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要点

    第一节 根本途径和政治前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实现中国梦，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我们既不能学清政府的闭关自守，也不能回到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僵化，更不能重走“文化大革命”道路。在当今世界，只有改变僵化的模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次，实现中国梦，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走邪路，必乱。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还是人民幸福，都将不可能实现。中国梦是与世界各国的共赢梦，中国不会重复当年西方列强崛起时走过的殖民和掠夺的道路，中国梦的实现给世界带来的将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其次，坚定道路自信，继续开拓创新。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可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结合自身实际，走自己的道路。坚持道路自信，必须坚定不移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要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绝不能照搬照抄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从历史的整体视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必须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编制多彩中国梦，坚持全方位发展，实现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的多彩中国梦。

    第二节 行动指南和理论支撑

    要想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提出明确的思路、方法和对策，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涵盖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和理论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全新的视野，系统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被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理论，是我们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和挑战的精神支柱。先进理论才能引导伟大梦想。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才能有效地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挑战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不陷入歧途、迷途。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坚持理论自信，不为任何歪理邪说所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以理论体系为指导，正确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之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为任何歪理邪说所迷惑，自觉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思潮划清界限；三是必须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

    第三节 制度基础和重要保障

    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制度安排提供保障，只有依托制度、信赖并恪守制度，才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保证和价值取向，也是确保现代化建设走中国道路的根本保证。制度保障有力，梦想才能变成现实。没有这一制度的有效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明，有其巨大优越性，我们必须坚持这一自信，弘扬制度优势，坚决反对西方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结合我国历史和现实实际，发展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坚持区域民族自治制度，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要求我们在继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坚持制度自信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要处理好制度建设变与不变的关系，不变的是基本原则，创新的是各种体制机制。还要处理好坚守本来与吸收外来的关系，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以制度创新开启梦想的大门。

    思考题解答及拓展

    1．实现中国梦为什么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答：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增强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和政治前提。

    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正确的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出的道路。三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经受起各种风险考验，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最优且唯一的途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自信。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和理论支撑。

    理论是一切行动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毛泽东思想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和理论支撑，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理论体系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只有坚持理论体系的指导，我们才能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才能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信心决定成败，我们必须要坚定理论自信。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梦的制度基础和重要保障。

    制度问题关乎国家根本，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党在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并完善的成果，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也是确保发展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现阶段的基本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制度自信。

    延伸阅读

    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奇迹”

    35年来，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经济发展实现大跨越

    经济保持快速增长，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

    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12年的3842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16.2倍，年均增长8.7%。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

    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到2012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117254亿元，比1978年增长103倍，年均增长14.6%。财力的增加为我国深入推进现代化建设、应对各类挑战和威胁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对外贸易总量不断攀升。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671亿美元，增长了186倍，位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出口商品附加值大幅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大为提升。外汇储备由1978年仅1.67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3116亿美元，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内需的强劲增长有效弥补了外需的不足，实现经济平稳发展。

    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新世纪以来，政府相继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近年来，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上升了34.7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产品供给能力大提高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的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大为增强，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还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58958万吨，比1978年增长93.5%，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36.5公斤，比1978年增长36.9%。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迅猛增长。2012年，原煤产量达到36.5亿吨，比1978年增长4.9倍；粗钢7.2亿吨，增长21.8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达到17.6%。

    第三产业不断发展，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231407亿元，1979—2012年年均实际增长10.8%。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年均实际增长9.5%，批发和零售业年均实际增长10.5%。金融、房地产、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兴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信息、物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增强。

    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取得质的飞跃，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体系。能源生产能力不断提高。2012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3.2亿吨标准煤，比1978年增长4.3倍，年均增长5.0%。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产量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12年的10.3%。

    交通运输设施日益完善。35年来，我国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运输能力不断增强，运输效率不断提高，有力地支撑了各项产业的发展。2012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88.8%，居世界第二位；公路里程424万公里，增长3.8倍；民用航空航线里程328万公里，增长21.0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尚无高速公路，2012年，我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9.6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飞速发展，生产出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动车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2年，高铁运营里程达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五、人民生活大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实现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的迈进。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有序转移。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5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5%。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显著增加。2012年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9.96万亿元，比1978年末增长1896倍，年均增长24.9%。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极大改善。2012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2%，比1978年下降21.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3%，下降28.4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35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到制度建立完善再到全面推进的演变过程。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建设，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2012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0426.8万人，比1989年年末增加24716.5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9861.3万人，比1994年增加19486.7万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48369.5万人；256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8.3%；2143.5万城市居民和5344.5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六、社会事业大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展。教育、科学事业成绩显著。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2012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人数689万人，比1978年增长16.1倍；在校生2391万人，增长26.9倍。科技事业成果丰硕，2012年我国科研经费支出达到10298亿元，比1995年增长28.5倍；发明专利申请授权21.71万件，增长63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在载人航天、基因工程、高性能计算机、量子信息、3D打印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公共卫生事业成效明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强化，初步建成全民医保体系。2012年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95万个，比1978年增长4.6倍；卫生技术人员668万人，增长1.7倍；医院和卫生院床位527.1万张，增长1.9倍。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0年的74.8岁。

    文化体育事业长足发展，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2年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076个，增长1.5倍；博物馆3069个，增长7.8倍；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7.51%和98.20%。体育事业连续跨越，1984年，新中国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首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位，极大地扩大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35年极不平凡的光辉历程，这一笔笔鲜活的统计数据正是最好的见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用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只用了几十年便达到了。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创造了奇迹。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3年11月6日。

    2．实现中国梦为什么“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答：道路决定国家命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首先，实现中国梦，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的潮流，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重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制度创新，既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也不能因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瞩目成就，而自满地认为现行的方针路线全无缺陷。我们只有不走老路，不走回头路，切实改变僵化的政治经济模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实现中国梦，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不能改旗易帜。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将造成财富的集中和社会的分化，两极分化的加剧将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我们的国家也将因此陷入混乱之中。这不仅违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时的承诺，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还是人民幸福，都将无法实现。

    最后，实现中国梦，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勇于开拓创新，坚定道路自信。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庞大人口的国家，要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照搬别国的经验道路，只能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增强民族自豪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的整体视野把握现代化建设进程。要坚定道路自信，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模式。

    延伸阅读

    民主从来都是渐进的

    对西方人来说，评价一个国家政局的好坏、管理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制度，而民主的标准就是看民众是否有普选权，以及该国是否存在多党制。过去50年来，很多国家都以自己实行的这样或那样的民主制度而自豪。但是，在许多重要地区，尤其是中东、非洲、中亚，当然还有中国，至少在现实中仍然缺乏民主。如果条件成熟，而且本国文化有民主的根基，那么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则为人们所向往，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民主只是外来物——比如像伊拉克的情况，民主是由英美联军荷枪实弹地强加而来的——那么这强加的民主所造成的代价比它带来的好处则要高昂得多，不论这代价是反抗、民族冲突还是其他任何形式。

    民主不应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脱离历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民主不但不会奏效，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民主必须自己慢慢地成长，而不应是强加的。

    要评价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不应把民主置于其他所有标准之上。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维持民族和睦、减少腐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这几方面同民主建设相比，至少应是同等重要的任务。不同的社会所处的环境和发展水平各有差异，都有各自的轻重缓急。因此，民主也应该放在恰当的历史和发展大环境中来考量。

    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与经济腾飞是同步进行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头几十年，甚至到了1850年，也只有大概1/5的男性拥有选举权；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绝大多数男性才获得了选举权；工业革命之后130多年，也就是到了1918年，英国20周岁以上的女性才获得了选举权。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其实都是比较缺乏民主的。在工业革命时代的欧洲，最普遍的政体就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情况则较为不同，1860年，大部分美国白人男性都已拥有选举权，但绝大多数黑人实际上都没有。美国黑人直到1965年才获得选举权，而美国女性赢得选举权则是在1920年。再看看日本，日本到了1925年才引入男性普选权，之前正好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的时期。综上所述，除了拥有特权的很少一部分人之外，选举权在这些发达国家得以普及都是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之后的事。

    此外，欧洲列强也从未允许其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拥有选举权。尽管选举投票在这些宗主国早已广为接受，但他们却认为，要在其众多殖民地实行选举投票仍然不合时宜。直到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才终于得以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某些西方国家坚持认为，不论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如何，民主总是可行的，这样的说法显然有些言不由衷。

    虽然民主治国如今在发达国家已经极为普遍了，但它们的经济腾飞却是100年或者更早之前完成的。相对而言，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程度则存在着极大差异，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完备的民主制度，充其量也只属于稍有民主的“灰色地带”。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先经济后民主”这样的模式同西方发达国家类似，比如日本在经济腾飞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普选权。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没有一个是在民主环境中实现经济腾飞的。当时，韩国和中国台湾都由军事领导人实行独裁统治；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中国香港也没有民主；而新加坡施行的则是高度集权和管制下的民主。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就都得益于各自高效且颇具战略眼光的政府管理。这些发展型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是来自人民的授权，而是因为政府有能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今，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都已和西欧某些地区持平。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才获得了民主权利；新加坡依然是集权统治，但已是引入民主元素之后的集权。

    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的经历都已证明，提高工业化程度以及发展经济，通常可以为增强民主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因此，人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认为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在一夜之间实现普选。然而，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才刚刚走了一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绝不允许经济发展这一目标受到任何干扰。为此，中国的外交政策自1980年后就已经有所转变，以确保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而在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无法避免地会集中一些权力，以确保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将能够调动所有社会资源。

    对于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国家来说，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困、如何解决温饱。这种心态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态度。这就在某些方面解释了为什么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民主都不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特色。苏联解体、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单纯追求民主化之后经历的困难时期，以及菲律宾和印度的类似情况，让许多中国人更加深信：民主不是国家和民族最迫切的需求，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保持经济增长这一主要任务造成干扰。在这样的背景下，盲目朝着西方式的民主化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可能让中国卷入巨大的混乱和骚乱。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民主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任何事，这些人被称为“极端民主派”。如果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凡事以民主为中心，而不关注民生，那这样的观点也只能体现西方“民主人士”的狭隘心态。当前，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民主制度也在不断地进步、完善，人民参政、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不断增强，政府问责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我们依然要认识到，中国的经济腾飞差不多才刚刚完成了一半，虽然已经经历了30年的发展，但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发展仍然是最重要的任务，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百姓不再为衣食担忧才是最大的民主。还有，中国幅员辽阔、多样性突出，大大复杂化了民主问题。中国需要谨慎而合乎实际地发展自己的民主制度，不能盲目向西方式民主靠拢。

    在中国，不论演变出何种民主政治制度，都应当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中国的民主制度必然独树一帜，表现出强烈的中国历史传统特色。基于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文化背景，以及治理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迫切需求，中国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独到的创新。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中国民主制度的完善必将成为其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治理大国的典范。

    摘编自：［英］马丁·雅克：《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3．实现中国梦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的总成，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以理论体系为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被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小康梦、复兴梦奠定了现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一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应对各类风险和挑战的有力保障。当前，我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出现不少问题，各种思潮传播泛滥，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不断受到挑战。“西强我弱”的格局仍未改变，敌对势力渗透、分化我国的图谋也从未减弱过。这些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才能有效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三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近几十年来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表明，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才能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国梦。我们只有扎根于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断发展创新，才能破除艰难险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

    延伸阅读

    苏共衰亡的历史思考

    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却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第一，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苏共独掌政权70年，不像东欧一些国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第三，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不战而败，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从苏共的垮台中汲取教训，对于认清自身、提升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苏共的垮台，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一、苏共腐败面前打了败仗，自己打败了自己

    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90余年）、众多党员（2000多万）、独掌政权（70年）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执政地位丧失之“顺利”出人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来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对比。

    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反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苏共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虽然苏联在短短一段时间中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但是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权力的异化，是苏共搞不好生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所在。

    二、权力的异化和特权阶层的掘墓

    现实证明，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并没有使原苏共官员和政府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他们是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使一些腐败者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完成了从官僚的特权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转变。

    1921年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指出：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一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列宁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却因为身体原因而力不从心。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其特征是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干部任命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打击反对派。致使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干部群体开始分化。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特权阶级开始出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

    “特权阶层”的特权主要表现在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卫权、特支权六个方面，“特权阶层”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这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和企业开始转轨改制。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权贵阶层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他们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学风的败坏和理论研究的畸形

    苏共的瓦解，与理论研究的混乱、畸形、教条，与学风的败坏有很大关系。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列宁去世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在市场作用问题上，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对现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对时代的估计，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出现严重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后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另一方面领导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使理论沦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攻击的工具。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召力。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长期以来苏共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严重脱离实际。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赫鲁晓夫经常轻率地做出重大决策。再次，党的很多干部思想中明显有“守旧”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逐渐失去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

    在理论工作中，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苏联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

    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邓小平同志说过：“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苏共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和金钱的迷宫面前，逐渐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中腐败变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苏共的党内监察体系在发展中不断被弱化，缺乏独立性，其定位也被逐步扭曲，甚至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无法有效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实行切实有效而全面的监督，使权力失去了制约。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尽管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导致局面越来越失控，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苏共陷入绝境。

    摘编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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