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要去的。
接了电话，我加班加点地完备这部书的雏形，以便带到重庆，请杜芸秋过目，做她认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第四天晌午，我在电脑上打出了“他的死，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这句话，立即赶往重庆。
个展前夕，想必杜芸秋很忙，我准备先找文博，事情过了再找她，结果得知，展览的筹备工作，联系场地，布置展板，组织宣传，都是文博在做。文博忙，杜芸秋不忙。我便直接去了杜芸秋的寓所。
寓所也就是她的画室。女儿晶晶在国内读了大学，就奔赴她的姑姑，去了美国，杜芸秋一个人，无心经营只有一个人的家，把文理大学黄桷坡那套房子卖掉，将日常生活搬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她有些疲惫，但丝毫不减活力。被疲惫包藏起来的活力。甚至可以说，因为疲惫，愈见其活力（这让我想起她所说的约翰·斯通的《夜歌》）。是疲惫让她变得更加饱满。她像一个久无人住的房间，当“疲惫”这位房客住进来后，也随即带入了门外的生机。不过，她跟我说话，照旧是安安静静的口吻，照旧是边说边抽烟，照旧是一只眼睛看世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她艺术的两元。
我表达了我的意思，递给她一个u盘。
她摇着头，不接，她说我为什么要先看呢，等出版过后我再看吧。
我告诉她：“你的谈话在书里占了很大篇幅。”
她说没关系呀，我当时说给你听，不就是让你随便用的吗；人的心情如同流水，瞬息万变的，我拿现在的心情去修改以前的谈话，也就等于是修改历史，修改真实。
我想对她说：难道你就不想看看那个专门去找我的男人讲了些什么吗？
但我没把这话说出口。这个女人不寻常，因此不能拿寻常之理去测定。
即便这样问了，她多半也不会去看。
不过，她明显猜出了我的心思，微微垂下眼帘，说：
“我没照顾好晓洋……他前两次自杀，虽然我并不知道——是后来报纸报道晓洋自杀身亡的消息，登了他的照片，长江上一个渔民才说，他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在三天之内，两次跳江…”
“你的意思是，他跳的是长江？文理大学外面是嘉陵江，他却走了很远的路……”
她点点头，“你觉得这有特别的意味吗？”
“也说不上……我是觉得，重庆和南京，是被长江串起来的。”
“哼，有点儿道理……他两次跳江，地点相隔好几里，却都鬼使神差地被那个渔民碰上了，见他在水里扑腾，扑腾的姿势不像旱鸭儿，可又没脱衣服，心想不好了，这人是在寻短见了，就划船去救。第一次，船没划拢，晓洋就自己爬上了岸；第二次，他去抓晓洋（那时候晓洋的头已没入水中），晓洋上了他的船，吐两口水，喘几口气，就很镇定地朝他笑，很礼貌地跟他摆龙门阵，问他家里有些啥人，生活过得咋样，反倒弄得他很难为情。说不定，人家就喜欢穿着衣服耍水，你却以为人家是在寻短见。他把船划到岸边。晓洋跳上岸，坐在石头上，还把先摸出来放在石头上的烟递给他抽，他是抽上烟才离开那段水域的。那几天太阳烈得很，晓洋只需坐几分钟，衣服就晒干了。他把衣服晒干再走上街面，再回家，谁知道呢？但作为妻子，说不知道并不能推脱责任。反而责任更重……我没有照顾好他……”
对杜芸秋的这段说得稍显迟疑的话，我是这样理解的：黄晓洋自杀后，正像孙文博讲过的那样，他表姐杜芸秋很悲伤，也很自责，便和来找过我的那位像“马师傅”的男人断了关系。
看来我理解得没有错，因为她接着说：
“要看轻一个人是容易的，如果我们心里只有自己，如果那人的精神层面高于我们，而我们又不配去接近……我曾经以为，自己爱晓洋是基于怜悯，他离去的时间越久，我越发现不是那样的……”
她摇了几下头，双手猛地攥紧，像要抓住一匹野马的缰绳。
那匹想象中的野马，是她爱的人。
她不是基于怜悯、而是从骨子里去爱的那个人，早已飞驰而去。
他是否已“走过”了死亡？……
至少半分钟后，杜芸秋才把手松开，点燃一支烟，恢复了平静。
我问她：“你知道黄晓洋的最后一篇日记是怎么写的吗？”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没看过他的日记。”
我就把那最后一篇日记背给她听：
“你回去吧！”一个声音对我说。
如果“回去”就能清洗自己，让我变得单纯如赤子，让我看到纯洁的世界和纯洁的人心，让我能追上曾祖父和李教授的脚步……
——如果是这样。我就高声回答：“我服从！”
杜芸秋不言声，闭着眼睛抽烟，直到把那支烟抽完。
我想，此时此刻，我不能在黄晓洋身上停留太久了，便换了话题，问她个展的事。
她说，她的母校希望首展在他们那里举行，重庆美术馆也好几次登门，诚心诚意地跟她谈，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不打算把展览放在室内，也不打算放在只有美术界人士关心和进去的地方，更不打算卖钱，她的首展，是在三峡广场——“你的意见呢？”
她这么问我，让我猝不及防。我除了说好，还能说什么呢？但我衷心感激她的信任。数月下来，我也在钻一条深长的隧道，我的额头和我的心，都抹上了一丝苍凉。
她的电话响了。是文博打来的。
听说我到了，文博说他马上去订晚餐，同时给我订宾馆。
这时候，已是下午5点过。听到晚餐两个字，我才感觉饿得慌。我还没吃午饭呢。
还有两天才是杜芸秋的个展，我对文博和杜芸秋说，你们各自去忙，我就住在宾馆里，吃在宾馆里，抓紧时间把书稿梳理一下。其实，这两天我都在跑。跑的地方，除文理大学银杏坡的“李本森故居”，全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遗迹，其中好几处都是文博上次领我去过的，但这一次的感觉，跟上次完全不同。我带着黄晓洋的眼睛、黄晓洋的气息，因此，它们不再是陈迹，而是正在苏醒的生命。
“李本森故居”里，除了杨胜全说到过的展品，还多出了一些名人书画，包括杜芸秋的一幅油画：天边的火烧云，将大地和天空映照成赭红色。浓烈而动荡的背景下，一个人牵着一头牛，风尘仆仆又步履坚毅地从远处走来，牛和人的额头上，都画着一张中国地图。安志薇有照片和简介，简介写得很清楚，说她出生日本广岛，叫井上安子，后来变成了中国人。我想看看她的那封遗书，但没有找到。
个展的前一天夜里，差不多9点钟，文博把所有细节都打理周全了，来宾馆看我。
“明天上午10点开始，”他说，“有个简短的开幕式，来的领导都要讲话，你也讲几句好吗？”
在众人面前讲话，我很不在行，何况是美展，我哪有资格讲话。我又不是领导。
“你是远道来的嘉宾嘛。”文博说。
“去参观的人都是嘉宾。”
文博笑了：“你咋跟我表姐说的一模一样？”
看来，他表姐杜芸秋并不主张搞什么开幕式。
我也笑了：“这证明我还没从你表姐和表姐夫的河流里爬起来，我希望自己能一直浸泡在里面。”
文博自己去泡了杯茶，坐下后快乐地说：“听起来，我给你找的这趟差事没有过分委屈你。”
说什么委屈，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由于太兴奋，我也不管文博的劳累，就从头至尾地把书稿讲给他听。讲到李教授那批写满了笔记却遗失的书籍时，文博将大腿猛击一掌：“嗨！”
吓我一跳。
“你前面说给黄晓洋写信的那个日本人叫啥？”
我说叫小山清水。
“我这一阵忙昏了头……”文博重重地拍着脑门，“你认识杨胜全老师吗？”
我说知道这人，书稿的最后一章，就是杨胜全谈黄晓洋。
“杨胜全去早稻田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上个月回了重庆，大前天我在市委碰到他，他说自己在日本发现了一本书，《李本森回忆录》！日文版的，署名是中国李本森著，小山清水译。杨胜全也觉得奇怪，因为李教授从没出过中文版的回忆录。他跟小山联系，问这部书的原版，小山说你见到的就是原版。他又问书稿来源，小山绕来绕去的说了一大通，不知道说了些啥，让他越听越糊涂。”
就像杨胜全听校长透露安志薇的秘密后，脊梁骨里蹿过一股冷气，我这时候也是。
“他说没说书的内容？”
“简单说了一下，回忆录嘛，李教授追述自己的身世，但不是从头写到尾，而是从1931年，写到1991年，刚好六十年。虽然跨越了六十年的岁月，但贯穿始终的核心，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投降后的几十年，被李教授称为‘后战争时代’，战争造成的恐惧、伤害和人性扭曲，在‘后战争时代’才慢慢往外吐。杨胜全说，李教授在书中毫无遮拦地呈现了自己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尽管他知道一些，但读起来还是周身战栗，某些段落，简直到了叫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他想转译成中文，联系重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不敢接手，说要相关领导批了条子才敢接手。他去市委，就是为了这件事。”
“条子能不能批下来？”
“估计问题不大，袁部长是个很开明的人，那天听了杨胜全的想法，袁部长说了这么一句：‘李教授对法西斯战争的控诉，日本都出，我们为啥不出？’”
言毕文博摸出手机，调出一个名字，拨了过去。
“哦，表姐你睡了啊？……这么晚吗？我们还没注意到呢，嘿嘿，把你吵醒了，不好意思啊……不是，我是想问你有没有杨胜全的电话？好，好，你说……没有没有……你休息啊表姐。”
挂了电话，我们才发现已是凌晨3点20了。
如果杜芸秋照旧是凌晨2点睡觉，她已经睡了个多小时。
文博是个急性子，读书时是这样，毕业将近二十年，由小到大的做领导又有十多年，还是没改，这么晚了，他依然把电话拨给了杨胜全，想问个结果，因为那天他没听完就走了。
杨胜全居然没关手机，也没有睡。他告诉文博，袁部长最后还是让他先把书译出来，请专家和领导鉴定了再说。他正在熬更守夜地翻译。他请文博也帮忙在部长面前通融一下，因为这部书实在太好了，虽然阅读起来考验神经，但绝对是一部反战杰作，而且书中对重庆大轰炸有诸多描述，许多细节闻所未闻。文博满口答应，说他将尽全力促成此事。
然后文博问我：“要不要杨胜全把李教授书里的某些细节提供给你？”
我说不用了，我整理的这部书稿，是通过黄晓洋等人的眼睛去看世界，杨胜全提供给我，我也放不进去。如果有幸，若干时日之后，我和读者们能够读到《李本森回忆录》，就够了。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小山清水是怎样拿到李教授那批书的？
（根据情形判断，李教授的确是把回忆录写在了书页的空白处。）
我把杨胜全在黄晓洋死后接受报社采访时所谈的内容讲给文博，文博想了想，说：
“会不会是这样，小山清水不仅知道井上安子叫安靖，还知道她叫安志薇，在他来重庆之前，早就跟安志薇取得了联系，他那次问黄晓洋，不是顺便问问，还希望去看望她。他并不知道安志薇已经去世。黄晓洋的表现证明，中方不会让他去见，私下去见也不可能，即使他知道安志薇的住处；那次的情况我知道，日本律师团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中方安排下进行的。他想见安志薇，一是因为安志薇是广岛人，二是安志薇把李教授的书寄给了他。看样子，应该是在她‘突然老去’之后寄的，那时候，尽管她衰迈不堪，照样能独自生活，不过就几十本书，往邮局多跑几趟，就可以全部寄走了。”
“可是安志薇为什么要给他呢？”
“不给他给谁？李教授去世后，安志薇肯定看过那些文字，给国内任何人，都免不了损害李教授的形象。交给日本的一个反战人士，让他去翻译出版，既能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又不会从近处损害李教授。”
没有更好的解释，也就只能相信这样的解释了。
三峡广场位于沙坪坝区闹市中心，由三峡景观园、名人雕塑园、绿色艺术园和商业步行街组成。杜芸秋的个展在绿色艺术园举办。与之毗邻的名人雕塑园里，郭沫若、巴金、丰子恺、冰心等抗战期间在沙坪坝生活过的文化名人雕像，很深情地望着这边。
虽是周末，我还是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说人山人海，是很偷懒的一种作法，但的确给我这样的感觉。昨夜，文博没回家，就跟我住在宾馆里，早上8点，我俩就赶往三峡广场。这么早，展板刚刚运过来，绿色艺术园就挤满了观众。文博去指挥工人忙碌的时候，我站在一旁，观察着人群。我想看看有没有老人前来参观——报纸和电视都反复宣传过了，杜芸秋的这次画展，表现的是重庆大轰炸。
出乎我的意料，来了不少老人。
最深的伤痛，他们自己不愿讲述，但并不是希望所有人都沉默。
展板竖起来了，共一百幅。
文博说，他表姐画了数百幅，精选了这一百幅。
“一百”，是一个世纪，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单元。
一张破碎的脸。又一张破碎的脸。还是一张破碎的脸。从左自右地看过去，全是一张张撼人心魄的破碎的脸。油画，但有木刻效果。每张脸尺寸不同，有的大于背景，有的深藏于背景之中；神情各异——不管破碎得多么厉害，眼睛都在，至少有一只眼睛在，有的长了三只眼睛、五只眼睛、八只眼睛、满脸的眼睛，这些眼睛或仰望天空，或俯视地面，或盯住前方。在脸部破裂的缝隙中，在他们的眼睛里，摇曳着各式各样的小花，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绽放……
杜芸秋给画展取了个总标题：《太阳底下》。
我把它借用过来，作了这部书的题目。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