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前，李教授有一整天不吃饭，李同安知道了，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干，说自己没病，只是不想吃饭。他说不想吃饭并不能证明我就病了。第二天早上，李同安又到银杏坡看他，他还是不吃饭，还是说自己没病。李同安打了120，他才说：“你这是干啥呢，我吃就是嘛。”很不乐意地端上碗，吃了小半碗红枣粥。李同安还是不放心，强行将他送到了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医生为他做了多次检查，得出的结论，都说他尽管衰老，但各项生命体征是正常的。但还是要求他住院观察。
在最初的十多个钟头里，他一直睁着眼睛，目光落在一个虚幻的点上。
安伯母抱着猫（医院不准带猫进去，听说是有人给院方打了招呼，特许她带进去了），坐在床头的凳子上。医生和护士出出进进，给病床上的人听胸音、考体温、量血压。安伯母帮不上忙，只偶尔腾出手，为丈夫拉拉被单。抗战时期，她护理过那么多陌生人，现在却只能由别人来护理自己的丈夫。
猫头朝着男主人，时不时轻柔地叫唤一声，像是在安慰他。男主人也应答似的眨一眨眼。生活中，他跟它并不亲近。退休过后，李教授对动物行为心理的揣摩，就不是通过实验，而是通过回想。这听上去很是古怪，其实一点也不，“任何人，包括动物，只要愿意，都可以跨越物种的界线”，这是李教授早期的思想，进入老年，他便实践着这种思想。此刻，白猫跟他一样，跨越了物种，陷入了回想。
在远古的某片松岗上，他们辨出了彼此的足迹。
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界线可以跨越，人与人之间反而不能跨越吗？
这个问题，我跟芸秋讨论过。
芸秋的回答是：“从本质上说，不能。”因为，人与人之间比物种与物种之间，更加壁垒森严。恩格斯有句名言，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比人与猴子之间的差别还要大。这样说还不够，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和不同心境下表现出的差异，也比人与猴子之间的差异要大。孙悟空被师傅赶回了花果山，他便幻化出另一个自己，找到师傅，一棒将师傅敲昏……
芸秋的话击中了我。
每个人都是在一条狭窄的巷道里行走，两边是看不到、摸不着却异常坚固的黑色栅栏，这栅栏就是你的规范，有了这个规范，哪怕你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也会做出完全相同的事；反过来，你和他长着同一个大脑、同一颗心脏，也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许多时候，我宁愿相信枪杀曾祖母的是两个日本兵，一个在她后脑留下枪眼，还在她背上踩了一脚，另一个在开枪之前，叫了她一声“欧巴桑”。我还常常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日本兵，把雪地中的曾祖母想象成敌国的女人——我会怎么做？
我最深沉的苦恼，并不是无法找到曾祖母死况的真相，而是看不透自己的内心。
芸秋说她看不透我，她不知道，一个人之所以无法被别人看透，是因为那个人自己看不透自己。
他让一个灵魂附着在自己的身体上，从生到死，身体和灵魂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观赏着同样的景色，经受着同样的苦痛，分享着同样的欢欣，它们一同睡觉，一同醒来，一同吃饭，一同工作……然而，他跟那个灵魂自始至终都很陌生。人生的荒诞，莫过于此。
李教授在医院躺了三天，就坚决要求回去。他用三段论来阐述自己回去的理由：
“医院是为病人设置的，我没有生病，所以我不该躺在医院里。”
我理解他为什么要求回去，他是不想别人来探望他。他住在家里的时候，是个多余人，一住进医院，忽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各方人士都来看他，送来的鲜花堆满了病房，而他的身体和他的心，都觉得自己不该躺在病房里，因而这些鲜花也就与他没有关系。听说，某些级别很高的人也要来探望他了，他会因此走上电视，暴露在众人的目光里。许多人都为他高兴，包括我岳父。李同安尤其高兴，他喜欢结交人，平时结交的，不是牌友就是吃友，他说的是“性情相投”，可如果因为父亲的缘故让他有了跟大人物结交的机会，他就不在乎性情了。
就在有人报告大人物次日就要到来的时候，李教授浑身抖索起来。我岳父见此情景，流下了眼泪。他以为李教授是因为激动才抖，他为李教授的激动而激动。可李教授不是激动，是冷；几十年来，他一直被埋在地窖里，现在却要被挖掘出来，暴露于风中，无法不冷。
当他抖了一阵，并说出了他的三段论，我才知道他是怕冷。
说了三段论，他从床上爬起来以表决心：你们不送我回去，我就自己走回去。
医院领导都来劝他，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劝他：“您老听我们一句话吧，明天一过，绝对送你回去！”
他无可奈何，又躺回到病床上。
但从此他就不说话了。
第二天，传说中的人并没有来。可能是消息有误，也可能是大人物有了别的更加重要的事情。
回到家里的李教授，再也硬撑不下去了。
尽管他的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可是他老了。
“老”是生命体征“正常”的一部分，但它却能将人打倒。
由此可见，“正常”不一定都是好的，它不仅在极深处蕴藏着非正常的危机，它本身就可能构成危机。“非正常”可以防，而“正常”不可防，它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隐形杀手。
我再次想起跟芸秋去秦岭山地的那个春天，那已经是很迟的春天了，重庆的大街小巷，早已飘扬着夏装，安伯母也早已穿上了她的旗袍（她为啥这么喜欢穿旗袍啊，而且都是直筒的，将脖子箍住），而秦岭还拂动着高寒的气息。但不管怎么说，该出土的都出了土，该发芽的都发了芽，缠绕在山间的岚烟，也抹上了一层眼睛看不到、却能用心感受到的绿意，鸟儿的叫声水汪汪的，小兽奔跑的脚步声，能让人联想到柔软的泥土、润湿的山坡……万事万物，都在争春，都在春天的和风里展现灿烂的快意，只有一棵槐树无动于衷！
它就在我们借住的那家主人屋后，好几天傍晚，男主人都提着斧子，去它身上劈下木柴，像挂腊肉一样挂在火堂的铁搭钩上，晚上烤火时将它们烘干，第二天做饭用。刚被劈下时，它们身上带着隐隐的绿、丝丝的黄，这是生命的颜色；对植物而言，颜色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听，颜色就是它们的心跳声。槐树的心跳尽管微弱，但它还活着，它没有死。我问男主人为什么要劈它。
男主人说：“它老了。”
就像说“我吃饭了”或者“我回家了”一样自然。
后来，女主人的外婆死了，主人一家大小，倾巢出动，去另一个山头奔丧，要五天过后才回来，但把钥匙交给了我和芸秋，叫我们就像住在自己家，还把他家的盐罐、油罐、米缸和菜地都指给我们。次日清早，芸秋走几里路，蹲到一个寨子上画朝霞去了（外出写生，她就跟山里人一样，黎明即起，日入而息），我做好饭，等芸秋回来吃，她迟迟没回来，我便走到屋后，看那棵槐树。
它依然站立着，但躯体已残缺不全，因为它老了。
它躯体的一部分走在死亡的路上，一部分已经被焚烧。
“老”不是状态，而是时间，是即将被书写的历史。
“死亡”同样不是状态，而是时间，是可以书写的历史。
老与死亡靠得最近，联系也最为紧密。然而，从通常的法则来看，老与死亡的联系并不公平，只有“老→死亡”，没有“死亡→老”，“死亡”掌握强权、发而命令，“老”便是命令的忠实执行者。
听女主人说，她外婆也没有生病，是老死的。当接收到死亡的命令，她的魂来到外孙女家，收她的脚迹……如果李教授也这样，收得过来吗？当年，他跟王酋亭等人带着六畜，徒步从南京出发，经安徽，过河南，入湖北，进四川，跨越五省，走了多少里程？沿途交通阻塞，牛羊过不了身，只好自辟路径；雇不到运载工具，便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洲猪的身上，如同沙漠中的驼队，偶尔，猪不听使唤，乱跑一气，还得穿林打叶、上坡下坎地去把它们追回来。在河南商城境内，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刚刚留下的脚印，立即被雪花覆盖，李教授找得到吗……
李教授在家里冷冷清清地躺到昨天，那个姓刘的记者就来了。她在李教授家待了个把钟头，李教授照例的没跟她说一句话，她只是东看看西看看，然后把安伯母叫到小院里，问了一些情况。安伯母对李教授的过去并不太了解，只记得自己流亡到重庆时，是李教授安置了她，此外听过李教授的演讲（除到中央大学听过李教授演讲，当年南开中学有一门课，叫“集会”，邀请各界名流去宣讲时事，李教授也去讲过），因此她告诉刘记者的，都是李教授的生活起居，比如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吃什么，穿什么。刘记者此前一定做过许多扎实的案头工作，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重若石头的生命，因此她不能像写明星那样去写李教授的吃喝拉撒（李教授本来也不是明星）。所以我感谢她！
她昨天来，今天就把文章发出来了。她的那篇《大家是怎样炼成的》，是许多年来把李教授概括得最好的文章。除本身写得好，还因为：它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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