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扶青 李峰 张芥尘 于树德

    新中学会诞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学会诞生于辛亥革命果实被军阀篡夺以后，五四运动发动以前。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重重压迫之下，人民生活日益困苦，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国家则更深地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当此内忧外患严重关头，具有革命性和富于政治感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首先对现状不满，首先要求改革，首先起来组织团体，奔走呼号，进行爱国主义的斗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新中学会就在这种环境之下，于1917年诞生了。

    新中学会成立之时，十月革命的炮声还没有响起；待响起之后，它的正确消息被封锁，歪曲消息被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十月革命的意义还不甚了解，还没有立即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领导思想，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以救国家等爱国主义的范围内兜圈子；虽然也有少数人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对科学的社会主义则还没什么接触。新中学会当然也不例外。

    和新中学会同年诞生的，性质也很相近的，还有一个少年中国学会。新中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由于李大钊的介绍，联为友会。他们都以反对军阀专政、卖国，反对列强侵略掠夺，主张刷新国内政治等爱国主义，号召青年，组织青年，对于后来的五四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较多，而且会址和主要会员都在北京，所以它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显著。新中学会强调学术救国，会员较少，而当时的会址和主要会员又多在东京，因而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小；不过在天津的会员如周恩来、凌勉之等，曾轰轰烈烈地领导过天津的五四运动。

    新中学会的创立

    1917年春，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等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相偕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们深切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一举一动，莫不在侵略我国家、奴役我人民；而国内的军阀政客，醉生梦死，只知卖国求荣，不顾人民死活；深感到国破家亡、民族覆灭的严重性。他们每逢星期日，就聚在一起畅谈国家大事；有时伤心悲泣，有时怒发冲冠，有时相对默坐，有时拍案大叫。暑假期间在热海避暑，在海滩上也经常纵谈国家大事，大家都忧愤填膺。当时童冠贤、高仁山提议组织团体，借以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引三杰复兴意大利的历史故事，以自勉励。暑假期满，他们回到东京，就同杨扶青、李峰、黄开山等，创立新中学会，起草会宪，物色会员；那时马洗凡虽在国内，因为事前取得联系，也列为创立人。

    新中学会的会宪和宗旨

    新中学会的章程称为会宪，就是会的宪法的意思，表示会章的严肃性，号召会员严格遵守，贯彻执行。又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心肝胆，为国为民，为本会的事业努力奋斗，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员们赤诚相见的意义。

    会宪规定会的名称为新中学会；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所谓刷新中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造中国，很明显它是一个政治性团体。新中学会既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为什么又以学会相标榜，而不用政党的名称呢？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表面上自命清高，薄政治而不为，而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国内各党派、各政团闹得乌烟瘴气，为社会人民所齿冷，所以避开党派名称而用学会的名称。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少年中国学会也是一样。

    新中学会的政治思想，当时是很模糊的，只是激于爱国的热情，对当时的政治不满，想要改革一番。至于如何改革，则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会宪中所谓以科学方法刷新中国，只是很笼统的一句话，并没有具体的内容。其含义是科学万能、科学救国，实质上是施用新技术，开矿设厂，富国强兵，所追求的不外乎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当时会员们对于这句话并没有既深刻又一致的共同理解。只因为大家都是爱国的青年，而且都在学习一门科学——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回国后都可以运用所学，从事所谓救国。所以在政治主张上和气相处，很少争论。当时吸收会员最着重的条件，是个人的品行和私人间的情感；所吸收的会员大都是志行纯洁，有守有为，与某些会员来往密切、感情笃厚、相知有素的人，对于这一点是抱宁缺毋滥的态度的。入会后，如果发现私生活不检点，还是要严肃对待的。曾有一个会员在日本搞女人，又有一会员耽于玩乐，既不认真读书，又不关心国事，都被开除了。但是对于政治倾向是否一致，则不甚注意。

    新中学会的组织领导

    新中学会既没有会长，也没有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一类的集中领导组织。开会时公推一人为主席，大概都是比较年长的。会内具体事务，按照实际需要，推举一人或两人以上的干事担任。如总务工作推举执行干事担任；编辑工作推举编辑干事担任；会计、出纳工作，推举财务干事担任。这些人都是事务人员，而非领导人员。至于会议都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大都是大家协商无异议后通过，很少付表决。但新中学会的实际领导人，为大家所公认者，则是童冠贤、高仁山、马洗凡等。他们是新中学会的中心人物，会内一切大事，事实上都由他们决定。

    新中学会的会员和组织生活

    新中学会创立于日本东京，初时会员以留日学生为主，后以出身天津南开中学、天津法政学校的同学为多。后来发展到国内各学校，发展到留学美、英、法、德各国的学生中。

    新中学会创立初期，会员的组织生活是相当严格的。那时在东京租定早稻田隺卷町12号为会址，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的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先是每人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自己的学历志愿等，后来就座谈国家大事、个人的学行感想等。如在凡尔赛会议期间，经常讨论凡尔赛会议有关中国的问题，再就轮流座谈个人一周来的读书心得，或做学术讲演等。为了纠正不遵守时间的恶习，乃规定准时开会、准时闭会、无故不许迟到早退，并决定凡无故迟到者应自觉地站立一旁，必须等主席招呼后，方许就座。这种规定曾一度严格执行。

    后来又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十七八间，作为会员宿舍。除事实上确有困难者外，决定大家都搬到宿舍居住，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采买、看门等，都由会员们轮流担任，不雇用人；并实行一饭一菜制度。为了发挥会员间的互助精神，各人所有现款都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要支用，不许浪费。此外由经济比较充裕的会员一次或分次交出定额互济金，帮助有困难会员的学膳等费。1918年，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教育总长范源廉等，访美回国路过东京时，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进午餐；这次午餐，就是由会员马洗凡、周恩来、李峰等自己烧的。张氏等都称赞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

    1919-1921年，东京的会员，或毕业回国，或转往欧美留学，遂分别在美、德、法、英各国成立新中学会分会。又因东京会员减少，乃把总会移到北京，租定鲍家街27号为会址。这时在京会员不过三四人，又因为各有自己的工作，会务仅能维持，没有什么发展。会员们的团结精神虽依然如故，而集体生活则不如在东京的时候了。

    总计全体会员，共有50余人，分布在国内外。1923年后，留学英、美的会员分别回国，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工作，京津会员人数渐多，会务仍未能有很大的发展。这时已是大革命的前夕，会员的政治思想就逐渐分化了。

    北京总会每年开年会一次，除在京会员外，多有从外地赶来参加的；每次到会人数在20人左右。会刊在东京时曾印行过两三期，在北京又刊印了四五期，封面上套印一红线心形，其下为会刊的目录，如论著、译述、会员通讯之类。1926年停刊。会刊只赠送给会员们，不向外发行。

    新中学会有关的事业和活动

    新中学会虽没有明确一致的政治思想，但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则是全体会员的一致愿望。会员之中，有的学政治，有的学经济，有的学商业，有的学理化，有的学技术，有的学教育，有的学银行……他们都想学成后对中国有所建树。其中有些人毕业回国后，在学术上或在工作中，多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谈谈和新中学会有直接关系的几种事业和活动。

    一、艺文中学 新中学会为了推行教育救国的方针，原计划创办一所艺文院，其中包括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博物院、图书馆等，首先办一个艺文中学，以树立基础。推举高仁山、薛培元、陈翰笙、查良钊等组织董事会，并推查良钊为董事长，高仁山为校长，于1925年8月开学。艺文中学采用道尔敦制，即学生学习以计划、主动、讨论为主，教师多方辅导的教学方法。其办法是由教师编定各科教学大纲，学生按照大纲中每日计划学程的进度，填写作业表，经教师批准，即进行学习。每日由教师主持讨论并解答疑难。经过多年实验，成绩极为显著。该校师生对于爱国运动也都热心参加。1926年“三一八”运动时，全校师生列队参加，学生陈时芬牺牲，教师顾淑型受伤。校长高仁山也因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被捕杀。高仁山牺牲后，由薛培元、李鸿敏、查良钊、顾淑型等先后担任校长，继续维持发展，并增设幼儿园、小学和高级中学。小学采用设计教学法，注重观摩实践，和中学的道尔敦制相衔接。七七事变后，校长和主要教师均离校，校务由留校教师维持，道尔敦制和设计教学法始被放弃。解放后，1952年由北京市教育局接管，改为第28中学。

    二、新中罐头食品公司 新中学会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于1920年，由会员杨扶青先后招股20万元，创办一个罐头食品公司。新中学会也入了一部分公股，以学会的名称命名为“新中罐头食品公司”，以学会的会徽“赤心”为商标。公司设在河北省盛产水果和海产的昌黎县。在昌黎经营18年中，几经军阀混战，股匪骚乱，暴日入关侵扰，公司收容妇孺，资助青年学生读书就业，参加社会活动，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结束。该公司的股东限于工、农、商、学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典型组织。它采用了很多的对劳工改良主义的措施。如该公司以勤俭诚爱为信条，以烟酒嫖赌为戒约，经理、技师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工作；每餐一饭、一菜，全厂18年如一日。公司附设小学和工人业余学校；组织职工友爱会：凡职工遇有婚丧疾病，均赠以礼物和费用，职工因公致病，由公司负责治疗；职工互助会：由公司捐助互助基金，职工遇有急需或困难时，可以暂借济急；职工储蓄会：职工按薪金储蓄10％到25％，公司赠储半数，满10年后可提取全数，用以独立经营事业。在当时起到了一些良好的作用。

    三、天津工余补习学校 1921年，安体诚、于树德由日本回国，在天津法政学校担任教员。他们在日本京都大学受到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的教育，认识到劳工运动的重要，乃联合同志创办天津工余补习学校，招收工人和学徒，给以国语、算术及时事常识等教育，并灌输劳工运动等知识。后来安体诚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学校就成为共产党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基地了。

    四、参加远东民族会议 1921年冬，列宁在莫斯科召开远东民族会议，目的是促进远东各国组织民族革命统一阵线，进行民族革命运动。到会的有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布勒亚特蒙古（西伯利亚的一个民族）。中国方面委托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负责组织人员参加。当时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应邀参加者数十人；于树德也代表新中学会应邀参加。那时他是新中学会的执行干事。

    新中学会的解体和分化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无产阶级参加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后，中国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达于高潮。全国各地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参加革命组织。在这种波涛汹涌的革命大风暴中，每个个人和团体都必须表明其政治立场——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那种在启蒙时期政治态度暧昧不明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这时候也不得不表明其政治立场。大势所趋，新中学会自然也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1924年童冠贤、马洗凡接受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政治学说，想把新中学会改组为一个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德国寄回一个新中学会会宪修正草案，请国内会员在年会时讨论通过。当时会员之中，周恩来、安体诚等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实际地参加了国民革命运动；其他会员有的已另有政治结合；有的埋头从事于实业或教育；有的并不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有的事实上已与新中学会脱离关系；因此大家对会宪的修改，都不怎么感兴趣。当1924年夏季，年会通过会宪修正草案时，于树德当场声明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要求出会；全场会员因激于多年来的感情，且深深感到新中学会解体分化危机的到来，都不禁失声痛哭。1924年后，虽勉强举行过一两次年会，都是无精打采而散；从此新中学会就无疾而终了。

    由于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各人的政治思想逐渐明朗化，因而新中学会解体，多数会员分别投入各种政治团体，从事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政治活动了。

    〔附注〕1926年童冠贤、马洗凡等加入国民党，曾联合一部分人组织“新中革命青年社”，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派系，不明真相者称它为“新新中学会”，其实与新中学会是两回事。

    （1961年3月）（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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