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合作和冲突领域，冷战留给了我们什么遗产呢？自酝酿该书起，至今五年多时光已过，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期的视角，以冀为长期发展——至少下一个五年的走势——带来些许启迪。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被建议采用五年这一中期视角，而评估五年以外的事情就完全靠直觉了。在后序部分，我们注意到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最新事件，并试图对其近期发展做出评估。
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以及不断加剧的全球变暖都显示了与传统性的军事威胁相比，非传统性的安全威胁将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环境安全甚至将迅速成为重中之重。然而当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即将销声匿迹时，国家内部的纷争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动荡也再次把外部干涉和武力颠覆政权的问题引入了大众视野，这在冷战期间曾一度带来诸多动荡不安。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干涉他国意愿的减弱，特别是基于对干涉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正如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事件所表明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呼声仍然不容小觑。
冷战时期遗留下的国际组织将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呢？联合国一如既往既有其缺陷不足，又有其不可替代之处。安理会的授权对国际关系中武力使用的合法性而言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安理会的授权行为也并非易得之事。改革安理会，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扩大其代表权似乎也难以使安理会更加有效。把印度、日本抑或巴西这样的候选国纳入进来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毕竟它们有其自身的国家安全议程。
在应对中东危机的过程中，安理会有效授权了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为，从而阻止了国家政府暴行的扩散，但是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针对已实施的暴行，新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也代表安理会将前南斯拉夫和某些非洲国家的嫌疑人绳之以法，而对某些受强大国家政府庇护的嫌疑人却无能为力。安理会一致授权了对刚果的军事干预行为，并且由联合国自身而非其内部自愿的成员国来具体展开，这一行动本身尽管具有不确定性的前景，但仍打开了新的篇章。联合国将继续在预防外交、缔造和平、维持和平领域扮演重要的功能性和执行性角色。
安理会多年来未能有效阻止朝鲜走向有核化，也未能劝阻伊朗遵守先前协议放弃获得核武能力的尝试，但是安理会仍然为国际社会各方开展和平斡旋的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诚然，这些热点问题的最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内部政治的演变，但是不可否认，外部国际社会也将会对其带来重大影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甄别和公开某些违规行为方面都是诚实可信的，也将对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冷战后，北约也试图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北约积极应对利比亚和阿富汗问题，但其成就与其归功于北约联盟，不如归功于其内部个别积极参与的成员国。然而尽管北约的对外行动颇受争议，其内部成员国身份却备受青睐。没有一个成员国表示出退出北约的意愿，其最初的提供再确保而不是防御的宗旨目标也将持续下去，这对于对俄罗斯心存忧虑的东欧国家而言尤其重要。
自从1955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和中苏联盟瓦解以后，国际社会中再没有成立新的军事联盟，也没有正在形成的迹象，这些都表明安全领域中的“拉帮结派”和“搭便车”行为已经陈旧过时。新创建的地区安全集团——如上海合作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都针对特定的目标威胁（诸如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而不是具体的某个国家，这些努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原有的组织中，非盟通过与联合国和欧盟的合作在维持和平领域表现积极，也取得了部分成效。未来，地区性合作和地区一体化将对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遗憾的是，欧盟至今还未实现其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实现。其所提倡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受到了欧元危机的损害，而且很多欧盟蓝图的效应也引发质疑，尤其是关于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稳定的范式。新的分歧与裂缝不仅在东欧和西欧扩展，而且在南欧和北欧国家中也逐渐形成。
然而，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表示出退出的意愿，相反还有一大堆国家排队等着加入，当然至今也没有一个成员国被开除出局，尽管希腊和塞浦路斯貌似离这种结果不远了。倘若以史为鉴的话，欧盟蓝图将会继续驳斥那些无效或死亡的预言，通过不断地改进完善，在磕磕碰碰中不断前行。与冷战刚刚结束时不同，欧盟当前的目标不是扩大，而是深化——现有机构的强化以及启动所谓的央行联盟。当然，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德国作为最大行为体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去引导而不是强迫各国做出必要的牺牲。
在西方经济危机的风潮中，某些发展中国家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表现更佳，这也引发了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思考。为了评估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冲突，一些学者创建了理论模型并采用了历史类推法，但都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今天的安全环境史无前例，尤其是与冷战时期相比，二者截然不同，因此历史类推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采用呢？
与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不同，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两大经济体，并未陷入不可协调的安全利益冲突中，尤其是冷战时期迥异的意识形态更是使这一矛盾冲突雪上加霜。当今中美所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和挑战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贫富差距扩大、人口分布不平衡、特殊利益集团、腐败问题，以及政治体系的机能失调。尽管这些事项也并非不可解决，但是很大程度上问题在于如果不对体制进行重大变革，这些事项可能就难以解决。2012年华盛顿和北京都实现了权力的交接，确认了至少未来四年中领导人的延续性，这也表明了对这些事项的严重性以及内部解决方案延续了一定的共识。
2013年中美之间关于网络安全的争端显示了目前双方展开合作关系的最主要障碍是信任的缺乏，这也是长期困扰冷战的症结所在，直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采取了“信任的跳跃”。当然基于中美之间已培育出相互依赖、互利共生的关系，而且不断增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也已成不可扭转之势，这一“信任的跳跃”已不再需要。相反，只要能够不断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就已足够。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建立信任的措施包括哪些呢？
一个积极的措施是解决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两大问题：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中国和美国政府似乎都认同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但是如何在朝鲜半岛的必然统一进程中实现无核化以及如何调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差异性，不能仅仅依靠华盛顿或北京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近期，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倘若中美双方能就各自意图进行相互协商和相互确保，这些问题就可能很快迎来希望的曙光。
中美之间的相互确保要大大易于与其他国家间的确保策略。中美之间的共同之一是共有的例外论性情，即分别自诩为最灿烂的文明和最民主的国家，这也可能有助于双方建立起相互尊重。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对其他国家尊重的缺乏，正如美国和苏联宣称拉美和东欧分别属于它们各自的安全势力范围。今天的太平洋地区很有可能成为另一片试验田。
西方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外国的观察家们很快就把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强硬政策解读为中国已摒弃了多边主义新安全观。但是中国的官员随即否认存在任何的变化，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指责华盛顿的回归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在遏制或包围中国。当国内社会和政治都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时，已很难明确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所起到的作用，而这显然与苏联截然不同。
在一些局外者看来，南中国海海洋争端的兴起颇有点类似于老欧洲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争吵，其后果也都是惨痛的，正如中国和越南也曾于1988年为南海问题发生过海上冲突一样。但是中国已经和除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通过双边谈判和重大让步，解决了所有的陆上领土争端。有理由相信海洋争端同样能得以解决。其他相关国家提出通过东盟建立多边协商谈判机制来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东盟的历史也表明了其能够有效处理内部成员的类似分歧。否则的话，审慎之计是不要随意撺弄这些可能恶化的局势。
针对不断扩散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地区联盟的复兴既具有侵扰性又具有稳定性。华盛顿财政的捉襟见肘为其军事行动设定了上限，如此一来，日本、台湾、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承诺将心存怀疑，正如其在冷战结束之时所持的态度一样，从而不得不寻求自我保护。与此同时，东盟也开始了建立地区安全架构的步伐，与其伙伴国召开了年度防长会议，2010年随着中国的加入，演变成为东盟“10＋8”防长机制。
东盟的行动为一年一度的东亚峰会的日程安排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2011年随着美国和俄罗斯的加入，东亚峰会的参与国已扩展至16国，这也为各方讨论敏感性安全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或者，在此平台上各方仅仅就一些非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协商，从海盗问题到恐怖主义再到自然灾害的危机处置等。东南亚国家在不断深化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军事力量，对于要么加入美国的轴辐体系、要么取消这一体系的建议，东南亚国家回避了这种二者选一的抉择。
自冷战终结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是地区合作安全的主要推动者。2008年时任总理的陆克文提出了建立亚太共同体的计划，该计划预期将在2020年启动，正如东盟“10＋8”一样，它将把这些国家都纳入进来，以协同应对安全、经济和资源方面的挑战。该计划可能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国防预算的骤减而胎死腹中，但是东亚峰会正在致力于同样的宗旨目标。澳大利亚已经加入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自由贸易建设中来，这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取得快速的发展，大大快于中国所支持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当然TPP也被质疑为试图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包围。
TPP致力于推动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而非军事合作，其对规则规范的强烈推崇使其更加接近欧洲共同市场的最初机制设计。2005年在新西兰——首个与中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的倡导下，TPP得以启动，而启动以来TPP一直被指责缺乏透明性，但这并未阻止新加坡和智利成为原始成员国以及一系列国家——诸如越南、韩国、日本、墨西哥等——的加入或申请加入的行为。
TPP也有望把各方对军事制衡的关注转向对规则规范的尊重，增强中等国家的影响力，以及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扩展。目前尽管日本的加入在国内遇到了一些障碍，但韩国在保持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与美国缔结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展开了与中国的友好外交。通过经济合作来促进双方安全的趋势似乎已不可逆转，TPP的未来最终也将依赖于中国是否认为加入TPP与加入WTO一样，同样符合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如果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是经济一体化，一方面是军事竞争，那么中国可能除了加入TPP谈判外，别无选择。
在全球层面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认为二十国集团是一个讨论全球经济问题和环境威胁的重要论坛。各方都认为可持续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是获得安全的必要前提条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伴生的环境破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威胁性。为了应对特定的危机，由相关各方组成的特殊集团可能是最有效的。如北极地区是气候变化的风向标，2013年拥有北极领土和经济利益关切的相关国家成立了北极理事会，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冷战以来，大的历史趋势是从两极到单极再到多极，甚至是多中心化的世界，而最新发生的事件无一与此历史潮流相违背。在水平维度上，目前并没有全球安全的挑战者，当然也没有一个全球安全的维护者，而后者可能正是中等国家所希冀的，与更大国家相比，中等国家的内部更容易治理，也更为安全。同时，由信息和交通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依赖进一步使得安全问题国际化了，这有意或无意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不断增强，加强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法治从而成为不得不直面的事实，这对政府的管限和秘密治理形成了重大冲击。在此历史背景下，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将更为紧迫，也更为可行，即使完全消除冲突仍遥遥无期，但至少预防和解决冲突将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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