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涵

    我想说说张庆宜，说说他请我吃饭，也说说一件很对不起人的事。

    张庆宜是我在农场当知青时的朋友，住在山阴路，和鲁迅家对门。他父母和鲁迅很熟，不过他从来不吹他父母和鲁迅怎么熟，他是个不大会吹的人。他的父亲是资本家。有点奇怪的是，这个资本家的家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继续有钱，继续有吃有喝，所以张庆宜经常在宿舍里吃梅林罐头厂的午餐肉、清蒸猪肉。那种香味是能把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馋死的。我和他不是一个宿舍，所以没有馋死。后来他上调了，成为航道局的工人。后来，去了香港。后来又回到上海。回上海的时候他从香港买回一辆原装的宝蓝别克车，开着来看我，带我兜风。那是一辆漂亮的车，那时，上海的马路上开着的都是神气活现的桑塔纳，所以坐在他的车里，心里会豪华。不过他的脸上是看不出一点豪华的，他是一个脸上没有豪华的人，皮肤很黑，神情像憨厚农民，所以他又叫黑皮。后来他去了澳门，现在他在澳门和上海之间跑来跑去。

    张庆宜没有请我吃过午餐肉和清蒸猪肉，但是他请我吃过饭。我不记得他请我吃过几回，只记得我一次也没有请过他。我和他之间，好像从一开始就是他请我吃饭，而我不需要请他吃饭似的。

    有一次，他请我和司国良去头桥吃饭，那是一个离农场有半小时路的小镇。司国良是他的中学同学，和我也很要好。

    我重点要说的就是这一次的吃饭。因为这一次张庆宜点的菜特别多，他几乎把这小镇上最大的饭店里的菜都点了一遍，满满一桌——是那种大的圆台面桌。他一直大方，但是这一次他的脑子有点搭错弦。

    一个菜的价格是两毛几、三毛几、四毛几，超过五毛几很困难，他差不多点了十块钱菜！

    我那时的工资是一个月24元钱。

    那时，我和司国良都没有觉得他脑子搭错弦。我们兴高采烈还来不及，吃得欢天喜地——每天我们在农场的食堂里都是吃些什么啊！

    在这里吃饭的都是附近的农民。他们来镇上买点东西，然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才“很挥霍”地走进来买一个便宜的菜，喝一点酒。

    他们看着这满满的一桌，一定觉得我们几个很有钱。我们即使是饿死鬼也不可能把这一桌菜吃完。张庆宜说：“吃啊，梅子涵！司国良！”

    可是我们哪儿吃得动！满满一桌菜剩下一大半。那时还没有“打包”一说。那时，是不允许这样浪费的，尤其是在乡下小镇的饭店里，眼睁睁地在贫下中农面前。我们开始低声商量该怎么办。

    张庆宜说：“我们逃吧？”可是我和司国良都不敢逃。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面对着一大桌菜，你吃不完，日子也不好过。在那个年代，这时，你会腰挺不起来，头抬不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我看见了一个人。他是人民二队的一个贫下中农。我在头桥人民二队插过一年队。他有60多岁，高高个子，总戴着一顶小绒帽。他永远都是笑嘻嘻的：看着人笑嘻嘻，看着田野笑嘻嘻，看着猪粪和挑不完的稻谷还是笑嘻嘻。他偶尔也会笑嘻嘻地叫我一声梅子涵，是奉贤土话的发音。他的皮肤是那种天生的黑。他正在饭店的窗外往里看。他是不是也想下一个很大的决心进来点一个菜“挥霍”呢？

    我灵机一动，跑到外面。“老伯伯！”我喊他。“你到头桥来有事情啊？你进来吃饭吧！”他还没来得及笑嘻嘻地回话，就被我拉到了桌前坐下。

    张庆宜和司国良也都像看见了大救星，说：“老伯伯，吃饭！吃饭！”张庆宜立即去买了一小瓶酒，就是上海人叫“小炮仗”的那种。我们说：“老伯伯，你慢慢吃，慢慢吃。我们回农场去了！”一个接一个地溜了出来。

    我们逃掉了。没有看见这个年老的黑黑的贫下中农是怎么吃的。他看着满桌的菜，是不是将信将疑半天也没有清醒过来啊？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他都是不可能独自在饭店里面对这么多菜的！他回到队里后，是不是笑嘻嘻地逢人便说：“梅子涵这个小青年真好！”而他完全不知道，我只是为了逃走才把他拉到桌前的。我根本没有真诚！

    我以前说起这件事总是嘻嘻哈哈觉得好玩。可是今天说起，我不再嘻嘻哈哈，相反心里还有些难受。老伯伯，很对不起，梅子涵这小青年是不真诚的！

    这件事不怪张庆宜和司国良，是我灵机一动想到的。那年我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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