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

    现在就记忆所及，可以举出文、史、哲及政治等方面的几个例子。

    （1）关于文学方面的辩论：首有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辩论。白话文，中国原来就有，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及农民中戏剧唱本，多是用白话文写的；不过五四以前不久，又有人特别强调要用白话写一切文章。当时北京的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多是白话文，如《晨报》副刊及《新青年》杂志，就是实例。其中发表文章者多是北京大学教授。南京方面，有一种较大的杂志，名叫《学衡》，发表的文章全是古文；写文章的人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北京的白话文，南京的文言文，两相对峙，俨然唱对台戏。会作古文的林琴南，曾从英文中翻译过许多小说，都是用古文译出的，而且多用辞章家的笔调。他挺身出来反对白话文，在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责他不应该把一些写白话文的人留在北京大学里。又有会作古文的章行严，也常根据英国政治家的理论，写一些政论文章，偏偏好用古文写，反对白话文。他一个人曾挺身出来，办一个《甲寅周刊》，以容纳各方面的古文或文言文，专门与作白话文的人对抗。但后来事实证明，白话文是胜利了。

    其次有平民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辩论。这是与白话文言之争同时并起的。提倡写白话文的胡适，曾提出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赞成的人很多，如钱玄同、刘复等，都是出名的人。他们号召大家读《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小说。有时也谈京剧改革，并同宋春舫、梅兰芳等讨论改革的方法。钱玄同等曾主张废除京剧的锣鼓等乐器。不过成效并不大。至于用白话写文学作品，那本来早已成为趋势，不过离真正的平民文学还是很远的。当时所谓平民文学，虽不一定是劳动人民的文学，但毕竟与传统的古典文学不同，更与专写帝皇将相、才子佳人，以及专谈风花雪月者不同。大势所趋，古典文学作品渐渐少了。至于大学中文系里研究古典文学，那意义已不同了。

    （2）关于史学方面的辩论：这以“古史辨”为最突出。古史辨的重点在疑古辨伪，即大胆怀疑古书的伪造，要求恢复古籍的真相。古史辨也曾成为一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顾颉刚。顾颉刚在五四运动时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在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也就是有关儒家经典的部门读书时，对儒家经典的所谓古文派和今文派摸索了一番。他发现今文派的攻击古文派，不坚持历史事实却喜欢体会孔子的意见，颇引起了他疑古辨伪的思想。后与北大教授钱玄同谈起此事；钱是兼通今文和古文的，颇不满今文和古文的偏见。顾颉刚叙述钱玄同的看法说：“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撕破假面，显露真相，是古史辨派的精神。凭这精神，同古书的伪造者辩论，写出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我们看到的凡五厚册。疑古辨伪，并不始于五四时代；但五四时代却曾盛极一时。

    （3）关于哲学方面的辩论：首有梁启超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名叫《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史》。所谓《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即是这本书的中文本。这本书看的人颇多，影响不小，胡适自己在北大文科也颇有声势。法科学生也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到法科讲讲学。恰好这时，据说梁启超要批评胡适的著作，即被请到北大法科做报告。梁启超以评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为题，曾在北大法科大会堂做了两个半天的报告。第一个半天被批评者没有出席，听讲的人很多，批评也很尖锐。这情形胡适大概知道了，第二天他赶到会场，正当快要开讲之时，即向主持报告会的人请求先讲几句话，并说，“昨天因事，未能来听梁先生报告，很抱歉。本人自小就是读梁先生著作的，受益很多，今天请梁先生多予指正”。然后陪着听完了梁的报告。此后梁在学术界的声势忽又大起来，并又著了许多书，都收在《饮冰室合集》里。

    其次有吴稚晖的《箴洋八股》，及评其他哲学著作。吴稚晖是南菁书院的旧人，后又到英国住了多年，很想提倡科学，曾写了类似科学小说的《上下古今谈》。眼看胡适一面写白话文章，另一方面又叫学生读旧书，并曾替学生开过一个很长的线装书目录，很不以为然。于是发表《箴洋八股》的尖锐意见。这意见虽未指明说是警告什么人的，但大家都晓得是警告胡适的。吴稚晖又把当时三本流行的哲学书相提并论，各加以讥嘲，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三分中国思想，却有七分西方思想；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只有三分印度思想，却有七分中国思想；朱谦之的《周易哲学》只有三分中国思想，却有七分印度思想。大意似为：各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主张，所标书名，只是幌子。被讥嘲者都没有从正面做回答。只有胡适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似为《清代四个大哲学家》，首一名好像是顾炎武，末一名即吴稚晖。文章对四个大哲学家都很尊重，其中一部分似为对吴稚晖的一种客气而钦佩的回答。

    再其次有丁文江和张君劢关于人生观的论战。丁谓人生观可用科学来处理，张则谓人生观不可用科学来处理。张意似以为人生观是活的，科学是死的，以死驭活，断断不可。丁意似以为这是可以的。其实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我也不甚了解。但有一事是确实的，即对于人生观有科学家的意见，有玄学家的意见，形成了所谓科玄之战。

    （4）关于政治方面的辩论：首先有改良与革命的辩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就多主张改良。例如胡适，就是主张改良的；当时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他就辩驳，要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意思就是要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反对革命或根本解决。这种主张，后来系统地见于《努力周报》。该报主张所谓好人政府，写文章的人有政论家李剑农、高一涵等。至于主张革命或根本解决的，则以李大钊为最突出。他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自始就主张根本解决，反对改良。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它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做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有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后来事实证明，改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其次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当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北京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现。有一种小型杂志，名叫《自由》，其封面“自由”两字，是署名李煜瀛题的；李煜瀛即李石曾，是无政府主义信徒的首脑。里面写文章的有师复、凌霜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又吴稚晖曾写过长篇论文，题目叫《一个新信仰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文中有一句最突出的话曰：“我吴稚晖，即烧成了灰，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吴与李都是要人，经他们提一提，无政府主义思想便也有所活跃，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北京以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偶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出现。例如，湖南第一师范便出现崇新学社与安社的对立，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者是无政府主义的。当时第一师范信无政府主义的颇不少，教师中如夏丏尊、沈仲九、叶鼎洛、王鲁彦、沈俍工等都是的。两个社虽没有明显的冲突，却是明显对立的。其他各地类似的对立也有。不过后来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胜利的，而且一直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思想。

    以上几种辩论，只是极少的几个例子。“自由辩论”，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故特举出于此。

    （原载《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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