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找你，就是要跟你说说我的爸和妈。

    爸妈离婚的时候，我已经懂一些事了。记住的事更多。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小孩的记忆要比别人开发得早些。我爸是大教授，收入在当时也算很高，所以我不该说自己不幸。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所有大教授的女儿、所有收入很高的人家的女儿，都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没这样规定，我就有啥说啥。

    我妈和我的不幸，全都是我爸造成的。

    他是个虐待狂。你没看出来吧？是，很多人都没看出来。他后来跟安姨生活那么多年，恐怕除了我和我死去的母亲外，没有人知道安姨受了多少苦。连同安也不知道。同安可以把银杏坡那幢房子当成家，但对我来说，那里是噩梦开始的地方。这不是比喻，我文化浅，不会说比喻，我说的噩梦是真的做噩梦。首先是我妈做。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五岁那年的夏天，刚搬进银杏坡不久，重庆就开始落雨，落了多长时间，我说不准，在我的记忆里像是落了好几年。到处都是湿的，我们院子里的石板，一踩就出水，不是石头缝里出水，是石板自己出水，长时间的雨，把石头变成了海绵。

    有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妈拿着木瓢，去院子里戽水，戽过后又扫。这活只能星期天干，平时她没有工夫，她上班的地方要坐半个多小时公交车，而且自从生了我，她就像袋鼠，把我挎在身上，老是累兮兮的，手忙脚乱的。

    其实院子里的水没必要戽，也没必要扫，那天的雨是下得小了些，但并没有停，到处是水，往哪里戽？往哪里扫？把长江里的水往长江里戽，往长江里扫，有用吗？

    但是女人嘛，总希望干净。女人来到世上就是要世上干净的，但是男人并不领情。妈弄出的水点子，跳上窗户，溅到了爸爸的书上——那时候他坐在客厅的书桌前，他就发火了。他站起身，把椅子往后一推，推得哐啷一声。妈听到椅子响，就知道爸爸发火了，她停下手，胆怯地说：

    “我马上就做完了。”

    在爸爸面前，妈不像个妻子，因为她害怕爸爸。

    夫妻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害怕，还能叫夫妻吗？

    妈对我说，在我两岁之前，她过得最舒心。那时候，我奶奶和我姨婆在重庆，我两岁过后，奶奶和姨婆又回南京去了。当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解放军已开始反攻，用扫帚柄都能防住的区域，也被解放军占了，看来国民党已是江山不保。两个老人特别迷恋旧时代，说死也要死在家乡（尽管家乡在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给了她们那么多屈辱），就回去了。回去没过上半年，就先后死了。我说的先后，是一天之中的先后。她们一定是背着日本人给她们的屈辱和对未来的恐惧死去的，死也要死在一路，相互有个依傍。

    她们在的时候，我爸虽然有很多怪毛病，但不至于让我妈害怕，她们离开重庆，特别是死去过后，爸爸就把他心里的魔鬼放出来了。不是猛一下放出来，是慢慢放出来，因此在我四岁之前，也还过得去，某些时候甚至跟我两岁之前没多少区别。我过了四岁生日不久，爸爸就被魔鬼一寸一寸地卡住了；到我满了五岁半，他自己就变成了魔鬼。你别见怪，我就是这样看他的。

    但你不要误解，以为他打我妈。他从来没打过我妈。他对同安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安却让他失望，即使这样，他也没打过同安。他不打女人，也不打孩子。他就是把自己锁起来，不理我妈。

    他把自己锁起来的工具，是时间。

    别人是把时间拿来做事的、睡觉的，做事和睡觉，都是为了活命，所以时间是用来活命的，只要知道时间，就证明自己活着；那些死去的人，分明死去多年了，却不知道自己死了，那是因为他们心里已经没有时间。爸爸好生生地活着，但是他的心里也没有时间。

    去学校上班，不知道回来；肚子饿了，不知道吃饭；夜晚都快过完了，也不知道上床。

    于是我妈去叫他。如果那时候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就会听从我妈，像木偶一样跟我妈走，但这样的时候实在太稀罕了，大多数时候，他没说事和做事，也在想事，他就朝我妈吼。久而久之，我妈就害怕了。吼她并不让她害怕，让她害怕的是他的眼神。那眼神……能把我妈吃掉……虽然妈也感觉到，那眼神想吃掉的好像并不是她，但只有妈站在他面前，不是想吃她又是想吃谁呢？

    真的，我有啥说啥，一点也不骗你。

    再怎么说，我也不想在一个外人面前用欺骗的话来诬陷我爸爸。

    认真说来，我是在二十岁过后才认真去了解爸爸，也才知道他有那么了不起。

    那时候到处张贴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跟另外几个人一起，坐在卡车上游街，还到妈和我做事的学校来过，卡车停在操场上，让全校师生都去接受教育。

    说来奇怪，我们第一眼竟没认出站在正中间的那个就是爸爸，纸糊的高帽快把眼睛遮住了，腰又勾得那么深，确实不好认，直到有人拿着大喇叭宣讲他们的罪行——第一个就是我爸爸，那人喊一声：“李本森！”我爸往前一站。那人命令：“再前去一点！”爸爸又挪了挪，但只是做了个挪的动作，因为实在太靠边了，再前去就只能往车下跳了——我跟我妈才把他认出来。

    妈转身就走了。

    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何况学校从上到下都不喜欢我妈。

    我低下头，把眼睛翻上去四处瞅，发现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在看卡车上的人，才放了心。

    把爸爸的罪行听完，我也偷偷溜了。回到家，看见妈拿着毛巾，揩她的鼻涕眼泪。毛巾都湿透了。等我把门关了，妈就开始骂我：“他是你爸爸呀，人家把你爸爸整成那样，你还忍心看到现在才回来？你那肚子里装的是狼心还是狗肺？”骂得再狠，我都当没听见。

    宣讲罪行的那个人，说我爸在国民党教育部当过陈立夫的走狗，说他的很多论文在国外发表，去讨好洋鬼子，还说他某年回母校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我爸爸真是这样的吗？

    后来我就特别留意能看得见的报纸，上面有不少批判我爸爸的文章，但他们把很多事情搞错了，比如我爸回剑桥演讲，是1936年的事，他攻击的是国民党。他很早的时候就倾向于共产党了。1948年，国民党日落西山，往台湾逃几乎是唯一出路，中央大学有人主张迁校台湾，我爸听说后，立即赶到南京去，“虽然我现在不在中大，”他说，“但我是中大的老人了，我没别的能耐，我就守在图书馆门口，图书馆里的一只痰盂，你们也休想拿走！”后来有人出面，向他保证说不搬，他才回到重庆。

    回来不久，香港大学就请他去任教，月薪一千港元，并有依山傍海的小别墅作为寓所，托他在剑桥时的同学（那之前几个月去了港大）写信，劝他速带家眷去香港，信中还附寄了别墅的钥匙。他却把钥匙退回去，说：“我已吃尽了当亡国奴的苦头，再也不愿在外国人手下干事了。”

    批判我爸的文章里面，有一句常常提到的话：“当年，李本森打着经国济世的幌子回国……”

    读的批判文章越多，我就越是学会了从反面去认识真相，说他打着经国济世的幌子，我就知道，他的理想真的是经国济世。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来找你之前，为把事情说得明白些，我花了好些天工夫，去重庆图书馆翻看旧书。其中有本《“海归”中国》，说我爸他们那代知识分子，普遍“无所适从”，他们从国外归来，一心要缔造一个新中国，但办事不切合实际，不知道也不理解自己的人民有什么想法。但特别说到我爸是个例外。我爸认为：一切研究的归宿，都是提供社会所需。

    中国当时的最大需要，就是打日本，爸爸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

    一旦日本投降，他就跟很多同辈知识分子一样，突然找不到方向了，学问也就跟着做完了。

    ——他的学问在抗战胜利后就做完了！

    他自己分明知道这一点，却一头扎进书里，把时间拽得那么紧，任何一项职务都不愿担任。

    这与其说是在做学问，不如说是在逃避。

    逃避痛苦。

    日本人给他的痛苦。

    他的发妻和两岁多的儿子在武汉被日本飞机炸死，他没能及时得到消息，后来他知道了——不仅知道母子俩都死了，还知道了一些细节。那天母亲抱着儿子，在街上逃，开初并没直接中弹，但一股气浪把两人分开，儿子飞出去，正正中中钉在一根五六米高的断树枝上，像那根断枝长在那里，就是为了把他钉住的，从背心钉进去，对穿对过，断枝上残存的树叶，被唰唰唰地剔落到地上。

    他挂在上面，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像也不知道痛，只是哭，还把双手伸出来，要妈妈。妈妈嚎叫着扑过去，要把儿子取下来，可那么高，怎么取呢？街上那些逃难的，要么在继续逃，要么断手断脚，要么当即就成了死人，不可能有谁来帮她，她就往树上爬。

    爬到一小半，又一颗炸弹扔下来，钻入了树下的土里……

    听到这消息不久，我爸就从头至尾地见识了重庆大轰炸。他不可能不想到他的妻儿和还在南京的亲人。尽管消息闭塞，还是有一鳞半爪的消息从南京传过来，他的母亲和姨妈，都遭到了日本兵的凌辱。多大年纪的人了啊，可以做日本兵的妈，甚至可以做他们的奶奶了啊！

    我爸想到这些，但他表现出的不是悲痛，而是另一种姿态。

    ——蔑视日本人。

    他跟环教授在桥上夜谈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在那之前，每次重庆遭遇空袭，他都不进防空洞的，而是守护在实验室外面。后来，学校组织员工，在实验室里挖了一个地下防空洞，听到警报，立即将仪器转移下去，爸爸才没再去守。有些师生在回忆那段往事的时候说：“李教授为保护学校财产，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话很好听，但仔细想想，那有用吗？

    爸爸心里想的，不是要获得人们的歌颂，而是：他蔑视日本人。

    可一旦被蔑视的人投降了呢？

    他的敌人就不再是日本人，而是日本人留给他的痛苦。《四川与对日抗战》这本书里有句话：“残暴的空袭刻下了我们的仇恨，百年后也不会忘却。”其实，不能忘却的不是仇恨，是痛苦！

    日本人带给中国人的痛苦，有我爸的一份。

    除此之外，他自己也给自己带来了的痛苦。

    中央大学内迁时，本来打算把学生、教工及家眷一同运走，但舱位太紧张，图书、仪器，还有航空工程系三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供解剖用的尸体，以及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太多了，如果没有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恐怕啥都带不走。民生公司当时正负责输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川军，抵达南京后，随即西上返回四川，就把一批客运船舶免费提供给了中大。

    由于舱位紧张，中大决定，化整为零，各自想办法办理船票，十天后在汉口集中。中大在汉口设立了中转站。我爸让爷爷奶奶包括姨公姨婆一家，和他妻儿一同逃难，但他们相信政府，以为哪怕全国都丢了，南京也不会丢，因此坚决不愿动身，只是爷爷奶奶离开城区，住到了姨公姨婆的郊外，爸爸也把他的书运了过去，随后他就带着牛羊徒步入川。那时候，妻儿还没买到船票呢。他们拖了很长时间才买到船票，辗转到达武汉时，武汉的天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天了。

    如果他不坚持亲自带领那群牲畜，就可能有时间把几个老人包括几个表哥劝走，把他们劝不走，也会想办法提早买到船票，船票不能及时买到，至少他跟妻儿在一起，有他在，到武汉时就可能待在另一爿街区，遭遇空袭时，就可能选择不同的逃跑路线，灾难也许就降临不到他们的头上……

    这并不说我爸就后悔了。他没有后悔。然而，不后悔不等于不痛苦。

    痛苦最能发酵。我是做面生意的，我知道发了酵是啥样儿。它再也不能复原了。爸爸被发了酵的痛苦撑得不成人形，他不想让别人看见，就用时间的衣服，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起来。

    谁也不敢去碰一碰那件衣服。

    同安说，爸爸是放在家里的贵重瓷器，这话证明，他比我幸运多了，安姨也比我妈幸运多了。我们在银杏坡时，他不是瓷器，是毒药，瓷器摔不得，总看得、摸得，毒药就不一样了——爸爸是那种看一眼就能让人中毒的毒药。他由毒药变成了瓷器，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变淡了的缘故，也可能是他对安姨和同安有了爱。但老实说，我更相信是前一种，爱一旦被毁损，恢复起来比补天还难。

    李小楠嘴皮干得起壳，我请她喝水，她犹豫半晌，问：“你家里有一次性纸杯吗？”

    我说没有，没关系，你喝就是。

    她又是那种往人骨头里钻的眼光，说：“我知道，等我一走，你就会把这只玻璃杯扔了。”

    我想说不会扔，她绝不会相信，又要徒劳地绕老半天圈子，不如干脆啥也不说。

    她却又说：“我没有传染病。”

    我说我知道。

    “你咋知道我没有传染病？”

    我又开不起腔了。

    “你分明不知道我有没有传染病，却说知道，可见是说谎。”

    说完她直愣愣地盯住我。我低着头，尽量不去看她的眼睛。这么僵持了好一会儿，她到底把水喝了，嘴唇没接触杯沿，是把杯子高高举起，往嘴里灌，就像在自来水管下面喝水那样。

    喝了水，她长出两声气，接着往下说——

    我文化浅，说话没个重点，没个先后。我不是在说那年夏天的雨吗，咋扯了这么远的南山网？

    那天我妈扫着院子，听见爸爸发火，说她很快就做完了，爸爸怒视着她，那眼神让我妈发抖。就在她准备收起扫把回屋时，发现爸爸的眼神变了，而且也没看她，是看着她头顶的树。就是那棵银杏树。我很的小时候，那棵银杏树就跟现在一样粗了，因为连天雨浸泡，看上去比现在还粗。

    妈也抬头往树上看。

    妈吓得渗叫一声。

    在离她头顶不足半米高的地方，倒挂着两条青竹扁蛇！

    两条蛇晃晃悠悠的，再下来一点点，就缠住妈的脖子了。淋淋漓漓的雨水，从弯曲的蛇身滴下来，经过它们尖尖的嘴和时不时撩出来的信子，滴到妈的脸上。

    妈本来就怕蛇。她娘家在歌乐山脚，那里阴湿，是蛇喜欢的环境。在她十三岁那年的秋天，妈有天早上起来，觉得枕头怎么比往常高了许多啊，一摸，硬梆梆的，冷浸浸的。她枕头里塞的是谷糠，不该这么硬，也不该这么冷。她问我外婆：你往我枕头里装了些啥呀？外公外婆跟她住隔壁，也起了床，外婆走过来，说没装啥呀。我妈说还没装呢！把枕头提起来，给外婆看。这一提不打紧，咋这么沉啊！外婆也觉得奇怪，接过枕头拍了拍，说：你睡的时候是这样么？妈想了想，对呀，她昨夜躺下时不是这样的。外婆说：倒出来看看。妈正要去拿剪刀，结果不需用剪刀，枕头外侧，有好大一个洞，谷糠瀑布一样往外流。跟谷糠一同流出来的，是厚厚一饼黑凛凛的家伙。

    到地上，它就懒洋洋地舒展身体，外婆和妈也才看清那是一条蛇。

    枕头上的那个洞，就是蛇咬的。人们只听说过蛇往枕头上盘，没听说过蛇把枕头咬烂，钻到里面去，把人的头一点一点地抬高，还让人全无知觉。

    我外婆说，出了这件事情，我妈两个月不敢上床睡觉，更不敢用枕头。妈跟爸不同，爸常常忘记睡觉，妈当姑娘时却是个瞌睡虫，只要有工夫，可以躺在床上大半天不起来的，床是她最觉得舒坦的地方，可是现在，她不敢相信她的床了，也不敢相信她垫在头下、还经常抱在怀里的枕头了。

    好在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看到过蛇。

    谁知现在它又出现了，而且一来就来两条，还倒挂在她的头顶上！

    她将扫把一扔，冲进屋，去卫生间里呕吐。

    我到外面的走廊上，看那两条蛇。一条大蛇，一条小蛇。那条小蛇看上去比筷子长不了多少，肯定是那条大蛇的儿子（或者是女儿吧）。喜欢阴湿的蛇也被水泡烦了，大蛇把小蛇带上树，是想找个干燥地方。可那时候没有干燥的地方给它们，所以它们倒挂着，让水从身上流走。

    妈在卫生间吐得翻江倒海的，那声音昕起来相当吓人，像吐的不是肠胃里的东西，而是肠胃。我跑回屋子，见爸爸还站在窗前，望着外面。我就进了卫生间，给妈递纸，让她擦嘴。

    妈吐了好多黄胆水出来，吐得没啥可吐的时候，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喘了一阵，再洗她的脸。她把半块香皂都用完了，你看看她是怎么个洗法！洗得脸上浸着血珠子——她把皮都抠烂了。

    我跟我妈出来时，爸爸又坐在了书桌前。也就是说，他跟我们之间，又被“时间”隔开了。

    后来，爸爸的生活有了规律，每顿饭后，还留出半个钟头休息（黄晓洋不是经常利用这半个钟头去见他吗，我都碰到过的），可我跟妈住在那里时，爸爸连吃饭也在“想事”。妈曾经说过，爸爸是唐僧，孙悟空用金箍棒在他外面画了个圈，他就再也不从圈里出来，她想进去，就会遭遇电光石火。

    那天妈有多伤心哪，她嫁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块石头，石头还可以靠一靠，还可以捡起来，打走树上的蛇，可是爸爸呢，她吓得那么厉害，吐得那么厉害，他竟然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

    好在那两条蛇已经不在了。我又去走廊上看了，回来对妈说，蛇没有了。

    妈尖叫一声，叫我不要再说那个可怕的字眼。

    当天晚上，她就做噩梦。说是梦，又不像梦。她依然站在银杏树下，头顶上倒挂着两条蛇，她把头仰起来，嘴张开，伸出舌头去接蛇流出的涎水。蛇的每一滴涎水，都在她肚子里化为一条小蛇。她能透过皮肤看见自己肚子里面的情形，她看不见五脏六腑，只看见堆堆拥拥黏黏糊糊的蛇身。先进入她肚子里的，已经长成了大蛇，大得肚子装不下，只好往外吐。

    妈在梦里吐得嗷嗷嗷的，像是狗叫。

    她把自己吐醒了。也把我吐醒了。

    四岁之前，我跟爸妈睡在一起，过了四岁，晚上就在客厅给我安张小床，单独睡。按我妈的意思，四岁的孩子照样可以跟父母同床，但爸爸不同意，他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觉得我已到了享有独立空间的年龄。第一次在客厅给我铺床时，我妈流了眼泪。你是男人，你不理解我妈这时候为啥要流眼泪。女人这辈子，是有好多坎儿要过的，让孩子分床是一个坎儿，儿子结婚、女儿出嫁，又是一个坎儿。儿女是女人的镜像，儿女分得越开，女人破得越碎。不过，那时候我依然是幸福的，我爸还很爱我。尽管只是给我铺张小床，爸爸也做得相当正式，在客厅的柱头和墙壁上贴了好几张画，嘿（李小楠迅速笑了一下，笑得少女般羞涩），那不是画，只不过是我的胡乱涂鸦，爸爸把它们贴上去了……

    我妈本来是个很逗人喜欢的女人，她很漂亮，如果不怕得罪安姨，我就要说，她比安姨漂亮得多。你别看我，我这副丑样，一点也不像我妈，我妈真的很漂亮！当然主要是她的性格好，一说一笑的。妈是后来才变了，遭遇了那场“蛇灾”，就变得很厉害了，但还不至于让所有人都厌烦她。是离婚过后她才被集体厌烦的。因为离婚是她主动提出来的。——天啦，她怎么可以跟李教授离婚呢？！

    当时就有很多传言，说我妈嫌我爸年纪大了（这样的待遇，几十年后的安姨也碰上了。都过去几十年，人们为啥就没一点儿长进？连说闲话为啥也不能想出些新花意儿来。我爸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后，又有人说，我妈是个先知先觉的巫婆，她早就看到了这一天，所以提早跟李本森撒手。妈从来没有解释过，她一解释，就必然损害爸爸的形象，这样的事，打死她，她也不做。

    ——那天晚上，妈像狗叫一样的呕吐声把我吵醒了。我很害怕，希望听到爸爸的声音。

    没有爸爸的声音。我估计，爸爸睡觉的时候也在想事，也不把他的时间给我们。

    妈稍稍能回过气来的时候，立即拉亮灯，看她吐出来多少条蛇。地上没有蛇。她担心蛇溜到了客厅，又光着脚跑出来，把我抱起，浑身拍打，还把手伸进我衣服里去，到处摸。那时候我系着小辫子，我把头往妈的身上靠，小辫子扫着了她的脸，惹得她又是一声惊叫。

    幸好银杏坡是独门独户，要不然把邻居吵醒，还以为发生了惨案呢。

    妈的噩梦持续不断。有一天她对我说：

    “小楠，我晓得那两条蛇是谁了。”

    未必蛇也有名字？

    妈说：“我不晓得它们的名字，但我晓得它们跟我十三岁那年碰到的蛇是一家的。那条蛇是爸爸，这两条，大的是妈妈，小的是儿子。那条蛇爸爸被你外公打死了，它们现在就找我算账来了。”

    “它们为啥不去找外公算账？”

    妈捂了我的嘴，像是怕蛇听见一样，然后说：“本来就该找我嘛，是我告发它的。”

    如果只是这样，要怪爸爸，也不能深怪。妈小时候受过刺激，见到挂在头顶上的蛇，有了神经质的发作，这不是爸爸的过错。再说妈本来就相信神秘的事情。歌乐山那边，经常出一些神秘的事，松毛全都变红了呀，雾岚可以燃烧，而且一烧就烧五个月，水浇不熄土盖不灭呀……那里阴气重，日本人扔了一阵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国民党杀了一阵共产党，阴气就更重了。

    连天雨已经停了，天像被落空了，显得特别高。夜晚的月光亮得能看书。天越高，月光就越亮，也是我那时候发现的。那天晚上就有那样的月光。10月份，天很热，窗户没关，月光没一点阻挡，就跳上窗台，进了屋子，在爸爸的书桌上，还有地板上、墙壁上，抖动着鼻子，歪歪扭扭地到处嗅。我不停地把身子缩小，还把妈为我准备后半夜盖的被单打开，将自己裹起来，只露出眼睛。我是怕月光嗅到我这里来了。我觉得它是一条野狗。正怕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爸爸起来了。

    我以为他是上厕所，结果不是，他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我能清晰地看见他走到银杏树底下，弯了一下腰，然后直起来，往后退，退到窗口，停住了。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时候的爸爸，在我眼里是一个巨大的阴影。

    过了好一阵，听到“啪”的一声。

    爸迈着大步，朝树底下走去。

    原来他是放了个夹子，夹到了一只夜行的老鼠。

    这并不奇怪，他本来就是研究动物的嘛。我曾跟他去过学校的实验室，小铁丝笼里关着好多老鼠。爸爸捉动物有一整套本领，他甚至不用夹子也能抓到老鼠。他还跟动物说话呢，嘴里咕噜咕噜的，腮帮一阵乱动，舌头一阵乱搅，你说他是胡言乱语吧，可动物都听他的，有回我跟他在路上走，他这么咕噜几声，几只鸟就飞过来，歇在离我们很近的枝头上，朝着他叫。真的，我有啥说啥，我不骗你。

    那天晚上爸爸提着老鼠回屋不久，我也睡过去了。

    第二天，我对妈说：“爸爸昨晚上提了只老鼠。”

    那时候妈在做早饭，爸爸坐在书桌前。或许是妈跟我一样，对爸爸捉老鼠并不奇怪，或许是她还沉浸在自己的噩梦里，总之她没应声。

    但我们都注意到，爸爸的书桌上多出了一口坛子，很旧，大概是从屋旮旯翻出来的空泡菜坛子吧。坛子不太大，也并不小，盖子是临时搭配上去的铁皮盖，用钉子规规整整地钉出了几个小孔，看上去像和尚头上的戒疤。铁皮盖用麻绳跟坛身捆在一起，上面还压了块很沉的大理石镇纸。

    我很想去打开看看，但自我出生过后，就跟着妈，我刚满月，妈就上班，她把我带到学校，让守门的阿姨帮忙带着，她下了课再来喂奶；后来我读书，也一直跟着我妈，包括读初中、高中，也不是在文理大学的附属中学，而是在大田湾。因为学校远，我们总是比爸爸先出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没有机会，中午或晚上，妈做好了饭，爸爸还常常在办公室不回来，有时候甚至去了重庆大学的防空洞，当时他的几万卷书还放在那边。不管他在哪里，妈都去叫，这时候我一个人在家，机会是有的。

    然而，当我真的一个人在家时，那种好奇心就荡然无存了。

    爸爸的东西不能动，是我从小就领受的戒律。这戒律比最严酷的法律还要严酷。何况镇纸那么沉，要是不小心摔碎了……更何况盖子还是用麻绳捆住的，说不定麻绳没解开，爸爸就回来了。

    我猜想里面装着爸爸捉来的老鼠，贴近了听，能隐约听见“咕、咕”的声音，像打嗝，又像吞咽。

    可许多天后的一个夜里，妈睡觉的时候，看见爸爸将坛子抱到床上去了！

    很可能，自从有了那口坛子，他晚上都是抱到床上去的，只不过妈身心劳累，总是比他睡得早，没有发现而已。

    这证明那里面装的不是老鼠，而是金银财宝。

    妈就对我说过，爸爸肯定是去哪里挖到了金银财宝。

    很长时间过去，我都以为金银财宝是能发出“咕、咕”的叫声的。

    又是许多天过后，妈在半夜里惊醒，夜太静，她听见屋子里窸窸窣窣响，而且响声就来自床上。她以为是小偷。小偷来偷爸爸的金银财宝了！妈大叫一声。我醒了，爸爸依然如故，没有醒。妈的耳朵里像蜂子朝王，那是她自己喊出去的声音又回来了。她没听见小偷逃跑的脚步声。为了财宝，盗贼竟然变成了抢匪？妈哗地一声拉开灯。除了她和爸爸，卧室里再没有别人。

    妈又壮着胆子，出客厅来看。门好好地关着，我也躺在小床上。

    我叫了声妈，她没听见，又回了卧室，因为——她后来告诉我，她看见爸爸搂着那口坛子睡觉！

    妈觉得，爸爸爱财爱到这种程度，实在不像一个声名远播的大教授。

    她感到悲伤，爸爸有多少个日子没这样搂过她了？

    他们躺在一张床上，各睡一头，爸爸就像没有她的存在。

    妈没来得及让悲伤走得太深，又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

    声音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

    妈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把爸爸摇醒，问他：“那里面……”

    爸爸很不高兴，沉默着，支起身子，将捆住铁盖的绳子一圈一圈地解开。

    盖子打开的瞬间，一大一小两颗蛇头，飕地一声立起来。爸迅疾把盖子合上了。

    ……妈吓成啥样，我就不去说了。有一点你一定想得到，妈再也不睡那张床了。

    她宁愿到客厅搭地铺，也不愿上爸爸的床。

    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她的噩梦还在升级，我又开始做噩梦。每天晚上，我都要被噩梦吓醒五六次。想想吧，这屋子里有个搂着两条蛇睡觉的人！我的梦也大多与蛇有关，最常见的，也是最可怕的，并不是蛇把我吞了，而是我变成了一条小蛇，我没有了双脚，只能在地上爬行，妈给我买回梨子、甘蔗、饼干，总之是我喜欢的吃食，我才发现自己也没有手。于是我哭起来，把自己哭醒。

    哭醒好一阵，依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蛇。

    几岁的孩子，夜夜哭，纵是块铁砣子也会哭瘦。再这么哭下去，我会哭死的。

    爸爸也感到事态严重，抱着那口坛子去了远远的南山，把两条蛇放了。

    然而他已经在我和妈的心里种下了恐惧，蛇在与不在，成为次要的了。恐惧的源头是他本人。他要是只把蛇装在坛子里，我也好，妈也好，怕的是蛇，他搂着蛇睡觉，性质就变了。

    妈见我夜夜哭，焦心如焚，度日如年，捱到我快满七岁的时候，她觉得再也不能拖了，再拖下去，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不得已，她向爸爸提出了离婚。

    爸爸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没拦阻。

    只在手续办好，我跟妈要离开银杏坡的时候，他才拉住我的手，对着我妈说：“我对不起你。”

    妈就“吃”着这句话，活完了她后面的三十多年。

    说到这里，李小楠仿佛从梦中惊醒，突然问一句：“我说这些干啥？”

    这是问她自己，我不好回答。

    然后她又问我：“我说的这些，你都相信吗？”

    我照样没回答。

    从李小楠身上，我发现不说谎是困难的；也是从她身上，我发现相信人同样困难。

    由此我想起黄晓洋的一则日记，那则日记写到他跟李教授在某天黄昏的一次谈话。

    李教授向他讲述动物的社会行为，说小狼出生后，由双亲共同喂养，但公狼和母狼各有所司，母狼在窠里守着孩子，公狼外出猎食，偶尔猎获不多，公狼便自己留下一点受用，母狼洞察一切，定睛面对公狼，用低沉的声音吼叫，有时还扑上去撕咬。犯了错误的公狼并不还手，好似自知理亏，乖乖地把私留的食物全部吐出来，母狼才肯罢休。听后，黄晓洋说：

    “动物界一定存在着某种人所不知的密码，这密码能帮助它们看清真相。”

    李教授若有若无地摇着头，眼睛不看黄晓洋，说：

    “没有谁比人更清楚那种密码，也没有谁比人把那种密码掌握得更到家。”

    黄晓洋等待着他的解释。

    “不信，明白吗？”李教授说，“不相信，不信任，总之是不信。人们常常把‘不信’当成一个贬义词，不信上帝，是信仰出了毛病，不信领导，是忠心出了毛病，不信朋友，是道义出了毛病…一凡此种种，其实都是错误的。母狼对公狼不信，使公狼吐出私货，喂养小狼，从而保证了物种的延续；人对上帝不信，使人类敢于探索和挑战貌似牢不可破的铁律；人对人不信，使我们有了隔音室和越来越先进的保密手段，自然也包括有了摄像头和窃听器。不信，不仅是人类从远古带来的基因，还极大地推动了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尽管李教授列举了“不信”的诸多好处，但面对他女儿李小楠的质疑，我最终还是说：“我相信。”

    李小楠说：“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事实就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写到我妈的时候，别把她写得太坏。你不要以为人人都不喜欢她，她就很坏了。尽管我只念过高中，不该去想柴米油盐之外的事情，但没有人愿意跟你交往，不去想事，还能干啥？你的白天晚上，跟别人的一样长，你得设法把白天晚上填满。我发现，人生来就不是要与同类友善相处的，对别的家庭，别的种族，别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带着敌意。要是你有一种天生的本领，无论啥时候，你都能听见城市和乡村各个角落里的谈话，你就会发现，说人好话成人之美的是那样少，送人恶言挑拨是非的却是那样多。我妈跟别人的区别在于，她连表面的虚假也不维持；不是不愿意，是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让她丢掉了那个能力。连睡觉的床也不敢相信，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敢相信，还敢相信谁？她不相信别人，也认为别人必定不相信她。”

    李小楠舔了舔嘴唇，接着说：

    “但我妈不是坏人。一段时间，有人天天来找我妈，让她揭发我爸，她一个字也没说，利诱她，威胁她，都不说！妈死后，我去看爸爸的次数比以前多些，是妈临终前的嘱咐，她知道同安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安姨么，跟我妈一样，嘴上不说，内心一定很苦，要不然，她每年为啥都要犯病？一个内心很苦的人，精神是恍惚的，自己都照顾不好，别说照顾人。妈让我多去看望爸爸，也顺便看望安姨。”

    这些话，李小楠说得多么理智啊。

    但话音刚落，钻入骨头的目光立即又从她眼睛里射出来了。

    没等我发表意见，她就起身要走。快到吃饭时间了，我和妻都留她。我跟她在我的书房里说话，妻子在旁边的客厅，听到了我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这时候妻子说：

    “你别以为厨房没生火，留你吃饭就是假话了。小区外面就是饮食一条街，我们随便去哪家吃点。”

    她坚决不同意，说了要走，就是一定要走，否则她就说了谎话了。于是只好放她走。

    我要送她下楼，她也不许。她可能心里在想：其实你并不想送我下楼。

    她的脚步声在楼道消失之后，我坐在原位上，完完整整地回想她的话。

    一个细节挥之不去：李教授把蛇装在坛子里，喂它吃的，搂着它睡。

    那是两条蛇，一大一小。

    那两条蛇挂在树枝上。

    我自然而然想到数十年前武汉街头的那根树枝，李教授的儿子被树枝穿透，妻子往树上爬……

    如果我是在写小说，我会发挥这种联想的，然而我是在实录，不是在写小说。

    因此，李小楠没那样说，我也就不能那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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