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的时候，我连提纲也不拟，直接开闸放水。人物是现成的，男人和女人；故事也是现成的，素不相识的男女在咖啡馆相遇——反正不能是茶馆，即使在荒山野河相遇，也比在茶馆好，这是小说的基调，十分要紧，不能不察——从此，两个人就像水遇到了水。特别要说明的是，男女二人，至少有一方处于婚姻状态，而且，处于婚姻状态的那方，夫妻关系非常好，两人过得很幸福；不幸福而出轨，是正常，正常得连道德也对它无可奈何，但我们要的是非正常，并在非正常中见证幸福的脆弱。我知道你会说这是陈词滥调，但我告诉你，我出了二十多部书，还没有一个读者这样说过我。
我懂得人们需要什么。同时也懂得，人们既有挑战生活的渴望，也有对重复的渴望，为什么喜欢昕老歌？为什么某些玩笑百开不厌？为什么今天跟女人（男人）上了床过两天又想上床？
整理黄晓洋的资料和对杜芸秋的采访，性质完全变了。
我自己的河道消失了，要进入他们的河道，而对他们的河道我是陌生的，我不知道水深水浅，也不知道哪里有漩涡，哪里有礁石，我就像个昨天才离开师傅的水手。
总之，累，不是累在体力，而是累在精神。我老是有个感觉，黄晓洋写到的人物，杜芸秋说到的人物，都在精神上拒绝我的参与。
我开始失眠，情况相当严重，眼睛睁开的时候，头脑晕晕沉沉，别说做事，连饭也不想吃；眼睛闭上，整个脑袋立即像一盏点亮的大灯，能照彻黑夜。
失眠的本质在于，它剥夺你应该放弃的部分。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东西应该放弃，造物主深知，不管这人拥有多么强大的意志，要他自己放弃都很艰难，因而用睡眠来帮助他。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意志越强大，睡眠就越少，比如拿破仑，他就敢说一天的睡眠超过四小时，就是猪。陪都时期的周恩来，有连续三天不睡觉的纪录，这三天他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紧急的事故。（有些人打麻将连续几天不睡，那是欲望的强大，不是意志的强大。欲望逼迫他不能放弃。）
从黄晓洋的日记里看出，通常情况下，他每天夜里12点就寝，早上6点半起床，且没有午休的任何记载，这样算来，他一天睡觉六个半小时，这当然不算多，而且我觉得，他的实际睡眠时间要远远低于这个数。
“芸秋躺在身边，证明是2点过后了。眼睛的涩度告诉我，黎明还在远处，但我不能这样躺着，否则就再也睡不过去。我得起来看书，看一阵书，我又能睡了。书是世间最仁慈的事物，它给予我知识和欢悦，还给予我宁静，且能帮助我呼唤睡眠。我看书是不会把芸秋弄醒的，她总是在应该醒来的时候才醒。她是睡眠的宠儿。她在睡眠上也比我成功。”
类似的文字是非常多的。由此判断，间隙性失眠是黄晓洋的常态。他得的是慢性失眠症。慢性失眠症比我的急性失眠症更顽固，也更痛苦，可是他挺过来了。我却不能，我必须休息。
早在几年前，就想去距我住地400公里的百里峡看看，听说那里河水清澈，百兽聚会，峰丛入云，深谷一线，形成长达140多公里的“百里峡”奇观。之所以一直没去，是因为我有那么多小说要写，许多时候，不是我在写小说，是小说在写我。可是现在，写与被写，我都有能力拒绝了。
我把资料重新入箱，约上几个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好友，驱车前往。
你或许想象不到，百里峡给我的最大抚慰，不是它的美景，也不是它治好了我的失眠症，而是没有手机信号。不管是我喜欢的人还是不喜欢的人，谁也找不到我，我就相当于从人间消失了。
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想办法让自己从尘世消失一段时间，是件多么好的事啊。
原计划在峡谷里待三天，结果是七天过后，才恋恋不舍地掉转了车头。
朋友把车刚刚开出信号盲区，我就接到妻子的电话：“你快回来呀！”
说得很急，像是这句话几天前就从妻子口里出来，一路奔跑着来追赶我，却被峡谷挡在了门外，它便眼睛也不眨一下，白天黑夜地守在那里，直到看见我的身影。
妻子是不这样说话的。婚后不久，她就开始学禅，认为快乐不是归宿，痛苦不是归宿，混乱和慌张，更不是归宿——内心的平静，才是真正的归宿；只要对事物有如实的彻见，混乱升起的地方，就是平静升起的地方。她不会因为变迁的现象而失措。正因此，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完了，家里进了盗贼，盗贼趁我妻子出门买菜的时候，把黄晓洋那口箱子当成金银宝贝偷走了！
毕竟我知道，妻子只用禅意来要求自己，对我的事情，儿子的事情，再伟大的禅宗也不能使她平静。她明白我眼下最看重的是什么。
结果不是，而是有个重庆人来找我。我走的第二天就来了。
我问是谁。
妻子说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婆，但她拒不说明自己的身份，只说要见我，非常固执。她肯定打过我的手机，打不通，然后才打了座机。妻子告诉她，说我出门旅游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
可对方不信，对方沉默了片刻，说：
“大姐，我不过是想见见他，又不找他啥麻烦，你为啥要骗我呢？”
如果不是因为那声大姐，如果不是因为妻子学了多年的禅，即使不怀疑我在外面沾惹了什么风流韵事，单是那个“骗”字，就会让她冒火的。她没有冒火，心平气和地说：
“他真的旅游去了，我骗你干嘛呢？请问你是谁呀？”
对方只说她是重庆人，别的都不说，但跟上一句：“我又不会耽误他多长时间。”
这证明她依然不信。妻子说，耽误不耽误时间，不是事情的关键，关键是他确实不在家。
对方说：“大姐你咋这么不相信人呢，你就让我跟他说几句吧。”
带着乞求。这时候——妻子告诉我，她只好不停地摇头，好像打电话的人能看见她摇头。
把头都快摇昏了，才说：“我咋给你解释呢……你看这样好吗，我家电话没有来电显示，你把你的电话告诉我，等他回来，我让他立即跟你联系。”
连自己是谁都不愿透露，怎么可能把电话告诉别人？对方又沉默了片刻，挂了。
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吧，谁知第二天她竟找上门来了！你简直想不出她是怎么找来的。听上去，她明显跟我素不相识，就算知道电话，也不可能找到小区、找到住家，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是“不信”的力量！
妻子说，当她打开门，见到来人的第一眼，立马作出判断：这是昨天打电话的那位。
果然没错。
妻子说：“天啦……你进来吧。”
她进来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妻子给她倒上水，她不喝，只把眼睛到处瞅。
“我没骗你吧，”妻子微笑着，“他真的不在家。”
她却说：“大姐，我只耽搁他一会儿。”
妻子只剩下呻吟了，翻着白眼，又叫了一声“天啦”。
坐十来分钟她就走了。
第二天她又来了，而且从这天开始，她每天至少来三次。妻子就像个溺水者，有气无力地对她说：
“老人家，我的家就这么大，你去每间屋子都看看吧。你要是觉得必要，我把衣柜、抽屉、冰箱、马桶盖，全都打开，你看看他是不是藏在里面。”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她还是不信，还是要来，每次来都说：“大姐，我只耽搁他一会儿。”
妻子在电话上愤怒地指责我：“你出去多少天了，还不滚回来！我都快被折磨死了！”
我听出来了，那个固执的人所持有的“不信”，已让我妻子多年的禅修前功尽弃。
“不信”的力量比“相信”的力量要强大一万倍。
我却格外兴奋，因为我猜出了她是谁。
个子偏矮，脸黑，鼻根凹陷，头发短得像是个男人，右肩明显高于左肩。这就是我见到的人。一点都不像她父亲。我估计，她完整地复制了母亲的形象，包括两只肩膀的高度差。母女俩都从事着同样的职业，长年累月地揉面团，右臂用力多，肩膀也因此往上抬。
但我说的形象，不单指长相，还指被身体锁住的灵魂，特别是看人时直往人骨头里钻的眼光。眼光自然不是长相，是灵魂。
“听说你在写我妈？”
“不不，没有没有。你听谁说的？”
跟她说话，我首先就想到她会不信，因而否认她的话时，禁不住用了叠词。
她不回答我。这无所谓。杜芸秋不是说过要征求相关人物的意见吗，看来也问过她。
仿佛是为了不让自己心虚，我给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力求真实，把孙文博在某个下雪天给我打电话，我去重庆，提走了黄晓洋的那口箱子，过了好几年，又去重庆采访杜芸秋，前后经过，都一五一十地向她交代。的确只能用“交代”这个词，因为，坐在一个“不信”的人面前，我才发现人是多么容易说谎。并不一定成心说谎，可谎言往往随口而出。比如，我很可能把上述经过说成是这样的：我听说孙文博的表姐夫黄晓洋自杀身亡，就给孙文博打电话问这事，他说他正想找我，让我去重庆，提走了黄晓洋的箱子……这样说并不损害谁，可它分明就是谎言。
我终于明白不同的人写同一段历史，为何总有出入，那是因为，再谨严的史学家，也是人，也克服不了人命中注定的弱点，往往把自己的想象或众人的传说当成事实来写。就连伟大的司马迁也不能免，他写汉高祖醉卧，人“见其上常有龙”，显得神怪、缥缈，不好评说，写申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就是显而易见的谎言了。且不说秦廷会不会让他昼夜立在那里哭，单是七天七夜不绝其声地哭，就没法让人信。
同时，我也像是理解了黄晓洋为什么要做曾祖母遇害时的那道选择题了，杜芸秋认为他是希望还原真相，但很可能，他只是希望把别人的想象转换成自己的想象……
来人一直用心听我交代，像我对那些过程的陈述至关重要。
然后她说：“你整理黄晓洋的日记，不可能不提到我爸。”
我点了头，说确实提到了，而且很多。
她又说：“提到我爸，不可能不提我妈。”
我正要顺口否认，可立即把话咽了回去。杜芸秋不是提到她妈了吗？即使没有杜芸秋对她妈的那段描述，前面还有李教授“第二任妻子”的话呢，虽是一笔带过，也照样是提到了。
因此我只能认罪伏法，说：“是。”
“那你为啥要撒谎？”
我的脸憋得通红，却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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