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伦茨·卢思（Lorenz Lüthi）

    对于不知情的观察者而言，1950年2月14日中苏同盟的形成表明了东亚地区甚至是全世界紧密安全合作的开始。这一伙伴关系是不平等的，但也仍然是苏联在冷战时期缔结的最重要的双边联盟。然而，当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与苏联建立安全合作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最初是不太情愿地答应了这一要求。

    这一伙伴关系最初计划维持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第一个十年之后，双方相互敌对的关系就使得联盟解体了。这一解体有两个基本原因：中国不愿意支持任何制度化的一体化，以及中国自身特殊的军事和政治需求。与成立于1955年5月5日的华沙条约组织不同，“中苏军事联盟”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形式的一体化，不论是在政治层面上，还是在战略规划抑或制度层面上。尽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55年6月至1959年5月曾经多次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尝试，但是中国一方经常含糊其辞。实际上，中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抵制一体化，因为在一个世纪的外部压迫以后它强烈渴望保卫自己的主权免受外部干涉。

    对中国而言，这一“军事联盟”很快给它提供了安全，而且从长期看，苏联通过这一联盟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了军事装备、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而苏联的回报却少得可怜：没有获得任何它缺乏的武器或技术，也没有提升任何安全感。相反，这一联盟加剧了东亚的冷战对立，实际上也间接与朝鲜战争有关。苏联只得到了一些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终结的经济让步以及与美冷战对立时苏联地位名声的提高。简单而言，这一同盟条约外部光鲜内部空洞。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同盟的脆弱根基崩溃，在合约关系的最后15年，双方已经把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安全合作条约（1950）

    1949年12月毛泽东坐火车到莫斯科打算和斯大林就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进行谈判，他当时对外部世界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非常坚定地认为美国不会接受“在中国的溃败”，并将试图扭转刚刚结束的内战定局。[492]

    毛预计美国的军事侵略将从三个前沿线路展开：国民党控制的台湾海峡；越南，在那里美国的盟国法国试图重新控制这一地区；分裂的朝鲜半岛。[493]因此毫不奇怪，毛对斯大林的请求都和这些战略关切紧密相关。

    首先，毛要求苏联帮助提高他们国家的军事能力。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大规模使用步兵以及收缴的卡车、坦克和重型火炮的基础上赢得了内战，毛希望在空军和海军的建设上得到帮助。[494]关于第一条线路，他在1949年12月16日与苏联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中提出想依靠苏联的帮助“解放”台湾，但是斯大林只愿意“考虑这一援助的形式”。[495]毛在莫斯科停留时，继续为针对台湾的两栖登陆行动做规划。[496]最后，苏联一方只同意训练中国部队、提供船只以及帮助规划两栖作战行动。[497]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做出了海上保护台湾海峡的承诺以阻止来自海峡对岸的袭击，这也使得毛占领国民党控制岛屿的规划失效了。[498]毛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关于第二条越南线路的待遇更加不幸，斯大林早已提前拒绝了对越共提供支持。[499]然而毛在莫斯科命令中国军队扩大对越南的支持的同时，也说服了斯大林在他之后于1950年1月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500]至于第三条线路朝鲜在该年很快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的这些请求反映出即将成立的伙伴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实际上是中国而不是苏联需要军事援助。对苏联而言，尽管这一预料之外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增加了苏联的威望，但并没有实质性地帮助提升苏联的安全感。如果欧洲战事爆发，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帮助苏联。那么斯大林为何同意成立这一伙伴关系呢？除了共有的世界革命的相近意识形态以及中国以股份有限公司在东北和新疆所做的经济让步外，[501]斯大林主要想继续租用辽东半岛的大连港口和旅顺海军基地（包括沿线的从东北到苏联的铁路）。他曾经在1945年夏末二战太平洋战事即将结束之前，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盟条约获得了这些特权。[502]

    然而，1949年末1950年初，苏联领导人不断以1945年2月苏、美、英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为借口，在与新中国签订同盟条约的问题上含糊其辞。[503]斯大林的犹豫不决甚至一度打消了中国建立同盟的信心。[504]然而斯大林若同意在1950年1月放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共产党中国则会延长大连和旅顺的租期。不过苏联的完全撤出有赖于对日和约的签订。[505]

    1950年2月14日，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大连和旅顺的两个独立协定。安全条约表面上针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同盟国，由此暗示了其反对美国的特征。[506]大连、旅顺港口的协定将会在对日和约签订后到期，但最晚不得迟于1952年末。[507]实际上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在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对斯大林的访问中，中苏双方曾经讨论了归还大连和旅顺给中国的问题，但是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而且因为这一战争的爆发中苏也没有参加1951年签订的对日和约，斯大林和周恩来决定延长苏联在旅顺和大连的驻军期限以起到威慑的作用。[508]双方最终在赫鲁晓夫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的北京访问中重新讨论了这一问题，同意1955年5月31日是苏联的最后撤军期限。[509]

    新的条约立刻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1950年1月22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了空中轰炸，周恩来曾要求斯大林派遣苏联的空军提供保护。[510]在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向上海以及其他被袭击的工业城市派遣了空中部队。[511]然而，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军事援助计划提高了解放军的军事能力，并帮助中国创建了崭新的军队部门。1950～1953年，共有3642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中国工作。[512]20世纪50年代苏联运往中国的设备中一半都与军事需求有关。[513]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不平等特征也蕴涵了很多阻碍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中国主要获得了安全环境的提升和军事技术的转让，而苏联则主要获得了经济和战略收益。朝鲜战争暴露了中国为这一条约付出的高昂成本，它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军事和财政资源，却没有得到多少回报。

    朝鲜战争（1950～1953）和日内瓦会议（1954）

    联盟受到的第一个考验是1950年9月15日，在毛的第三条前沿线路上，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对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进行了干预。截止到10月19日，美国和其同盟国把朝鲜逼至中国边界，似乎要把战火烧进中国境内。估计到这一形势，中国领导人在毛的督促以及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提前几个月下定了交战的决心。最终，中国志愿军站在了朝鲜一边以保家卫国。在接下来的33个月的战事中，中国一方主导了战事的具体决策，而斯大林宣称对于战略决策具有最终决定权。[514]中国一方对朝鲜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持，而苏联则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援助。

    从长期看苏联对中国和朝鲜的战时援助至关重要，尽管最初远远低于中国所希望的水平。[515]北京总共利用了其1950年从苏联手中获得的三亿美元贷款的61.5%从盟国手中购买军事设备，[516]苏联自身也向中国提供了高射炮以保护东北地区免受美国的空中袭击。[517]尽管中国志愿军从1950年10月19日起承担着地面作战的任务，但苏联的空中掩护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也是至关重要的。[518]截止到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中国向朝鲜派遣了约200万人的军事和非军事人员，其中14.8万人死亡，38万人受伤，中国还损失了399架飞机和12916辆汽车（与中国方面的统计有所出入——译者注）。[519]比较而言，苏联人员死亡275名（其中125名为飞行员），飞机损毁335架。[520]

    1951年双方又回到战前状况，战事进入了胶着状态，中国决定边打边谈。战争不断上升的高昂成本以及斯大林不愿提供先进的军事技术都促成了这一决定。[521]然而，苏联领导人却希望战事持续下去，东亚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增加了苏联在欧洲的外交和政治影响力，至少苏联是这么认为的。[522]然而，到1952年6月，平壤、莫斯科和北京都加入了与华盛顿的谈判。[523]1952年8月和9月，周恩来访问苏联，并与斯大林讨论了进一步的军事技术转让以及朝鲜的停战协定问题，但是很快地，战俘问题成为任何一种冲突快速解决方案的绊脚石。[524]

    最终，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不仅打开了结束朝鲜战争谈判的大门，而且也开启了中苏联盟蜜月期的后半篇章。[525]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苏联的专横使其东亚外交政策陷入了僵局。[526]早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周恩来就与苏方的接待人员提起了停战谈判的问题。[527]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

    在关于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召开前后，中苏的合作达到了高潮，尽管历史学家对是北京还是莫斯科在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主导地位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日内瓦会议是双方合作的结晶。[528]在1953年9月底至10月初的两个星期内，莫斯科和北京都公开宣称它们愿意支持东亚问题的和平解决。[529]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而言，在朝鲜战争和印支半岛的谈判解决中，他们支持中国加入大国俱乐部，而这也有助于他们再次把冷战的注意力转向欧洲。[530]1954年2月莫斯科对北京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北京也正是基于此理由加入了这一俱乐部。[531]

    社会主义集团内部最大的分歧是关于越南未来的争议。苏联和中国同意在东南亚建立一条和平分界线，而越南却对此加以反对，它认为这一行动是不承认越南过去做出的历史贡献。[532]因此1954年4月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曾两次在莫斯科与胡志明以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协调谈判立场。[533]

    在日内瓦，中国外长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继续在后续会议中协调谈判战略。[534]在最后一轮谈判开始前的7月9日至12日，周恩来又在莫斯科待了四天，讨论会议的相关事项。[535]日内瓦7月21日的协定达成了结束第一次越南战争的协议，老挝和柬埔寨在其中保持中立，这不仅是中苏外交协调的结果，更是周恩来个人外交的成就。[536]但是，同样的努力没有带来朝鲜的统一，这主要是由于朝韩两方都不愿意接受联合国的监督。[537]

    在中苏联盟建立的头三年，双边合作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尽管斯大林有些不太情愿而且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极大地制约了双方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但是他的去世不仅为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铺平了道路，而且也促进了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召开。在他去世之后的16个月内，莫斯科和北京不断在日内瓦会议以及瑞士的国际谈判中协调立场，联盟的合作达到了高潮。联盟也似乎找到了通向进一步合作的路径。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和核武援助（1954～1958）

    随着毛的三条前沿线路逐渐恢复平静（并不必然是和平状态），中国把眼光转向了台湾问题。1954年9月3日爆发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国大陆对国民党控制下的金门岛（大陆沿岸的一个岛屿）展开了炮轰，但对于这一事件的起因学者们至今没有共识。这是对美国与国民党正在进行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挑战，[538]还是试图削弱在马尼拉召开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谈判，[539]抑或是想把世界注意力吸引到中国分裂问题上？[540]危机爆发的时间恰好在日内瓦会议之后，这一点让克里姆林宫很困惑，但是由于北京方面保证不与华盛顿发生正面冲突，莫斯科方面也允诺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541]然而，苏联方面只公开表示苏联人民将向中国提供支持，而没有提及苏联政府。[542]1955年初，当危机陷入僵局时，中国要求苏联方面提供帮助，但苏联方面没有公开表示支持。[543]

    在毛的考虑中，台湾海峡危机和核武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中国没有核武器才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低人一等。[544]尽管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核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1954年秋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才提出希望苏联对中国核项目提供支持，认为这将增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能力。[545]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这对中国太昂贵也没有必要，因为无论何时苏联都将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不过赫鲁晓夫也提出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的核反应堆并成立一支联合舰队，毛对这两条建议都不满意。[546]苏联客人一走，毛就开始强调在传统和核武器方面都要培育军事自主能力。[547]

    然而一旦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发展核武器以及征求苏联援助的基本决策后，双方的核合作项目就在1955年初启动了。[548]在那时，苏联也宣布准备对盟国和平使用核能提供援助。[549]1955年1月20日，两国同意联合在中国开发铀。[550]11天后，中国接受了苏联的核援助建议方案。[551]3月份，双方就开始了核试验反应堆以及苏联提供原料的谈判。[552]4月份，苏联邀请了来自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核物理学家到莫斯科商讨苏联对和平利用核能提供援助的事宜。[553]正是在此形势下，与会国家同意成立一个共同研究基地，1956年3月该基地在莫斯科附近的杜布纳开始运行，另外，中国和苏联也就转移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达成协议。[554]

    直到1957年夏，苏联才开始向中国的核项目提供直接的援助。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18日至29日所谓的内部“反党事件”中战胜了对手后，开始向中国的核项目提供支持，希望以此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对苏共领导权的支持。[555]8月8日，中国对此的回应是请求苏联方面“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以建立一个具有两千五百万伏的回旋加速器”。[556]同月，中苏同意就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援助进行谈判。[557]

    10月15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在核武器的必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导弹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并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和原子弹的教学模型等。[558]协议签订后，莫斯科向中国派遣了102位导弹专家，[559]这是自1955年3月解放军的导弹研究中心建立以来苏联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560]1958年，中国方面不断邀请并接待了更多的导弹专家，在其帮助下，1958年9月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导弹学校（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译者注）。[561]

    日内瓦会议后的四年，中苏两方在军事技术转让方面展开了大范围的合作。然而，特殊的国家利益开始影响联盟的发展。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关切及军事自主独立的愿望导致了双方第一次对安全伙伴关系发展方向产生分歧。尽管赫鲁晓夫认为在“反党事件”后需要在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他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向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军事尤其是核援助，但是这件事本身表明了联盟的利益需求从属于国内因素。因此尽管中苏联盟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都运转良好，但双方正在走向一块未知水域。

    军队标准化建设和机制一体化的问题（1953～1958）

    除了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核技术援助外，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传统军事项目合作也达到了高潮。[562]1953年5月，莫斯科通过合同的形式承诺向中国提供91个与国防相关的工业项目，[563]来年将再增加15个。[564]1954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战斗机和短程导弹。[565]在1956年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革命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北京方面也开始对增加军事能力并在国内外投射影响力越来越感兴趣。[566]例如，1957年3月，中国要求扩大米格—17战斗机的生产并询问“在1959年开始生产新型号战斗机（米格—19？）的可能性”。[567]

    这种广泛的军事合作促进了解放军专业化的发展。1953年7月在朝鲜战争结束时，国防部长彭德怀撤销了民兵制度，按照苏联军队的模式开始了解放军的标准化建设。[568]1955年5月他在完成对东德、波兰（《华沙条约》的缔约国）和苏联的访问后，继续推动了苏联模式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包括引进了坦克和绩效制。[569]

    这些重大发展也提出了解放军是否需要加入华沙条约组织的战略规划的问题。早在斯大林去世后，莫斯科方面一直想推动苏联和中国更进一步的制度和军事的一体化。[570]但是在赫鲁晓夫1954年秋对北京的访问中，毛拒绝了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邀请。[571]如上所述，毛很快也开始强调军事领域的独立自主性。[572]然而，北京还是对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的创建表示了支持。[573]彭德怀参加完华约的创建大会返回中国的途中，在莫斯科进行了短暂停留，赫鲁晓夫趁机询问了解放军加入华约的可能性。[574]五个月后，彭德怀作为中国国防部长访问克里姆林宫，苏联领导人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他的客人拒绝给予直接回答，而只承诺会进行“研究”。[575]莫斯科对此问题的坚持似乎引起了北京方面的警觉，尤其是关于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问题。1956年1月，中国与苏联方面探讨了撤出军事顾问而增加军事专家的问题。[576]

    中国方面拒绝军事一体化主要是来自一些国内形势发展方面的考虑。1958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毛决定对解放军进行政治化作为国内动员的力量。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提议，决定减少常规军队的规模，复员军人转向民事建设，以及重新启动民兵组织。[577]

    在接下来的5月27日至7月22日长达两个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不得不提出毛的新意识形态思想而放弃了自身的苏联模式专业化建设的思想。[578]彭的发言从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谈到苏联军事经验再到朝鲜战争，都反映出他的处境如走钢丝般艰难。[579]毛在对中央军委的谈话中也强调了军事自主和意识形态正确的重要性，而谴责了死搬硬套地学习苏联模式和苏联军事经验的做法。[580]7月13日通过的新战争法规包括了大规模军事动员和依赖最先进武器原子弹的奇诡组合。[581]

    莫斯科方面很快就解读出北京不仅放弃了军事标准化和一体化建设，而且也拒绝参与集体联合的全球战略。在赫鲁晓夫7月31日至8月3日对毛的访问中，苏联客人提出了冷战时期劳动分工的问题，即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东亚。但是中国方面拒绝了这种“划分势力范围”的思想，认为每个国家都不得不依靠自身解决安全问题。[582]毛只同意在紧急状况下进行合作，“一旦发生战争，毫无疑问我们将联合起来”。[583]

    中国拒绝一体化建设本是斯大林去世以及日内瓦会议之后形势的正常演变，但是对苏联人来说却有点突然。莫斯科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传统军事援助和核支持，这表明了苏联方面并没有理解中国方面所释放的独立自主红线的信号。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遭受了外敌侵略，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主权意识，苏联方面却对此并不敏感，它只关注它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核潜艇建议以及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毛对意识形态和军事自主的强调很快就波及了中苏军事关系。1957年末，在彭对莫斯科的一次访问中，苏联曾向中国提供更先进的海军和航空装备。[584]但基于毛又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于是彭在1958年5月初宣布中国只接受苏联的武器样本进行研究和试验生产，从而提高中国自身军事硬件的发展能力。[585]在此政策下，中国请求苏联方面提供核潜艇的设计技术。[586]中国要求苏联转让核潜艇技术的建议与苏联计划建立一支携带核弹头的太平洋潜艇舰队的想法产生了冲突。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以抗衡美国以为的导弹差距，[587]赫鲁晓夫不得不自食其果，寻求有效措施以应对他自1956年以来进行的核恐吓所造成的重大后果。[588]由于1958年开始服役的两艘携带核弹头的战略核潜艇以柴油为动力，苏联海军和赫鲁晓夫都决定把它们部署在太平洋。[589]但是这个计划要求建立一个大的无线电发射站并能够自由进入中国的不冻港。[590]

    1958年4月18日提出在海南成立联合无线电发射站后，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就逐渐进入了政治敏感区。[591]由于中国当时军事独立自主的政策，彭于5月10日宣布中国建立发射站，并要求苏联方面向中国建立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592]莫斯科对此难以理解，并要求北京方面给予解释。[593]最终在6月12日，彭同意共同使用发射站，但由中国出资并归中国所有。[594]一个月后，莫斯科提供了一个协议草案，但显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立场，竟然提到了共同建设和共同所有。[595]

    正在相互不理解的时刻，苏联方面又提出了允许苏联携带核弹头的潜艇驻扎在中国的不冻港的问题。可能是尤金大使在7月21日与毛的谈话中错误地传递了苏联的建议，也可能是毛误解了苏联的提议，总之，中国认为苏联建议成立一支“联合核潜艇舰队……损害了中国的主权”。[596]第二天毛召见了苏联大使，指责苏联企图通过无线电发射站和联合潜艇舰队对中国进行控制。[597]由于毛突然动怒，赫鲁晓夫在月末决定飞往北京与毛把事情说清楚。[598]

    在7月31日的第一次会面中，毛指责赫鲁晓夫像斯大林一样企图通过联合机构控制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曾提出成立联合控股公司以攫取东北和新疆的自然资源，毛还威胁要通过中国的游击战来反击苏联的入侵。最终，赫鲁晓夫为其中的误会道歉，这一事项也就暂时搁置了下来。[599]8月3日，双方同意苏联为无线电站提供贷款，但这对苏联的核战略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苏联的柴油动力核潜艇仍然不能在太平洋部署。[600]毛和彭在这件事的激励下继续指责苏联，称1955年签订的两个空军合作条约允许苏联的飞机在中国着陆补充燃料，而中国飞机却不能进入苏联领空。对中国所认为的这个“不平等条约”双方进行了重新谈判，并在12月签订了一个替换协议（详情不明）。[601]

    令克里姆林宫没有想到的是，1958年8月23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突然爆发了。这是一次有限的行动，中国大陆向金门进行了炮轰却并没有对金门岛进行占领，[602]但苏联方面认为这是中国方面“清除”台湾国民党的行动，不过苏联方面仍提供了军事援助。[603]这个时间点一方面和毛进行国内动员的需要有关，另一方面，毛认为赫鲁晓夫犯了一些对美政策软弱以及企图控制中国的错误，他利用这个危机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惩罚。[604]在危机爆发前，他并没有事先通知苏联这个盟友。[605]

    然而，在这次危机中苏联方面也明确表明了苏联的核保护伞不会扩展至中国在台湾海峡挑起的冲突之中。[606]8月31日在并不了解危机详情时，克里姆林宫和《真理报》就发表文章对美国提出警告，称对中国的任何威胁会被视为对苏联的威胁。[607]但是在9月6日至7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突然访华中，毛和周谈到了如果美国动用核武器打击中国大陆以保卫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时，希望苏联采取反击战略，对此苏联客人并不同意。[608]与美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也没有阻止赫鲁晓夫再次采取单边行动，1958年9月7日，他第二次公开宣称中苏联盟只是一种威慑。[609]

    苏联领导人担心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个盟国，在9月中旬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访问克里米亚的夏季行宫时，苏联提出进一步援助以缓解两国关系。[610]苏联计划派遣防空部队以监督中国轰炸金门的行动，[611]尽管随后苏联多次提出这一建议，但中国方面根本不予理会。[612]

    1958年中国的主权诉求与苏联方面计划通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一体化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规划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了。这部分可能是因为双方利益和需求不同而产生了误解，但不可否认它也是联盟内部某些特征长期发展的结果，如国内特殊的利益需求对安全伙伴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

    安全合作的终结（1958～1962）

    中国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行为也引起了苏联方面关于盟国是否还可信赖的疑虑，紧接着苏联方面意识到迫切需要对安全合作进行正式化和标准化以防止被拖进无用的军事行动中。[613]苏联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快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在对苏联、东欧和外蒙进行访问之前，收到了刘晓的一封简报，称苏联方面企图“把中国的对美政策纳入苏联的轨道中”。[614]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已经向刘暗示莫斯科方面认为中国和华沙组织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当彭德怀6月初回国路过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在提出海空合作后紧接着就暗示道，“中苏联盟条约应与以苏联为中心的华沙条约联系起来，这实质上就是华沙条约的扩大”。彭回避了这一问题，称他需要向北京方面请示。[615]

    现在仍不清楚苏联计划把中苏安全合作正式化是不是最后一搏，但显而易见的是莫斯科对这一合作关系并不满意。1956年9月以来，苏联领导人就知道了毛的奇谈怪论，称核战争将会消灭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从而帮助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616]但苏联方面仍于1957年10月与中国签署了核合作协议。[617]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后期，毛和新外长陈毅多次强调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心，[618]与此同时，毛已开始质疑赫鲁晓夫是否会遵守1957年协议，因为美苏核谈判预计将在夏季举行。[619]

    1958年苏联方面向中国提供了一个核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620]这些都在9月27日进入运行，它们对中国制造出高浓缩铀是必不可少的。[621]然而，当时中国方面也感觉出苏联开始减小核技术转让的规模。[622]实际上，当赫鲁晓夫1958年夏在与毛的谈话中发现毛重谈核战不可避免甚至盼望发动一场核战时，就顿生厌恶感，[623]他离开北京时就开始质疑台湾海峡危机后苏联加大对中国的核援助是否合理。[624]

    最终在中国方面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中国加入社会主义联盟体系的建议后，赫鲁晓夫也开始为他访美的破冰之旅做准备，1959年6月20日莫斯科方面通知北京它将不再按照两年前的合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625]在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问了北京，宣布苏联将从中国撤回所有的核武器专家。[626]他离开后，中国领导人详细讨论了中国核武器项目的下一步行动。[627]当时苏联已经向中国提供了足够的核武发展所需的技术信息，所以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628]尽管在杜布纳的中国核专家按照合同规定一直待到1965年6月，但在1959年后的那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够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显然值得怀疑。[629]

    尽管核合作破裂了，但是莫斯科方面继续向北京提供传统军事援助。实际上，1959年，中国技术援助的要求有所增长（包括 Tu—16轰炸机以及米格—19战斗机和米格—21战斗机等），苏联方面也向中国派遣了各种军事专家。[630]1960年初中国方面也提出了相似的要求。[631]只是在1960年春末夏初双方围绕意识形态的分歧凸显时，赫鲁晓夫才急匆匆决定撤回所有的民事和军事专家以及顾问团。[632]截止到1960年8月31日，大多数苏联军事人员已经离开了中国，只有少数人员还滞留在苏联使馆内。[633]

    1960年末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大会上，双方意识形态的论战告一段落，军事合作再次有所恢复。[634]1961年1月21日，为了示好，赫鲁晓夫向中国提供了米格—21的设计图，周恩来表示感谢并收下了。[635]2月初，双方开始了关于战斗机和k—13空对空导弹的谈判，并于3月30日达成了合作协议。[636]11月30日，中国方面要求苏联派遣米格—21的教官。[637]1962年末，中印边界战争爆发，苏联暂缓了对印度米格—21飞机的交付，而同时确认对中国进行额外的米格—21供给。[638]尽管如此，双方之间大规模的军事技术转让似乎已经难以恢复了。

    1958年至1960年，中苏联盟内部利益的分歧逐渐公开化了。苏联质疑中国作为盟国的可信赖性，北京拒绝莫斯科进一步制度化合作的要求，在1960年春毛对苏提出意识形态挑战后，赫鲁晓夫最终决定撤出所有的顾问团和专家团，这些对中苏同盟关系都造成了持久性伤害。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有所恢复的军事合作也难以修复这种关系，截至1962年末，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已经终止。

    第二次越战初期双方合作的缺乏（1964～1965）

    1964年末1965年初，美国越战的不断升级给修补这一破旧的联盟关系提供了最后的机会。美国向南越派遣海军陆战队、轰炸北越，以及美反华言论调门的不断提升对北越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中国构成了重大安全挑战。1964年10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取代了赫鲁晓夫后，莫斯科改变了以前不插手越南战争的政策并暂停了与华盛顿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所有谈判。但是改善中苏安全关系的机会仍然很渺茫，中苏同盟并没有为了帮助受围困的北越而展开有意义的合作。[639]

    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政治话语越来越激进，“修正主义”和“背信弃义”的苏联成为毛进行国内激进宣传的对象，[640]另一方面1964年末至1965年初莫斯科对河内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巨额援助以致于北京方面开始担心战争不断恶化升级，将会超出越南边界。[641]由于激进的意识形态以及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中国试图限制苏联对北越的军事援助规模和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同时，中国的蓄意阻挠也和马列主义理论上的争论有关，中国不会和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642]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所提倡的政治话语要求苏联方面在意识形态上的完全投降（包括终止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加大在柏林问题上对美国的施压等）才能实现双方安全上的合作。当然，莫斯科不愿意让北京为其制定全球战略，因此，1965年5月中旬，周恩来宣布了这一联盟名存实亡。[643]在中国一方看来，这一同盟条约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谈到美国对第三国（甚至是一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时，中国能够援引该条约。[644]最终，在无关的意识形态冲突干扰下，该联盟没有经受住朝鲜战争后的第二次测试。

    破碎的联盟关系（1965～1979）

    尽管这一联盟实质上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直到1979年4月5日中国正式通知苏联该条约1980年4月11日到期后中国方面将不再延期，这一联盟才正式解散。[645]1965年中期后，大国间关系的最基本礼节也荡然无存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苏联大使馆、苏联在中国的其他机构，以及苏联公民——从大使到水手到游客——都成了红卫兵反对的目标。[646]中国无视国际法甚至国内法的行为当然不仅仅针对苏联，它以前的许多友邦都成为主要针对目标。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中苏关系缩减为最低程度的政府间往来。[647]两国关系破裂的速度之迅速让一些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心战争有可能爆发。[648]两国都在边境部署了军队，1969年甚至多次爆发了边境冲突，但总体而言，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并没有发生。[649]

    胡志明1969年5月10日的遗嘱曾经要求中苏双方实现和解，但双方关系中的敌意实质上并没有缓解。[650]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九天后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面也并没有促成双方关系的任何改善。[651]随后在苏联外交官前往河内或从河内返回路过北京时，北京方面给予的都是低规格接待。[652]只有在北越从1972年3月30日起发动复活节攻势后，6月中旬周恩来才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i）进行了会面，但是双方也并未就支持越南达成任何合作意向。[653]

    整个20世纪70年代，尽管双方有意缓和关系，但是除了边界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外，双方关系并无实质性改善。[654]双方的不信任已经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采取决定性的改善行动。尽管双方都把彼此视为死敌，但有趣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双方对北越的政策基本一致。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委婉地劝告河内在巴黎的和平谈判中要对华盛顿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655]70年代后期，双方的关系再次恶化，因为预计到越南将在1978年末发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苏都与对手的对手实现了联合。莫斯科与河内于1978年11月3日缔结了同盟条约，[656]而北京则与华盛顿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657]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平行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在1979年2月对越南发动了警告性的打击行动，中国才决定对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再续约。

    结论

    从一开始，中苏合作就碰上了双方安全需求截然不同的难题。当符合中方利益时，合作就得以形成。1950年初中国从苏联提供的即时安全中获得重大利益，长远角度看也从莫斯科的军事技术转让中获利良多。但当要求中方进行不能带来直接收益的投资时，安全合作就遭遇了难产。除了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一些临时的妥协退让并租借港湾和铁路外，中国并不愿意在机制上从属于苏联界定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全球利益。华约组织成立以后，苏联仓促出笼的全球战略显然并不能安抚共产主义中国，当然一个设计更为巧夺天工的共同安全体系也未必能达成这一目标。

    合作后期中国把这一联盟当作恢复本国在国际社会中权力和影响力的工具。20世纪50年代苏联逐渐开始思考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联盟的问题——莫斯科从这一联盟中到底能得到什么？当它需要中国支持时，盟国却根本不是那么热心，就如1958年的核潜艇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双方安全需求和期望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联盟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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