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红军史
金一南(1952-),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中央电视台特约军事评论员。著有《狂飙歌:前所未闻的较量》《国家安全论》《21世纪初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
红军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有太多裂缝,相互之间争来斗去,毛泽东很懂得这一点,带着红军曲里拐弯就走过去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要从红军讲起,红军长征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指挥权。很多年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被神化了,《苦难辉煌》这本书却把他还原为一个人,告诉人们毛泽东也打过败仗。
在1956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自己也说,谁说我没打过败仗,我打过四次败仗。这本书提到的败仗有两次,一次是遵义会议他获得军事指挥权之后所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毛泽东犯了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错误。
为什么说他不知己呢?当时红军刚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撤出,说得好听些是战略转移,说得不好听是被赶出了老家,成了游击队。打仗没有根据地是很惨的,首先没有粮食和兵源补充,其次伤病员问题不好解决,像当时陈毅老总的胯骨粉碎性骨折,得好几个人抬着走。
就在这样一个节节败退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要选择在土城打决战,本身就是个错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大部分将士不是牺牲就是被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和有着优势兵力的白军在敌人的地盘上决战,注定会失败。
另一次失败是三渡赤水,毛泽东没有听聂荣臻、彭德怀等人建议,要跟中央军八纵队周浑元的部队决战。周浑元部队的兵力很强,当时以为他只有几个团,谁知道他有十几个团,而且用三天三夜筑成军事工事,加上重机枪、迫击炮等优势武器。红军一拨一拨往上冲,一拨一拨倒下去,损失惨重。后来敌军又从后面包围上来,毛泽东不得不忍痛撤退。当时连朱老总都拿着驳壳枪冲到前线去指挥了,可见那一仗败得多么惨。
今天说起毛泽东这些败仗,并不是说他不能打,毛泽东不是战神,他是一个人,但是他“不贰过”,接受了打败仗的教训,带领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这才是一个军事家的伟大之处。
《苦难辉煌》这本书主要讲红军长征的苦难。红军长征的背景当然是国共内战,但是从1927年到1937年,军阀混战其实比国共内战要严重得多,规模也大得多,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日本鬼子乘虚而入。
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各地的大军阀面和心不和,一直钩心斗角,他们都把红军当成第二大敌人,最大的敌人是国民党自己。最初蒋介石把红军往南赶,一直赶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地盘。陈济棠一看不好,自己在这儿经营了八年,你把共军往这儿赶,我要是跟共军打得两败俱伤,你蒋某人趁机过来把我收拾了,那我不就玩完了吗?所以陈济棠给部下的命令是,防共第二,反蒋第一。
当时陈济棠和周恩来有个秘密协议,说如果打不过老蒋,你就往我儿这跑。我给你一个通道,五十公里宽,你爱去湖南、广西哪儿都行,就是别在我这儿安营扎寨。当然后来他还是收拾了一些掉了队的散兵,抓了几个俘虏向蒋介石交账。所以几十年以后,邓小平见到陈济棠的儿子还说,你老爹在广东混得不坏,建设有功啊。其实最大的功劳是不打红军。
过了广东就去湖南,湖南的何键是毛泽东的大对头,第一他挖了毛泽东祖坟,第二他杀了杨开慧。但何键对红军也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开一条路让过去,什么四道封锁线,其实也是松松垮垮。湖南西边儿就是广西,蒋介石下令让何键和广西的白崇禧构成一道湘江封锁线,然后让薛岳带了十几万大军在后面围追,可是又不许打,只用些火力往封锁线上赶就行了。
白崇禧有句名言“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他心里很清楚,要是有一天红军没了,那就是“兔死狗烹”。所以他也留了一条道让红军过去,但他也要捡个便宜,拦腰侧击一下。这一击不得了,只用了一个师的兵力就把红军的后续部队打散了,这才有了血战湘江。后来陈赓、粟裕这样的名将都说,湘江那一仗打得太惨,血流成河,喝的水里都有血腥味,把红军八万六千人打得还剩三万多人就是那一战。
交了这个学费之后就进入贵州。贵州的王家烈也是这个态度,你不打我我就让你过,拿点什么吃的喝的都无所谓。然后到了四川和云南也一样,云南龙云的私家兵都是彝族,枪法很准,相当能打,但是只要不动昆明,路过一点关系都没有。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也很能打,但是只要你绕过成都、重庆往北走,他们还鸣枪送客,只要你别回头就行了。
所以红军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呢?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有太多裂缝,相互之间争来斗去,毛泽东很懂得这一点,带着红军曲里拐弯就走过去了。但是张国焘就不同,他直接南下去跟四川军阀硬碰。川军那么能打,他最后八万多人只剩下一万多,逃回陕北去了。
《苦难辉煌》这本书不但写了国共内战的局面,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首先是日本侵占东北,东北丢掉以后,全国上下都对南京国民政府非常不满。有些历史书说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其实当时更重要的还是先生存下来,先得有一块地盘落下脚,然后才能求发展。当时毛泽东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原来陕北有个刘志丹占了一块地方,周围十几个县无不赤化。毛泽东就赶紧派人去联系,这才有了后来的陕北根据地。
当然也并不是一到陕北就马上打开了新局面,当时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虽然也有四五万人,但还有两万多被敌人切断在了河西。红军作了很多尝试,先是往东打阎锡山,但中央军一援助,阎锡山又给打回来了;往西是马家军[1],往南有胡宗南,还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三十万大军;再往北就是一千多公里的大沙漠了,根本走不出去。
怎么办?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一直打不开局面,就到陕南或湖北、四川的交界处去打游击。可以想象,当时的红军虽然也有好几万人,要发展出一个根据地还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历史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时一个偶然因素的出现是“西安事变”。苏联有指示,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矛盾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必须先成立一个全国统一战线。在苏联态度的影响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的命运也有了新的转折。
(主讲马鼎盛)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共和国名将风采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2003年病逝于北京。
张胜,张爱萍次子,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后下海经商。
我个人的生命安危不足惜,但如果签了字,我下面这些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几万工人、几万解放军战士,都算站错了队,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张爱萍将军是著名开国上将,他的儿子张胜当过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父子两代都是军人并不奇怪,难得的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求实稳健的军人风范。《从战争中走来》这本书既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对话,也是老一代上将与新一代大校的对话。
先说说张爱萍将军的事迹,书中讲了两场具有代表性的战役,两场战役一胜一败。先说那场败仗,1941年1月,日寇试图打通平汉铁路,几万日军从北向南一路狂轰滥炸。当时那一带驻守的是国民党军队,虽然人数也有十几万,但还是大败不敌,节节败退。这样一来,铁路沿线的十几个县都空了,而日军的目的只是夺下铁路干线,广大农村他们是不去的。于是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时机,派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第四师前去接防。第四师在彭雪枫将军的带领下星夜兼程,很快完成了接收。但没想到2月日军就迅速战略撤离,国民党马上卷土重来,一看地盘被新四军占领了,二话不说就开了火。这样外战变内战,新四军吃了大亏。当时新四军虽然也有两万人,但部队是分散的,大部分将士都在农村忙着打土豪分田地,部队一时收拢不起来,而国民党军队却是十分完整的建制,其中还有一支青海马家军的骑兵师,这一通追杀使新四军损兵折将,从河南退到皖北以后,两万人只剩下一万左右了。
当时驻守皖北的正是张爱萍,他一看彭雪枫吃了这么大个亏,马上就腾出驻地接纳战友,说有好的枪械好的兵力你尽管拿去用。由此可见张爱萍将军的为人,他不会互相倾轧、落井下石。
第二场胜仗是1942年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开始反扑皖北,围剿苏中。当时集中了三四万日军,另外还有一些伪军。新四军也有六万多人,但是武器装备不行。于是新四军的头号领导人饶漱石决定,暂时避开这个锋芒,把大部队撤出去,只留下一支偏师断后。
偏师的指挥是谁?就是张爱萍,当时他只是一个副师长,但语出惊人,说这个任务我不干。大家都吓坏了,这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给你的任务,你怎么能不干呢?其实张爱萍只是年轻气盛,他本着军人的风骨,觉得见到敌人不应该这样惊慌失措,怎么还没开火就要溜呢?大部队撤走以后,张爱萍带了一个半旅对抗三万多日伪军,他纯熟地运用游击战术,充分发动群众,带着民兵、红缨枪、大刀队,把日寇搞得鸡犬不宁,结果反扫荡才两个月就结束了。这在新四军纪录上是很卓著的。但从此以后,张爱萍也不得不面对很多流言飞语,有人说他孤傲、不合群、好犯上[2]。但张爱萍胸怀坦荡,他觉得只要把仗打好,对战友还是友善宽容一些,功过是非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张爱萍将军一生立下很多丰功伟绩,其中有一点至今无人能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海军司令,他是唯一真正指挥过海陆空立体攻岛战的将领。那是1955年1月18日的“一江山岛战役”。一江山岛很小,只有0.7平方公里,至今仍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而当时岛上驻守了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并设有机枪、大炮、碉堡、铁丝网、水雷、地雷等各种障碍。这个登陆战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虽然解放军最后拿下了这个小岛,但伤亡比率也达到了1∶1.27,就是说,打死100个敌人,自己要损耗127个,这在国共内战当中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拿下了一江山岛,大陈岛就唾手可得了,从此整个浙东海面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掌握之中。有一本小说叫《踏平东海万顷浪》,写的就是这场战役,意思是只要拿下这个0.7平方公里的小岛,整个东海也就踏平一半了。
另外,这场战役还有政治试探作用。1954年12月美国和台湾签订了军事同盟协定,中方想通过一江山岛战役试一试这个军事协定的底线,看看如果攻打台湾的话,美方会介入多深呢?结果打下一江山岛之后,美军动用了六艘航空母舰保护大陈岛撤退,这也是二战以后美国最大规模地使用航空母舰,从此中共的对台策略就比较小心谨慎了。
军科院的刘亚洲将军有一句名言,夺岛战役必须有敌人三倍的力量。比如想要攻打台湾岛,台湾起码有16万的陆军战斗力,那么三倍就是四五十万人,要把四五十万人同时送到一个岛上,而且是同步送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军事行动,其难度不亚于诺曼底登陆。
而张爱萍将军指挥的“一江山岛之战”有点诺曼底登陆的味道,因为当时的天气非常不好,风浪大,飞机出动困难。总参下命令,要求暂缓攻岛。张爱萍心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拍板说:“打!”总参谋长粟裕心里打小鼓,问:“你有把握没有?”张爱萍说:“有,只要美国不介入我就有把握。”粟裕又问:“那你有没有绝对的把握?”张爱萍说:“打仗哪儿有绝对的把握——不过把握还是有的。”
他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了解战场情况。他到距离一江山岛一公里外的头门山岛亲自考察过,对战斗心里有数,敢于负责,敢于承担。当然这样的举动再次招来误解和非议,不过一切迷雾最终会在事实面前烟消云散。
其实张爱萍最大的功勋在“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当时中央军委下面有一个特委,专门搞高科技,由周恩来亲自抓,聂荣臻元帅主办,毛泽东点将张爱萍任一线总指挥官,带人到大戈壁建立了原子弹基地。
张爱萍在苏联学习过,所以在引进苏联专家的时候,他很懂得如何学习先进经验,但又不盲从,给国家避免了很多损失,少走了许多弯路。比如发射潜艇导弹,一颗导弹多少钱?4600万美元。在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的五六十年代,中央能下决心拨出这么一大笔款来,确实不容易。当时张爱萍带领的那些研究人员有时候吃不饱饭,还要周总理亲自特批,其实也就一天加二两粮食而已。
当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全国上下都不知道,只有极少数军政领导知情。从1958年毛泽东下令要搞自己的原子弹,才不过短短六年时间就搞出来了。爆完以后中南海问,是不是真的核爆?
蘑菇云升起以后,一线部队就冲到核爆中心地区取样,证实确实是核爆,然后才上报中央,发布号外。但是当时西方人并不承认,说这不过是把一个核装置放在一百米高的铁塔上引爆,距离真正的核武器还差得很远。于是张爱萍就领着科研人员继续努力,第二年又实验了一次,这次把一个庞大的核装置缩小成可以投掷的武器,但西方又说,你这个有弹没枪,只能当核地雷使。结果中国科学家继续努力,终于在1967年成功制造出了火箭核武器。
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军事工业很快陷入瘫痪,张爱萍也受了五年监禁,江青点名说他是特务、假党员。他挨了整,两条腿和一只胳膊残废了,一只眼睛失明,肋骨也断了几根,但他拼死扛住“四人帮”的诬陷,始终不肯签字认罪。
他说,我个人的生命安危不足惜,但如果签了字,我下面这些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几万工人、几万解放军战士,都算站错了队,我怎么跟他们交代?祖国的“两弹一星”怎么办?按照你们让工人去设计喷气式战机,能在土跑道上起飞等,那都是“一堆废铁”!“一堆废铁”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说出来的,只有张爱萍将军。
“文革”结束后,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技战线领导国防科技事业。1980年5月,他成功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发射,为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主讲马鼎盛)
《松山战役笔记》
中国八年抗战的缩影
余戈(1968-),曾在部队任雷达技师、宣传干事,后调入解放军出版社,现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副主编。
缅甸国土上建起那么多日军墓碑和忠魂塔,不是政府行为,是民间自发的。在一点上,日本军民非常团结。
说起松山战役[3],有人会想起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电视里中国军队以少胜多,杀得日本鬼子一批一批倒下去,看得大家痛快淋漓。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看看《松山战役笔记》就清楚了。
松山是中缅边境一个要塞,滇缅公路绕不过去的地方,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这块阵地只有十几平方公里,驻扎了1200多个日军,却让中方动用了三万多兵力,两个军、三个师、八个团,整整打了90多天,最后战死4000多人,总伤亡人数逾万,才拿下来。蒋介石为此大怒,据说还在战场上枪毙了一个团长。松山战役就像中国八年抗战的一个缩影——“惨胜”。
在松山战役中,日军的确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有记录说,最后美军挖了个地道用了3000公斤TNT炸药,才把日军的主堡整个炸掉。主堡里面只有几十个日寇。此后的战役又继续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那时候盟军已经有了制空权,飞机每天轮番轰炸,国民党也完全美式装备,100多辆卡车拉的炮弹只够打一天。就是这么强大的火力,而日军只有几百个步兵,加上一个炮兵中队,居然还能死守90多天,说明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是多么强大,他们的战术和工事构筑也很出色,向这样的敌人学习并不羞耻。
松山战役结束后,有十几个日军逃回去了,这些老人现在居然借着旅游、考察之类的名义,又回到了昔日的中缅战场,自己花钱建了很多忠魂塔和纪念碑,连军马都立了碑。而中国将士牺牲了上万人所留下的纪念碑却被缅甸政府统统毁掉,我们除了痛心疾首,毫无办法。
我们在云南修公路的时候也会发掘出一些日军尸骸,为了人道主义及环保卫生等原因,一般会把他们烧了埋掉。每年都有一些日本老兵过来拜祭,一边叩头一边哭天抢地。那些老军人到了旧日战场上,依然能指出当时的阵地情况,哪怕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阵地,也甲乙丙丁、天干地支分得很仔细。一个小小的主堡——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说的那个树堡,死了多少人,少尉是在哪儿死的,小队长是在哪儿死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对松山战役的认识和分析,比中国人要深刻得多。
日本人不忘历史,只要是为国家献身的,哪怕是一个普通士兵,也会要求把他的遗骨带回去。那些日本旅游团过来的时候,会出很高的价钱收购军人的遗骨,比如一根手指骨就给一台彩电——80年代一台彩电可不是小数目;谁要是能找到一个完整的军官头骨,甚至可以给你一辆汽车。缅甸国土上建起那么多日军的墓碑和忠魂塔,不是政府行为,是民间自发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军民非常团结。
(主讲马鼎盛)
《奇怪的战败》
为国捐躯的史学大师
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巴黎大学任教。1929年与费弗尔共同创办《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形成。著有《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
处决那一天,他们四个人一组,站在墙壁前面,旁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颤抖着问这位五十多岁的长者,会疼吗?长者回答,不要怕,一下就过去了。这是大师最后的遗言。
“这些纸页将来有可能发表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我最亲近的人才能看到,别人要过了很久以后才能读到它们,但我还是决心写出来。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难以忍受的时刻,无知和欺骗的迷雾将一点一点被揭开。也许将来那些致力于穿透它们的研究者,如果他们还能够发现它的话,将会发现翻看这份1940年的笔记,还是有些益处的。”
这是《奇怪的战败》一书的开头。从中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一个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记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会不会被湮没。这让人想起司马迁的《史记》,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完成了艰巨的著述之后,甚至不敢奢望会有更多人读到它,只希望可以“藏诸名山,传于后人”,能够给未来留个见证。
马克·布洛赫是知识分子中罕有的巨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史学流派年鉴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相当传奇,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他在一战中立下赫赫军功,二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53岁了,在巴黎大学当教授,但他还是毅然投笔从戎。可惜法国军队不到一个月就溃败了,他只好转入地下抵抗,后来被盖世太保逮捕,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个星期被枪杀。
这本书无疑是沉重的,这位为国捐躯的历史学家过去一直都在挖掘前人留下的证据和记录,从中组织和构筑自己的历史观。但是这一次,他却以一个历史参与者的身份,亲自留下一份证言。书中反省了法国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战败,而且败得这么彻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爱国学者反思战败根源,对他的祖国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尤其对法国军队的愚蠢错误进行了严厉指责。
这支军队糟糕到什么程度呢?1939年5月一个晴朗的日子,负责储备库的法军军官在大街上看到一些坦克,觉得它们的颜色有点奇怪,与当时法国军队使用的所有坦克都不一样,而且它们活动反常,都向着与前线相反的方向开去。于是他就走过去,试图截停那些弄反了方向的坦克,这时候旁边有人紧紧拉住他:“小心!那是德军的坦克。”
可见法国军队腐烂到什么程度!敌军的坦克长驱直入,法国军官还摸不着头脑呢。布洛赫提到这些军官的自大和愚蠢就感到愤怒。相比之下,德军战胜法国更多是一种理性层面的胜利,那就是运用最新的战略战术,用高速的运动战和准确的情报,包括灵活机动的管理组织形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创新精神击垮了法国。
尽管如此,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深深眷恋着自己的祖国。不要忘记,在就义之前,他曾被拔掉指甲,施以火刑,浸以水刑。处决那一天,他们四个人一组站在墙壁前面,旁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颤抖着问这位五十多岁的长者,会疼吗?长者回答,不要怕,一下就过去了。
这是大师最后的遗言。
(主讲梁文道)
《被遗忘的士兵》
普通人的战争
盖伊·萨杰,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1942年应征入伍,当过运输兵,后转入德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大德意志师,并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会战,包括斯大林格勒会战、明斯克会战、库尔斯克会战、第聂伯河会战和德国国内的防御战等。
老百姓是天生反战的,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说没别的,只有鲜血、眼泪和死亡。
关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战场的回忆录汗牛充栋,《被遗忘的士兵》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德国士兵写的。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刘少奇也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那么,这段由纳粹德军所写的战争史会是什么样的呢?
作者盖伊·萨杰1942年参军时还是个17岁的小伙子,他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所以他后来被盟军俘虏,人家问他是哪里人?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二战中,盖伊·萨杰用两条腿走遍了苏联战场,他亲历过哈尔科夫战役、斯大林格勒血战还有库尔斯克大会战,居然没怎么受伤。这种从战场上活下来的老兵才有资格去讲战争,他讲出了一些大家以前都不愿意正视的事实。
在他看来,当时德军的战斗力要比苏军强太多。作为一个普通士兵,他所接触的也就是一个连或一个营的战斗,视野不过数十里之内。他所在的那个连击溃了几倍于他们的苏军。1944年之后,他们的火力武器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制空权也被苏军控制,但库尔斯克会战的时候,他们那几个连的八百人仍然打败了两千俄国人。德国战报记载,当时有一个方面军是8万人击溃了40万苏军[4]。
他认为德军战斗力强主要靠的是纪律。他们被俘虏之后,纪律还是非常整肃,会很有秩序地把食物和帐篷之类的稀有资源先让给伤员。如果军官们一声令下,大家会马上整齐地集合起来,尽管可能都衣衫褴褛或缺胳膊断腿的,但还是能很快排成整齐的队列。这是几百年前普鲁士军团留下来的传统,德军就是靠着这样超强的纪律性和战斗力,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打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
盖伊·萨杰开始只是个辎重兵,搞后勤的。但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因为到后来苏德战争不止在前线打,后方也在较量。德国的补给线多次被游击队切断,游击队都是些老百姓,没经过什么训练,武器装备也不行,很轻易就被德军击溃,但是他们却可以趁机烧掉你的辎重,把列车炸掉,把粮食毁掉。
毁掉一趟列车,就等于消灭了德军一个团。因为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平原上,没有吃的、没有烧的,不用打仗就活活冻死了。盖伊·萨杰亲眼看到很多德国兵不是死于枪炮而是死于冻饿,他们当时只要一杯热咖啡就能活下去,但是没有。
作为一个辎重兵,他感受最深的是苏军打不完的炮弹,苏联人可以连续八小时不停轰炸,哪条战线能经得住这种炸法?简直可以把人的灵魂炸出窍。作者说,那时候他才知道什么是勇敢,真正的勇敢根本不是电影上演的,什么毫无畏惧,一往无前。真正的勇敢是一边被苏军轰炸吓得尿了裤子,一边还要拿起武器作战。就是这种尿了裤子的士兵,你问他下次还当不当敢死队,他还要去当,那才是真正的勇敢。
书中也反思了德军的失败,苏联的胜利是“得道多助”,得到了美国和全世界的物资帮助,而德军后来已经被困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东面是茫茫无际的俄罗斯大平原,西面、北面、南面都是海。而海洋是英美联军的天下,跟百战百胜的德国陆军没关系。所以德军虽然骁勇善战,但他们缺少两样东西,一是资源,二是辽阔的领土。苏联有224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即使把乌拉尔以东都占领了,它还有辽阔的西伯利亚。如果没有资源和人力,最后耗也耗死你,所以这仗根本没法打。
书中也提到战争的残酷,比如屠杀俘虏,在激战中,可能一支一千人的部队要带两千俘虏,怎么带?这些可都是兵,拿起枪来就能作战,所以杀俘虏是双方都发生过的。还有就是扔掉伤员,很多时候这是命令,因为如果不丢掉,大家一起死,肯定没活路,丢掉了还能活一个,以后再回来报仇。所以战争的残酷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不过战争也有人道的地方,作者说他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二等兵,但在战争中也享受过好几次休假。虽然休假一路上也是千辛万苦,从前线回到后方有几千公里,还要躲避轰炸和袭击,跟打仗差不多。不过他们都很珍惜休假的机会,毕竟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人需要精神上的缓和。
(主讲马鼎盛)
《士兵突击》
中国特种兵诞生记
兰晓龙(1973-),湖南邵阳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编剧。曾创作剧本《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等。
其实特种兵就三个字:不可能。
《士兵突击》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讲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孩子许三多,最后如何变成了特种兵的兵中之王。特种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不像狙击兵,狙击兵枪打得再准,也只能一个一个消灭敌人;而按照《士兵突击》的说法,特种兵是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战略性部队,其威力相当于一枚核弹。
这种说法有没有夸张呢?当然没有。在战争中,如果中国面对的是比自己军事力量强大数倍的超级大国,这种不对称的超限战就必须使用特种兵。他们可以潜入敌国心脏,在那里引发核战争和生化战争,从而起到牵制敌国的战略作用。特种兵的选拔是非常严苛的,比如说一个神枪手,你在市里能打第一名,算是几千人里数得着的;在军队打个第一名,算是几万人里的老大;只有能在整个大军区拿前几名,才有希望进入特种兵。但也只是有希望,因为对特种兵来说,百步穿杨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士兵突击》里有这么一段,说有一个空降伞兵特种兵,他11种枪械都能打出优秀,但是到了老A(大军区的特种兵大队)就过不了关了。因为老A的要求是负重几十公斤,跑了十公里之后,差不多是在气喘吁吁的情况下,闭着眼睛把一堆分解的枪械在很短的时间内装好,还要在不能校准的情况下拔枪就打,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完20发子弹。成绩单一拿出来,那些大军区里拔尖的神枪手很多都不及格。
特种兵不但要枪法好,还要会爆破、绘图,将来深入敌后能为大部队打开一条最好的战略通道,选择一个最好的攻击点。例如,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如果有一枚带有生化武器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以色列,整个中东战争就会乱成一锅粥。这时候要派特种兵穿过沙漠到敌后,找到飞毛腿导弹的发射基地,然后指引自己方面的火力去摧毁它。
其实特种兵就三个字:不可能。许三多经过一次又一次超乎常人的考验,在身体、精神和心理上都经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还能发挥出最大潜能,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祖国、对军队、对信念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培养这么一个特种兵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也许几千、几万人里面也挑不出一个。
这样的士兵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按许三多的话来说,他们虽然是特种兵,同时也是步兵,步兵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许三多就是从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农村孩子,成长到掌握了全面的战斗技能,能够完成艰巨战略任务的士兵。
从《士兵突击》中还可以看到中外特种兵的区别。我们军队的高层领导曾经说过,中国和美国在军事上的差距至少有20年。许三多这样的农村孩子也正代表了中国贫穷、落后、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种兵,他们如何能够与美国军队、俄罗斯军队匹敌呢?
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个几十年没有战争的国家,离我们最近的中越边境反击战,是1979年2月17号开始的,3月5号就结束了。后来虽然也有过断断续续的边境小骚动,但都算不上战争。就连这样的小骚动到1988年也已经完全没有了。
今天20岁的孩子,都是在完全没有战火硝烟的和平时代长大的,现在部队里面中校以下的干部,可以说都没有真正上过战场。
就拿许三多来说,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村孩子,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是作为特种兵进入战场以后怎么办?不能杀人怎么执行任务?有一次许三多在边境执行任务,面对的一帮贩毒分子都是死有余辜的亡命之徒。但是在生死瞬间他起了善心,对敌人手软了,差点儿中招,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出拳就打碎了毒贩的咽喉,把他结果了。
就是这一下使他的人生观念彻底转变,以前他面对毒贩总是扣不下扳机,嗓子发干,浑身出汗发抖,这不是一个狙击兵应该有的行为。因为他过不了生死这关,对敌人下不了杀手。这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杀人,但是不能杀人怎么参加战争呢?
在老山战役中,有一位叫向小平[5]的英雄,他曾经用31发子弹击毙30名敌人,重伤一名,重伤那个就是因为他第一次开枪打人,下不了手。但是后来他看到越军要伤害自己的战友,才将他击毙。要夺取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这一关是不大容易过的。对一个士兵来说,这种心理训练非常重要。好在许三多最后过了这一关,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青年战士,在拥有了杀敌技能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之后,才有可能锻炼成一支能刺刀见红的队伍。就算没有仗打,中国早晚也得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去接触实战。
《士兵突击》提到了中外特种兵的比较,其实中国经常派特种兵出境,到南美洲、亚马孙河等地与世界各国的特种兵一起同场较量,也并不输于他们。所以咱们也不要迷信,好像中国特种兵的实力就比不上外国人。“别斯兰事件”[6]发生的时候,俄罗斯动用了最精锐的“信号旗”特种兵[7],那是他们最顶尖的部队,结果还是不得不用炮轰开体育馆的墙和天花板,“信号旗”强攻进去之后两死四伤,是他们建队之后最大的一次伤亡。
美国第七舰队来中国访问的时候,跟我们进行过十项全能比赛。那些美国水兵看上去很彪悍,但中国人在灵活性和群体合作方面更具优势。当然也不能不承认,西方国家在信息设备和特种枪械方面很有优势,但真正打起仗来,中国靠许三多这种出身艰苦但信念坚定的士兵,不一定就克服不了20年的军事差距。
(主讲马鼎盛)
《上帝之拳》
海湾战争的绝密内情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Forsyth,1938-),英国小说家,曾任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路透社东柏林局首席记者、BBC的广播记者。著有《豺狼的日子》《谍海生涯》《轻柔说话的风》等。
能不能找到巴比伦大炮,并在开战之前把它销毁,成为伊拉克战争成败的关键。
1990年的海湾战争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这场战争的焦点是核武器,美国打伊拉克的最大理由就是伊拉克藏有核武器,虽然战后证明他们并没有。但是当美英盟国加上以色列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还是发现伊拉克拥有一种颇有威力的秘密武器——所谓的巴比伦大炮[8]。
巴比伦大炮是如何被发现的?当时,伊拉克被监测到一直通过很多秘密渠道从欧洲购买一些管子,这种管子有点类似输油管,但是它对坚固程度的要求更高。美军就怀疑它是发射器的一部分,据说把很多条这种管子接起来,超过一百公尺,就可以发射巴比伦大炮的炮弹。
这个秘密武器瞄准了科威特的一块三角地带,那儿也是联合国军队收复科威特的必经之地,如果在军队集合在那里的时候发射一枚大炮,死伤人数可达十万。如此惨重的代价是联合国军队无法承受的,所以能不能找到巴比伦大炮,并在开战之前把它销毁,成为伊拉克战争成败的关键。
《上帝之拳》讲述了马丁少校如何深入伊拉克腹地,成功找到巴比伦大炮,并用激光指示器引导美军的轰炸机把它炸毁的故事。马丁少校是英国特勤部队的特种兵,当然这种事情肯定不是他一个人背着炸药去就能成功的,但是他作为特工人员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前不久发生过一个类似事件,美国的16架战机——8架F15作掩护,8架F16满载着炸弹,直奔地中海岸的叙利亚,成功炸掉了叙利亚的核设施,然后安全返回,16架战机毫发无损。来回2000公里的远程飞行并不难,关键是,你如何做到把几十吨炸弹准确地扔到核设施上?这就要靠特工人员发挥作用了。
巴比伦大炮也是这么炸的。那么,马丁这些特工人员是如何潜入伊拉克的,空投下去的?空投技术并不罕见,但这种特技空投要求高空空投,低空开伞,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飞机在一万多米的高空把人扔下去,那里的温度是零下30~40度,自由落体速度是每秒60~80米。也就是说,人先要经过几分钟的彻骨冰冷,然后在失去意识和方向不明的情况下,在400米的低空瞬间准确开伞,每秒60~80米的高速马上变为每秒5~8米的低速,这一拉一扯,不是常人所能经受得住的。但马丁少校就这样带着几个助手成功跳伞,然后背着沉重装备爬山越岭,找到了巴比伦大炮,准确引导了炸弹发射。
书中讲述了特种兵的许多神奇之处,比如在伊拉克战场上,有的狙击手最远可在一千码以外的地方一枪命中敌人。而马丁少校精通阿拉伯语,长得也很像阿拉伯人,又在伊拉克长期生活过,这样的特工自然难得。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有敌人派这样的高级特工来破坏中国的军事设施,中国的特种部队有能力反击保卫战略目标吗?
(主讲马鼎盛)
[1]马家军,民国时期控制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地方军阀。主要人物包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合称为“西北四马”。他们以家族、血缘和宗教为纽带,在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前提下保持西北地区的治理权,并消灭损害其统治地位的其他势力。
[2]在《从战争中走来》这本书的腰封上,标有这样几行字: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儿子评价父亲则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
[3]1942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撤退到怒江东岸的远征军余部与日军隔岸对峙。日军在怒江西岸及滇缅公路旁的松山修建了坚固的准要塞式防御工事。1944年为了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远征军于6月4日进攻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同年9月7日占领松山。松山战役是滇西战役中关键性的战役,被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4]苏德战场被称为20世纪最为惨烈、最为血腥的战场,是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惊人的伤亡情况。苏联的伤亡数字:军队共亡916.48万,平民死亡1740万,总亡近2660万,全国成年男子有一半非死即残。
[5]向小平(1966-),四川南充人。1988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向小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6]2004年9月1日上午,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突然闯入俄罗斯南部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参加新学期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赶进学校体育馆劫为人质,并在体育馆中及周围安放了爆炸物。俄罗斯军方包围了学校三天,试图解救被围困的平民和学生,事件在9月3日结束,但导致326名人质死亡,成为俄罗斯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7]1981年苏联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用于在境外从事秘密特工活动,委托克格勃C局(秘密谍报局)具体负责。新的特种部队取名为“信号旗”,对外名称是“苏联克格勃独立训练中心”。1991年改编成反恐部队。
[8]巴比伦大炮是伊拉克在火炮专家布尔博士帮助下建造的一种超级大炮,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大炮,炮重2100吨,长达150米,据说,这门大炮能将两吨重的火箭弹送入太空,可用来发射卫星。1989年,伊拉克将“巴比伦幼儿”大炮安装在伊拉克中部、巴格达以北144公里以外的隐秘场所,大炮被固定在坡度为45度的山坡上。这门大炮的制造者布尔博士,1990年3月22日自己的公寓门口,被不名杀手枪击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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