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伯恩（Malcolm Byrne）

    在冷战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华沙条约组织都被其对手深深忌惮，因为它对西方构成了生死攸关的威胁。从联盟的高度来看，华约的这种形象是准确的，但也并非一成不变。历史记录，尤其是华约成员国的内部解密档案，揭露出华约机构本质和宗旨以及36年发展历程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另一面。从这段历史中吸取的教训仍适用于今天，而且这不仅与欧洲相关，也与世界的其他地区相关。[310]

    崛起年代

    《华沙条约》签署于1955年5月14日，签署国包括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以及罗马尼亚。尽管这一事件的一大特点是签字国进行了大肆宣扬，但这个新实体的宗旨不够透明。这只能留给观察家们做理论推导了。一个假设是，它是为在军事上制衡北约而创建的，尽管后者在六年前就建立了。另一个假设是，华约的创建者害怕西方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并为其所困扰。实际上，没有一种假设是站得住脚的。

    正如马斯特尼所言，根据苏联集团内部的记录，该联盟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政治工具，旨在制衡北约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联邦德国将成为北约的新成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也是为了弥补国际“力量联合”（correlation of forces）中日益扩大的差距。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希望能劝服西方一起建立一个覆盖全欧洲的安全框架，这将会导致两个西方联盟——一个真实存在（北约——译者注），一个实际只存在于纸面上（西欧联盟——译者注）——形同虚设。[311]很明显，这只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自己草拟了条约，而其盟国却没能参与其中，这反映了《华沙条约》最初空洞的本质。这种方式在此后颁布《统一指挥条例》（Statute of the Unified Command）的时候再次重演，这一条例奠定了联盟的组织结构。[312]没有文件详细清楚地阐明华约的使命或内部结构。这些重要特征的逐步界定始于集团领导机构的开幕会议，即政治协商委员会（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而这距签约已经整整八个月了。尽管这样，建立秘书处和联合委员会以协调外交政策的初步决定也没能实施。

    该组织初创之时的一个特征就是与西方新的缓和，这驳斥了那种认为建立华约是出于对外部军事威胁的恐惧的观点。联盟建立后的第二天，苏联人就与西方大国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Austrian State Treaty），这一条约意味着摆脱了斯大林时期的对抗气氛。在这一时期，克里姆林宫开启了在苏联和东欧实施改革的进程，主要特点是削弱警察国家的手段，重组经济政策，以及扩展政治空间。[313]这绝不是尝试脱离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反，它旨在巩固莫斯科领导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基础。但采取更具灵活性的方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10月发生的两件大事震惊了苏东集团，并迫使赫鲁晓夫及其改革派同事迅速改弦更张。第一件事情发生在波兰，执政的共产党党员自行实施了国内政治改革，而没有向莫斯科方面进行澄清。[314]前任党首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未经苏联的同意，重新上台回到自己以前的职位，使得赫鲁晓夫差点下令进行军事干涉。10月19日，在华沙，双方最终的摊牌戏剧性地收尾，哥穆尔卡设法说服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带着大部分的主席团成员秘密访问华沙），他准备在华约的庇护下，实施党对国家的控制。尽管此事很快就结束了，但这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是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即联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团结。

    仅仅几天后，担忧变成了十足的警报。在匈牙利，正如在波兰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地方那样，1953年以来斯大林的继任者开始在东欧进行改革的时候，社会不满也开始积蓄。[315]最终，在10月23日，一场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导致匈牙利安全部门做出了暴力回应，这场示威最初是由于同情波兰人反抗莫斯科引起的。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席卷匈牙利，苏联军队进行了干涉，此后，受莫斯科控制的新领导层开启了漫长的“正常化”进程。

    波匈危机是华约最初遇到的挑战。这两个事件都对联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影响的方式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直接。在两场事件中，苏联领导人都害怕华约成员会选择退出。经过克里姆林宫的一番争论，最初的决定是通过政治手段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这产生的结果是，10月30日出台了一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著名宣言，莫斯科宣称，准备从波兰和匈牙利撤军，并保证所有的联盟伙伴在将来的军队部署和其他重要事务上，都有直接的发言权。[316]但是，话音未落，就在同一天的《真理报》上，克里姆林宫出尔反尔，并命令苏军进军布达佩斯。

    这里有几点比较有趣。第一，严格来讲，军事干涉并非华约做出的行动，参与部队的大多数是苏联人。第二，出兵入侵并不是因为匈牙利威胁要抛弃华约。改革派领导人纳吉（Imre Nagy）——讽刺的是，他是根据苏联的指示上台执政的——是在红军向匈牙利首都出发之后，才公开宣布中立（11月1日）的。[317]但是，入侵给联盟留下了伤痕。这也清楚地表明，组织的团结是莫斯科的首要关切，任何成员试图抛弃联盟都将遭到暴力回应。

    最后，10月30日的宣言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官方媒体呼吁苏联践行承诺，约束自己的军队。罗马尼亚政治局直接要求苏军从其领土上撤走，而波兰的高级军官则对华约的组织方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318]这些批评指出了《统一指挥条例》和《华沙条约》其他结构性要素中存在的不平等，对此持诋毁态度的人则指出，这让苏联的控制制度化了，以至于对华约成员国的主权构成了损害。

    在这两个案例中，赫鲁晓夫都做出了妥协。他批准了一项与波兰的驻军协议，其中规定在波兰境内的任何苏军部署，苏联都会提前通知波兰。他还同意于次年将红军撤出罗马尼亚，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在1958年5月正式同意了这一决定。这些措施一部分是服务于赫鲁晓夫一直以来对全球缓和的愿望（由于对匈牙利的凶残入侵，这一目标遭到严重破坏），另一部分是为了继续推进与盟国间的合作协议，尽管他本质上是把这些协议当作维护莫斯科全面霸权的更有效手段。

    外部威胁与内部控制

    波匈危机一结束，赫鲁晓夫就在多个层面推进他的集体安全事务。他最核心的关切是，营造一种良好的国际氛围，促进和平的世界秩序，巩固与美国的持久缓和。根据他的理论，这将为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世界创造必要的条件。[319]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等最新事态的进展提高了苏联的声望，也提高了赫鲁晓夫对自己计划的信心。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苏联领导人发起了攻势：建议北约和华约同时解散，要求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峰会，提出了欧洲集体安全协议的想法等。为了努力降低总体的军事威胁感，他公开谈论北约—华约互不侵犯条约，监督联盟批准的进一步裁军计划。[320]后者是在1958年5月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它再次表明联盟有意就停止核试验、在欧洲建立无核区、处理德国问题进行国际探讨。

    但是，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拒绝接纳他的这些建议，这使得赫鲁晓夫很失望。与此相类似，作为克里姆林宫在东方集团促进经济发展最钟爱的机制（也是促进联盟团结的机制），经互会在这段时间里也没能缔造出任何有意义的成果。毫无疑问，这会让苏联领导人恼羞成怒，因为他的盘算是在国际事务中让经济政治领域的关切优先于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问题，这是提高苏联国际地位的关键所在。1958年，国际局势的发展——例如6月份纳吉被处决，7月份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继而美国在黎巴嫩和约旦部署海军陆战队，8月份发生台海危机——令局势更加复杂。

    由于对西方日益失望，赫鲁晓夫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战略，放弃了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合作方式，转而对西方发起更具进攻性的、以威胁为主导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是由华约来体现的。这种方式在柏林危机中达到顶点，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向西方发出的最后通牒导致了这一危机，他当时要求与两德签订和平条约，把西柏林转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市”。[321]这是赫鲁晓夫为迫使美国在国际形势尚未变得更糟之前回到谈判桌上的破釜沉舟之举，自然会给赫鲁晓夫的个人声望带来直接的后果。[322]但是，他的幻想不断破灭——例如，1959年在戴维营，艾森豪威尔不愿做出任何让步；在1960年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人因为觉得苏联领导人幼稚也驳了他的面子。[323]

    柏林危机持续到1962年，尽管华约没有直接卷入这一危机，但危机的后续效应影响到联盟的定位。经过赫鲁晓夫的失算以及一系列其他国际事件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评估原有的设想，即可以主要依赖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他重点强调降低两个联盟的军事属性，向西方展示合作姿态，不同的是，这次他选择了更具进攻性的措施。苏联人随后放弃了原有的遣散政策，开始推动联盟军事力量的建设。其他的措施也接踵而来，包括发展华约的统一指挥机制，这同时可以使东欧军队处于战备状态，并加强莫斯科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为了达成同样的目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部署进攻性导弹（1960年10月）。

    到1961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时，赫鲁晓夫已经准备好通过一定的战争风险来和这位新任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打交道了。两个月后，他采取了一项可能具有高风险的开局策略——建立柏林墙。反过来，这激起了他向西方展示东方集团实力的愿望。他选取的途径就是一场军事演习——1961年9月的布里亚演习。此次演习是一项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联盟从防御姿态转向了进攻姿态。作为华约的第一次多边军演，这还是走向更有意义的盟国间军事合作的转折点。[324]

    尽管赫鲁晓夫不断进行恫吓，但显然，与西方的武装冲突比他想象的要更加迫近。再没有什么比1962年10月和11月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能证明这一点了，赫鲁晓夫冒险在距离美国海岸90英里的地方部署了导弹，几乎把两个超级大国拖入危险的核冲突。在其后续发展中，这一危机的潜在危险变得更加明显。[325]尽管华约这次同样并未在其中发挥作用（苏联人甚至到事后都没有向盟国通报他们的行动），但此事又确实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到联盟。第一个是战略思想的转变，从全球核战争转向一种更务实的欧洲冲突。[326]第二个是另外两个国家古巴和蒙古的入盟问题，最终都被断然否掉了，因为苏联人担心华约会不必要地卷入与华盛顿或者与中国的冲突当中。[327]

    作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剩下的任期内，进一步充实了苏联和华约对于战争和使用核武器的规划。正如布里亚军演所展示的那样，这种规划强调向进攻性战略的转型，认为北约会在冲突中首先发动进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核武器。华约的规划者认为，西方国家生性富于攻击，即便这种观点与东德情报部门得到的信息完全矛盾，东德在联邦德国拥有十分发达的间谍网，可以得到北约的军事秘密。[328]这些情报信息表明，西方的计划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且认为苏联集团才是发动战争的一方。对于华约的认知与情报之间的落差，最好的解释就是，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使其分析戴上了有色眼镜。

    这一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核武器的数量不断增加。可以预计，战略家们也将逐渐把这些军备纳入各自的规划当中。[329]或许是意识形态因素作祟，或者只是受一位苏联将军所称的“核武浪漫主义”的驱动，东方集团的规划有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认为自己会征服世界，对核武器的本质认识也同样不切实际。1964年，苏联一位高级情报官的研究直接宣称，“帝国主义联盟在短期内被彻底摧毁”是“完全现实的”，而且不会给社会主义共同体带来重大损害（至少不是不能承受的损害）。[330]类似地，当时的战争规划设想的是，在核屠杀之后或进程当中，（据称毫发未损的）华约部队仍可以横扫西欧。[331]

    这些日益具有攻击性的规划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联盟的团结在削弱。东欧伙伴们担心，在这种重大灾难面前自己的命运会如何。这些国家在核战场上不仅是“原爆点”，而且对战争决策没有实际控制权，这是莫斯科独有的特权。战略规划中的这些扭曲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种担忧进而扩散到和平时期的思考当中，例如有建议提出，在多边力量的概念下，让西德获得核武器，而克里姆林宫貌似也准备赞同这种提议。

    勃列日涅夫时代：最初的十年

    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东欧的态度开始越来越具有独立性，新任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立即着手重建团结协作——尽管所用的手段更加有限。

    最初的步骤是，同意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关于在1965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要求（这是第一次由一个成员国而非莫斯科做出此类要求）。[332]乌布利希早就希望召开一次领导人会议，但是赫鲁晓夫没有理会他。当最终实现的时候，会议却充满了争吵，这向勃列日涅夫清楚地表明，莫斯科漠视盟友以及强行推行自己偏好的权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罗马尼亚的观点最尖锐，东德、波兰和匈牙利也趁机发难，不单单在实质性的政策议题上，还有华约的组织结构问题，这些国家同时还要求盟国间要有更多的协商。另外还有阿尔巴尼亚问题，五年前发罗拉海军基地的使用问题曾在华约内部引起争议，[333]而后阿尔巴尼亚被暂时驱逐出联盟。阿尔巴尼亚人向全体华约成员发出了一封冗长的信件，提出了若干要求，并坚持必须得到满足，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译者注）才同意重回华约。结果却相反，经过投票，阿尔巴尼亚被永久开除。即使该集团能够相对轻松地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也说明联盟内部关系的管理将会越来越棘手。

    在之后的一年里，即1966年，勃列日涅夫试图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解决华约的组织结构问题。这一举措的部分原因是他想实现自身的军事诉求，以便能拓展在战场上的战略选择空间（正如美国通过灵活反应战略所要达成的目标）。他的想法包括，增设一个军事委员会以帮助规划，设一个技术委员会用于研发，还有可能创立一个外长委员会和一个常设秘书处。另一个关切的问题是高级指挥官在和平时期的角色问题。

    苏联人在制度层面上的期待是，莫斯科的权威应得到实质性保留。尽管事前与盟国进行了协商，但是仍有一些盟国口头反对苏联保留及加强其在华约事务中的主导权。罗马尼亚人提出了使华约结构松散化的方案，波兰人提出了强化结构多样性的方案，但无论哪种方案，实质上都是让所有伙伴能够分享信息与权威。[334]

    这些要求的强硬态度让克里姆林宫吃了一惊，并被迫在若干问题上做了妥协。这些和解衍生出一系列变化，这是莫斯科长期以来想实现的。但是，这些努力最终收效甚微，因为罗马尼亚采取了阻挠的措施。勃列日涅夫愿意容忍齐奥塞斯库的阻挠行为本身就表明莫斯科向盟国强加自己意志的能力削弱了。这个案例也展示了外部事件对华约的影响：由于想在热点问题上实施统一战线，例如与联邦德国的关系问题、中苏争端和越南战争问题，勃列日涅夫愿意在内部重建问题上进行节制。[335]在随后剩下10年的时间里，苏联人将在政策选择和对华约重组的偏好上面临同样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末，导致东欧国家对莫斯科离心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对意识形态热忱的减退。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对社会主义和对华约的忠诚问题遇到了最不和谐的检验。[336]尽管莫斯科仍是局势的最高裁决者，但华约成员国直接参与了这一危机的处理过程。正如冷战中的其他重要事件一样，华约受危机事件的影响更大。

    实际上，“布拉格之春”以及它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的困境与华约并无本质的联系。它来自内政领域，社会要求在公共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获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权。从一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ĉek）就急迫地向华约表明自己的忠心，他认为这符合本国和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在1968年3月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杜布切克就支持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动议，支持对华约的改组。但是，杜布切克是新上任的领导人，他于1968年1月接替诺沃特尼（Antonín Novotny）的位置，后者是一个坚定的强硬派，所以，杜布切克没有信心领导保守派。此后，随着共产党机构受到的批评不断增加，以及改革——例如4月份的“行动计划”——的不断蔓延，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派开始蠢蠢欲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军方人士做出的声明和分析贬低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华约中本就不高的地位，也质疑了华约的安全理念和威慑理念。

    由于十分担心这种激进的想法会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准备——甚至产生更糟的结果，溢散到自己国家——所以其他的联盟成员开始对杜布切克政权施加巨大压力，迫其做出修正。它们选取的方式是一系列的多边或双边的领导层会议，以及高调的军事演习。后者是在华约的旗号下进行的。杜布切克及其本国的同僚不断保证会留在联盟内——所有人都清楚1956年匈牙利的教训——但是毫无效果。1968年8月20日，苏军发起了干涉，遇到极弱的抵抗，在几天之内快速结束了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

    但是，华约决策者们难以因此而高兴。出动红军的决定几乎没有得到成员国的援助，这反映出部署盟国军队所蕴含的军事和政治上的风险。例如，东德军队就被视作一个大问题，因为人们对1938年的纳粹侵略仍记忆犹新，而在一定程度上，罗马尼亚人和其他的部队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甚至自吹自擂的苏军也遇到了组织上和后勤上的障碍，这在一场真正全面的冲突中，后果会非常严重。此外，“布拉格之春”改革以及之后引发的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的干涉，导致华约决策者将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清除出了华约，使其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在联盟战略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这也使得该地区的集体安全出现了一个可能是很严重的空白。[337]

    总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给苏联以及华约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打击。公然镇压一个盟国的民主进程，使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和第三世界眼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但这种损害的范围既不广泛也不持久，因为美国和其他政府都继续努力发展与莫斯科的关系。在华约内部，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也不是特别重大。克里姆林宫想设立的新机构和法规，大部分都征得了联盟的同意（1969年3月），但这更多地要归因于中苏关系破裂带来的紧张局势。这些机构性变动对华约产生的实际效应是，它们帮助华约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事组织，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工具。[33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向缓和的总体转变。西方对苏军入侵的反应基本上是沉默，部分原因是为了寻求缓和，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其他事件（如越南战争）的压力，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们意识到几乎没有办法阻止暴行的发生。毕竟，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已经几乎与美国形成战略核均势。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勃列日涅夫将苏联（和华约）的重心转向确保领土的完整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后的几年里，所有盟国政策的主要焦点就是让西方承认苏联集团在二战后取得的成果。

    同时，莫斯科在1969年3月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由于没有预设的前提条件，以及后来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参加的默许，这一倡议得到了积极响应。但联盟内部也有迹象表明，并非所有盟国都能接纳缓和的趋势。例如，1970年，在苏联与西德签订条约的问题上，实质性的分歧仍然存在。此外，军事领导人对联盟的安全并不乐观，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西德国家民防演习（Wintex）之后，北约的作战能力得到了负面评价。结果，从这一时期起，战争规划的特点开始变成对西欧的进攻性突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定位了。

    但是，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仍设想着开启一项政治进程，试图达成与西方的和解。勃列日涅夫相信，东方集团将从中获取重大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由于莫斯科对联盟的管理采取了更温和的手腕以及联盟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将处于强势的地位。但可悲的是，他的乐观让他低估了西方提出的方案——对本区域内人权问题的切实关注可能对东方集团产生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时代：从缓和到第二次冷战

    从一定程度上讲，1975年8月签订的《赫尔辛基协议》是东西方关系的最高峰。在此后的时代里，国内与国际上事态的发展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集团置于防御姿态。这产生了一系列的效果，其中一项就是华约不断加速的战争规划与军事战备，莫斯科决意为联盟制定战时行动准则，并成立外长委员会。随着两大阵营关系的恶化，人们的总体期盼是，对立的军事联盟能够相安无事。

    从内政的角度讲，赫尔辛基进程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动荡。集团的各国当局，尤其是苏联人，将精力集中在获取西方的安全保证上，但是他们掩饰了协议中关于处理国内不同政见者的部分。此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西方政府充分利用了人权与人员交流协议的条款，帮助改善共产党政权的国内责任。只有此事发生之后，华约领导人才看清《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广泛影响力。[339]

    在外部战线上，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注意到北约已经取得的优势。西方已经提高了自身的技术能力，改进了组织结构，改良了武器，而且制定出新的战争规划——这些进展倒逼着华约的战略家们得出结论，平衡实际上已经向有利于北约的方向倾斜。

    政治协商委员会唯一能想出的补救措施就是创立外长委员会以便加强政策协调。[340]不过，在此后的一年里，华约采取了更引人注目的措施——将SS—20瞄向西欧，接着又提高了军费，改进规划，创建新的特种部队作战单位，以便能在战争中攻入敌国领土的纵深。苏联军方也设法强制推行了一整套的战时作战规程——这是苏联存在已久的目标——其核心设想是，任命一位苏联将官为最高指挥官。

    但是，这些变革没能完全如其所愿。新条例的施行失败了；此外，还暴露了苏军内部的组织机构上的问题，以及高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最后，罗马尼亚人也出来捣乱，他们大声抱怨，把权力权威让渡给最高指挥官只会对东欧的独立自主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华约地位更为不利的是1979年12月莫斯科做出了一项致命的决策，即军事干涉阿富汗。尽管在莫斯科的众多盟国当中，只有罗马尼亚人公开反对这一行动，但这对苏联的国际形象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缓和的进程中植入了不信任的因素，在此后的十年里，苏联的军事和政治资本不断受到侵蚀。[341]

    但是，阿富汗并不是苏联集团面临的唯一一场灾难。华约消亡前，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危机爆发在困顿已久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人民多年的不满酝酿，导致共产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不断衰落。1980年8月，苏联及其强硬派盟友认为，团结工会的崛起意味着波兰共产党人作为该国最高权威有被替代的危险。[342]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与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历史对比。正如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同行那样，波兰人的反应是在回应多年来强制施行的政治秩序，尽管经济条件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波兰人坚持他们无意离开华约或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正如对待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其他成员国担心波兰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向本国蔓延，而这两国的做法都没能减缓这种担忧。

    与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12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不同是，波兰领导层没有与群众的不满情绪站在一起。波兰的党政领导人担心，如果采取考虑欠周的措施镇压反对派——例如借用外部的军事干涉——会导致大屠杀和更难解决的难题。1980年底，波兰党的领导人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 Kania）曾警告华约领导人，“即便是天使进入波兰，也会被视为嗜血的吸血鬼，社会主义的理想也只能徜徉在血泊中了。”[343]

    最后，此次危机与之前危机的最大不同是苏联人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干涉。历史记录显示，莫斯科发起了密集的攻势，对波兰当局施加政治和军事的压力，让他们自己镇压团结工会。反过来，克里姆林宫面临着来自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强大压力，要求果断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担心华沙对华约的忠诚问题外（正如波兰反对派屡次表明的），其他盟国还害怕本国可能爆发类似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但是，在波兰领导层宣布军管的几天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拒绝让步，坚持不应向该国派兵。[344]

    波兰危机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东欧强硬派的武断。在逼迫莫斯科干涉的同时，他们还为能在联盟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而继续努力，希望得到苏联应对其伙伴负责的默认。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一点，即弱小的盟国在现存的伙伴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十年的末期，这一观点变得更有说服力。但是，如何处理危机的最终决策权仍在莫斯科手里，而华约在此事当中的正式作用是有限的。例如，波兰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华约的会议日程当中。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讨论都是在双边会议中进行的（最大的例外是1980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紧急会议）。其他盟国仅以有限的方式，在军演中出力，而军演则是压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45]

    1981年12月宣布的军管让莫斯科和其他盟友大大松了一口气，起码这在未来几年里成功制止了波兰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但正如在阿富汗那样，社会主义阵营的形象也受到了沉重而长远的打击。即便从短期来看，此次危机也消磨掉了华约对自身团结的信心。1980 ～1981年的事件暴露出，共产党当局十分缺乏公众的支持，而且，正如前文提到的，华约领导人开始担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1982年，华约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波兰和罗马尼亚在其中假定中立，[346]这也表明了联盟的团结问题已经达到何种严重的程度了。

    在这一时期，国内和国际事态的发展结合起来严酷地考验着华约。老龄化的苏联领导层身体状况不断衰退，这个大问题影响到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对事件的反应能力。波兰宣布军管不到一年，勃列日涅夫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尤里·安德罗波夫（Iurii Andropov，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 1984年2月～1985年3月）都只统治了很短的时间，导致了盟国对苏联和华约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感。对内，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对加速军事建设的可行性进行了争论，同时，华约的会议表明促进联盟共同利益和各国的优先关切之间出现了分歧。导致这些分歧的议题包括，东西方缓和的总体地位以及为制衡苏联部署SS—20导弹而引发围绕北约在欧洲部署中短程核弹的紧张事态。

    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81年1月里根的上台。里根的第一任期里充满了尖锐的反苏言论，加上北约不断活跃的军事行动，东西方之间不断扩大的技术落差，开启了某些人所称的“第二次冷战”，更具体的是，在克里姆林宫内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恐慌。正如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初所言，“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可能没有什么能像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世界局势那样更具爆炸性、更加困难和糟糕了”[347]。

    1983年6月，华约峰会达成一项协议，在东欧部署苏联导弹，以回应北约在欧洲部署中短程核弹。但是这一决定在华约内部制造出了难题，导致了东德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不满不断飙升，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这种不满。在所有的行动中，东德的行动震惊了观察家们。作为联盟内依附性最强的成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异常坚持自己国家的权利——拓展它与西德的关系，阻断波兰通向奥得河的主要通道等。[348]

    苏联人受领导层不确定性的困扰，倾向于消极对待这些事态，这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莫斯科以及联盟其他的伙伴之间都被这一不确定性痛苦地折磨着。克里姆林宫对这些议题一直犹豫不决，直到1985年3月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共产党新任总书记上台。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主要特点是苏联内部的巨变。改革与“新思维”的双重政策旨在重塑这个体制，使其对内更具生命力，对西方更具竞争力，并最终为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要充分理解这一时期影响华约的那些进展，就得首先知道它们主要不是源自联盟本身，也不是源自东西方军事的平衡状态，而是源自新领导层带来的内部改革与变化。[349]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出席第一次联盟峰会的时候，对华约的态度开始显露出来。他在大会的演讲中赞扬了团结的概念，自豪地谈到了集团在对西方的军事和战略平衡上取得的成就。他同意华约的主流意见，认为美国和北约发展进攻性武器系统的行为，在本质上富有侵略性，并号召将战略平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350]

    同时，戈尔巴乔夫还初步表露了他对联盟内部关系的思考，他告诉他的同伴们，莫斯科愿意向伙伴们全面通告所有相关的议题，鼓励公开讨论不同意见，将促进合作视为日常关切。

    此后在党的会议和多边会议上，苏联领导层进一步充实了这些想法。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苏联党代会上讲到，全体一致同意仍是当务之急，但是他也认为，“团结不是靠服从实现的”。他也承认，不光莫斯科，华约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提出动议，帮助决定联盟的发展方向。[351]3月份，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再次强调了这几点，他授权指出，戈尔巴乔夫1986年1月关于消除核武器和建立新的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讲话，是与东欧领导人经过“同志式的对话”商定的。谢瓦尔德纳泽保证，莫斯科在将来会继续以类似方式与自己的伙伴们相处。甚至连罗马尼亚人也对这种新的发展表示满意，尽管他们仍沿着这一方向寻求更多的进展。[352]

    戈尔巴乔夫很快还推行了战略上的变革。在1986年的苏联党代会上，他提出从进攻性原则转向合理的“充足防御”原则，并获得大会批准。他的理论部分基于这样的想法，即社会主义集团在军事平衡上应处于体面的地位，联盟可以通过与西方对手更广泛的合作，切实改善力量的整合（不同于他的前辈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时的想法）。戈尔巴乔夫已经提议与里根于1985年在日内瓦进行对话，并在此后的几年中，继续就中远程战略力量、常规武器和合作型安全的要务（相互均衡裁军谈判，以及稍后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等进行谈判。[353]

    军方强烈反对这些变革。高级军官们会定期出台一些耸人听闻的评估，认为由于新的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理念和不断的技术革新，北约带来的威胁不断增长。两件事情的发生有助于阻滞军方的反对，也制造了一个更利于改革的环境。第一件是1986年4月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彻底动摇了华约成员对发动核战争的幻想（正如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在1986年6月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提到的，“没人会认为，核战争爆发的五六天之后，还有人能在巴黎悠闲自得地享用咖啡”[354]）。第二件是一名西德的和平主义者鲁斯特（Matthias Rust）驾驶私人飞机在红场附近降落，这彻底暴露了苏联防空系统的不均衡性。戈尔巴乔夫利用这一事件攻击那些尾大不掉的高级军官，包括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Sergei Sokolov），并最终将其撤职。这也帮助戈尔巴乔夫确立了该阶段的目标，即让苏军获得先进的常规性武器，新的观念调整承诺为这些军备寻找更多的资源。

    1987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尽管有军方的反对，但是经由东欧盟国的同意，华约正式摒弃了传统的进攻型战略，转而采用充足防御和非进攻性防御的战略。此后相继出现了更多的变革。华约仿照北约建立起一个类似的信息办公室，旨在就联盟的活动向公民做出解释和辩护。苏联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行动，即为建立信任向盟国提供军队和武器相关的准确硬数据。两个联盟间的议员交流和其他的接触也走向机制化。

    但是，这一时期更重大的事件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提议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1987年12月，《中导条约》在华盛顿签订，这受到华约其他成员的欢迎，苏联从东欧撤军也受到同样的欢迎。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讲话中否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演讲既是冷战进程中的里程碑，也是华约演变进程中的另一重要阶段。

    或许稍作回顾就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没有变革措施向华约成员表明联盟行将解散。相反，在1988年7月的一次防长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只看到一股清新的活力在发挥作用。从1989年5月的伏尔塔瓦演习来看，他继续监控了新的防御型战略的实施。为了解决来自军方高层挥之不去的阻力，他替换掉了那些强硬派，例如华约的最高指挥官，维克多·库利科夫（Viktor Kulikov）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陆军将军阿纳托利·戈里布科夫（Anatolii Gribkov）。但是，除此之外，苏联领导人甘愿让自己的伙伴们选择各自通向未来的道路——明显是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变革。

    解体

    直到这场游戏快结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意识到他所启动的事业的深远影响。东欧共产党政权正在解体，并受到大众的欢迎，直到此时，他才试图制止。他谨慎地避免会干涉盟国内政的行动，这一目标值得称赞，但也引起了保守领导人的恐慌，他们担心自己政权的未来。

    1989年春，联盟内部的分歧开始显现。4月份，各个成员国的外长——不包括苏联外长——在柏林附近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苏联与各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利益冲突。苏联的内部改革和裁军建议被视作是给更保守的政权制造了麻烦，甚至东德和罗马尼亚也同意这一观点。[355]

    但是，这是盟国们能够达成一致的、为数不断减少的议题之一。正如从1988年12月开始，一个新的防务和外交专家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会议讨论，也没能对罗马尼亚提出的根本改革提议达成一致。戈尔巴乔夫选择让委员会解决这一争端，而不是简单地让罗马尼亚撤回或修改其提案，而这是之前惯用的方式。这也进一步表明，莫斯科不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讽刺的是，这让某些盟国抱怨不已。[356]

    到1989年中，事件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华约领导人的控制能力。在波兰，团结工会在6月初的全国大选中获胜，这预示着重大的变革即将席卷该地区。在7月份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成员国又一次在如何面对变革时代的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都坚持，应针对不断增长的民众不满，采取强硬的路线，但是苏联领导人，以及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已经走向一种极为不同的治理理念了。[357]

    即使在华约组织的最后时光里，仍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该组织已经时日不久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约的成员，甚至连它的对手，都看到它继续存在的价值，尽管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东欧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并不相同，但分歧并不严重。波兰人认为，这两个联盟起码暂时对促进欧洲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也能以理解的态度看待德国统一的前景，以及两国边界可能引发的争端，在这些争端中，华约可能成为波兰利益的保护人。东德人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华约有可能制衡北约造成的威胁。匈牙利人更关注苏军的撤出问题，而不是华约的解散问题。到1990年，各方甚至都没能在布达佩斯就华约最具建设性的发展方向达成明确共识。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曾主张解散华约，但也改弦易辙，在1990年年中的时候宣称，华约从军事实体转变为一个政治实体是可以接受的。[358]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早在1989年年中是改革建议的发起者，但稍后也对联盟的未来含糊其辞。罗马尼亚的观点则更复杂，一方面（一如既往地）要求华约解散，但是另一方面又请求全体盟国采取统一措施，针对威胁共产主义统治的民众起义进行遏制。齐奥塞斯库曾十分愤恨莫斯科以往对其他成员国的镇压行为，但讽刺的是，他是1989年唯一一个诉诸暴力镇压本国内部反对派的东欧统治者。

    在对立政治阵营的另一边，西方大国相信华约可能会实际上帮助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改革，以便制止德国可能发生的统一（而西德并不担心后一种情况）。此外，在双方持续的裁军谈判中，华约仍明显扮演着伙伴的角色。[359]同时，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全面影响对他而言变得明朗的时候，他仍然希望，这个联盟可以帮助苏联保留住在这一地区残余的权力，包括让东德在面对西德和北约时仍能保持独立。

    从1989年底到1990年，随着东欧政治态势继续发展，华约各个成员国的态度变得尖锐起来。1989年11月，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几天，华约的外长们在该组织的诞生之地华沙开会，试图解决一系列的难题，包括联盟的使命问题。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向他的东欧同事们承认了各成员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但也宣称，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和“战后欧洲的现实”仍要求华约发挥集体安全保护者的作用。外长们原则上同意了关于改变华约功能的建议，包括促进全欧洲的安全保障（不再是制造东西方的分裂），以及反对毒品的斗争。[360]但这也表明，这些外长们对安全的认识发生了何等的变化。

    到1990年2月，两个联盟间的相互威胁意识消失殆尽。一个明显的标志是，2月，北约和华约的代表在渥太华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双方达成了基本共识，愿意维持欧安会进程，通过它来解决重大问题，如常规裁军和德国地位问题等。与以往的实践明显不同的是，当华约强调需要统一立场的时候，东德人总结会议时却提出，联盟成员间明显缺乏“一致的看法”，也缺少“单纯和直接维护国家利益”的方法。[361]这些狭隘的利益诉求在当年的提案中继续得到体现，其重点就是要逼迫联盟考虑放弃自身的军事功能，而保留政治构架的完整。此时，在华约是否应该彻底消失的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这一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1990年6月，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后发表的宣言声称，“经过东西方的共同努力，意识形态敌人的形象已经消除了”[362]。如果北约做出相应的回应，华约本可以多存在一段时间，但发生了另一更重要的事件——1991年1月，苏联强行镇压了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反对派。这一暴力行动让其他盟国团结起来，由哈维尔领导，他偏向于解散华约。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与匈牙利总统、波兰总统一起，于2月中旬组建了一个新的次联盟，对华约发起了直接的挑战。戈尔巴乔夫的回应是，放弃华约的军事功能，而保留其政治职能。实施这一想法的决定于2月25日得到批准，正如马斯特尼所言，这宣布了华约的“临床死亡”。在7月1日布拉格的一次会议上，华约的“生理死亡”——政治“残骸”的解体——也到来了。

    结语

    简单回顾华约的历史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华约对其领导人设定的目标完成得如何呢？世界其他国家能从华约在欧洲的经验中得到什么教训呢？

    要检验其目标完成得如何，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宗旨是什么。正如马斯特尼指出的，华约有一个重大缺陷：在其36年的历史中，该联盟从未设立过一个清晰的、列于首位的使命。最终，它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都显得特别无能。它没能促成北约的解体；尽管它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但是它的综合能力——规划的可靠性、假设的现实性，以及军队的可靠性——从未得到检验。由于北约成员国从未想染指东欧的领土，那么华约防止外部侵略以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独立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了。至于保护执政的共产党人不受本国内部反对派的挑战，华约也未能在这一点上完全取得内部的协调一致，因为成员国领导层在国内缺乏政治合法性。

    那么，这些教训的启示是什么呢？使命的清晰度绝对是关键。成员国对威胁和解决手段的认识界定也应保持清晰。此外，各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有合理而平等的代表权，并在此基础上行事。

    对华约内部动力的回顾还暴露了其他的教训。[363]例如，应避免使用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处理安全问题，后者会导致无视现实与客观情况。华约的政治与军事领导人没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常常限制了他们理解对手、评估对手意图和实力的能力——尽管可以得到大量的数据，包括北约的详细机密。无视现实也影响到对很多事物的战略性思考和判断，例如在核战争中进行常规作战的可行性。拘泥于最坏军事打算的考虑（不光华约存在这一情况）导致了这些问题，即这些规划中的军事方案是基于最坏的打算，没有考虑变化中的因素，例如实际的能力、国内政治的限制因素，或者联盟内部的冲突等。

    最后，华约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安全不能仅仅被定义为严格的军事安全。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实力与生存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华约是一架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机器，但是，由于它试图保护的制度缺乏经济生存能力和政治与社会的合法性，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所以华约最终也无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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