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首先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突出强调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从正确地坚持到“两个趋向”，到全面违背，再到逐渐形成对“左”倾错误应该进行纠正的认识的变化过程。1978年5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正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启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迅速得到解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开始恢复正确的认识。1978年底召开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对这次会议由衷地评价道：“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541]此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报告实际上成为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公报指出：“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542]对于这次会议的成就概括地说，“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543]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新的征途上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后，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通过的《党章》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毛泽东思想，十五大、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分别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十七大与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关于行动指南的表述一致，但在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又增加了科学发展观。这充分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党的指导思想无论如何发展，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并将其置于理论创新的基础地位。正如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也充分说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没有新的指导思想的产生。
（二）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锦涛在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中用“十个结合”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2008年12月18日他又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对“十个结合”作了更具体的说明，对于第一条他指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54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围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不仅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期。全会公报指出：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545]这实际上就是对党在新的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要求。此后，党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力求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二大报告在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指出：“党所以能取得上述许多方面的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546]此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全面展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引向深入。十三大报告在对中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对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结合进一步提出要求：“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547]十四大报告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548]以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十三大报告中的引文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十二大、十四大中的引文着重阐述了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积极成果，而“成果”又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这告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及取得的成果贯穿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召开的这一时期中。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十四大对这个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概括，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549]十五大进一步把这一理论表述为邓小平理论，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比较系统的回答。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89年邓小平对江泽民和新的中央其他领导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550]的重要意见。此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着重围绕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上文所说，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积极成果。十五大报告在深刻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报告在关于党的建设部分特别提出，全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51]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包含于其中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以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经过长期思考，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从而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的基础上指出：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552]这就深刻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同时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他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要求，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十六大报告在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经验时指出：“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553]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概括，同时作为经验既是对过去取得成绩的总结，又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也正是在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思考，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分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时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尽管《决定》没有直接使用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但其中提出的具有特定内涵的“发展观”随即在学习、宣传《决定》精神及理论研究中被称为科学发展观。因此，《决定》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后来，党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又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并深刻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554]从而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十七大报告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555]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个理论体系必将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球化特质的认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的每一个理论成果都是根据全球化背景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每一个理论成果的形成都依赖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包含着对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判断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这也从一个方面赋予了这些理论成果的全球化特质。第一，邓小平理论是在科学判断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他敏锐地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从紧张到趋向缓和的重大变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56]从而对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科学判断。当今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共存”，邓小平的科学判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并非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相互之间也可以和平相处，当然这并非要改变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邓小平的科学判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重大创新。在对时代主题作出这一科学判断的情况下，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57]这充分说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的高度思考中国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在根据时代发展新特征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另外，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中除了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之外，同时包含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苏联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模式，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经照搬过苏联模式。对此，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558]这段话既是对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教训的总结，也包含着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重大问题的反思。这种反思使邓小平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建立在对全球化背景认识的基础之上。第二，“三个代表”是在对当今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政治格局在多极化中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对此，江泽民有过全面、深刻的阐述：“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直接。……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559]他还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560]由此可见，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另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中除了对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之外，同时包含对世界上其他政党兴亡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江泽民曾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561]毫无疑问，这种总结和借鉴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建立在对全球化背景把握的基础之上。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562]可以看出，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仅着眼于国内发展，还在认真总结、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2004年5月5日他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指出：“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他进而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563]这充分表明，科学发展观是在用全球眼光观察世界、总结国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着根据全球化背景提出的具体内容
这些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根据全球化背景提出了对外开放思想。邓小平在深刻把握全球化趋势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进而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64]根据这样的认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国家实行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推进了我国的跨越式发展。江泽民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565]胡锦涛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566]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昭示。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对外开放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始终。第二，根据全球化背景提出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或国内市场融入世界市场的思想。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深化及必然逻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使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必须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或把国内市场融入世界市场，这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对此，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观点。邓小平指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567]这就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要融入世界市场的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方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江泽民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高度指出：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568]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于2003年10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569]这实际上也强调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并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把这一要求确定下来。第三，根据全球化发展趋势强调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对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基础上，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针对当下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受到严峻挑战的现实，他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570]江泽民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571]胡锦涛正是由于坚信社会主义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才将十七大报告的主题确立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3.把从世界范围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理论成果，体现了理论创新过程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具体的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本身就体现了全球化的特质。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理论建设，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球化特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体现全球化特质的理论建设成果为指导，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二 制定与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首先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制定与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渐提出和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1987年十三大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此基础上，十五大进一步制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相统一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六大后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引领下，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2005年初，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572]从而把和谐社会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的范畴。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将十五大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相统一的基本纲领修改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者相统一的新的基本纲领。这既是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创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具体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全球化蕴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具有鲜明的全球化蕴意。
1.包含着根据全球化背景制定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中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一基本路线中处于重要地位。上文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根据全球化背景提出的理论观点，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则成为其一项重大的政策。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对外开放既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也作为一项重大的政策。我们知道，基本纲领是对基本路线的拓展和具体化。那么，对外开放必然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之中，并成为其主要内容，否则就违背了基本路线的要求。事实也是如此，十五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时指出：“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573]毫无疑问，对外开放是根据全球化背景制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为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对外开放是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中根据全球化背景提出的一项重大政策。
2.根据全球化背景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
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具有一般性、指导性的意义，只有制定一系列符合对外开放要求的具体方针政策才能发挥对外开放基本政策的功能和作用。从实践情况看，对外开放也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中。我国的对外开放在探索中前进，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程度的开放，有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先进行试点，然后再逐渐推广，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从围绕“引进来”到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及要不断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以提高对外贸易效益等方面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同时，我国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除了经济领域之外，其他所有领域也都对外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就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纲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化的成果，体现了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与中国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即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最高纲领与具体的中国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方法论意义中世界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具体体现，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全球化蕴意。
总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全球化蕴意，充分说明了这一基本纲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和当下全球化背景而制定出来的，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建设，保证了基本纲领的时代性。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的先进性建设。
三 把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推进到新阶段
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是党员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主要措施，即把马克思理论和纲领内化为党员的素质和品格，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这是党的思想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和纲领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党员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也推进到了新阶段。
（一）对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树立共产主义信念提出新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标志。全会公报指出：“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指出：“只要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574]这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中央也高度重视人们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培养。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575]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此，1998年6月24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最重要的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统领全局、贯彻各项工作的灵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576]《决定》在总结党历史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今后，我们要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不断取得事业的胜利，“要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靠全党深入学习、认真实践这一理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全党同志一定要从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出发，按照党的十五大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努力形成学习新高潮”。[577]由此可见，《决定》对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必要性作出了全面的阐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学习邓小平理论也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邓小平理论也被称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发展的新观点，学习邓小平理论也包含着学习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中央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就是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广大共产党员要按照中央要求，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来，通过学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578]2009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全会指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579]这就对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树立共产主义信念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对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树立共产主义信念的要求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并随着理论的创新提出新的学习要求。
（二）对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采取新举措
加强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正是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中，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也得到了切实的体现，这种学习常常是针对不同时期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提出来的。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时指出，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他特别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80]四项基本原则后来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行的重大方针政策，它是对全党、全国人民明确提出的思想政治要求。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直接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要求，从而使全党学习、领会、贯彻党的理论和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真正落到了实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就以四项基本原则的二项具体内容，作为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的一项举措。比如，改革开放后，中央就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二大报告专列一个部分进行了深刻阐述。报告指出：“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报告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任务。党的思想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共产党员应当首先在思想道德方面起模范作用。”要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581]从而对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了新要求。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这一系列方面作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这样就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在要求，作为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的一项举措。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每当这些理论成果形成后，中央都采取重要举措开展学习活动。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200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都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作为全党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当然包含在学习这些新理论的过程中。这样，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成为党员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的一项重要举措。比如，根据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央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其指导思想指出：这一活动“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学习贯彻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582]由此可见，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也贯穿在先进性教育这一创新活动中。再比如，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后，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和主要原则、学习的主要内容、学习型党组织的途径和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成为学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通过组织建设要求党员加强学习成为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的一项重要举措。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学习和教育都特别提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尤其是直接对党员干部提出过学习要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这方面的要求，1984年，中宣部曾发出《关于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则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觉悟教育的意见》，在学习中党的理论和纲领则是主要内容。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开展了多次党员学习的学习教育活动，党的理论和纲领都贯穿其中，使对党的理论和纲领的学习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全党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既高度重视，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把党员对党的理论和纲领的学习推进到了新阶段。
四 与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坚决的斗争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联系与交往的扩大，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对我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利用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实行具有反共主义色彩的对外战略，加强对我国进行包括“全球民主论”“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中国威胁论”[583]等在内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继续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再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在同一时间产生的，它们也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全球民主论”为代表，即西方国家主要以它们的民主、自由、人权为渗透的内容；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中国威胁论”又被炮制出来，成为西方向我们渗透的新的重要内容。这些论调产生后就一直存在着，从而不断强化着西方的渗透。毫无疑问，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还在越来越得到强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和影响也必然会越来越大。如美国《纽约时报》曾对我国加入 WTO 发表评论说：“WTO的资格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全球一体化，迫使中国根据西方的贸易法律行事。它将使市场极大开放，从而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外国思想的影响。”[584]这对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纲领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可以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与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捍卫自己的理论和纲领，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这一斗争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认识。
（一）把反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去
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利用外资等以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西方思想文化也大量涌入，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较更是混杂其中，尤其是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还得到了其政府的支持，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同时，由于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落后，到改革开放前建设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走了很多弯路，以至于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仍然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物质匮乏，社会事业滞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改革开放一下子打开了国门，使原来处于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人一下子看到了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发达状况和人民丰裕的生活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还难以一下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取得的成就作理性的分析和历史考察，容易被这种表象所迷惑。再在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使我们的一些人开始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改革开放后不久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中国推行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从而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看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是有很大关联性的，而西方国家促发我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最终目的是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或者说将反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对于这方面的斗争情况又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认识：第一，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高潮阶段和北京动乱前后，中央以发表社论、下发文件等形式揭露事情的实质，指出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坚决的斗争。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585]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指出：“他们进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一定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迅速行动起来，挺身而出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而不要做任何亲痛仇快的事情。”[586]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587]第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国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原因从国际背景作了进一步分析。他们指出，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目的是要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并且要求人们不要简单地看待这种情况，而是一场由西方国家发动的无硝烟的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谈到：“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10月31日，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针对不久前北京发生的动乱直截了当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美国公众得到的情报来自‘美国之音’和美国报刊，什么‘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了多少万人，连具体数字都有。‘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11月23日，他在会见非洲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588]江泽民也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们把大门打开了，好的东西进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会进来，敌对势力也会趁机做文章，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对我们施加影响和进行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敌对势力自以为得计，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妄言社会主义国家将很快地从地球上消失，加强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589]可以看出，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深刻揭示了我国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反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因而这种斗争就体现了党根据全球化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坚持和捍卫。
（二）深刻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煽动我国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邓小平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590]那么，这必然对我国带来极大的危害。邓小平指出：“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591]那么，危害究竟是什么呢？对此，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比较严重的情况，邓小平作了比较多的阐述。1987年2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在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深刻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592]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593]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594]1989年6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595]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把握邓小平这方面的观点，即我国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和平演变所带来严重危害可以概括为：中国将长期贫穷和落后；中国将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中国将再次丧失独立自主权而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进而来讲，中国共产党也必然失去先进性，也必然失去执政的地位。这是所有中国人所不愿看到的，也是那些被蒙骗参加闹事的人所不愿看到的。江泽民也多次表达了相关观点。1990年5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596]1994年12月，他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发表讲话也指出：“中国如果走向资本主义是个什么结局呢？不但发展不起来，富强不起来，而且连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也保不住，势必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没有什么独立自主权。”[597]1996年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针对西方国家要西化、分化我国的情况比较详细地指出：“所谓西化，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分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总之，他们的目的，就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面对敌对势力的这种图谋，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598]总之，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和平演变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危害是极其重大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坚持社会主义纲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此，邓小平也作了比较多的阐述。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前进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深刻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599]可以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和纲领在实践中的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党的理论和纲领。后来他又多次强调了这一要求。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600]江泽民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他曾指出：“中国要强盛，中国人民要走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根本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绝不能搞私有化，绝不能搞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三权鼎立，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他紧接着说：“这些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决定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601]对于这方面的内容，《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以“四项基本原则是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政治保证”为一小标题，摘录了他这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发生的激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平息后，通过深刻的反思人们越来越看清楚了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和中国如果被和平演变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越来越看清事情的本质。那些曾经被蒙骗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是，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和影响一刻没有停止过，西方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目的从来没有消除过，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实际上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时刻在与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着坚决的斗争。新世纪以来这种斗争更加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并以此强调自身的理论和纲领，同时也运用这样的理论对广大人民进行宣传和教育，回击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602]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60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鲜明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带领人民完成自身的历史性任务的重大问题，其中前两方面是对党的理论和纲领的再强调。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旗帜鲜明地应对了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是我们与之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五 在全面推动党的对外交往过程中进行先进性建设
（一）全面推动党的对外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正如我国发展经历了曲折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也经历了严重的波折，以至于最后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新的实践，不断打开新的局面。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以他历来实事求是的品格及本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同时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为一条重要的原则。”[604]《邓小平文选》给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加的题目是“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党际关系是指党的对外交往过程中所处的一种状态，党的对外交往则强调的是一种实践过程。所以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也就是党的对外交往的原则。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了相关思想。其目的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摒弃在过去党的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和扭转那些不正常的关系，并在这一总原则的指导下开启党的对外交往新的未来。也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总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通过新党章总纲中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605]这里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在这四项原则的指导下，我们不仅加强了仍然保持联系和交往的一些共产党和其他工人党的关系，也与曾中断关系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恢复和建立联系，加强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比如，1977年8月南共联盟主席铁托访华，197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就恢复两党关系举行会晤，1980年11月西班牙共产党代表访华等等，都以这四项原则为基础，探讨了恢复和建立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联系与交往的问题等。党际关系不仅得到越来越多的兄弟党的支持和回应，而且也得到了其他一些性质政党的积极响应，从而促进了与这些政党之间的交往。比如，在这一过程中“非洲各党同我签订的数十个双边合作议定书中，无不写进这四项原则，以四项原则处理党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同黑非洲各党的共识”。[606]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对外交往不断发展，以四项原则为基础处理与各共产党、工人党以及其他性质政党的关系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一条重要经验。正因为这样，十三大报告总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中，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607]这就把十二大提出的处理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原则正式确认为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性质政党（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的原则。这不仅是对党处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党的对外交往。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党的对外交往进一步推向前进，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许多西方社会民主党提出对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批评，并远离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对策，以诚恳的态度表达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政党之间关系的原则。1998年9月江泽民在会见社会党国际主席时指出：“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之间，应当提倡互相尊重、平等对话、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之间，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进行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与各国政党交往过程中，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各类政党的普遍赞同。”[608]在党的十三大把四项原则确立为处理与无论是相同还是不同意识形态政党关系原则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又重申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交往的原则，以此为基础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609]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对外交往的对象从政党扩大到政治组织，使对外交往对象进一步扩大。也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十六大以来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党的对外交往的新领域，不断寻求党的对外交往的新途径，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提高到了新水平。
从对外交往的实际情况看，“到2007年8月，中共已经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建立和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党的对外交往范围迅速拓展，对象不断扩大。它们当中既有执政党、参政党，也有重要的在野党和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政党；既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有社会党、工党和自由党、人民党、保守党；既有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党，也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中共与社会党国际、基民党国际等政党国际组织也建立了联系。中共对外交往呈现出‘知交尽四海、亲朋遍五洲’的喜人局面”。[610]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不断进行对外交往的理论创新，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党的对外交往实践得到了全面推进。
（二）对党在全面推动对外交往过程中先进性建设的认识
1.推进了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制定
曾几何时，苏联模式是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能对苏联模式照搬照抄。中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尽管后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甚至也取得了积极的理论成果，但又没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而是很快陷入了“左”倾错误之中，在犯错误的过程中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失去了理论创新和制定正确基本纲领的源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上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形成过程及其全球化特质和蕴意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推动党的对外交往，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处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尤其是其中独立自主原则对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形成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制定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体现了党通过对外交往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定正确纲领而进行的先进性建设。
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中，独立自主是核心。这一原则是指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在坚持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基础上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处理本国问题，反对任何其他政党的干涉，也不去干涉其他政党。这一理解其实也说明了四项原则之间是相关联的。1980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时谈到处理党际关系时指出：“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过去我们党对第一条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后来我们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但对于第二条原则，应该说，我们觉悟得比较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611]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谈话中已经包含了后来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的处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要求。从独立自主原则角度看给我们的提示是，邓小平指出第二条原则我们觉悟得比较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定正确的纲领方面过去我党也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我党及时总结并坚决改正过去存在的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思考本国的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涵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组成部分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理论创新和正确纲领制定指引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正确纲领的制定既是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取得的，同时又是在全面推进党的对外交往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2.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执政能力的提高意味着领导水平的提高。而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因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与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全面推动党的对外交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也是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的体现。这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的理解。第一，通过对外交往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党处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提出，就是对这三大规律深化认识的体现。尽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发展道路是不同的。马克思当时就针对俄国有人把他关于西欧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搬用到俄国去的情况说，这是给了他过高的荣誉，也给了他过大的污辱。列宁也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认为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走向共产主义，但发展道路是不同的。正因为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等都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其发展道路也应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实行同一种制度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是各有特点的。可以说这种“各不相同”“各有特点”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体现。正因为这样，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才应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也就是深刻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体现，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这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就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因为，这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要求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这一规律认识和把握的最好证明。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从而也就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第二，注重借鉴其他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改善自身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方面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对外交往的重要目的。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612]这里，邓小平宏观地提出了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借鉴别国经验教训的问题，当然也包含着通过借鉴改进自身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这一要求一直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也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十二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这是总结历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得出的结论，也是分析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结论。”[613]在这基础上江泽民在讲话中也强调了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由此可见，在我国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身，以及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与总结其他政党的经验教训所获得的启示是分不开的。
3.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毫无疑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站在时代前列，显示其先进性的重要体现，而党的对外交往对其这方面先进性的体现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第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自身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局势并不稳定，热点问题不断升温，局部动荡不断。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中国共产党积极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党进行交往，尤其通过与“热点”地区的主要政党进行互访，与各种政治力量广泛接触，坦诚交流，对相关各方劝和促谈，从而在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尤其是热点问题解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二，党的对外交往的最高准则是维护国家利益，通过领导国家提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理念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把党际关系看成对外关系中的最高层次，实际上是把国家关系服从于党际关系，从而影响了国家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并提出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党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出发，提出了国家交往中一系列新的主张和理论。如邓小平在外交工作中，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指出：“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614]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新理念。他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615]毫无疑问，这些主张和理念的提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基本经验
1.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党的先进性建设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从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总结其基本经验，首要的一条就是把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做得好或比较好时的经验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后，党进行坚决、彻底的拨乱反正，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方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指导地位，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问题或主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成为一个先进性政党。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走在时代前列，把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2.在对最高纲领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保持稳定性
改革开放前对共产主义最高纲领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会很快地实现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基本原理越来越具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邓小平、江泽民都讲过，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根据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要求，在对我国国情及所处世情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起来，认为离开最高纲领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没有最低纲领就脱离了客观实际。正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指导下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充分保证了党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体现了其先进性。
3.要常抓不懈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建设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这方面的教育也不断提出新要求，采取新举措，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方面的做法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要高度重视对党员进行党的理论和纲领的教育。如果淡化对党员这方面的教育，一些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就会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理想信念就会动摇，就会失去党员的先进性。其次，要探索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教育方式。要通过教育形式的创新提高教育效果，提升先进性水平。在当今“两制共存”的新的形势下，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然不会一帆风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艰难曲折。要不断加强对党员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先进性。
4.不以意识形态划限，积极开展与世界其他政党的交往
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曾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以意识形态划限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党的对外交往。改革开放以后，党对过去的对外交往进行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并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广泛地开展与不同意识形态政党的交往。这大大拓展了党的对外交往空间，扩大了党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务处理中的地位，尤其是通过对外交往加强了自身的先进性建设，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上文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后通过全面推动党的对外交往，推进了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制定，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党的对外交往中取得的这些积极成就，为中国共产党能站在时代前列，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积极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