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李教授真的变成骨灰了。
阳光艳丽。据说，上天送自己眷顾的人走，要么电闪雷鸣，要么刮风下雨，总之是动荡的，或者悲悲切切的。可今天的阳光却这么好，投在地上的树影也自得透明。李教授是不被眷顾的人。就像我的曾祖父。我特地翻阅过那年的气象资料，曾祖父被日军少佐斩首的那天，南京城同样有艳丽的阳光。
上午10点，去殡仪馆遗体告别室。一同进去的，有李同安、李小楠、崔校长、母书记、梁主任、芸秋及我岳父。安伯母没去。是我们不让她去。简单的追悼会后，安伯母绕着冰棺，从头到脚地看了她的丈夫，哭得死去活来，如果去火葬场，她会承受不住的。
我觉得，进入告别室来的，还应该有一些——不是人，是物，牛、羊、猪、兔等动物。
它们比我更有资格来送李教授最后一程……
挂着米黄色窗帘的铁窗格里，是间长方形的屋子，天花板上，每隔两米左右，就横着一盏日光灯，日光灯都亮着，使那间屋子看上去像间教室，但空空荡荡，因此，它更像是一个舞台。
李教授今天是演员，他要为生者举办最后一场演出。
几分钟后，屋子那头陡然旋动着强烈的光线，是门开了，阳光泼进来了。喧喧闹闹的阳光显然是不受欢迎的观众，只听“嗒”的一声响，阳光被请了出去。这才看见一个人，神情漠然地推着一辆车，远远地从那边走过来。车和人都走得极其沉缓，却带着逼压而来的气势。
我们身后靠墙的地方，几个乐手用唢呐吹奏着哀伤的曲调，可当人和车移至中央，曲调突然变得欢快起来，甚至轻佻起来，好像死者的这一生，活得潇洒随意，现在死去，也就无怨无悔。这种转变让我无法忍受。某些时候，哀伤是需要的。而我们总是惧怕哀伤，更惧怕持久的哀伤，从小，我们就被灌输着可怜的乐观主义，我们吃着乐观主义的药丸，把哀伤像蛔虫一样杀死，排泄出去。
车子到了窗口底下，火化师让好生辨认。勿需好生辨认，就知道躺在车里的是李教授。但又不像他。整容师为他仔细化过妆，搽了胭脂，涂了口红，涂得很浓，使他的方口变成了樱桃小嘴。
所谓死亡，就是任随别人怎样给你化妆，你都不会反对。
火化师拿出一叠翠绿色的单子，让李同安签字。
李同安签了，递还过去，火化师说：“看最后一眼啊。”
话音未落，他就摁动了某个按钮，李教授连同他睡着的那个软软的床垫，发出“卟”的一声细响，像是笑了一声，随即蹦进了圆圆的炉洞。
李教授演出的节目，就是横着一蹦……
在离我们很近的高炉里，发生着神秘的蜕变。
一个人正变成一把灰。
这个正变成灰的人，这个“各项生命体征完全正常”、却因衰老而死的人，许多人都不认识他。
他是剑桥留学生。
他是奔赴国难的勇士。
他是成就卓著的学者。
他是诲人不倦的老师。
他是—李教授！
从告别室出来，我回到休息室抽烟，没抽几支，李同安就抱着个骨灰盒进来了。后面跟着李小楠。那个盖面上雕着棵青松的陶罐里，装着人高马大的李教授。作为生物学家，他毕生研究生命的组织结构，以及这种组织结构之下的生命形态，可他自己的结构被打乱了。就算他现在从骨灰盒里苏醒，也无法将自己混杂在一起的各个部位清理出来，更无法将它们重新组装。有人说，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人人都可以在神的引领下“走过死亡”，就算这话是真理，我和李教授之间，也横亘着死亡的黑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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