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中国》

    语言泡沫与自我膨胀

    许知远（1976-），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现任职于《生活》杂志。曾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著有《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新闻业的怀乡病》等。

    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虚与实、泡沫与真相相互交错的混沌年代。

    有一句名言被用滥了，却总是非常管用，那就是狄更斯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1]。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媒体就如此形容当年的盛况，即所谓的“镀金时代”。

    那时候美国的国家财富积累很快，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国——英国。纽约的摩天大楼越起越多，商界和政界越来越富裕，贫富差距却也越来越大。这是美国历史上贫富最为悬殊的年代，很多生活在底层的人连温饱都成问题。于是，很快，臭名昭著的“大萧条”[2]来了。

    许知远将自己这本书命名为《镀金中国》，副标题是“大国雄起的虚与实”。他说，如果你每天都坚持阅读《参考消息》第八版，会发现连篇累牍都是些激动人心的标题，什么“已经崛起的中国”、“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世界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中国世纪”等等，好像全世界都在和我们一起焦虑，觉得中国已经强大到不行了。作者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实力等于它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吗？

    经过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据说有望在未来数十年内超过美国。但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物质力量的发展往往并不同步，美国在188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国际舞台上却并未受重视，因为它的外交力量和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那么，目前这个常常在语言泡沫之中自我膨胀的中国又是什么情况呢？

    作者说，倘如你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会经历和目睹一些与表面的辉煌数字并不相符的东西：大学成了巨大的商业公司和行政机关，思想与价值成了其中最不重要的一环；社会上人人渴望成功，脸上挂满了焦虑的神情；互联网上褊狭与愚蠢泛滥，人人以言谈粗鄙为荣，除去实际利益什么也不相信……而最重要的一点，人们都已经丧失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也不再相信生活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对善良、正义、理想、尊严、勇气这些人类的基本情感一律采取漠视态度。这是作者近年来观察中国社会现状后的总结。他说，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虚与实、泡沫与真相相互交错的混沌年代。

    许知远虽然念过北大，所学的却是计算机专业，并不是我们心目中那种典型的北大才子形象。他早期接触过很多西方传媒的运作模式，所以不管是写作风格还是身份定位，都有点类似ThomasFriedman[3]的风格。西方国家有一种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也常常以媒体记者身份采访很多人，但并不意味着他自己就很肤浅。他也许好学深思，博览群书，又能用一种老妪能解的通俗语言把自己所经验和观察到的总结出来，虽然这种观察好像没有严格的学术支撑，却因为视角本身的庞大而带给人很多灵感。

    许知远毫不讳言他早年对梁启超和李普曼[4]等人的崇拜，并至今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令人怀念的。新文化运动为它奠定了清新自由的基调，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将学院之外的媒体作为拓展自我的空间，新闻界人士往往同时是教授、作家、翻译家，多种身份互相延伸。秉持着这种理想，许知远访问过很多名人，观察了很多中国当下的虚实问题。比如在谈到中国商业时，他非常坦白地说，在接触过那么多本土企业家之后，他才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言谈都是苍白的。虽然今天大家都觉得中国企业在全球越来越有实力，但是有多少家企业能够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品牌？除了依靠国家扶持或垄断资本，又有什么真正创新的东西能够拿到国际市场上去？

    （主讲梁文道）

    《飘移中国》

    聪明的真话

    韩寒（1982-），上海人，作家，赛车手。出版有小说《三重门》《光荣日》，散文集《零下一度》《杂的文》等。曾发行个人唱片《十八禁》，出演电影《海上传奇》。2010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很多人的撒谎体验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而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经验大概是从写情书开始的。

    韩寒刚出道的时候，年轻，长得帅，又是很好的赛车手，难免被媒体追踪热捧。韩寒的杂文写得很好，我跟朋友聊天时说，要是中国每一个80后都像他这样，头脑清晰利索，讲话又有幽默感，这个国家就太有希望了。

    韩寒的笔调很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鲁迅，文中有不少火辣的讽刺，当然他没有鲁迅那种深层的悲剧感，我觉得鲁迅小说里那种非常黑暗的元素才是他最伟大的地方。而韩寒的杂文写得比较聪明，他对这个时代的观察使得很多年轻人都愿意相信。《飘移中国》是他在香港出版的文集，“飘移”这个词相当讨巧，显然会让人联想到他赛车手的身份。

    大家都觉得韩寒文章写得很勇敢、很刺激，他自己却觉得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当然他的真话比大多数人说得要好。

    韩寒说很多人的撒谎体验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而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经验大概是从写情书开始的。

    从小学到中学，语文教材和作文范文只教给大家赞美、歌颂，而揭露和鞭挞被认为是阴暗和不积极的。当然赞美和歌颂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关键是连赞美和歌颂的内容都有规定，这就注定了我们的作文写到最后只能全是假话了。

    韩寒这话说得相当有道理，而且说得很幽默。他说他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看《泰坦尼克号》，他有点担心，因为听说里面会有裸露镜头，但老师说没关系，片子是经过教导主任制作的。他很吃惊，心说没想到教导主任还会剪片子。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当然很投入，等到露丝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大家都情不自禁屏住了呼吸，但露丝的衣服刚刚滑落，银幕上便一片漆黑——一只大手遮住了放映室的胶片。底下一片哗然，原来是这样制作的啊，还是现场制作呢。

    等到露丝穿回衣服，银幕马上重现光明，时机把握得天衣无缝，看来这个段落教导主任也偷偷摸摸看了不少遍吧。于是韩寒说，人们总说要保护青少年，好像青少年就是这么一个无比脆弱的群体，一看见露点照片就要上街强奸，一看见鲜血就要拔刀捅人，一看见历史真相就要暴力游行——这话真是明快有趣。

    韩寒敢于挑战权威，对很多文坛大腕都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有一回他说巴金、茅盾、冰心三个人文笔不好，冰心的书他读不下去，被很多人骂。韩寒回应说：

    评论家们如此义愤填膺，想必是不认同我的观点，那他们就应该告诉我，巴金、茅盾、冰心的文笔好在哪儿？如果他们说的我不认同，那就是大家的审美观念不一致，一拍两散才是正常的。但现在他们说我忘本，是人品有问题，说我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原来读不下去冰心的书就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这耻辱柱似乎得做大点吧。

    在《脆弱的教授》这篇文章中，他说曾有一位教授提出，中国的图腾不应该再用龙了。韩寒说如果龙不是好东西，那究竟什么才算好东西呢？按照当代人的理解，钱和房子应该是公认的好东西了，那中国的图腾索性就一个楼盘加上一张人民币得了。历来民族图腾都是凶兽，你见过用兔子做图腾的吗？

    韩寒说他发现很多大学教授都很脆弱，有一回一个教授在博客上说韩寒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韩寒反复查看自己的文章，左右都看不出问题，后来仔细想想，大概是开头那句“吃饱了撑的”惹的祸。韩寒说，好吧，“吃饱了撑的”的确是对身体的攻击，我愿意为此道歉，您从此就别撑了。

    这些文字相当讨巧，所以年轻人很爱看。当然也有人批评韩寒，比如许知远的那篇《庸众的胜利》[5]。的确，韩寒的杂文虽然反叛，却并没有真正的危险性和颠覆作用，恰好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每个人对现实的不满都可以透过对韩寒的喜欢投射出来。

    （主讲梁文道）

    《中国怎么想？》

    经济降温之后

    马克·里欧纳德（MarkLeonard，1974-），现任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执行主任，曾在欧洲改革中心（CentreforEuropeanReform）任职，另著有《欧洲为什么将主导二十一世纪》等。

    观察中国的知识界会为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提供一个窗口。

    很多西方观察家谈论中国的时候，很少重视中国思想界自身的判断与看法，无论学术还是传媒领域，都习惯于把一些西方模式套用到中国的发展现状上。直到《中国怎么想》（WhatDoesChinaThink）问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作者马克·里欧纳德非常年轻，是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执行主任。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采访了中国知识界很多人，各种立场派别都有。他想提醒西方，过去是否太忽略中国的看法？是否应该关注一下中国自己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重要而深刻的争论只能通过知识分子来完成，像是一场由代理人来打的战争。所以，观察中国的知识界会为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提供一个窗口。

    书中首先介绍的是张维迎[6]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一方面由政府来为物品制定官方定价，另一方面又允许市场来浮动价格。张维迎称之为“斑马理论”，并用一个有趣的故事加以说明：一个村子里养了很多马，村领导一直告诉大家这种马有多么好，而隔壁村子养的斑马则不好。但是渐渐地大家发现，这种马好吃懒做，并不好啊。怎么办呢？有一天村长偷偷放进来几匹斑马，跟老百姓们解释说：“大家不要怕，这不是斑马，只是画上了花纹，看起来像斑马而已。”后来斑马的数量越来越多，几乎整个村子里都是斑马了。村领导才出来正式宣布：“其实斑马是好的，我们原来那个马才是坏的。”

    这就是价格双轨制，暗度陈仓地把市场经济移植入计划经济，直到把计划经济的一切残余完全取代为止。这种做法到了邓小平、江泽民之后似乎有了变化，于是张维迎说他现在也很担心政府失去了走向合理格局的动力，不想从经济舞台退场，甚至认为领导人已屈服于一种危险的民粹主义[7]。

    张维迎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讨论严肃的议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自己关起门来讨论就好了，但是今天的老百姓却使用左翼的措辞抨击我们，诋毁我们的功劳，说我们接受了美国政府或者新资产阶级的资助。

    类似的情况也在政治改革领域存在。为了观察这个问题，马克·里欧纳德特地跑到四川的平昌县考察。平昌县最近几年很出名，因为它破天荒地准许党员直选党委书记。以前可能会允许直选村长、乡长，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党的组织。现在平昌县的党员可以直选党委书记，就等于搞党内选举，让党员民主化。马克·里欧纳德把它形容为民主改革的另一匹斑马。而学者俞可平[8]认为，党员本身的优势，如较高的教育水平、出色的表达能力，足以让他们成为民主先锋部队。

    俞可平的观点和张维迎一样饱受抨击，很多人认为这样是走不通的，中国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不是学西方那一套民主选举，而是要走出一种自己的模式。同样，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跟随英美那种已经快要破产的新自由主义。

    究竟该怎么办？马克·里欧纳德又访问了另一批人——新左派知识分子。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最近几年虽有所平息，但争论本身早已深入人心。有人还把这个争论进行了简单的二元分化，好像自由派都主张激进的市场改革，让中国变得更加资本主义，同时在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人权；而新左派则反过来主张一种国家主义的威权统治，倾向于赞成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和福利更广泛的社会保障，对外则坚持捍卫主权，保卫民族和国家利益。

    作为旁观者，马克·里欧纳德清楚地指出，这样的理解不仅简陋，也并不符合事情真相。其实像张维迎这样的学者，过去曾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智囊之一。而新左派经济学家如胡鞍钢[9]、崔之元[10]等，主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执政能力。过去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大政府是坏的，小政府是好的，而新左派学者却认为大政府不见得就是坏的，但是需要有恰当的执政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左派认为国内消费能力只有在人民感觉安逸的时候才会上升，所以需要用社会福利来保证人民不受疾病、失业或养老问题的困扰。可以看到，近年来国内很多政策路线都受这种思想影响，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新左派是反对民主改革的，那就大谬不然了。

    其实很多新左派主张，如果缺乏更广泛的政治改革，新左派的议程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新贵们对政治是有约束力的，这就需要民主赋予政府权力，从特权集团手中取回财富作为公共财产。20世纪90年代，自由市场和独裁政府之间还有个二分法，人们认为经济改革有效，可以晚一点再来谈改革政府。现在我们面临的许多经济改革的问题，都需要政治改革来矫正。

    类似的说法很接近一般印象中的民主派，而它恰恰是被很多人误解的新左派提出来的。另一位北大学者潘维[11]则认为，像平昌县那样的地方民主选举实验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民主选举在中国实行到最后，只能是“赢者通吃”，去竞选的官员不只服务选民，还要服务财主。他认为中国的土壤不适合照搬西方模式。

    听起来大概很像国家威权分子的言论，但其实他不是。潘维更赞赏市场改革议程，坚信法治比民主重要。他认为，法治源于对人的不信任，对任何当权者的不信任；而民主则根植于一种信念，那就是选举终究会选出好的领导人，而不是相反。通过以上介绍可以了解，过去大家一直认为很“左”的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并不那么“左”；大家认为很“右”的学者，也没有那么“右”。这个二元分法显然太不恰当了。

    书中还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比如“黄河式资本主义”。作者认为中国在寻找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中既有市场竞争，同时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多种公共保障和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医疗等。

    马克·里欧纳德还提出一个“围城世界”的观点。他说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喜欢搞国际组织和全球化，而那些多边协定及种种区域性联盟，通常会削弱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中国则恰恰相反，中国通过参加多边协定确保大家把生意做好就行了，并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也捍卫自己的主权。

    这就与美国的做法完全相反，美国一向认为像世界银行这类组织只会削弱每个国家的主权，而中国却通过参加国际组织来捍卫自己的主权。中国另一个外交观点是不搞“人权外交”，比如津巴布韦的总统夫人在香港公开打记者，我们就拿她没办法[12]。有些国家的人权纪录不好，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们的国家主权。同样，中国在民主改革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商议性民主”。

    重庆现在就在搞越来越多的公听会，浙江温岭也搞了近十年的民主恳谈，他们从镇上随机选一些老百姓做民意代表，再以一些专家的意见做指导，最后作出政策决策。对此类中国式的民主政治，马克·里欧纳德有一个比喻：厨师你没办法选，也没办法换，但是你要什么菜，随便你点。

    （主讲梁文道）

    《中国不高兴》

    文艺腔误国

    宋晓军，军事评论员，《舰船知识》编辑。王小东，学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纪苏，社会学家、剧作家。宋强，作家，纪录片撰稿。刘仰，文化评论人，从事出版及电视媒体行业。

    究竟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中国不高兴》的走红惹来了各种争论，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不会看这本书的，尽管没看，却还是先把它骂一通。坦白讲，我觉得这种态度并不公平。我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它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在鼓吹一种变态的民族主义，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它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

    此书副标题为“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我觉得这个副标题要比“中国不高兴”好，“中国不高兴”可能更引人瞩目，能起到扩大销售的效果，但听起来多少有点“撒娇”嫌疑。

    几位作者都挺有名，像宋晓军常常在凤凰卫视做节目，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也都算文化名人。他们在一起讨论，且常常跑题。因此整本书的情绪和语言虽然还比较一致，读起来却难免有杂乱之感，让人摸不着重点。

    书中有关于“文艺腔误国”的讨论，当下中国流行文艺腔，宋晓军认为文艺腔缺乏尚武精神，人们空谈软实力，却不愿关注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军事国防；而王小东则把“文艺腔”当成一种有问题的思维方式。

    黄纪苏有一篇谈学术腐败的文章，叫《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但其实文中有三分之二篇幅都在骂今天的学术界什么东西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前阵子中国政法大学有个老师被学生当堂砍死，他连这件事都能跟西方扯上关系，说这个男老师平常就喜欢标榜自己留洋回来，法文说得比中文还好——可是这跟学术腐败又有什么关系呢？多少有些跑题吧。宋强先生的一篇文章是骂汉奸的，他说今天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像汉奸，比如主张跟日本和解的马立诚[13]。文中还提到了周孝正[14]，前阵子以色列攻打哈马斯的时候，周孝正出来说，以色列是个好国家，去打哈马斯是干了一件好事。在基本立场上我是赞成宋强先生的，以色列分明是在欺负巴勒斯坦人，怎么能说是个好国家呢？但是文中骂周孝正是个汉奸，一个帮以色列说话的人怎么也成了汉奸呢？这中间的逻辑着实怪异。在全球环境污染和能源问题上，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很多国家都要求中国负起更大的责任。关于这一点，王小东认为，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因为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要被淘汰。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按照现在的模型发展下去呢？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与价值观都病得不轻，中国应该有能力也有境界去发展健康和谐之道。可是在环保问题上究竟什么是和谐之道？最后也没得出结论。

    很多人认为，《中国不高兴》鼓吹的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觉得中国什么都好，现在西方要把他们的模式强加给我们，我们就“不高兴”了。这种说法其实是受了书名的误导，过去我们总是喜欢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看问题，好像凡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就都是反对民主的，凡是喜欢民主的人就都崇洋媚外。老实说，这类说法不大能站得住脚。

    黄纪苏就对中国政治现实提出批判，他认为民主改革是必要的。因为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民主自由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官员们胡作非为，却可以不受法律制约，有巨大的权力保护伞为他们的撒野犯浑保驾护航。有人说中国情况特殊，民主不能急，还有人说天下压根儿没有民主这回事，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挺民主了。对这三种观点，黄纪苏反驳说，虽然三种说法各有道理，但三只蛐蛐放在一个罐子里，最后只能掐得一个不剩。对社会主义来说，平等是题中应有之义，民主也是平等的题中之义。

    很多人认为王小东是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代表，在这本书中他却说，一些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激烈批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他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

    书中弥漫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有牢固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主张。学者萧功秦[15]是王小东的好友，但他批评这种观点。他认为过去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型的民族主义”，日本欧洲列强来欺负我们了，我们要报仇血恨，要捍卫自己，这才产生出民族主义。但是现在的“民族主义”却是没有外敌的，没有人要欺负我们，可是我们还必须为自己制造一个假想敌，这样才能保持战斗意志。

    宋晓军先生提到他在福建前线看到解放军的士气很高，很欣赏他们的斗志，说只有打仗人们才会重视军人的社会地位。老是没仗打，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作者希望尽快发生一场战争？宋晓军先生确实认为战争是不能被忽略的因素。王小东也说，秦国很了不起，因为他们能将战斗意志连续保持几百年，最后才统一了中国。但是统一之后，他们的战斗意志衰退了，也很快就完了。以前看贾谊写的《过秦论》，说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的刑法太过严酷，但在王小东看来，好像觉得秦还不够军事化，如果能一直用严刑峻法保持战斗意志，说不定就没事了。

    王小东先生还引用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16]在《社会生物学》一书中的观点，认为一个物种如果没有外界环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比如很多穴居动物的眼睛都是瞎的，而它们的祖先以前生活在地面上是看得见的，就因为到了地底，视力才会退化。王小东认为人类社会也是如此。这样，一种通俗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出现了，认为中国一定要不断自强，否则就会落后挨打，会被淘汰。可是现在没有人想打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用一个假想敌来培养自己的战斗意志——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可怕的军事主义吗？

    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当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捍卫自身利益，拒绝外来思想侵害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张早已不自觉地落入了西方文化的窠臼，成为外来思想的本土演绎。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西方呢？说到这里，必须关注一下这本书里最为人所诟病的对“逆向种族主义”的指责。“种族主义”以种族界分人群，捧高自己，歧视别人。奇怪的是，中国人却觉得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们自己的制度、传统、历史、文化等任何层面的东西都是腐朽的，甚至在人种上就很糟糕。王小东将这些想法称为“逆向种族主义”。

    宋强则强调了“愤懑主义”，在他看来，“愤懑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余世存[17]，因为他将中国人比作田里的蚜虫和垃圾堆上的苍蝇，认为“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中国在近代以来已经“沦为畜群，沦为病夫弱民”。作者将这些话视为一个邪恶的愤懑主义者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认为这种丑恶的描述其实并不能帮我们改掉毛病，只会让更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是下贱的一群。其实我也很讨厌这种腔调，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一谈中国问题就上升到深远的文化历史传统层面，让人觉得好像中国真的已经没救了。

    宋强还举了个有趣的例子，网上流传一个故事，说有几个歹徒劫持了一辆大巴，还把漂亮的女司机抛下车强暴。女司机呼救，众乘客哑然，唯有一个瘦弱书生奋起阻拦，结果被歹徒殴打晕厥。歹徒得逞后，女司机重又回到车上，喝令瘦弱书生：“下去，我不载你了。”书生愕然，然而终于被幸灾乐祸的乘客逐下车。大巴开动后，直接冲到一个悬崖上摔下去，全车乘客无一幸免。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宋强说，故事凸显的是心理镜像的疯狂，有多少人能体悟到它的恐怖意味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冷漠无情可怕到什么地步。同样，过去大家很喜欢杜撰一些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故事，以激起大家的民族仇恨，这其实也是一种自虐的心理镜像。究竟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主讲梁文道）

    《中国意识的危机》

    全盘西化的一元论

    林毓生（193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等。

    “全盘西化”恰恰是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的主张。

    如果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思想流变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主张，过去是大受知识分子欢迎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有根本缺陷，必须彻底向西方学习才能够拯救自己。《中国意识的危机》的作者林毓生教授却认为，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式思维，“全盘西化”恰恰是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的主张。

    林毓生教授是大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18]的弟子，也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中国意识的危机》出版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述。林教授关于“五四”

    和新文化运动的解读，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诠释。而他主要检讨了“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中国发起过“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一读马列主义原典，会发现其实“文革”的缘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是找不到对应来源的。作者说，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性改造的重要性，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观因素最终是被客观的社会与经济现实所制约的。而毛泽东始终把进行革命和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归之于人的意识，这种想法多少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和反传统运动有关。

    “五四”时期，很多知识分子都极力反传统，把一个国家从政治到文化的所有成分当成一个统一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作者将这种思想归咎于秦朝以来中华民族钦定的儒家教育精心提出的有机宇宙论。

    几千年来，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正统世界观，认为王朝帝制的合法性与宇宙天道，乃至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都是彼此相关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整合性的结构。后来很多知识分子基本上延续了这个传统思路，认为改变的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第二个层次是价值、信仰系统，最后才是政治经济层面的改变。这种借由思想文化解决现实问题的想法在“五四”时期就开始流行，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元论模式的影响。比如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这三个人的观念、立场差别很大，但在看待全盘西化或反传统的问题上却惊人的一致，表现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思维上的共同特征。相比较而言，鲁迅还要复杂些，能够注意到传统文化的一些特殊优势，但仍然主张要全盘西化。

    也许有人会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清末的自强运动，提倡学习洋人的船坚炮利和工业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即便是这些自强论者，也仍然坚持中国的传统世界观，用一种有机论的方法把什么都联系起来看。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用这样的方式思考问题，比如柏杨先生或香港的陶杰[19]，一个讲中国人的丑陋和劣根性，另一个讲中国文化的DNA，都有把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历史文化简化为一个整体的思维态势，并且认为这个整体有着根本的漏洞和错误，只要彻底改变它，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这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想法难道不是传统一元论思维的延续吗？

    （主讲梁文道）

    [1]英国文豪狄更斯（CharlesDickens）以法国大革命为时代背景所撰之名著《双城记》的开场引言。

    [2]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指1929年至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3]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1953-），美国名记者、专栏作家，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先后任职于《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著有《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经济与态度：探究“9·11”后的世界》《世界是平的》等。

    [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191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投身于新闻业，曾做过多位美国总统的顾问，1958年获普利策新闻奖。著有《舆论学》《外交的主宰》《自由与新闻》等。

    [5]在《庸众的胜利》一文中，许知远将韩寒描述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重角色结合，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他的结论则是：“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6]张维迎（1959-），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等。

    [7]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体制工具需要离开这些自私的精英的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的目的上。

    [8]俞可平（1959-），政治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民主与陀螺》等。

    [9]胡鞍钢（195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战略构想》《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等。

    [10]崔之元（1963-），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著有《看不见的手范式悖论》等。

    [11]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社会主义与中国农村市场》等。

    [12]2009年1月17日，津巴布韦第一夫人格蕾斯·穆加贝因不想被拍照，在保镖的协助下袭击了一名英国摄影记者，致使对方脸上留下多处明显伤痕。香港律政司就此事声明，津巴布韦第一夫人享有外交豁免权，可获豁免起诉。

    [13]马立诚（1946-），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政论家，著有《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中日战争的思考与启示》等。

    [14]周孝正（1947-）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进行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著有《应用社会学》《人口危机》，曾发表《以色列绝对是个好国家》《以色列为什么值得尊敬》等文章。

    [15]萧功秦（1946-），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系教授。著有《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等。

    [16]爱德华·威尔逊（EdwardO．Wilson，1929-），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奠基人。两度获普利策奖，著有《论人性》《蚂蚁》等。

    [17]余世存（1969-），自由撰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重建生活》《非常道》《类人孩》《老子传》等。

    [18]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1899-1992），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著有《纯资本论》《自由的宪章》等。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陶杰（1958-），香港专栏作家及传媒工作者，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出版有《香港这杯鸡尾酒》《有光的地方》《大偶像》等。在谈论中国文化时，喜以“小农社会”、“小农DNA”、“大唐人街”等词汇描述现代中国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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