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盘录音的中心话题，是杨胜全讲述黄晓洋何以会走上自杀之路——
在黄晓洋出事的前三个月，也就是今年6月份，全国历史学会组织的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的议程，主要是外地人到重庆玩几天，真正坐下来研讨，只有他们离开重庆之前的半天时间。别人把这半天当成休息，走了路，爬了山，吃了重庆冲劲儿十足的火锅，都有些累了，现在只想坐在长江的游艇上，看看江鸥，吹吹凉风，喝喝清茶，休息够了，明天好打道回府。
但黄晓洋把这半天看得非常珍贵。
他们游玩的时候，重庆本地除了相关负责人陪同，别的人都没参加，我和黄晓洋是6月12日午饭后才赶到游艇上去的。包了顶层的茶坊，外地有三十多人，本地有十多人，坐得挤挤扎扎的。说的是下午2点开会，到了2点半过，主持人也没说开会的话，大家不是忙着聊天、认识新朋友，就是欣赏江景。黄晓洋却等不及了，他走到带队的副会长身边，问啥时候开会，说他4点钟有课，他还要赶回去上课。其实我知道，他没有课，他是想抓紧时间研讨。
副会长并不认识黄晓洋，友善而矜持地点了头，就扬声招呼：
“开会了开会了，各位开会了。”
坐在窗口边一个人说：“唉呀郑会长，还开什么会嘛，我们这么随便聊，不就是开会嘛。”
说话的人脸色黧黑，皮肤给人皮革的感觉，脖颈上挂一大串佛珠，明显是个十分开朗、也很能交往的人，这几天来，他多半是团队的中心，男男女女的都很喜欢他。他说没必要开会，很多人都附和。
但作为带队的副会长，心里毕竟是存着一个原则的，他回去还要写报告呢。他说：
“会不开可以，但费用就由自己掏腰包啊。”
虽是玩笑话，也表明过场是一定要走的。
又是几分钟过去，闹哄哄的声音才停下了，副会长开始讲话。几分钟前还是可开可不开的会，现在变得如此严肃，如此重要，重要到了在中国史学界必将留下浓重的一笔。他讲了十分钟左右，让大家发言。因为黄晓洋说过他要赶回去上课，副会长就点名让他先发言，他指着斜对面的黄晓洋说：“这位……”
重庆方面的负责人立即介绍：“黄老师，黄晓洋。”
副会长的眼睛亮了：“哦，《南京第十三》！好，请黄老师先说！”
别的人也都把眼睛看向黄晓洋。
这些年来，黄晓洋很沉寂，人们记住他，好像也跟副会长一样，只记得他是《南京第十三》的作者。但事实上，《南京第十三》之后的黄晓洋，并非不存在。只要你在史学界混饭吃，就无法不正视他的存在。那是一个坚硬的存在，看上去打眼，摸上去硌手，你可以绕开他，但你必然知道他在那里。
黄晓洋穿得特别的规整，那么热的天，他还打着领带。他端端正正地坐着，连客套话也省去了（本来只有半天，还晚开了半个多小时，他没有时间说客套话），就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都是从细节中来的，他举了若干例子，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每个例子都有极强的感染力，之后他总结说：历史不是由复数写成，历史是由单数写成。复数是冷的，单数是热的；复数是自鸣得意的，单数是谦卑诚恳的……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黄晓洋不仅把这次发言当成是对自己的证明，还希望被众人接受，形成史学研究的风气。仿佛他举着一面旗，招引众人跟上去。
我的意思的，他有些用力过猛，有些孤注一掷。
这让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他说了那声表示结束的“谢谢”，戴佛珠的那位立即举手要话筒。副会长见状，面带轻快的笑容给重庆方面的人介绍，说这是王先生，王从喜先生，著名的明清史专家！我也研究过一阵明清史，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有个著名的王从喜。王先生伸出一只多毛的手，好像是要挡住副会长对他的褒奖，但那双大而发光的眼睛，看出他听到“著名”两个字是很受用的。他开口就说：
“我只知道黄老师是二战史专家，不知道黄老师的文学功底这么深厚，我敢肯定，如果黄老师去写小说，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会场上一片哄笑。
副会长也在笑，但看了一眼黄晓洋，就不笑了。他说：“老王，你不要评价别人的观点，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观点。”
王先生说：“评价别人的时候，我的观点自然就带出来了。”
他不是研究明清史的吗，可他偏偏跟着黄晓洋说二战，说到日本的海洋政策、大陆政策，大陆政策如何战胜了海洋政策；又说到日本多么希望中国是一个贫弱无能的中国（既无富强的意图，又无自力更生的愿望，举国上下，唯以苟且偷生为能事，便于日人胁之以威，诱之以利）、卑鄙无耻的中国（但求一身之快意，不顾万民之涂炭，但图一时之荣显，不计千秋之骂名；如袁世凯辈，为做皇帝，不惜接受二十一条）、割据分裂的中国（军阀据地自雄，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日人可从中操纵把持，坐收渔翁之利）。确实，当时的中国也正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但经过一个西安事变，中国反而真正统一起来了，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还公祭了黄帝陵，这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日本人感叹说：“中国如朝日渐升，日本如夕阳渐落。”他们迫不及待了，指使浪人制造事端，再以此为借口，兵戎相见。
王先生的话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停歇，他又语调铿锵地补充一句：
“唯坐以待毙，孰与伐之！”
诸葛亮的这句话，大概就是他的观点了。
这算什么观点？这只不过是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
但他又迎来一阵掌声。
我期待黄晓洋的反驳，可是他没有。
他要反驳太容易了，但他一言不发。
我曾听他讲过一则故事：狻猊吃猫。故事说，狻猊走入猫群，猫四股战战，不敢动弹。狻猊捡来很多石片，在每只猫头上放一块，之后挨个去揣猫的肥瘠。猫们小心翼翼，生怕石片从头上掉落。当狻猊选中了最肥的那只，便用尾巴轻轻一拂，这只猫便跟着它走，其他猫也才甩掉石片，狂奔而逃。狻猊将选中的猫赶到水边，无须指令，猫就知道去喝水，喝呀喝呀，喝得身体成一个球，水从皮子里浸出来，把毛都濡湿了，再也喝不下去了，于是吐，鼻孔嘴巴里喷出黄黄绿绿的东西。吐得没啥可吐的时候，它转过头去看狻猊。要是狻猊躺在地上，悠悠闲闲地听着风声水声，别无用心地望着远处，猫就明白，自己还得再喝、再吐。当狻猊觉得，猫已经把肚子里的秽物清理干净，才又轻轻地拂一下尾巴，猫会意，自觉地走到它的嘴边，狻猊站起来，把它吃掉……
黄晓洋说，当时的中国，就是日本选中的那只猫。
有人愿意做猫，大多数不愿意。据《川江史话》载，当年一批学生——其中包括黄晓洋的大伯，“史话”特别提到他大伯的名字——乘坐“平安号”入川，进川江不久，就看见民生公司一艘运货船被日机击中，爆炸声中，黑烟峰起，船开满车，向岸边猛冲，岸边一片峭壁，突水而立，穿空而上，山崩地裂般的巨响之后，峭壁岿然不动，船却沉了。残余的火光在水面燃烧。“平安号”里上了岁数的老人，不停地求菩萨保佑，而七十多名学生却跑上甲板，怒视日机，挥舞拳头，齐声高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唱完这首，接着又唱：
“前进，中国的青年……只有向前向前！”
是的，“只有”。已经没有退路。
黄晓洋并非不懂得“唯坐以待毙，孰与伐之”。
要他来陈述这观点，不知比王先生生动多少倍、深刻多少倍，可他就是不说话……
现在想来，他之所以沉默，是因为看到了自己无可挽回的败局。他的历史观已远远走到了别人的前面。他认为历史分为三种：政治家的历史、学者的历史、普通百姓的历史。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学者也是普通百姓，因此可以说历史分为两种。学者们的用武之地，就在于被政治家忽略的部分。
但很明显，这观点休要说被在座的赞同，连理解也不可能了。
开始大家无心开会，一旦开起来，气氛还是相当活跃的。越是活跃，对黄晓洋越不利——整个就是一边倒！在他们眼里，学者和政治家的使命是等同的，使命等同，但地位不等同，学者为政治家服务；在学者的灵魂里，并不需要黄晓洋特别强调的“温热”与“柔软”。如果把战场推进到日本，在东京街头有一个枯瘦如柴艰难行走的老太婆，像王先生这样的人，照样会朝她开枪，开枪之后再踩她一脚，踩一脚不够，就踩两脚、三脚、无数脚。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她是敌国人。
他们毫不动摇地信奉这种逻辑。
黄晓洋不是说他4点钟有课吗，他完全可以3点半就离开，但他一直坐在那里，把别人对他的炮轰和嘲笑干干净净地听完。这是我无法理解的。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他还留下来吃了晚饭，晚饭过后，还陪两个南京来的人去唱歌！那两个南京人，其中一个跟黄晓洋做过同事，但时间极短，黄晓洋快离开南京那所学校，那人才调进去，刚进会场时，彼此都没认出来，散会过后，那人才过来跟黄晓洋握手，做自我介绍，同时把另一个南京人介绍给他。黄晓洋表现出夸张的热情，跟着他们去了餐厅，坐在同一张桌上，问他们饭后有什么打算，有没有空去他家玩。他那老同事说，家里就不去了，吃了饭我们去唱歌吧。黄晓洋说好好好，我请你们，杨胜全你也去啊。
如果你们对黄晓洋有一丝一毫的了解，就会明白他的行为有多么匪夷所思。
平时在本地开会，他都是回家吃饭，绝不吃会议餐。
这并不是说他家里的饭好，会议餐不好，事实上你们也知道，现在的会议餐大多奢华。他回家吃，很大程度就是不习惯这种奢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第一是会议餐往往吃得很长，耽误时间，席桌上的话，一般来说又相当无聊；第二，是他对家庭生活很依赖，对亲人的情感很依赖。
（顺便提一句的是，他的亲人大多去世了，爷爷、父母、岳父母，另外还把他视为亲人的李教授和安志薇算上，都先后去世了——爷爷去世得最晚，那老人家活了百多岁——他现在只有女儿一个亲人了。这种亲情空间的严重稀释，肯定是他走上自决之路的原因之一。）
他不吃会议餐，尤其不会去什么歌厅！他整个生命的严肃，都是与“消费”两个字不搭界的。对渐渐风行于世的享乐主义，他不仅在内心里拒绝，在形式上也拒绝。
可是那天，他陪几个人（两个南京人又带了四个人去）唱到凌晨1点才回家，还喝了三瓶红酒。
两个南京人虽是他老乡，可他既不熟悉，更不喜欢。开会的时候，这两人都对他极尽嘲讽。他们连趸来的观点也没有，所有的本事就只剩嘲讽。特别是跟他做过短期同事的那位，借别人说黄晓洋如果写小说会更有成就的话，大做文章，一本正经地夸黄晓洋文笔优美，比好多文学家都强，根本不谈黄晓洋的历史研究。这是明明白白的嘲讽。好比你是唱歌的，他却对你说：“嗨呀，你的字写得真好哇！”你刚唱了一首日本的《樱花》，他却对你说：“嗨呀，你的歌声具有多么浓郁的俄罗斯风味哪！”
黄晓洋是傻子吗？他看不出你的用心吗？他看出来了，却破天荒耗去那么长的时间去陪他们，尽管他没唱一首歌，但整个过程他都是谈笑风生的。
他是要以此表明：我并不计较，我不仅好客、大度，而且自信。
要说失败，这才是他真正的失败。
他已经输不起了。
这件事过去两个多月，日本来了个民间律师调查团，访问当年大轰炸的幸存者。调查团有七个成员，以小山清水为首。这事你们报道过，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情况，是没有披露过的。
重庆这边由历史学会接待。黄晓洋曾经和小山清水有过联系，历史学会也知道，因为他们保管着小山写给黄晓洋的两封信，加之日方跟重庆联系时，特别提到了黄晓洋，鉴于此，黄晓洋成为接待方的主要成员之一。那次活动本来没安排我，是黄晓洋把我叫去的。黄晓洋给我的任务是做翻译，虽然学会请过一个翻译，但黄晓洋更信得过我。他对我熟悉嘛。结果根本不需要翻译，日方个个都懂中文，小山清水的中文还说得相当地道，他不仅会说普通话，还会说四川话！可见这人是有心劲儿的，为了这次访问，是下过很大工夫的。
调查团和中方人员的合影你们登过，坐在正中间那位，就是小山，脸清瘦，眉毛分得较开，头发很长，个子嘛，在重庆这地方算得上中等身材。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礼貌无处不在，对工作的热忱无处不在。在重庆走访了十天，访问数百人，他都用心倾听；每天访问结束，立即回宾馆整理（根据安排，那些天我们也和他们住在同一家宾馆里，我和黄晓洋住一个房间），直至深夜甚至凌晨，次日很早又起床。他的同伴也一样。黄晓洋感慨地说：“跟这些日本人比起来，我不过是头懒猪。”
为此他深感羞愧。
羞愧的不止是这个。
访问受害者，不可能去每个人的家里，都是到某个片区，由中方把那个片区的幸存者召集起来，让他们一个一个讲述自己的经历。
你去听过那些人的讲述吗？他们基本上说不出什么的。
开始根本就不说，后来终于有人起了个头。
是一连串的叹气。不是我们“唉唉唉”的那种叹法，而是“吭——吭——吭——”。
这叫不叫叹气，我也说不清。
叹气过后，是一声尖利的哀嚎：“我的妈也……”
这一声出来，窗户大开阳光明亮的屋子，即刻变成阴风惨惨哀声不绝的地府。
“我的爸爸呀，你只剩半个脑壳哟……”
“我的儿呢，你被炸死的时候，我把你生下来还不到半分钟啊……”
“我的外婆哟，你活到八十二岁，本来该寿终正寝的……”
有人把袖子捞起来：“你们看嘛，我那时留下的溃疡，现在都没好哦……”
有人一把拉下裤子：“我的命根被狗日的弹片切了，害得我一生没近过女人，断了后啊……”
更多的人，嘴巴只管张，却说不出一句话，像马上断水的鱼。
日本律师团边询问，边点头，边记录。
听着这声音，看着这景象，作为中国人，能不羞愧吗？
你们做媒体的，大肆报道的是日本律师团此行的重要意义，你们采访了小山清水等日方人员，小山清水提到了“悔罪”这个词，你们就揪住这个词，仿佛有了这个词，大轰炸受害者就有了出头之日。但你们知道我们的感受吗？中国人遭了日本人的凌辱，数十年过去，受害者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可到头来，却要日本律师团来为他们申冤！可是我们还在唱高调呢，我们志得意满地分析着日本的海洋政策、大陆政策，分析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必要和艰辛，分析着世界战局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我们就凭这些早被人嚼烂了的所谓分析，取得教授职称和学者头衔，对太阳底下的万千生灵，却“理所当然”地视而不见。
黄晓洋是个极端敏感的人，他的感触比我们谁都要深。同时，他又是个极富使命感的学者，他必定会由眼前的情景，倒过头去反省自己的学术——尽管他没向我谈起过，但我相信他是一定要反省的。他避开外象，从战争中去考察人心，是否让他获得了精神上更大的自由度，我不作推测和评论，我可以推测的是，跟日本律师团跑这十天，让他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非常重要的承担。
怎么说呢，他的研究，很可能与王先生他们的研究一样无力……
另外一点——这一点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小山清水刚到重庆时，黄晓洋很激动，两三天后，他对小山一行却莫名其妙地冷淡了，再后来，说冷淡还不够，差不多要说成冷漠了，小山面对面跟他说话，他甚至都没有听，还要我或别人提醒，他才回过神，惊惊乍乍地“啊”那么一声。他的眼神说冷漠又不够，是冷酷了，瞳孔里放出的光，冰得能让人分明感觉到它的硬度。你要知道，黄晓洋有着极其良好的教养，如果你不介意绅士这种称呼，那么他绝对是一个绅士。在长江游艇上面对众人的责难和嘲讽，他不跳起来驳斥，除了我指出过的原因，与他的教养也不无关系。
小山的教养更是惊人，黄晓洋对他这样，他却像没感觉到一样，依然那么礼貌、谦恭和友好。
他的队伍是8月29日下午3点离开重庆的，那天上午没安排采访，准备10点钟开个总结会，吃顿散伙饭，就送他们走。早晨刚过7点，小山就来到黄晓洋和我的房间，问黄晓洋一个问题：
“你认识井上安子吗？”
黄晓洋摇头，说不认识。
小山说：“她在中国叫安靖……”
“安靖……你的意思是，安靖是个日本人？”
小山说是的，她以前是日本人，现在是中国人，就住在重庆。
黄晓洋的那对眼眶，如同有人在撕扯，张大，再张大，大到目眦欲裂。
安靖，就是安志薇，李本森教授的夫人。
我也是那次才知道，她原来叫安靖；更是那次才知道，她竟然出生日本，叫井上安子！
1936年冬天，井上安子跟随父母到了青岛，父亲开啤酒厂，她在日侨区念中学。那时候她大概十四五岁。从日侨与中国人的关系，还有父母平时的摆谈，她明白自己正踏入的土地，与自己祖国之间存在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然而她是安全的，在她父母和所有日本侨民的眼里，日本是把中国抹干吃尽的，中国要是胆敢跟日本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甚至，中国就是块烂柿子，不需要捏，自己就稀哩哗啦了。正因此，加上她本身所具有的叛逆和冒险劲儿——这方面她非比寻常，你听我慢慢讲——使她敢于随便走出日侨区，到处乱窜，并东捡一句西捡一句地学了不少中文。卢沟桥事变后，她也无所顾忌，每天下午，舞着钥匙，打着赤脚，穿街过巷地去刚刚回暖的海里游泳。
游泳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中国男孩。她把钥匙放在中国男孩的鞋边，这中国男孩便为她守住，直到看见她从烟波里归来，他才离开。好些天都这样。有天她叫他等她，他果然就老老实实地等着。她回来了。她上岸了。但他没有上岸。她说：“上来呀。”他才上去。他还没在沙地上站稳，她就从头到脚地打量他，然后皱着眉头说：“你怎么这么白呀！”中国男孩羞得耳根都红了。一个女孩子说男孩子白，不是夸。他的单纯、羞涩和胆怯（她发现他从来不敢离开海岸五十米远），让她觉得怪好要的。她就跟这个怪好耍的中国男孩发生了爱情；也是在那时候，她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安靖。
这个中国男孩，就是黄晓洋的父亲黄伯勇。
然而，“爱情”一说，只是黄伯勇的错觉。在安靖那里，那不是爱情，而是她对这个胆怯的中国男孩的同情。同情这个词带着浓厚的道德褒扬色彩，但那时候，安靖是这样理解同情的：同情不是针对别人的感情，而是不需要花任何代价，就能让自己愉快的感情——不过，话是这么说，她究竟与她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同学不一样，也不大和他们交往。她跟黄伯勇之间，虽不是恋人，却有了依恋。黄氏一家离开青岛那天，日侨学校已经开课，她还偷偷从教室溜出来，去为黄伯勇送行。
后来，黄伯勇给她写了很多信，她一封也没收到，因为她的名字是假的，说给黄伯勇的住址也是假的。她待在青岛，百无聊赖，很后悔给了黄伯勇假地址。大约半年过后，她父亲发现来中国做生意是个错误，兵荒马乱的，啤酒销量十分可怜，因此决定回到故乡去。他们的故乡在日本广岛。
就在出发的前夕，安靖（或者说井上安子）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逃！
往哪里逃——悄悄离开父母，混迹于中国的难民群，向南方逃。
逃到武汉后，她登记了流亡学生，滞留一段时间，乘船到了重庆。
她这样做，从本质上说，不是为了奔赴黄伯勇（她根本不知道黄伯勇在哪里），而是“满足自己冒险的欲望”。她想的是，到中国的战时首都去逛一阵，再设法回日本。她把这事想得非常简单，中国的半壁江山都成了日本人的，要不了多久，重庆肯定也会成为日本人的，要回日本，就如同从广岛至东京，从大阪到神户，只不过路程远些罢了。再说她的中文也说得日渐流利，走到哪里都不怕。
在重庆，她被李本森教授安置到南开中学读书，但她并不怎么读，经常逃学去街上闲逛。她是来看稀奇的，不是来读书的。有天，她看到一张寻人启事，竟然是黄伯勇的哥哥黄伯道在找家人。
她按照寻人启事上的地址，找到了黄伯道，并且跟黄伯道好上了。
要说爱情，她和黄伯道之间才勉强算得上。那时候，她已极其孤独，成天盼着日军来占领重庆，她好回去，至少跟家人通上信。可日军老也不来；川江顶端的宜昌虽成了日本人的，可陆路不通，江面封锁。黄伯道也很孤独。黄伯道的孤独是那种狼一样的孤独，狼的孤独需要你去抚慰、去同情吗？不需要的。不要她同情，却让她产生了爱情。但这并不是说，她和黄伯道有了真正的爱情，她再有冒险的欲望，也没打算跟一个中国人货真价实地谈一场恋爱，她一门心思盼望的，依然是日军快快到来。
日军终于来了，却不是从陆路，也不是从水上，而是从天空。
这便是持续五年半的大轰炸。
1940年过后，日军发了狂似的轰炸重庆，有一天就从空中屠杀五千人以上。这是他们创造的一项世界纪录。但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日本国民井上安子，学会了从高尚的意义上去理解同情，和黄伯道的心也才真正走到一起。两人相爱后，黄伯道经常伤害她，但她知道事出有因，不仅不怪罪，还更加爱他。有时候，她甚至希望黄伯道把她伤害得更狠些。尽管黄伯道和周围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但她自己知道，并因此觉得别人也知道，觉得别人看过来的目光，是一根根锐利的芒刺。
所以她才参加了救护队，表现异常勇敢。在救护队里，她更加直接地见识了大轰炸给中国人造成的深重灾难，想在轰炸中主动求死，算是对日军嘲讽，向中国人赎罪。但她没有死成。从此，她凤凰涅涅，成为反战的勇士。空了，她就去看黄伯道的演出，并和他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军暴行……
尽管如此，她还是想回到日本去。日本是她的祖国，广岛有她的亲人。
然而，1945年8月6日，广岛却被“小男孩”夷为了焦土，升腾起的蘑菇云高达近万米。
听到这一消息，安靖快疯了，当黄伯道兴高采烈地去找到她，她对黄伯道的爱情，竟也和她的故乡一样，一瞬间化成了焦土。她心里已没有任何别的感情了，只剩下悲愤。原子弹是美国投放的，但美国在地球的那一边，而黄伯道近在眼前，于是她把悲愤全都发泄到黄伯道身上。
她正告黄伯道，她是日本人，她的故乡在广岛！
扔下这句石破天惊的话，她就从黄伯道身边消失了，去南开中学的几个老师那里借了钱，说要回青岛老家看看。其实她是转道香港回了日本。
谁都会想到最坏的结局，谁都不希望最坏的结局，但事实往往正是最不希望的那种。
她的亲人全部遇难，连远房亲人也不剩一个。
她回到日本大半年后，黄伯道一家也回了南京。黄伯道终身未娶，勿庸置疑，对安靖的爱是一个原因——若干年后，他还让黄晓洋在重庆打听她；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为自己的“兴高采烈”埋单。作为艺术家，不管安靖是不是日本人，黄伯道都会为自己当时的兴高采烈感到悔恨。人啊，说起来复杂，其实真的很简单，不合适宜的一句话，不合适宜的一种情绪和一个举动，很可能就影响你的一生，并最终成就你的命运。安靖始终没有原谅黄伯道，也是因为他的兴高采烈。
安靖在日本独自过了将近十年，失去亲人的悲伤慢慢淡去，她就开始怀念中国，怀念重庆。她生命中最要紧的部分，是跟重庆联系在一起的。当故乡没有亲人，也没有亲人的坟墓（当年的死难者，都是焚化后集体深坑掩埋），故乡其实就是空的，无法牵动你的神经。而在重庆度过的日日夜夜，却让她魂牵梦绕。她决定重返重庆。何况她还欠了南开中学几个老师的钱呢。在日本，她几次想把钱寄过来，但她不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她是日本人。回到重庆后，她去找老师还钱，但那几个老师都是从沦陷区来的，早就迁回老家去了，天南地北的，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安靖又给自己换了个名字，叫安志薇，并以安志薇的名字在重庆落户。
从井上安子到安靖，再从安靖到安志薇，是她人生的几个阶段。
世界很大，又很小，安志薇转了一大圈，结果嫁给了送她去南开中学的李教授，而且黄伯勇的儿子、黄伯道的侄儿黄晓洋，为曾祖母遇害的事，专门到重庆找李教授，又碰上安志薇的同学杜主任接待他，使他知道了安志薇就是安靖。
黄晓洋调到重庆后，常去安志薇家，称她伯母；李教授去世后，黄晓洋更是把她当亲伯母一样伺候。反过来，安志薇也真心待他。可以肯定的是，安志薇对黄伯道的爱情依然存在（只是不能原谅他），否则，她也不会常常把黄晓洋当自己后代使唤。（听黄晓洋说，他大伯黄伯道后来始终不愿再跟安志薇见面，个中缘由，很让人费解，我估计，黄伯道尽管保存着对安志薇的爱，但也觉得自己受了安志薇的欺骗。那个年代的人，特别是经历过大轰炸的人，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待和理解日本人的。）
那天，小山清水向黄晓洋打听井上安子，是因为小山在日本也走访过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听说有井上安子这么一个人，1945年从重庆回到日本，然后又从日本返回了重庆。
不知他通过什么手段，查清了井上安子在中国叫安靖，调查行将结束的时候，想顺便问问。
可黄晓洋听说井上安子就是安靖，眼睛瞪得快要裂开，然后他站起来，走了。
小山见状，虽不知道原因，却也没再向中方别的人提这个话题。
黄晓洋走了就没再回宾馆，10点钟的总结会没来开，作为接待方主要成员之一，午饭后他本应该送小山一行去机场，但他也没去送。
这实在太怪异了。
两天过后，校长来我们系走动，当时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校长问日本律师团走访得是否真有媒体报道的那样成功，我给他汇报了，边汇报边思索，要不要把黄晓洋的怪异行为告诉他？
最终还是告诉他了。
校长往走廊上望了两眼，向门口走去。我以为他是去别的地方呢，结果他是去关门。关了门过来，他坐在我的对面，细声地、很严肃地问我：
“你说井上安子叫安靖？”
“小山清水是这么说的。”
校长这样子，怎么跟黄晓洋差不多？
他干咳了两声，对我说：
“安靖就是安志薇……安志薇死之前，留过一封很长的遗书。”
老实说，听到这话，我脊梁骨里蹿过一股冷气，像有阴风在吹。其实也没啥好害怕的，但我身上真的发冷。你觉得身边那么明明朗朗的人，突然发现她竟有那么深的秘密！
校长告诉我，安志薇死后，学校要收回房产，就把李同安通知过来。李同安腾了房子，很懂事地叫校方后勤处来察看，表明他除拿走了可以拿走的东西，别的都没动；所谓别的，其实也就是那架床了。床头柜本来可以拿走，但李同安没要。那天校长刚从明月河那边的新校区过来，路过银杏坡，看见后勤处长和李同安，便下了车，跟他们一同进屋。他当然不是去察看，而是冒出了一个新想法：不再将这套房子派用，就辟成“李本森故居”。后来果然这样做了。那天进屋去，后勤处长跟李同安在客厅闲聊，校长去厨房和卧室走动，盘算着怎样将屋子打整和修缮。进卧室的时候，他看见床头柜的三个抽屉都半开着，最底层的抽屉里，露出一张有字迹的纸。他心想这是李教授留下的吗？
李教授的那批书不知去向——安志薇去世后，黄晓洋首先就关注那批书，让校长亲自出面去给李同安说，让他不要胡乱卖给别人，结果书一本也没有了——已让他痛心不已，李教授留下的一鳞半爪的字迹，他也想收起来，以后供展览用。于是他弯腰去取。
结果，取出来的不是一张纸，而是厚厚一叠。
那就是安志薇的遗书。
这封遗书是跟三张照片和一枚印章放在同一个抽屉里的，可李同安根本就没去看，只把照片和印章取走（你们报纸也报道过那三张照片和一枚印章的事），信管都没管。
校长站在那里，读那封遗书，第一页第五行，安志薇就表明了她本是日本人。
校长撩开外衣，把遗书往兜里一插，离开了。
如果不是小山清水问起，校长肯定还要拖一段时间才会把安志薇的遗书部分公开。他有他的想法：“李本森故居”初建，刚刚把黄晓洋手里的两张照片，李同安手里关于他父亲的全部遗物，李小楠拿走的书桌和藤椅，全部收回，李教授立在公园里那个等身像的复制品，还在制作过程中，却闹出他夫人是个本名叫井上安子的日本人，容易混淆视听；此外，安志薇所说都是真的吗？他需要证实。
他已经暗暗地在证实了，有了小山清水那句话，更是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安志薇死前去明月河埋猫，不是有许多人观看吗？她把坑刨好，才给猫穿衣服，穿好衣服再装入匣子，当天就有人说：那怎么有点像日本的和服啊？现在想来，她给猫穿的真是一件和服！她不在家里穿，而是到大庭广众之下去穿，很可能就有透露自己秘密的意思。她不愿意把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所以用那种方法暗示，还写了那么长的一封遗书。
那天我跟校长一起，去他办公室看了那封遗书。我给你讲的，全是遗书上的内容。
此外安志薇还写到，她每年8月初到8月中旬犯病，是因为“小男孩”的缘故。
我们都想知道另一件事：有年，安志薇的病犯得特别厉害，变成了说话的机器，数十天内天天去明月河烧信，这是为什么？但她在遗书里只字未提。对此我们只能猜想了。
再有嘛……她还说到自己脖子上有块伤疤，这跟……恕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战争在每个人心里都留有一块伤疤，包括李教授在内……我刚才说那封遗书只能“部分公开”，就是因为里面牵涉到李教授。何况，那还只是安志薇的一面之词。
现在的情况，是要还原安志薇的真实。她的故事，正好说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他国人民和本国人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创伤。安志薇是中国的朋友、重庆的朋友，在重庆最艰难的时期，她跟重庆人民相濡以沫，并肩作战。回到日本十来年，又返回重庆并落户入籍；她特别喜欢穿旗袍，她给自己死去的猫穿了和服，但她自己特别喜欢穿旗袍，死也是穿着旗袍死的。对国籍和服饰上的取舍，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正是有了对安志薇的这种定性，我才敢给你们透露这些事情。
我看了安志薇的遗书，当天就把大致内容告诉了黄晓洋，并且说，如果你有兴趣，自己去找校长。
听校长说，他并没有去。
校长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那封遗书的全文，但如果黄晓洋去，他会给他看的，他对黄晓洋很器重，也很信任，何况遗书里的许多内容，都跟黄晓洋有关，黄晓洋有权利知道。
尽管没去看，黄晓洋的神经却有些不作主了，上课也会迟到。
对他而言，之前绝对不可能发生上课迟到的事。
十余天后，他就自杀了。
安志薇的秘密咋会给他带来那么大的刺激？许多人感到疑惑，我也一样。但我还是勉强能给出一些解释。黄晓洋曾向我提起，说安志薇有天夜里叫他去她家，她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但安志薇对他说的，却是不像重庆大轰炸的大轰炸（现在明白那是什么了），看了那封遗书，我马上感觉到：安志薇除了说那些事，还想把这封遗信交给他——这才是她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安志薇的遗书是早就写好的。至于为啥又没给，是黄晓洋不想接受，还是安志薇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根据情形判断，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要不然，黄晓洋为什么不去校长那里看看呢？
很可能，他早就怀疑安志薇是有秘密的人，但他不敢去承担她的秘密。
再小的秘密也是重荷，何况安志薇的秘密并不小。
作为立志在战争中考察人心的黄晓洋，渴望挖掘秘密、揭示秘密，但秘密真的蹦到他的眼前，他却不敢面对了。包括，李教授曾经想把书赠给他，他不接受，我以前也跟杜芸秋一样，认为是负责任的表现，但现在看来，或许另有解释。他拿不准李教授在书页上写了什么。我觉得，他心里是埋着恐惧的。对大轰炸的研究越深入，对人心的研究越深入，他的恐惧也就越深入。我还觉得，他之所以不敢一直挖掘下去，是害怕在很深很深的地方，碰到他自己…-，
就说这些了，我不多说了。
归结起来，黄晓洋选择死亡，是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因素促成的。
他死了，是史学界的损失。
作为朋友，我对他更了解，也更知道他的价值，我想说的是：
他的死，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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