曾祖父靠近……
跑步回家，岳母早弄好了早饭，岳父倒好了两杯酒，坐在餐桌边等我。重庆气候潮湿，不少人有喝早酒的习惯，我以前滴酒不沾的，和岳父母住在一起过后，天天看岳父喝，慢慢也就会了，像喝酒跟下棋一样，是可以看会的。只要上午没课，我也会“晕”上一杯早酒。重庆人说的这个“晕”字，不是喝了酒头晕，而是品咂喝酒的美妙滋味。
三扒两下冲了凉，就过来陪岳父岳母吃饭。
墙上的钟嚓咔嚓咔地响，如同一把剪刀，把生命剪去。这真不是好事。我反对在任何地方摆放能听见响声的钟表。它诱惑我去看它。起床过后，我的生命又被剪掉了一个小时。有时候，我觉得这一个小时很有意义，有时候又觉得毫无意义。我最需要强健的，不是身体。
岳父总会在吃饭的时候问我一些事，最常问的是这样两句：“碰见你安伯母没有？”
“人家说芸秋的画已经超过了×××，你觉得呢？”
我承认，听他说话，我越来越感到是一种负担。我觉得我的岳父跟我当初认识的杜主任不是同一个人。杜主任明白自己对我没有特权，岳父却觉得对我拥有特权。他手里握着一根烧红的铁钎，往我内心里扎。那是我自己也不愿坦荡面对的内心。连芸秋也不知道我有多自尊。自尊是一把大锁，将我自己锁闭起来，却在内在世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岳父总是对安伯母冷嘲热讽。安伯母不认他这个老同学是原因之一，但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原因。
有一次，他自己不留神，把那“原因”的面纱掀开了一角。他说：“唉，要不是李教授，安志薇当年哪有那么轻松！”
听了这话，我不寒而栗。尽管岳父做了多年系主任，但他最感到荣耀的职务，或者说最愿意捂在心里让自己回味的职务，是审查小组副组长。后者（虽是副职）对别人拥有特权。至少比系主任（虽是正职）的特权要大。他本来想利用这个特权，给不认他这个老同学的安伯母一点颜色看看，但碍于李教授，没有给成，让他终身遗憾。不止是遗憾，安伯母当年没有受到他想象中的惩罚，显然伤害了他，让他对她的怨气得到升华，成为维护自身尊严的正义行为。
而今，时事变迁了，他有什么想法，再也无能为力了，只能逮住机会，对安伯母嘲讽几句。
其实岳父也怪可怜的。在表面上，他又得做出一个好好先生的样子（这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评价，他心甘情愿地顺从这个评价，这个评价给他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弊端），便越发可怜。
不过怎么说呢，跟某些人比，岳父值得尊敬。李教授是棵大树，岳父切实地保护着这棵大树，就非常了不起（当年要把这棵大树伐倒，轻而易举）；他不仅保护这棵树的躯干，还保护他的枝叶，尤其可贵。他怨恨安伯母，却不把自己的感情当成价值和标准，就不止可贵，还是可敬的了。从古至今，把感情当成价值和标准的人比比皆是，这批人造就了世界的平庸，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可胜数的灾难。
岳父至今怨恨安伯母，尽管产生怨恨的理由如同针尖，我也不取笑他。恨和爱一样，无所谓大小，恨也和爱一样，具有超乎想象的韧性；而在事实上，恨的韧性要比爱的韧性强蛮得多，这显而易见的真相，不是谁都对别人承认的，却是谁都对自己承认的。
往常，我会耐心地跟岳父谈论他喜欢谈的事，要么应答，要么沉默，总之是陪着他，直到8点半钟，也就是说，在我白天的生命被剪去两个小时之后，我才会离开他，进书房，或者去办公室。今天，我从安伯母窗口闻到的，除了熨衣服的气味，还有一股寂寞的气味。这让我很不好受。我想起南京的几个老人。虽然上午没课，吃过早饭，我就到办公室去了。
在办公楼下碰到余主任。他是学校设在万县分校的历史系主任，今天回本部开会。我俩站着谈了一阵，他说他很苦恼，想调回本部来。他儿子在重庆三中读书，明年就参加高考。我问他去学校申请过没有？他神情含糊，未作回答。这一下，我看出他真正的苦恼在哪里了。如果回到本部，他就只能跟我一样，做个普通教授，在万县，却是系主任，不仅利益上有区别，别人对他的称呼也有变化，在重庆，是叫他余老师或余教授，在万县，是叫余主任。我知道，只要他申请，他完全可以回来的，但回来就做不了主任，他舍不得丢掉“余主任”。“主任”的光荣远远大于“教授”的光荣。主任有行政级别，教授只是专业职称，行政级别的光荣，远远大于专业职称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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