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出现了严重波折
根据前文阐述我们知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432]当然，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我们党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因此，在这3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波折。
（一）指导思想的变化过程
在过渡时期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会议上所作的《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开幕词中特别强调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33]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434]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七年的历史阶段，“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435]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指导思想作过历史性评价。“决议”指出：这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436]这第二段话是“决议”第17条的总体概述，紧接着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在阐述中用了“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437]等提法。根据阐述的具体内容以及对这样内容的前后对照，笔者认为，“决议”中这部分所提及的指导方针在很大程度上与党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这十年中党既坚持了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但又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这十年探索中的指导思想更为具体地指出：“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438]《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后记”中指出，这本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为纪念党成立七十周年而撰写的，因此，其中的观点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笔者直接以这一观点作为这部分的主体内容。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是对党在过去工作中坚持的指导思想的总结和党在未来工作中要坚持的指导思想的强调。但是，这十年探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在工作中要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必须把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党才能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全面违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探索中两种发展趋向都在积累，但到后来“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当然也由于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积累本身还不成熟，不彻底，从而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到后来反而被错误趋向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压倒，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不能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而且，十年探索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积累终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439]经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将1957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论点总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十年内乱中曾经被反复地宣传过，并且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十年内乱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错误的。”[440]因此，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441]但是，实际上这一理论基础因贯彻和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遭到全面违背。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仍然存在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违背，但逐渐形成对“左”倾错误应该进行纠正的认识。“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442]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仅没有得到及时、全面的纠正，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得到很大程度的肯定。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然这样指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指出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甚至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443]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而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延续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遭到很大程度的违背。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左”倾错误还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但是，对“左”倾错误应该进行纠正的认识逐渐形成。尤其是1978年5月后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这种认识得到了空前的加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全面认真的纠正。对于这两年多的时间，也可以借用上文“两个发展趋向”的提法，一个是坚持原来“左”倾错误的趋向，尽管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但逐步得到遏制；另一个是在思想解放的驱动下出现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趋向，尽管还没有得到全面的坚持，但逐步得到发扬光大，纠正错误的认识逐步得到加强。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前30年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从正确地坚持到“两个趋向”，到全面的违背，再到逐渐形成对“左”倾错误应该进行纠正的认识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变化过程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44]从此，“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再一次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445]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第二次结合”提出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446]
（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因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进行建设的呢？当时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向苏联学习。正如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447]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除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在恢复国民经济后就是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工作做得比较好，但是他进一步指出：“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448]其实这种照抄在心理上也是不情愿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449]如此看来，当时国家的经济建设照抄苏联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如果把认识到“照抄”不是长久之计，“照抄”的心情不舒畅都可以看做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原因的话，那么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苏联体制也存在一些缺陷，同时有些做法并不符合我国国情，从而逐渐形成“以苏为鉴”和根据国情搞建设的思想。薄一波指出：“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我党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450]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1955年10月至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也正是怀着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急迫心情和历史使命感，并在形成了“以苏为鉴”思想后，毛泽东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外出调查，1956年1月中旬，他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汇报工作，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从2月14日到4月11日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这成为“他在建国后乃至一生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451]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2）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神话。正如薄一波回忆指出：“在建国初期，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有必要，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对斯大林存在一定的迷信。”[452]正因为这样，当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3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议题就是讨论这个报告。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453]因此，如果毛泽东在此前就已经认识到苏联体制的一些缺陷，提出“以苏为鉴”，那么打破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可以说是从苏共二十大召开后才真正开始。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指出：“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454]
据吴冷西回忆，1956年4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解释完对《人民日报》将于4月5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态度的文章的修改后说道：“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的道路。”[455]由此可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就开始逐渐形成“以苏为鉴”和根据自己的国情搞建设的思想，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作出了正面回应。后来，他又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比如，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强调：“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456]1963年9月3日在同印尼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他也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457]
总之，“第二次结合”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自己建设道路开始了积极探索。
2.“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及理论建设的变化过程
（1）过渡时期后期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多年对“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及理论成果。我们知道，过渡时期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并举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在过渡后期就开始了“第二次结合”的探索。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1956年4月于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正式提出“第二次结合”。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全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首先分析过渡时期后期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十多年“第二次结合”进行的探索及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的基础上加了“建设”二字，这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完善，也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第二次结合”取得的积极理论成果的确认。这些理论成果主要是指这一时期取得的并已有权威的总结，本章作扼要的概述。
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是“第二次结合”的重大成果。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多次说到的，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458]邓小平对这一讲话曾评价道：“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459]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开宗明义深刻分析了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揭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并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性质以及“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客观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指出要从全体人民出发，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等。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等。这些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此外，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许多领导人都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有过重要贡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460]
这一时期的“第二次结合”中也存在着失误。石仲泉《艰辛的开拓》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他认为，1955年底至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以前是探索的开始时期；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到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前是探索的失误时期；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是对探索失误初步纠正的时期；1961年初八届九中全会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是继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是探索接近尾声的时期。[461]总之，这十多年的探索中有过严重的失误，实际上也就是“第二次结合”中的失误。这些失误主要包括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7～1958年的“反冒进”；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1963～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存在的“左”倾错误等。如果说“第二次结合”的积极理论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起了主要作用的话，那么，“第二次结合”的失误也有集体领导的原因，但毛泽东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总结道：“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462]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也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等，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第二次结合”的分析。这一过程中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其理论成果呢？对这一问题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错误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的全面违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总结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文革’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463]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发生的过程中，“由于从领导到群众，许多人以各种方式抵制错误，在工作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错误，继续执行了一些正确的东西，所以，尽管在全局上犯了错误，我们国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肯定这些成绩，丝毫不是要说明‘文革’的指导思想还有某些正确之处，只在于说明对即使象‘文革’这样应该彻底否定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我们也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464]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一定的成绩能否看成“第二次结合”的成果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首要的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理解。“第二次结合”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而言的，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第三章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把中国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如果把这几点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的话，那么，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一些成绩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在遭到巨大损失时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等。[465]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是许多人抵制、限制错误，执行了一些正确的东西等。可见，这些成绩主要是经济科技等实践层面的内容。由于这一过程中指导思想本身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在这一实践中的成绩不是把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形成的理论，更没有用民族的形式把理论成果表现出来，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一定的成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特别强调的“理论成果”还不是一回事。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一定的成绩不能看成“第二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第二次结合”的僵化停滞阶段。[466]这些情况说明，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第二次结合”实际上也就自然中断了。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逐渐形成对恢复“结合”的认识要求。正如上文指出，尽管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指导思想方面仍然存在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违背，但逐渐形成对“左”倾错误应该进行纠正的认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并且错误的趋向逐步得到遏制，正确的趋向逐步得到加强。由于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逐渐产生了正确的认识，也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恢复正确的态度，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形成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相对于此前的“第二次结合”而言，也就是逐渐形成对恢复“结合”的认识要求。尤其是通过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极大地深化了这种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新的结合，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
（三）对党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建设方面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认识
我们已经知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这方面的情况可以这样认识：①从取得积极成效方面看，第一，在正确和比较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时期，也就是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做得好或比较好的时期。第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取得了好或比较好的理论成果。比如，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两个著名报告很大程度上是在反思苏联模式及波兰、匈牙利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一些重要观点是用马克思主义全球眼光观察世界提出来的，从而显示了其全球化的特征。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第二次结合”中提出的观点也体现了这一特点。②在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时期，党失去了对这一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科学理论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全球眼光观察世界，不能从世界发展大势角度认识和思考问题，也不能根据全球化背景提出新的科学理论。所以，在这一时期党实际上也就没有能够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使自身失去了先进性。实践也证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遭到极大破坏，更谈不上什么先进性建设或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了。
总之，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出现了严重的波折，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的先进性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二 制定与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相统一的不同时期的基本纲领，但发生了严重曲折
（一）基本纲领或总路线的变化过程
前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纲领中国化，即制定不同阶段的最低纲领，才能把最高纲领的要求付诸实践。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确立是以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因此，在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引领下制定不同时期的基本纲领，就是要制定符合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反映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最低纲领。由于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符合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本身就体现了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反映全球化时代特征就是反映最低纲领实施时期的时代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并突出强调了革命的时代主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曾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467]尽管战争与革命甚至仍然被认为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但是，这是一个相对和平时期，这就要根据这样的时代特征制定相应的基本纲领。因此，制定符合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客观反映全球化时代特征，当然也符合本国国情的最低纲领就是正确的，与最高纲领相一致的，否则就是错误的，与最高纲领相违背的。还要认识到，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并非都制定了相应的基本纲领。我们认为，在没有制定基本纲领的时期，可以根据这一时期党的总路线进行认识。从概念上讲，一个政党在一定阶段的基本纲领是相应阶段总路线的拓展和展开，反过来说，一定阶段的总路线就是相应阶段基本纲领的一般性概括，说到底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制定既反映最高纲领要求、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总路线也可以看做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过渡时期制定了总体正确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已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指明了经济、政治、文化具体的奋斗目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68]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时间，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大约还需要经过10年、15年或20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1951年前后，党内大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搞工业化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即在过渡的时间上认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一般估计为15～20年时间；在转变条件上，认为只有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才能实现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过渡的步骤和方式上，认为当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469]但是，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重新思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和步骤问题。1952年9月，毛泽东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间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12月形成了关于过渡时间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70]这样，实际上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就又称为过渡时期，在时间上过渡时期与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是重合的，而不是此前所认为的先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再到过渡时期，而且中心任务就是进行过渡，这一时期执行的主要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与原来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有区别。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新认识是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对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改为过渡时期的原因，石仲泉曾做过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毛泽东提出或明确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经过对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与斗争，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量不足，相对地说，也就过重地估量了其消极破坏作用，忽视了其长期存在的历史价值，因而明确提出改造、消灭的政策；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哲学观点上的变化和“不断革命”思想的形成，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理论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某些不明晰和不确定性，使毛泽东在贯彻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时不能不将它加以改变。[471]同时，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充分考虑了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即：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全球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由此看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把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与过渡时期一致起来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总之，过渡时期制定了总体正确的总路线。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制定了引发严重失误的总路线。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对各方面工作提出了过快的要求，这导致“反冒进”不断受到批评；1957年的整风被认为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中提出了“跃进”的口号等；1958年1月和3月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反冒进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评，认为反冒进给群众泄了气，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等。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这条总路线又反映了工作过快的要求，最终导致这一时期的工作出现脱离实际、过分强调主观愿望的情况，引发工作的严重失误。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提出了错误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九大、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相同的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特别强调了“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472]而“文化大革命”时期总路线仍然使用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表述，党的九大政治报告还指出要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473]但由于在这一时期一直坚持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社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的观点，[474]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475]而这一时期的基本纲领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是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实现“推翻”“代替”“战胜”。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总路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一条错误的基本纲领。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延续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但是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也开始有了要进行纠正的要求。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476]这就延续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错误的基本纲领。但是，与在这一时期开始产生对此前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和对恢复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相一致，对错误的基本纲领也开始有了要进行纠正的要求。
（二）对党的基本纲领或总路线方面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认识
制定与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相一致的基本纲领或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这方面的情况可以这样认识：①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是根据全球化背景制定的总体正确的总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除了上文分析的一些国内因素外，还反映了全球化的特征和要求。首先，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1953年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进行比较，认为速度更快、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工业化模式更符合我国的要求，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明确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477]这种国际比较就是以全球化背景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眼光观察世界的具体体现。正因为这种比较使我们确立了苏联工业化模式（当然很快也发现了其不足，并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国家还努力开展对外经贸往来，积极开展对外科学文化交流。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8年，我国共派出留学生16152人，其中派往11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有64人，派往苏联的为14798人，派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为1290人。[478]这种开放和交流对于促进我国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十六大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途。”[479]这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的评价，也说明这条总路线的制定不仅符合当时国内、国际背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总路线。第二，我们说这是一条总体正确的总路线，但也存在着对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理解不够准确的方面，从而在实践中根据全球化背景思考问题时也出现了一些偏颇。毛泽东曾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480]“唯一”这个规定反映了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还缺乏科学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长期性，在这个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当时的社会主义仍然处于非常不完善的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所有制不能用处于完善阶段的唯一的公有制替代。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我们，在这种“两制共存”并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水平更落后的背景下，我国也不可能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些都说明了这是一条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总路线。也正是因为在这些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加上在国际比较中看到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在实践中提出了过快发展的要求。比如，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央的领导核心，就更多地从农业的发展如何适应工业化进程的角度考虑问题。[481]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工业化的进程，1955年春夏之交刚刚转入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骤然走向急速发展；7月31日至8月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主张农业合作化稳步前进的同志被毛泽东批评为“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10月4日至11日，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把主张农业合作化稳步前进的同志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这就是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像大海的浪涛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482]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提上现实的议程；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在急促中完成。这些情况导致了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还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但到1956年6月，经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反冒进的努力，一股来势猛烈的盲目冒进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要求过急、发展过快、工作过粗等失误和偏差以往主要归于主观方面的原因，现在可以看到还存在着对社会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没有正确的认识，以及在国际比较中带来的过急要求等问题。②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又引发了工作的严重失误。从与全球化发展要求之间的关系看，第一，这条总路线的制定除了依据当时的国情外，也体现了对全球化背景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时候更强调了这个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483]这里表达得非常清楚，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尽管这个讲话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但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要求。我们当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向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向苏联学习，也接受了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应该说这段话中也包含着向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要求。同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赶超”浪潮，这种情况又导致我们对一些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1957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云集莫斯科，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通过和平竞赛，使苏联“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毛泽东既受到启发又受到刺激，在会上提出“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目标随即被写入《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中，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了中国要在15年左右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484]可见，我国当时也积极地加入了这一“赶超”大军，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同时，这条总路线所包含的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要求因受制于这一总路线而引发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这条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485]而这些“左”倾错误尽管也多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486]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也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如果说后来中苏关系的恶化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印边界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方针政策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等，那么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存在着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的弊病和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干涉等——也就是说如果中苏关系的恶化存在很多客观原因的话，那么，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如果说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封锁、遏制等客观因素阻止了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的话，但是，我们主观方面也存在着不能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观念。由于这一时期总路线引发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左”倾错误反映在对待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使人们把资本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在思维方式上恪守斗争双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定式，其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有意无意地歪曲甚至丑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新气象认识不足或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夸大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和弊端认识不足或视而不见。这样就堵塞了两种制度的对话、交流、合作的可能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做成成果的机会。”[487]在这样的情况下向资本主义学习必然得不到充分的重视。第二，这条总路线旨在加快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这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一总路线指导下又导致具体工作操之过急、脱离实际，缺乏对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共产主义的正确认识。这实际上也违背了全球化发展的要求。③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的基本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实际的总路线，以此为基础提出的这一时期的基本纲领完全脱离了全球化背景的要求。在这一总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指导下，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基本上脱离了与世界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更是划出一系列禁区：不允许借外债、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不接受外援、不搞补偿贸易、不向国外投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制造的“风庆轮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488]邓小平还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489]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基本纲领与全球化背景存在着很大脱节。④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延续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尽管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也开始有了要进行纠正的要求，但是还没有真正制定出符合全球化发展要求的基本纲领。
综上所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体上与全球化要求相一致，但也存在内在的局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制定了引发严重失误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有与全球化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方面，但又存在着对全球化背景中诸多问题判断的失误；“文化大革命”十年提出的错误基本纲领及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延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纲领与全球化发展要求是完全违背的。这些方面的情况使这一时期党的基本纲领和总路线方面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经历了严重的曲折。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全球化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拥有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宽广眼界，根据全球化背景思考问题，制定相应的基本纲领、总路线和具体的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断取得积极成就，并永葆自己的先进性。
三 全党坚持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但经历了严重挫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是党员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主要措施，即把马克思理论和纲领内化为党员的思想和行动，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30年中，为了适应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加强先进性建设，并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要求继续认真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490]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着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性任务，当然不懂的东西很多，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纲领，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不断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但是，正如上文指出，在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和纲领建设都出现过严重的波折，那么，党员这方面的先进性建设也遇到了相应的挫折。总体说来，在党的理论和纲领建设好或比较好的时候，党员这方面的先进性建设也取得了好或比较好的成效；在党的理论和纲领建设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党员这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则受到严重的损害。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及不同阶段最低纲领的认识常常包含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当中。在下文的分析中，引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些观点，有时着重强调了党员要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但笔者认为，这也包含着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要求，包含着要对党的纲领深化理解的要求。
（一）全体党员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取得了好或比较好的成效
这主要是指党的理论和纲领建设得好的过渡时期，既取得成绩也存在失误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以及既存在着错误但逐渐形成对错误应该进行纠正认识的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时期，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学习情况。在过渡时期，针对新中国成立时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央提出了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号召，并采取了多种措施组织学习。1951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根据党内当时的情况，将党员的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这种常识性教育，以浅显的道理解释党和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帮助学习者获得基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学习（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些学习为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做了准备。第三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要求不断地从这种学习中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491]在中央发出这样要求的情况下，在1951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特别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第八条指出：“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492]可以看出，这两条是专门对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方面提出的要求。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已经能够自由地接触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掀起了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普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也提高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则必须提高，同时也可能提高。他特别指出：“这就不独使我们在以后接受新党员时能够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而且也逼着我们一部分觉悟不高和革命积极性不够的老党员非努力提高自己不可。”[493]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央又提出要学习党的总路线的号召，这相当于是对党的纲领的学习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通过开设高、中、初级党校对各级干部进行培训，党的高级干部还要求通过自修的形式经常性地加强学习，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同时为其他干部和广大党员提供表率。总之，在这个时期全党对党的理论和纲领（总路线）的学习取得了积极成效。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对这次学习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每当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我们党总是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这是一条历史经验。……建国初期，全党为迎接新的任务，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494]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八大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在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从总结历史经验和党员队伍中仍然存在着缺点的角度，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体党员要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他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现在，比起延安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许多同志中仍然存在着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495]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内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干部身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现在又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进一步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学习新的知识。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锻炼，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市场。[496]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指出，过去无数的经验证明，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要加强对于广大的新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等。[497]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缺点的描述用了“严重”二字。刘少奇、邓小平的讲话中对党员存在的问题也绝不是轻描淡写，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而那些严重的问题和缺点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不深，甚至有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违背。这直接影响到对党的纲领和总路线的认识、理解、接受，以及在实践中的行动，最终会影响到党员先进性的体现。也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之时，党的八大对党员提出了这些新要求，从而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十年建设，十年探索，十年学习，这十年中当遇到新的问题时都试图通过学习和教育去解决。比如，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如上文指出，毛泽东在1955年底就提出“以苏为鉴”，我们要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这当然没有现在的答案，只有通过学习解决问题。实际上从1957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就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教育、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从1963年到1966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教育对广大群众都提出了要求，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比如，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把读书学习作为对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另外，还通过整风、办党校等形式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教育。但是，由于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就出现了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偏离，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两个趋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取得积极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失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制定了引发后来严重失误的总路线，使这一过程中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学习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有些教育形式脱离实际，有些教育内容甚至是错误的，导致效果被严重弱化。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粉碎“四人帮”后，在党面临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阻挠。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978年5月，他又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9年9月16日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深刻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498]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多次阐述了这个问题，为全党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向纵深发展，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最终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能够领会和掌握首先是对党员提出的要求。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倡导全党重新学习。这次学习最重要的成果，是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499]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一过程中，全党逐渐形成了对“左”倾错误应该进行纠正的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重新被广大党员所接受，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也逐渐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
（二）全体党员学习党的理论和纲领受到严重损害
这主要是指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严重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把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曾被概括为六条，从而把它系统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就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500]这个理论被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从而又把它合法化。正因为这样，这一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主要内容，使“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历史大动乱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逐渐积聚的问题也有察觉，1970年9月6日，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9月19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501]尽管毛泽东有这些正确的指示，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处于僵化停滞阶段，同时提出了错误的基本纲领。这一时期，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学习受到严重损害。
四 与世界范围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坚决的斗争
前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对其所处时代的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保证给无产阶级政党以科学理论的指导。二战后，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而苏联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并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把苏联视为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反苏演说，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所作咨文中公开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等，这些标志着“冷战”的开始，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形成了“反共主义”[502]意识形态。尽管当时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同时也是用来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制定了机密的“行事手册”，其中对中国的部分最初出笼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后曾经修改多次，至今形成了所谓《十条诫令》。[503]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提出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宣传战”“思想战”。他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他强调，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要带头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发挥它的“深远影响”，“以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而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更是切齿痛恨，认为它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宣称要“用和平方法”来征服“大陆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使全中国得到自由”。[504]由此可见，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刚刚出笼就十分猖獗，如果任其泛滥，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就会形成严重的冲击。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共走上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苏共的“修正主义”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的一个重要对象。
（一）高度重视与世界范围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别有用心。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外侵略势力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的方法加以阻止的情况下，“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以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50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506]这段话人们常常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有些共产党员尤其一些领导干部会被一些国内的反动分子拉拢腐蚀，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是，由于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这段话应该也包含着党取得政权后，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尤其一些领导干部在西方敌对势力不择手段的宣传下，逐渐丧失革命意志，丢失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沉迷于享乐和对物质利益的追逐等，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坚持长期艰苦奋斗，最终沦为人民的敌人。而这些情况都属于西方敌对势力要使中国完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对社会主义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所采取的一系列卑鄙伎俩中的手段。因此，这段话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当时毛泽东就警告党取得政权后应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因而提出要求要高度重视及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上猖獗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喧嚣声中，毛泽东更是重视同西方敌对势力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著名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507]1962年9月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508]1964年1月12日在一次谈话中他更直接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509]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对此也作过一些论述。总之，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更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中国共产党认为与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显得特别重要。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共走上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实行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曾指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510]因此，反苏共修正主义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内容。这部分内容在本章第四部分中将作进一步的阐述。
（二）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抵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侵蚀的主要措施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先进性，必须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这种斗争，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抵制世界范围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并保持其纯洁性。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范围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一项主要举措。中国共产党认为，只要我们培养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为这一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战斗力量，也就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就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把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革命事业永远地坚持和发展下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激烈喧嚣，1960年代后，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共修正主义愈行愈远，党要进行反修、防修，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成为党的一项重大任务。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511]为此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教育干部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第三，要团结大多数人。第四，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意见。第五，要开展自我批评。[512]这些主要内容可以再作以下方面的解读。第一，要坚定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要真正地弄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本书的思路，这也体现了根据全球化背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征。第二，要防止党内的一些干部蜕化变质。毛泽东提出的五个主要内容实际上都体现了这一方面的要求。如果做到了这五个方面的要求，就能够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求，就不能抵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有些干部就有可能蜕化变质，就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就不能抵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第三，要防止和平演变。在两制共存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以及社会主义力量还显得相对弱小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出的以上方面的一些措施也成为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这在今天都显示出其现实意义。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一条重要举措。
五 在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交往中进行先进性建设
（一）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交往
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513]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逐渐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极对峙的格局；由于在我国国内战争中美国政府一直站在国民党一边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与中国共产党对立；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并纠集欧洲多个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一大”时就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确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从而与俄（联）共（布）的指导思想与最高纲领具有一致性，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由于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举，迅速振兴和发展民族经济需要得到国际援助，在当时背景下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是必然的选择，这就导致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很长时间中处于敌对状态，没有相互之间的交往。而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由于早在第三国际时期，共产国际认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后来还把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主义画上了等号，当时中国共产党就承袭了共产国际的这种观点，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党际交往。[514]当然，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也与西欧一些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接触，但是这样的交往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总纲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515]这是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具体化和法律确认。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外交方针也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方针。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也是“一边倒”的对外交往方针。正如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所指出的那样：“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516]毫无疑问，这与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对外交往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与联共（布）（1952年后是苏共）及执政的其他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开展了对外交往。为了适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形势发展的需要，1951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外联络部。对于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有两种情况，一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执政的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党与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不同，其他国家的执政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好坏程度不同，有的较好，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罗马尼亚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国际共运大论战早期）；有的较差，如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国际共运大论战后期）等］，二是位于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执政党，如越南、朝鲜等。[517]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与其他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开展了对外交往。这些共产党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欧洲共产党，如法共、意共、西班牙共产党等，它们是国际共运中的大党、老党，是革命较早爆发的地区，具备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是没有取得执政地位；第二类是那些来自民族民主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共产党，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新独立的国家。[518]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对外交往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效。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时，“朝鲜、越南、蒙古、苏联、东欧各国、意大利、墨西哥、古巴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八大，巴基斯坦和美国共产党也派观察员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519]
新中国成立后，苏共是中共最重要的对外交往对象，到1959年双方之间结成了“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过去流行看法认为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但是，被认为迄今最重要的中苏关系通史性中文史学著作——由沈志华主编、2007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在充分占有原始档案资料的条件下以严谨客观的态度分析指出：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二十大对中苏关系不仅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且使之更加紧密了，但是，从历史过程看，也埋下了此后究竟谁更应该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并由此发生争吵——最终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520]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指出：“随着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与发展，谁的理论思想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统，谁的方针政策代表国际共运的正确方向，谁能成为这个运动的领袖的问题，愈益突出起来。以1957年莫斯科宣言为起点，中苏两党开始发生向左与向右分化。苏联方面从苏共二十一大以来，宣传的论点进一步‘右’转，更加强调战争的可以避免，强调和平共处及和平过渡。中共则夹带着‘大跃进’的激情，认识继续左转，愈益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强调武装斗争、非和平过渡及与帝国主义无法和平共处。……两党都表示要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而问题在于究竟是苏共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还是中共代表这个基础；是团结在苏共确定的条件之内，还是团结在中共确定的条件之内。由于这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大事，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不同认识的分歧。这样到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发生激烈争论后，“中苏关系走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521]这就改变了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批判的流行看法。1960年伊始，双方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相互之间渐行渐远，但也有过短暂的缓和，但从总体上说，从1960年一直到1978年两党之间出现了“从分裂到对抗”的局面。
中共认为苏共走上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转向了实行“支左反修”（即支持各国共产党中的“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强行将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推向别国的兄弟党，甚至要求别国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道路和“文化大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做法，最终造成了自己曲高和寡、“光荣孤立”的局面，在全世界89个共产党、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与中国共产党中断了关系。[522]
总体来说，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方针经历了从“一边倒”到“支左反修”的转变，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发生从取得积极成效到曲高和寡的变化。
（二）正确认识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交往过程中的先进性建设
1.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交往过程中进行先进性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效
（1）推进了理论创新。执政党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能够相互间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体现党的先进性。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为例，上文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行“第二次结合”，正如上文分析，开始认识到“照抄”苏联模式非长久之计，“照抄”的心情也不舒畅，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苏联体制也存在一些缺陷，认识到苏联的有些做法并不符合我国国情，从而逐渐形成了“以苏为鉴”和根据国情搞建设的思想。另外，在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也开始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探索，有研究者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归纳为七个方面，其中前六条是经济问题，第七条属于政治层面。并指出，195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为题发表社论，对苏共采取的上述措施作了高度评价，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也指出，苏共二十大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措施相对比，可以看到，其中有关重、轻、农的关系，工业布局，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几个层面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提出来了。当然，苏共二十大只限于具体政策的调整，而毛泽东则从理论高度，对问题作了概括和辩证的分析。无论如何，毛泽东所说的“以苏为鉴”是包含了吸取苏共二十大提供的经济改革的一些积极因素在内的。[523]《中苏关系史纲》也指出：“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指《论十大关系》——引者注）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苏联驻华使馆对《论十大关系》进行分析后做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当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在这方面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524]由此可见，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结合”重要成果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既是在总结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调查研究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来的，同时，苏共的一些探索也是有益的启示。再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例，1956年爆发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暴露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在深刻分析波兰、匈牙利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他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525]而社会主义社会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由此可见，这一理论是在总结波兰、匈牙利执政党尤其是匈牙利执政党在处理相关矛盾和问题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属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背景和在对外交往中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对当时、现在以至将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推动了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著名讲话的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都与党的对外交往相关联，这些理论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两制共存”背景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2）推进了党制定正确的路线。这主要是指推进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探索，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党的八大制定了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526]有研究者将这一正确路线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政治方面，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第二，经济方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第三，执政党建设方面强调坚持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作者认为八大制定正确路线的主要原因有多个，但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刻反思苏联模式，开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527]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成为八大正确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3）通过对外交往听取一些建设性建议。执政党对外交往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能够通过相互交流、讨论、交换意见，深化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并在解决有关问题的时候采取正确的举措，体现党的先进性。上文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制定过程，指出1952年9月毛泽东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从当时就要开始用10～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12月形成了关于过渡时间总路线，同时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改为了过渡时期。其实，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苏共领导人也有过关于以上问题的交流和探讨，这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间的确定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体现了党的对外交往在这方面的作用。1952年10月5日至14日应联共（布）的邀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公开地派正式代表团出席联共（布）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要即将赴苏的刘少奇就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几项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10月20日，刘少奇就这些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由随团翻译师哲译成俄文后送交斯大林。10月24日，刘少奇及相关成员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及其他成员会谈，双方就中国政治和经济建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0月28日又进行了会谈，斯大林建议中国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他对刘少奇说：“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利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在宪法中可以规定：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的租借权。这些事实在中国都存在的，并不妨碍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刘少奇觉得斯大林的建议很有道理，在会谈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528]从这一过程中反映出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尽快解决问题或形成对一些问题正确看法的态度看，对于对方的看法或建议，如果认为的确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并且是建设性的，那么应该就是接受的。笔者认为，透过这一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把我国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诚恳地提出来与联共（布）、苏共领导人进行探讨，认真地听取过他们的意见；联共（布）、苏共领导人对一些问题也如实地提出过他们的看法或建议。因此这一情况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种做法本身是积极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这种交往，促进正确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也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4）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529]1953年，中国提出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原则虽然主要是针对处理国家关系的，但对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也具有直接指导意义。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70年代先后支持朝鲜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为迫使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作出了贡献。1957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出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与其他一些党共同努力，推动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会见外国政党访华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出访时，都将制止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还多次在中国各地组织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群众集会。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倡导了世界公平与正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以上前面三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苏共交往密切的、结成了“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时期所取得的，第四点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整个时期。
2.因实行“左”倾对外交往方针给先进性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
（1）对外交往中“左”倾方针与国内“左”的倾向的相互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工作中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党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夸大了主观意志和精神力量的作用，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0年代中期又以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估计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这一时期党的对外交往也经历了从实行根据当时时代背景确立的“一边倒”的方针到实行“左”倾的“支左反修”方针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与党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左”倾又是相关联的。第一，国内建设出现的“左”的倾向引发了党对外交往中“左”倾的产生和发展。这首先在与苏共的交往中表现出来。对于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苏共的态度经历了“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耐心企盼到愤怒出击”。[530]对此，刘少奇于1959年9月14日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一文指出，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文章还特别提出：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这篇文章实际是在回应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对内政策的批评，透露出一股反驳、辩论的劲头。毛泽东对该文的批语是：看过，很好。[531]与此同时，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并宣称开辟了国际形势的新时期。但是，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部队又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飞机。根据苏美关系的变化，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确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532]1961年初，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确定由赫鲁晓夫报告新的苏共纲领草案。这个新纲领将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苏共“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了。[533]后来，党在没有对“修正主义”一词进行科学定义的前提下，将许多主张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划到了“修正主义”一边，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基于本国国情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534]另外，苏共二十二大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派力量得到壮大，并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向中国共产党取经，这又极大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535]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脱离实际的“支左反修”“左”倾的对外交往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些关于对外交往的正确建议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批判，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注意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策略，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和缓；在对外援助中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所提的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而且向中央提建议也符合组织原则，结果却被歪曲地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并被当做“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第二，对外交往中“左”倾的产生和发展又强化了用“左”倾的观点看待和处理国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5年、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并提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列举过的湖南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536]此时党内出现的这一类认识，显然已经含有了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路线的意思。这被认为是响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显然超过了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的心理底线，警觉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要防止国内的修正主义推翻我们”，[537]从而把中共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同看法的“错误”升级和严重化。再比如，1962年6月彭德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篇申诉书，提出平反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平反，反而进一步被认为要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阴谋推翻”毛的领导，[538]从而也加重了对彭德怀“错误”的看法。
总之，对外交往中“左”倾方针的形成及与国内“左”的倾向的相互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工作中全面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导致党的先进性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2）对外交往中实行“左”倾方针导致与众多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中断，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外交往的机会。上文指出，党在对外交往中向“左”转变，实行“左”倾方针，最终造成了自己曲高和寡、“光荣孤立”的局面，在全世界89个共产党、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与中国共产党中断了关系。这种做法：第一，是与全球化背景相违背的。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党成为国际行为主体后，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进行对外交往，促进自身的发展并在推进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积极作用。同时，在对外交往中相互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以加强自身的建设。第二，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重要继承者列宁的相关思想相违背的。他们都曾提出世界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相互之间应进行交往，甚至也应该与其他性质的政党进行交往，通过对外交往促进自身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因实行“左”倾方针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外交往的机会，其后果便是无法直接从与其他政党的交往中吸收它们治国理政及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制约了党自身的发展。这对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六 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一）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经验
1.必须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先进性政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把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实际上已经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没有任何经验可寻，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可走，因此，难免犯错误、走弯路。正因为这样，在这一过程中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出现了很大的波折。对此，我们也可以作进一步的思考，即同样都是新的探索和实践，但是为什么在这方面有的时候能做得比较好，有的时候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能不能在新的探索和实践中尽量在这方面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这正是总结这方面经验的意义所在。从在这方面做得好或比较好的时期看，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始终能以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并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使党永葆先进性。这一经验还告诉我们，尽管新的探索和实践存在着犯错误、走弯路的更大的可能性，但不存在必然性。如果始终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就会把这种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就有可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甚至不犯错误、不走弯路。
2.在对最高纲领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相应时期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并保持稳定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是一项全人类事业。在生产力水平落后基础上是实现不了共产主义的，甚至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即使其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不能称为建成了共产主义。我们要认识到，不仅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对全球化发展趋势作出的正确结论。如果对此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就会对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发生误判，由此，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就极有可能制定错误的总路线、基本纲领等，同时也违背了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从而带来严重后果，并使党失去先进性。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取得积极成就并显示其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这一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比如，根据上文分析，在过渡时期制定了总体上正确的、与全球化要求相一致的总路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制定的总路线也有很大程度的正确的一面，以及与全球化发展要求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总之，在对最高纲领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相应时期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并保持稳定性是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但这又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正确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的。
3.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作为对党员教育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实践性。这一特征要求人们不是把它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此已有着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才比较顺利地领导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党继续要求广大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尤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思考新形势、新任务，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这一时期制定的总路线和其他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也正因为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够通过学习，接受和理解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才在行动上身先士卒，体现了先进性。但是，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和纲领的建设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员的学习和教育也受到了损害，从而也影响了党员先进性的发挥。因此，在实践中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制定与最高纲领相适应的基本纲领（总路线），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对党员进行教育，是党员永葆先进性的重要举措。
4.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的交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政党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情况下，一个政党可以在对外交往中促进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时期内，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中国共产党也一时难以全面打开与世界上所有政党交往的局面，但是针对当时的困难处境，仍然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的交往，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主要表现为推进了理论创新；推进了制定正确的路线；通过对外交往听取一些建设性建议；在对外交往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些做法和成绩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交往是一个政党促进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去积极主动地利用这一条件，只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将不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处于什么国际背景之中，一个政党都应该在对外交往中促进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经验，对未来任何时候的发展都有启示意义。
（二）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教训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和制定党的纲领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正如上文指出，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及在制定与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相一致的总路线或基本纲领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方面也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从而也提供了历史的教训。笔者认为，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仍然应归纳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来的理论，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就必须与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世情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也首先是一个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的要求将其付诸中国的实践，当然也应该与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世情相结合。这两个相结合的要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要始终牢记的深刻教训。
2.在党的对外交往中不能以意识形态划限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左”倾错误，尽管这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把自己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持有的正统观点，并逐渐把苏共的观点作为“修正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的分歧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异同，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以及其他众多共产党、工人党关系的中断，使自己陷入曲高和寡、“光荣孤立”的局面。当然，导致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关系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是最主要的原因。同时，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与西欧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有所接触，比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会见了应中国民间团体邀请访华的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冰岛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分别就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定共识。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日复交提上日程，日本各类政党访华代表团增多。[539]但是，从全球化大背景看，这种交往是非常有限的，其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制约了中国共产党与这些性质政党的交往。因此，政党交往不能以意识形态划限，这是我们应该时刻牢记的教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