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几个军政要员坐在一起，讨论战争的进程。墙上挂着一张盖住整个墙面的地图，但这张地图不是按比例制作的，格尔尼卡、莫斯科、伦敦、重庆所占面积，比数个国家还大，重庆上空黑烟滚滚，黑烟之下是青色的火焰，火焰灼得我们嘴皮起壳，眼睛发干；那个指着地图讲解的高个子，腹腔都被烧爆了，我看见一大群躯体残缺者，在他肚肠里无助地沉浮。我们中间一个抽雪茄的人说：
“世界大战的贪婪、卑鄙，竟然奏响机会主义的进行曲，把一切廉耻抛在脑后。依靠戴眼镜的化学家、飞机驾驶员、机枪手……简直是不知羞耻！”
他抽完那支雪茄，又说：“战斗机是我们的救星，轰炸机是我们的爹娘，我们要用尽所有方法烧杀敌人，让他们流血！”
话音刚落，汉堡、德累斯顿、东京等城市上空，轰炸机如地毯一样铺开。
军政要员们离开了，进来几个历史学家。
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著作，大半篇幅都是数据表格，表格列完，才是分析。为哪次轰炸才算战争史上的里程碑，争论不休，有一胖一瘦的两个人，甚至大打出手，起因是：瘦子说，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城市像重庆那样遭受长期、连续和猛烈的轰炸，可它却在史学界和公众视野中被淡漠了；胖子说，重庆轰炸本来就应该淡漠，因为在那之后，城市无差别轰炸出现了戏剧性的进化。两人都是好口才，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分歧也步步升级，并最终发现，再好的口才也不能制服对手，还得靠武力说话。瘦子抓起一方砚台，向胖子脸上猛掷过去；胖子猝不及防，脸如爆开的水管，整个屋子成了血水汪洋，胖子顾不得疼痛，顺手操起一支漂浮在血河上的断桨，刺向瘦子的心脏。
血水快要封门的时候，我跑了出去。
在门外碰到李教授。
李教授拉住我，说：“你曾祖父遇害了，赶快跟我走！”
我问往哪里走。
他说去重庆。
“武汉快被封锁了，宜昌也危在旦夕……”
李教授说：“从陆路，步行！”
我一听就双腿发软，浑身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
笑声骤然而起，一浪高过一浪。哪来这么大的笑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李教授身后，有一大群牛羊和鸡鸭，笑声就是它们发出来的。它们在嘲笑我。
芸秋吃过午饭（对她来说是早饭）就离开了。
夜里，她又是很晚才回来。
她现在晚回来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因为晶晶住进了学校。前些日，磁器口发生了一起凶案，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持刀在大街上砍杀了两名放学回家的学生。这事引起很大的恐慌，有孩子上学的家长们都不放心，我们也不放心，就让晶晶住校，成天关在铁门里不出来。
芸秋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
但我没有睡着。听见她的脚步声，我翻了一下身。说不上是有意还是无意。
她站在门口，迟疑了片刻，但她没开大灯，也没开床头灯，而是直接推开屏风，去了小画室。也没开灯，椅子轻轻地响了两下，就听见她摸烟的声音，摁打火机的声音。黑暗里，烟头的红光向深处延展。我闻到一股异乎寻常的香味。是芸秋的身体让那烟香起来的。她抽烟的时候，饱满的嘴唇把烟噙住，一直那么噙住，好像烟雾是可以吞咽的食物，很长时间过后，才把烟拿开，被她嚼过的烟雾，零零碎碎地成块状滑过她的嘴唇，云团一样飘出很远，再依依不舍地散开。
她抽完那支烟，又把椅子弄出轻轻的两声响，就传出干干爽爽的声音。
这是她在脱衣服，准备洗澡。跟上床一样，她总喜欢把自己脱得精赤条条的，再去浴室。在自家卧室如此，住宾馆照样如此。几年前她去桂林开会，适逢假期，我陪她去桂林玩，才知道她在宾馆洗澡，也要先把自己脱光了再跨进浴室里去。她脱光了从不遮遮掩掩，而是像穿着华服。我不知道要是她跟女伴同住，会不会也这样。
水声响起来。即使数九寒天，她也是洗冷水澡。
她要看着冷水怎样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变红。她不是为了锻炼。
我想象着被花洒冲击着的身体。结婚这么多年，我依然习惯于去想象她的身体……
水声停了，传来细微致极的沙沙声。那是她在擦拭她的身体。她的身体跟绸缎一样，触手即能发出响声。门开了，灯光还没泼出门口，就被掐断了。软底塑料鞋踩在地板上，也如绸缎般响。
她又走到屏风隔开的小画室里，点燃一支烟。
我知道，这支烟点燃，她就要打开灯，穿上工作服，开始作画了。
我又翻了一下身，翻得很重。
灯没开，烟被狠滋滋地吸了两口，便杵灭在她从武夷山带回来的竹质烟缸里。
她走了过来，坐上了床。
带着凉意的裸体。
她说：“你想我来，为啥不明说呢？为啥要以这样的方式叫我呢？”
我本想继续装睡，经她这么点破，装不下去了。
我说，你去做你的事吧。
怜悯。这是我感觉到的——她对我的怜悯。男人们总觉得自己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女人们也这样认为。男人女人都没看清，男人是被女人怜悯着。在女人眼里，棉花也会让男人受伤。
要是芸秋真的下床，我会把自己抛向荒野，独自去承受没有星月的夜晚。
她没有下床，半倚着，俯视我。尽管很黑，她照样能看见我。女人看人，是用心看，不像男人只用眼睛看。她把身子向下滑了一些，把手平伸过来，往我的脖子底下挤，然后手臂轻轻一弯，我便服从地翻转半圈，脸贴在她的胸脯上，嘴唇靠近她的乳头。喂过孩子的乳头，颜色早就变了，像7月的葡萄，带着成熟的甜香。每次面对这两粒彼此为邻的葡萄，我都想着一件事：它们之间，是日日夜夜地在进行着神秘的交流，还是一辈子的互不相干？
与身体其他部位相比，乳头的温度更凉，我感觉自己靠近的是一粒冰糖，于是含住了那粒冰糖。她把静卧在胸前的几缕发丝理到耳后，用一只手把乳房托住，让我含得更深些。
我的嘴唇和鼻子，都被堵住了。无限甘美的窒息。
她说：“要开灯吗？”
她的意思是：要做爱吗？她为开灯做爱找了若干条理由，除了认为那更文明，还说了七八条，其实，在我看来，那都算不上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她要看着自己的身体怎样慢慢变红。
我没应声。我担心自己再一次不能让她满足。
但我们还是做爱了。只不过这次没有开灯。她伸手开灯的时候，我抓住了她的手。
我又错了。我不知道她的满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高潮，而是要看着自己的身体变色。
就像她不知道我在分崩离析的时候，需要她把我抱紧。
——初读黄晓洋上面的两则日记时，对其中的有些内容，虽也稍觉怪异，但我并没太当回事，毕竟，他过于敏感，任何一件小事，在他那里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然而，当我把这两则日记录入电脑，又一个人找上门来了。
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意外。
有了这个意外（加上黄晓洋后面的日记），我才知道，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单纯。
但出于慎重，我暂时没把那人讲给我的话形成文字。
我觉得，应该问问杜芸秋。
可打了好几次电话，都和她联系不上。
孙文博告诉我，她出国了，连手机也没带走。等她多日后从国外回来，我才有机会跟她通上话，并把找我的那人以及他给我谈到的大体内容，转告给她，问她的想法。
她考虑了一会儿，以我熟悉的平静语调说：“你在做这件事，你有决定权。只要是跟晓洋有关的，只要你觉得必要，就尽管按你的意思去办。”
有了她的答复，我才去翻听那段录音。
因此，关于这次意外的具体情况，会放到比较后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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