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从国外来电话,让我帮忙去公司取份材料。大年初五去人家那里,虽然他说安排了,可还是担心没有人,电话先过去。
“你好。”有点像童自荣的声音,让人一听难忘。
“你好,我和王总约好今天去取材料,公司十点左右有人吗?”
“有,哈哈,我不就是个人吗?”越听越有磁性。
两扇玻璃大门虚掩着,轻轻推开,办公室非常安静。中间·张枣红色木质长茶几,一条暗灰色长沙发,对着南面宽大的落地窗,一位老先生正在凝神看书。随意一望,是本俄文小说。
“你好!王总跟我说了,我就是在等你。”看见我,他搁下书站起来:他很高,有一米八几。老先生微微一笑:“我刚煮的咖啡,要不要喝一杯?”
坐下,接受老先生的好意,捧起咖啡,味道极好。
“这是我自己磨的,加了一点伏特加,只几滴。味道是不是特别醇厚?这是我的独门秘方。”好听的嗓音,美味的咖啡,让匆忙的自己静了下来,才发现屋里有轻轻的乐声,似有若无的。仔细分辨,应该是前苏联的乐曲:《红莓花儿开》《小路》《三套车》。
“喜欢听吗?年轻时天天听,迷上了。”老先生啜着咖啡,神情有点飘逸。
“过年还来上班?太辛苦了。”我话语透出同情。
“上班?呵呵,我退休都二十几年了。在这里是帮王总的忙,他国外的客户多,我的俄语、英语在这里能派上用场。”
似乎是要证明一下,电话忽地响起,老先生拿起话筒熟练地与对方攀谈起来。叽里呱啦的俄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却喜欢他讲话的声调。
“小时候我在东北,哥哥喜欢上一位俄罗斯姑娘,就是我后来的嫂子。”放下电话,老先生自顾说着,声音出奇好听,像童自荣在给我讲故事。
“嫂子教我说俄语。她像洋娃娃一样好看,说活像唱歌。哥哥叫她小百灵,我就叫她百灵姐。后来她父亲去世回国奔丧,再后来,两边关系出了问题,从此天各一方。”老先生讲到这儿的时候,眼睛里不是伤感,是神往。
我欷两声。咖啡喝净了,却不想走,感觉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有许多有趣的事要告诉我。继续坐着:“真看不出您七十多了,还会讲几种语言。”
“呵呵,我也奇怪,为什么头发一根也不肯白,上车都没人给让座。至于语言,俄语是嫂子教的,英语是大学里学的,德语是改革开放后派驻德国时学的,法语是因为喜欢看法文小说,匈牙利语是因为当时帮朋友做进出口贸易要用学的。最喜欢还是俄语。嫂子教我时,那声音真是好听,她总是·边唱歌一边给我讲课,学得很快乐。”
我不知道嘴巴是不是张得很大,这个细瘦精神的老人,居然会多国语言。
“过年不回去吗?”我问。
“家里没什么人。哥嫂没留下一个孩子,父母已经不在。上大学认识了我爱人,呵呵,也是个俄罗斯姑娘。”老先生脸上飘过一丝幸福的笑意,“她非常漂亮,金色头发,眼睛大大的。准备毕业后结婚的,结果她先回去,我却过不去了。”咖啡小壶又烧起来,香味里有一点点苦。
“您……您后来没结婚?”
“没有。你要是真的爱上一个人,只有她才能是你的一生所爱,你就不会再期待别人。”
“改革开放以后没找过她吗?”我有些不甘心,还有许多对老先生的关心升腾起来。
“哈哈,都过去半个世纪了,干吗还要打扰别人。我想她会结婚,有孩子,有自己的生活。”咖啡里滴上了两滴“苏联红牌”。
阳光转到正南,屋里一片灿烂。北京这个无雪的冬天,总有几分春意在不时撩拨。起身告辞,老先生送到玻璃门边,轻轻说再见。
坐上车,回味着老先生的话语,想起曾经的声乐老师,有着浓浓的俄罗斯情结,喜欢教我唱《小路》《红莓花儿开》。想起曾经的邻居阿姨,留着许多在俄罗斯时的照片,黑白的,早已发黄,悄悄拿出来让我看。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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