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亚洲的经验

    罗伯特·J. 麦克马洪（Robert J.McMahon）

    这一章将探讨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主要安全联盟的起源和发展演变，主要包括美国与六个国家或地区缔结的双边安全条约，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韩国和台湾；同时也会探讨冷战早期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这一主要地区联盟的发展与衰落。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于1954年，主要用来威慑中国或苏联构成的潜在侵略威胁，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一软弱且麻烦不断的组织几乎陷于停顿。

    本章同时也考察了美国与东盟这一与众不同的多边组织之间矛盾不清的关系。东盟成立于1967年，在越南战争的高潮时期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对立物而产生。它是该地区反对美国地区霸权的产物，在惨痛的越战之后，美国不太情愿地表示了支持，但随后的历史表明在诸多领域，东盟已经是亚太地区最为持久的安全工具。

    第一部分关注联盟形成的进程，着重分析冷战早期美国培育和支持与亚洲国家缔结的正式联盟的原因。它强调了联盟创建和美国全球利益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也注意到了亚洲国家与美国缔结同盟时截然不同的安全和政治需求。

    本研究具体探讨了每一种联盟所面临的压力和限制因素。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日本和韩国除外），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它们的灭亡。研究强调了从成立之初，不同的利益需求和威胁认知——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威胁认知——就加剧了大多数联盟的内在不稳定性。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美和解对几对安全关系都形成了重大冲击，尤其是美国与台湾、泰国和日本的关系。

    冷战早期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重大主题就是寻求盟国。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期，美国加深了与欧洲、拉美、中东和亚太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联系。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双边和多边安全条约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两届政府都意识到财政情况对华盛顿能力构成了重大制约，尤其是财政比较紧的艾森豪威尔时期这一意识更为明显，所以美国积极寻求与他国结盟并构建一系列地区联盟体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以及他们的顾问都认为安全合作的伙伴越多，就越能同时实现美国的多个政策目标。美国可以与他国建立正式的联系包围苏联和中国，一旦全球或地区冲突爆发，当地军事力量的启用也能减少美国大兵的伤亡；通过美国的安全盾牌，也能提供潜在的威慑力量阻止苏联或中国侵略美国的盟国。而且这种安全联盟的联系也能从心理上和政治上激励其他一些有意与西方联手结盟的国家。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经常说，国家需要挺直脊梁有所作为。对他们那一代政治家而言，冷战不仅仅是历史纠葛，而且包含了价值规范之争，骑墙中立的选择是不能容忍的。

    理论上，联盟中每一方都期望双方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每一方都不停地计算联盟的收益——有形的或无形的——是否能多于潜在的成本或风险。不言自明，如果预期没有实现，或者说成本大于收益，抑或互惠性逐渐减弱，联盟就会承受压力甚至会松垮乃至完全崩溃。政治科学家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其著名的联盟形成理论研究中曾把联盟简单界定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协议”。沃尔特进一步指出联盟主要来自双方对威胁或外来侵略的共同认知——他将其称为“制衡行为”——而不是弱势一方企图与强者联合起来的努力，后者被他称为“搭便车行为”。[450]

    与沃尔特的联盟形成理论相反，笔者认为，冷战早期美国在亚洲的所有联盟几乎都是另一种模式。它们都是高度的不对称关系，更加接近庇护关系（patron—client）模式而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而且这些联盟都包含了截然不同的目标需求，常常覆盖着不同的地区威胁，这也使得联盟内部随后容易发生冲突。

    东南亚和南亚的联盟形成

    二战后随着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冲突逐渐加剧，杜鲁门政府开始强化美国与拉丁美洲的传统联系，这表现为1947年签署的《里约条约》。自1778年与法国结盟以来，美国也首次开始与友好的西欧国家缔结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安全联系。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是冷战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在早些年，亚洲相对于欧洲占据比较次要的地位，除了美国欲使战败的日本在坚定地站在西方这一边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重建这一点外。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领导的管制政权期间，这一主要政策目标获得成功。然而总体而言，冷战早期在美苏政策的优先顺序中，亚洲排在欧洲之后。

    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取得胜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联盟谈判的开始以及越南共产主义政权在印支半岛的胜利，杜鲁门政府开始把亚洲视为另一个冷战战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更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这一认知。在美国的立场看来，这些重大发展都是不祥之兆，这也表明了在亚洲冷战的挑起者是社会主义一方而不是西方。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军方高层人士以及外交顾问们都担心倘若西方没有一个积极的、有效的反制战略，南亚和东南亚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可能会逐渐滑向中苏的模式轨道，从而会引发世界整体权力均势的变动。

    泰国的极度脆弱性引起了美国专家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早期，甚至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务院就开始对泰国提供军事援助，宣称近期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越南的成功使得泰国遭遇到巨大的内外压力。国务院警告道，如果美国不加以军事援助的话，泰国“就不能抵挡共产主义的压力”，而共产主义的泰国将会给美国的整个亚洲战略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国务院评估认为“倘若泰国落入共产主义的手中，那么马来亚也会如此。这意味着从朝鲜到印度，亚洲大陆上美国将没有一个公开的朋友或盟友”。[451]

    泰国的强人总理銮披汶·颂堪（Phibun Songgram）认为他们国家的利益——以及他的个人利益、政治利益——都与美国的利益相符。简单言之，只要与美国的结盟能使其政权免于内外困境，他就同意与美国结盟。为此，他公开呼吁美国的援助和支持，泰国也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支持的越南“保大政权”的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并向朝鲜战场派遣了一支分队与美国和联合国军队并肩作战，而且在联合国投票谴责中国出兵朝鲜半岛。曼谷的行为完全符合杜鲁门政府的亚洲政策目标，作为回报，1950年10月17日，华盛顿与其签署了军事援助协议，这很快就打开了流向泰国军方的武器供应渠道。正如国务院一位政策评论员所赞许的那样，“泰国已经不可逆转地切断了与共产党国家的联系，而积极投身于自由国家的事业”。[452]

    美国驻泰大使艾德温·F. 斯坦顿（Edwin F.Stanton）曾经把銮披汶比喻为“赌徒”。斯坦顿认为泰国领导人与美国结盟而疏远中国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①民主最终将赢得与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②让其政府投身于西方的事业，泰国的领导人实际上也是在买保险，确保其在受到侵略时联合国和美国会军事介入以帮助泰国抵抗共产主义。”[453]

    斯坦顿的分析一语中的。銮披汶与美国结盟的决定出自自身的思考分析，认为这一结盟将会缓和泰国历史上的岌岌可危感，而不是基于他或国人所谓的反共产主义信仰。为此，泰国政府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但忽视了国内反对者的利益，他不顾国内的反对声而做出了美国所要求的外交承诺。1950年前，泰国社会内部出现巨大的反对声，认为泰国外交选择受到了限制，甚至有声音反对与中国这一强大邻国为敌。最终美国的军事援助强化了銮披汶的政权和军方的实力，但侵犯了泰国国内部分倾向于中立外交政策的社会团体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泰国国内政治动力的正常发展。[454]

    与泰国情况类似，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培育了巴基斯坦这一盟国。1947年8月独立后，由英国训练的军官和文官组成的西巴领导人积极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联系。他们寻求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系和结盟关系以对抗主要的对手印度。与泰国一样，巴基斯坦的统治精英们也欲通过与美国的结盟关系强化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倘若当时在泰国和巴基斯坦国内举行是否与美结盟的全民投票，结果很可能让人大失所望。

    1954年早期，美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协定，依此它开始向卡拉奇提供重要的军事装备和补给。随后不久，巴基斯坦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缔约国，次年又加入美国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一组织旨在通过盎格鲁—美国在中东的“北方联盟”来震慑苏联的侵略。正如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随后成为总统的阿尤布·汗（Mohammed Ayub Khan）所讥讽的那样，巴基斯坦已经成为“美国最可信赖的盟国”。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与巴基斯坦缔结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协定，主要考虑在于这一新伊斯兰国家正如杜勒斯所强调的那样愿意“挺直脊梁并有所作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巴基斯坦相对于苏联、中国以及波斯湾所具有的地缘战略位置。而且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后，承诺向美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设施以及各种监听站，这对美国冷战时期情报收集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巴方而言，巴领导人相信这一结盟能够促进他们国家的安全。[455]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出现

    美国之所以推动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主要是由于法国在印支半岛的军事失败激化了美国的安全担忧。1954年春，战场上的失利以及国内的厌战情绪使得法国不得不回到日内瓦的谈判桌上，而在5月7日，也就是日内瓦会议印支阶段正式开始的前一天，越南在奠边府发动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把这次失利归为法国军队的无能以及疏忽大意，但仍认为这次奠边府战役严重损害了西方整体的安全利益。

    其实早在法国驻防部队投降之前，美国的外交官就已经预料到了法国的不利局面，并开始寻求途径缓和这一不利影响。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在一次著名的公众讲话中警告，“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把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强加于东南亚身上，对整个自由社会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他认为，对这一威胁“不应消极地接受，而应联合起来加以抵制，即使这种联合行动本身存在‘重大风险’”。[456]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杜勒斯试图把这种空洞的呼吁转变为实质性的行动。他的目标是减弱印支即将到来的军事灾难以及缓和日内瓦会议上不得不面对的外交劣势对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中国（而不是苏联）是当时他们在东南亚的主要敌人。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共产主义中国的侵略态势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对远东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构成了重大且迫切的威胁”。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中国“拥有苏联的后勤支持，而且仅仅靠数量的优势它就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如果美国不对其进行压制的话，它就能在整个南亚地区恣意横行”。而且，中国的意图明显是进攻扩张主义，想要控制该地区的战略资源和大米剩余。倘若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当地本土力量不足以遏制中国的行为——的话，它将会“强迫日本就范，因为日本的生存严重依赖该地区的资源条件”。日本是“美国在远东政策的基石”，但倘若日本不得不“与共产主义集团达成和解”，这种结果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是灾难性的。[457]

    关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中国南向征战的假设，美国分析家们并没有给出充足的证据。但是这种泛泛而谈的恐惧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对于这种莫须有的挑战，艾森豪威尔政府主要的应对之策是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当然它自身也承认这一对策并非完美。1954年春夏，杜勒斯的这一设想在美国政府内部以及华盛顿与盟国之间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重大的分歧，与此同时日内瓦会议正在进行。亚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起初对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提议反应冷淡。他们不喜欢这种模糊不清的安全机制安排，认为这一提议可能会遭到亚洲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嘲笑，而更倾向于针对中国的东南亚侵略制定出直接的报复计划。[458]

    杜勒斯对于他所提议的集体安全机制的缺陷心知肚明。他曾经开诚布公地向艾森豪威尔承认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459]但是杜勒斯认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心理意义。他坚持认为，不管当地的力量多么不足，美国对该地区正式承诺的潜在威慑效果不能被低估，更不能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议上，他强调美国需要“进行一些政治考量，给泰国人民、缅甸人民和马来亚人一些希望，告诉他们该地区永远不会被中国占领，以帮助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边”。[460]在国家安全委员会1954年6月3日的会议上，他把他的想法总结为，“在某些时刻或某些地方，一些国家必须坚强起来以抵抗共产主义的进一步侵略”，“如果美国准备抵抗中国共产主义的侵略，那么中国就不会铤而走险发动侵略”。[461]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达成了一个越南临时分裂的协议，其中越盟控制了北方，对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进行了更为悲怆的分析。“共产主义已经在越南取得上风，依此将会对周边甚至较远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施加越来越多的军事和非军事压力。”同样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和苏联人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威望有所增加，而美国却“丧失威信”，这“将进一步引发对美国在亚洲领导能力以及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能力的质疑”。[462]在1954年8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外援主任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谈道，法国在印支的溃败再次表明了“不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共产主义的所得就是我们所失”。艾森豪威尔同意了这一零和游戏的评论，并补充说，“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它：我们不能一步一步丧失我们的自由世界”。[463]

    这些顾虑直接导致了1954年9月马尼拉会议的召开，并创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该组织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组成，但它充其量只是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一个脆弱附属品。它也只是覆盖了东南亚地区的两个国家——菲律宾和泰国，而这两国早已是西方的一员了。更重要的是，该组织不仅包括了地区外国家巴基斯坦，而且地区内国家印尼和缅甸并没有参加，另外，这一组织对印度持有明显的敌意。东南亚条约组织显然没有促使该地区更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缔结正式协议。实际上，印度总理尼赫鲁甚至严厉地斥责其为西方强加物。该条约也暴露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就东南亚政策和战略顺序的重要分歧。英国丘吉尔首相的保守党政府不同意艾森豪威尔政府把中国视为该地区的持久威胁，也并不认为法国在印支的失利是西方不可挽回的灾难。

    最终东南亚条约组织也只是空口联盟，无论是应对公开的威胁还是内在的颠覆活动，它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美国派往马尼拉会议的代表戴维斯（A.C.Davis）海军上将一语切中要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心理安全意义大于其军事意义”。他强调该地区仍和以前一样对共产主义侵略毫无准备。[464]但是正如杜勒斯所愿，该联盟的成立至少表明了美国对东南亚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做出了庄重承诺。然而财政限制几乎困扰了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考虑，它也限制了美国纳税人愿意承受的军事成本。

    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国家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也都各有自己的打算。菲律宾总统拉蒙·F. 马格赛赛（Ramon Magsaysay）尽管经常被不恰当地嘲讽为美国的木偶，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热情四溢、娴熟老练的民族主义者，他意识到为了菲律宾的利益需要从华盛顿手中获得更大的独立，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他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也担心在危机中前殖民宗主国会像在太平洋战争中一样再次抛弃这个岛国，因此他们试图从美国手中获得更多的援助以及更强的安全保障，并减少美国对他们本土经济的控制。即使拉蒙和其同僚们并不同意美国对东亚安全环境威胁的判断，但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实现上述三个国家目标（经济独立、援助、安全保障）的机会。东南亚条约组织承诺提供的回报要远远大于其风险，因而它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465]

    在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上，泰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美国的结盟国的领导人考虑基本相似。他们认为加入该条约可以提升两国的地位以及与美国的谈判能力。泰国可能还担心中国扩张侵略的威胁，但对巴基斯坦而言，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然而双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想增加与庇护国的谈判实力。美国的威胁认知与这些亚洲盟国截然不同，尤其是与巴基斯坦，因此它们签订这一多边条约自然也各有目的。

    东南亚条约组织一直局限在充当一个交流观点的平台。但有趣的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的官员竟经常援引该条约规定的义务为美国保护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辩护。而华盛顿在该条约中的其他伙伴们则对该条约义务轻描淡写。它们并没有觉得有严格的义务要派遣军队协助美国和南越的武装部队。约翰逊政府也只是在华盛顿答应了曼谷和马尼拉所提出的一些交换条件后，才最终从泰国和菲律宾手中获得了微薄的军事承诺，并且这也经过了艰苦曲折的谈判。而巴基斯坦拒绝在越南战争中对“集体防御”做出任何贡献。它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也因为相互冲突的安全关切以及内部不断累积的失望不满情绪而受到重创。

    东北亚安全联盟的形成

    在很多方面，美日安全关系的起源非常简洁明了，而且也是一个特殊案例。1951年，安全条约的谈判与和平条约的谈判同时进行，以终结占领政权。而美日同盟条约的谈判并不是相互平等的，而是高度不对称的。实际上，这是占领国美国向日本宣读其撤军的原则。美国所打造的多边和平条约是在旧金山召开的一次盛会，包括了太平洋战争的交战国（苏联集团除外），这和占领国与被占领国的双边安全谈判同时进行，显然并没有给予被占领国日本众多主权的核心要素。杜鲁门政府认为这些协定在美国的整个冷战战略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艾奇逊曾经说过美国的最重要目标是“把原来的敌人德日两国重新吸收到我们的防御联盟中来”，美日同盟将是朝这一目标“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日本首相吉田茂竭尽所能地为本国争取，但显然美国掌握着大多数砝码。[466]

    《美日安全条约》的条款是极不平等的，给予了美国很大的自由裁定权，却对日本主权施加了重大限制，而当时的占领政权所打造的日本宪法也对日本的军事能力进行了严格的裁减。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眼中，这是令人感到愤怒和羞辱的做法，因此安全条约也一度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反美浪潮。20世纪50年代末已趋紧张的美日双边关系在1960年则陷入了全面爆发的危机。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所言，“1960年春夏太平洋联盟几近崩裂”。从日本的国会到东京的街头，反对声此起彼伏，最终日本迫使美国不情愿地修订了一些条款。[467]

    讽刺的是，杜鲁门政府最初所想的并不是一个只包括日本的排他性双边安全条约，而是一个覆盖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协定。然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拒绝了美国这一太平洋条约倡议，它们对于刚刚交战过的敌国日本加入同盟条约持警惕性的态度。尽管杜勒斯代表美国在谈判中多次请求，但这些国家还是坚决拒绝接受日本作为一个同盟伙伴国。在此情况下，杜鲁门政府在1951年分别与菲律宾和澳新两国签订了防御条约。日本战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的侵略所遗留下的痛苦记忆逼迫美国不得不在太平洋地区采取轴辐策略，而不是像对西欧和加拿大那样采取多边策略。[468]

    政治理论学家克里斯托弗·亨默（Christopher J.Hemmer）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认为西方共同的文化和认同促进了北约的形成，而这一因素在东亚地区的缺乏阻碍了一个类似的多边条约的形成。他们的观点具有合理之处，但是低估了美国冷战同盟在亚洲形成时的偶然因素，也忽视了杜鲁门政府最初对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青睐，即使这可能是一个模仿北约的松散模式。[469]

    1953年的美韩条约以及1954年的美台条约都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亚洲的轴辐同盟体系架构，这些都具有特殊的偶然性。这与政治理论学家在分析联盟起落时所经常援引的规范模式不符。

    首先，华盛顿与首尔的安全条约谈判是在血腥战场的最后阶段进行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极不情愿地接受了韩国领导人李承晚所强加的协议。李承晚明确表示让他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极力渴求的朝鲜停战协定的最低条件就是华盛顿做出正式的安全承诺。美国在韩国已经投入了三年时间、数百亿美元以及成千上万的生命，因此美国不愿意与韩国决裂，而这恰恰被韩国这个小国利用并对美国进行了反制。美国的主要官员私下里称李承晚的行为是“敲诈”，而陆军总参谋长劳顿·柯林斯（J.Lawton Collins）则担心这一防御条约相当于把“鞭子放到了李承晚的手中”，实际上确实如此，而美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很快，艾森豪威尔屈服了，李承晚得到了他要求的安全承诺，作为回报，这位韩国强人领导承诺不破坏即将签订的停战协议。[470]

    在台湾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不太情愿屈服于另一位亚洲独裁高超的外交技巧。在美韩条约签订后不久，蒋介石开始鼓动美国与台湾签订安全条约以保卫他所谓的中华民国政权。1953年12月，他的“外长”叶公超向艾森豪威尔政府抱怨，“如果美国与韩国签订条约，也应该与‘自由中国’签订类似的条约，如果不是更高级的条约的话。”[471]

    然而，台湾与韩国并不具有可比性。中国大陆认为台湾只是一个闹独立的省份，北京与台北之间也经常爆发零星的军事冲突，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国民党占领的那些岛屿上。国务卿杜勒斯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危险的好战分子，他为一己私利正在把美国拖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私下里他还说，“长期永久地捍卫这些岛屿”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472]

    1954年9月3日，中国大陆开始炮轰沿海岛屿时，形势更加严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失去了任何一个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都会对蒋介石政权以及美国亚太地区的其他盟国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473]为了阻止北京占领这些岛屿，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呼吁实现台湾海峡的中立。他同时也答应了蒋介石一直以来的要求，与台湾签署相互安全条约，当时他认为这一条约有助于遏制他那具有独立意识的伙伴发动侵略行为和宣称主权等。

    1954年12月2日这一条约签订，中国大陆周恩来总理立即谴责其为“进攻性条约”，“出卖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因而本质上是“非法和无效的”。[474]但是蒋介石也没完全如愿。艾森豪威尔明确表明沿海岛屿不属于条约公开覆盖的范围，而且条约本质上是完全防御性的。换句话说，美国承诺保护台湾免受外部进攻，但对是否向台湾自身所发动的军事对抗提供援助只字未提。历史学家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曾巧妙地形容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条约为“控制蒋介石的工具”。[475]

    要是没有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中国的相继介入，很难想象美国会和韩国或台湾签订类似的安全合作协定。回顾起来，可能当时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之间签订一个多边协定——而不是三个独立的双边条约——可能更符合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冷战需要。然而，挥之不去的战时记忆以及韩、台对日本的敌意使得这一选择难以实现，而当时的政治现实使得轴辐战略成为必需。

    越南战争和东盟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美国在印支半岛越来越深的卷入对亚太地区的盟国关系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段时期泰国和菲律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急剧上升，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两个国家都向美国提供了重要的军事设施，而随着战争的白热化，这一重要性也随之上升。第二，约翰逊总统认为政治上有必要让盟国尤其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对美国的越南行动表示支持。为此，他向马尼拉和曼谷施压，不仅要求它们要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表示公开的支持，而且由于约翰逊经常把这次行动描述成是一次反抗外部侵略的集体斗争，所以盟国也要象征性地派出部队。

    对泰国和菲律宾而言，它们很快意识到美国对军事设施和外交支持的需求增加了它们的谈判地位，因此越战的激化也导致了传统庇护关系的改变。每当约翰逊政府需要泰国和菲律宾时，它们二者就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机会与其讨价还价。

    在美国介入越南之前，菲律宾和泰国领导人就经常抱怨，针对老挝和南越的公开叛乱，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立场显得比较软弱。例如1961年5月，菲律宾总统卡洛斯·加西亚（Carlos Garcia）就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在一切太晚之前”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扩张。[476]他督促肯尼迪政府“在火势蔓延之前”尽快在老挝和越南“灭火”。泰总理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以及外长塔纳·科曼在和美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谈话和信件中都提出了同样的警告，尤其是关于老挝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他们抱怨道，巴特寮革命运动的不断扩张严重威胁到了泰国自身的安全，而且更让人气馁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程序缺陷以及英法的反对使得任何联合行动都难以达成。泰领导人担心在真正的安全危机到来时，美国也指望不上。[477]

    肯尼迪政府力图向东南亚盟国确保美国将会遏制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张。肯尼迪总统向泰总理捎去私人信息，坚持美国高度重视与泰国的关系。1962年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和泰外长塔纳召开会议发布了联合公报，重申美国对泰国安全的坚定支持。尤其重要的是，肯尼迪在老挝危机的最关键时刻，还向泰国派遣了一支美国分队，以此行动展示了这种承诺。[478]

    然而，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战的白热化加深了美国和东南亚盟国的联系。约翰逊政府向南越派遣了一支55万人的部队最直接地表达了美国对该地区非共产主义伙伴的支持。但是在印支半岛以外，没有其他东南亚国家像泰国和菲律宾一样如此深地卷入越南冲突中，泰菲是美国的主要支持者，向美国提供了重要的空军、海军和后勤支持以及坚定的政治支持和象征性的地面部队。印支战争也提升了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元援助不断增加，军事相关工业得到不断发展。[479]

    在战争期间，泰国是美国在印支半岛军事和情报的前沿基地。20世纪60年代早期泰国向美国开放了空军设施，以协助美国对形式上仍中立的老挝境内的北越目标和巴特寮革命运动的空中轰炸。因此没有泰国的支持，美国就不能开展在老挝的秘密战争。另外，曼谷政权也积极支持美国在北越的轰炸行动。从1965年2月到1969年1月约翰逊任期结束，美国将近一半的空中轰炸任务都从泰国机场起飞，这使得河内和北京经常指责曼谷为美国的傀儡。[480]

    战争期间菲律宾和美国的合作同样重要。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克拉克和苏比克湾基地庞大的空军和海上设施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马歇尔·赖特（Marshall Wright）称，“这些基地对我们的越南行动以及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军事有效性都具有核心地位。”[481]

    华盛顿在东南亚地区以外的盟国也向美国针对北越和越共的行动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赞同美国对共产主义在该地区扩张的担忧，因此每个国家都向美国提供了军事力量和公开支持。韩国可能不太认同美国的这一威胁担忧，但是它也向南越派遣了5万多人的部队。作为补偿，朴正熙（Chung Hee Park）政权向美国要求了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也引发了韩国派出的是雇佣军的抱怨声。

    当然，日本的宪法使其无法派出战斗部队。但是日本，尤其是冲绳岛对美国的越南行动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重型轰炸机、港口、补给站，以及军用飞机、船舶、装备的修理和重建都以冲绳为基地。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和美国休戚与共，以至于对美国的任何公开支持都是不成问题的。另外，正如历史学家菅英辉（Hideki Kan）所强调的，日本1964年到1972年的首相佐藤荣作“清楚地知道日本政府只有支持美国的越南行动，才有可能收复冲绳岛”。当时收复冲绳岛被日本列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国内对美国的越南战争存有担忧，佐藤却认为对美国的坚定支持是务实且必要的。[482]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是美国与东南亚盟国的蜜月期，但也很难说它们是亲密无间的。泰国和菲律宾尽管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但也对庇护国超级大国的傲慢和自我意识心存不满，同时也对越南国土上几十万的外国军队心怀忐忑。在这个遭受了几百年殖民压迫的地区，民族主义的力量蓄势待发，而寻求亚洲问题亚洲人解决的地区主义力量也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对泰国精英而言，他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反对共产主义，但也渴望着一个不受外部干涉的未来。泰外长塔纳是美国越战的狂热支持者，但在1966年8月的一次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外长的会面中他也指出，是时候“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不是让地区外国家随意摆布”。1967年4月，塔纳信心满满地预测东南亚国家将会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大踏步地”向地区一体化迈进。他继续强调取得越南战争胜利的必要性，这在泰国外交官看来与本国的安全息息相关。塔纳坚持认为，和平，当它来临时，必须是“亚洲的和平”，是将会促进地区发展的和平，也将会导致西方干涉的结束以及外国军队的撤出。[483]

    菲律宾领导人也对美国表示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尽管他们不得不依赖美国盟国对他们提供保护和支持援助，但持有各种政治立场的菲律宾人都对这种不平等基础上的依赖关系心存不满。由于美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他们对美国的依赖也比较复杂和令人忧心。马尼拉政府也渴望着一个由东南亚人掌握自己命运的东南亚。[484]

    为了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1967年8月7日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创建了一个新的地区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根据成立章程，东盟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避免地区内国家之间的“相互残杀和资源浪费”，促进地区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以及创建一个地区秩序框架。[485]该地区内部合作的阻力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从长期看，东盟所具有的动力和持久性可能是当时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

    越南撤军及其影响

    在1968年1月和2月具有决定意义的春节攻势之下，约翰逊政府决定减少对北越的空袭，开始与河内进行正式谈判以找到解决方案，这一决定对美泰和美菲关系都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并刺激了东盟所代表的地区合作趋势的发展。美国的政策转变对它的所有亚洲盟友而言都是非同寻常的事件。当时泰国与菲律宾实际上与美国一样都认为中国以及当地的武装叛乱分子对地区安全构成了威胁。然而如今美国却决定从越南抽身并减少对本地区的承诺（至少看起来如此）。正如南越和老挝的同僚一样，菲律宾和泰国的安全官员对这一政策转变忧心忡忡。而这似乎已成既定事实了，约翰逊政府宣布暂停部分空袭行动，并呼吁与河内进行谈判解决问题，这都预示了美国将从该地区撤军，甚至要抛弃老朋友。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公开表达了对美国即将从亚洲撤出的担忧。他严肃地警告道，如果撤军的话，马尼拉可能将不得不和北京达成和解协议。[486]泰外长塔纳表达了相同的担忧。随着美国空袭的结束和对河内敞开大门，泰国突然发现它们自身“处于更大的威胁之中”。塔纳指出，泰国接下来需要向华盛顿施加压力以阻止其“与共产主义达成任何类似于投降的妥协”。[487]1968年5月初，他侬（Thanom）总理飞往华盛顿，满怀沮丧地了解美国的新立场对泰国的影响。

    对于联盟中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泰美两方都无法忽视。1968年12月，一份务实的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泰军官倾向于减弱泰对美的依赖……目前所有的军事政策和规划都是在泰国不能完全依赖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美国将从东南亚撤出的基础上做出的。”美国的分析家们也意识到了一些泰国文官和军官正在考虑与中国实现和解以对抗美国撤出后的地区形势。[488]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62年中印战争后巴基斯坦与中国实现和解，这导致了美巴联盟的惨痛解体。1962年10月中印双方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处发生交火时，肯尼迪政府很快向印度提供了军事援助，对巴基斯坦而言，就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势力均衡行为：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因此巴需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巴联盟建立以来的相互矛盾很快凸显出来，约翰逊试图从抵抗社会主义的集体安全角度出发，向巴基斯坦施压以遏制它与中国的关系。但是这些话对巴基斯坦而言如同对牛弹琴。巴总统阿尤布·汗和同僚们认为美印关系的解冻就是美对巴安全保护伞的减弱。而且他和巴基斯坦其他主要文官军官们都并不赞同美所谓的中国构成安全威胁。两个盟国的观点分歧如此严重，以至于1965年印巴战争发生时，美巴联盟也行将就木了。[489]

    尼克松领导下的美国转变立场，追求与中国和解的政策，这对亚洲盟国的影响重大而深远。日本至今仍将此称为“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泰国对美国的这一大变脸同样震惊不已，他们之前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1971年8月，泰国的一幅政治漫画描绘了尼克松在飞向中国的专机上向他的东南亚盟国投掷了一个炸弹，这讽刺地表现了当时泰国精英与大众的反应。[490]在菲律宾，马科斯总统1971年1月宣布他有意与苏联和其他苏东集团的国家开展贸易和打开外交联系，并“重新审视”美菲关系。同年2月，他的外长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在议会陈词中表示，“随着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反转”，菲律宾需要“一个更为平衡的结盟安排”。他特别强调，马尼拉不能再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491]美国即将到来的从印支撤军以及中美大门的打开联合起来最终拆散了美泰联盟，而这对美菲关系也形成了严峻的压力。当然台湾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北京和解的条件就是华盛顿要切断与台北的正式联系，这导致了台湾社会内部出现了普遍的被遗弃和被抛弃感。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只有日本和韩国仍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尽管双方都受到了尼克松新中国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亚太权力格局大调整的重大冲击。

    历史的启示？

    如果说上述各种不同的联盟形式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历史启示的话，那可能就是权力极度不对称下联盟关系具有内在的重大缺陷。冷战时期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关系更类似于传统的庇护关系模式，而不是具有共同安全关切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后者在国际关系联盟形成的研究中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模型。在本章所讨论的每个案例中（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东南亚条约组织、日本、韩国和台湾），美国都是与比自己弱小很多的国家或地区结盟，它们的利益和威胁认知在很多方面与作为庇护国的超级大国截然不同。以日本为例，缔结条约时美国的联盟伙伴甚至还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体。

    当然有时弱小国家反过来也向结盟的超级大国施加影响。在谈判或重新谈判伙伴关系的具体条款时，弱小的一方毫无疑问也经常具有一定的自主能动性。然而除了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外，冷战时期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关系都解散了，原因在于一方或另一方地缘战略考量的改变、没有实现的预期以及双方不同的利益需求等。那些为抵抗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而建立的冷战同盟在冷战的后期都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它们能存续下来，主要是因为条约各方能够找到新的使命，正如美国和其北约盟国20世纪90年代后在欧洲的努力一样。对于日本和韩国而言，一个仍然具有威胁的朝鲜以及一个快速崛起（如果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的话）的中国使得它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另外，过去的几十年在安全领域养成的合作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没有一方愿意破坏已经形成的多边机制联系和私人纽带。澳大利亚领导人也认为保持与华盛顿的紧密安全联系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基于他们对于中国崛起以及这一崛起对亚太地区安全影响的担忧。应澳大利亚的要求，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向澳大利亚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派遣了一支2500人的海军陆战队。这是二战以后美军向澳大利亚派遣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表明了两个国家在制衡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实力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倘若要简要概述一点真正普遍的历史教训的话，那就是联盟的维持必须建立在利益和需求的真正相互性基础之上，否则，它们注定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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