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使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在完成第一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历史前80年，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过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最终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而完成了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第一大历史任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为中国人民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同时，中国共产党自身也从一个开始只有50余名党员的党，到1949年9月已成为一个拥有448万余名党员的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成就的取得，归根到底是由其先进性决定的，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正是由于党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先进性，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从而自愿地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280]而党的先进性是由先进性建设实现的。
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毛泽东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281]他还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282]十月革命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由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从与十月革命开启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角度认识中国革命，从而体现了看待中国革命的世界眼光。同样，这种世界眼光也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上面，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从全球化背景思考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问题，探索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途径，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并保证了党的先锋队的性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却是一个未被重视的、未被凸显的、没有被专门研究的领域。本章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的先进性建设作一探讨。
一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
上一章指出，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理论。因此，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体现了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同理，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283]为指导也是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体现之一。
（一）在不懈寻求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不懈寻求和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中华民族很早就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创造了历史悠久的中国医药学、辉煌的古代建筑工程以及灿烂的文史和艺术成就等。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过许多举世公认的创造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据统计，从公元前直到公元15世纪末，在世界最重要的298项发明或发现中，中国有173项，占58%。英国学者李约瑟称赞道：“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还说：“中国在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84]科技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居世界首位；1830年（清道光十年）中国GDP占世界29%，尽管仍居世界首位，但这时已因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故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开始由盛及衰，中国的经济实力急剧下降。[285]鸦片战争后中国迅速落伍，从一个世界领先的国家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但是，正如马克思《中国纪事》一文所说：“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的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286]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残酷的现实，迫使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深刻的反省。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学西方。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西方经过了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首先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次是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吸收西方基督教义的平等思想，宣传“拜上帝教”，并同中国农民中流行的平均主义思想相结合，创立“拜上帝会”的组织，明确支持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提出的反对封建制度、改革中国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但是并未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再次是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号召，仍然企图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装备与先进技术，创立和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强调仍然要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只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以求得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当然也摆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后来是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和制度。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屑于洋务派单纯模仿西方的船坚炮利，努力学习和介绍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政治政治、君主立宪制等方面的政治理论，当然也学习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法维新运动。但是封建顽固势力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和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及改良派自身的软弱性决定了这场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在学习、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同时，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并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存活不到一百天就夭折标志着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话，那么，辛亥革命本身既没有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本身也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是反动统治者的强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五四”运动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先进分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是认真学习西方理论的。一些先进分子为了寻求救国之道，留学日本、西欧，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没有出国留学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对西方理论表现出特别的青睐。当时没有出国留学的毛泽东后来于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道：“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287]对此，毛泽东1936年在陕甘宁边区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回忆道：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方的新学科。可见，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救国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的“新学”上面。
一个国家发展对文化的需要首先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选择。但是，近代中国的迅速落伍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能承担引领中国抵御列强和继续发展的重任。实际上，向西方学习已经内含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自身缺陷的认识判断。但是，只有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导致希望之火的熄灭以及袁世凯上台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掀起尊孔读经的逆流，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真正深切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才发动了一场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一方面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继续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五四”前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用自己的锋利之笔，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虚伪、凶暴、丑恶等吃人的本质，揭露封建文化观念吞食中国人民灵魂的罪恶，揭露封建文化在中国人民心灵中造成的巨大创伤，把被封建文化体系所扭曲、变态了的悲惨灵魂展示给世界看，给中国人自己看。希望自己的同胞看了之后会有所惊醒、有所觉悟，会正视自己的黑暗面。[288]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指出：“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289]当然，新文化运动中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例如，他们思想认识上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290]但是，这次新文化运动对启发人们的理智、提高人们反专制主义传统和民主主义觉悟，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在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选择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是不能作为这一精神武器的。
那么，西方的“新学”是否就能担当此任呢？尽管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出：“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29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种保留态度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292]对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已经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293]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后来总结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于是对那些所谓的新学“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94]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比较透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救国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但又不能成功而备感困惑、迷惘的心理。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学习西方，失败的教训又使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不能救中国。对此，毛泽东总结道：“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95]因此，西方的“新学”也不能救中国。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和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推动着新文化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对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由怀疑到最后否定，转而向往社会主义，各种各样的内容庞杂的社会主义学说纷纷被介绍到中国，这些学说中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一些被称作“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言，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民初到十月革命前，是马克思主义的前期传播阶段；第二阶段，从十月革命爆发到五四运动后，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的阶段。[296]而五四运动之后，一些有影响的刊物开始以较大篇幅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些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建立。这些方面的情况标志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鉴别、论争、选择，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沙健孙教授指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其代表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二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蔡和森、杨匏安、周恩来等；三是一部分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是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他们确实是当时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分子。他们是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各自的摸索，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297]可以看出，这些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不尽相同，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也存在着一定的个体特殊性，但是，毫无疑问又具有一些共同性原因，而且这些共同原因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将这些共同性原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爱国主义是人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一种深刻情感，是对待祖国的一种道德原则。它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一个不爱国的人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是爱国主义者。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分子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及在为中国革命奋斗的过程中起到了精神动力的作用。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主义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责任感。所谓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一个人的自信心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一种心理，一个人的民族自信心就是其对自己民族肯定的、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阐述道：“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298]因此，一个人的民族自信心一方面来源于对自己民族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人类社会历史所作贡献、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所给予的积极、肯定的评价。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具有比较好的了解，他们对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历史传统和无数先人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一个人的民族自信心还表现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以及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将作出更大的贡献具有无可怀疑的态度，这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所谓责任就是职责、任务，一个人的责任感就是对一项工作自己应承担职责、任务所持有的不可推卸的态度、心理，一个人的民族责任心也就是其对自己民族发展应承担职责、任务所持有的不可推卸的态度、心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们有的积极撰写文章，创刊办报，唤醒民众；有的出国留学寻求救国之道；有的甚至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追捕，但始终都与反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民族责任感的生动写照。在爱国主义范畴中，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责任感是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民族自信心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或者说一个人具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但又没有丝毫的民族感。在二者的关系中缺少其一，另一方面也就不存在或者说即使表面上似乎存在但实际上是虚假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责任感的统一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性特征。比如，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人。他于1915年8月发表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中针对当时国难当头，有人悲观厌世的情况，发自肺腑地告诉人们：“吾民具有良知良能，乌可过自菲薄，至不济于他族之列？他人之国，既依其奋力而造成，其间智勇，本不甚悬，舜人亦人，我何弗若？”还说：“惟吾民于此，诚当自觉。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受，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觉力，黾勉奋进，以向所志，何时得达，不遑问也。”[299]可以看出，即使在当时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他认为，人民善良、国家可敬，不应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应努力奋斗，勇敢求进。李大钊的这种爱国“自觉之义”充满了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再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于1919年8月4日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充满激情地说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300]写得何等的好啊！毛泽东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责任感体现得足够明确了。
②忧国忧民。所谓忧国忧民，就是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而担忧。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爱国主义情感的又一共性特征。仍然以李大钊为例，他在1913年4月和6月分别写了《大哀篇》和《隐忧篇》，从篇名就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国内混乱局势的担忧。当时正值袁世凯篡夺民国政权之后假借共和的名义，笼络人心，实为加速推行专制集权的统治，导致社会政治黑暗，民众生活困苦。因此，《大哀篇》责问道：“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而实际上在这个共和国里，“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得之权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301]《隐忧篇》在列举“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弊”“才难”等社会问题后指出：“凡此种种，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矧在来兹，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正钜也。”[302]1914年11月他直接撰写《国情》，对当局弊端深刻剖析，人民生计深表同情。在其他绝大多数的文章中都是由分析国情而引出见解。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评论、纪事、文电、通信乃至诗歌等，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或抨击时政，或感时伤事、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内容集中于揭露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和社会的黑暗。[303]再以毛泽东为例，他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号的《体育之研究》，是他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此篇文章之前的文章、书信等都是根据手稿刊印——笔者注）。文章开篇就说道：“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轻细，此其可忧之现象也。”[304]当时中国人被洋人辱称为“东亚病夫”，“国力羸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毛泽东对此深感痛心，决心要洗雪国耻，立志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因此，他要唤起民众，从事体育运动，强健体魄，共同挽救国家的民族的危亡。可以说，他的体育的思想逻辑，是从拯救国民体质的基础出发的，要强国、要为国，就要增强民族体质，就要搞好体育。体育不仅是为了强身，更重要的是为国——抵抗侵略、挽救危亡，把体育作为为国强种的手段，为中国革命作贡献。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明显的针对性，即他的体育思想的基点不仅仅在于强身健体，而在于此基础上的个人救亡救国。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305]总体看来，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文章、书信等也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以上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例阐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有的爱国主义情感，正是这种情感驱动他们求索真理，并成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之一。
（2）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启示。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06]那么，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是如何传到我国的呢？传到我国后为什么会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一结论呢？
①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是如何传到我国的？对于这一问题不少研究者进行了考察，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于11月7日当天就给北洋政府外交部发了相关电报，但由于电讯中断直到27日才收到。电报中说：“近俄内讧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电报中的“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次日，刘镜人又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了起义的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可见，这份电报对起义经过作了详细的报告。[307]李兴耕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一文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还有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彼得格勒致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电报。1917年11月7日当天，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主要领导人留金就得知了彼得格勒爆发起义的消息，并向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作了报告。12月4日，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收到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签署的电报，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并派遣特派员赴满洲里、绥芬河、哈巴罗夫斯克海关”。这直接导致了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路区夺权事件。二是中国报刊根据西方传媒的报道发表的消息。对这一问题作者也主要是引用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的介绍：“1917年11月10日即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的大字标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消息。”“11日，《时报》、《申报》、《晨钟报》也都作了报道和介绍。”最后，作者总结道：十月革命的消息是通过多种渠道传到中国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各种报刊上的有关报道。特别是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最早刊登了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308]
②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我国后为什么会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一结论呢？第一，开始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预示着世界新文明的到来。十月革命发生在中国人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遭到严重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极度的彷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总会引起他们的特别关注和深刻思考。中国对十月革命给予热情歌颂的第一人李大钊，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就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论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不仅体现了他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关注，而且对俄国人民推翻沙皇统治的这场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影响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主张‘官僚政治’者其猛醒！”[309]同时，他认为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也具有重要启示。他说：吾国“虽一再革命，国民不惜以头颅血肉为之保证，为之牺牲，而此辈顽迷，终难使之觉悟。……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310]因此，在对世界重大事件给予关注并积极与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相联系的情况下，十月革命的爆发必然也会对李大钊及其他先进分子带来重大的促动。仍然是李大钊，率先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充满热情和希望的评价。《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迹，惟有翘冼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示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同时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311]由此可见，李大钊将十月革命称为新文明之曙光，而这种新文明就是社会主义，从而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庶民的胜利》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312]由此可见，在此文中他不仅又把十月革命认为是庶民的胜利，是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大众的胜利，联系上文的观点，即代表着广大人民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还认为将迎来这种性质的世界革命。他坚定地说：“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313]《Bolshevism 的胜利》则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充满信心地告诉人们：“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廿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314]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写的这三篇文章从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到是庶民的胜利，再到进一步强调是人类新精神的胜利，而且全世界将会迎来这种性质的革命。这不仅反映出他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递进的、不断发展的，而且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光明的未来。这些认识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值得指出的是，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一些报刊由于当时主要是根据对十月革命具有敌意国家通讯社的消息对十月革命进行跟踪报道的，因而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基本上均是持否定态度的，称十月革命为“政变”，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状况称为“乱况”“乱事”“无政府”，把布尔什维克党称为“乱党”“过激党”“激烈党”“暴烈党”“极端派”等。[315]而当时直接从俄国传到中国的资料又是极少的，戴季陶在1919年还这样说：“俄国的现状复杂异常，要想得到一点可以作参考的材料，已经不容易得很。而且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的记事，尤其难得。这是我们研究俄国现状上的最大困难。”[316]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大钊能对十月革命作出以上评价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加令人敬佩。
第二，开始认识到中国应顺应十月革命开启的世界新文明发展的潮流。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主要向西方学习的是先进技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317]但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在实践中的一次次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必然启示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思考改造中国的方案和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他们认识到，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新文明发展的潮流，而且认为“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318]他们认识到“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319]可以看出这一观点还蕴涵着他们意识到中俄两国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俄两国有许多情况是相同或近似的，因而在改造社会方面可以采取相同或近似的方案。他们还认识到现实世界存在两个对抗的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推倒有产阶级的专政，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可以用俄国式的方式改造中国社会。“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320]这些观点对于人们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必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的对中国政策的促动。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以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了《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沙皇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但是，这个划时代的宣言的详细内容直到1920年3月末到4月初才传到中国。[321]在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尤其是1918年5月16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从而引起强烈的反抗情绪的背景下，这一宣言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欢呼，激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世界意义形成新的、更积极的认识。
总之，在多种因素的促使之下，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的必然选择。
（3）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或接近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对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本来就存在着一个需要比较全面地阅读相关著作和把握其基本内容的认知过程，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过程所依赖的客观条件是受到多方面制约的，因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可能一下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出全面和高度抽象的表述。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科学或接近科学的认识。比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大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历史论；二是关于现存的理论即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即社会主义运动论。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个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这一基础上，李大钊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大致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抓住了其精神实质，并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用较大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理想社会，将之归纳为七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唯物史观；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资本剩余制度下，社会分化为有产与无产两个阶级，必然最终导致具有世界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资本集中说和资本主义崩坏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可以凭借政治优势，将一切生产工具（即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差别，国家自然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国家学说。[322]总之，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已经能够科学或接近科学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描绘等，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有人说当时人们学习的主要是列宁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因而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由于渠道不畅，十月革命之后到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前，从俄国获得的消息是很有限的，被翻译成中文的列宁的著作也是很少的。有人考证，在《新青年》休刊的1920年5月以前，译成汉语的列宁的著作和演讲的数量非常少，只有四篇，即金侣琴译的《俄国问题》《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建设中的苏维埃》和郑振铎译的《俄罗斯之政党》，且都不是全译。[323]而与此情况不同的是，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以李大钊指导下的北京大学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为例。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16日）的记载，当时该会藏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余种，其中包括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北京党组织所得到的这些马列主义原本，大大改善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理解”。[324]当然，后来被译成中文的列宁的著作也逐渐增多起来。其实，哪怕当时主要读的就是列宁的著作，也不能说就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上一章已经分析指出，列宁比较早地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列宁著作的理论基础，因此，阅读列宁的著作也可以间接地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时就开始能够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就能够尽可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思考改造中国的途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下文在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时将作进一步的展开。总之，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2.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他们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党的一大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325]尽管一大没有直接用文字表达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根据纲领的内容可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党。这是因为，第一，纲领前三条的具体内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实际而提出的。第二，把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公有制作为党奋斗的目标，这实际上就是明确地提出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三，纲领第四条规定联合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第六条“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也明确确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326]后来党的二大直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决议案后还附有《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327]。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大会草拟了这一条件的提纲，共有19条，7月25日列宁又加了第20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有21条。[328]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后附加的“条件”也是21条。可见，中国共产党一大时联合共产国际或到二大时加入共产国际都是以此条件为依据的。“条件”第18条规定：“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并特别强调“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329]“条件”第16条规定：凡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要“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330]因此，一大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决定的，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也都必须符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由列宁和俄国共产党倡导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因此，确认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有充分依据的。同时，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从世界范围内选择了最先进的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不仅赋予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即起点的先进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就要根据全球化背景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先进性政党的内在诉求。
（二）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任何一个政党确立某一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都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直接提供了这一政党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并从成立一开始就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也不意味着就能够用这一先进的理论自然而然地、直接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还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旨就是要确保中国共产党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是要解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会合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331]在此基础上才进而提出并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把“加强党的指导思想的建设”和毛泽东在下文中提出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就可以明确地看出，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才能发挥这一科学理论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学界作了积极的探讨。本文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的内容为权威解释。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确定的四门必修课之一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念》以及中共十七大召开后又将课程名称修订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解释为：首先是源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抗日战争初期又努力排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的干扰，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其次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革命的条件以及革命的具体道路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相同，因此，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再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离开具体的实践谈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332]总体说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与以上观点是一致的。笔者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上第一个原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结论，但是把三点综合起来看，它也包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目前比较普遍认同的解释是：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包括：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二是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333]以上三点实际上可以把第一、三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认识，这样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再把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并非一开始就达到这样的认识，而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过程经过了艰辛的探索，后来在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博大精深，学界也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章并非要对这一命题作专门性、系统性、全景式的实证考察，而是从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的先进性建设这一角度，对党在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一宏观分析，以说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从这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分析，着重把握两个方面：始终坚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在不同时期这又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下文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一宏观分析。
1.在曲折中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且深刻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把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国化，加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性措施。尽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过程中，一些领导人曾犯过严重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经验教条主义的错误，并给党的事业造成过严重的损害，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认识，并把这种认识不断深化。而这种认识实际上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开始。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其根本目的就是寻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当时的一些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尽管没有一下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后来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时对其作出的深刻分析的认识水平，但是他们也没有盲目地一下子就把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照搬到中国来。他们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可以说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在他们当中，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也是最早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者，他这方面的观点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后来也影响甚大，在此稍作详细分析。1919年8月，李大钊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其《再论问题与主义》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被动挨打不仅表明了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同时表明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哪一个人或少数人的问题，而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的问题。首先，李大钊认为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去解决的，而应该由多数人共同解决。那么解决问题的多数人就应该“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它——引者注）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主义多数人都能用他（它）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告诉人们“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原文为此字——引者注）维主义的”。[334]其次，他认为研究问题和宣传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是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335]再次，他在文章的第四部分用“根本解决”为标题，指出对于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336]所谓根本解决，他在此前《废娼问题》一文中指出：“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337]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根本解决就是要从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在《再论问题和主义》中他又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38]什么是经济问题呢？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339]《再论问题和主义》进一步指出：“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340]由此可见，李大钊这时已经开始运用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和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提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解决经济问题和阶级斗争。综上所述，李大钊当时已经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需要一种主义，这一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解决经济问题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等。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实际上也包含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1919年李大钊发表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他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同时，文章也进一步阐述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他进一步指出：“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生；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因此，“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341]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在这里指出了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取决于其时代环境，即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那么，在使用这一理论时就要把它与现实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提出“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两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后来，李大钊在1920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1年1月写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1922年2月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4年5月写的《史学要论》等一系列文章也都程度不同地阐述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总体说来，李大钊是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人，他在这方面丰富的著作和论述为后来很多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能够探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供了重要的结合点。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前已经形成了民彝史观。1916年李大钊就写了《民彝与政治》，在他看来，民彝就是人心，民彝史观是李大钊通过吸取、改铸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而形成的，因此民彝史观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342]李大钊从“民彝”看到了“庶民的胜利”，从民彝史观走向了唯物史观。由此看来，从李大钊的思想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文化传统对其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一种沟通的作用，这种沟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第一步。[343]这种思想文化的结合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起到了启示作用。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很多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探讨。1922年5月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认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344]1922年3月周恩来在从欧洲写给国内觉悟社社员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345]1924年3月恽代英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346]另外，李达、蔡和森、瞿秋白等在这一时期也都有过相关观点的表达。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不仅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认识，并有实践的行动。1920年夏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就一直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强调拥有一种“主义”的重要性。11月他在一封信中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47]同时他强调要了解中国国情，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1月写的《永新调查》、1930年5月写的《寻乌调查》、9月写的《兴国调查》及1933年11月写的《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无不体现他对中国国情的关注及了解中国国情的迫切心情，并亲自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尤其是1930年5月他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就的《调查工作》，响亮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反对本本主义》中的那段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1964年重新发表在《毛泽东著作选读》时加写的，但是我们从文章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这个思想是当年毛泽东已经具有了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还在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过精辟的阐述。总之，在一时期毛泽东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348]这里引用这段长文，是因为这段话在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党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其次，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去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创造新的理论，这种理论要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其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可见，这段话已经比较完整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及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新阶段》的讲话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的重要历史地位。此后到新中国成立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9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942年2月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349]此外，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350]、张闻天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但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必须听从常常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的指挥，导致难以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经验形成正确的认识态度（这方面的情况下文将详细探讨）。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中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且深刻的认识。
2.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最初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战争的洗礼、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党。它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也善于总结经验并进行理论创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更是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把在总结革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351]由此可见，党的七大将党的指导思想由党的一大就确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352]进而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353]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354]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蕴涵着一条贯穿于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谓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一个政党只有在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和在实践中遵循这一认识路线，并得到所有党员或最起码得到绝大多数党员认同、接受和落实到行动中去时，才标志着一个政党思想路线的确立。从实际情况看，当时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达到这一认识水平，甚至当时正是很多中国共产党人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非常严重的时期。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这一观点作了一系列阐述，并于1938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直到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才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界定，而且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才真正把实事求是作中国共产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广大党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认真的学习也真正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从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创造力源泉，没有实事求是也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因此，当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后，也就必然地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导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进一步发展。
（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是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笔者认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认识：①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来的理论，以这样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全球眼光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特色。②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蕴涵着全球化的特质。第一，毛泽东思想是根据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为时代背景形成起来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它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第二，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含着根据全球化背景提出的国际战略思想。比如，1937年8月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355]这里毛泽东依据对时代背景的判断深刻指出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各国内部的规律性发生作用。反过来讲，各国也要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促进自身的变革，根据时代发展趋势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356]这实际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发展的走向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反映了对时代发展规律的把握。
总之，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并在曲折中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且深刻的认识，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中的重要措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二 制定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
制定正确的纲领是一个政党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了科学理论和制定了最高纲领的基础上，又经过艰辛探索制定了这一时期的最低纲领，实现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确立最高纲领
党的一大就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上文阐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的指导思想时引用的这个纲领的基本内容可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纲领中就明确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同时还规定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在此基础上还规定了相当于党章性质的一些内容。结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纲领”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把实现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确定为自己的最高纲领。这不仅在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同时进一步规定了中国共产党起点的先进性，而且以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理想，进一步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的先进性建设。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会议上又不断强调了这一最高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357]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无阶级的共产社会”。[358]党的四大的相关文件尽管没有直接用“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词语来说明自己的最高纲领，但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开篇就讲道：“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曾向你们表示过自己的主张和态度。”[359]毫无疑问，其已经表示过的主张和态度包含着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所以，四大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最高纲领。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360]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361]后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最高纲领的指引下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而且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规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为激励人民的斗志和激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在艰辛探索中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
一个政党的最高纲领是其长远的奋斗目标和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只有在不同的时期制定并实现相应的最低纲领或基本纲领，最高纲领才能最终实现。正如只有把从世界范围内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一样，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中国化，即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纲领制定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最低纲领，实现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才能真正发挥最高纲领的引领作用。一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纲领的中国化都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没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但是，二大就初步制定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其基本内容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362]同时还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作了初步分析，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还要进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即实现社会主义。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大会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从而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开始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同时表明“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363]以上内容表明二大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等，结合上文对最高纲领的分析，二大也初步认识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但是，党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封建关系的基础应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等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364]从而正式制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展了党的最低纲领，这对国共两党及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作了过低的估计等。这些不足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365]在《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中国“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366]这些重要论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从而也极大地发展了党的最低纲领。这次大会尽管认识到无产阶级应该争取革命领导权，但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没有作出具体回答，也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问题等。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这次大会尽管对革命领导权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了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问题，尤其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了进行土地革命这一重要问题，但是，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实行领导权，如何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及时提出具体措施。六大的《政治议决案》的第二部分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对党的最低纲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同时大会对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从而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六大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等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这一过程中及此后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低纲领的探索，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367]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内容。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了具体阐述。党的基本纲领是同一时期党的总路线的展开和体现，党的总路线则是同一时期党的基本纲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用“一般纲领”这一概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或基本纲领。他指出：“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36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作了详细、完整的阐述。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使用了“具体纲领”这一概念。他指出：“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369]从毛泽东阐述的具体纲领的内容看，实际上就是指党在不同时期所制定的具体的方针政策。上文指出，一般纲领或最低纲领是党在一定时期总路线的展开与具体化。它包括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两个方面。基本目标是实现最高纲领即最高目标的阶段性目标。基本政策即实现基本目标的基本措施，相对来说仍然具有一般性、宏观性、抽象性。毛泽东所讲的具体纲领即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相对来说则具有具体性、微观性。它与一般纲领或最低纲领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可以理解为一般纲领或最低纲领中基本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化，包含于一般纲领或最低纲领之中。因此，我们在阐述党的最低纲领时也包含着具体纲领的内容。当使用“具体纲领”这一概念时主要为了强调其包含的内容；当不使用“具体纲领”这一概念时也不意味着不包含，更不意味着否定其包含的内容。总之，毛泽东对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详尽、深刻的阐述使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走向成熟。由此也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经过了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全球化蕴意
笔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可以从以下几点对这一问题进行认识：①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据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的最高目标，中国共产党确立这样的最高纲领就是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从而把自身建设成为先进性政党的重要举措。②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根据最高纲领同时结合我国当时国情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纲领中国化的成果，体现了根据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与中国革命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及采取的方针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与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相统一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方法论意义的具体体现。此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努力克服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尽可能地与世界其他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支持和帮助（下文将作详细分析），而不是关起门来拒绝对外交往，这也是根据全球化背景采取的包含于基本纲领中的具体措施。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同时，又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实现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党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导言中指出，党的先进性建设可以主要从党的理论、纲领和党员的先进性建设方面进行考察。党员的先进性包括思想、宗旨、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综合性要求，那么，党员的先进性建设就是采取措施在这些方面进行的实践活动。从全球化背景看党员的先进性建设，主要是看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将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和纲领的内容为广大党员所接受和掌握，体现在党员的观念、意识、工作和实践中，真正体现他们的先进性。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最终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可以这样说，党的纲领是政策化了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学习党的纲领必须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纲领。这样，党的纲领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这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可以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察。
（一）把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对党员的基本要求
上文已经分析指出，党的一大制定的体现党章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把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同时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370]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发展党员的基本条件，成为对党员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在1920年11月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总共三个部分的内容中，前面两个部分分别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为小标题，着重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告知人们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广大的人民大众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基础上，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就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371]这就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基本要求。同时，上文也分析指出，二大还初步制定了与最高纲领相一致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从而实现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三大、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二次修正章程都在第一章第一条将以上内容修改为“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372]即把“宣言”修改为“党纲”，而“党纲”即党的最高纲领和与之相统一的最低纲领，这就更明确指出党员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以及六大、七大分别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党员”部分都保留了以上规定，把承认党纲及章程作为对党员的基本要求。[373]综上所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党员的基本要求。
理想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一个国家、民族、政党，也包括个人只有崇高的理想，才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走向胜利。毛泽东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曾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374]邓小平也曾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375]而人们接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又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以及实现共产主义能够改变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能够完成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以及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这两大历史性任务的基础上的。因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必然会被忧国忧民的广大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吸引他们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理想决定行动。正因为广大的共产党员具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了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奋斗目标，才使他们能够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取得最终的革命胜利。
（二）通过整风形式着力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存在着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干扰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加上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等原因，自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后，中央即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但是，很多同志仍然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42年到1945年七大召开前，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毛泽东当时指出：“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376]整风，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克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使广大党员能够真正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由此看来，从根本上说，延安整风是一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伟大革命。通过整风学习，大大提高了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对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逐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共产主义觉悟。通过整风学习，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毛主席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一解释对广大党员认识和掌握实事求是，进而成为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整风学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学习中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深切地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深深感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成熟及其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整风学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纠正和克服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毛泽东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整风特别强调对干部的要求，然后再扩大到全体党员，最终保持和加强了全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四 在与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交往中进行先进性建设
尽管处于战争年代，交通、通信非常困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并非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的环境中进行自我奋斗，而是仍然保持与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尽可能地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先进性政党。
（一）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和共产国际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成立后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17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377]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要求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开除违反国际纪律的团体或个人，它也有权将违反世界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引者注）决定的政党从共产国际中开除出去。”[378]而且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各支部的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征得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同意方能生效，各支部的纲领由第三国际执委会批准，执委会有权指导自己的特派代表参加支部的一切会议。总之，第三国际执委会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另外，共产国际是在俄共（布）倡导之下成立的，俄（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享有特殊地位，共产国际及其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俄国（后来是苏联）共产党员。所以共产国际实际上受到俄（联）共（布）的控制，而且逐渐“沦为苏联政府对华外交工具”。[379]由此看来，共产国际与俄（联）共（布）及俄国（苏联）政府是扭结在一起的。在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也当然会涉及俄（联）共（布）及俄国（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这就形成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严格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先进分子为寻求救国救亡道路的特殊背景之下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时间中，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有22年时间，中国共产党都是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发展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既有积极的贡献，也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周恩来于1960年7月14～1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共产国际初期（1919年3月～1927年7月）。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错误。其次是共产国际的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最后是共产国际的后期（1935～1943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380]尽管对这一划分也有不同的观点，[381]但是笔者认为周恩来是历史的见证者，而且当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方面的情况比他更了解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恐怕为数不多，因而对于这方面情况仍然以周恩来的划分为依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382]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这一关系的总体评价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不能不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383]这使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的先进性建设经历了坎坷的历程。
（二）在和共产国际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进行具有坎坷经历的先进性建设
1.在和共产国际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进行先进性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效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立了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就成为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就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因此，在党成立后能够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对领导的事业的发展必然起到积极作用。就党的先进性建设而言这种积极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认识。
（1）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起点的先进性。共产国际一大制定的《共产国际纲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作出科学的判断：“这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时代”；在这一时代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剥夺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并使生产资料和交换工具变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公共财产”，这就规定了共产国际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国际“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共产国际宣言》对共产国际的奋斗目标说得更明确：“现在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384]这些论断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二大制定的《共产国际章程》指出：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385]因此，从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而言，共产国际是一个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为实现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无产阶级先进性政党。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制定出来的。因此，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就必然要符合这些要求和条件。党的指导思想理论的科学性与纲领的正确性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上文分析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些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确立的，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就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起点的先进性。在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先进性建设，其先进性才得到了不断的体现，并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
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也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后，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才能被广大工人群众所了解和接受。尽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成立之后更是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应该说，共产国际对此也发挥了指导作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就规定：“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进行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386]第四、五条分别对在军队、农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提出了要求。在与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中，这些条文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必须认真执行的。周恩来指出：“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387]因此，这一工作的开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一个方面。
（2）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确立下来后，制定最低纲领实际上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因为这不仅需要对国情和世情有深刻的把握，还要有正确分析国情和世情的正确的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就包含着科学的方法论，但是正确掌握和灵活运用这一方法论需要一个实践摸索的过程。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从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学习、借鉴到在相同的背景下对根本任务的规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等，这对这一政党在一定时期内最低纲领的制定将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上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制定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高纲领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排除共产国际在这方面也曾起到帮助作用。共产国际一大的《共产国际纲领》、二大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讨论的成果和《土地问题提纲》等对党的二大初步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指出：“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388]等。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初期的殖民地革命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如果领导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掌握，那么，革命群众就会逐渐取得革命经验，沿着正确的道路达到既定目标。”[389]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文件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文件没有及时传入中国，也未能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地接受。直到1921年远东民族大会召开后，1922年上半年出席远东民族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回到中国传达了大会的精神，这些理论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390]远东民族大会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达在回忆中指出：“1922年3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英文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季，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于是党就在7月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也指出：“1921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1922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391]因此，党的二大能够及时地、初步地制定一个大体上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世情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共产国际二大思想的启示下，中共中央于1922年6月15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392]，共同打击革命的对象。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则发展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要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资产阶级民主派等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正式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基本思想，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尽管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失败了，但是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及促进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也有重要的帮助，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先进性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和指导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列宁则把民主集中制明确地确立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这些都是共识。列宁帮助起草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十三条就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393]这一规定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当然具有指导作用。尽管直到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才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394]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章“党的组织系统”更明确地指出，“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395]并且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三条主要内容。但是，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章“会议”、第四章“纪律”部分中有关条文明显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而且可以明确地说这一要求受到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影响。因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知道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后附有“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而后来将民主集中制正式确立下来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要求也是相关联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规定为组织原则受到了共产国际指导。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共产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建设的时候，还十分重视各国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尤其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东方各国的共产党人，创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而且为了帮助中国培养工农群众干部，直接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干部。尽管有些干部在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犯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尤其是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但总体上就组织建设和培养干部而言，共产国际的帮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历史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特征。
2.和共产国际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给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带来了危害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共产国际的“不了解实情，又发号施令，乱加指挥”也给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周尚文教授指出共产国际这个组织一开始就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建立共产国际的目的是推进世界革命，当时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出现了一些危机和动荡，但还谈不上资本主义末日已经来临，试图通过世界革命很快在地球上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打算，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二是共产国际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和集权，不可避免地使各国党丧失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可能性，窒息了各国党的创造精神。尤其在斯大林当政后，共产国际既不了解实情，又发号施令，乱加指挥，不但使各国共产党陷于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而且常常使各个国家的革命事业遭受损害。[396]这种危害是多方面的，本章只从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危害角度作一分析。
（1）使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没有能够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经验陷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境地。我们已经知道，所谓思想路线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所遵循的方向和道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就是其遵循的认识论路线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即毛泽东概括指出的实事求是，与唯心主义认识论路线在实践上的具体体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相对立，是科学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于实践，并把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上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是这其中经历了艰辛的探索过程，长期没有能够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经验陷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境地。1945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不同时期曾出现过“右倾思想”，犯过“‘左’倾错误”。[397]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思想认识上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关于若干历问题的决议》对这两种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它）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398]而带来这些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周恩来指出，“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399]从而导致即使创造性地提出一些观点，也被一些共产国际的代表凭其“先见之明”扼杀了。
比如，共产国际领导人及派驻中国代表对中国诸多问题的错误判断及其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导致了错误理论和倾向的形成。以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为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阐述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部分内容时指出，在这一时期陈独秀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被称为“二次革命论”的观点。[400]这告诉我们尽管学术界存在着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3年和1926年的不同看法，[401]但是这一观点肯定是存在的，而且主流观点认为形成于1923年。而陈独秀的这一观点的形成与共产国际是有关系的。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四大，中国共产党派陈独秀、刘仁静等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在赴莫斯科之前就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在谈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时，他既没有轻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也没有过高评价资产阶级的作用。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陈独秀虽未发言，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计划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陈独秀的计划与刘仁静的发言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既没有轻视无产阶级和过高估计资产阶级或国民党的力量和作用，更没有提出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有一个资产阶级掌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他们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也仅仅是为实现自己阶级的目标而奋斗。但是，拉狄克在大会上发言指出：“中国同志的任务，首先是观察一下中国的运动的可能性。同志们，你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拉狄克的观点很明确，中国革命的任务绝不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或建立苏维埃问题，这还远远谈不上；中国革命的任务只能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他甚至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只能围绕吴佩孚和孙中山先去发展几个资本主义的中心，然后再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拉狄克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虽有正确的方面，但其中有些认识论却成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共产国际四大导致了陈独秀思想的重大变化。[402]由此可见，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受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看法的影响。实际上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个代表马林到中国后就把国民党看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极端轻视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是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并对促进国共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共产国际丝毫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才是一个弱小的力量，而且具有革命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中国的工农群众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而且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同时，我们知道，拉狄克等人的思想受到列宁的“革命阶段论”的很大影响。列宁早就指出，尤其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特别强调，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把这一理论套用到中国来就很自然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应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二阶段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这一理论具有正确性，那么把它照搬到中国来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的认识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产生具有很大影响。说到底“二次革命论”本身就是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而产生的。再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403]为例。“三阶段论”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对后来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他又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统统作为危险的敌人和打击对象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斯大林等人混淆中国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对列宁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观点进行生搬硬套的结果。列宁曾指出当时俄国自由派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无产阶级应联合半无产阶级群众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1927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华后将“三阶段论”具体化，形成了他的中国革命“不断革命论”，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左”的思想体系，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有直接关系。尽管“不断革命论”很快受到批判，但是，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上布哈林最早提出并于同年7月至9月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正式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其总根子仍然是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第三时期”理论成为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404]这样看来，共产国际领导人及派驻中国代表对中国诸多问题的错误判断及其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化理解成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也导致了当时很多中共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
比如，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指导过程中常常把俄国党的经验和指示绝对化、神圣化，从而导致了经验主义并制约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上文指出，共产国际与俄（联）共（布）及俄国（苏联）政府是扭结在一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俄国人或外籍俄（联）共（布）党员担任，共产国际的许多重要决议大多由俄国人起草并先由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再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所以共产国际必然有着俄国的深刻烙印。例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指出：“共产国际全力支持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得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获得的胜利，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走同样的道路。”[405]号召走俄国的道路必然意味着向其他国家共产党介绍俄国的经验，这是理所当然和无可厚非的。但是，把俄国经验神圣化、绝对化也就变成经验主义了，那就会给其他国家的革命带来危害。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中存在的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批评。他说：“决议的俄国味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理解，他们也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象圣像那样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们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406]可见列宁明确指出了“俄国味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令“外国人完全不理解”，列宁在报告中还作了解释，即“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导致的后果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没有一个外国人读懂”，即使“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407]对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列宁强调：“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408]所以列宁建议：“我希望在代表大会今后的进程中，能够同更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详细谈谈。”[409]这也就是说对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他（它）们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而不是全盘接受，今后的共产国际的文件中要更多地结合、反映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列宁曾明确指出了即使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共产国际并不是完全输出俄国经验的机构，而是结合各国国情作有选择的介绍。但是列宁1924年1月就去世了，他的这些正确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相反，共产国际四大以后，特别是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的文件、决议仍然出自俄国人之手。虽然有些外国党的著名活动家被指定为某个决议案的报告人，但也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五大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全面推行俄国党的经验；共产国际纲领甚至单列专章，总结和推广俄国党的经验，并作为国际阶级纪律强加于各国共产党，进一步损害了各国党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倾错误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与此都有很大的关系。
周恩来说过共产国际后期与中国的联系少了，对中国革命的干预也少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以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建议采取完全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而是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演变予以正确的分析和灵活的运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后来再通过延安整风这一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到七大召开最终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后来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2）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系统地制定正确的“具体纲领”，使党在“最低纲领”的实现过程中遭受挫折。上文指出，具体纲领包含于一般纲领或最低纲领之中，是党根据最低纲领制定的具体的方针政策。正确的具体纲领的制定当然必须要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涉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这对党在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制定正确的具体纲领，即制定正确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并进而使党的最低纲领的实现遭受挫折。
比如，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是属于包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低纲领中的一项策略，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则是这一策略中的一项具体政策。但是，迅速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分裂最终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410]固然，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责任。但是，学者张玲在对那一时期最新资料的详细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遥控指挥是大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陈独秀当时更多的表现为‘难作为’和‘不作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国共关系危在旦夕之际，频繁地下达越来越激进的指示，同时又命令中共中央在执行这些指示时还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后剧烈冲突、实难为之情形下，陈独秀等人只有消极被动地行事。”[411]例如，“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联共（布）布勃诺夫使团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甚至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苏联顾问团“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412]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也认为：“蒋介石在3月20日以后的整个政策总的说来不是对共产党有害，而对国民党左派有害。”[413]等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陈独秀这时远在上海，对事件不完全了解，但在群众的广泛要求下，也准备反蒋，甚至请示莫斯科，要求退出国民党，而共产国际则指示在京准备回国述职的鲍罗廷返回广州，执行向蒋妥协的方针，并批评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提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难以按自己的决策对蒋介石进行反抗，从而助长了蒋介石变本加厉地反共气焰，并使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不断加强。但是，这并非说陈独秀就没有错误。事实上陈独秀后来在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政策，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比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上文指出其根源都与共产国际教条主义错误相关。从因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不能制定正确的具体政策角度看，就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而这时中共中央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并因此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积蓄力量、扩大实力为新的斗争准备必要的条件，反而是不顾各种条件的制约，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制定了“左”倾盲动的政策。1927年11月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提出，“我党的职任，便是指示工农群众以正确的革命的路线”，即“工农贫民兵士群众武装暴动”“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工农民众的暴动必须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制，——这就是说必须无可顾惜歼灭一切豪绅，摧毁豪绅资产阶级的各种权力机关”，并指出，当时中国“不但确有这种武装暴动的可能，而且急迫的要求这种暴动”。[414]等等。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一方面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等；另一方面指出：“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现时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415]等等。还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党在六大前后就提出一个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的方案。在不断受到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下，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指出：“群众斗争日益逼迫革命高潮”；“城市的斗争比乡村更加严重，更加残酷，这就说明要我们更加倍的努力于城市工作，以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416]等等。最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候补常委。《四中全会决议案》在批判“立三路线”时指出：“总合起来，立三路线完全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矛盾，不过是‘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和对于实际上真正革命的去组织群众的任务的机会主义的消极。”[417]把“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概括为“左”倾掩盖下的“机会主义的消极”，那么，也就是说“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机会主义的消极”，“机会主义的消极”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这就要采取更激进的方针。“决议案”在提出当时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时特别规定：“必须实际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418]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质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掌握，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形成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419]此外，临时中央还在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查田运动”，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等，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上半期出现的三次“左”倾主义错误，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而共产国际的直接干涉致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制定正确的“具体纲领”，即具体的方针政策是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也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往。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的第二十一条以“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为标题扼要阐述了这一问题。议决案指出：“第六次大会为加紧与各国兄弟党密切联络起见，第六次大会认为必须：（一）实行互相经常的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三）委托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的提出讨论。”[420]等等。笔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即各自的先进性建设的举措和经验在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中得到借鉴和启示。六大的《政治议决案》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条文式简单的概述，没有如何进行联络的具体规定。同时，在当时的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除了与共产国际和俄（联）共（布）之间的具有密切关系之外，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联络”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尽管是有限的，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系与交往对自身的先进性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与共产国际和俄（联）共（布）处于不平等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又给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一定程度的“联络”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五 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一）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经验
1.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认识和思考问题
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是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观察全球化时代背景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观品格。上文分析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的先进性建设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主观品格。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是涉及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建设，是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那么，在这种建设中所蕴涵的方法论就具有普遍意义。实际情况也证明这种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从宏观上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观察世界，把握世界历史大势而成立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用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认识和思考问题。这可以从体现在这一时期党的一系列文件中用这一方法论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实际情况得到进一步论证。这种情况有的体现为制定根据世界形势分析中国问题的专门文件，对一些问题作出判断。比如，二大直接作出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和《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指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壁垒，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421]等等。这些论断中的一些提法、认识等都是根据当时全球化时代背景作出的，并尽可能地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初步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这种情况更多地体现为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或主要分析中国问题时尽可能遵循从“世界到中国”的思路，即在分析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在第一部分分析“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的基础上，再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等。六大的《政治议决案》第一部分以“中国与世界革命”为总标题，分析了“世界革命之发展”“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在此基础上再详细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过去斗争的经验”“革命运动的现时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等一系列问题。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在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紧接着第二部分以“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为标题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然后再以“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标题，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最后第五部分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另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文件没有分标题论述，但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同时，这时期党的其他很多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也都是在结合对世界形势分析时阐述一系列中国问题的。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的先进性建设体现了党以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认识和思考问题的主观品格。它是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成为先进性政党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对其他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的方法论。这对当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思考先进性建设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都具有启示意义。
2.在世界范围内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启示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在对世界范围内多种理论的比较中最终选择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体现全球化发展要求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无产阶级政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内在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说明了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这一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另外，还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广泛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不断吸收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到中国共产党中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持续性事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3.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要使最高纲领确立的目标成为现实，要确立不同阶段的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既要体现最高纲领的要求，又要符合相应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坚持这样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也成为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那么，实现共产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制定不同时期与最高纲领相适应的最低纲领成为这一重要举措的关键，最低纲领包括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当基本目标确立后，根据全球化背景制定相应的基本政策就成为关键之关键。总之，只有根据全球化背景制定切合实际又符合最高纲领要求的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不同时期都领导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取得最大的进步，从而真正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上的举措就成为先进性建设的途径之一。
4.把党的理论和纲领内化为党员的思想和行动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党的先进性最终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把党的理论和纲领内化为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不仅是党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主要措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把党员教育和锻炼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念培育出来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先锋模范作用的表率之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当今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共产主义事业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更要对广大的共产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教育，使他们始终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以及实现共产主义是符合人类社会展规律的事业，要使他们真正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当代的中国问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先进作用。
5.保持与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际交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这一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帮助下成立的，在特殊背景下形成了和共产国际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给予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就是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起点的先进性，帮助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在组织建设方面甚至直接给予了有益的启示等。正是有了这些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先进性建设的某些方面避免了长时间的自我探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应该保持积极的党际交往，吸收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建设好的做法。这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一条重要举措。
（二）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教训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以从世界范围选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对于这一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是经过长期探索、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逐渐认识到的，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犯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犯的三次“左”倾错误等都主要是由于没有符合这一要求。这些错误的发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规定性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其领导的事业受到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总结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教训，同时也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则必然会失去其先进性。
2.世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在交往过程中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际交往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共产国际建立的初衷是要帮助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推进世界革命。正如上文指出，即使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列宁认为共产国际并不是完全输出俄国经验的机构，而是结合各国国情作有选择的介绍。所以，实际上列宁也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际交往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高放教授指出：“自马克思以来国际共运的确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不是主观确定的，而是客观形成的。19世纪时，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讲过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逐步地由英国向法国、德国转移，这个中心显然是指当时的革命中心和影响中心。到20世纪时，世界共运进而向东转移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就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成为世界共运的中心与马克思时代所讲的中心有所不同，马克思所讲的中心是运动的中心、影响的中心，苏联进一步变为指挥中心、控制各国共产党。”[422]这里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思想，并进而指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尽管存在着国际共运中心，但那是革命的中心、影响的中心，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仍然处于平等的地位，相互之间仍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到了20世纪，由于联共（布）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是联共（布）控制了共产国际，进而变为了指挥中心、控制中心。指挥、控制的中心与革命、影响的中心不同，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就受到了共产国际——实际上受到联共（布）指挥、控制，这就使其他国家共产党与联共（布）之间不能处于平等的地位，其他国家共产党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被动地接受有时直接脱离本国实际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而必然使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的事业遭到挫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的很多弯路、犯的一些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那时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此后尤其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交往的过程中就应该始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又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把对外交往作为根据全球化背景进行先进性建设的途径落到实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