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兴

    冷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频繁地使用了武力。这一章将讨论四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使用或倾向于使用武力？它预期要实现什么目标？动武的结果是否实现了预期？动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将基于五个案例，考察中国使用武力的多重因素：1950 ～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4 ～1955年、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1959～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以及1979年的中越战争。本文认为，中国主要盟国的利益和主要对手的威胁，影响了中国对外使用武力的行为。[658]

    学者们对中国使用武力的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现实主义提出了威慑理论、均势理论和预防战争理论。威慑理论家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威慑失败导致对外动武。这种解释忽略了中国有时也有一些改变现状的目标。[659]此外，威慑理论家们把安全决策简化为“在位者”（defender）和“挑战者”（challenger）之间的双边讨价还价。下面的案例研究将表明，这种简化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历史事实。均势理论把进攻性或防御性的目标与能力对比联系起来。[660]然而，冷战期间中国的实力弱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这种理论不足以解释为何中国敢于挑战强大的对手。预防战争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自身脆弱性外露”（window of vulnerability）和对手相对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增长将导致这个国家对外动武。动武的目的是预防更坏的情况发生。[661]尽管讨价还价能力的弱化提供了中国动武的强烈动机，但它不能解释动武规模的大小。

    一些学者认为，国内政治因素对解释动武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他们中的部分人也可能赞同“权力平衡”的重要性，但他们挑战了现实主义的解释。例如，陈兼强调，“北京领导人经常基于国内动员的考虑而对外使用武力”[662]。但是，任何一种国内解释都要考虑到中国领导人是否有利用外交政策实现国内政策的需要。毕竟，毛泽东拥有巨大影响——对他的个人崇拜主导了整个共产党、军队乃至国家。而且，中国领导人“在国家核心利益受到侵犯时，绝不屈服于外国威胁……在很多时候，国内事务并不能影响领导人在国外行动的决心，虽然看上去可能会影响其行动方式”[663]。

    中国使用武力也可能与意识形态和面子等一些无形因素有关。在东亚，意识形态是推动“不断革命”的一个要素。[664]但是，意识形态因素难以解释中国为何在某一特定的时刻选择不同的战略。例如，在1959～1962年意识形态“左转”时期，在边界争端中，中国为何对印度使用武力，却与缅甸达成了妥协？“爱面子”促使一个军事能力较弱的中国走向战场。[665]但是，谨慎对待军事威胁，尤其是来自超级大国的威胁，则是中国的通常做法。

    本文认为，中国领导人主要基于利益和能力两个因素做出决策。他们不得不在自我利益和盟国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如果盟国有能力惩罚中国的不卷入行为，或者如果中国不采取强制行为将导致中国政策的可信性下降，那么中国就面临着为盟国利益而战的压力。此外，在某个时刻面临着某个或多个敌人的重大生存挑战时，会促使中国领导人夸大或误判威胁，以防止更糟糕情况的发生。同时，中国实际的政策是审慎的，其与对手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总而言之，多重矛盾交织和有限的战略选择，塑造了中国的最坏假定思维、使用武力的决策和危机管理行为。

    本章将基于历史证据寻求理论的解释。新证据包括具有选择性但有实质意义的内部资料，例如未出版的档案材料、已发表的文件集和回忆录等。最近出版的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也披露了一些中国使用武力的幕后考虑。[666]尽管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研究，但仍需要对以下复杂的决策做出解释，如干预朝鲜战争的艰难选择、20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和60年代中印边界冲突危机爆发和升级的时机、1969年较弱的中国为何挑战强大的苏联。1979年中国在对越战争中的考虑，也需要从新证据中得出结论。

    1950～1953年的朝鲜半岛

    朝鲜战争的复杂性、大规模和重大后果使得它对中国特别重要。现有的俄罗斯和中国方面的档案，虽然对中国的动机并未做出全面的解释，但是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考虑到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利用现有俄罗斯档案研究中国决策，存在一定局限性。最近公布的关于中国军事计划的新证据可能有助于探讨以下问题：1950年6月前，中国在朝鲜主要的政策目标是什么？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的军事胜利及其与美军在釜山的僵持，对中国的决策有何影响？美军仁川登陆之后，中国领导人如何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在大规模介入之后，中国的战争目标发生了何种变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安全产生了何种影响？

    朝鲜问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国分割朝鲜半岛。随着冷战的爆发，朝鲜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的态势。1949年夏，美国已经完全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军。1950年1月，美国又公开声明，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因此，金日成对以武力统一朝鲜并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尽管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最初对金日成的计划有所犹豫，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一疑虑。金日成的计划将为苏联在远东地区建立新的战略据点提供机会。1950年2月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必须把大连不冻港归还给中国。根据历史学家沈志华和李丹慧的研究，中国“迫使斯大林寻找新的途径来维持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现在形势很明显，朝鲜半岛将是苏联获得太平洋不冻港的唯一替代选择”[667]。同时，斯大林也希望把金日成军事计划的风险转嫁给中国。

    中苏实力差距在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大林声称，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那么他也不会支持金日成。斯大林希望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为名，实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就使毛泽东左右为难。[668]一方面，他公开承诺的“解放”台湾和西藏地区的目标还没有实现。直到1950年4月中旬，他仍没有放弃这一目标，甚至决定“以国家年产600亿斤粮食的十分之一来作攻台的战费”。[669]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迁就苏联，以巩固在中苏条约艰难谈判之后获得的收益。斯大林最初拒绝放弃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毛泽东当然清楚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唯一理由是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忠诚于苏联的盟国。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向斯大林表示忠诚，以获取解放台湾和西藏的军事援助。虽然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如果金日成兵败，那么，负责收拾残局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斯大林。

    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虽然朝鲜人民军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一旦金日成关于美国不干涉的设想落空，毛泽东就不得不兼顾苏联的利益，并准备朝鲜兵败的可能性。7月2日，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抱怨，“早在5月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就已经提醒他美国可能干涉的问题，而金日成当时不相信”[670]。然而，中国不得不未雨绸缪，以较低的成本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通知罗申，中国将向朝鲜边界派出九个师，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派出志愿部队。[671]但斯大林希望金日成能够独自击退美军。他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朝鲜半岛扩大影响力。

    随着美军的介入，朝鲜在军事上逐渐陷入泥潭。中国也就不得不为自卫做准备。1950年7月至8月，中国密切注意着朝鲜的局势，但只采取了防御性措施。7月13日，斯大林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动员九个师，苏联将提供124架米格飞机。[672]毛泽东接受了这一赠予，但将这些飞机部署在中国东北，以保护工业基地。[673]同时，毛泽东也通知东北边防军，“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674]。直到8月，中国领导人还没有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打算。

    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的迟滞，中国越来越担心战争的蔓延及其对自身安全的影响。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朝鲜是）与我东北相连接而有利害关系的问题。”“我们对朝鲜问题采取的是积极态度”。[675]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676]1950年6月至8月，中国在东北地区集结了50万军队，却并未介入朝鲜战事。其原因在于，无论是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不信任中国，他们并未要求中国介入。[677]此外，中美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也让中国犹豫不决。在8月31日提交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东北边防军的指挥官评估了中国在军事上介入朝鲜战争的条件：

    参战时机与地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不仅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军事上也是有利的。敌人拉长拉宽更好打……如在北朝鲜作战，为我基本区，我若努力争取团结群众，便易于取得群众的谅解和帮助，可以减少出国作战的一些困难。这一点是很要紧的。[678]

    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中国是否介入的决策取决于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1950年9月15日，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就直接把介入的问题摆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桌面上。此时，朝鲜不仅面临在三八线以南军事溃败的问题，而且政权本身也有可能崩溃。然而，当美军逐渐推进至三八线时，中国和苏联比几个月前更不愿直接介入战争了。对金日成，中国领导人仅在言辞上表示支持，声称“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并敦促“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强调“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679]毫不奇怪，金日成在苏联大使什特科夫（Terentii F.Shtykov）面前，显得“慌张和缺乏信心”。他告诉苏方，美军可能会越过三八线，并请求苏联方面给予大量及时的援助。然而，他被告知，朝鲜人民军要先突破重围。[680]

    在朝鲜，中国的利益大大超过了苏联的利益。因此，北京不得不做最坏打算。周恩来提醒毛泽东，“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681]为了威慑美军的推进，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avalam M.Panikkar）警告美军，如继续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中国不会坐视不管。[682]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称周恩来的警告是“一次赤裸裸的讹诈”[683]。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也将中国的警告视为对“美国的最后一搏”[684]。

    虽然中国领导层对出兵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有争议，但是美军越过三八线最终促使中国采取干预行动。很可能在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前，他就已经做出了出兵的决策。毛泽东需要得到政治局的同意，但是“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685]。在10月4日的会议上，林彪建议，一旦干预不可避免时，中国就在朝鲜北部地区建立一个缓冲区，避免和美国直接对抗。[686]然而，周恩来和后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都支持出兵。周恩来认为，中国不能对朝鲜“见死不救”。[687]彭德怀则断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美国）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向它让步是不行的。”[688]

    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主要的决策者的毛泽东，至1950年10月初时已经为战争做了三个月的准备。但是，他并未对最初几天关于出兵的争论施加任何影响。他让这一辩论持续了两周左右——从10月2日至13日。他可能是有意利用这一争论同斯大林讨价还价。当金日成请求斯大林提供援助后，10月1日，斯大林很礼貌同时也很急切地要求毛泽东尽快派出几个师到朝鲜去。[689]毛泽东立即做出了准备出兵朝鲜的答复，但并未向斯大林发出这一答复。[690]相反，他对罗申指出：

    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事必须谨慎行事。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对此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691]

    毛泽东试图给斯大林一种印象，即中国很想进行干预，但倘若没有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如罗申报告的，“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自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692]然而，斯大林回答说，即使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出于自己的利益，也要出兵干预。在斯大林看来，“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693]尽管斯大林拒绝立即对朝鲜行动提供空中掩护，以防止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并下令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做出战争决定的艰难过程表明，中国并不情愿为了盟国的利益进行干预。但中国的选择有限。中国最初试图维持三八线以北的现状，主要是为了避免最糟糕情况的发生。一旦美军的行动将促使这种最坏情况发生，毛泽东便在朝鲜政权即将溃败时，推迟进行干预的决定；毛泽东希望通过延长党内的争论获得苏联的援助，尽管这种努力并未奏效。毫不奇怪的是，当中国出兵后，它不得不对美军发起突然袭击，以弥补自身实力不足的缺陷。[694]

    根据历史学家沈志华和夏亚峰的观点，中国参战后跨过三八线的决定“主要来自毛泽东自己的战略考虑，而与平壤方面的压力无关”[695]。然而，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696]1950年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鼓励中国要“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争取全面胜利。[697]紧接着，周恩来就通知潘尼迦，“中国不会在三八线前停下来”[698]。

    但是，毛泽东可能并非全力支持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主要是为了降低来自苏联的压力。正如毛泽东私下解释的，“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699]“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700]而且，有证据表明，毛泽东仍然试图限制中美冲突。1951年1月5日，当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汉城（今首尔）时，彭德怀提出中国军队暂时休整的建议。毛泽东把这一提议转发给斯大林，暗示了他对彭德怀意见的支持。[701]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这一建议引起了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扎哈罗夫（Zakharov）和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激烈争论。扎哈罗夫“强调要乘胜前进，不可错过良机”。但是，聂荣臻拒绝了这一建议。[702]几天后，扎哈罗夫再次提出了类似建议——“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聂荣臻解释了中国方面的困难，包括交通不畅、没有空中掩护以及后援不济等（例如，五万余中国士兵已被冻伤）。扎哈罗夫根本不听这些解释，要求继续推进，而聂荣臻则以沉默抗议。[703]有观点认为，“如果毛泽东在1951年1月同意停火谈判，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会采纳他的意见”。[704]然而，中国相对于苏联的弱势地位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随着争论的升级，毛泽东向斯大林和金日成建议，休整两三个月后再发动下一次战役。[705]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在没有中国支持下独自越过三八线。这就使得金日成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意思，采纳了中国关于休整的建议。[706]由于军事上的困难依然没有解决，1951年2月中国军队被迫后撤。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

    自此以后，尽管中国军队仍然坚持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已经开始准备谈判了。1951年2月，北京甚至希望在圣诞节前签订停战协议，强调“和对我们有利，我们以和为好（战当然也可），现在双方都想和，但都想占便宜，和的可能性大”[707]。尽管中国仍然担心朝鲜在美国军事压力下的生存问题，但它追求与美国和解。然而，斯大林想让中国和美国同时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中，既保持中国对苏联的依赖，又形成对美国的筹码。一直到斯大林死后，中国才得以与美国签订停战协议。[708]

    中国是在美国的威胁和苏联的压力之下被迫参加朝鲜战争的。倘若没有美国方面的重大威胁，中国不会介入朝鲜的“内战”。苏联的军事援助确实促进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然而正是莫斯科——北京的这一重要盟友——塑造了中国使用武力的方式，以维护苏联的利益。首先，在美军仁川登陆之前，苏联与朝鲜一起防止中国参战。苏联担心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力的扩大，而这种担忧加大了中国在战争初期的伤亡。[709]其次，苏联促使中国越过了三八线，这违背了中国的直接利益。尽管中国成功地从鸭绿江推进至三八线，但1951年，战争的形势再次扭转。苏联试图全面获胜的战略目标使更多的中国士兵成为美军的战俘。再次，战争增加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和中美之间的敌意。中美关于战俘的谈判越来越困难。最后，更重要的是，在台湾尚未“解放”之前，苏联将中国卷入了一场国门之外的战争。

    1954～1955年、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很可能已经解决了台湾问题。1949年10月，毛泽东集结了60万军队用于解放台湾。[710]1950年5月，毛泽东考虑再部署三至四个军到台湾海峡。[711]朱德总司令也做好了准备，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和海上支持。[712]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领导人有信心在近期内发起“台湾战役”。[713]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台湾成为美国的战略要塞。在朝鲜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使得中国难以在台湾海峡用兵。但中国并未完全搁置这个问题。尽管朝鲜前线急需兵力，但毛泽东仍决定在台湾对面的福建省至少部署三个军。[714]同时，他也对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登陆做了预防措施。[715]1951年年初，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便开始对福建省的国民党“匪帮”发动了进攻。[716]

    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存在，排除了中国在包括沿海岛屿在内的台湾海峡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1952年6月，华东军区的将领提出对大陈岛发起进攻，但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并未批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指出，“为慎重计，须在朝鲜停战后举行为宜，请主席考虑批示。”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判断，“在朝战前不要对浙江上下大陈岛作战。朝战结束后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亦须慎重考虑。”[717]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华盛顿和台北加强了合作。9月，双方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毛泽东立即命令彭德怀调查美台协定范围是否包括沿海岛屿。[718]协定的模糊性使毛泽东略感放心。他决定不迟于1955年1月夺取金门岛。[719]他强调，“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子轻了很多，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不解放台湾不行。”朱德也同意“采取‘两步走’战略”，将夺取沿海岛屿作为第一步。[720]1953年10月至12月，彭德怀受命制定一份夺取沿海岛屿的军事计划。[721]然而，在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商量后，彭德怀改变了主意。他向毛泽东报告说，“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查后看情况再决定。”毛泽东不太情愿地批准了这个报告。[722]

    如果1954年国民党不敦促美国与其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国民党不在美国的支持下强化在大陈岛的军事存在，那么这一年的台海危机就有可能避免。5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在大陈岛周围海域游弋，以“展示美国的力量”[723]。作为回应，毛泽东在政治局指出，“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724]但是，中国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7月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通信是解读中国政策目标的关键材料。毛泽东抱怨道：“我们没有及时向全国人民强调（解放台湾的）目标（我们大概晚了六个月左右）。我们也没有采取必要和有效的军事、外交和宣传措施，以实现这一目的。如果我们现在不突出这个目标，将来不为此努力的话，我们将会犯大的政治错误。”中国的军事部署的目的不但是“挫败美蒋签订军事条约”，更重要的是“要激起我们人民革命斗争的热情，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725]

    历史学家陈兼和国际关系学者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都认为，毛泽东制造台海危机是为了动员中国人民继续革命的热情。[726]傅泰林（Taylor Fravel）不同意这一看法，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何国内动员不是中国的“主要目标”。[727]大陆的宣传只不过是掩盖对台湾强制能力不足的虚张声势。中国陆军数量的优势使毛泽东可以在朝鲜大规模用兵；而中国海空军能力的劣势则使毛泽东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谨慎克制的政策。中央指示，“当其（美舰、美机）侵入大陈地区领海、领空，未主动对我攻击，我亦不采取行动”。[728]1954年6月1日，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按照毛泽东“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的指示，并未对接近中国海岸的八艘美国驱逐舰采取攻击行动。[729]彭德怀则强调，“对敌占岛屿近期实施轰炸、炮击和准备攻占的部署。要在无美机、美舰时实施。”[730]

    1954年6月至8月，当大陆竭力避免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时，台北和华盛顿却做出了最坏假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劝说总统“应尽所能地保卫这些沿海岛屿”[731]。8月19日至20日，美海军在大陈岛进行演习，并得到一旦遇袭就还击的命令。[732]8月25日，北京决定炮击金门岛以抗议美国的介入。9月3日，这一行动正式开始。[733]

    周恩来在同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如果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停下来，就等于承认现状，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734]然而，中国炮击追求的是有限的目标。北京力图阻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而不是要挑起中美冲突。尽管周恩来公开声明中国要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但中国未将炮击升级。截至11月4日，即危机爆发两个多月后，中国并没有炮轰大陈岛的外围一江山岛。[735]

    即使在“美台条约”谈判期间双方的军事合作有所增强，华盛顿和台北也围绕着条约的范围是否包括沿海岛屿而争论不休。美国既要让国民党承担自身防御义务，又要阻止国民党方面挑起军事行动，还要防止大陆夺占沿海岛屿。[736]多重目标使美国采取了模糊性的政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模糊政策意味着，（美台条约）不能具体和明确地阐明条约是否仅仅针对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进攻……（以便）让中共搞不清楚当进攻沿海岛屿时美方将做何反应。”[737]他对国民党解释说，美国“可能会帮助防卫这些沿海岛屿”，但是必须“让中共不断猜测……美国不会对此做出明确声明”。[738]

    1954年12月2日缔结的“美台条约”标志着北京威慑政策的失败。只要中国对避免这一条约仍心存希望，它就会克制地将沿海岛屿留在国民党军队的手上。然而，一旦这一条约签订了，中国的政策就从威慑转向了强制。作为第一步，基于美国的防御线不包括沿海岛屿的假定，彭德怀提出12月初对大陈岛中的一个岛屿——一江山岛——发动攻击，“以摸清美国的底牌”。[739]与美国的意图相反，美台条约的模糊性非但没有阻止，反而是鼓励了大陆的军事行动。

    然而，毛泽东比彭德怀更加谨慎。他不仅顾虑到大陈岛上的一万五千名国民党士兵，而且也考虑到任何进攻都将是中国首次针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两栖作战。中国不仅海空军实力有限，在三军协同作战方面，陆军的实战经验也不足。考虑到美国海军的演习，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建议推迟进攻计划。但是，军方表示了反对。“推迟作战计划是不利的，特别是在美蒋条约签订后，明年不打两三个小岛显为示弱，更易助长敌人凶焰。”[740]1955年1月2日，前线将领们确信，如果解放军发起进攻，那么在半天之内就能结束战斗。中国会赶在美军介入之前造成新的既成事实。[741]因此，当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对国民党防御严密的岛屿进攻再推迟两到三个月时，前线将领向彭德怀施压，要求他劝说毛泽东下令对一江山岛采取行动，而不论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742]随后中国发起了夺取这一岛屿的行动。战斗打响标志着美国模糊信号的威慑战略的失败。

    1955年2月国民党从大陈岛完全撤出。为什么中国不试图夺取其他沿海岛屿呢？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要把金门和马祖岛包括在美台协防范围之内。[743]3月1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美国准备“在亚洲的常规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并补充说“这将会使中共意识到我们的坚定决心”。[744]然而，中国似乎不为所动。4月16日，粟裕准备了一份攻击马祖岛上雷达装置的详细计划，并得到了批准。[745]

    中国的立场并不是基于对军事威胁的评估，而是担心“两个中国”的局面变为法理事实。在美方看来，金门或马祖的法理地位不同于台湾或澎湖列岛。沿海岛屿“一直以来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理上都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而台湾或澎湖列岛的地位却比较模糊。[746]1951年的“对日和约”结束了日本对台湾、澎湖列岛行使主权的历史，但未正式规定要把它们移交给“中国”，不论是“共产党中国”还是“国民党中国”。[747]因此，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台湾、澎湖列岛与沿海岛屿分离。这一目标从此延续了二十五年。

    1955年1月末，英国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中共接管所有的沿海岛屿，同时宣布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这一建议出人意料地将中美关系复杂化。周恩来立即拒绝了这一建议。他通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中国政府不能同意把台湾和沿海岛屿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岛”，“不会对此进行交易”。[748]如果中国采取了英国的建议，将意味着为可能的领土收复支付高昂的政治成本。中国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继续。

    北京误以为是美国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导致了英国的提议。[749]粟裕认为，“现在，美国正在企图在台湾海峡分一条停火线，他的阴谋是企图与在德国、朝鲜、越南等地所做的一样，将中国分为两个。”[750]毛泽东告诉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美国特别急于要英国替它试探，看看有无如艾登所说的‘和平解决’的可能。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正如毛泽东所理解的，“如果沿海岛屿被我们以军事行动夺回，我们面前将是台湾海峡，我们自己知道，在美国军事力量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发动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军事行动的。”[751]

    为了强化“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取消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把沿海岛屿留在国民党手中，意味着它们与台湾、澎湖列岛连在一起。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缓和，“如果有人一般提出召开国际会议以谋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我不反对”。[752]北京对台湾法理地位的考虑，促使这场危机至少暂时以和平方式结束。

    1955年8月份开始在日内瓦召开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中，美国断言根据美台条约，美国有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利和义务。这加剧了北京对“两个中国”法理化的担心。[753]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夺取沿海岛屿的行为都将起到反面效果。因此，毛泽东拒绝了彭德怀在10月份提出的空袭金门岛的建议。[754]随后，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国际转向国内，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向他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跃进。

    1958年8月中国炮击沿海岛屿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学者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力图“展示收复台湾的决心”，扭转海峡两岸实力平衡不利于中国的局面。[755]有学者从国内政治角度分析，认为毛泽东挑起这场危机，是为“大跃进”运动进行国内政治动员。[756]事实上，这场危机与毛泽东对美台军事合作的担心之间并无多大关联。1958年3月，美国强化了美台协防司令部之下的17个军援机构，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的军事行动。[757]然而，对毛泽东动机的推断，也并不支持“国内形势的发展决定了炮击金门的时机∙∙”[758]这一说法。到1958年，毛泽东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军队和整个国家内部确定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周恩来也已经全面执行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毛泽东的亲密战友陈毅元帅接替周恩来，出任外交部长。在军队内部，彭德怀和林彪完全支持毛泽东在5月至6月发动的“反教条主义”运动。[759]

    新证据表明，1956年至1958年，北京—华盛顿、北京—台北之间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导致了毛泽东再次炮击金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力图实现两个目的。第一，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十年了。中国希望获得美国的外交承认。因此，中国强调公报中必须指明周恩来和杜勒斯将举行会晤。第二，中国要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台湾海峡地区赶出去，即从台湾、澎湖列岛，以及沿海岛屿赶出去。美国拒绝了这两项要求，坚持根据“美台条约”享有防止共产党侵略台湾的“权利”。美国谋求对中国未来使用武力施加限制。[760]

    尽管美国持有上述立场，1955年至1956年，毛泽东对实现中国的目标仍持乐观态度。照他的话说，“（英国）要和我们做生意，美国也要来的。”[761]在谈判中，周恩来为实现中方的两个目标做了不懈的努力。[762]然而，一旦美国在远东实现了和平，它就丧失了与中国继续认真谈判的动力。结果，中国面临着两难处境。中国在中美谈判中无法获得美方让步，却要默认美国界定的台湾海峡现状（即台湾海峡地区没有武装冲突）。谈判愈陷入僵局，中国就愈有可能制造新的危机。正如周恩来私下解释的，“它（美国）要拖（延谈判），我们则有自由，高兴同它拖就拖，不高兴就不拖。”[763]

    然而，无果而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中国带来“边际收益”。了解到华盛顿和台北之间关于“美台条约”的范围的分歧，大陆抓住大使级会谈的机会，向台湾发起了和平攻势。中方除了利用宣传呼吁和平统一外，[764]还允诺，如果台湾当局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那么台湾将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自治。中方通过不同的秘密渠道传递了这一信息，[765]并且私下同意，“为了应付美国人，（蒋介石）可以说反共的话。”[766]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存在不断提醒着台湾当局，如果它不在1957年春的秘密会谈中与大陆达成协议，那么它很可能成为最后的输家。

    在这种背景下，大陆一方面同意，“实在不愿改变台湾现在的制度，也可暂保留；军队不愿改编，我们不改编。能够和平解放，很好。”[767]另一方面，当台湾引进美国导弹时，按周恩来的话说，大陆并未进行“反威胁”。[768]这一沉默并非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军事威胁的容忍，而是中方预期“美蒋矛盾还要发展”。[769]因此，从1956年到1958年，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坚持“一个中国”，而美国只关心台湾海峡没有军事冲突，它对中国主权的统一或分裂问题不持任何立场。中共试图与国民党缔结反美统一战线，以防止出现“两个中国”。[770]国民党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这既是因为美台矛盾的存在，也是因为它担心中美在大使级会谈中达成协议。这种模式导致，直到1958年4月，大陆对台湾都并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正如一位解放军将领在福建省视察时指出的，“军事上现在不能说我们是进攻的。但政治上我们要采取攻势。”[771]

    然而，1958年初华盛顿准备终止大使级会谈。这对台湾海峡地区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陆既不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也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而海峡地区未来的局势则会带来两个不利影响：第一，和平将由美国界定；第二，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楔子将不复存在。如果大陆不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那么它将是最后的输家。因此，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要求美方重启大使级会谈，美国却忽略中国的抗议，拒绝向华沙派遣新的大使。[772]随着大使级会谈大门的关闭，毛泽东开始批评外交部“在大使级会谈中处处迎合美国”。从6月末开始，中国的政策转向了“反击美国，打倒帝国主义”。[773]

    大陆对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大使级会谈必须在15天之内，即1958年7月15日之前重启。到了规定的日期，美方却没有回应。陈毅私下指出，“美国和英国到处攻击别国的弱点，而它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肋。”[774]又过了三天，毛泽东找到了其中的一个软肋——炮击沿海岛屿。按他的话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内政，敌人（美国）找不到借口（介入）。”[775]中方做了一个月的军事准备。简单言之，大陆8月23日炮击，不是为了夺取沿海岛屿，而是要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并把它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正如9月6日毛泽东对周围人抱怨的，“你（美国）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你不打它就不想谈。”[776]在危机中，美国被迫重开大使级会谈。[777]

    尽管实现国家统一——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炮击的内在动因，但是中国决策者们了解中美两国迎头相撞带来的危险，特别是考虑到中美两国海军和空军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正如三年前一样，中央军委再次对中国空军追击入侵敌机的范围做了严格规定。[778]当军事冲突发生后，9月3日军方递交了一份报告，强调“事态扩大，于我不利”。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779]军方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当时华盛顿已经认真讨论了使用核武器保卫金门的可能性。第二天，国务卿杜勒斯继续使用他的模糊性战略，宣布丢掉沿海岛屿将会带来“严重后果”。[780]而中国则认为，美国只会为台湾而不会为沿海岛屿而战。[781]

    同时，中国代表在华沙要求美军撤出台湾海峡；而美国代表则要求停火，并且要求大陆承诺未来对台湾不使用武力。[782]杜勒斯在公开场合称，倘若达成了“合理、可信的”停火协议，那么国民党再在沿海岛屿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艾森豪威尔也同意这一说法。[783]美国的立场强化了中国的观念，即华盛顿对台北施加了压力，要求其从沿海岛屿撤出，以促成停火协议，从而达到在海峡地区划线而治的目的。正如1955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划线而治；但与那次不同的是，他们这次明确地知道了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分歧所在。因此，中方有意在美台之间打入一个楔子。1958年10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毛泽东则提出，“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784]他总结说，“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据似乎较为有利。”[785]“在目前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其能够生存下去，是必要的。”[786]因此，为防止动武引发危机升级，10月6日中方停止了炮击，而过了几天又恢复炮击。这种时断时续的模式从此持续了20年。然而，中方从未打算进行登陆作战，或者试图切断国民党的补给线。

    在这两次危机中，中国使用武力的决策是由华盛顿—台北关系与华盛顿—北京谈判进程决定的。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毛泽东比军方更加谨慎和克制。他避免冲突升级的考虑表明，使用武力是一种超出纯粹军事目的的政治艺术。他的克制也来源于中国在海空军实力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使他担心危险的中美冲突会失去控制。尽管毛泽东试图获得赫鲁晓夫的支持，但是中国的军事行动恶化了中苏关系。这不仅与台湾海峡的形势有关，也与中印边界的形势有关。

    1959～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

    新证据表明，西藏问题是中国1959年至1962年对印度使用武力的一个深层原因。然而，一些重要的问题仍未得到全面的解答。中国如何看待印度在西藏的影响？1959年西藏事件前后，中国的目标是什么？1959年至1962年，中国的战略如何演变？为什么中国要在1962年对军事能力虚弱的印度发起全线进攻，却没有乘胜追击？

    数百年来，尽管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治理时松时紧，但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19世纪末，英国在西藏的渗透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形成挑战。中印在西藏地区的冲突始于1950年。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印度，试图获得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地位的承认；而北京则针对西藏问题做了军事打击与和平谈判两手准备。[787]印度抗议中国在汉藏交界区调兵，然而中央政府于10月取得了对藏军的决定性军事胜利。[788]结果，西藏放弃了独立的要求；中央政府则承诺，西藏将在宗教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领导下，实行自治。[789]

    鉴于拉萨和新德里的紧密联系，周恩来承诺保留印度在西藏的商业利益。然而，当印度试图保留从英国继承的在西藏的各种特权时，遭到了中国的坚决拒绝。[790]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指出，由于印度已经接受了西藏情况的改变，因此中印关系也自然应有所改变。北京力图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印度对新的现状的承认。[791]

    在1953年开始的持久谈判中，中国敦促印度放弃所有从英国继承来的权利，但是印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更多的商业中心、更低的关税、商民自由越界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等。尽管印度最终做出了妥协，几乎满足了中国所有的要求，但是中方也由此怀疑印方是否怀有善意。周恩来怀疑，印度“在西藏还想保留一些特权，实在保留不住，才同意撤军”[792]。

    在谈判中，中方并未提出领土争端问题，特别是未涉及六世达赖喇嘛出生地达旺——该地区由印度控制。1954年1月，周恩来对中国外交官谈及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这次作为悬案，将来选择时机解决”。[793]

    1956年，印度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参加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00年庆典。这一邀请加剧了中国对印度在西藏野心的担忧。毛泽东担心达赖喇嘛将会利用这一机会，在印度寻求政治避难。他指出，“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794]

    然而由于担心中印关系受到影响，中国还是同意西藏领导人去参加这场庆祝活动。同时，周恩来匆匆赶到印度，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三次会谈，向其承诺不会强迫西藏进行改革。“错误在哪里，是在中央，中央改，是地方的，地方改。”[795]但是，周恩来同时警告达赖喇嘛，“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叛乱发生了，我们是一定不能允许的。”他同时声称，尼赫鲁也反对西藏独立。[796]实际上，据达赖事后回忆说，当他听到尼赫鲁说“印度对西藏独立不予支持”时，他感觉被尼赫鲁背叛了。[797]

    然而，北京做出了类似的结论——尼赫鲁是一个不能信任的两面派。尽管尼赫鲁一再宣称“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态度只是宗教上的联系，没有政治企图”[798]；然而，一位亲中央政府的西藏人士向中央报告，“如果中国方面的措施超出了协议（指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的范围……印度政府可以给予帮助。”[799]

    随着中国的西藏政策转向强硬，中国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限制印度和西藏的直接往来。1957年8月，周恩来警告达赖喇嘛，“印度也有一小部分人……总想对西藏的独立性搞得多一些，增加印度在西藏的影响。”他强调，中国和印度“究竟是两个国家，所以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西藏和印度的往来都应当经过中央，经过外交部，要划个界限”[800]。

    1958年，当印度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后，特别是尼赫鲁在12月14日向中方递交官方信件之后，中国对印度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担心变得更加敏感。此前一天，周恩来刚刚发出《中央关于加强边界工作的指示》，要求各边疆省区“加强对中国边界的调查研究，以便有步骤地解决边界问题”。[801]1959年1月22日，当印度宣称“麦克马洪线”应作为边界调整的依据后，中国领导人便确定尼赫鲁在支持藏人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在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发生之前，“达赖与印度通了气的”。[802]周恩来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803]

    1959年3月20日，尼赫鲁首次对“麦克马洪线”西藏一侧的阿克赛钦地区提出要求后，中国的愤懑情绪进一步升级。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指出，“尼赫鲁的胃口可真大！妄想把相当于我们一个福建省的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公里领土统统吃下去，这还了得，我们坚决不能答应。”[804]相应地，中国的政策逐渐强硬起来。毛泽东指示，宣传上“对尼赫鲁的评论应该尖锐些，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805]。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也指出，“我们为了保护公路运输和干部安全，在三百公里的公路上设三个点，一个检查站，而印度设一百多个卡子，几十个检查站，把部队设在国境线上。这是哪国威胁国防安全？我们讲友好，有意识地不把军队放在边境，他们破坏友好。”[806]在中国看来，印度提出领土要求的时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利用了中国在边界线附近军事力量相对不足的现状。

    然而，中国力图避免“两线作战”。因此，中国并未对印度施加军事威胁。1959年5月，毛泽东向尼赫鲁传话，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帝国主义。只要印度拒绝加入美国支持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它就不是中国的敌人。[807]毛泽东同时也力图避免在西藏出现第二条战线。1959年1月在山南地区，叛乱分子一万余人围攻驻泽当的山南分工委驻军长达77天。直到4月18日，叛军才被击溃。[808]超过五千名藏军逃往了印度，三万多人在山区打游击，直至1961年末才被基本歼灭。[809]中国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同时再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中国竭力避免边界争端的升级。

    另外，中印边界争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表达对中国在西藏军事存在不满的机会。因此，1959年8月25日的边界冲突很可能是印度挑起的。这使得中国越来越清楚地——尽管还是私下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冲突，反映了印度的野心和继承英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企图。尽管如此，周恩来仍不断强调中国不会改变对印度的友好政策。[810]毛泽东把中印两国争端说成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强调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811]同时，中国在西藏发动“民主改革”，以建立和巩固新的秩序。然而，中国的和解政策并未能阻止1959年10月21日爆发另一次武装冲突。对此，毛泽东的回应是，限制中国军队在“麦克马洪线”中方一侧的巡逻活动。12月17日，周恩来提议与尼赫鲁进行直接的谈判。他直接告诉印度驻华大使，“西藏的平叛改革是不会影响中印友好关系的”。[812]

    尽管中印之间已经爆发了武装冲突，但中国仍努力采取措施以防止危机升级。1960年1月，国防部长林彪对解放军将领们指出，“（要）建立边防‘真空’。为了不在边境上闹事，我们的边防部队可以在战事起来，后撤二十到三十公里，和对方脱离接触。”[813]这些证据并不支持以下论断，即印度的“前进”是对中国不断扩张的反应。[814]此外，在4月份前往新德里前，周恩来在提交中央政治局的谈判方案中提出，要努力“使目前的形势进一步和缓下来”。[815]在中印谈判中，周恩来建议，双方应根据实际控制的领土进行边界调整。[816]这意味着，中国愿意同时接受东段和西段的控制线，准备以东边的大约九万平方公里换取西边的三万多平方公里。[817]周恩来对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南·梅农（Krishna Menon）强调，中方的目标是“维持现状”。[818]

    然而，由于西藏问题，周恩来的努力未见成效。尼赫鲁坚持，东段的任何领土调整必须基于“麦克马洪线”。这意味着中国要承认1913年英国殖民当局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却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拒绝的《西姆拉协定》（Simla Agreement）有效。[819]如果中国将西藏地方政府当作签字方，这就意味着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那么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就变成了对西藏的外国侵略。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主张，“最好不要提出西姆拉会议作为法律根据，因为一年来问题被复杂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820]。

    尼赫鲁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提议。结果，具体的领土调整问题被搁置起来，而西藏问题却凸显出来。在周恩来看来，七百多年来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印度认为这并不足以支持中方的主权宣示。[821]周恩来声称，印度早先并未就西段提出领土要求，印度是在西藏事件发生后提出要求的，中方对此感到意外。[822]离开印度后，周恩来在尼泊尔公开表达了对尼赫鲁指责中国政府为侵略者的不满。[823]回到北京后，尼赫鲁在周恩来的眼中已经成了“反动派”。[824]

    1962年，中印边界形势再度紧张起来。现有文献讨论中国动武的原因时，要么将其归因于印度支持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要么将其归因于印度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前进政策”。[825]这些解释不能完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对同样的领土争端，为什么中国1959年力图维持现状，而1962年却使用了武力？第二，1962年，中国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了对印度使用武力的决定？中国决策的时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三，为什么中国军事实力较强，却夸大了实力较弱的印度的威胁？

    中国的对西藏政策和对印度政策相互影响。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是：第一，一旦达赖喇嘛逃往了印度，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在中国、印度、达赖喇嘛三方达成政治协议，而是在西藏地区反对叛乱武装的游击战。这一国内因素使得中国对印度采取了某些妥协政策。中国的军事动员，主要是针对西藏的叛乱分子，而不是印度军队。1962年初，中方逐步稳定了西藏局势。当这一政治动荡地区社会秩序逐步重建时，中方非常担心印度利用中印边界冲突，再次引发西藏地区的动荡。第二，中国时刻关注着印度“前进政策”的演变，但直到1962年9月中方决定剥夺第十世班禅在西藏地区的领导地位时，它才最终做出了对印动武的决策。[826]这表明，中印双边敌意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使用武力的行为。第三，中国的威胁认知根植于能否控制西藏的形势，而非印度在领土问题上的挑衅行为。在这场危机中，中方误解了班禅喇嘛在中印冲突中所起的作用。

    1959年3月开始，十世班禅就支持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允诺，中央政府将对西藏贵族的财产进行“赎买”。[827]当班禅的父母受到批判、财产被充公时，中央政府进行了干预，保护了他的父母。[828]然而到1960年，班禅喇嘛寺院的400多名僧人被捕，他们被指控卷入了拉萨的暴乱，其中几个被公开处决。这时班禅喇嘛正在北京，公开宣布“西藏当前的形势大好。城镇和乡村的每个角落，生产生活都生机勃勃”[829]。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班禅喇嘛开始说话了。1962年5月18日，他直接对周恩来提出：

    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区群众和藏传佛教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包括西藏在内的一些地方党政干部，民主作风不够，听不进不同意见。中央和藏区的领导干部，很少真正过问藏族的疾苦和今后的发展。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严重危险。[830]

    班禅喇嘛同时要求对中共驻藏干部的违纪行为予以惩处。[831]尽管周恩来承认西藏工作中确有问题，但他同时指出，“不是把你说错的通通听，（你）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832]。然而，班禅喇嘛无视这一警告。在谈话结束后，他写了一份“七万言书”，通过周恩来转交给毛泽东。班禅喇嘛与中共已经紧密合作了13年。因此，整个领导层自然要问，在1962年夏，他为何如此坚决地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印度的领土挑衅伤害了中国的利益。但这仍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强硬姿态。有证据表明，中方在1962年6月末已经完成备战。[833]然而，直到7月末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和对印度的政策日益纠缠在一起时，中方对印度仍未采取实质性举动。针对印度的“前进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二十字方针”，即“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834]。在中印武装冲突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认为：班禅喇嘛是印度的代理人，他企图阻碍中方对西藏的控制。因此，班禅喇嘛被逐渐视为“敌人”。周恩来拒绝了班禅喇嘛的观点，强调“平叛、改革是真正挽救了宗教和民族的危亡”。“（你）首先是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要相信西藏工委。”[835]

    在1962年8月17日开始的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张经武说：“你们想把班禅培养成民族领袖，我看他当不了领袖。”毛泽东此时已经决定撤掉班禅喇嘛的领导职务。[836]当9月17日印军向中国军队开火造成两人死亡后，中印两国几乎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第二天，班禅喇嘛就得到了他上书的答复——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班禅喇嘛受到严厉批判，他被指控犯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罪行。[837]从此，他被解除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主任的职务，并被软禁在家。

    一周后，中共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西藏和印度问题。班禅喇嘛的支持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因为他的“投降主义”而被罢官。同时，周恩来正式在会上宣布，“中国军队的任务就是看住印度军队，反击他的进攻，切断他的退路，逼他后退”[838]。根据周恩来的论述，毛泽东力图通过切断后路，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前。[839]

    在罢免了班禅喇嘛并做出对印度的军事部署后，1962年10月16日，毛泽东与解放军将领进行了一次谈话。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认为，自1959年以来尼赫鲁一直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一阴谋未得逞，他又把军队派到边界进行扩张。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指出“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可能改变的”[840]。这表明中国军事行动并不只是为了实现军事目的。正如林彪反复强调的，边界战役是“政治仗”。[841]

    1962年10月20日，中国的军事行动开始。在两天之内，解放军就拔除了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据点。解放军随即要求跨越作战。[842]然而，毛泽东并未批准。中央军委“规定对边界外的印军坚决不打，也绝对不准越界。随后，又命令东线作战要避免影响其他邻国，严防印度挑拨中国与锡金、不丹等国关系”[843]。与此同时，北京提议中印谈判，并以印度“前进政策”开始之前的1959年11月的情况作为“现状”。然而，印度要求以1962年10月的情况为现状，即要求中国承认印度在过去几年内对有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周恩来认为，印度的这一要求等于要求中国“投降”。[844]既然印度提出了这种要求，中国的军事行动便不再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然而，当中国军队跨过这条线后，它立即后撤，既展示对谈判的诚意和严肃性，又否认了这条线的合法性。与以前相同，印度再次拒绝了中国的提议。

    中印关系13年的演变表明了西藏问题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催化剂。任何印度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接触，都会被中方当作中央对西藏领导的障碍。与其他案例相比，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它对印度的政策。这表明国内因素对中国动武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内局势的紧张使中国夸大了外部的威胁，使它采取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中印边界战争的后果是，西藏地区的领导层中非共产党员的比例大幅下降，而印度也被迫接受了边界现状。然而，中国这一胜利的代价同样高昂。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中国共产党因为缺少有效的权力约束，其西藏政策对西藏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变得越来越不利。此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都怀有敌意。更重要的是，中国对苏联支持印度的指责公开化了。

    1969年的中苏冲突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是中国外交史中重要的转变时刻。关于北京对莫斯科政策的演变，新证据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中苏边界争端如何成为一个事关中国安全的问题？在边界冲突之前，中国领导人是如何评估苏联的威胁的？1969年3月，中国发起了小规模的战斗，其目的何在？1969年3月至10月，中国是如何管控这一危机的？两个共产党核大国之间的冲突和谈判，带来了怎样更为广泛的影响？

    1959年，当莫斯科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站在了新德里一边后，中国似乎更愿意与印度而不是与强大的苏联达成协定。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坚决不让敌人从中国的北方打进来，采取一切办法死守东北和山东半岛地区。”[845]1962年夏，新疆六万多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外逃到苏联的事件，似乎也证实了中国对威胁的评估。事件发生后，中国在新疆部署了300个“民兵连”。[846]

    1963年夏，中国领导人开始全面研究中苏边界问题，[847]并将沿边地区的警察部队改隶人民解放军。[848]作为弱势的一方，中国提议进行谈判。然而，中国并不认为苏联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认为，“（苏联）就是边界上闹闹事嘛，造点紧张空气嘛，搞点紧张局势嘛。中苏开战有没有可能呢？我看没有可能。”[849]1964年4月，毛泽东也认为，苏联很有可能采取“防御”战略，即“小打”。[850]

    同时，毛泽东也预计到，中国对苏备战将旷日持久。因此，他提议政治解决。1964年7月10日，他声称苏联强占中国领土是基于沙俄与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他做此声明的主要目标是在对苏谈判中取得优势。一旦谈判真的开始了，中国的要求是非常有限的。“这些条约定的边界线，我们不要求改变，我们也不提出领土要求……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基础，把边界线全线都勘定了，做某些必要的调整以后，应该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约……；在边界问题未达成协议以前，先定个临时协议，维持现状，在小组会上一段一段地把边界全线弄清楚，看一看我们双方在领土上有哪些争执。”[851]然而，莫斯科拒绝了所有这些提议，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新证据表明，中国最初的边界反击军事方案来自前线将领。中苏边界第一次重大的边界冲突，发生在1967年11月。短短两个月内，中方有122名士兵平民受伤。[852]1968年1月，中国的一支12人的巡逻队遭到了70多名苏联士兵的围攻。经沈阳军区报军委批准，中方准备在3月12日进行一次反击。“当两次警告无效，（苏方）继续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开枪自卫还击。”然而，因为天气恶劣的原因，中国的反击计划被迫取消。[853]

    1968年，中国进一步感觉到了苏联的威胁。周恩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总理范文同指出，“现在苏联正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外，这一包围圈即将完成。”[854]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周恩来在北京的罗马尼亚大使馆发表演讲，谴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这表明中国很担心苏联对中国采取类似的政策。11月25日，毛泽东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855]。1968年底，中苏边界冲突愈演愈烈。12月27日，苏军出动七辆装甲车和75名士兵，越过了乌苏里江的主航线，登上了珍宝岛。苏军登岛时，打伤了八名中国士兵。[856]然而，他们在中国军队的火力压制之下，不得不暂时撤退。

    面对强大对手，中国的反应是典型的威慑政策。[857]中国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形势将会更糟。因此，1969年2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自卫反击战”的作战计划。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指出，“敌不上（珍宝）岛，我上岛，敌上岛，我更上岛”。[858]然而，为了防止冲突升级，中央军委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在）我方出现伤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自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859]中国的目标是“速战速决”。[860]它追求的是一种威胁和克制相结合的威慑政策。

    1969年3月，毛泽东与苏联针锋相对的斗争可能是为了与美国的缓和。尽管得出这一结论为时过早，但的确有证据支持这个论点。1968年12月，陈毅曾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报告，强调“美苏联合反华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没有矛盾”[861]。1969年2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边界自卫反击计划。同一天，毛泽东召集了四位元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际形势……并提供咨询意见”。[862]他特别要求老帅们“关注中国过去忽视了的那些国家”，或许美国正是这种国家。[863]3月1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前一天，四位老帅第一次开会，他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提出了中美和解的建议。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武装冲突的情况报到了军委办事组。毛泽东立即指出，“打得好”。[864]在3月5日和8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聂荣臻指出，“苏军装备好，但士气不行”。“它搞一个捷克，动用了四五十万军队，要进攻中国，得要多少兵力啊？”从3月2日的冲突看，“大打不大可能”。[865]3月15日，苏军发起进攻，第二次冲突爆发。但毛泽东仍然同意几位老帅的意见，即苏联在乌苏里江畔的挑衅不应被视为一场全面战争的开始。[866]

    与威慑苏联的目标相一致，中国使用了武力，但避免冲突升级。第二次边境冲突后，毛泽东倾向于“外交解决”。[867]周恩来则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868]周恩来强调要给苏联留点面子，并提出了谈判的建议。

    虽然从1969年4月至9月，莫斯科对北京采取了强硬立场，但中国的政策比较灵活，力图保留与莫斯科的沟通渠道。6月，周恩来明知中苏很难达成协议，却努力防止双边航运谈判破裂。[869]更重要的是，当8月苏联在新疆伏击了28名中国士兵后，中国对此采取了克制措施。周恩来在前往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前指出，“我们的态度是同意（与苏联）进行合理的谈判，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870]周恩来访问河内给中苏会晤提供了机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向中国表达了前往北京的意愿。中方立即发出了邀请。中国的威慑政策表现为，在3月展示斗争的决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让苏联捉摸不透，同时又照顾到苏联人的面子。

    柯西金对北京的访问只有象征性意义。苏联并未采取任何实际的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这迫使中方不得不做最坏打算。毛泽东甚至估计苏联将使用核武器。“用什么武器？如果用常规武器，是不会吃亏的，如果用原子弹，可能会吃亏。要准备有很大的困难，不是小困难。”[871]周恩来要求军队“严加戒备”，毛泽东则强调“军队不能松动”。[872]林彪担心，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可能会给苏联突袭提供机会，因此他要求军队保持警惕。[873]中国领导人还担心，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苏边界谈判，可能重演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苏联可能派出谈判代表团，以掩盖军事侵略行为。林彪担心，苏联小规模空降部队可能首先突袭，后面紧随着大规模的武装部队。他认为，苏军可能会控制北京机场，然后在谈判的幌子下对中国领导人进行“斩首行动”。当他得知是苏联外交官而不是苏联士兵从飞机上下来时，他长出了一口气。[874]从那时起，战争的气氛也逐渐消退。

    中苏边界从争端发展到公开的武装冲突，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然而，不论是危机之前还是危机期间，中国的行为是理性而连贯的。[875]前线的军事领导人最初提出通过武力的方式遏制苏联的不断挑衅，这一提议并未得到执行。只是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毛泽东才决定通过战争边缘政策，遏制苏联的威胁。这很可能同时是他谋求对美缓和的举措。1969年3月，他的威慑政策显示了中国坚定的决心。在接下来几个月内，这一政策既阻止了中苏冲突的升级，同时也为未来的中美缓和奠定了基础。

    1979年的中越战争

    1969年的中苏冲突是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发展的历史背景。关于中越战争的新证据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对越动武的政策动因。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夏，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越关系是如何从盟友走向敌对的？中国何时开始对越备战？什么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对越备战的时机？当1979年1月地区局势恶化后，中国为何先升级而后又降级与越南冲突的规模？苏联、越南、柬埔寨以及美国如何影响中国的行为？中国领导人如何评价这场战争？

    在1975年4月统一之前，越南尊重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中国曾支持越南的统一。然而，由于中国担心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北越不得不在接下来的20年里默认越南的分裂。越南战争期间，在中苏之间平衡的经历对越南而言是痛苦的。而中国为了追求与美国的缓和，又降低了对北越的政治支持。这导致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越比以前更多地向苏联寻求物质、道德和政治援助。

    1975年，当越南的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后，它的政策变得比以前更加露骨了。越南不仅认为中美缓和是对越南的背叛，而且试图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印度支那——包括老挝和柬埔寨。此时，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将“柬埔寨”（Cambodia）改名为“高棉”（Kampuchea），红色高棉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柬埔寨与越南的交恶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越战期间，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与河内也冲突不断。当河内和金边的共产主义者在两国分别掌权后，他们立即开始了领土争端，武装冲突不断升级。

    越柬冲突为中国维持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力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国试图在越柬两国之间维持平衡。1975年6月，波尔布特访问北京，并于1976年得到了中国的军事装备、顾问以及技术专家。[876]同时，邓小平副总理也接见了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邓小平指出，“我们看到越南的报纸后很不舒服……（这些报纸）总是强调来自北方的威胁。”邓小平强调，“我们不想（让边界事件）影响到双边关系。应当继续保持友好。”[877]尽管中国拒绝对越南增加军事援助，但仍愿意根据以前的协议，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向越南提供价值六亿五千万元人民币的军事物资。[878]

    由于中国未能满足越南新的军事援助要求，越南开始加大了向苏联倾斜的程度。苏联允诺帮助越南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1975年至1977年，6000多名苏联技术专家在越南工作。[879]与此同时，中国对柬埔寨在越柬冲突中的军事援助，使越南越来越多地感到中国的威胁。1976年7月，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在接见瑞典记者时指出，必须消除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880]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层的人员更替导致中越关系并未因苏越关系的密切而受到影响。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由于反对毛泽东的激进国内政策再次被免职。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力图通过延续毛泽东的政策来加强合法性。然而，华国锋无法阻挡邓小平1977年的“复出”。邓小平很可能“在中共党内没有绝对的权威”， [881]但是，他对军事问题有最后的发言权。正如他在一次谈话中所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882]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努力维持与越南、柬埔寨的关系。

    这一微妙的平衡关系一直持续到1977年。1977年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向越南总理范文同抱怨越南的“反华宣传”、僵硬的领土政策和华侨政策。[883]然而，中国仍然认为，中越关系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越南，而在于苏联在中越之间插入了楔子。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参加中越谈判的外交官强调，“边界的摩擦斗争是复杂的、长期的。我们应着眼于越南人民，重点是要看到越南人民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友好，不让苏修破坏中越人民的友谊。斗争要适可而止。”[884]当波尔布特把越南当作“永久威胁”和“扩张主义者”时，华国锋却劝他保持克制。华国锋建议，越柬双方应通过“谈判”和“互相让步”，和平解决争端。[885]

    目前关于1977年中、越、柬三方高层互动的资料非常缺乏。但是，这一年越柬冲突迅速升级，中国则被卷入其中。1977年末，中国的立场向柬埔寨倾斜。虽然五万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但他们很快撤了出来。柬埔寨在中国的支持下，于1977年12月31日与越南断绝了外交关系。[886]一周后，越南含沙射影地宣称，“任何反动力量都不能破坏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特殊亲善关系”。[887]作为回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金边宣布，柬埔寨“坚强有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压倒”。[888]

    随着越柬矛盾的不断激化，中国也越来越感觉到来自苏联的威胁。1978年3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视察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演习。为了打破逐渐形成的苏越反华包围圈，中国开始对越南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以保护柬埔寨。5月12日，中方取消了与越南的21个经济合作项目。两周后，中方又取消了54个项目。然而，北京也试图利用河内与莫斯科的矛盾。直至1978年夏，中国在宣传中并未直接谴责越南，而是指责“苏联的挑拨和教唆使越南当局肆无忌惮奉行反对华侨、反对中国和破坏两国关系的政策”。[889]

    然而，越南对此无动于衷。1978年5月至6月，越南大规模地驱逐在越华人，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对越南的战略目标进行重新评估。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

    中越边界比（20世纪50年代的）中缅边界还要简单得多，总共只有六十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就是划不下来。越南反华问题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华侨问题，我们对他们提过，你们对华侨的态度不对。如果说有对不住越南的地方，就是我们援助多了。我们说现在越南领导层反华，不是一个华侨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890]

    随着越南越来越倒向苏联，李先念的顾虑被证明是正确的。1978年6月15日，越共总书记黎笋要求访问莫斯科，他“迫切需要与苏联同志立即沟通”。[891]考虑到“中国的威胁和挑战”，河内宣称，“越南人民曾经多次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略力量，如元代蒙古人以及当代的美帝国主义。现在，我们还要比过去强大几百倍、几千倍。”[892]6月29日，越南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

    1978年夏，中—越—柬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7月30日，华国锋和邓小平会见了民主柬埔寨国防部长宋成，允诺“如数无偿提供各种军事物资”。中方指出，“越南侵柬不仅仅是边界冲突，实际上是要搞‘印支联邦’，背后有苏联的支持。”[893]然而，中国对柬埔寨的支持在越南眼中并不可信。黎笋决定，“要在1979年初解决（柬埔寨）问题”。关于中国的军事威胁，他对苏联驻越大使指出，“中国迄今并未采取任何措施”。[894]黎笋的话并不全对。在9月末，中国已经开始制定对越作战计划了。[895]

    中国—柬埔寨、苏联—越南同盟关系相互强化，这加速了战争的到来。在中越就华侨问题的谈判中，中国副外长仲曦东指出，苏联“需要利用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想把它当作‘东南亚地区的堡垒’，而越南则需要苏联的庇护。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896]然而，对越南而言，“它将不得不面临两面夹击——西南面有波尔布特—英萨利的军队，北面则有中国扩张主义者随时准备跨越国界”。[897]结果，河内与莫斯科结成军事同盟。

    1978年11月3日苏越签订同盟条约，这使中国更加担心越南会威胁到中国在柬埔寨的利益。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胡耀邦访问金边，对波尔布特表示支持。其间，波尔布特询问，他是否“能指望中国军队的兄弟般援助，如果形势需要的话”。[898]而中国代表团似乎估计柬埔寨完全有能力挡住越南的进攻。汪东兴指出，“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力所能及地满足你们的要求。”[899]几年后，胡耀邦在和秘书的私下谈话中，对这一点说得更明白。胡耀邦坦率地承认了错误。“（胡耀邦）对波尔布特印象不错。波尔布特告诉他柬埔寨已经做好防止越南入侵的一切准备，他是相信的。”[900]这个证据并不支持以下观点——“中国领导人当时非常怀疑红色高棉在公开冲突中抵抗越南人民军的能力”[901]。

    中国决定进行军事动员。1978年11月底至12月初，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开始向中越边境派兵。[902]政治局委员韦国清在中越边界地区宣布，“越南当局已经变成了亚洲的古巴。”“我们要百倍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903]但是，12月25日越南入侵柬埔寨改变了中国的军事计划。起初，中方计划进行五天左右的小规模军事行动。12月31日，中方决定将军事行动延长为三星期。中国将不仅进攻边界城镇，而且将攻击越南省会。1979年1月，中国打算从云南省进入老挝，包抄越西北地区。[904]因此，如果苏越结盟是为遏制中国进攻，那么其实际结果则恰恰相反。[905]

    1978年末，中国的决策者们比西方学者想象的要自信得多。[906]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越南在内，能够通过战争获得在印度支那的主导权。即使1979年1月7日越南已经占领了金边，中国仍然认为战争会转入持久战，而红色高棉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认为，“越南军队不可能采取希特勒式的闪电战，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事。”耿飚估计，“越南军队已经陷入了泥潭，他们迟早会被打败。”[907]叶剑英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望有佳音传海外，金边台北德黑兰”。这表达了他对柬埔寨抵抗运动的信心。[908]中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具有临时救急的性质，中国没料到红色高棉竟然会在两周之内遭到惨败。可想而知，当胡耀邦得知越南占领金边后仅有两万名红色高棉士兵还能战斗时，他应当非常吃惊。[909]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访问了华盛顿。他通知卡特政府，中国将介入印度支那问题。中国的干预不仅是为了“降低（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 [910]而且也是为了向美国公众和全世界证明中美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心。[911]邓小平意识到，中国直接的军事行动已经不能挽救红色高棉了。因此，他便将大规模介入以获得军事胜利变为有限军事行动，以向莫斯科和华盛顿证明中国的重要性。1979年2月，原定包抄越西北进攻奠边府的计划被取消。[912]2月17日，中国对越南发起了地面进攻，但在一个月内就撤军回国。前线部队曾建议中国空军对越南的地面部队进行轰炸。然而，中央军委于2月26日决定，空军不出境作战。[913]每天有数百架中国飞机沿着中越边界中方一侧升空巡逻，但并没有进入越南境内作战。[914]

    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军事行动并不完全成功。“1979年的军事行动，至少对解放军而言，是一次失败。中国发起进攻的目的在于把越南从柬埔寨赶出去。但是1979年3月16日中国从越南撤出，而越南直到1989年才从柬埔寨撤出。”[915]一些中国的领导人的评论也支持这一说法。正如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所言，“由于种种原因，初期的作战并不理想”。[916]时任师长的张万年指出，“（越南）军队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积累了一定的打仗经验，战术上比较狡猾、多变，装备也不是很差。他们在边境地区又构筑了大量工事，构成了环形防御体系。”[917]中国军队主要是利用人数优势才取得了胜利。除了缺乏训练外，中国军队使用的都是旧式武器，甚至包括朝鲜战争时期使用过的武器。[918]正是在中越战争之后中国才开始严肃思考如何升级过时的武器系统，如何重新组织军队。

    虽然1979年的战争是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唯一的使用武力案例，但是中国对威胁的认知及使用武力的倾向性都未发生重大变化。[919]中国的决策被盟国（美国和柬埔寨）和敌国（苏联和越南）同时塑造。这一案例也表明，倘若中国感到战略脆弱性，它将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而经济建设则是次要考虑。虽然邓小平认为，这次军事行动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和其他高层领导人是否还得到了其他的经验教训。[920]

    中越战争促进了中美缓和。中国借此建立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模式。在中国眼中，华盛顿需要北京大力支持柬埔寨，以抗衡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展。中国利用苏联—越南这张牌，与美国对台军售进行讨价还价。[921]当中国无法达到终止美国对台军售的目标时，中国的反苏政策也逐渐向“独立的外交政策”转变，即在中国周边地区既反对苏联的施压，也反对美国的干涉。

    冷战的教训

    这一章讨论了现实主义威慑理论、均势理论、预防战争理论的不足，并提供了一种多因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表明，把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主要驱动力的国内政治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毛泽东通过某项对外政策达到某个国内目标的需要是有限的，因为他在国内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确起着一定作用，但意识形态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总是做好了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放“空炮”的准备。但是，“在实际政策层面”，正如周恩来对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所说的，“我们必须非常慎重”。[922]

    一种多因素分析的研究路径，可以较好地平衡案例本身的复杂性和分析框架的严格性。中国的决策者不得不经常同时处理多种矛盾在不同维度上的冲突。随着对手数目的增多，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需要就越发迫切。在国际、国内矛盾交织的给定环境中，中国决策者倾向于做最坏假定。这就导致他们为了显示决心而使用武力的风险偏好有所强化。虽然他们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做出决策，但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到盟国和敌国的利益。

    本章的经验研究表明，多重矛盾的交织是使用武力的必要条件。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干预行动是对苏联压力和美国威胁的反应。1954年的炮击，是为国民党的挑衅活动以及美台签署条约所迫。1958年的再次炮击是一种强制政策。中方既要与美国建立直接联系，又要利用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矛盾。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国对印度—西藏“串谋”认知的一个结果。1969年伏击苏联军队是毛泽东在准备中美缓和时，对苏联的一次威慑。1979年中国对越南动武，既是针对莫斯科—河内同盟的一个警告，又是强化与美国同盟的一次努力。

    军力平衡以及多重矛盾，同时决定了中国动武的规模。朝鲜战争中，在苏联的援助和中国人力占优的情况下，中国全面介入了战争。但是，为了满足苏联的利益，中国参与了一个超出自己预期的高强度战争。在台湾海峡地区，中国不利的军事地位限制了其军事行动的规模。然而，为了利用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矛盾，中国的象征性炮击持续了二十年。在中印边界地区，在军事能力占优的情况下，中国发起了全线进攻。但是这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部分要归因于中国对印度和西藏关系的认识。在中苏边境地区，考虑到中国相对虚弱的军事能力，中国对苏联的突袭行动都是小规模的，但这足以表明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在中越战争前，苏联的威胁无法有效威慑中国对越南的进攻，因为中国比越南要强大得多。然而，红色高棉拙劣的军事表现使得中国不得不降低了对越南的军事打击力度。冷战时期的中国无疑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大国，但是其能力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使用武力的模式经常是由盟国和敌国塑造的，其使用武力的决策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冷战期间的中国与当今的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截然不同。那么，从冷战时期中国使用武力的案例中，我们能对当今乃至未来中国的行为模式做出哪些推测呢？首先，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持久的对脆弱地位的感知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未来，中国的这种对脆弱性的认知将不会因军事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发生大的变化。这种认知将继续受潜在政治对手（如美国、日本、印度和越南）和潜在盟友（如俄罗斯、朝鲜、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的影响。其次，中国对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宗教冲突的担心，会加剧其对脆弱性的总体认知，并刺激其使用武力。最后，中国面临一个新的困境。中国实力的上升导致其海外利益的扩展。中国在地区外进行军事介入的国内和国际压力陡升。然而，正如冷战时期一样，中国仍然没有能力主导其所在地区的安全事务，中国使用武力的行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复杂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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