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群

    作为一个主要大国，中国的实力不断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这使得外界日益担忧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都体现出外界正在努力认识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对中国自身而言，国内最大的变化还是观念性的，包括自身安全观的变化。

    自1979年起，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变革的道路，自身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也逐渐形成了新型的安全观。这一变化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开始了向国际社会学习的缓慢同化过程，与此同时，中国开始重构认同，从国际社会的旁观者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四个因素导致了这种转变：持续改善的安全环境以及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现代化的需求；对睦邻关系的渴求；来自领导层的驱动力。

    本章要探索的是，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新型安全观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发生这些变化，以及产生了何种影响。本章还将讨论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尤其是海洋纠纷和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导致的挑战，以及如何吸取冷战的教训，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中美关系。

    中国的新型安全观及其实施

    在主权国家的世界，国家安全的诉求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必要特征。根据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的经典定义，“所谓安全，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的威胁，从主观意义上来讲，是指不存在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感。”[923]这种安全包含客观与主观的要素，不仅有客观条件，还有主观的感受。但是，在东西方，安全的核心内容都一样——“免受危险与威胁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的概念不是静止的，它可能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各国对它的认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作为一种观念，安全观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是理解国际社会的本质，或者说如何看待当今的世界——判断这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具有合作的机会，还是像丛林一样，要求各国随时准备应对灾难。第二是威胁的认知与来源界定等。第三是获得国家安全的方式与途径问题。三者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国际环境，以及如何处理安全议题。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苏关系的缓和，中国对安全环境的认识逐渐缓和下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的时候，美国的封锁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到其政治选择，结果是中国的外交选择了“一边倒”，即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924]在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沙文主义、围绕共产主义本质产生的意识形态争论以及中苏边界冲突，恶化了中苏关系，让双方卷入了对抗当中。[925]

    考虑到来自苏联的急迫威胁，“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极为不利，于是当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中国放弃了这一战略。[926]从1972年到1982年，中国采取了“一条线战略”， [927]与美国形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联盟”， [928]以制衡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领导人眼里，“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明显在增长”，“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929]。1979年的两个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安全的认识。一个是在年初，中美外交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另一个是在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邓小平在1980年1月中旬的一次讲话中回应了这两个事件，“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930]在1982年，他讲到，“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 [931]然后做出了一项战略判断，“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932]

    由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缓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想法也逐渐成型。它包括两个原则：首先，“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其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不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933]这两个原则与之前诸如“一边倒”或“一条线”的战略大不相同。这标志着中国的安全思维和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动荡期。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失去了政治权力，而北京遭受了政治动乱。国际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与欧洲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明显是希望中国政府倒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精英群体中的保守派开始质疑中央政策，围绕是否继续这一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关键的转折时刻，政府没有改变对时代发展潮流的判断。邓小平坚定地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934]

    1992年初，在新生的城市深圳，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实验区，最终创造了几乎奇迹般的增长速度。有批评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作为回应，邓小平强调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铺平道路。至于自1978年以来的道路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说，应该根据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判断。

    在同一年，中共十四大为对外开放确立起一项清晰的指导方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在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对外关系得到快速发展，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有限参与国际事务转为全面接触。新的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反映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对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加速了这一认识上的转变。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首次出现了“全球化”的概念。在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有四次使用该词；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则使用了九次。十六大之后，相互依存、互利、双赢等理念开始在政治演讲中出现。中国更加注重的一个观念是，“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935]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相互依存的理念，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未来与世界的命运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我们将）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936]最终，“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理念逐渐树立起来，成为安全思维的核心。

    1993年2月，在加德满都举行的亚太地区国家安全与建立信任的大会上，新型安全观首次被提出。从此以后，中国便热衷于在区域安全合作中完善这一理论，并为其建立一套机制。几年之后，在1996年上海五国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一新观念被正式提出。1997年3月，在由中国和菲律宾政府共同主办的东盟区域论坛建立信任大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Regional Forum Trust—Building Conference］上，中国倡导新型安全观以适应本地区所有国家保卫各自安全的需要。当年的4月23日，江泽民主席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次演讲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安全观，他的讲话内容后来被写入中俄联合声明，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1999年3月26日，在日内瓦的裁军大会上，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推广了这一安全观。2002年7月31日，在文莱斯里巴加湾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关于新型安全观的立场文件》（China's Position Paper on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该文件积极倡导新的安全思维，而非基于传统的权力政治的冷战安全观。[937]文件强调，有必要通过对话提升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

    在1992年之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文件中（如国防和外交的白皮书），都强调了这种新的安全思维。1998年，它被写进了中国首次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其中写道，“在平等的基础上实施对话、磋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保卫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发展新型安全观，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国际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世界和平与安全。”[938]“合作”一词被提到了48次，这被广泛认为是对中国威胁论的一次积极回应。

    在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第二份白皮书中，这一安全观念被诠释为具有综合性、普遍性与合作性。[939]双赢或和平合作都是关键词，这向外部世界传达出一项坚决的承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940]。新的思维展现了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似乎“已经最终克服了长期以来的‘百年耻辱’，或者称作应激性的‘受害者’情结”。[941]安全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革命型转变为合作型，重点在于双赢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全面开放。这些新的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和活动，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在总体上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

    在国际层面上，新的思维使中国增加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核不扩散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参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维和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逐渐开始参与其中，并在1989年派出了首批人员参与维和行动。从此之后，中国的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增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最大的参与者。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深入地参与到国际组织当中，积极遵守国际原则与准则，参与国际组织的改革与建设。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对国际组织的政策相比，中国在它加入的国际组织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942]中国将国际规范和规则用于国内合法性和机构建设当中，在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政策中执行国际规范的要求，[943]其方法与其他世界大国的方法没有本质上的差别。[944]

    通过新型安全观，中国积极地同区域性多边安全机构进行接触，而且以更加开放与互利的方式，通过实施睦邻政策，积极地塑造其安全环境。根据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2004年的证词，1994年以前，中国高度质疑参与区域性多边组织的价值；它更倾向于在双边的基础上与邻国和主要大国打交道。中国担心，亚洲国家结成组织将不可避免地群起针对中国，将其作为最大、最明显的目标。中国陶醉于自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而不愿加入区域性组织。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生的区域性多边主义者。它已经从冷眼旁观转而积极参与各种区域性多边舞台。它已经自己建立起新的区域性组织；在国家安全信条中，它已经把多边合作置于优先地位。[945]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不仅与所有的东盟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而且还于1996年成为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的全面对话伙伴。1997年，紧随东盟峰会，“东盟＋3”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正是在这一年，中国与东盟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伙伴关系被提升到“不结盟、非军事和非排他”的战略层次，不妨碍参与者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全面关系。[946]至于其北部邻国，中国通过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建立起上海五国机制，缓解了对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的担忧，这一机制最终演变为上海合作组织。“中国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好邻居、建设性的伙伴和细心的聆听者。”[947]

    随着安全被视作综合性的日常事务，中国开始更加重视经济合作，并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承诺“毫不动摇地奉行和平发展的道路，毫不动摇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永远做东盟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948]。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拒绝人民币贬值，与东盟国家一起，采取坚决的措施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也因而成为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转折点。

    中国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国家发起并实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国家。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跃升至2010年的2927.8亿美元，[949]2011年达到3628亿美元。[950]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超过20%。互利合作不仅推动了参与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惠及了人民，而且促进了东亚以及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安宁。双边的关系拓展到20多个领域，包括11个优先合作的领域，如通信、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公共卫生、环保、能源和金融等。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支持东盟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区域性合作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认为，东盟通过不断深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为东亚合作注入活力”，能发挥“绝佳的协调作用，以平衡该地区各方的利益”[951]，所以，“坚持东盟的领导地位促成了东亚合作的顺利发展”[952]。受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支持，“东盟＋1”的机制促进了更大的区域性组织的形成，如“东盟＋3”和东亚峰会。在“东盟＋3”国家的努力下，合作领域已经拓展到不同层面的65个协作机制。东亚峰会已经吸引了其他的行为体加入这一进程，其中就有美国与俄罗斯。

    由于安全被解读为具有共同性和合作性，中国在使用武力上表现出克制，并积极探索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其他和平的方法，以寻求安全。自从1988年与越南在海上发生对抗以来，中国再也没有卷入军事冲突。至于在南海和东海的海洋纠纷，中国的务实做法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自然资源，这一做法得到其他各方的长期尊重。2002年中国与东盟宣布的行为准则帮助稳定了局势。

    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中美飞机在海南岛之外相撞，这些事件都没有引发中国的军事回应。只有在回应台独势力的时候，以及在美国政府决定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的时候，中国才于1995年至1996年在台湾海峡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在海峡进行了干预，威胁要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2007年，一艘中国潜艇与美国的“小鹰号”航母相遇，2009年3月，中国的一艘舰艇与美国海军的间谍船“无懈号”对峙，中国政府在这些事件中都采取了既克制又谨慎的措施。

    中国分别与印度、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达成了建立信任、削减军队的协议，以此来确保边界的和平。自1991年以来，中国已经与邻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越南解决了一系列的边界争端。麦艾文（Evan Medeiros）和弗拉维尔（Fravel）认为，“它（中国）有时是以亏本的方式行事。”“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协议中，中国只得到了50%或者更少的争议领土：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和中国的帕米尔领土争端中，中国只接受了28000平方公里争议领土中的1000平方公里。”[953]

    很少有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在几十年间大幅度地调整改变安全和外交政策。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岁月里，中国对世界形势的评估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结果，中国的安全观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从提倡“世界革命”，转变为倡导“和谐世界”。通过实行区域主义、多边主义，以及出于新的安全思维的自我克制政策，中国“向较为弱小的邻国展现了自身力量不具威胁性，而更具合作性的一面”，以及更加负责任的形象。[954]根据罗伯特·S. 罗斯的观点，“中国外交政策最引人瞩目的是，它努力巩固区域主义的趋势，促进和平稳定。在对俄罗斯、朝韩、泰国、缅甸、印度支那国家、中亚和南亚的政策中，中国强调合作的措施以巩固现有的关系，而不是用强制性措施促成新型关系。”[955]

    转型的动力

    2002年中国《关于新型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中表述的新型安全观，倡导的是各国之间互信、互利、平等、合作。部分美国观察家认为，这一声明是要反对美国的单极化、联盟体系、对台军售政策以及在东亚部署反导系统。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奉行“强大的联盟、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以及积极的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956]。自从新型安全观提出了“四不”的要求——不搞强权政治、不搞霸权主义、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957]——它就被视为“中国对美国政策与行为的直接回应，因为北京认为其具有威胁性，尤其是华盛顿正在强化其军事联盟”，而且也是为了“反驳美国的观点，即东亚的经济繁荣——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存在带来的和平与稳定的直接结果”。[958]

    批评者们认为，这一安全观并无新意，只是“新瓶装旧酒”，旨在“处理日益增长的矛盾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复杂的世界局势”[959]——“表明中国对国际体系状况的不满和沮丧”[960]。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狭隘关切的结果”[961]。对部分美国战略家而言，中国的新安全观对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根本议题更具综合性：国际体系应该如何组织？军事力量发挥什么作用才算合适？联盟具有合法性吗？方艾文（Evan Feigenbaum）认为，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与当下盛行的美国的国际治理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将对“泛美主义造成巨大的挑战”。[962]

    这些观点都没有注意到新安全观的创新以及新的政策选择。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无法解释清楚安全观转型的本质，而这只能通过中国的内在动力加以解释，其中包括中国从冷战中吸取的教训。在分析中国安全政策的时候，现实主义者主要使用均势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并预测，随着一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它会对自己的国际地位产生严重的质疑，从而为实现本国利益而奉行扩张政策，损害别国利益。[963]新型安全观及其实践则推翻了这种预测，因为中国在冷战后没有试图制衡美国，而是在很多领域与其进行了合作。中国将中美关系置于首要位置，并尽最大努力建立双边对话和磋商的机制，以管理潜在的紧张状态。2005年中美战略对话创建之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切实的成绩。

    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加强经济互动和机制化的联系，可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提升和平的前景。尽管自由主义者承认，中国安全观的轨迹符合自由主义理论的预测，但他们也认为，只有西方政治规范规则得到不断内化和社会化，建立安全共同体，才能实现根本的安全与和平。所以，中国政治制度的“缓慢”变化让自由主义者们感到失望和沮丧，而且部分人指责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964]他们认为，中国安全观的变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认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仍是国际社会当中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965]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笔者认为，新型安全观的形成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既是自我反思，也是在不断适应国家战略环境的调整过程。从根本上讲，它由内在动力驱动，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平行。中国的安全环境不断改善，需要不断促进国内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渴望建立一个睦邻环境以及领导层的驱动作用则是新安全观成型的几大决定性因素。

    持续改善的安全环境

    任何国家的安全动力都可以追溯到其内部需要当中。对中国而言，对外行为的变化，包括安全政策，都产生于内部的需要和变革。广泛的内部危机驱使人们反思内政外交，这些反思的收益又反过来强化了新的思维与政策。中国安全观念的形成从根本上取决于自己的核心安全关切，这些安全动力不仅反映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百年耻辱”经历，同样也表达了“对重新统一和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966]。实际上，“除了北京的对台政策，再没有什么议题可以阻碍中国新的安全外交的实施，或者可以妨碍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对台政策传达出对国家统一的长期关切，它是影响安全思维的重要因素。[967]但是，在创造性的“一国两制”方式下，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这给北京政府提供了一种思路，以灵活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阻止台湾寻求独立。[968]

    中国更大的关切是超级大国带来的安全威胁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带来的生存问题——这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一大忧患。随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改善，以及两国共同努力建立起反苏的“事实同盟”，这一担心才得以消除。20世纪70年代末，莫斯科采取了进攻性的战略，在全世界拓展其影响，在中国的周边不断积累武装力量。受苏联的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挑起了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同时寻求地区霸权。[969]在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邓小平表示，如果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就有惩罚越南人的决心，这样就能让苏联背上难以承受的负担。[970]越南以20万武装部队入侵、占领柬埔寨，并建立起傀儡政权，之后，在美国吉米·卡特政府的默许下，中国于1979年使用武力惩罚了越南。这一行动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地区平衡，减少了中国对苏联威胁的担忧。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和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与两个超级大国都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在改善对外关系的基础上，邓小平的战略判断是，世界大战不仅可以推迟，而且是可以避免的，西方国家是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971]所有的这些变化开启了中国安全观转型的道路，其关注点也转向了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

    加入WTO的谈判经历帮助中国更多地了解了国际社会，拓展了中国对国际组织的理解。中国已经意识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作为挑战者的经历证明，充满对抗、缺乏合作的战略让我们得不偿失”，因此中国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组织。[972]通过加入国际社会，中国逐渐构建起作为国际共同体负责任成员的身份认同。通过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中国成为一个积极的维持现状的国家，旨在维护全球和地区秩序。作为参与者，中国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前认为国际体系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延续，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则认为，支持国际体系是改革开放所必需的。此外，加入WTO和世界市场所得到的收益，导致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积极认识，使中国的战略目标更依赖于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维持区域以及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现代化的需求

    要重估中国的安全环境，采取合适的战略与政策，需要对中国的内部条件及其发展阶段有一个敏锐的认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领导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以及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所以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被置于头等地位。邓小平曾向联合国的一个代表团讲道：“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973]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国内政治动乱已经让国家经济处于破产的边缘。既然内部的危机让中国无法继续旧有的政策，那么就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邓小平坚持认为，中国需要实行一项新的政策，因为之前的政策无法克服贫困与落后。邓小平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974]他继续说道：“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975]他解释道，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实现国家统一，“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976]为了改善内外形势，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且“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977]

    同时，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快速发展相比，危机正变得更加明显。世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进一步拉开了中国与先进国家在经济和技术实力上的差距。在国内生产总值上，泰国、韩国这样的周边小国都超过了中国，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感觉到了压力，将精力从意识形态斗争转向了经济发展，但这需要将自己与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抛弃对国际体系的对抗态度。

    改革开放20年之后，中国的总体实力快速增长，但是内政事务仍在政治议程中处于优先地位。2007年，当温家宝总理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时，是以国内形势开场的。他说，“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978]这也意味着制度建设的进程仍存在提升的空间。中国人民一直记得：

    我们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社会改革、提高、协调都很紧迫；经济发展仍处于低水平……缺乏核心技术与独立知识产权已经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创新。[979]

    温家宝强调，“只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历史任务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才会懂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方针政策，从而增强工作的原则性、坚定性和创造性。”他劝说人民“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980]。中国的安全战略，包括和平崛起理论，都是以服从国内事务的先后顺序而进行考虑的。

    改革开放提高了综合国力，提升了中国转变其安全观的信心。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这是人民大众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收益增长最快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GDP从2164亿美元增长到4882亿美元，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了一倍多。[981]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全面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急剧增长。2003年10月，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扩大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这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加迅猛。

    2007年，中国GDP达到32801亿美元，仅次于德国的32997亿美元，排世界第三。[982]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攀升到2007年的15282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983]2007年，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贡献超过了美国，并且在数个关键性的领域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984]同时，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与融入国际社会建立起积极的正相关关系之后，中国对自己的安全更加自信，并更倾向于和平与合作，于是，安全观也相应发生改变。新型安全观于是成为中国对内政策整体转型的一部分，而在中国所有内政当中，经济发展优先于任何议题。

    渴望更好的睦邻环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没有地区政策的区域性大国”，但是1840年之前，中国曾在朝贡体系下长期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核心。[985]主导这一体系的不是主权的规则，也不是均势或权力政治的机制，而是天下观以及对关系的打理。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是一种文化同化的方式。“在与天子接触的过程中，通过遵守一定的规范和礼数，外族统治者参与到中国的世界秩序当中”[986]，为了中国边疆的安全，天子会牺牲一定的利益，给予藩属国自治权，实施“修身养性”的仁政。这样，朝贡体系将“正式的等级制度和非正式的平等结合起来”，给东亚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987]1840年之后，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帝国主义的到来粉碎了中国的传统身份定位，并将中国抛入了半殖民地的角色，其地位类似于之前的朝贡国。中国被迫转变自身，并为自己的独立以及在世界上的，尤其是在东亚的正当地位而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挑战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动力是维系中华文明。

    在20世纪，中国领导人试图制定出一项超越中国本身的、区域性的，或者甚至是全球性的图景。孙中山就是倡导大亚洲或大亚细亚主义的一员。他批评欧洲文明“除了武力统治之外一无是处”，并敦促中国、日本以及亚洲的所有人，通过公正的统治，“团结起来恢复亚洲之前的地位”。他追求的是一个大亚洲，一项解放压迫者的事业，一条终止亚洲人民苦难的道路。[988]他的伟大思想沦为空想而消散，没有受到中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亚洲民族的认真对待。中国陷入不断的内战，之后又受到日本的侵略，中国随之与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战争。

    当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的时候，世界陷入了美苏之间的对抗，国际政治开始分化。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敌视，中国与新独立的国家发展关系，对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外交政策的努力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领土主权（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1954年6月的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的亚洲政策。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以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先锋的身份出现，旨在联合“第二世界”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反对第一世界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989]而这后续政策没能成功实施，反而让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变得紧张。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经济发展而非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重点。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关注要点，为此，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显然是首要任务。既然邻国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同中国临近，还在经济上优于中国，那么向它们学习并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则是既方便又有益的事情。此外，中国有必要通过睦邻政策来赢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以应对来自苏联及其盟友越南日益增长的威胁。同时，中国想在发展的同时被尊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性大国。

    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讲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此话主要是讲给东亚国家听的。[990]他的意思是，和平而繁荣的邻国是实现中国国家目标的关键。没有这些，中国就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有效地管理那些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内政问题，也无法防止邻国采取制衡措施。反过来，在它们看来，中国的发展首先被视作可以从中受益的一种机遇。对中国而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尽管难以说中国的崛起是东亚崛起的组成部分，但中国必须让自己融入该地区，受多边安全框架的制约。

    领导层驱动的动力

    中国安全观的转型过程糅合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但临界点是在1978年底，这与当时的领导层过渡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上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国民观念的转变成为可能。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强调“实事求是”和“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他强调需要保证老百姓的生存、提高生活水平，无论在总体的发展战略上还是在具体的安全战略上，这都是很现实的态度。[991]他的战略思想框架和强势的领导地位快速改变了中国之前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并帮助国家走上了新的道路。[992]

    1989年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尽管有这些挑战，但中国对周围世界的根本认识没有改变。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追求主导着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993]邓小平在主权上的创造性思维帮助制定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同时，他力主推行“一国两制”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争议领土与资源问题。

    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政府的改革政策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迎，这反过来强化了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承诺，成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并得以稳定的手段。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政府通过施加国际压力来克服国内的限制，以此推进改革。反过来，当国际局势不利于中国的对外关系时，政府会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缓解局势。[994]关于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是通往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曾经出现过“三次辩论”，邓小平的两次介入使得中国牢牢把握住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承诺。他高效的领导能力以及对政策的坚定承诺，保证了国际化和社会化的延续性，这也深深改变了中国的安全观。

    总之，新型安全观是1978年之后中国转型进程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从冷战中吸取的深刻教训。中国从自身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中，学到的是发展才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意识形态并非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关键。从苏联解体当中，中国认识到，追求霸权、军备竞赛和扩张将导致恶性竞争，导致国家间的敌对，也注定会失败。因此中国必须同所有国家发展长期的友好关系，这是为实现现代化和复兴的国家目标创造有利国际环境的唯一出路。

    中国新型安全观的演变

    自1978年开始初具雏形以来，中国的新型安全观已经帮助避免了主要大国间的对抗，从而对全球和地区的国际体系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在冷战的最后20年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缓和反映了它们在应对苏联威胁上的共同利益。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主要大国关系的变化，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下降，两国关系需要一个新的基础。两国能否继续相互间的合作，或者反目成仇，这引起了各方的猜测。

    结果是，中美双边关系没有回到旧的轨道，而仍是保持了稳定与合作。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一直奉行改革开放，以新的方式不断更深地卷入国际体系。如果中国坚持以前的革命主义安全观，将美国作为敌人，与华盛顿的关系就会随之倒退，甚至会处于对抗状态。1992年11月30日，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女参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时提出，中国坚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并在促进相互理解、拓展共同基础、开展合作、共建共同未来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双方互动，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并考虑在可能的接触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从而为双方发展稳定的关系做出了贡献。[995]

    中国安全观的转型还促进了东亚的地区合作。在冷战期间，该地区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冲突带之一。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成为在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上最具活力的地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地区政策从未如此积极主动，中国以各种方式促进经济合作，通过多边主义提升互信，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包容性区域主义，等等。新型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被其他东亚邻国接受。

    近来，中国开始面临新的安全挑战，包括从南海到东海的海洋争端，以及如何回应美国向亚洲的战略“转移”，这在国内已经引发了对美国的普遍疑虑。不断变化的形势可能改变中国对其安全环境的认识，倘若处理失当，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中美关系。

    中国领导人管控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能力受到的第一项挑战是东亚地区不断面临的安全困境。海洋争端导致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不断紧张。与菲律宾就黄岩岛（国际上称作斯卡伯勒浅滩）发生的领土争端，是因为一艘菲律宾军舰在中国传统捕鱼水域骚扰非武装的中国渔民而引起的。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也导致中日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这些争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承诺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这防止了引发各方之间的危机。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该地区国家的内部压力有时会演变成“中国威胁论”，恶化了领土争端，从而挑战了中国的“搁置争议”政策，迫使中国采取反制措施。

    随着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亚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发展导致邻国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更多忧虑，时间在中国一边的认识也会放大这种忧虑，从而强化了眼下行动的必要性。[996]中国与部分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也在相互间持续而根深蒂固的猜疑中受损。中国希望在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通过提升区域合作来提升相互关系，正如新型安全观所想象的那样，但这一期望没能实现。

    缺乏重点削弱了东盟的领导力，区域合作也几近停滞。“东盟＋1”和“东盟＋3”机制被视作通向东亚共同体建设最有效的方法，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机制曾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但是，由于更多大国的加入，这一进程难以维系。澳大利亚建议的替代方案是“亚太共同体”[997]，认为这将帮助“处理大国关系，尤其是中国崛起、印度崛起的新形势”。[998]日本在亚洲和亚太地区之间摇摆不定，在此之后，日本表明愿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这最早源于新西兰在2005年提出的“战略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近来美国也积极倡导这一协议。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貌似对东盟不太感兴趣，它们更感兴趣的是同区域外的大国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这种形势下，东盟开始向内看，关注内部的凝聚力，通过某种策略性的权力维持其中心地位。

    中国领导人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在美国向亚洲战略转移的新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防止可能出现的对抗趋势。由于华盛顿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战略转移，再加上担忧美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争端，中国人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越来越负面的认识。这些举措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美国想要向中国和该地区传递怎样的信号？该地区未来的政治架构如何？中美之间会斗争还是摊牌？

    中国的观察家将美国的战略转移和TPP视作“东亚地区的障碍或是离心力，而该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向着更加缓和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999]他们认为，这些事态的发展只会增加猜疑，而非减少猜疑，只会使得地区合作的进程复杂化，因为这些举动过分依赖军事，不会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地区架构中预留一席之地。所以，一些中国的批评家——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会经历更具对抗性的场景，甚至是类似冷战的两极关系。

    尽管如此，中国的官方政策还是重申了和平发展的承诺、新型安全观以及和平稳定。这一承诺反映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以及中国新任领导人的讲话中。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曾敦促两国共同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1000]副外长崔天凯写道，当前，国际格局、世界经济、人类社会都在经历着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国要坚持既定方向，秉持和平、合作理念，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大国复兴图强的新路来；中美要打破所谓历史宿命，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新路来”[1001]。在2012年5月的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务委员戴秉国精炼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以下特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互利共赢的全面经济合作、建立相互信任与包容、在安全事务上共享责任、学习并促进对方的文化，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和平共处。[1002]这些讲话表明中国愿意继续保持和发展同美国的良好稳定关系，同时通过对话、沟通和协调处理问题。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和新型安全观不仅仅依赖于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得到外部世界的理解与支持。美国方面也需要调整其‘转移’战略，以便减少中国和该地区对这一行动的关切与负面认识。就这一点而言，美国的选择至关重要”[1003]。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这段话的理解是，中美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在经历着协同进化。[1004]

    结语

    自从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基本的主题是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安全观——包括对国际社会本质的认识、对威胁来源的判断，以及如何选择实现安全的手段——摆脱了对抗与革命主义，走向合作与融合。

    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和防御型安全观符合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安全观强调独立、主权和不干涉，同时更关注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在解决地区和国际问题时，更加强调与别国进行合作。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其国家利益将变得与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更加趋同、更加依存。同时，随着该国的现代化进入新阶段，国内国外的挑战将相互交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重建国家与市场关系以及保持社会稳定，是新时期北京领导人继续推进邓小平改革开放和保持和平合作外交政策面临的新挑战。所以，即便中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仍将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中国的安全观的发展方向必定是进一步与国际规范同化，而这也将反过来逐渐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变。

    从冷战经历中吸取的教训是变革中国安全观、衍生新政策的另一驱动力。在国内，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着碰撞，涉及内政、全球趋势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尽管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善变，中国仍然认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和平与合作，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未来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将主要依赖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能力及其维持和平发展的能力，同时也依赖美国是否愿意适应变化的形势，继续与中国接触而非反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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