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黄晓洋日记(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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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岳父在楼道里碰面,我便去扶他上楼。但他不让我扶。他说你走你的。我有些怪异。岳父以前不是这样的,只要同行,只要遇到上坡下坎的路段,我都扶着他,他也愿意让我扶。他被我扶着,还左顾右盼,希望别人看见女婿在扶他。有个星期天我们一家去沙坪公园,在红卫兵墓园外的一条小路上,被我扶着的岳父碰见一个多年不见的老熟人,两人接上腔后,那人看着我问:“这是你家少爷?”岳父说是我女婿,我没有儿子。那人不仅没尴尬,还羡慕,说我就是记得你是两个丫头么……可你咋说你没有儿子呢,这不就是儿子么?人家说女婿半个儿,你的女婿不是半个儿子,是一个完整的儿子,比一个完整的儿子还强!听了这些话,岳父喜滋滋地点着头。

    今天他却不让我扶,还把手甩了一下。

    我让岳父走前面。看样子,他本来想走后面,但他没坚持。他走路下脚很轻,脚步声如窃窃私语。

    黄桷坡的房子才修起几年呢,却像凝固了好长一段岁月,墙皮乌黑乌黑的,即使刚刚粉刷过,也掩盖不住那种乌,那种黑,那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质。黄昏时的天光被树叶拦截,又被风窗拦截,落到墙壁和楼道上,就像睡着了一样。我跺着脚,想把声控灯吓亮,岳父说:没关系,看得见。他的眼睛的确好使,不像李教授,到老年的时候,要依靠放大镜才能看书。他只需要戴老花镜就够了。

    而且他此刻好像喜欢这种模模糊糊、幽幽暗暗的感觉。

    他一定又是从安伯母那里回来的。

    安伯母说,岳父最近常常去看她。

    “看的意思不是看望,是看住。”——安伯母这样解释。

    听她的弦外之音,像她很同情岳父。岳父在掌握实质性权力的时候,因为李教授的缘故,没能让权力发挥效用,而今李教授不在了,可他那权力也早就生锈了。“我都为他遗憾”,安伯母说。现在他去“看”她,是想让她记住他曾经拥有过的权力。不仅如此,还一锄一锄地往她生活的底层里挖。

    他会做出很不经意的样子问她:“你老家是哪里的?”

    “你做地下党,谁是你的上线?”

    “黔江那地方冬天很冷吧?”

    他的身份已经错位,不是退休的系主任,而是在岗的审查小组副组长。安伯母说,如果他诚心诚意地说些平常的话题,她会给他倒杯水,认认真真跟他聊几句,如果又想审问她,她就立即让他走人。

    岳父今天又是被驱逐的吗?

    门正对楼道,开着。还在二楼和三楼的拐角处,我就看见岳母起身走向厨房。岳母是一个安静得如同瓷瓶的女人,她脸上的安静可以摘下来,随意摆放在你喜欢的地方。由岳母,我想到曾祖母,战争到来之前,曾祖母一定也是这样安静的,她在曾祖父身边,悄无声息地吐着光环,曾祖父是被照亮的男人,而照亮他的,就是曾祖母。某种内在品性的传承,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但传承到芸秋这一代,就断了。芸秋不是光,而是火,她可以照亮,也可以焚烧……

    我洗过手,又去卧室一趟出来,见岳父躺在沙发上看报。上午他就看过了,说不定下午去安伯母家之前又看过,他这时候是无所事事地等饭吃,于是又把报纸拿起来。他宁愿咀嚼已过去若干小时的旧闻,也不会去厨房帮岳母。他觉得这样做理所当然,岳母也觉得理所当然。在新式女性看来,像岳母这种女人活得很卑微,可我没觉得她们卑微,恰恰相反,那种静静吐放的慈心,使她们获得了我至高无上的敬意。厨房里响起炸油的声音。每天都是这样,岳母等到家里的三个人——岳父、妻子和我(晶晶要上晚自习,在学校里吃)——回来之前,先把饭煮熟,三个人都进了屋,再去炒菜。

    可今天只有两个人进了屋:芸秋还没回来。

    我推开厨房门,说:“妈,你去歇一会儿,我来吧。”

    岳母在炒回锅肉,肉已半熟,正将半筲箕青辣椒倾进去,辣椒被烫得锐声尖叫,青烟四起。抽油烟机流水一样响着,尽职尽责地打扫着战场。岳母别过头说:“你别进来,—会儿就好了。”

    我站了片刻,把厨房门关上了。我去厨房的目的,并非真心要帮岳母,而是想看看芸秋在不在,尽管我知道芸秋一般是不进厨房的。结果是芸秋不在。这么多年了,只要妻子不在,我生活在这个家里,就依然还有做客的感觉。如果家里只有岳母,这感觉不鲜明,有岳父在,特别是只有岳父一个人在,就鲜明得刺骨。刚跟岳父认识的时候,彼此的印象是那样好,随着两个不相干的人成为了一家人,却疏远了。在外面走路我去扶他,我并没感觉到多少亲情,相信岳父被我扶着时左顾右盼,也不是从亲情出发的。有些人注定了只能在门槛之外交往,注定了不能成为一家人。

    岳父远不是我当初认为的那样平静、温和,他的心眼很细,细得就像他脸上那些被弹药扑出的小坑儿。他曾对我说:你安伯母那人,鬼头鬼脑的。意思是,安伯母故意把自己弄得很神秘。而我觉得,他本人却是另一种类型:本来有一些秘密的、纠结的内心,却在表面上把自己弄得很坦荡。

    实在不能坦荡的时候,就去看早就看过了的报纸。

    我再次走进卧室,看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但只看了两页,就看不下去了。

    我此刻需要做的,不是看书,而是给芸秋打个电话。

    幸好芸秋不久前在卧室装了部分机,否则,我真不愿意在客厅里当着岳父的面给芸秋打电话。

    芸秋关机了。

    她的画室里没有座机,手机关机,就意味着她在我的远方,远到星云之外。没有电话的时代,两人相隔千里万里,也能彼此瞭望,有了电话,尤其是有了手机,哪怕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小区,只要电话不通,对方就被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卷走了,消失了,就会引起焦躁和不安。发达的通讯,不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是相反。我自知不能承受那样的感觉,所以不用手机。

    芸秋有手机,但她关机了。

    岳母在外面喊:“晓洋,吃饭。”

    我刚出去,岳母就笑微微地对我说:“芸秋起先来过电话,说她忙事,今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我轻轻哦了一声,像不在意。

    她的手机一直不通。

    11点过,我关掉台灯,走出卧室,又走出客厅。芸秋是个工作狂,我知道,但一个人再是工作狂,也不能把白天忙过去了,还要把晚上忙过去。我要去问问她为什么不回来吃晚饭,还这么晚了都不回家,而且关了手机。我早就想去的,但在晶晶和岳父母睡觉之前,我不好出门。我怕他们猜出我找芸秋去了。岳母饭前告知我芸秋不回来,我当时就觉得,她一定是注意到我的眼睛在寻找和期盼……

    听铜锣街这名字,想必以前很喧闹,但如今,它是整个沙坪坝区最僻静的一条街,夜晚更静,静得像是隐藏着秘密。到处都是秘密。我被秘密跟踪,被秘密拦截。

    站在芸秋画室的楼下,抬头一看,灯光明亮。

    在我眼里,那灯光就是芸秋。

    我几乎是跑步上楼的。

    没有芸秋,只有她的三个学生。两女一男,我都没见过,看来是新招的。三人手里拿着画笔,呈品字形站在一幅未完成的画作前,商量着怎样上色。

    我站在门口问:“杜老师呢?”

    三个学生没有回答我。

    我又问了一声。

    一个扎着马尾辫穿着牛仔服的女生瞥了我一眼,说:“杜老师不在。”

    然后又加入了讨论。

    我走进去,像很有兴趣地东瞧西望。其实我一点兴趣也没有。画室凌乱不堪,墙上是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作品,有的只用柳木炭条勾了几根弯弯曲曲且互不相干的弧线;墙角堆放着纸张、被打碎的石膏像、挤干了的颜料管,正中长长的工作台上更是五花八门,书、毛笔、苹果、鲜花、手套、手模、茶瓶、喷水壶、化妆品、调色板,甚至还有两个奇形怪状的布娃娃。我简直弄不懂这些东西是怎么搭配到一起去的。对艺术,我很不在行,无法掌握凌乱中的韵律。

    几个学生像是没有我的存在,很专注地讨论着。

    我不想打断他们,但没有办法,犹豫再三,只得又问一声:“杜老师今晚上还回来吗?”

    我站在妻子的画室里,却像是侵入了别人的房间。

    还是那个女生回答了我:“可能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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