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回溯30年，我梳着两条光滑的小辫子，是那里的一名小青！。
当时，在经历了两年半学学农、备战备荒之后，我“初中毕业”，走进北京雹子管厂的天？。第一天是兴香，第二天有点儿惆怅，第三天就开始惴惴不安。因为蔼对红灯绿灯闪闪烁泺的各神仪表，我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懂——现在的孩子们已经完全不能理解了，1966年“文革”骤起，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学校就停7课，六年级和整个几初中课程缺失，高中迟迟没有恢复，我们“薪三届”成千上万孩子，十五六岁，就不碍不与学校永远告另当时那份难过劲儿，至今仍是留在心上的伤痕，隐隐作痛。没什么别的选择，我开始自学。
起点太低了，自学开始得杂乱而无章。也没有人指导，当时父母都在干校，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车间里的工程师们有学问，但惧怕担上“腐蚀青年”的罪名，问十答一，顾左右而言他。我懵懵懂懂的，东一笊篱西一勺地找书、抓书、借书，然后每天下班师傅们走后，就独自面对着一大桌子书。计有：
《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版）、《毛泽东选集》、《初中数学》、《化学元素周期表》、《海涅诗选》、《普式庚（普希金）选集》等。后来，又有了《高中数学》、巴尔扎克小说、《简.爱》、《金蔷薇》、《土地》……反正五花八门，能找到什么是什么，懂不懂，囫囵吞枣就往下咽。我还挺刻苦的，困了累了就抹几把凉水。还学着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前两个小时学政治，再两个小时做数学，等精神不济了就读小说。如果有人来聊天，或者有事耽误了，第二天就想法儿补上。遗憾没当过兵，借了一身军装，瞧，多不像军人的是，从此时间就变成了一匹奔马，老是一阵风就疾驶过去了，拽都拽不住。
我们实验室的师傅们都是女的，都挺善良的，不断有人问我学这些干吗？有什么目的吗？是不是不愿意当一辈子工人，要改变自己的地位？
倒真不是。当时“四人帮”肆虐，成天叫嚣“知识越多越反动”，耿耿星河，看不到一点儿曙光，什么恢复高考上大学，当时就是神仙也算不出来呀。之所以这么“头悬梁，锥刺股”，只不过是从小就爱学习的一种本能。不过……也还真说不好，因为要说不想改变什么，恐怕也不全是实情。虽然当时是一口大黑锅沉沉地罩住了苍天，看不到一点希望之光，可那光亮却像冬天的树枝，看似光秃秃的，剥开一看却藏着碧绿的生机，人人嘴上不说，心里都感觉着早晚会有大变化来临。
何况，书中虽没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但书里真有一只勾魂的手，越读越放不下，心心念念！
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个实习生，从北大附中拿来了100道因式分解题，还悄悄告诉我，这可是“文革”前的题，可权威了，也可难了。我们俩就偷偷做起来。果然奇难，开始时两天也解不开一道，把我们绕得脸都绿了，犹豫着去不去问问工程师们。然而一旦做出来了，那个兴奋啊，恨不得告诉所有师傅为我们高兴。后来，一道道题越做越快，100道题最终被我们全部攻下。为了庆贺，我们决定再做一遍……
那可真是开心啊——学习的快乐，是最提升人的一种快乐。
可是有一天，祸殃来了！车间书记突然莅临我的小屋，脸色倒还和善，边跟我闲聊着，边把我的书全部翻了一遍。审视完毕，竟然正色跟我说：“韩小蕙你要注意了，读书还是要读马列，可不能走白专道路啊！”
就凭我，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还白专哪！我心里不服，可是不敢反驳，因为当时的社会氛围太可怕了，随时都可以把人拉出去批斗一番，况且我父亲还在被审查，我属于“黑五类子女”，低人一等，更没有资格乱说乱动。其实现在想来，那位书记也真没什么恶意，他就是观念极“左”，当真怕我跌进资产阶级的泥坑。
过了几天，团支部书记又来到我的小屋。他是车工，也挺爱学习的，我们平时挺说得来。他笑嘻嘻地拿出一本书，包着皮的封面上写着：“车工数学”，敢情他是问我数学题来着。我打开一看，“咦？”地出声，这哪儿是什么车工数学，明明就是初中的数学课本呀。他赶紧把一根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别让人听见——你说这什么事儿，你说荒唐不荒唐，那年月真是疯了，我们自学那么点儿可怜巴巴的初高中功课，还得当地下工作者！
万幸的是，1976年金色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二年，邓小平同志就以非凡的大手笔拨开重重阴霾，做出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不但为今天的国家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也挽救了一代失学青年。我有幸也成为其中的一员，1978年我考上南开大学，数学给我挣了60多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分数啊，当年很多没考上大学的同龄人，都是因为数学没得分而名落孙山的。如果没有那些年的自读高中，哪儿能有我的今天？
平生最快事——难忘我的高考
我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患比绝大多数人都早得多——1976年10胃一举粉碎“四人帮”，也就在1977年初夏的一天，一位在教育部作的叔叔突然蹑我说：“要是能恢复考试制度，凭成绩把优秀的青年送去上大学，你觉得怎么样？”
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才这样透露给我的，雨我美时太愚笨，以为这镄直是天方夜谭，傻傻地说：“这怎么可能呢？”随即就丢在了脑后。
可是仅仅过了一蔼个月，果然就正式公布7恢复高考的消息。我这个后悔呀，又那个兴奋啊，胸膛里就像装7一架巨大的鼓风机，胀满了欢欣鼓舞的狂风！
当时我24岁，经是有78年龄的国家级二级。我的厂是北京一家著名构军万人大企业，每天我穿着高级尼龙布的白大褂，在恒温、恒湿的实验室里干上两三个小时，到月底，就能稳稳地领到41块7大毛工资，这在当时算是不低的数目。同那些正在边疆和农村战天斗地、极其艰苦的知青们相比，我不啻是生活在皇宫里的王公贵胄了。
所以，师傅们都劝我别去考什么大学，“将来把你分到外地去，你可就再没有这么好的环境了！”
然而我却是一支冲天的火箭，一丝一毫的犹豫都没有。说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前茬儿，1973年，我们车间分来一个对口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陶瓷专业。因为没人想去，车间党支部决定落实“可教育好子女政策”，把这个名额给了我。那时我父亲远在江西干校接受审查，母亲下放农村，哥哥姐姐上山下乡，独自留守北京的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可我连个磕巴儿都没打，就“不去”了，因为一想到今后一辈子就得和不喜欢的电子管打交道，心里就腻味得像天天吃忆苦饭。虽然当时“四人帮”当道，乌云遮顶，看不到其他任何出路的曙光，但我心里隐隐地有着第六感觉：自己不会在这里呆一辈子的。
眼下的高考，让我一下子就认定了——“机会！命运！就是它！”所以，连赴汤蹈火的心都有了！
不过说来悲哀，当时我虽然号称初中毕业，实际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五年级水平，因为初中时净挖防空洞了。幸亏我进厂后，五花八门读了一些书，初中的数学也摸了一把，不至于把一元一次方程看成天书了。
所以心气还挺高——报！考！考北大中文系！真是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无知者无畏！
人说检验一个人聪明不聪明，主要看三个方面：记忆力好，反应敏捷，语言能力强。我天性愚笨，这三方面一样也没占着。但我有一条可以立身的优点，即肯下笨工夫。大学是非上不可的，不为什么，，就想学知识，自己实在实在是太贫乏了。所以，起早贪黑地补习，一点儿也没觉得苦。
有意思的是，通过厂里一个青工，我认识了后来鼎鼎大名的剧作家梁左。有一天，我们三人一起在他家复习功课，他妈妈谌阿姨出来给我们当后勤。你猜这位谌阿姨是谁？就是后来新时期文坛的主将之一、著名作家谌容啊！谌阿姨给我们出作文题，评判批改，还给我们做饭吃。梁左当时高中已毕业，在北京郊区插队，考大学是回城的惟一出路，只能背水一战，因此谌阿姨不惜放下自己的长篇小说写作，为儿子全家总动员。
梁左天分极高，极聪明。那天休息时，我讲了陈建功中考的故事。此陈建功即今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当时是木城涧煤矿矿工，业余写小说，在京城已很有名气，是我当年崇拜的名人。传说陈建功考高中那年，作文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考完试以后，建功回家也没说自己是怎么写的，父母也没在意，那时各家的父母都不怎么管自己的孩子，不似今天这么上心。建功的母亲是北大附中的语文老师，那年刚好参加阅卷，完事以后回到家，以恨铁不成钢的口气教训儿子说：“有一份作文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用的是书信体，这个学生的想像力太棒了，所有的老师都赞成给他加分……陈建功，你看看人家！你怎么就不如人家？”建功一下子愣住了，随即结结巴巴说：“这不、就是、我写的吗？……”
这个段子，我曾当面向建功核实过。此番讲给两个伙伴，也是探讨高考作文的写法。谁想梁左果然就用上了，1977年的作文考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梁左聪明地用书信体切入，结果语文考了94分，顺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
我呢，临场发挥不好，瞎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如何克服困难，终于写出了一本周总理到我们厂视察的书。就凭我？一个文字满是学生腔的小青？一看就是虚假广告。其他科目更是弱项，数学虽是最简单的一条抛物线，可我哪儿认识它是谁呀？最终，以两分之差败北。当时要是去“活动活动”，也可以上个师院的政教系什么的。但是我还挺牛：“不上！重新复习！明年再考！还考北大中文系！”
遗憾的是，我到底与北大无缘，于第二年考入南开中文系。师傅们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上火车，个个从心底里祝福我4年毕业后能分回北京。列车呼啸东进，天津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怎能忘怀我的南开
清晨6点55分的时候，我贴在学校图书馆那强赢对折的大玻璃裁，带着七分庆幸、两分得意、一分紧张的心情，踮起脚尖，向后砸望去——只兜自我身后的办，已经像商场前等待抢购的往景一样，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大多是背着书包的学生，男生女生都有，男生还略多于女生。也有一些是岁数更大一点几的人，有本校的青年教师，还有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本校的，而是来自社会上的自学者。人人脸上，都是一副望穿秋水、望眼欲穿、望断南飞雁的表情，眼巴地盯着大门，期盼着它早点儿开启。随着7点开馆时间的临近，人群有点几骚动，援《才捧着书的，这会儿纷纷把书收起，刚才嘴里叽里咕噜念外语的，这会儿也闭上了嘴巴，大家都做出一副骁勇善战的士兵状，随时准备跃起冲锋。这是干什么？
——抢座
6点59分，穿着蓝大褂工作服的图书馆值班员，终于出现在玻璃门里。只见他快步走到门前，侧转身，背对着我们，站定，左右打量了一下，也做出一副准备冲锋的姿势。然后突然一运气，说时迟，那时快，左腿弓，右脚蹬，快速猫下腰的同时，右手摸到大门的插销上，猛地往上一拉，随即撒、子就跑，没命地逃向他的值班小屋，真好比吓破了胆的败兵。而此时，我们已经顾不上他败兵不败兵，一起发一声呐喊，拔腿向6层的大阅览室冲去。我按着斜背的书包，不使它左右摇晃跑起来碍事，冲在最前面。2层、3层、4层，一直到5层，还在领先，终于有一个强壮的男生跑过了我，先我一步冲进阅览室。
我很不服气，以0.03秒之差屈居亚军。说来那时我二十啷当岁，身体真好，一口气跑上老式大楼的6层（怎么也得顶现今新建楼的8层吧），气不喘、心不乱、腿不软，还有速度，真够健将级水平了，要是搁在今天，还不早喘成风箱里的老鼠了？所以说年轻真好，青春万岁，一寸光阴一寸金！我瞄准一个临窗的位置，流星一样“嗤”地滑过去，把书包往大桌面上一放，骗腿儿坐下，三下五除二，取出书、本、笔、讲义，就“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头扎进楚山楚水楚天楚地，跟着屈原大夫“排空驭气奔如电”去了……
今天，当我给上初中的女儿讲起这些，胸中还隐隐有种莫名的激动，可她却没什么热情地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好玩。”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既有如春天的暖湿空气吹过碧绿的河面，温煦地荡漾起缅怀、向往、留恋的涟漪，又仿佛夏日山洪倾泻过来了，平地升腾起“当年——今天——白驹过隙——光阴荏苒——人生易老——时光不再”的排浪，就起起伏伏泛起了丝丝缕缕的忧郁和浓浓密密的惆怅，反正，可不是一个轻轻松松的“玩”字能够了得的！
代沟呀，今天的孩子们，怎能理解我们当年的心情？！那是1978年初冬，我踏进南开园已有两个多月了，自豪感、新鲜感、陌生感等等都已成为昨日，同学们都进入了卧薪尝胆囊萤映雪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苦读阶段。说来，也许今后中国的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我们这奇特的“七七级”和“七八级”了，这两届应考的学生中，包括了从1966届至1978届在内的将近20届高、初中毕业生。由于“文革”浩劫，大学从1966年起就没有招考了，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卓越政治家的超人眼光和胆略，力排“左”倾干扰，决定恢复高考，把中国救了，也把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青年救了。
以我为例，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文革”了，学校关门，失学在家，没娘的孩子似的，整整晃荡了两年。后来名义上虽说上了两年半初中，其实却只是挖防空洞、下乡劳动和不停顿地斗私批修、写大批判稿之类，基本没学过什么文化课，所以我上大学前的学历只是小学五年级水平。1970年6月，据说是因为上面几届学生插队的插队，兵团的兵团，造成北京各个工厂劳动力严重匮乏，频频告急，所以市政府决定从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一半，提前分配工作，于是刚刚过完15岁生日的我，就进了一家工厂，成为一名小青工。这一干就是8年。人生能有几个8年？青春又有几个8年？在那看不到一丝光明的梦魇一般的岁月里，谁还能想到，这辈子还有机会进大学读书？
再以我们班为例，全班76人，从“老高三”到应届，全有，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年龄居然差了一半。上学前的身份嘛，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编辑、售货员、机关干部、学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好几位都已成家，有了儿子闺女。还有一位老大哥，他进大学，儿子进小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父子兵，在他的家乡和我们学校里传为美谈。以我24岁进大学、28岁毕业的大龄履历，今天多次被我女儿不解、不屑、不认同，可当时在班里，我还只能排个中等，算是“蜂腰”吧。
所以，你说，我们怎能不玩命地学习、学习、学习？珍惜这梦一样美的、一生一世再也不可能有的上学读书机会，榨干分分秒秒，争取在仅有的4年时间里，补上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所缺的7年的课程，还必须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4年的学业——4：11，易乎？信乎？
所以，那时我不分冬夏，每天清晨6点起床，略事梳洗，不吃早饭，6点20准时迈出宿舍门，有课时就到教室早读，没课时就走向图书馆，一边等待开门一边或背古文古诗，或读英语，或看各种书报杂志。《离骚》全诗，就是我站在楼道里背下来的，今天想想简直是匪夷所思怎么可能，可当时凭着一股劲儿就硬是背下来了；还有《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文心雕龙》、《唐宋词_百首》中的某些篇目、片段等等，都玩命地背了一些——这些，对于过去的读书人来说，都是四五岁就开始的童子功，可我们20多岁才开始“恶补”，幸哉？悲哉！
所以，我在南开上了4年学，也就是说在天津生活了4年，毕业离开时，根本说不出天津的东西南北，搞不明白小白楼和南市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是如此，也就是上体育课时游游泳，滑滑冰，平时很少娱乐；连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一进食堂尽拣短的队伍排，一门心思发奋读书，真像从精神到身体，都虔诚到家模范到家彻里彻外的苦行僧。
所以，图书馆门前才会每天早上都拥满了人，要在一开门时就冲进去占座，稍晚一会儿就没地方了。这也是因为当时全社会都有苦读风气，跟今天人人都在谈赚钱、谈歌星影星明星、谈养生健美化妆术不同，当时书店门前经常排起长龙，一排就是三五里地，什么《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哎呀多了，都是那时排长队买回来的。多少年没见过这种书了，一开禁，人人都兴奋得像小孩子买炮仗一样，抢着买，比着买，买回家来，全家老少个个笑逐颜开，争着读，不撒手。回想起那些日子，真像天天下金雨似的，舒心，痛快！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套13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一共才13多元钱，是母亲抢购回来的，她进家时眉毛扬得高高的，眼睛放着光，简直就像是把大英帝国的皇杖拿回来了的感觉！那时的书价是多么便宜噢，悔不当初，我怎么没把新华书店搬回家呢？
不过说真的，那时我们没钱，而且，差不多全国人民都没钱。“文革”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国家穷得什么都发票，连瓜子都是过春节才配给二两。今天说起来，我自己竟也疑疑惑惑的，不敢确信是不是真有过那回事了，因为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呀！老百姓们个个穷得窝头咸菜劳动布，要买一辆自行车，得全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上好几年的钱，才能梦想成真。我还好，有8年工作挣的钱垫底，又赶上国家对“七七级”和“七八级”实行带工资上大学、连续计算工龄的特殊优惠政策，因此，每月可以领到国家二级工的标准工资41．71元，又没有家庭负担，在班里，就算是地主资本家了。又加上那时大家都一门心思读书，没有现在的吃喝玩乐风气，也没有这时装那化妆品的大举入侵，所以有钱就买书，出手时可以不必锱铢计较，有用的和喜欢的都放手去买，所以我那时还真存了不少书，像6卷本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6卷本的《中国通史》、4卷本的《中国历代诗歌选》、4卷本的《古代汉语》、3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等等，毕业时运回北京好几纸箱，一直到今天都还在使用。
当时国家还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每个月发给生活补助，共有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是22．50元，根据每个学生家庭的平均收入数评定。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每月由我去学校领回助学金发给大家，所以，我很清楚许多同学的经济状况，实在是非常窘迫。
班里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华北、西北一带偏多，最远的有青海、新疆、西藏的。这些同学大多是男生，每月22．50元的助学金，除了吃饭，买日用品、衣服、参考书以及一切零用之外，还要把每年回家探亲的路费攒出来。这就是说，他们得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去跟家旱季钱了还有更贫困的，比如F同学，听说他家里只有老父亲和一个妹妹，上学前主要靠他挣工分养家，现在他不能挣工分了，父亲和妹妹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他每月要从那22．50元中省下一些接济家里，今天想来，简直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1998年我随中国文联代表团去新加坡访问，抽空到同班R同学家去做客。R比我小6岁，来自河北农村，是一个淳朴诚实勤奋有志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第一次独自离家在外求学，感到很寂寞很无助，在班里就认我做了姐姐。他已落户新加坡好几年，如今，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了四室两厅的房子，有了汽车，娶了爱妻，生了娇女，日子过得富足、愉快。
我坐在他宽敞的客厅里，他兴奋地跟我叙着旧，依然是那个淳朴诚实勤奋有志的弟弟，一点儿也没有变色。叙着叙着，他突然告诉我，4年大学生活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挨饿：“在学校时，就靠那么，点儿助学金，根本不够吃，老觉得饿、饿、饿，可把我饿坏了！”我浑身一激灵，霍然变色，凄然问：“当时怎么，没听你说过，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喃喃道：“哪儿好意思？……”
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楚楚作痛，自责我枉担了姐姐的空名。可是即使这样，我们班所有的同学，男生女生，老的少的，全都悲壮地艰难地用功地发奋地玩命地读着书，没有一个打退堂鼓，没有一个吊儿郎当混日子，没有一个虚度了4年的时光。真的，眼见着，我们的水平在提高，就拿我那位弟弟来说，初进校时，写的文章还很幼稚，等毕业时再看，已经老到得我吃惊了！现在他在新加坡，于工作之余，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此，他的爱妻在自己的娘家人面前，骄傲得像个公主。
教过我们的各科老师，都曾发自内心地评价说：“七七级”和“七八级”这两届学生，对于中文系来说，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我的脚踏在梯子上最上一级，每一级是一束年岁，一步比一步代表更大的一束，一切在下的都正常地走过去，而我仍然在往上攀登。”（惠特曼：《自己之歌》）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只是南开的匆匆过客，南开的主人南开的基石南开的精魂南开的主宰，还是我们的老师们。
毕业10多年来，我曾几次找机会，回到魂牵梦萦的南开园，去重新感觉走进校门的快乐，重新寻觅当年的足迹，重新体味一间间教室所辐射出的吸引力，重新抚摸新开湖的滢滢碧水。最主要的，是去探望那些亲爱的老师们。
南开有着极棒极出色的一个教师群体，我从他们那里终生受益，至今心心念念，有一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殷殷亲情。
初上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时，大家都没重视。况且，宋老师一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板着硬脸，很严厉地斥责我们班上一位逃课的男生：
“进大学，是叫你们读书来的，不是让你们写小说来的！不好好上课，躲在宿舍里写小说，歪风邪气！不想上课的，退学！把位置让出来，有的是人想进来呢！”当时我们倒抽一口冷气：这老师可真够厉害的！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了抵触情绪，因为谁上大学中文系不是冲着作家梦来的？何况当时新时期文学又是初露端倪，写小说之风特别兴盛，像我，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写了好几年，发表过两篇了，怎么，舍得就此罢笔？再说，我从小学起就讨厌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多么，枯燥，不懂它们怎么，了，那么多作家不照样写小说？全照它的模子套，还写不出来了呢！
可是本能又告诉我，宋老师说的可能是对的。搞创作，上完大学还可以继续，眼下这课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自己的基础本来就差，再不全心全力上课，一辈子都会跟不上趟。我当时心里矛盾得很，不知道怎么办好。
谁想宋老师不仅毫不客气地训我们，还苦口婆心地教，还讲究方式方法，更有高超的教学水平，没几天，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把我们全班大大小小，一股脑儿全装进他的“牢笼”里，我们全成了他的“俘虏”。他讲课的时候，也不声高也不卖弄也不急躁也不斥责也不喋喋不休也不拳打脚踢，而是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循循善诱出神入化地，就把我们领选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宏伟殿堂。这时候再看“主谓宾，定状补”“偏正结构”“把字句”，不但不再使我们绕着脖子也弄不明白因而厌烦之痛恨之，而是成了吸引我们钻进去探险的“仙人洞”，有一阵子，同学们特爱在一起分析汉语“玩”，有的同学还“玩”上了瘾，后来，居然就将它选择为终生职业。
于今想来，20年都过去了，我还是没搞明白，当初宋老师到底给我们施了些什么“魔法”，怎么就让我们全体乖乖地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完成了这门功课？可以说现代汉语语法是我在南开4年里学得最好的一门课，实实在在学到了东西，吃进肚子里面去了。当我大学毕业进光明日报社以后，正赶上报社不少同志补上夜大学，他们拿来了不少语法分析难题，请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大学的“七七级”和“七八级”做。有人吟哦半天作苦思冥想状，我呢，拿起来俱一挥而就手到擒来迎刃而解，大大为我南开露了一次脸。我心里真怀念宋老师，后来才听说，他教我们时，正是他的家境极为艰苦的时期，经济上比谁都拮据，搞得他精神负担极重，可他还是那么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呕心沥血卖命不要命地教诲我们，表现出高尚的教师人格。
中文系还有号称“四大才子”的4位古典文学老师，风格很不同，有内向深沉型的，也有翩翩才子型的。宁宗一先生是典型的文人才子，平日里但见他把腰杆一挺，头发一甩，就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大概是我行我素惯了，有时才气外露到咄咄逼人的程度，也一点儿不惧怕外界舆论，他可能是绝不认同“夹着尾巴做人”的处世哲学的。郝世峰先生则是深不可测的一口井，高高的身躯只给人一个“高”的感觉，不傲，不急，不躁，很谦和很沉稳很有书卷之气，后来他果然就主政中文系，搞得很有中兴的气象。鲁德才先生倒是常能见到，听说他的学问很好，心里面存了尊敬。还有一位大才子罗宗强先生，他原来是中文系的人，可我们上学时被调到学报去了，“七七级”有同学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非常出色，罗先生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可惜这四大才子一个也没有教过我们，只能远远地仰望——那时我还是一个非常羞涩的小女生，没事的话，绝不敢主动去跟老师们瞎答碴儿。
教我们古典文学的先生也姓郝，郝志达老师，他也是一位严师，对我们要求得一丝不苟，也没任何客气好讲。记得讲到《诗经.东山》时，一共四段，他指定我们背诵第一段和第三段，说是下节课要检查。到了下节课，说到做到，果然就检查，而且他知道我们女生老实，偏偏叫起两名男生，一人一段。这两名男生可真为我们班争气，不仅悉数背上，还朗朗上口，喜得郝先生连连点头，从此对我们班免却背书检查。我很感激郝先生的严，《东山》全篇当时都背下了，记得就特别的牢，后来90年代初我到福建省东山县去，采访的恰好是当年被国民党抓丁到台湾去的老兵遗属，回来写报告文学，就采来《东山》诗古意，并用“我徂东山，怊怊不归”作为全篇的主调，回环往复，增加了感人的力量——可见老师们要我们好好读书的话还是对的，心中没有诗书垫底，文章也根本写不好。
后来的唐宋时期文学，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名n1张虹，她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说是老师，她也就比我大几岁，可能还不如我们班好几位“老生”大。她虽年纪小，资历浅，可是很要强，日夜苦读，殚精竭虑，想要把我们教好。看她往讲台上一站，摆开架势，熟练的话语一串串地甩过来，我们心里还真肃然起敬。不过她到底又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女孩子，平时愿和我们女生走近，有一次聊天，她听说我写了一篇小说，非要看看。我心说你是搞古典的，怎么也看当代小说呀？没想到她看完以后，按照古典文学的分析方法，把人物、结构、思想性等等分析得头头是道，对我后来的修改给了很大的帮助，从此我方知道，一个人的水平若是高，做学问是相通的。可惜偏偏考张虹老师的课时，我因发烧没考好，只得了80分，这是我在整个大学期间最低的分数，到现在都心存歉疚，觉得对不起张虹老师。
然而，“七七级”和“七八级”，又是最桀骜不驯最有主见最不听话最不依不饶最难对付最不容易教的学生。我们是极为挑剔极为苛刻极为严格极为高傲极为难“伺候”的一群。
我们也有着许多属于我们的意见和不满意。
比如有的课，内容太陈旧了，老师延用的还是“文革”前的讲义，10年前的陈旧的东西，早发霉变味了，可是依然在讲。老师们也在努力，但是跳不出旧框框。最不满意的，是教学的模式化和概念化。当时“文革”结束刚刚两年时间，“运动”的阴影还盘旋在老师们曲，由“古”晌照相音识柏环深漳柽牲著辨堂一切老还没有“改革开放”。所以，古典文学课、现代文学课、当代文学课、外国文学课，课课全是“社会背景”、“思想意义”、“艺术特色”三套式讲法，因此你就听吧，无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巴金老舍曹禺，或是歌德雨果托尔斯泰，一讲全是“关心民众疾苦”、“反抗黑暗时代”、“直抒胸中块垒”，谁和谁都一样，连评价的语言都一样，简直分不出古今分不出中外分不出个性分不出高下，就好像上上下下几千年，中国外国的作家们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可叹，可悲！
因此，我经常羡慕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他们今天学到的是真实的学问，而我们当年，做了多少无用功啊！
不过他们也得羡慕我们，当年，南开举办过一些特别让我们留恋的教学活动，使我们像含着一枚香气浓郁的橄榄，越咀嚼得日久，越能品味出悠长的香味。
那时，每年都要请社会知名作家和学者来讲学，记得听过的有李何林先生、郑雪来先生、孟伟哉先生，还有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每一次都是一片新的蓝天，给我们心理上带来强大的冲击力量，可能是校方根本想不到的，有的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对我的思想施加影响！所以我主张要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多给学生们开各种讲座，不管文科理科，都要开拓视野，首先让他们学到手的，不是背诵公式条文观点结论，而是如何与世界相拥抱的综合能力。
在那众多闪烁烁的群星中，永远镌刻在心宇不会忘却的，要属来自海外的著名女学者、女词人叶嘉莹先生，我们有幸听了她两个月的古典诗词课。
叶嘉莹先生少小即接触古典文学，有家学渊源。20世纪40年代末移居海外，后定居加拿大，专事古典诗词研究，达到很高水平。l978年她归国讲学，没选择北大而选择了南开，很使南开学子骄傲了一阵子。当时我们刚入校不久，一切都还懵懵懂懂，不明事理，但见“七六级”和“七七级”老生们，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师们都兴奋地争听叶先生的课，我们就知道好，也狂热地卷进去。我因为起得早，自觉地担负起了替全宿舍占座的任务，只要有叶先生课的清晨，就夹着一大摞椅垫，早早赶到大阶梯教室，在最佳位置的第三排，播种一样地走上一遍，占上一长溜儿座。
等叶先生在掌声中走上讲台时，有着一百多个位置的大阶梯教室，已经挤得风雨不透了，一些晚到者坐到了窗台上。50多岁的叶先生依然年轻，讲究着装打扮而又不露刻意之痕，每次都是一袭深蓝色衣衫，上面有一个胸花啊，一条丝巾啊等等小点缀，一头乌黑的头发则吹得一丝不乱，很风度很高雅很了不起很迷人也很高不可攀，我们全体女生没有不为她的仪态倾倒的，简直觉得她就是自己今后人生道路的典范。她讲课的声音也透出异质，有一种海外女华人所具有的特殊的韵味，抑扬顿挫，温婉文雅，作金石声，轻轻地敲击着我们年轻的心。
她给我们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曹丕曹植，讲李白李贺李商隐，讲李煜温庭筠柳永，当然不是“社会背景”、“思想意义”、“艺术特色”老三段，而是带着感情，讲得有声有色有响有动有爱有恨有情有韵。记得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弃妇逐臣”，似乎把个人的人生艰难生命感悟难言之隐都唱叹在其中了。有时，她会在黑板上写上一串英文，顺带介绍“叙述学”、“比较学”、“符号学”、“模糊学”等等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有一天，她还给我们吟了几首古诗词，是用一种古声古韵古调、抑扬顿挫地唱吟出来的，很奇特，很个别。记得那天她说：“我年轻时不肯吟唱给别人听，是不好意思，现在不同了……”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闪起秋水一样晶亮的光芒，我的理解，她又是在感怀自己的人生了……
不管家境贫寒的还是富足的，我们班的女生，后来人人都买了叶先生的著作《迦陵论词丛稿》，我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一遍。今天看来，当年懵懂无知的我，是把叶嘉莹先生神化了，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国内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老学者，对叶先生的学问方法持有不同看法，评价褒贬不一，这在学术领域内是很正常的；后来我自己在拉开距离以后，也发现叶先生的书中有某些我不能满足的地方。不过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印象往往会是放大的瑰丽夸张的美好，还往往是刻骨铭心的不易改变的，现在，写裂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蛞起身，小心翼翼地，从书柜里取出《迦陵论词丛稿》这部古风典雅的书。轻轻翻开，只见扉页上盖着我当年的印章，颜色依然鲜红。版权页上写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0年11月第1版。”
岁月啊，就这么静静地流走了……
一晃，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
算来，我已发表了二三百万字的作品，可我的笔，一直未伸进我的南开园——是感悟太多太浓密？是感情太痴太强烈？是感慨太深太汹涌？还是畏惧她的高度，害怕愚钝的自己表达不出来？
说不清楚……
可是我一直想写，“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怎能忘怀我的南开！
今天，母校迎来了80大寿，风风雨雨，天高地阔，我南开，依然屹立在莽莽苍苍的大地上，风雨不动安如山！终于鼓足勇气，写了此文，虽然拙陋，聊表心意，把它献给您呀——母校南开！
和孩子一起成长
对全世界的母亲来说，有一道共同的难题，这就是教育孩子。无论是在欧洲、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也无论尊贵如女王、女总统、女首相，富庶如女大亨、女科学家、女学者，抑或普普通通的小康之家、平头百姓，可以说没有哪一位母亲，不是希望把她的孩子培养成为出色的久。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自古就有优秀的教子传统。“孟母教子，三择其邻”“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这些动人的老话，充分展示了中国母亲崇高正童构思想境界。至于当代生活中魄母亲们，因现代化思潮的熏陶和推动，更是越来越懂得把孩子的教育问题，视作生命的大事。有一个动人的街景每每令我鼻子发酸，就是每星期天一大清早，你看吧，一位位母亲背上背着乐器，脚下呼呼生风地猛蹬驮着孩子的自行车，送她们的孩子去上各种业余艺术班。这些行色匆匆的母亲们大多面带沧桑之色，但从不闻她们有任何怨言。风猛雨狂也阻不住她们的心劲。岁月就在这么经年累月的操劳中度过了，孩子们渐渐长大。我曾想，就是用刀子逼着她们，母亲们也绝不会后退的——什么也阻挡不了伟大的母爱！
我自己也曾是这个伟大队伍当中的一员。我的女儿梁思彦11岁时，就读一所极好的小学——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是区级三好生，班里的中队主席。从她3岁起，我就驮着这只可人的小鸟，去学画画、弹钢琴、上奥林匹克数学班。记得她弹出第一首曲子时，我心里激动得满满的，喉咙发噎，有一股难抑的情感一个劲儿地往上冒，我自豪得比自己获得什么成就都高兴……
这就是母亲的心。可是话又说回来，就好比一棵大树和一棵小树共生共荣一样，在女儿一天一拔节的生长过程中，我也一天不敢懈怠地往前赶着自己的路。女儿是女儿，我是我，我俩各有各的人生，都有意义，亦都有价值。常常是我开始编稿子或写作时，我就要求女儿不能再跟我说话，有时她嬉皮笑脸不甘寂寞，我就正言疾色地捍卫我的工作权利。女儿遂抗议，认为我应该把她放在第一位，我说不对，放在第一位的永远都应该是工作和学习，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而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退一步说，这也对培养孩子大有好处，母亲的工作越出色，层次越高，孩子所受到的教育水平也越高。我极不赞成有些母亲，二三十岁，年纪轻轻，就把自己这辈子放弃了，一心只为孩子活着。特别是有些“老三届”，自己当年没机会受高等教育，如今就把全部的生活热望，寄予在培养孩子上大学上面；有的母亲宁可自己累死累活，甚至泡病号、提前退休、卖血，也要陪着孩子上补习班、请家庭教师、给孩子买各种名牌……这些想法做法固然可敬，但手段却也令人叹息——要是你本身学富五车，著作等身，通晓好几国外语，论说起国内外大事头头是道，你的孩子可以随时随地随事得到你的指点，那对他的教育将能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傅聪成长为著名钢琴家，就离不开傅雷先生深厚的家学渊源。怕就怕你本身就只是二尺高的篱笆，那怎能给孩子攀天的条件？我曾有过一个比喻：母亲好比是孩子的教练，在他很小的时候，教练比孩子跑得快得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逐渐赶了上来。这时，母亲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停滞不前，二是和孩子一起跑，三是拼了全力跑在孩子的前面。我选择的是第三种。1995年5月，北京电视台拍摄系列纪实片《中国母亲》，给我和女儿拍了一集，题目就叫做《和女儿一起成长》。片子播出后，引起许多母亲的共鸣，有时我们走在大街上，会有素不相识的母亲和孩子来和我们打招呼，交流教育孩子的感受。初夏的一天，我刚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就见一位年轻母亲挤过来，对我说：“你和你女儿，特别幸福吧？”回到家里，我把这句话告诉女儿，并且由此讨论什么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结论是：在我们互有交叉之时——女儿有时会问我形形色色的问题，我也间或向女儿请教，对付这些奇奇怪怪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像我们母女奋力攀登一座大山，虽然有时走得汗流浃背，互相搀扶着蹒蹒跚跚，但最终一定“会当凌绝顶”，尝到“一览众山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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