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从日记看历史人物

    杨天石（1936-），江苏东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等。

    正是对毛泽东的这种估量，决定了蒋介石日后的策略。

    我小时候并不知道蒋介石是谁，虽然我在台湾长大。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蒋中正，不知道原来他还叫蒋介石。上小学，他是我们口中的“先总统蒋公”，有人编了一首《先总统蒋公纪念歌》。

    杨天石这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出版以后广受好评。正如大家所说的，它还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蒋介石。杨教授过去几年一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翻看保存在那里的蒋介石日记。蒋介石从1915年28岁时起，一直到1972年8月离世前三年，一直都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最后三年他的手因病萎缩无法再写。日记因为战乱丢失过一部分，但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这些日记都是他的手稿，并没有经过复制，而杨天石教授是第一批接触到这些档案的研究者。

    日记流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情感，里面甚至还有很多骂人的话。所以杨教授认为这个日记有很大的可信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杨教授很懂得如何运用大量材料与这些日记进行对照，将它还原到历史脉络中去解读，并不直接依据日记作出判断。

    书中关注了很多日常细节，比如日记里出现过一个蒋介石早年在上海认识的青楼妓女，两人一度有过许多亲密往来，但后来蒋跟她断绝了关系，因为他当时认识到“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但第二天在旅馆中又“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他也真实地记下来，并决定以后“见色起意要记过一次”，可见还是一个能严于律己的人。

    他还严格要求自己要戒贪，大概以前也动用过公款，他自责说，这么做“心志渐趋安逸，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每当有不好的欲望出现时，他就这样自省一番。蒋介石以曾文正公为偶像，曾国藩天天写日记，他也天天写日记；曾国藩喜欢讲修身，他也按照儒家那套讲修身。

    关于他的功过是非，过去大家争议的焦点是他对待抗战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杨天石在《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淞沪战役之前，很多人都建议求和，比如胡适就主张干脆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换取东亚的长期和平，因为“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以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说白了就是认为中国根本打不过日本，所以应该先求和，然后争取时间好好发展壮大，日后再决一死战。

    蒋介石却在日记中说，“此为存亡关头，万不可使失守也”。当然事实上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弃和谈的机会，抗战期间，双方一方面打得很激烈，另一方面也一直有密使往来接触，最起码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双方就以香港为中介点，不断地派密使往来。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最大的成功当然是完全收复失地，最低限度也要收复“七七事变”之后被占领的土地。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局势有变，他就决心要一直打下去了。可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抗战意志要结合整个现实环境，不能凭空来看。

    台湾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蒋公最讨厌苏联，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早年跟苏联相当友好。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国共两党在根源上很接近，国民党在草创之初和苏联有过很多密切合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讲的就是1923年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访问苏联的经过。

    1923年9月2日下午1点，蒋介石到达莫斯科车站，首先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东方部部长会谈了一小时。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相见时颇诚恳，皆以同志资格谈话。”这时候双方可谓好得如胶似漆。后来蒋介石在苏联军校对着红军士兵发表演讲，他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高昂的国际歌打断。蒋介石情绪非常激动，最后与会者高喊着“乌拉”将他抬上车，他非常高兴。事后他在日记中说，红军“军纪虽不及日本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

    后来为什么又跟苏联闹翻了呢？其实在日记中也能看出迹象。蒋介石到苏联之后积极学习俄语，还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但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与苏联合作，希望在当时被苏联纳入势力范围的外蒙古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将来北伐作战的时候，能够有北方军队支援。但苏方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国民党应该先搞好政治工作，不要急于在军事上有所行动。

    在蒋介石看来，虽然苏联是共产革命的胜利果实，却未脱帝国主义心态，想把外蒙古长期笼罩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论为了个人、为了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间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感，使他后来对苏联越来越疏远。很多人读此书更关注的是“重庆谈判”，那是中国历史上扭转乾坤的重要关头。当年双方谈判得出的总纲是一个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决议要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双方谈到这一步，应该说是不容易的。毛泽东离开重庆回延安之前，蒋介石还说：“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但他在自己的花园里转了一周之后，又觉得“共党不可与群也”。日记中他写道：“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正是对毛的这种估量，决定了蒋介石日后的策略。

    书中还分析了“软禁胡汉民”事件，胡汉民[1]是国民党的元老，地位比蒋还高。在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身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与他经常有冲突。1931年的一天，蒋介石以宴客为名把胡汉民请到自己家中，谁知道突然就把立法院院长给软禁起来，迫他辞职，而且当时国民党内没有人敢吭声，没人敢反对。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国民党就彻底变成了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

    （主讲梁文道）

    《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打造现代中国

    刘中国（1961-），河南信阳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等。黄晓东（1963-），广东惠来人，现任珠海市宣传部长，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兼职教授。

    容闳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被认识得还太少。

    容闳是一位一向被远远低估了的人物。说起清末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开风气之先的人，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其实容闳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中国近代历史正如毛泽东所言，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容闳是第一个把现代思想传播到中国的人，他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香山比邻澳门，澳门从16世纪被葡萄牙人占领，成为中国沿海一块资本主义文明的飞地，自然对香山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容闳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他把7岁的儿子送到澳门读书，希望他学点外文，将来做个买办，过上比农民更好的生活。所以容闳在鸦片战争还没爆发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中英双语教育，后来又到美国留学。

    清朝时候去美国读书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困难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容闳去考耶鲁大学那年才18岁，进耶鲁大学第一要考数学，他根本没学过数学；第二要考古希腊语，他也没学过古希腊语，虽然他的英文还不错。但是通过10个月的学习，这些考试他都通过了，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后来认识了孙中山，两人一见面就聊得非常投机，对如何改造中国有很多共识。容闳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从封建专制帝国转变为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蓝图——“中国红龙计划”[2]，而容闳与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中山是一个全职革命家，容闳最重要的影响是在教育领域。

    容闳组织了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这批幼童后来全部成为清末民初政治、工程、医学、教育各界的精英。“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都是容闳从第一代留美学生中培养出来的。

    容闳还是一个外交家，他曾被清王朝委任为驻美国副公使，当时他为了中国劳工问题亲自去秘鲁做调查，并代表大清王朝与秘鲁政府谈判，制止了虐待华工的不人道行为。同时，容闳还是一个企业家，他对创办中国的现代化企业也有很大贡献。

    而在这重重身份之外，容闳首先是一个爱国者，虽然他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与美国很多名人都有来往，但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故土。容闳看到当时的美国虽然离成为超级大国还很远，但它的未来显然比大清王朝光明得多，他希望中国也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

    当曾国藩还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容闳就敏锐地注意到，太平天国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南方农民？他到过天京，见到洪仁玕，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试图通过太平天国改变中国，可惜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现代化。反倒是曾国藩更重视容闳的思想，委他以重任。

    不管怎么说，容闳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被人们认识得还太少。如今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正是容闳当年日夜梦想的，此刻再回过头去看看先驱们所作的努力，对我们应该有很大启发。

    （主讲何亮亮）

    《陈寅恪与傅斯年》

    知识分子的风骨

    岳南（1962-），山东诸城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擅长考古纪实文学创作，著有《风雪定陵》《西汉亡魂》《盗墓史》等。

    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这其中隐含着对今日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

    十几年前，知识界涌起了民国热，开始研究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这其中隐含着对今日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广告语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其实是盼着能再有这样的大师。

    将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位史学大师放在一起，当然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陈寅恪性格内向，一生为学问而学问；傅斯年则脾气火暴，也颇有事功。他后来成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3]，成为中国现代史学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他们两人也是好朋友，还有姻亲关系。傅斯年再婚，娶的是俞大维的胞妹俞大綵，而俞大维的妻子，正是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大陆读者也许对傅斯年比较陌生，因为他后来长居台湾，基本上与大陆隔绝了。实际上，傅斯年当年也是北大的风云人物，“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就是他。

    读了这本书，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厉害。比如傅斯年，他在伦敦大学读实验心理学，同时还选修了化学、物理、数学、医学等课程。后来他转到柏林读书，与陈寅恪同学。有一天晚上毛子水、罗家伦他们一起吃饭，大家翻傅斯年的书包，居然翻出一本三卷册的地质学专业书。而傅斯年当时在德国学史料学和实证史学，也就是说，他从自然科学学起，经由心理学和地质学，最后才落脚于史学。俞大维也是这样，先搞文史，后来又去研究军工和弹道技术，最后在台湾做了“国防部长”。

    傅斯年后来去了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到现在台大校园里还有一口“傅钟”[4]，每年12月20日他去世那天就会敲响。傅斯年其实只在台大当了一年校长，影响却很大。他一来就炒掉七十多个他认为不合格的教授，要求非常严格。当时台湾到处抓共产党，傅斯年虽然反共，但如果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到学校里抓人，他是要骂的；甚至还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声明，说台大绝不兼办警察任务，也不兼办特工，当局若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可以依法查办，但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可见，他一直都是“五四”时候的那个傅斯年，从未放弃捍卫学术的自由与独立。

    有一次他在会场上与人争辩，认为奖学金制度不应该废止，对刻苦努力肯用功的学生，应该想办法替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用心勤学。说完这话之后，他因为情绪太激动，宿疾发作，送去医院没多久就去世了。后来台大的学生还为此上街游行，要求把与校长争辩的那个人揪出来惩办。可见在很多同事和学生心中，虽然都觉得他脾气暴躁、行事霸道，但到底没有辱没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书写方式相当感性，故事生动有趣。比如傅斯年曾经写过一封信给罗家伦，中间提到这么一句话：“说点笑话吧，老陈回去坐二等舱，带着俞大维那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这个孩子就是俞大维[5]与一个德国女音乐教师生下的私生子扬和[6]。”

    书里还说到当年徐志摩也在柏林，那时他正追求心中圣女林徽因，不惜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开。那些好事的留德学生就在一旁纷纷献计，拉着徐志摩到中国饭馆要他请客。有一个绰号“鬼谷子”的留学生居然出了个主意，让徐志摩把张幼仪像捐麻袋一样捐出来，移交给当时还没有结婚的金岳霖，大家都齐声喝彩。没想到金岳霖也在这家餐馆吃饭，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突然听到有人用中国话喊自己的名字，就探头出来看，结果把大家吓得面无血色。

    关于这两位史学大师，学术界也有很多学理研究，比如我最近看的一本《真理与历史》。两本书如能结合在一起看，相信大家会更有收益。

    （主讲梁文道）

    《也同欢乐也同愁》

    陈寅恪家族和台湾的渊源

    因为是孩童记忆，读来还是让人有些安慰，觉得陈先生这一生到底还是有过欢乐和温暖的。

    《也同欢乐也同愁》是陈寅恪的三个孩子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一起写的，书的副标题是“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这本书从子女的角度回忆了当年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种种经历。全书都用繁体字印刷。

    陈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师，学问了得，但他一生的遭遇却相当坎坷。刚刚学成回国，正该大展抱负的时候，却遭逢乱世，四处逃亡；稍微安定下来后，视力又不好，终至双目失明。本来他被牛津、剑桥邀请去做教授，因为战乱的原因也没去成，最后留在大陆，晚景很凄凉。

    “文革”期间他遭受非人折磨，不仅断了医药治疗，每天还用高音喇叭在他耳边轰炸，不许他再制造“毒草”。陈寅恪写完一部《柳如是别传》后就离世了，四十多天后夫人唐筼也跟着走了。后来陈先生的表弟俞大维[7]在台湾发表演讲，提到这些事，泣不成声。

    《也同欢乐也同愁》中也不乏这类伤感情节，但因为是孩童记忆，读来还是让人有些安慰，觉得陈先生这一生到底还是有过欢乐和温暖的。比如书中提到1926年1月，陈先生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柏林起程回国。当时他带着俞大维的三岁小儿，这孩子身体强健，精力旺盛，上蹿下跳，一刻不停，对毫无育儿经验的陈先生来说，无疑是大挑战。船过苏伊士运河到红海，不分四季的炎热气候令幼童长满痱子，头发根处特别多，陈先生不得不将他剃成光头，方便清洗。

    小娃不肯按顿吃饭，随时闹着要吃东西，如何解决？趁船过热带地区，陈先生整株地买下香蕉，利于保鲜，放在舱内，随时摘下一支给他充饥，有点像养猴子的感觉。男孩顽皮淘气，不时出现危险动作，比如想把手指头伸进转动的电风扇，陈先生只得加紧防范，一刻不敢懈怠。好不容易平安地把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带回中国，他已筋疲力尽，直到把小孩交到俞家人手中，才如释重负。我读了此书，才知道原来陈家和台湾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以前只知道，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8]、父亲陈三立[9]等几代人，常为《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而深感愤懑，痛惜不已。没想到陈夫人唐筼的家世也与台湾颇有渊源。

    说起陈先生与夫人的相识，也是一段佳话。1928年初春的一天，陈寅恪与朋友闲聊，听他说起在一个女教师家里看到横幅，署名“南注生”[10]。朋友问，知不知道“南注生”是谁？陈寅恪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唐景崧是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时候，他宣布台湾独立，成立共和国坚决抵抗日本。后来陈先生和唐筼结为夫妇，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叫陈流求，琉球是台湾古称；第二个女儿叫陈小彭，“彭”就是台湾的澎湖岛。在很多人心中，陈先生可能就是一个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其实他非常关心时事，也很爱读报纸聊时局，常常在路上遇到朋友，聊着聊着就忘了回家吃饭。1942年8月末，他又要带领全家再次逃难。他根据战场形势作出判断，中途岛战役日军惨败，往东南亚的海上补给线已被美军切断，日军为了打通东南亚陆上交通，不久定会进攻湘贵，因此大家必须尽快离开桂林到成都去。这些判断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但是最后在去留大陆的问题上，他与一生最要好的亲友俞大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这本书封面上的照片是1896年陈寅恪跟家里的兄弟姐妹在长沙的合影，右边第一个孩子就是陈寅恪，那时候他才四岁，生平第一次拍照，手里握了一枝桃花。他说怕小孩子们长得差不多，以后分不清哪一个是自己，所以握了一枝桃花来做记认，提醒自己将来老了的时候，记得手握桃花的那个就是我。

    （主讲梁文道）

    《四喜忧国》

    历史与未来

    张大春，1957年生于台湾，祖籍山东，小说家。好故事、会说书、善书法、爱赋诗。曾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著有《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多部作品。

    张大春对历史的态度，一边极尽讪笑，一边又饱含着无限悲悯。

    张大春是台湾有名的小说家，我觉得他好像华语世界里武器最齐备的一位侠客，想象一下武侠电影里那种决斗场面，大侠随身带着一个布包，“啪”一下摔在墙上，布包钉在那里，像卷轴一样放下来，里面足有几十种刀剑武器，随便哪种都可以克敌制胜——这，就是张大春。

    他的小说写法之丰富、技巧之繁杂，我还没有在华文小说家里见过第二个。尤其他年轻的时候，总是试图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挑战文字规范，像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难怪有人说他像顽童，每篇小说都可以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四喜忧国》是一本短篇小说集，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出版时轰动异常。很多人把第一篇《将军碑》与白先勇的《国葬》相比较。白先生是将门之后，一代名将白崇禧的公子，《国葬》这篇小说中可以找到一个老将军最后的苍凉回忆，写得非常伤感。

    但是同样的题材在张大春的《将军碑》里，却被完全颠覆了。对上一代的国民党将军，他既不歌颂，也不惋惜，而是用一种挖苦和嘲讽的语气。比如他笔下的那位老将军，其实早就该死了，已经处于一种奇异状态，能够穿越时空周游于过去未来，既能看到自己死后的情形，看到自己的坟墓和墓碑，又能回到过去看见自己当年在战场作战的景象。

    将军已无视时间的存在了，他常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阳台，向满院阴暗招摇的花木挥手微笑。如果清晨没有起雾或落雨，他总是穿戴整齐，从淡泊园南门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后他的老部下们为他塑建的大理石纪念碑。到了黄昏时分，他就举起望远镜扫视太平山，推断哪里有日本鬼子的据点。

    这些一直都是将军的秘密，在他活着的最后两年，人们始终无法了解他言行异常的原因，还以为他难耐退休后的冷清寂寞，经常沉湎于旧日的辉煌以至神志不清了，其实他只是在穿越时空。

    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是将军和儿子之间的冲突，他从小就希望儿子好好学武，学不成武学文也就罢了，但儿子却成了个教书匠，还偏偏要教社会学。作为一个国民党老将，他听见社会学就生气，因为这让他想起社会主义，想起共产党。他想带着儿子一起穿越时空回到当年的战场，但是儿子不肯跟他走。

    儿子循着来时的脚印退下，语气十分恭敬，他说：“爸，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在将军看来，这种姿态好像在告诉他，不管你们过去有多么了不起，都已经是历史了。这也是张大春对历史的态度，一边极尽讪笑，一边又饱含着无限悲悯。

    《四喜忧国》里收录的同名小说写的是一个老外省人朱四喜，他不识字，后来一个同乡教会了他看报识字，他就写了一个文告。为什么要写文告呢？他认为当年总统蒋公所写的文告是天下一等一的好文章，很了不起，现在他也要写一篇文告。这个文告里说，现在家园有难，形势险恶，可是我们的同胞们却只知道乱来，上酒家、跳舞、玩女人，实在太不像话了——你看，这算是什么文告呢？

    （主讲梁文道）

    《郭沫若家事》

    郭沫若的影子

    蔡震（1950-），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著有《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解读<女神>》《霜叶红于二月花——茅盾的女性世界》等。

    中国历史向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郭沫若手无缚鸡之力，就靠着一支笔，居然可以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

    书的名字有点像高级八卦，读完之后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关于郭沫若的家庭和感情生活[11]，书中基本没提。像他的第一位太太张琼华，在家中苦等他一辈子，替他照顾老人，26年后郭沫若衣锦还乡，向这位元配妻子深深地鞠躬致歉，这些事情书中都没有。他的最后一任太太于立群在他去世一年后自杀，而她的姐姐于立忱当年也曾为了郭沫若堕胎自杀，这些戏剧化的故事书中都没有出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空前绝后的文人。中国历史向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郭沫若手无缚鸡之力，就靠着一支笔，居然可以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而他在社会科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代诗风。他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比如1928-1930年，他在日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研究甲骨文，这种早已死亡的古文字很难懂，他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走上了甲骨文研究的巅峰[12]，成为著名的“甲骨四堂”[13]之一。别人是十年磨一剑，他却一年多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了不起。第二，他同时还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巨匠。

    那时候他穷得连白薯都买不起，他和日本太太安娜还有几个孩子整天挨冻受饿。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还每天冒着寒风或烈日去东京图书馆借书。除了进行甲骨文和古代史的研究，他同时还写下了自传《我的幼年》，翻译了美国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石炭王》《屠场》《煤油》以及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可见他是何等的勤奋和聪敏。

    在文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成就之外，他还做过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南昌起义，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到了建国之后，他在文化界的地位之高更是无人能及。他和毛泽东唱和作诗，写了首“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14]，毛泽东马上和了一首“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15]。在毛泽东发表的37首诗词里，还有一首专门“和郭沫若同志”的，就是那首《满江红》：“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16]。

    后来有很多对郭沫若的苛责，说他前半生轰轰烈烈，建国以后才气渐渐弱下去，在反右、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主讲马鼎盛）

    《我和父亲季羡林》

    晚辈的责任

    季承（1935-），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

    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

    季羡林[17]是大家公认的20世纪最后一位学术大师，但在这本书中，他的独子季承却开宗明义地说：“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

    季老学问之渊博就不用说了，他精通印度学、中亚古文学、梵典翻译学和佛学，是一位东方学巨擘。他的儿子季承显然并没有在学术上继承他。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写了父亲的几个遗憾。

    首先是夫妻生活的遗憾。季承在父亲的日记中发现，父亲在德国曾经爱过一个叫伊姆加德[18]的姑娘，季羡林当时非常矛盾、痛苦，因为自己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最后两人还是依依不舍地分了手。相比之下，季承觉得父亲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不好，他还记得父亲说过：“我和你妈没感情。”这话早已无法查证，但即使说过，也并不代表完全否定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

    那些20世纪30年代过来的人，因为包办婚姻居多，夫妻之间都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没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感觉，但是他母亲一辈子对父亲忠心耿耿，这种感情是后辈无法理解和评价的。尤其现在老夫妇都去世了，做儿子的出来讲他们感情不好，到底有些……季羡林两父子之间曾经有过十几年的隔阂，但是季老临终前重新接纳了儿子，允许他回到自己身边，并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他。季承当时在父亲面前双膝跪下，叩头认错，现在又在书里翻案，批评老爷子的不是，而老爷子是不能反驳的，这是不是一种缺席审判呢？

    季羡林和北大渊源深厚，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学子的时候，刚回国北大就给了他很高的待遇，相当于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几十年来季羡林都在北大辛勤工作，与校方关系相当融洽。季老也曾将很多珍贵文物和资料送给北大，但是后来又被季承拿回来很大一部分，这些恩恩怨怨一度被媒体炒得很热闹。

    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郁闷，一个学术造诣如此之高的国学大师，一生作出了这么多有形和无形的贡献，最后还将自己的一切都无偿捐献给国家，为什么他的身后会有这么多流言飞语？而有些流言又是从他亲人口中说出的，不但说了，还通过媒体广泛传播——这一点也是媒体要检讨和反思的。

    现在媒体竞争非常激烈，只要有利可图，大家都会趋之若鹜。凭着季老的名气，只要跟季羡林这三个字沾边，足可以保证畅销。可是为什么大家不多拿一些精力去发掘季老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对社会的正面影响，而非要去关注他的隐私呢？

    这本书中有很大篇幅都与季老晚年的助手李玉洁有关，李玉洁是季老晚年最信任的人，在季老身边有十年左右。季老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其实对生活上已经无所谓了，他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吃食堂，吃一个馒头过一天，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做学问。李玉洁退休以后在季老身边帮他处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谁要接触季老都要先经过她。季承被父亲驱逐出去后，对此一度非常愤懑，这种失落既有感情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季老收藏有很多珍贵文物，比如有一幅苏东坡的手卷就是国宝级的东西，价值连城。

    据说早些年季承也跟自己的妻子有些不愉快，后来和季老的小保姆发生了感情，季老很不赞成。那时候季承是60多岁的人了，小保姆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这样的忘年恋并不被看好，虽然现在两个人已经有了孩子。

    这些家庭纠纷都是斩不断、理还乱的陈年旧账，我觉得还是私下解决比较好。对季羡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来说，他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生活中的一些微波小澜根本不值一提。而且老人家已经过世了，我们还是要抱着更多的理解和感激，这是晚辈的责任，也是媒体的责任。

    （主讲马鼎盛）

    White Tiger

    杨宪益：白虎星照世

    杨宪益（1915-2009），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出生于天津一个银行世家，20世纪30年代留学牛津。与英国妻子戴乃迭合译过《红楼梦》《离骚》《史记》等经典名著。

    他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WhiteTiger是杨宪益先生的自传。杨先生是位大翻译家，但与我们所熟悉的翻译家不同，别人是把外国文化翻译到中国来，而杨先生最有成就的工作是把许多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全世界。有一些媒体甚至夸张地说，他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杨先生工作上的重要伙伴是他的夫人戴乃迭女士。戴女士是英国人，跟随杨先生到中国之后就一直留下来了。这对异国鸳鸯之间的故事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一段佳话。他们俩工作的时候通常是这种情形：先由杨先生把中文书口头翻译出来，戴乃迭女士把它记下来，然后两个人再一起从头润色。这对伉俪合作了几十年，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

    WhiteTiger的大陆版本译为《漏船载酒忆当年》，又译作《白虎星照命》。何谓“白虎星照命”？杨先生说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曾梦到有只白虎扑怀而来，相士们就说这孩子是个白虎星，将来有可能成就大事业，但同时也是个凶兆，恐怕人生中会经历很多磨难。杨先生拿这个说法当做书名，认为自己的一生就是一只吉凶参半的白虎。

    杨先生是世家子弟，他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一直到出国读书，好像都没遇到什么波折，简直顺利得有点离谱。他到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年不用怎么上学，别人可能都去勤工俭学了，他却坐着邮轮游了一圈地中海，坐的还是头等舱。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就是一个世家贵族子弟浪漫的玩耍历程。

    那学业怎么办呢？杨先生说，当年去英国留学的学生大概分三种：第一种是家里有钱自费出来念的，这种人比较贪玩，成绩也还可以；第二种是公费留学的，他们没有钱，但都是非常优秀、成绩拔尖的好学生；第三种是国民党派去的特务学生，当然都是些学习很烂的家伙。

    杨先生自然属于第一种，他不用功，但是人非常聪明，到英国用了不到半年就把英国孩子要学好几年的拉丁文、希腊文等基本课程都考过了。结果牛津大学硬是不相信，非要他到外头再学一年，于是他就用那一年去玩耍。无独有偶，据说他回国后认识的朋友梁实秋也是个没怎么好好学习的人，不过翻译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也是十天就可以翻译出一本来。

    杨先生是他们那一代很典型的知识精英，国学根底扎实，有过留洋经验，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精通好几种语言，生活方式和做派也很西化，结交了很多国际友人。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热心爱国，当年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就组织过抗日宣传活动。

    他跟那时候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家里有钱，信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个贪玩的富家子弟，另一方面又介入了改造社会的政治活动。杨先生早年加入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但他始终保持着一派天真，并不是一个能搞政治的人。

    这本书讲到后半部，故事就大不一样了。1949年，很多人劝他去台湾，他拒绝了，因为他很讨厌国民党那一套，选择留在南京。等到共产党进了城，他非常快乐，觉得共产党太好了。因为他看到南京市长柯庆施，出门居然没有车，不是走路就是自己骑脚踏车。还见到了陈毅元帅，发现也同样平易近人，跟平民老百姓一模一样。他忍不住感慨，哎呀，要是中国共产党官员都是这样，那可就好了！

    但是慢慢地，事情开始出现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京加拿大领事馆的一位领事收集了一批商朝甲骨文物，临走前想把它们留给杨先生。他觉得这可是珍贵的国宝，得捐给国家博物馆，赶紧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一个同事却说：“这样不行，一定要先给政府打报告。”他说：“还来得及跟政府报告吗？这么重要的文物不能让它流失啊！”结果，同事回答：“这是老外的东西，我们哪知道是不是趁机渗透呢！”类似这种奇怪状况陆续出现。所以杨先生说，很多人以为中国人搞运动最疯狂是在“文革”，其实“文革”不过是某些东西不断累积、升温的结果。

    书中还提到，那时候他自己的生活与周围人比起来要好太多，因为太太是英国人，夫妻两个可以享受外国专家待遇，吃的、住的都跟别人不一样。但他还是感慨，我们不是反对特权阶级的吗？为什么很多外国专家或政府官员，是凭级别来界定你能坐什么车，住什么房子，甚至到什么商店买东西呢？

    那个年代他做翻译工作，会有很多年轻编辑给他下命令，决定该译什么不该译什么。他们的标准都很奇怪：不管什么样的文学经典都要先看它的阶级意识和立场背景。有一次，他太太想翻译一则宋朝的鬼故事，管翻译的人却不准许，因为毛主席刚说过“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鬼故事自然也在被打倒之列。

    到了1960年，各种运动已经发展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常常有人找他去问话。有一次人家问：“杨先生，我听说解放前你曾经跟朋友说过，你非常欣赏’狡兔三窟‘这句话？”他说：“对，我那时候有几个孩子，要工作挣钱养家嘛，所以要找好几份工作。”那人就说：“但是这个’狡兔三窟‘恐怕还有别的意思吧。比如说是不是包括你可能同时对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外国帝国主义者效忠呢？”他觉得这种联想实在荒谬透顶。

    杨先生为人乐观，“文革”时候他和太太被抓起来，打成“外国特务”。他非常恐慌，因为和太太是分开囚禁，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尽量保持乐观。比如批斗这件事，他说：“我最不喜欢单独批斗，因为很闷。但是大伙一起挨批，有别人陪着，就会变得比较有趣。”被批斗得“坐飞机”，他自己身体好，还坐得住，但看到旁边的同事一个个摔到地上，场面就会变得非常搞笑。那时候大家一起坐牢，不久身上都长了虱子，他们就玩起了虱子。传说北方的虱子，不管把它放哪儿，它都会往北走，一群人就想试试看是不是真的，结果的确如此。

    （主讲梁文道）

    《牟宜之诗》

    苦难的诗歌

    牟宜之，又名乃是，字去非。1909年生于山东日照一个书香之家。1938年加入共产党，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林业部经营司司长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1975年因山东领导拒绝接收他回家乡安度晚年，忧愤致死。1979年平反。

    这是一位真正的孤独者，他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人品被世人得知，已是在他百年之后了。

    《牟宜之诗》的出版使我们发现了一位极有研究价值的当代诗人。岁末严冬，我在北京收到这本朋友馈赠的诗集，一口气读完，彻夜难眠。既为书中每一首诗的精彩叫绝，也为诗人苦难的命运心潮难平。这是一位真正的孤独者，他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人品被世人得知，已是在他百年之后了。

    牟宜之生于1909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参加日照暴动，后赴日本读书。1935年回国，曾担任民国时期《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这本诗集辑录了作者20岁到66岁去世前写作的179首诗，时间跨度长达46年。这些古体诗抒情言志之优雅、运用典故之深邃、文化修养之精湛，令人叹服。比如作于1971年深秋的《咏史》：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这首诗写于林彪温都尔汗草原坠机事件之后，有人解作是对林彪夺权失败的讥讽，我倒觉得这样的理解未免肤浅。这组《咏史》其实是对大历史的一种思考。比如《咏史之三》有“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以及“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等句，寥寥几笔便道出了何等精辟的真理。

    还有一些诗篇是作者在东京避难求学期间与房东女儿相恋时写下的，像《客居东京》《赠枝子小姐》以及《樱花临雨》等，堪比唐宋时期最好的情诗。如“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19]”。还有“少女无言花欲语，英雄情绪乱如丝”[20]等，都是绝妙的对章。

    挥别了日本少女的情思，回到抗日战场，他的古体诗歌又有了唐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的古意。如《反扫荡之二》中的“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21]，足显诗人在抗日战场上视死如归的气概。而他晚年所作的《赏花》“寥廓平沙千万里，寂寞炊烟两三家。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又在淡然中流露出独特的文人气质。

    诗集出版之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一场《牟宜之诗》学术恳谈会，从参加恳谈会的几位作家口中，我们知晓了宜之先生及其挚爱亲朋的一些逸闻旧事，可作先生不朽诗作的生动注解。

    牟宜之虽然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他的家族中却有资深的国民党元老，他的姨夫丁惟汾[22]当年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牟宜之参加日照暴动被通缉，就是丁惟汾把他送到日本去的，同去的还有丁惟汾的小女儿丁玉隽，也就是后来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23]的夫人。那时丁惟汾对他们说，我这辈子当了政客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你们做晚辈的以后谁也不许当政客，男的都去学工程，女的都去学医。于是到日本之后，牟宜之学了工程，丁玉隽学了医，而那位毕生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则成了牟宜之的表妹夫。诗集中有首长诗《和黄兄万里》，并附有黄万里赠答的诗三首，可见牟宜之与黄万里的亲密关系。

    黄万里是黄炎培[24]的儿子，他的诗写得很好，但他后来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花丛小语》，曾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他因此成了“右派”。1964年春节，毛泽东邀请民主人士座谈的时候，对黄炎培说，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对我们的水利工作提了很多意见，他填的词我很爱读。可惜尽管如此，黄万里的诗词集还是很难出版。

    丁惟汾还有一个侄孙叫丁观海，丁观海的儿子就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丁肇中，说起来，他应该是丁惟汾的重侄孙了。

    建国后，牟宜之一直都被冷落，他的厄运首先来自与国民党的家族关系。康生说过，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此外他还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那是他在山东济南当建设局长的时候，因为城市建设规划用地需要迁坟，结果他迁了谁的坟？江青的祖坟。

    在这本诗集中，还有一些他怀念胞弟的诗作，这些情深意重的诗句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传奇般的血缘关系。牟宜之的胞弟叫牟乃红，1937年抗战爆发后，兄弟俩原本都准备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但因为他们是丁惟汾的外甥，董必武就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毛泽东是副部长，两人有过共事的经历。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作出指示：要大的不要小的。为什么只能留一个呢？毛泽东说，如果丁老先生家的后人都到我们这边来的话，丁先生以后跟蒋先生的关系就比较尴尬难处了。于是牟乃红在武汉住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回了南京。1949年，他去了台湾，然后又去美国，2004年病逝于洛杉矶。

    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共两党同根生的故事，历史造成了兄弟两人天各一方，不得不独自走向人生命运的两极。《牟宜之诗》出版之后，很多人发表评论。王康[25]先生就引用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维尔涅在上断头台前说的那句话，那是一句被历史不断证明的名言——“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儿女”，闻罢真是叫人不胜欷歔。

    王康说，牟宜之先生那一代身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艰危、最动荡、最悲怆、最荒诞的岁月，他们经历和承受的一切空前绝后，让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群体，赋予中国舞台以某种庄严形象和高尚记忆，他们是革命中的精神贵族、殉道者和诗人。

    牟宜之先生虽然全部采用旧体格律诗表达他对人生命运和社会历史的感受，但他的诗作还拥有另一道精神源头。如果将宜之先生与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相比较，将《纪念杜少陵》《野花》《重阳》《咏史》《赠故人》等组诗与雷米佐夫的《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寥夫的《死者的太阳》，还有普宁的《罪恶的岁月》，尤其是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茨维塔耶娃的《祖国》相比较的话，一定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因此，在20世纪特殊的世界性命运中，他不仅充实了中国现当代诗歌不可或缺的悲剧成分，而且不经意间丰富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另类诗歌创作。因此宜之先生的诗作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意义，比起时下的国学热、读经运动，它更早地、更纯粹地以苦难、忧患和希望践履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诗言志的伟大传统。如果《牟宜之诗》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它将会让无数中国人噙着眼泪阅读和朗诵，并掀起巨大的时代波涛，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结构。

    （主讲吕宁思）

    《读书随笔》

    伍尔夫：英格兰百合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1年），英国女作家，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锋。著有《达罗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的房间》等。

    她对待痛苦的方式是不停地写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著名女作家，与乔伊斯、布鲁斯特、福克纳一起被誉为四大意识流小说家，她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这本《读书随笔》的内容很随意，大多是她关于文学、读书以及女性问题的看法。

    关于读书，伍尔夫唯一的建议是希望人们在读书的时候不要听任何指引，只凭借着天性，用自己的头脑作出最直接的结论就可以了。当然想要让结论更客观些，最好能够同时用两种对立的态度。伍尔夫说她在阅读的时候，会假定自己是两个人，既是作者的同伴，又是这个作品的审判官。作为同伴应该是宽容的，而且不管怎么宽容也不过分；而作为审判官则应该是严厉的。这个说法比较新鲜，其实我们在阅读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在阅读自己的内心。

    伍尔夫的女性意识非常强烈，这本随笔也谈到了她对女性问题的一些看法。她说，为什么这个社会总是由男人掌握着权力、财富、名誉和地位，而大部分女人总是一无所有？难道女人真的不及男人吗？这个假象其实是男人制造出来的。而女人要想真正独立也需要一定的基础，她强调了三点：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笔能够自由支配的钱，以及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这些，其他一切权利都是空谈。

    这是伍尔夫在20世纪初对女性提出的要求，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又有多少女性能够做到这些呢？我们要么没有钱，要么没时间，而拥有独立空间更是一件奢侈的事。

    本书的封面是伍尔夫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看上去如此美丽又如此忧伤。据说伍尔夫的美貌继承自她的母亲，而她的敏锐个性和写作才华则来源于父亲。伍尔夫的父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主编过英国的《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伍尔夫从小体弱多病，常常没办法上学，但是她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并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研读了大量古典文学，这使得她思想早熟且才华横溢。她在九岁的时候就和兄弟姐妹一起办了个家庭刊物，开始了最早的写作尝试。

    伍尔夫的好朋友福斯特曾经形容说，伍尔夫就像一种植物，园丁本来想让她生长在神圣的文学花坛，没想到她的枝条到处蔓延，甚至从花园小径的碎石缝里冒出来。伍尔夫的创作才能实在是非常强劲，她什么都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熄灭她的写作热情。

    从这本读书随笔中可以看出，她的阅读领域十分广泛，蒙田、笛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包括很多哲学经典。更可贵的是，她的读后感都不是泛泛之谈，她对作家、作品都有真实而深刻的感受。

    虽然伍尔夫在文学创作上很有才华，她的精神却很脆弱，在生活中也一再受到刺激。她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紧接着父亲也在1904年病故。这一系列悲剧几乎让她崩溃。为了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她搬到伦敦的文化区布鲁姆斯伯里，这也为她的创作带来了重要转机。

    1904年，伍尔夫在英国《卫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书评，这是她在专业作家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从此她一边勤奋写作，一边抵御着各种来自脆弱神经的折磨。她常常莫名其妙地头痛，还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及狂乱的感觉。就在这种濒临崩溃的状态下，她写出了一系列传世之作。她对待痛苦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写作，写作是她生命存在的方式。

    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英格兰百合”，百合花洁白高雅，象征着她的人格魅力。她生活俭朴，不喜欢穿戴华服首饰，她崇尚宁静平凡的生活，拒绝过剑桥大学的讲座邀请和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头衔。曼彻斯特大学要授予她荣誉学位，唐宁街10号[26]也要授予她荣誉勋爵称号，她只在日记里简单地写了一个字，不。

    1941年的春天，伍尔夫像平常一样，穿上大衣，走出花园，独自到树林里散步。正午阳光明媚，她来到河边，在口袋里装满石头，慢慢地走到水底……说到这里，其实我并不哀伤，因为生命的来去自有它清晰的脉络，我们无力抗拒。

    （主讲沈星）

    《达尔文，他的女儿与演化论》

    要快乐须抑制本能

    兰德尔·凯恩斯（RandalKeynes，1948-），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外玄孙，现居伦敦。

    傲慢的人类认为自己是一项杰作，能够与神攀亲附贵。我和那些谦卑的人则相信，人是由动物演化而来的。

    在法国学者拉马克[27]第一次提出某种原始版的进化论之前，大部分欧洲人都认为世界上的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哪怕有差异也是不重要的。所以一直以来，生物学研究都专注于物种的分类和典型，而忽略了个体的变异。

    但是达尔文很重视个体的变异，认为变异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生物个体出现了某种变异，比如一只长颈鹿的脖子比较长，或者一头牛的牛角比较大，过去的科学家通常会把这当成一种干扰和例外，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变化很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变异，累积下去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物种。这种观念给生物研究带来很多挑战，更严重的是，进化论还试图跨越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别、壁垒。

    《达尔文，他的女儿与演化论》是一本达尔文的传记，它的笔调温柔感性，大受读者好评。作者兰德尔·凯恩斯是达尔文的外玄孙，这本书的缘起是他小时候找到了一个家族传下来的盒子，盒子的主人是一个叫安妮的小女孩，而她是达尔文的长女。

    安妮10岁就夭折了，这个盒子是达尔文和他太太保留下来的，里面大多是小女孩的私人物品，也有一些与她有关的信件[28]。作者在这个盒子里找到了很多探索达尔文内心世界的线索，并将这些线索与达尔文留下来的档案笔记放在一起，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达尔文。

    在过去的科学史上，达尔文大多被形容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据说他不喜欢与人来往，连朋友的葬礼都不去，是一个无趣、自私的人。但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这个形象。为什么在大家的印象中会觉得达尔文自私、冷酷甚至不道德呢？其实还是因为他的演化论。演化论带来的最大的危机是道德危机。假如人和动物没有分别，道德问题怎么办？我们中国人形容一个人没有良心，常常说他禽兽不如，但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却告诉我们，人与动物本来就没有分别，甚至是由动物进化而来，那么我们又怎么去判断道德呢？

    达尔文年幼的时候，父亲很不喜欢他，说他除了打猎、斗狗、抓老鼠之外，什么都不关心，将来不但会丢自己的脸，还会让家族蒙羞。的确，达尔文从小就对自然界充满兴趣，他本来想当个牧师，但又对教会没有什么感觉。后来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说自己对古时的动物、缓慢裂开的地表等有着模糊的概念，觉得这些东西非常诗意。

    达尔文说过，求知的人最快乐，因此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然的本质。他非常喜欢华兹华斯[29]的一首诗，诗中说，主宰万物的法则终将被发现，在眼前所有的生物中制造种类和阶层，从复生的藤蔓到至高无上的人。达尔文后来果然走上了这条探索道路。在他的《秘密笔记》中，他说，傲慢的人类认为自己是一项杰作，能够与神攀亲附贵，我和那些谦卑的人则相信，人是由动物演化而来的。

    谈到道德，其实达尔文的道德操守非常严谨，不然当年在接到华莱士寄来的论文之后，他就会假装没收到[30]。问题是一个坚守道德的人，该如何说服自己相信道德本身就是一种生物演化的痕迹呢？如果人类说到底只是个动物，那么动物的挣扎求存应该是非常功利的。而达尔文的道德观却认为，如果人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杰作才是傲慢的，相反，你低头看看，觉得自己和猩猩甚至蚯蚓之间的分别可能并不大，这才叫做谦卑的道德。

    以前人们常说，道德感是神亲自盖在人身上的印记，宣告他的意图，承诺他的恩典。可是达尔文却猜想，情感与社会本能有关，人类也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随着演化的过程而成为社会动物。人有本能的愤怒与报复，但经验指出，我们希望得到快乐就必须抑制这些本能，这些本能在物种保存上曾经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外在环境的变迁，人类变得更加互助合作。攻击性和自制力之间的冲突并不奇怪。因此，我们的邪恶热情出自我们的血统，就仿佛恶魔正是我们的祖父。这种观点显然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观，但同时也树立了一种新的道德观。人类还是需要道德，只不过我们可以不再相信，这是人类独有的、上帝赋予的神的印记。

    （主讲梁文道）

    [1]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客家人，中国国民党元老，前期右派代表人物。21岁中举人，1902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胡为五人大会主席团之一。1927年，宁汉分裂，胡支持蒋介石，主持南京工作，参与反共清党，后任立法院院长等职。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软禁，10月获释。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反蒋精神领袖。晚年标榜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1936年因脑溢血病逝。

    [2]1898年“戊戌变法”后，容闳遭清廷通缉，逃离北京，此时他对清王朝已彻底失望，开始放弃温和革新的救国方式，投身于筹划武装起义的活动。在上海召开的国会议会上，他被公举为会长，并亲笔起草英文《对外宣言》8条。广州起义前，兴中会拟推容闳任临时政府总理，但广州起义因不密而失败，使容闳不得不长期留居美国。1908年，容闳提出了一项“中国红龙计划（RedDragon-China）”，意在美国募款支援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

    [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成立于广州，傅斯年任所长，该所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董作宾等。史语所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迁移于长沙、昆明、四川、南京等地，1949年迁往台湾。

    [4]“傅钟”永远只敲21下，因为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5]俞大维（1897-1993），浙江绍兴人，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归国后任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长。1950年任台湾”国防部长“。留德期间，爱上了美丽的钢琴老师，但因女方父母反对不能成婚。俞扬和出生后，陈寅恪建议由他带回国交给家人抚养（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嫡亲姑母俞明诗），后来帮忙抚养俞扬和的陈寅恪之妹陈新午便顺理成章地与俞大维结为连理。

    [6]俞扬和（1923-），又名俞启德，以纪念他的德国母亲。早年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回国后加入中美联合飞行大队，参加空战三十多次，后受伤退役，移居美国。1960年，在美国旧金山与蒋经国之女蒋孝章结婚。

    [7]俞大维与陈寅恪在美国和德国连续同学七年，陈的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与俞大维的父辈、祖辈相交也很深；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他的妹妹最后嫁给了俞大维。因此二人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8]陈宝箴（1831-1900），字相真，号右铭，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人。早年参加湘军，文才、韬略深为曾国藩所赏识。1895年任湖南巡抚，大力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以“滥保匪人”罪“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1900年猝然去世，终年69岁。

    [9]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他闻讯激愤异常，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以谢天下”。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绝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

    [10]即唐景崧，自号“南注生”，广西灌阳人，同治进士，清廷最后一任台湾巡抚。

    1895年清朝割弃台湾，台湾军民成立民主国，推举唐为大总统领导抗日。日军登陆台北后，唐回到桂林闲居，不再出仕。陈寅恪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且嫡亲舅父俞明震曾在台辅佐唐景崧独立，故对唐景崧的著作、事迹有较多了解。

    [11]郭沫若一生有过正式婚姻三次。元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68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五个子女。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12]1928年6月，郭沫若在日本东京书店找到了罗振玉所著《殷墟书契考释》，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1929年8月，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不久，另一部著作《卜辞通纂》也问世了。郭沫若从事甲骨文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过了前人。晚年他主编了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收入41956片甲骨，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

    [13]“甲骨四堂”指中国近代四位甲骨文研究学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

    [14]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15]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6]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17]季羡林（1911-2009），语言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精通梵文、吐火罗文等12门语言。曾留德十年，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著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

    [18]伊姆加德是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校友房东家的女儿。季羡林和她住在同一条街上。两人相识、相爱。季羡林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伊姆加德为他打字。最后，季羡林在祖国、家庭和爱情之间，还是选择了前者，抱憾回国。2000年，一位女导演在拍摄季羡林传记片时，专程前往哥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幸运的是伊姆加德还在人间。她终身未嫁，而那台老式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19]牟宜之《客居东京》（1933）：“东瀛居处亦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20]牟宜之《樱花临雨》：“樱花临雨展娇姿，少女为贻花一枝。少女无言花欲语，英雄情绪乱如丝。”

    [21]牟宜之《反扫荡之二》（1941）：“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黄村。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22]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山东省日照市人，毕业于保定师范学校。同盟会创始人之一。1931年至193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32至1937年，任监察院副院长。1954年在台北去世。

    [23]黄万里（1911-2001）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被划为“右派”。

    [24]黄炎培（1878-1965），江苏人，爱国主义者、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25]王康（1949-），文化学者、民间思想家，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制作《大道》《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等电视政论片。

    [26]唐宁街10号（10DowningStreet），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是英国首相的官邸和办公室，象征着英国政府的权力中心。

    [27]拉马克（JeanBaptisteLamarck，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奠基人，他发明了“生物学”一词，并最先提出生物进化学说，著有《法国全境植物志》《无脊椎动物的系统》《动物学哲学》等。

    [28]1841年，达尔文与埃玛的长女安妮诞生，这是他们最挚爱的女儿。达尔文经常抱着安妮玩耍，并将孩子的行为变化一一记录下来收藏。1851年安妮感染热病夭折，达尔文痛苦地写道：“对我来说，将世界上无止境的痛苦折磨，视为自然通则运行下无法避免的结果，而非上帝的直接干预，这样的解释较能令人满意。”他在信仰与自然通则中拉扯，最后选择相信自然的运行，因为只有了解自然力的残酷，才会真正了解生命。至此，《物种原始论》终于成熟，并于1859年出版。

    [29]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湖畔诗人（LakePoets）代表人物。

    [30]在科学史上，华莱士被认为是位英雄般的悲剧人物。他家境贫寒，没念过大学。因为对生物学感兴趣，独自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过了四年异常艰苦的生活，收集了很多珍贵标本，却不幸在回程中遇到海难，失去了所有的探索记录。但他没有被击败，接着又去了婆罗洲，探险回来后将自己多年来的发现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自己很尊重的科学家达尔文。达尔文收到这封信后非常震惊，因为他自己苦苦思考了20多年的东西，现在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发现并抢先写出来了，那就是物种起源的大自然法则。他很矛盾，但最后还是很绅士地把信公布出来，在一个会议上宣读了远在婆罗洲的华莱士的论文，不肯专享《物种起源》的殊荣。在他看来，如果他假装没有收到华莱士的信，忽略另一个科学爱好者的研究，是非常不光明磊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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