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意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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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篇文字,就是我遇到的第二个意外的内容。我先介绍一下那天的情况。

    那天午后,我收到一条短信,发短信的人称我为老师,说自己是我小说的读者,还说想马上跟我见一面,聊一聊。我没理睬。没理睬不是因为号码陌生,且没署名,而是因为她是我小说的读者。我之所以武断地用个“她”字,是由于我的读者十之八九都是女性;更确切地说,我就不知道有没有男人的目光沾染过我的文字。日本作家木羽说,一个作家是否成功,主要参考指标就是看有几成女性读者。我觉得这话说得多好啊,按照木羽的标准,我在这个行道上已经混得有模有样了。

    可那是以前的想法,我眼下的心境变了。我为自己的那些小说感到脸红。

    我也为那个读者感到遗憾,要是在半年前接到她的短信,我会丢下写作,答应她去咖啡馆坐上几十分钟,还绝对不让她付账。

    可见天下事都是有个机缘的。正像黄晓洋的父亲所暗示出的意思,有些人生在战争年月,会成就精彩,有些人则只能承受苦难。文学作品中的例子,便是《乱世佳人》中的卫希里,如果没有战争,他该是斯佳丽多么理想的对象啊,不幸战争爆发,而他的体质、性格,都不是为战争而准备的。他生错了时代。给我发短信的那位读者,选错了时间。

    没想到两个小时后,短信又来了,我正要删除,她就直接打来了电话。

    不是“她”,是“他”。而且从粗莽的声音判断,那人一定有张阔嘴,且生了一脸的络腮胡。

    我无声地笑了。感觉怪怪的。同时我发现,自己那么注重女性读者的比例,但知道有男人也在读我的小说,我是非常欣慰的。于是我指定了一家离我住地最近的茶楼,说去那里会面。

    他比我先到。我还没出小区,就收到他的短信:“春水茶楼雅8。”

    不出所料,是个粗犷的中年汉子,脸膛宽大,骨骼有力,络腮胡倒是没留,但枣红色的面颊上布满黑郁郁的胡茬子,让我感觉到,在我们握手、寒暄的时候,那些胡子就会长出来,他的脸就会荒草连天。稍感意外的是,他个头不高(比我略高一点),双腿短而壮实,微朝外撇,像经常骑马的人。我疑心他是城外老君山风景区的员工,那上面的松柏林里,辟了条马道,游客在领骑员——城里人称他们为“马师傅”——的护送下,骑马游览。“马师傅”看上去清闲,其实是很辛苦的。

    干着那么辛苦的活,却还抽时间读我的小说。

    我打定了主意接受他的恭维,若有必要,我会毫不吝啬地指点他几句。

    然而,他根本就不谈我的小说。只听他说了几句话,我立即作出判断:此人仅仅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却不知道我写过什么样的小说。连书名也不知道。而且,嘴角笔直的线条,表明他有坚强的决心,且惯于独自沉思。他并非“马师傅”。这让我非常不快。

    好在他及时挑明了见我的目的,他说:“我想跟你谈谈黄晓洋。”

    “你是重庆人?”

    他点点头。

    “你和黄晓洋是什么关系?”

    我这样问,其实心里在想,他一定是黄晓洋的那个朋友。杜芸秋不是转交给我一盘录音吗,是黄晓洋死后第二天,他朋友接受报社采访时录制的,我一直没来得及听。

    可他却这样回答:

    “我和黄晓洋不认识。”

    “那你怎么跟我谈他?”

    “我认识杜芸秋。”

    他的眼神躲闪了一下。一个形象粗犷的男人出现那种眼神,让我觉得新奇,也让我丢下不快,对他产生了好感。我知道有些话不该问,但还是问了,我说:“你跟杜芸秋是什么关系?”

    他不回答我,浅浅地喝了一口服务员送上来的茶水,就直杠杠地进入了正题——

    黄晓洋是一个深渊。那深渊是他自己掘出来的。孤寂的深渊。一个人,长年累月在自己身上挖坑,直到挖出一个深渊来,这个人纵然是神,也会把自己弄得很孤寂。他以为是在创新,其实是很好地适应了传统。我们教育的核心传统,就是把人引向孤寂。小时候,我们都读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后人对这个故事有多种解读,但我还没有看到一种解读指出了它的要害。它是教我们怎样孤寂地过完一生,不仅自己,还要把子子孙孙都搭进去。

    与世界对应真有那么难吗?世界这个词,听起来很大、很虚,其实不大,也不虚,它就是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就是你自己。正视你的空间,正视你眼睛看到的一切,正视你自己,就是跟世界对应。别说太行、王屋,就是太行、王屋上的一块土、一片叶、一根鸟羽,都可以成为世界的面貌。愚公根本没必要把山搬走,他站在山脚下,站在自家的院落里,就能看见世界的样子,听到世界的声音。他搬山的行为,看起来是要跟世界打通,其实是无视世界的存在。黄晓洋的做法,表面上和愚公方向相反(愚公觉得太行、王屋是多出来的;黄晓洋觉得在太行、王屋之前,还有山),本质上却没有区别。

    都是用假象去代替真实。

    我这样说,你一定不同意。杜芸秋也不同意。杜芸秋把她丈夫的所作作为、所思所想告诉我之后,我就说了上面那番话。为此她恨我,说我不配评价黄晓洋。原因在于,黄晓洋毕生的追求,就是把真实从黑暗的隧道扛到阳光底下来。她把黄晓洋那本《南京第十三》拿给我看,接着给我抱来一大摞刊物,都是黄晓洋到重庆后发表的论文,我都认真拜读了。好吧,我也认为黄晓洋是在寻找真实,但作为史学家,他不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人类根本就没有能力承受太多的真实。

    史学家的使命,不是把真实指给我们看,而是把人类能够承受的那一点真实指给我们看。

    生命是短暂的,而我们能够面对每件事物的年月,更加短暂。孔子为什么说“君子远庖厨”?是他自己不吃肉、也要君子不吃肉吗?不,他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有那么多重要的话要说,却偏偏没忘记说这一句,是提醒大家:你不能承受全部的真实。如果你听到了杀猪时的惨叫声,看到了主人在屠户的指挥下,充满幸福感地将热气腾腾的肠肝肚肺拉出来,又搓又洗,还吃得下去吗?“远庖厨”是为了避开部分真实,是为了心安理得地吃肉,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人类发明轰炸机,最原初的动机,也并非为了快捷地杀人,而是要与杀人的现场保持距离。

    ——我的这些话,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说不定你也产生了误解,以为黄晓洋果真是在寻找真实。

    我是顺杜芸秋的意才那么说的。事实上,黄晓洋的全部努力,就是逃避真实。曾祖母被日本兵枪杀,这是一个巨大的真实,是在我们眼里,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真实,他却将其抛开,去探寻刽子手的灵魂。这是将真实软化了、虚化了。这种探寻是不可靠的,既无法指证过去,也无法印证现实,更启迪不了未来。总有个时候,自己拒绝的东西,也会拒绝自己。许多事实表明,黄晓洋从黑暗的隧道扛到阳光底下来的,不是真实,而是比我们眼睛能看见的假象更加惊心动魄的假象。

    假象的深渊。

    深渊为什么存在?是为了让某些八和物掉进去。

    生活在他身边的,危险系数最大。

    杜芸秋的危险系数最大。

    杜芸秋倒没担心自己会掉进去,见他第一面,她就对他产生了怜悯,这构成了她和他之间最重要、最牢固也是最脆弱的关系。到了后来,怜悯再不能成为爱的基础,而只是一个往昔、一种回忆了。杜芸秋是艺术家,而且是有着非凡创造力的艺术家,她不能在往昔待太久,待太久她就会渴死。她不仅需要水,还需要氧气充足活力四射的水。黄晓洋不是深渊吗,可在他那个深渊里,只能养活他的孤寂和她的怜悯,别的,再多一条小虾也养不活。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无异于一种暴力。

    对艺术家杜芸秋,尤其是暴力。不留下现场的暴力。

    不想让自己的艺术死亡,她就得寻找新的水源。

    为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说的惨重,同样是看不见的。

    惨案的现场在她的灵魂深处。

    黄晓洋研究枪杀他曾祖母那个日本兵的灵魂,研究飞机上投弹手的灵魂,却忘记了自己的妻子同样是有灵魂的。他妻子的灵魂比那些暴徒的灵魂要丰富得多……有天黎明,杜芸秋起床,站在窗前,望着横窗而过的广玉兰,玉兰的花瓣上,照出了她的泪水。她的泪水比启明星还亮……

    你见过她,你觉得她是容易掉泪的人吗?

    (服务员来续了水,他端起紫色的陶瓷茶杯,吹了一下,喝了一大口。他喝一大口相当于别人喝两大口。然后,他的眼睛死死地往茶杯里剜,好像在奇怪水怎么变得这么少了,又像是有了什么疑问,需要茶杯帮助他解答。至少两分钟过去,他才把头抬起来。)

    来找你之前,我觉得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的,可现在咋不知道说啥了呢?

    是,我是在随便说,可我突然就不知道说啥了。

    ——他膝盖一绷站起来,大声吆喝:“小妹儿!小妹儿!”

    服务员过来了,他埋了单,急匆匆地跟我道别。

    这个人,连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跑这么远的路程,就为给我说这不到二十分钟的话?

    根据他的表述,他与杜芸秋的关系不言而喻,但孙文博分明告诉过我,他表姐现在如果不拿画笔,就心若止水。从我对杜芸秋的观察,我相信文博的话。要不是我给杜芸秋打过电话,对是否将这人的谈话写进书里征求过她的意见,我会觉得,这个凭空跳出来的家伙有毛病。

    而且,文博说的“现在”,是指黄晓洋死去几年之后,并不包括黄晓洋还活着的时候。

    不过,那人来给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是为杜芸秋开脱吗?

    难说。他很可能是在为自己开脱。是杜芸秋在

    “寻找新的水源”。杜芸秋是主动的。

    我的心里,涌起一股酸楚。整理这部书,我第一次有了酸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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