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双亲，都是既有大学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有在新中国成立裁即加入中共地下党的革命经历，可称为极端忠诚新生政权的社会中坚分子。再往溯，她的母系一支，祖籍沈阳，世代科举做官，“九”事变之后流亡入京；她的父系一支，本是河北昌黎的乡绅，昌黎号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郡望，读书风气甚盛，到了父亲一代，因为成绩优良，乃得以进京读书，从此背井离乡。可惜昀是，小女孩的祖父和外祖父均是盛年早，他们对她来说，恍如隔世又邈如河汉，直到“文革”当中，因“造反派”的批判，才识得模模糊糊的只容片貌。
小女孩是这个“诗书考乙义加共产义革命思想”的正统家庭中最小一个孩子，因此得到了更多一些的宠爱。也就是说，父母会偶然从他们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中抽出身来，教她背几首毛主席诗词和李白古诗，有时也督促和检查一下她的日记——谁料，这竟成为她的文学启蒙。
文学的强大力量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它可以温润整个社会，也能够塑造个体生命。
小女孩的家掩映在云锦般灿烂的一片郁绿浓红之中。这个名传遐迩的欧罗巴式“协和大院”，坐落在紫禁城之东的一环路上，从外面的马路上，就可看见一座座哥特式小楼像一位位历史老人，安详地矗立在婆娑曼舞的松、柏、枫、柳、杨、槐、桑……之中。进得院门，巨型花坛里常年鲜花吐蕊，石板甬道旁翠柏点头迎客，喜盈盈的梨、苹果、枣儿、葡萄、海棠、石榴……笑红了脸。如茵的绿草地上，成群的蜻蜓在狂舞，纺织娘在引吭高歌，小蚂蚱在尽情打滚，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香气。入夜，小女孩坐在草地上，仰头数着星星，期盼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到来……
在这童话般的大院里，小女孩玩不够也梦想不够。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稳稳地排在班里的前一二名，特别是作文，每回都是第一。但她很晚也没有学会思考，从来也没想好将来长大了去做什么，。她的小心眼里只有一个最切近的目标，就是考上北京师大女附中，当年那是北京考分最高的女子中学。
就在快要接近这一辉煌的目标时，灾难突然降临了！“文革”动乱洗劫了小女孩的家庭、她的学校，还有她的大院，父亲被揪斗，花坛被砸毁，焚书的大火烧了三天，连她最心爱的童话和民间故事也没能幸免。那一年她刚刚以消灭了4分和期末双百的骄人成绩上完五年级，跨入12岁的门槛。
外面突然变得天昏地暗，只要她一出门，风婆就来撕扯她的头发，雨鞭就来抽打她的面庞，昔目的小伙伴就来骂她“狗崽子”。她大哭着跑回家，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向童年告了别。从此她把自己关在家中，每天摩挲着书架，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幸亏母亲解放后成为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家里还剩下一批党史书籍没人敢烧，这就成为她的精神救济粮。她反复读过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直到现在还能讲出有关情节。还有全套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最爱看的是那些有情节、有故事，还有人物的革命回忆录，遇到不认识的字和纯粹的理论分析段落就跳过去不读。她一路跟着它们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俨然也就成为小半个党史专家。可她一点儿也没想到，文学的种子，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她心中生根发芽了。
等到两年以后重新被召回课堂，小女孩惊讶地发现，同学们的作文水平怎么变得这样低？又考了一次语文，题目很简单，可就她一个100分，她明白自己是从母亲的党史书中受益了。
有一天班里出墙报，刚刚读了《红卫兵诗选》的她，不知怎的也忽然写了一首诗，是歌颂红五月的。恰好被教务处的一位姓常的女老师看到了，特意把她叫到办公室，鼓励了她一番，她多读多写。这位素不相识的常老师后来还辅导了她好几次，一直被她满怀感激地铭记着，因为这是她的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
从1968年初到1970年6月，短短两年半时间，小女孩就算中学毕业了。前面两年都是在下乡劳动、军训、挖防空洞、支农、大批判、跳忠字舞、半夜游行庆祝最新指示发表……中度过的，顶多学了半年功课，连课本都没有，老师完全是凭良心教，谁爱学就学，不爱学就不学。小女孩记得清清楚楚，英语就学了一句Longlfe Charman Mao（毛主席万岁）；数学就学了一元一次方程；语文好像是学过几篇鲁迅杂文。那时她已经长到15岁，开始求学若渴，记忆力也出奇的好，可惜生不逢时，赶上了最最黑暗的年代，空自贻误了青春年华！
一个人对于历史来说，当然实在是极其渺小的。可是他只活一辈子，时光过去即不再回来。悲矣哉！
1970年6月28日，小女孩怀着紧张的心情，迈入北京电子管厂的大门。她被正式分配到工厂做工，从此成为这个万人大厂中一颗最小的螺丝钉。
小女孩从此变成小青工。
16岁，正应该是青春花季，享不完的阳光雨露。可小青工的心里，却沉甸甸地压上了两大块磐石：一是进厂的第三天她就后悔了，面对着红灯绿灯闪闪烁烁的庞大机器，她什么也不懂，手足无措，知识这时显得是多么珍贵啊，她后悔自己在学校时怎么没好好学！二是她赶上的，正是狼烟滚滚、连绵不断，整天里刺刀见红、杀声震彻云霄的阶级斗争大厮杀时期，今天抓“五一六分子”，明天批斗破坏军工生产的反革命，后天又拉练、批林批孔、读两本书、评法批儒、改造形式逻辑、工人阶级讲哲学……没完没了的政治变幻，“左”的思想统治着一切。有一天书记找她谈话，严肃批评她下班以后只读一个小时的马列，然后就公然学数理化，“小心白专啊！”
小青工的脸变得惨白。她心里不服气，可是不敢吭声。
有一天，一个伙伴偷偷塞给她一本《普希金小说选》，这颗犹如从天庭窃来的火种，一下子就把她心中的文学之火熊熊点燃了。从此她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一本接一本地偷看外国文学书，比葛朗台老头还要贪婪。有时读得心醉神迷，偶尔抬头看看周围，竟迷茫不知身在何处，恍然不知自己是谁。她多希望走入书中的世界，永远不再回来。
然后，当然了，她也信笔涂起鸦来，比比画画的，写过散文，还有诗歌和小说，甚至还有古诗词。发表的园地是车间的板报，有时还能上分厂的墙报。这样的东西写多了，小青工还在厂里有了点小名声，更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事。一天突然有人来找她，说是厂里成立了“工人文学创作组”，吸收她参加，“要写反映我们工人生活的小说，歌颂火红的时代”。
北京电子管厂是北京市数三数四的万人大厂，厂里出面，从市属最高规格的《北京文艺》编辑部（今《北京文学》编辑部的前身）请来一位编辑——郭德润老师。
郭德润老师是小青工永志不忘的文学恩师，可以说，是他把她领进了文学殿堂神秘的大门。当年如果没有碰到他，如果没有他手把手的教诲，今天的小青工肯定还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爬摸。是他改变了小青工一生的命运，塑造了今天的她。老郭首先是一位善良的儒生，从没有因小青工们的水平低而轻视他们，而当年创作组的几个人，文学素养低得多么，可怕。老郭弯下腰，很认真、很投入地扶着他们，一步一步地教他们走，当他们自卑时还不断加以鼓励。其次，老郭是一个极有文学事业心的编辑，尽管家务负担沉重得难以想像，可还是尽力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抓稿子当中。他同时辅导着北京市好几个系统的工人创作组，重点是抓刊物的头条小说，那时他正申请入党，想用出色的工作成绩来加快实现愿望。他的工作方法是让小青工们讲车间里发生的新鲜事，人际关系啊，风波啊，矛盾啊，然后看看里面有什么可挖掘的没有。那个时代正是江青主抓文艺的时代，除了上海的《朝霞》杂志可以多样化之外，全国都只允许一种叫做“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即“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中要突出第一号英雄人物”。这在现在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然而当年可是圣旨一样，大家都得无条件遵守。老郭作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遵守得很虔诚，很天真，很信，他每次到厂里来，或者小青工们到编辑部去，大家都正襟危坐，一遍一遍地编故事，回家分头写下来；再一遍一遍地编，再写。可是稿纸都用去三尺厚了，却老是不成功，小青工们都灰心了，老郭就又给他们打气。他讲：当年他们一群年轻人跟着老舍先生搞戏剧，实在实在难死了，难得搞不下去时，他们就一起到屋后墙根去看蚂蚁……
两年多以后，北京电子管厂21人创作组的署名小说，终于发表在1974年第6期《北京文艺》上，可是小青工一点儿也没高兴，因为她不认为那是她的作品。倒是几个月后的一天，一股热浪突然在她心中拱着，久蓄不散，她不知所以地提起笔，记了下来，竟写下了一篇散文，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北京文艺》上面的《火伯伯》，这篇1000多字的小散文，也可以算是她的处女作吧，时为1975年仲春。
小青工笑了，她第一次体味到文学创作的快乐。
在她长达8年的沉闷的做工生涯中，是文学这片阳光温暖着她，拯救了她，没有使她沉沦……
她的作品再次变成铅字，已是7年以后了。
其时她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4年级，即将毕业离校。她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俗称“七八级”，那年她已24岁，从北京到天津求学，是平生第一次离开家。4年之中，除了书，她几乎忘记了世界的存在，南开湖中的粼粼碧水，南开园中的花草树木都可以作证，她庶几可称是最用功的学生，曾经把《离骚》、《山鬼》、《长恨歌》、《琵琶行》等倒背如流。
南开中文系非常强调“一心一意读书”，视不好好听课而去搞创作为“歪风邪气”。她就老老实实读书，几乎什么也没写。那变成铅字的是她写作课的3篇作业，由老师推荐给来校约稿的杂志，在《新地》（今《女子文学》的前身）发表的是两个短篇小说，在《旅游文学》上发表的是一篇描写九华山的散文。
1982年盛夏毕业，她被分回北京，有两个单位让她任选，一是光明日报社，一是新华社。她懵懵懂懂的。几个教研室的老师都说：“光明日报社更学术一些，更适合于你。”她就选择了报社。
从小到大，她从没敢想过能当上记者，今天她却成为一个新闻人。那一年，她28岁，年龄已不轻，资历却最浅，也没有任何背景，因此她又成为报社排在最后的小编记（《光明日报》实行编辑兼记者制）。当年的《光明日报》人才济济，那些出手皆成大文章的老记者们在楼道里鱼贯出现，令她钦羡，也令她恐惧和自卑。她从校对科开始实习，又做了3年新闻编辑，这才调入文艺部，从此开始了编辑文学副刊的生涯，直至今天。
昔日里那些曾一起在《北京文艺》办班写作的“业余作者战友们”，有的已露出头角，成为全国知名作家，比如李陀、陈建功、傅用霖、刘恒、许谋清等。小编记有了一种归队的感觉，同时也自惭形秽，但她没有时间多想，就一头扎到副刊的工作当中，她必须赶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此前，老编辑们已经把老作者们交给先去的年轻编辑了，她必须自己另打天下。她做了很多努力，其中包括动笔写散文，因为副刊最大宗的文章就是散文了，你想约到好散文，最好的捷径是自己也写，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审稿判断能力，二方面可以增加作者们的信任感，三方面可以增加信息量。
说来难以置信，她就是从这么，“功利”的目的出发，开始了散文的创作和研究。
同时，她也满怀热情地做起文化记者的报道工作。此时，她的“书香门第十革干”家庭所给予她的全部优秀品质，诸如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肯吃苦、不惜力、埋头苦干、认真、执著、坚忍、严谨、正统……在她身上发挥作用了，她用全部心血浇灌着自己的工作。
小编记从来也没感到过苦。现在想来，她做编记真是适得其所，自小所受到的正统教育，使她具有了一种“君子为国”的大境界，她的活法绝不是为一己谋取功名利禄，也不是关注“私人话语”的小女人，而是要选择为社会做点事——记者就是为社会奉献的一群，你要天生是个无私的人，那么通过你的报道促成了天地人心的进步，就是你感觉最好的时候，何苦之有？
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这些年来，小编记活得激情、忙碌、充实而愉快，实实在在地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大量的报道文字中扬善抑恶，大声呼唤正义、道德、良知、人格。
有人曾说她是“文化界最敢于仗义执言的记者”，她为此感到自豪。虽然仗义执言是异常艰难的，她个人也为此付出了许多代价，有时甚至弄得伤痕累累，但她看见坏事恶事，依然忍不住要拍案而起。
比如前些年的“地摊文学”邪气逼人，充斥色情、肉欲、凶杀、暴力，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毒害极大，小编记就一个一个小书摊地调查摸底，写出一系列文章，不仅向社会披露这些情况，而且尖锐地提出社会职能部门的责任问题。
又比如近年来一些女性作者为了追名逐利，不惜大写个人与异性、同性的种种隐私以广为招徕；而有些年轻评论家同样出于急于成名的目的，竟不分是非地胡吹乱捧，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黑白颠倒，社会反响极为强烈。小编记又站出来发表了《赤裸裸出卖自己》一文，尖锐地批评了所谓的女性隐私文学。文章发表后，她个人受到了来自被批评一方的忌恨，但文坛和读者有许多人给她打电话、写信表示支持。
当有的出版社和书商为了赚钱，将恶俗的包装和商业炒作侵入散文时，小编记及时发现，写了《恶俗包装入侵散文》，大声疾呼绝不能容许高雅的散文艺术受到侵害；当着文坛出现精神危机，一时争写床上戏、性心理、性变态、丑陋意识与乖戾行为时，小编记写了《文学呼唤崇高》，提请大家注意“文学应当是崇高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一味抒发不健康心理畸变的个人行为”；当着纯文学期刊处境维艰、有责任心的文化人处境尴尬时，小编记写了《纯文学期刊靠什么支撑》，大张旗鼓地表彰兢兢业业为文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编辑们；当着港台言情小说越来越烈地风靡大陆时，小编记写了《港台女作家大举进占大陆书市》，详细分析了这种现象的经济因素、商业因素、文学因素、媒介因素以及正负面影响；当着有些文化人出现精神品格退化，以文学作为幌子，欺世盗名，尔虞我诈，把神圣的文坛糟蹋为官场、商场、你死我活的人际搏斗场时，小编记写了《我的文学编辑同行》、《替你活得累》、《文坛一21世纪梦想》、《世界的中心》、《得与失》、《怜悯断想》、《也说善良》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和鞭挞丑恶，为伸张正义和树立正风正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第二件事是推波助澜，为推动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随笔创作的繁荣卖劲呼喊。
作为文化记者和文学编辑，小编记一直以高度的责任心，密切关注着我国文学创作状况，不时写出独具只眼的新闻。有时，当某些潜在的文学因素刚刚露出苗头，她就迅疾抓住，及时将这些带有预见性的新闻报告出来，提请社会关注。比如关于陕西作家群体固守文学现象的得与失（《陕军东征》、《六陕军》），关于河南作家群体扎入生活潜心创作（《文学豫军的崛起》），关于1993年的全国性报刊大战（《热热闹闹报刊年》），关于1995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文学批评年》），关于1996年的文学创作最新动向（《竖起探索的旗帜》）等等。这些综合性报道包容着很大的信息量、丽且往往是从一团乱麻的现象当中理出的一条清晰的脉络，所以得到文坛和读者的重视。
在这些报道之中，最重要的，当属小编记对我国近年来散文创作热潮的大力宣传和推波助澜。她是最早发现并提出我国散文创作升温的人，那还是在1990年下半年，她从工作和读书的蛛丝马迹当中发现了这一点，非常兴奋，即决定以力所能及的努力大力推动这一进程。经过艰苦和周密的调研，1991年夏，她即发表了《太阳对着散文微笑》一文，正式提出了“散文创作升温说”，并大胆预言：①散文将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热点；②旧有散文的旧有模式将被摒弃，带有20世纪90年代革新精神的“新散文”将生气勃勃地走上文学舞台；③“思辨散文”（随笔）将应生活的急召而来；④这一次“散文创作热”不是人造的结果，而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学背景，因而不会一年半载就匆匆过去，至少会持续5年左右，它将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经过这些年来的文学实践，这些论点都已被准确无误地印证了。
《太阳对着散文微笑》一文发表后，很快就以这些新颖大胆而又言之有据的观点，以及所提供的准确信息，弓起了连小编记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极其强烈的反响——各个刊物、出版社都及时调整了出版计划，一时散文的出版形成热潮；读者的关注点也向散文倾斜；作家们也不再把散文当做茶余饭后的小玩意儿，而作为严肃的创作加以对待。我国当代的散文创作终于有了长足的发展。
对此小编记甚感安慰。她后来又写了《散文观潮》、《随笔崛起与新现象随笔》、《中国散文的八个问题》、《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等追踪新散文发展轨迹的文章，以进一步推动散文的健康发展。为了给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留下尽可能多、尽可能忠实可靠的资料，她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编辑工作，持续数年，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优秀散文精选》、《永久的悔》、《新现象随笔》、《中国当代学者随笔》、《90年代散文选》、《90年代女性散文》、《读人丛书》等20多种散文随笔著作。这些新书每每以独到的眼光筛选出近年来的散文随笔精品，在读者中获得了很高的信任度。
曾经从文学这片阳光获取了心灵温暖和生活勇气的小女孩——小青工——小编记，今天终于能以自己的些微工作，回报太阳的哺育之恩了。她振起双翼，飞到被阳光皴染得一片金红的天宇，在茫茫云阶上跪下来，向太阳祷告：
“我还要用我的鲜血来抒写！”
我没有金山银海，但我有心灵的家园。
写作，给了我安慰，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可是我写得真慢！慢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而且，绝不是用墨水写的。
是用血写的。是用生命写的。每个字都是用心换来的。
所以，我一想到这些文字，就想到“呕心沥血”这个词——身临其境想一想，这其实是个很令人惊心动魄的词！
从艺术的标准看，它们肯定很不够水平，我自己就从来没有自我感觉良好过。惟一使我能够坦然面对读者的，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它不带任何功利目的，里外透明，很纯正。在它里面，有我想：对时代、社会、人民奉献自己的愿望，有我对这个世界的不停的追问，有我对自己内心的严正审视，还有想对读者说的心里话。我一向讨厌装腔作势，更憎恨表里不一致的伪善人，所以，我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可以犯这一种错误。
就是这样的一颗心，我把它完完全全交给读者了。这是她的新书《体验自卑》的自序，全部只有500字。在《光明日报》“读书”版发表以后，不知为什么看到的人特别多，许多朋友和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还有一份来自湖北的未署名的庆贺电报。
此时她有了第四个称谓——女作家。“可那是别人的说法”，她在心底里对自己说，“作家这称号太神圣，是只能与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冰心……辉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她对文学太虔诚了，不敢以作家自居，姑且加个引号吧，暂时称作“女作家”。
“女作家”的话并没有夸张，她的文章确实是用心血写的。她说不上自己写的是什么，只知道她把心里滴着血的千万般感受——爱与恨、求索与追问、不平的愤懑、忧患的痛苦、生活的激情、不舍的理想，以及总也寻觅不到的大悲凉……凡是无以对人诉说的，就用文字记录下来。所以，她的文章常常是一边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一边写下来的；而最初的想法则大多是来自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所以，她也从来没有觉得写文章是件苦事，难是难，但绝对不苦。
“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她的新闻作品是公孙大娘手上的双剑，其内容和风格如出一辙，殊途而同归——殊在一个是春天的纤纤细雨，一个是夏天的滚滚雷暴，同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的阔大境界里。
她常常忘记自己是一个女性，她认为文学是不分性别的，无论男作家、女作家，作品的首选条件都是社会性、人类性大主题。在这片晴空下，她呼唤真情，呼唤真善美，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倾心交流，“因为得不到，所以我愿意给。”“愿把我的手给你，愿把我的心给你，愿把我的灵魂给你，愿把我的生命给你，愿把我的一切一切，统统都给你！”“像大自然一样地给，使我们的社会人生拥有绵绵无尽的爱意。”（《有话对你说》、《给》）她也呼唤人类的文明、道德、正义、良知，为社会的每一点滴进步而欣喜，“哦，鳌江深处呀，路幽幽，巷深深！幽幽深深的青石条路上，正一路回响着雄壮的步履声，那是20世纪我们中华民族腾挪前进的绝响……”（《鳌江深处》）同在这片蓝天下，她的刺世之作像战斗的檄文，一路冲杀，一路追问：《在兵马俑前的沉思》无情地嘲笑了想做万世统治者却注定短命而亡的王侯将相、历史过客；《苏州街涅》尖锐地拆穿了封建盛世的虚假繁荣；《问书》将假马列政治骗子的嘴脸揭露了个淋漓尽致；《无家可归》将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悲凉与他们高洁的心灵、操守和盘托出；《不忍》则传达出好人们历尽人生磨难，也绝不与恶势力相妥协的社会良知……
她又常常自豪于自己是一个女人，可以用男性所不具有的温柔秀雅芳菲，来营造出一个女人才有的心灵家园。这几年她作品里有一个持续的重要话题，就是对于自身女性命运的思考。她眼见着自己的姐妹们所处的不如人意的社会地位、文化地位和精神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决定的不如人意的生存状况，写出了一系列随笔散文，如《不喜欢做女人》、《给女人分品》、《女人不会哭》、《男人也爱，女人也爱》、《一日三秋》、《为你祝福》等等。这些如泣如诉的作品潜入深层地思索了当代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所面临的严重的生存尴尬、精神困境以及情感追求的无出路，“升天入地求之遍”，苦苦寻找着女性的出路。这些文章素以严肃认真、格调纯正著称，使她获得了大量读者的心理认同，她收到了许许多多来信，不仅女性读者，就是很多男性读者也向她敞开心扉，一无遮拦地探讨人生问题。
文学在这个境界上，才是天界的圣光。
人生在这个境界上，也才具有了升华的美丽。
实话实说，那个在大院里疯玩的小女孩，那个偷偷学数理化的小青工，那个激情地追踪社会的小编记，那个杜鹃啼血一样写作的“女作家”，就是我。
我不幸是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对待每篇采用稿的方法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细斟酌，对待每篇来稿的方法是一封一封全部拆读；我又不幸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记者，对待每个有价值的选题都不愿放过，对待每次采访工作力求新颖独特，尽善尽美；我还不幸是一个操心劳力的母亲，对待女儿的衣、食、住、行、玩、功课，事不分巨细全想管好；我更不幸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凡人来求助，能帮则帮，不能帮也操心，即使一次次被人利用甚或上当受骗，下次也还是不可救药……
这些不幸所造成的生命形态，就是剩给我自己写作的时间少而又少。常常是有许多想法、片段、句子、词儿，“呼啦啦，哇呀呀”地涌在我的脑海里，欢蹦乱跳，大大嚷，哪一个都要求自己的生存权利；又常常是一篇文章还来不及写完，另一篇已迫不及待出世了，有时还是三篇四篇同时写；还常常是实在没时间及时写下来，终于时过境迁，永远失之交臂！
所以我写得这么少，也很粗糙——尽管我是那么认真，那么想把每一句都写好，那么想一天一天日臻完善，那么想“更上层楼，更上层楼”。
人啊，有时活得是多么，无奈！我经常惭愧自己不能像专业作家一样，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端坐家中，精雕细刻，悉心打磨，把文章写得更文学、更艺术、更好。
但有一点我要声明，即：我对社会和时代是负责任的，我敢以我的良心为我的每个字负责。我始终坚持认为，文字不是一切别的，而只是呕心沥血的产物。更严格地说，文字是一个人生命的外化形式，每一个字都是用一滴血换来的。
我的先天条件和后天条件都并不好，从没有“命运宠儿”的光环幸临到我这个角落。但这样也好，使我养成了“一切靠自己”的信念，所以我时时刻刻感到脚下的大地是坚实的。命运当然有它的偶然性，也总有施恩于你的时候，然而你最好还是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处在什么境遇里，只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总会有所收获的。
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
我小的时候，家住在北京东单附近。稍微熟悉北京地理环境的人都知道，东单距天安门仅一箭之遥，过去有牌楼一座，是进入皇城的标志，因此得名东单牌楼。解放前，东单牌楼一带居住的多为有钱、有身份的人，房舍地貌因而得以俨然些。若从高空俯瞰下望，紫禁城那一大片黄瓦红墙的宫殿处围，便是横平竖直街道上的四合院群落。这些四合院，一般都是硬山式建筑，青砖灰瓦，大屋顶的檐下盘着一座爬满青青叶的葡萄架。高级一点儿的，还有一扇红蔡绿槽的天禾。里是迎面一座石影壁，外蹲者阿只把的小石狮。这小石狮子似狮雨又菲狮，头部、四腿、爪子、尾E全部嵌迸石中，造型之洗练，令人想起远古的墓刻。
然而我住的那座院子，却是一个迥然的例外。
那是座深宅大院，深到占据了两条胡同之中的全部空间，大到差不多有天安门广场那般大。院内没有大雄宝殿之类的大屋顶庙宇，也没有飞梁画栋的中国式楼阁亭台，更看不见假山、影壁、小桥流水的东方风光。而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小世界——绿草如茵，中间高耸着巨型花坛。树影婆娑之间，是一条翠柏簇拥着的石板路，通往若隐若现的一座座二层小楼。小楼全部为哥特式建筑，平台尖顶，米黄色大落地门窗，楼内诸陈设如壁炉、吊灯、百叶窗等全部来自欧美，墙外爬满茂盛的爬墙虎……
在东单牌楼一片宁静的四合院群落中，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座西方园林，不由令人想起黄山的“飞来峰”，那是大自然的造化，这一个却是人工玉成。都如此说，大院是美国人1917年始造，属协和医院建筑群落的一部分，连各个小楼的编号也是整个协和楼群排在一起的。也有人说，这是用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建造起来的；还有一说，用的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慈善投资。人们大多倾向“庚子赔款”建造一说。有庶民说，解放以前，这个院叫“两旗杆大院”，说是口常年飘着中国和美国两杆国旗，里面住的都是洋人和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一说未免带了点“洋奴”的嫌疑，我因此想考证是否确凿。按说年代并不久远，本应不难考，可是因了老人们的缄默，我也就至今没有弄清究竟。
不过住高级知识分子一说是不错的。解放前，能够跻身大院并住进小洋楼的华人，全部为协和医院的专家教授。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就住在41号楼，我小时听说他是英国皇家医学会在中国的惟一会员。还有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住在28号楼。有故事，说是解放前，凡有病人找到林府上，即使是衣衫褴褛的穷人，林大夫也一律不让门卫挡驾，而是免费诊治，有时还施以钱财，致使京城遍传林巧稚美名。大概是因了这些因素，老北京的平民百姓，过去从这个院口走过时，都是怀了敬畏之心的。久而久之，百姓们的嘴上便约定俗成了对它的称谓——“协和大院”。这称谓一直沿袭到现今。
解放后，黄、林二位仍住在这里，其他教授们也仍住在他们各自的小楼中。那时的等级依然是森严的，正教授，即一、二、三级教授者，可以住一座一座带有木顶凉台的独楼，这样的独楼共有7座。副教授，即四、五、六级教授者，则只能住连成一片的有凉台而无木顶的联楼，虽然叫联楼，其实也是各个独自成一统的小楼，不过外在建筑结构连在一起罢了。
我有幸住进这样一座大院中，托福于我父亲。那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军官，他所在的部队恰巧是北平解放后接管协和医院的部队。1955年，这批军队干部全部脱下军装，留在了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当时的这批干部们也逐渐变得拖家带口，住房成了问题。但这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于教授们的洋楼秋毫无犯，只在大院后边辟出一片荒地，盖了一座四层的宿舍楼和三排平房。这些砖木结构的新建筑自然远远比不上泰国优种稻米灌浆、菲律宾上等木板铺地的小洋楼舒适高级，但军队干部们从军政委到小排长，没有一个人抢占教授小楼，这种状况差不多一直保持至“文化大革命”。
我家住的是三排平房中的两间，门前也盘着一个葡萄架。父亲那时在做医科院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常出入各个小楼的教授家门，我有时也跟着，便得以窥见小洋楼内的高级陈设。其实小楼们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解放前夕，父亲和他的共产党员同学们，就曾接受地下党的指派，以进步学生身份进入一座座小楼内，做教授们的争取工作。有一回，他当年的一位同学来家，还感慨地说起某次到XX教授家去，教授请他们吃草莓冰淇淋的情景。我的父亲却从未说起过那段辉煌的历史，他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
他的迁居大院的部队战友们也都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虽然他们之中有的人文化水平不算高，但他们都用严明的纪律约束着自己和家属，尽量遵从着这座学者大院的文明传统。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从幼儿园归来，我和小朋友们站在林巧稚大夫家门前的花圃看花，有一个小女孩忍不住想去掐一朵极美丽的蔷薇，恰巧被林大夫看到。一生酷爱鲜花的林大夫生气地制止了她，我代那个小女孩认了错。那一年，我也就6岁，以后，我们一群孩子再没有伤过大院的一花一叶。
我上小学那一年，我们家突然成为全院最瞩目的家庭。那是1961年，我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在北京排第一的男四中，这在大院众多的孩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很使我父亲光彩了一阵子。后来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大院里有10个男孩女孩与我同班，我的成绩总是稳稳地排在班里前一二名之位，令那些教授的孩子们自叹弗如。我的小心眼里便也存了一个愿望，希望到我考中学时，能考入在北京排第一的女校师大女附中，使我们家庭再度光彩一次。可惜后来碰上了“文革”，使那愿望成了泡影。
不过坦白地说，我那时可真不用功，只知道疯玩。大院的花草树木最令我着迷。每年春天，阳历3月中旬开始，我们一群孩子便天天跑到大院口去盼望杏花。那里有一棵一抱粗的老杏树，不知是地气还是天光缘故，年年都是它最早抖擞起密密匝匝的花骨朵，在寒风中便绽出淡粉色的小花。每年每年，当我们一连企盼数日，终于发现老杏树的花枝上出现一朵、两朵小花时，便一个个惊喜得大叫大跳，在大院里飞奔开，告诉每一个碰见的大人和小孩：
“老杏树开花啦，春天！”
记得每个大人，不管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全都冲我们点头微笑，仿佛我们就是那杏花，就是那春天。等我已长大成人，重新揣度从前那些大人们的心态时，益发体味出成人的那种对不曾留意的春天猛然莅临的欣喜。那棵老杏树，一定是协和大院众花树的精神领袖。从它的花朵绽开之日起，我们大院便一年鲜花不断了。第二棵开花的是黄家驷教授楼前的那棵“中年”杏树，而第三棵则必定是29号楼旁边的那棵“青年”杏树。这3棵杏树罢了，就是雪白的梨花了。大院里只有一棵梨树，每年结不结梨印象不深了，但那随风飘曳的冰清玉洁的梨花，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谢了梨花，大院的花事就纷繁起来了：大门口的迎春花迎客始罢，甬道两旁就走来一棵棵白丁香紫丁香。不几日，桃花也伴着嫩叶开了出来。还有我最喜欢的灌木榆叶梅，一团一团的粉红色像人工造出的大花球，远远地就让人看醉了眼。这时候，草地上的绿草，也早已染绿了那一方方土地。柳条依依，白色的柳絮迷蒙了天地空气。最给人以喜悦的是生命力极强的杨树叶，等它们唱歌似的一齐摆动着新绿时，不要说从它们之下穿行，你就是看着它们竞长，也痴痴地觉得自己正在长大似的——那时候，我是多么盼望自己快快长大！
而大院里的人们，不论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一个赛着一个的“贪婪”，对周围这么多奇花异草仍嫌不够多，还一起动起手来栽花弄草。于是，看罢了绿树，再回头来看鲜花，便更加眼花缭乱了——粉白相间的海棠花，红的、黄的、紫的月季，重瓣的芍药，甜香的槐花，火红的石榴花，五颜六色的蝴蝶花，小太阳似的蒲公英，小红灯似的倒挂金钟，名贵的花之王君子兰，还有奇异的令箭荷花和仙人掌花，一现的昙花和千年铁树花，浓香的晚香玉和夜来香，娇嫩的含笑和美人蕉，挺拔的大丽花和菊花，以及红云似的一品红，婀娜多姿的仙客来……还有许许多多我叫不上名字来的各色花卉，直开得将春延长到夏，将秋延长至冬……
前面说过，我们大院离天安门不远，这便占尽了地利之优。我们这群孩子们，一年之中最欢乐的两个夜晚就是“五一”和“国庆节”。一俟那轰鸣的礼花腾空，院子里就被花朵的雷霆灼照得红腾绿舞，亮如白昼。如果风向对头，还会有一顶顶白色的降落伞从天空飘下，把我们撩拨得哇哇大叫……
啊，如今想起这一切，真是旧梦依稀，止不住的女儿情呀！而这一切，至“文革”罹祸，一夜之间便被破坏殆尽了。
那个血雨腥风的1966年，先是花草树木被砍、被烧，又是抄家的书籍旧物被砸、被焚，冲天大火一连烧了数日。后来，便是医院里的造反派携家带口搬进来“占领牛鬼蛇神大院”。理由是：“你们这些走资派（指干部们）和反动权威（指专家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是对广大工农兵的蔑视和欺侮！”于是，教授们被勒令腾出一间又一间住房，由洗衣工、清洁工、门房、厨师、花匠……组成的无产阶级住房大军，住进了一座座哥特式小洋楼。惟一幸免的，是28号楼。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派人保护了林巧稚大夫一家，使大院得以保留下惟一一座教授楼。
10年不短，大院当然发生了一系列大小事变。因其重提弓1人心酸不已，干脆跳过不提。只有两件事不可忽略过去。
第一件，是工人阶级进住不久，院里召开居民批判大会。为的是新搬进来的一个厨师，走路有望天的毛病，院子里的孩子淘气，给起了“望天儿”的绰号，还跟在他背后学他走路。嗬，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一位当时被造反派结合的、红得发紫的小干部慷慨激昂地发言，激动得声音都走了板：“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影是／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们／在／发／泄／对／工／人／阶／级／进／驻／大／院／不／满！”
A1948平6月9日‘反对芙扶植日本”大游行。这是中法大学游行队，打旗人戴黑．，镜者为我父亲，后面第三人为我母亲。
第二件，是1972年某日清晨发生在大院的一幕：那正值美国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期间。那一天，晨练的人们刚刚归至家中，大院里走进4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只见他们随处走着，拍照着，最后停在44号小楼前。这座小楼自从6年前一位清洁工住进后，在半个木顶凉台上垒了一间有门有窗的小平房，还留了二个烟囱通道，使哥特式风格融入了某种中国的建筑文化。4位洋人大概被这种神奇的“洋为中用”能力惊呆了，半晌才如梦醒来似的举起了照相机……后来，从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传来消息，这4个洋人是跟着尼克松来访的美国人，其中有一位当年曾在这大院里住过，大概是寻故地来了。“革委会”认为那位工人严重地丢了中国的脸，措辞严厉地限令他于XX日内将小平房拆除，恢复哥特式原貌。而那位工人全家拼死拼活地“捍卫”不拆，又让“革委会”丢了一次脸，那小平房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屹立至今。
如今，每当我看到那“中西合璧”的44号小楼时，心里都涌出一丝惆怅。物非人非，今日的协和大院里，已住进200多家，除了教授、干部们之外，还有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儿女，几乎百业俱全。最有意思的是那家有着两辆外国小轿车的个体户，昔日是大院里最贫穷的一家，全家6口人就靠当家的40来块钱吃饭。如今，已成为大院里食最精细、衣最美艳的首富。
真是世事沧桑啊！我的大院，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哟！
所幸的是，改革10年，大院又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草坪又重新植上了，柏树又重新栽上了，花坛又重新砌上了。还于一片绿意鲜花之中，新添了两座历史上也不曾有过的白色的藤箩架。1株盆粗的银杏树和5株两人搂抱不过来的老槐树，也被挂上“古树XXX号”的标记，被铁栅栏保护起来。大院又重新恢复了四时鲜花不断的面貌。在今日高楼林立、喧闹拥挤的北京城中，这一座花园式的院落，更显示出幽深的宝贵，便于一早一晚，吸引来大批的附近居民。清晨来打太极拳和跳迪斯科操的老年人居多，傍晚是牵了孩子来散步的中青年夫妇们，与红花绿树交相辉映在一起，又构成了一幅幅颇动人心弦的画卷……
那3株报春的杏树，竟还都幸存着。虽然其中的两株各被劈去一半枝权，但两株半残的树都还在开花、长叶、结果。只是这一切亦是物非人非了——我早已不再是20多年前那个梳辫子的小姑娘。那在寒风中天天企盼开花、然后惊喜地向大院里的人们报春的小姑娘，该是我的女儿了！这满院神奇的花草树木，也该是属于她的了。
只有这悠远的旧梦，依然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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