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

    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世子孙。

    孙膑出生在齐国的阿、鄄（今山东阳谷、鄄城），生卒年月不可考。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的说法，以及《战国策》、《孙膑兵法》的有关记载推断，大致是周显王、周慎靓王、周赧王即齐威王、齐宣王时人，就是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01年时候的人。孙膑与商鞅、孟轲同时期。孙膑原名不叫膑，因被施以膑刑，故时人称其为孙膑。

    孙膑曾与庞涓学道深山，同习兵法。学成之后，二人先后出仕魏国。庞涓先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可他自知才能不及孙膑，却又担心魏惠王重用孙膑。因此，庞涓秘密派人把孙膑召到魏国。孙膑赴魏之后。庞涓寻机对他施以酷刑，“断其两足而黥之”，孙膑成了“刑余之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春秋战国时期，“刑余之人”是不能入仕的。孙膑后来离魏赴齐，他被励精图治、求贤若渴的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孙膑和齐将田忌一起，指挥了最负盛名的“围魏救赵”即齐魏桂陵之战和齐魏马陵之战。

    孙膑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齐国。马陵之战以后（公元前341年），田忌为齐相邹忌所迫逃往楚国，孙膑的活动也从此绝于史传。

    一、《孙膑兵法》其书

    《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一样，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受推崇的军事典籍。但是，《孙膑兵法》以后失传了，《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着录。因此，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对于孙武和孙膑是否各有兵书传世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以来竟成了史学界的一个悬案。一九七二年四月，《孙膑兵法》在失传 了一千多年以后，从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的古墓中，与《孙子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同时发现了，从而顺利地解决了上述悬案。这一发现，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尤其是为我们研究孙膑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

    《孙膑兵法》最早着录于《汉书》。《汉书·艺文志》载，《孙膑兵法》有八十九篇，图四卷。可是，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经过初步整理，一九七五年二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将《孙膑兵法》的内容分为上编和下编，每编各十五篇，计三十篇。一九八五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辑中所收录的《孙膑兵法》，即对原来上编的十五篇分别作了补充、删节，另外补入《五教法》一篇，更改为新编十六篇，原下编中那十五篇，一时尚无确据可以定为《孙膑兵法》内容，则另外编入先秦“论政论兵之类”。这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出入很大。由于出土竹简严重残缺，现在整理的《孙膑兵法》难以看出全书原貌。不过，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兵书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的战争经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我们所见的《孙膑兵法》，可能是汇编整理而成的。《孙膑兵法》的体裁与《孙子兵法》截然不同。《孙子兵法》显得流畅自然，和谐统一，体裁一致。《孙膑兵法》则不然，体裁庞杂：其中有战例介绍：如《擒庞涓》；有谈话纪要，如《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有专题论文，如《篡卒》、《月战》、《八阵》、《势备》；从有“孙子出而弟子问”等语来看（《孙膑兵法·威王问》），还可能有孙膑讲授兵法的记录。看来，《孙膑兵法》是专题论文等汇编整理而成的。刘心健在《孙膑兵法新编注译》中断言：《孙膑兵法》是“其弟子根据孙膑的军事经验而整理出来的军事名着”（ 第1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孙膑的军事思想及其在军事理论上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孙膑兵法》中。本文的原文和译文依刘心健《孙膑兵法新编注译》。

    二、对战争的看法

    在战争问题上，孙膑明确提出了战胜强立、慎战、事兵后动、战而胜之的思想。

    （1）战胜强立，举兵绳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用来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孙膑意识到了战争的巨大作用，提出了用战争解决问题的主张。孙膑在初见齐威王时，针对当时天下的形势，阐明了自己的战争观。《孙膑兵法·见威王》：“兵者不可不察”，“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同时，孙膑批驳了“欲责（积）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以禁争捝（夺）”的谬论（《孙膑兵法·见威王》）。他运用五帝、三王用兵攻取的历史典故，说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古时候，神农讨伐补遂；黄帝战蚩尤于涿鹿；尧伐共工于幽州；舜伐管；汤放桀于南巢；周武王征伐商纣于牧野；商奄再叛，周公出兵东征平定。所以说，那些功德不如五帝，才能又不及三王，智谋赶不上周公的人，却说什么我要用积累仁义，推崇礼乐，不用武力的办法来禁止争夺，平治天下。这并不是尧舜不想那样做，而是根本办不到，所以，只能用战争的办法来禁止争夺而实现万民归服，天下统一。

    （2）乐兵者亡，慎重战争。

    孙膑坚决反对“乐兵”、“利胜”，对战争持慎重态度。孙膑认为，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战胜了，就可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使之世代延续下去；战败了，就要削地而危及社稷。因此，孙膑同齐威王讨论军事学术问题时说：“乐兵者亡，利胜者辱。”（《孙膑兵法·见威王》）战争实践告诉我们：穷兵黩武势必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战争灾难。孙膑慎重对待战争的思想是可取的。

    （3）事备后动，战而胜之。

    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因此，《孙膑兵法·见威王》强调“事备而后动”。孙膑认为，“用兵无备者伤”（《孙膑兵法·威王问》）。对于战争的准备，孙膑强调了两点：第一，“有委”（《孙膑兵法·见威王》），即要有充足的各种物资准备。孙膑说：城小而能坚固防守的，是由于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孙膑兵法·强兵》中记述了齐威王与孙膑论强兵之道的情况。孙膑否定了“政教”、“敛”、“散粮”和“静”为强兵之道，明确提出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也”，深刻揭示出经济对军事的基础作用和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第二，“有义”（《孙膑兵法·见威王》），即出师有名，正义的战争。孙膑说，兵少而战斗力很强的，因为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孙膑的所谓“有义”，乃是新兴地主阶级进行战争的政治标准，就是指所进行的战争要有正当的理由，适应民众的情绪，争取民众的支持，达到战争的目的。

    三、治军思想

    在《孙膑兵法》中，关于治军的论述比较多，并有《五教法》篇。这足以说明，孙膑是重视新兴地主阶级军队的建设的。

    （1）“善教者於本，故曰五教”。

    《孙膑兵法·五教法》：“善教者於本，不临军而变，故曰五教：处国之教一，行行之教一，处军之教一，处阵之教一，隐而不相见利战之教一。”即是说，凡是善于掌握、指挥用兵作战的国家将帅，首先要抓住军队的建立和加强教育训练这个根本，才能避免面临战斗时的慌忙错乱。所以说必须实行五教：即处国之教，行行之教 ，处军之教，处阵之教，隐而不相见利战之教这五个方面。《五教法》篇的内容论述的是对军队的组建和教育训练的五种要求，但五种要求的内容无一完整无缺，特别是“处军之教”和“隐而不相见利战之教”，论述的内容仅存题目，其它的内容也仅能窥其片段。“处国之教”主要讲军队的组建，另外讲了士卒要具备“······孝弟良五德”。刘心健注：“五德：《孙子·计篇》谓将帅必须具备的五种德性为：‘智、信、仁、勇、严’。三国时曹操注：‘将以五德备也’。本篇仅存：‘孝、弟、良’上缺，则系对士而言，当与将之五德有别。”（《孙膑兵法新编注译》第85页）“行行之教”讲的是对部队的管理，将废车、疲马及时派人处理，将它们退役。处阵之教是什么呢？兵器、营帐、车辆、铠甲，都是军阵所必须的战具。运用阵法虽然有利于作战，但运用阵法对各方面的要求却是很繁多的，各方面都必须慎重细致地考虑到才行。

    （2）“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治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治人。离开了对将士的治理，也就谈不上治军。因此，孙膑特别强调人的作用。《孙膑兵法·月战》：“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先秦“人定胜天”的唯物论观点在治军问题上的反映。孙膑把士卒的勇敢作为致胜的因素，并提出了兵强“在于休民”、“得众胜”等观点（《孙膑兵法·篡卒》）。

    （3）重视阵法和单兵技术训练。

    《孙膑兵法·五教法》中有“处阵之教”的论述，可惜仅能窥其片段。“处阵之教奚如？兵革车甲，陈之器也。······然而陈暨利而陈实蘩。处陈教如此。”“陈”通“阵”，“暨”通“既”。就是说，什么是处阵之教呢？兵器、营帐、车辆、铠甲，都是军阵所必须的战具。······运用阵法虽然有利于作战，但是运用阵法对各方面的要求却是很繁多的，各方面都必须慎重细致地考虑到才行。《孙膑兵法·官一》指出：“邋军以索陈，茭肄以囚逆，陈师以危□，射战以云陈，圉裹以羸渭，取喙以阖燧，即败以包□，奔救以皮傅，燥战以错行。”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孙膑已指出了九种阵法：索阵，囚逆阵，危□阵，云阵，羸渭阵，阖燧阵，包□阵，皮傅阵，错行阵。这九种阵法，将帅要掌握，士卒要操练。

    技术训练《孙膑兵法》没有谈到，而《汉书》中有记载。郭沫若据《汉书·刑法志》考证：“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十批判书》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汉书·刑法志》注：“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可见，“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就是孙膑强调的单兵技术了。《孙膑兵法·势备》：“阵而不战，剑之为阵也”，“旦暮服之，未必用也”。就是说，士卒要经常训练，就像佩剑一样。

    （4）严格挑选士卒，严格要求将领。

    战国时期，封建国家机器不断得到加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对军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于是，孙膑主张“篡贤取良”。他说：“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贤取良也。”（《孙膑兵法·行篡》）“篡”通“选”。就是说：治理军队，使人民和士兵能够归服、顺从的原则，跟使用天平权衡轻重的道理一样，必须有一个公正客观标准来衡量得失。权衡得失的标准，是为了更好地选取人才。孙膑甚至认为，“兵之胜在于篡卒”（《孙膑兵法·篡卒》）。

    孙膑认为，做将帅的应做到三点：“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孙膑兵法·篡卒》）信、忠、敢，这是孙膑对将帅政治上和思想品德上的要求。而孙膑对“王者之将”军事指挥艺术上的要求却是很高的。孙膑指出：单凭才智，不能带兵。单凭才智而带兵是主观武断。单凭勇敢，也不能带兵。单凭勇敢而去带兵是自壮其胆。多次打仗不懂得用兵规律的人不能带兵，因为他是希图侥幸。凡是要巩固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政权、扩大其万乘大国的统治势力，能保全万乘大国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将帅，就必须懂得用兵的根本之道。孙膑对用兵的根本之道作了解释。他说：“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适（敌）之请（情），陈（阵）则知八陈（阵）之经，见胜则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兵法·八阵》）

    （5）运用多种手段，激发必死勇气。

    《孙膑兵法·杀士》阐述了将帅应如何运用多种手段激发士卒勇敢杀敌而不怕牺牲的高昂士气。本篇收入十一枚散乱残简，内容不相连接，难窥孙膑对这些手段的具体论述。

    “明爵禄”：刘心健注：“明确规定因功封爵授禄的具体标准、条件、原则和方法。”

    “明赏罚”：刘心健注：“明确赏罚的具体标准，规定赏罚的严格制度。”孙膑把赏作为“喜众，令士忘死”的手段，把罚作为“正乱，令民畏上”的手段（《孙膑兵法·威王问》）。赏罚的具体情况《孙膑兵法》没有讲。据《荀子·议兵》载：“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齐国的士卒凡斩获敌首一个，给予黄金八两的奖赏，可抵充本人犯罪应缴的同样数目的罚金，战胜而无斩获者没有奖赏。从这段史料可知，孙膑主张的行赏施罚，从金钱数量上看是相同的。而奖赏的对象是战功卓着者，这样奖赏的面就窄了。我认为，赏和罚这两种手段，孙膑更倾向于“杀士”，因为地主阶级军队中阶级矛盾没法克服，只有主要依靠罚的手段来维系军队的统一。

    “必审而行之”：刘心健注：“执行纪律要严肃认真，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慎重行事。”

    “挢而下之”：刘心健注：“挢与矫同，屈也。句意谓将帅能屈己礼士，则士卒就能为之効命。”

    “勉之驩（欢），或死州”：刘心健注：“句意谓鼓励士卒热爱家乡，愿去为保卫州县乡里而坚守死战。”

    “之亲，或死贲（坟）墓”：刘民健注：“句意谓士卒要为保护亲族坟墓而死战。”

    “疢之问”：刘心健注：“疢：热病，《诗·小雅·小弁》，‘疢如疾首。’疢疾：亦作疾疢。《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方向盛寒，疾疢或作’。”（均见《孙膑兵法新编注译·杀士》）句意谓士卒患了热病将帅要慰问。

    （6）上下一致，密切配合。

    孙膑重视军队内部的团结。孙膑认为，要做到“兵有功，主有名”（《孙膑兵法·势备》），就必须做到“人和”（《孙膑兵法·月战》）。《孙膑兵法·篡卒》指出：“得众，胜。左右和，胜。”“乖将，不胜。”《孙膑兵法·兵情》篇以矢、弩、发者来比喻士卒、将帅、君主三者在治军作战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强调军队内部上下一致、密切配合对赢得战争胜利的积极意义。孙膑说：“如果想要知道治军用兵的道理，弓箭的构造和发射命中的原理，就是值得效法的事例。箭好比士卒，弩机好比将帅，发射的人好比君主。箭的构造，金属作的箭头在前，羽毛作的箭翎在后，所以发射后既坚硬锋利又快速准确，能达到发射人的目的。”孙膑以弓箭的构造和发射命 中的原理看现在治军用兵中的弊端。孙膑说：“然现在治军用兵却相反，而是后重前轻。这样做法，用来布阵训练、摆摆样子还可以办到，若使其冲锋陷阵向敌人进攻，就难以听从指挥调动了。这是由于治军用兵没有效法箭的构造的缘故。弩好比是将帅，弩张后弩臂不正，就会出现一侧偏强一侧偏弱而不协调，它的两翼对箭的推动力就不一致。这样，箭的前重后轻虽然都很适当，也还是不能射中箭靶。同样，如果将帅不同心协力也还是不可能克敌制胜。箭轻重得当，前后适宜，而且弩臂张的也端正，两翼发射的推动力也一致，但发射的人不得法，描准方向上有偏差，结果仍然是不能中靶。所以，在军队兵力部署的轻重得当，前后适宜，（将帅也能协调一致，如果国君的决策或指挥不对头），也仍然不可能克敌制胜。所以说，箭能中靶，必须合乎前面所论述的箭的前后轻重得当、弩柄正，两翼发出推动箭的力量一致和发射的方向正这四方面的要求。”孙膑总结道：军队要想取得克敌制胜的战功，也必须像用弩射箭一样，必须国君、将帅、士卒诸方面都得同心协力、目标一致。所以说用兵作战去战胜敌人，和发弩射箭命中目标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治军用兵的道理。

    四、战略战术思想

    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他的军事思想中最具光彩的部分。在作战指导上，孙膑认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缭适计险，必攻不守。

    孙膑重视“缭适计险”（《孙膑兵法·威王问》）。“缭”通“料”，“适”通“敌”。料敌，就是分析敌情。计险，就是观察地形的险易。指挥作战，如果不熟悉地形，不善于利用地形，就要打败仗。在《孙膑兵法·地葆》篇 中，孙膑从军事地形学上论述了各种地形的优劣。孙膑就地形的一般状况作了规定：向阳的地方为表，幽暗低洼的地方为里，大道为纲，小道为纪。孙膑认为，掌握了大小道路的分布情况和有利地形，布阵作战就不会迷惑。孙膑所处的时代，作战形式主要是车战和步骑战，因而战场区域一般都选择在平原旷野和丘陵起伏地带。因此，孙膑着重论述了平原旷野和丘陵地带作战时如何趋利避害的问题。孙膑说：平整广阔的向阳之地，生长百谷百草，两旁高中间低以及起伏错杂之地，可通往来，但不便于兵车回旋，则称之为半死之地。行军作战占据向阳的有利地形，则是最为重要和宝贵的。注意观察风的方向和顺逆，这对作战的胜负有很大关系，也不能忘记。要远离绝水而扎营；更不要面对山陵安寨；若营舍于激流下游则会给敌人造成攻击的有利条件而我方防守困难；处于极为不利的地形之中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若面对树林营舍则会妨碍视线，且易被敌人火攻。所以，对于以上所提的绝水、迎陵、逆溜、居杀地、迎众树五者均应远离而避开。孙膑将山分成“生山”和“死山”，将水分成“生水”和“死水”。位于列陈北面东西走向的山，是有利的生山；位于列陈西面南北走向的山，是不利的死山。向东流的水是有利的生水，向北流的河水是不利的死水。死山死水均应避开。山、陵、阜、陈丘、林平地五种地形对作战有利的形势优劣比较：“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丘，陈丘胜林平地。”（《孙膑兵法·地葆》）有五种草地：草木茂盛能掩蔽部队的地形；荆棘丛生能阻碍敌人前进的地形；草木粗壮似篱笆能给敌人造成一些行进困难的地形；茅草较高不便于敌人行动的地形；野草较低对敌人行动影响不大的地形。这五种草地作为能掩护我军而阻碍敌军行动的地形优劣比较：依次是前者较比后者为有利。五种颜色的土壤优劣比较是：“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孙膑兵法·地葆》）五种可招致作战失败的地形：山涧、河川、沼泽、盐碱地（原文仅有四种招致失败的地形）。五种可招致覆军杀将的地形是：四周高中间低众水所归的“天井”；三面环山易进难出的“天宛”；草木茂盛如罗网的“天离”；两侧陡峭中间狭窄且坎坷不平的“天隙”；地形低洼道路泥泞的“天柖”。这五种地形称作“五墓”，是极为不利的杀地，军队不能在这五种地形上驻扎或停留。

    孙膑所说的“必攻不守”，就是以进攻为主，攻其不备。孙膑与齐国将领田忌讨论用兵作战的问题时，田忌问孙膑：赏、罚、权、势、谋、诈，是不是用兵作战要紧的问题？孙膑回答说：这些都是有利于战争胜利的问题，但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必攻不守”。因为攻坚则瑕者亦坚，乘瑕则坚者亦瑕。这也就是孙膑批亢捣虚、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思想。

    （2）便势利地，居生击死。

    《吕氏春秋·慎势》：“孙膑贵势。”孙膑十分注意利用和创造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在《孙膑兵法》中，讲到“势”的地方，专门有一篇叫做《势备》，着重论述了“势”。孙膑朴素地意识到了“势”可以创造。为了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孙膑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料敌计险；分散和牵制敌人的兵力；根据不同的地形部署兵力；对势均力敌、顽抗坚守之敌，则迷惑敌人，分散敌人兵力，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攻击它；对于凭固坚守之敌，要攻其所必救，使敌人离开险要地形和工事，揣度其行动意图，设伏诱敌，乘敌人正在移动时予以打击；对于多而凶猛之敌，要增设壁垒，广设旗帜，严明法令，约束士卒，避敌锐气，调动敌人，疲惫敌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并作持久打算；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以“让威”来转化我方之劣势；我强敌弱、我众敌寡时，以“赞师”发挥我方之优势；势均力敌时，要“营而离之，并卒而击之”（《孙膑兵法·威王问》），打破敌我之间的均势；等等。“造势”这一军事原则，在《孙子兵法》中已经提出，并作了精辟的论列。然而，孙膑从“生”、“死”的变化原理出发提出一系列造势的具体办法，却又创造性地发挥了孙武的思想。可见，“孙膑贵势”的说法是很透辟的。

    孙膑既贵势，又强调“利地”。“利地”的原则是：“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孙膑兵法·八阵》）孙膑确定了不同地形上的用兵原则：地形平坦时多用战车兵，地形险要时多用骑兵，地形狭窄时多用弩兵。孙膑指出：春夏之季不要从高处到低处去安营下寨，秋冬季节则不要到高地去驻扎安营。驻军或列阵，不要让山陵位于自己的右前方，而右后方要有山陵高地，左前方则不宜有高地环绕。

    （3）阵、势、变、权，制胜之道。

    《孙膑兵法·势备》：“凡兵之道 四：曰陈，曰执，曰变，曰权。察 此四者，所以破强适，取孟将也。”“陈”通“阵”，“执”通“势”，“适”通“敌”，“孟”通“猛”。《势备》通篇以比喻的手法，分别以剑、弓弩、舟车、长兵来论述作战指挥时阵、势、变、权四者的重要性，寓意十分深刻。其中以舟车的机动运行喻指战法多变的内容，因残缺过甚，难以窥其原貌。

    黄帝制作的宝剑，可以比喻军阵。为什么说可以用宝剑来比喻军阵呢？孙膑指出：因为宝剑不分早晚都要佩带在身上，但不一定时刻都用它。军阵也是这样，经常的布阵训练战斗演习，但不一定是天天交兵打仗，但需要常备不懈，所以可以用宝剑来比喻军阵。针对平时演练和作战布阵“后重而前轻”（《孙膑兵法·兵情》）的弱点，孙膑提出了“有锋有后”（《孙膑兵法·势备》）的原则，即要有勇猛的前锋和坚强的后卫。他认为，宝剑如没有锋利的刃，即使像孟贲那样勇猛的人，也不敢用它去杀敌；军队如没有精锐的前锋，又没有孟贲那样勇猛，还硬要带兵去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样的人是最不懂得用兵的道理的人。宝剑如没有把柄，即使再巧的人也无法拿它来（击刺敌人）。军队如果没有后卫，又不是巧士，还硬要向敌人冲击，这样的人也是不懂得用兵实质的人。“故有锋有后，相信不动，适（敌）人必走。”（《孙膑兵法·势备》）孙膑“有锋有后”的布阵原则，较之孙武“兵无选锋（前锋），曰北”（《孙子兵法·地形》），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为什么可以用弓弩来比喻兵势呢？孙膑指出：箭在肩膀和胸前发射出去，却可以在百步之外杀伤敌人，而敌人还不知道从哪里射过来的，所以说弓弩好比兵势。

    为什么说可以用长柄兵器比喻作战指挥的主动权呢？孙膑认为，（因为长柄兵器使用起来很便利，不用变换自己的位置，却可以向距离比较远一点的敌人去进行攻击）直刺敌人的头颅和肩胸，所以说长柄兵器好比作战指挥的主动权。掌握主动权的，白天多布设军旗，夜晚则多击战鼓，这是巧妙指挥战斗使敌人虚实难辨的措施，便于迷惑调动敌人。

    孙膑总结道：掌握了这四项原则的根本道理，指挥作战就会成功，将帅的好声誉也随之扬名在外。

    以上内容，“充分反映出孙膑在军事上重视常备不懈和战争准备，保证立于不败之地的积极思想。”（刘心健《孙膑兵法新编注译》第55页）

    （4）激气、厉气、延气，重视精神因素。

    孙膑列举了激气、厉气、利气、断气、延气五事，反复强调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重要性。孙膑说：士卒没有锐气行动就迟缓，行动迟缓就会贻误战机，贻误战机就会失利。孙膑还说：军队没有压倒敌人的气势就会临阵恐惧，临阵恐惧就不能战胜敌人。

    孙膑主张在五种情况下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在集合民众、编组军队的时候，一定要深入动员，激发士气。在连续行军、到达目的地时，一定要整饬队伍、检查武器装备，消除士卒疲劳、增强锐气。在兵临边境、接近敌人的时候，一定要鼓舞斗志，树立并增强具有压倒敌人的气慨。在与敌人约期交战的时日确定以后，既要使士卒有决一死战的气慨，又要严密封锁作战策略消息，避免泄露行动秘密。在临战之时，一定要做好各项战斗准备，使部队保持持久的高昂士气。“激气”的做法：（加强思想动员，讲明作战的原因、目的、意义及策略），申明军纪，约束三军。“利气”的做法：将军及时下达命令（整饬队伍，检查武器装备，介绍地形、分析敌情，估计并随时准备突然发生情况和应采取的应变措施）。“厉气”的做法：将帅短衣束服，亲临行伍中，与士卒同甘苦，言传身教，以鼓舞士卒的斗志。“断气”的做法：将军下令，令全军每人都携带三日的军粮，下定决心为保家卫国而英勇战斗，并封锁军事消息，不要派国使前来，也不派遣使者前往，避免外来因素干扰士卒的死战锐气。“延气”的做法：将领召集警卫、勤杂、管理人员等，告诉他们：提高饮食供应标准不得有误（各种装备分配、部署以及相互通送消息等都一一安排妥当，）保证部队持续不断的高昂士气。

    （5）灵活用兵，战术多变。

    寡能否击众？少能否胜众？孙膑在同齐威王、田忌的问对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寡可以击众，弱可以胜强，并提出了许多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法。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法是“让威”（《孙膑兵法·威王问》），即避敌锐气，后发制人。必须妥善部署掩护兵力，使主力部队能够顺利的转移、撤退。具体做法是执长兵器的士卒在前，持短兵器的士卒在侧后，配备上机动的弩机手以救援危急。主力隐蔽好不要暴露，等敌军的锐气一过再发起反击。

    以一击十的战法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与多而凶猛之敌交战时，必须增高壁垒，广设旗帜，严明法令，约束士卒。避敌锐气使敌骄傲，调动敌人使其疲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作持久打算。

    我强敌弱，我众敌寡，就用“赞师”的办法，即以强示弱诱敌出战。具体做法是：“毁卒乱行，以顺其志，则必战矣。”（《孙膑兵法·威王问》）

    敌我两军势力相当，又突然相遇对峙，双方的将领也彼此可以看到对方，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采取行动，应该怎么办？孙膑认为，可以先用少量部队由地位低下而勇敢的带领去佯攻试探敌阵，但接战时只许佯败而不准贪图求胜。在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出兵力追击我那佯攻退败的部队时，再迅猛地去袭击敌人的侧翼，就可获得大胜利。

    敌我双方都出动，不知兵力谁多谁少，应该怎样指挥？孙膑指出：这种情况，军事上叫“险成”。敌人准备正面出击，我军则宜分成三阵，以一阵迎敌，以另两阵配合为援呼应，可以止则停止，可以转移则转移，不要贪胜。

    怎样攻击穷寇？孙膑认为，不要过于紧逼，等对方寻求生路的时候才设法消灭它。

    攻击势均力敌的敌人怎么办？孙膑指出：要首先设法迷惑敌人，使其分散兵力，我军再集中兵力分别消灭它。但不能让敌方知道我们的意图。如果敌人兵力不分散，我方则应避其锐气，按兵不动，不要去袭击敌人的疑兵。

    摆开阵势而又不与敌交战时怎么办？孙膑指出：据守险隘，增高壁垒，按兵不动，加强戒备，不要为敌人的诱惑和激怒而轻举妄动。

    锥行阵怎么用？用锥行阵去冲破敌人的坚固阵地。雁行阵怎么用？用雁行阵去袭击敌人的侧翼。精选出来的有力士卒怎么用？用精选出来的有力士卒去突破敌阵，擒杀敌将。善射的弩机手怎么用？善射的弩机手用于激烈持久的战斗。一般的士卒怎么用？一般士卒用来配合行动以保证胜利。

    随时即有与敌人遭遇而展开野战的紧急情况下，应怎样指挥作战呢？孙膑结合马陵之战这一具体战例阐述了仓促应战的指挥方法。孙膑说：布置蒺藜以阻碍敌人前进，可当作沟堑和护城河来用。战车可以当作城墙、壁垒来用。大盾牌可以当作俾堄来用。部署执矛、戈的长兵，用来救援危急的地方。部署鏦兵用来辅住长兵。部署持刀、剑一类兵器的士卒去切断敌人的归路，截击疲惫不堪的敌人。部署弩机手，灵活机动地射击敌人。三面设伏，一面断后，留出中间的空当，是让敌人进入我四面包围的死地，以便全歼。部署完毕，再制定具体打法。兵制上讲：将弩机手部署在蒺藜后面，按要求发射。垒上的弩机手和戟兵，配备上各占一半。兵法上说：等派出去的间谍回来报告了敌人行动的确实情况后，再采取行动。······在离阵五里远的敌军方向设置观察哨，以便及时侦察敌情。观察哨在高处的，要重视低处的敌情；观察哨在低处的，要注意高处的敌情。联络信号是夜间以鼓声报警，白天用挥旗传 送信号。

    如何运用八阵与敌交战呢？孙膑指出：要根据地形的有利条件选用相应的八阵措施。布阵时要把兵力分成三部分。每一阵方都要有先锋队，每一先锋队后要紧跟上机动灵活的后续部队以备接应。大家都要听从命令后才行动。交战时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兵力用三分之一，机动兵力为三分之二。那三分之一的兵力去突破敌阵，那三分之二的兵力则用去聚歼敌人。敌人战斗力弱而阵势混乱的，先用精选的士卒作为突击队去突破敌阵。敌人战斗力强而且阵势严整，就先用战斗力弱的部队去引诱敌人，以分散其兵力。战车和骑兵参加作战，也要分为三部分，分别部署在左翼、右翼和后面。地形平坦时要多用战车，地形险要时要多用骑兵，地形狭窄要多用弩兵。无论地形平易或险要，都需要判断清楚哪是生地、哪是死地，要占据生地去攻击陷于死地的敌人。

    （6）骑战。

    战国时期的战场上，出现了诸兵种骋驰的壮观场面。那时候，不但有徒兵、车兵，而且还有大量的骑兵和弩兵。骑战，成了战国时期重要的作战形式之一。因此，骑战引起了孙膑的重视。《孙膑兵法·八阵》：“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险则多其骑”。

    孙膑通过认真总结，认为骑战有十利。他指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一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猝）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骑兵能离能分，能散能集，出入无间，机动性很强。所以，孙膑又称骑兵为“离合之兵”（《通典》卷149，兵二）。

    尉缭

    尉缭，战国中、后期的一位杰出军事学家。他的身世，史籍记载不详。尉缭约生于公元前32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30年左右，可能活了九十多岁。尉缭在不满二十岁时就与梁惠王答对，对魏“国中之制弊”（《尉缭子·制谈》）、“国内空，日以削”（《史记·商君列传》）的原因作总结性分析，提出了富国强兵之策，阐述了卓越的军事见解。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进入暮年的尉缭入秦，当上了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国尉（详见徐勇《尉缭子浅说·总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版）。

    《尉缭子》的着录和版本情况，徐勇的看法可取。他说：“《尉缭子》同许多战国时代的作品一样，并非一部系统的专着，而是由尉缭或其弟子根据他的言论在不同时期写成的几十篇作品的合编。最初大约共有六十篇，其中二十九篇的内容杂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具有杂家的色彩，于是到了汉代就被刘歆、班固等列在了‘杂家类’，而另外三十一篇适应战国晚期形势、类似军令实录的作品，就被任宏、班固等列在了‘兵形势家类’。东汉以后，逐渐佚失，到了宋代《武经七书》本《尉缭子》成书后，成为官方推广的读物，而古本《尉缭》（包括原杂家部分和原兵形势家部分）因不受重视而失传。”（《尉缭子浅说》第28页）因此，无论是明、清刊本《武经七书》中的《尉缭子》，还是《子书百家》、《百子全书》等丛书中收入的《尉缭子》，都 是二十四篇。那么，今本《尉缭子》原为二十四篇还是二十二篇？徐勇认为：“今本《尉缭子》原本只二十二篇。”（《尉缭子浅说》第30页）台湾学者刘仲平在《〈尉缭子〉今注今译·前言》中也认为：“今本的各篇二十四篇实为二十二篇。”本文依今本《尉缭子》二十二篇说。《尉缭子》原文的引用，均出自徐勇《尉缭子浅说》一书。

    尉缭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他的军事思想集中在《尉缭子》一书中。我们今天分析、研究、概括尉缭的军事思想，直接材料是今本《尉缭子》二十二篇。《尉缭子》是一部优秀的军事着作，它是先秦兵书的代表作之一。徐勇在《尉缭子浅说·总论》中对《尉缭子》作了最高的评价。他指出：“同韩非是先秦法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一样，尉缭是先秦兵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同《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学派集大成的着作一样，《尉缭子》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兵家学派集大成的着作。”徐勇的评价是否准确，我们姑且不论，徐勇之说至少可以作一家之言而存在。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尉缭子》一书，的确可以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一、战争观

    尉缭将战争分成了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大类：一、“挟义而战”的义战；二、“争私结怨” （《尉缭子·兵权》）的不义之战。义战的具体内涵是：“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王者伐暴乱而定仁义也。”（《尉缭子·兵令》）从事义战的军队所到之处，“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尉缭子·武议》）。不义之战的具体内涵是：“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尉缭子·武议》）尉缭的义战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

    尉缭阐述了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战争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后盾。《尉缭子·兵谈》：“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也，故退可以守固，[进可以]战胜。”就是说，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而设立封邑、建筑城郭。建城的规模要与辖地的广狭相适应，辖地的广狭要与人口的多少相适应，人口的多少要与粮食的供给情况相适应。这三方面都达到了平衡，那么在退却时就可以巩固防守，进攻时就可以取得胜利。《尉缭子·武议》篇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阐述得最直接。《武议》篇指出：“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如果出现了“出不足战，入不足守”的情况，就“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守战也。”《武议》篇甚至指出：“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尉缭把鼓励农桑，使“夫在耘耨，妻在机杼”（《尉缭子·治本》）看作是治理国家的关键问题。尉缭一贯主张“审开塞”（《尉缭子·原官》），即坚持实行农战政策，开辟正确的养生之道。可见，尉缭是何等重视处理好经济与军事的关系问题。

    战国时代兵刑合一。尉缭在《尉缭子·将理》篇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司法与军事的关系问题。尉缭指出：“凡将，理官也”。将帅担负法官的重任，掌握着生杀大权，就应“不私于一人”。如果能不偏私于任何人，那么对于万种事物都能依法裁决，对于万种事物都能正确处置。尉缭看到了当时魏国司法工作中的种种弊端及由此弊端给军事工作带来的危害。魏国在司法工作中普遍存在刑讯逼供和贪赃枉法的现象。“扌百    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以得囚情”，只有豪杰勇士能够经受得起酷刑，不行的人因经受不住而屈打成招。当时的魏国，用千金贿赂，犯了死罪的可以免死；用百金贿赂，应判刑的可以免刑。一方面贪赃枉法，一方面滥捉无辜、株连九族，监狱爆满，“今夫决狱，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导致“农无不离其田业，贾无不离其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其官府。”大批劳动力不能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军需物资得不到保障，战争无法进行。“今申戍十万之众，而联于囹圄，”没有人力去戍边。正如徐勇同志所说的那样：“在先秦兵书以及其他学派的着作中，如此深刻地阐述司法与军事、经济之间关系的作品是不多的，这正是本篇（指《尉缭子·将理》篇——引者注）的可贵之处。”（《尉缭子浅说》第108页）

    探索战争的实质，是先秦军事家们面临的一大课题。《孙子兵法》把“道”放在“五事”、“七计”之首，但是，孙武没有将政治与军事紧密联系起来论述。《司马法》主张义战，但它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认识相当朴素，只提出了“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司马法·仁本》）的观点。吴起在阐述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时，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的思想。《吴子·图国》把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五点：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吴起已意识到了战争根源于经济、战争同政治有联系。《尉缭子》对战争实质的探索有了突破，它已揭示了战争的实质。《尉缭子·兵令》：“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植]；以武为表，以文为里；以武为外，以文为内。能审此三者，则知所以胜败矣。”政治对战争有决定性的影响，战争对政治有很大的反作用。尉缭把军事喻为房梁，把政治喻为立柱，二者缺一不可。正如尉缭所说：“兵之用文武也，如响之应声，如影之随身也。”徐勇指出：“尉缭的这些论述，比较完整而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实质，他对军事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述，较之成书早约二百年的《孙子兵法》，在系统性和严密性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似乎已经达到了我国先秦时代战争理论的制高点。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与成书约二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比，也毫不逊色。”（《尉缭子浅说》第166-167页）

    二、治军之道

    尉缭治军，核心是《尉缭子·兵教》中讲的十二条，即连刑、地禁、全车、开塞、分限、号别、五章、全曲、金鼓、陈车、死士、力卒。

    连刑，即一人犯罪，同伍连坐，也就是在军队中推行连保法。《尉缭子·伍制令》对军队的连保制度作了规定：“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保”即连坐。在伍、什、属、闾各级军事编制中的任何一级，只要有一个“干令犯禁者”，其他人必须揭发才可免罪，否则要受到严厉处罚。本篇还规定：“吏自什长以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与同罪。”这样，就形成了“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的连保体系。尉缭认为，只要用连保法来管理部队，就会出现“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的局面。

    在战争中如何实行什伍连坐法呢？《尉缭子·束伍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束伍令”规定：“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在作战中，自己伍内的伤亡与斩获的敌人相等，功罪相当，不赏不罚；斩获敌人而自己伍内无伤亡的，有奖赏；自己伍内有伤亡而没有斩获的，要杀头抄家。自己伤亡什长、伯长而斩获敌人什长、伯长的，功罪相当，不赏不罚；斩获敌人什长、伯长而自己什长、伯长无伤亡的，有奖赏；自己伤亡什长、伯长而没有斩获敌人什长、伯长的，要杀头抄家；再次作战时能斩获敌人高一级的军吏，可以免罪。自己伤亡大将而斩获敌人大将的，功罪相当，不赏不罚；斩获敌人大将而自己无伤亡的，有奖赏；自己伤亡大将而没有斩获敌人大将的，要按放弃防地、临阵脱逃罪惩治。看业，在战场上不但要什伍连坐，而且家庭也要受株连。

    地禁，即禁止在防区内随便通行，以防止奸细从事间谍活动。《尉缭子·分塞令》对部队维护营区内秩序、防止外奸的情况作了具体记述。具体的做法是，在营区内纵横的道路上，每隔一百二十步设立一个木柱支起的了望台，观察行人和营区各处，了望台之间也有人守卫，禁止随便通行、清除道路障碍。没有持本军将吏发给的印信符号作通行凭证的人，不许通过。打柴、放牧的人，都要排队一起走，不排队一起走的人不许通过。没有通行凭证的下级军吏，以及士卒不排队一起进出营区的，负责营门警卫的军吏可以惩罚他们。越过自己营区进入别的营区的人，都要予以惩罚。这样，内部就不会有违犯军规禁令的人，对外就不会有抓获不到的奸细了。

    全车，即战车上的甲士和步卒互相配合，三辆、五辆车都能协同作战，联成一个整体。

    开塞，即划分防区，使各人都忠于职责坚守岗位。《尉缭子·分塞令》指出：中军以及左、右、前、后各军都有划分的营地，营地四周构筑成临时的围墙，不许各军之间随便往来。将有自己的营地。帅有自己的营地，伯有自己的营地，都在驻地周围挖有沟界，并申明营地的禁令，使不是本百人中的人不能通行。如果不是本百人中的人擅自进入营地，伯长就惩罚他；伯长如不惩罚他，就与他同罪。

    分限，即营阵左右互相警戒，前后互相照应，把战车环绕起来，连接加固作为垣墙，以便御敌和保障宿营安全。

    号别，即前列部队要努力前进，而后续部队不得抢先冒进，以免搞乱阵势。

    五章，即用五种颜色的徽章标明行列，使部队不至于紊乱。《尉缭子·经卒令》指出：第一行用青色徽章，第二行用红色徽章，第三行用黄色徽章，第四行用白色徽章，第五行用黑色徽章。以这种次序治理军队，丢失徽章的要受惩罚。第一个五行把徽章戴在头上，第二个五行把徽章戴在脖子上，第三个五行把徽章戴在胸前，第四个五行把徽章戴在腹部，第五个五行把徽章戴在腰间。这样，士卒不会认错自己的官吏，官吏也不会认错自己的士卒。发现不属于本五行的士卒而不进行质问，看见次序混乱的现象而不加以制止，他的罪和违犯军令的人一样。

    全曲，即各将领的部曲之间虽然互相连贯，但要各自保持所属队形。

    金鼓，即用金、鼓激励将士杀敌立功，为国尽忠。《尉缭子·勒卒令》：击鼓是命令部队前进，再次击鼓是命令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鸣金是命令部队停止，再次鸣金是命令部队后退······有时一下一下击鼓是命令部队向左移动，有时一下一下击鼓是命令部队向右移动。走一下击一下鼓，是慢步行进的信号；走十步击一下鼓，是快步行进的信号；鼓声不断，是跑步行进的信号。《尉缭子·经卒令》中讲了战鼓擂响后部队的行动：“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

    陈车，即用战车排列成阵，前后相接，用东西从两侧遮住马眼，以免战马惊恐。

    死士，即在各军中选拔有才能而勇敢的人，乘着战车，忽前忽后纵横冲杀，给敌人以出乎意外的奇袭。

    力卒，即派得力的士卒掌管军旗指挥全军，没有命令不得乱动。

    尉缭所列的以上十二项治军的内容，只有靠严格的军事训练，军队才能治理好。尉缭因此制定了军事训练的条令。训练条令《尉缭子·兵教》中有具体记述。《兵教》篇指出：士卒要分设营垒列阵，有不听命令进退的，都要以违犯训练条令论罪。前行的士卒，由前行的军吏负责教练。后行的士卒，由后行的军吏负责教练。左行的士卒，由左行的军吏负责教练。右行的士卒，由右行的军吏负责教练。教练好五个人，那个负责教练的伍长可以受奖赏。教练不好，就要按违犯训练条令论罪。因患病不能参加训练的人向伍内说明原因，同伍的人也为他作证，可以免他的罪。

    《兵教》篇还记述了伍长如何教练以及由低级到高级训练的情况。《兵教》篇指出：伍长教练伍内的其他四人，用木板代替鼓，用瓦片代替金，用竹竿代替旗。击鼓就前进，把旗放低就急速前进，鸣金就后退，旗向左挥动就向左移动，旗向右挥动就向右移动，金鼓齐鸣就坐在原地。伍长教练好了，合起来由什长教练。什长教练好了，合起来由卒长教练。卒长教练好了，合起来由伯长教练。伯长教练好了，合起来由兵尉教练。兵尉教练好了，合起来由副将教练。副将教练好了，合起来由大将军教练。大将军教练时，在野外列阵，设置大表柱三个，每隔百步立一个。列阵完毕，在距第一个表柱百步时演练射箭等战斗动作，在距第二个表柱百步时演练快步奔袭，在距第三个表柱百步时演练跑步前进，通过演练各种要领以达到使大将军节制全军的目的，然后根据演练的好坏进行赏罚。

    尉缭认为，只有将连坐、地禁、全车、开塞、分限、号别、五章、全曲、金鼓、陈车、死士、力卒这十二个方面教练好了，再加上对违犯军令的人决不宽恕，这样，“兵弱能强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亲之，人众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国车不出于阃，组甲不出于櫜，而威服天下矣。”（《尉缭子·兵教》）

    实际上，尉缭治军的核心内容是十三个方面。这第十三方面就是明赏正罚，以法治军。《尉缭子·武议》：“凡诛者，所以明武也。”尉缭阐明了军队中确立法制的作用在于“明武”。 《尉缭子·重刑令》：“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赏如山，罚如溪”（《尉缭子·兵教》），“刑赏明省，畏诛重奸”（《尉缭子·治本》）。尉缭主张严明法制与道德教育并重。《尉缭子·战威》：“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焉。”尉缭主张赏罚分明。《尉缭子·兵令》：“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尉缭认为，进行赏罚时必须打破等级界限，提出了“刑上究，赏下流”的原则。《尉缭子·武议》：“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只有“刑上究，赏下流”，才能做到“杀一人而三军震”、“赏一人而万人喜”（《尉缭子·武议》），真正调动将士杀敌立功的积极性。

    三、用兵之道

    尉缭是一位实力论者。他强调富国强兵。《尉缭子·战威》明确主张：“故务耕者其民不饥，务守者其地不危，务战者其城不围。”《尉缭子·兵谈》也指出：“土广而任，则国不得无富；民众而制，则国不得无治。”《兵谈》篇还强调了在战前就要造成“车不发轫，甲不出櫜，而威服天下”的优势地位。

    在具备了优势条件的基础上，尉缭再来精心运筹战争决胜的问题。在战略主张上，尉缭提出了“道胜”、“威胜”、“力胜”三大主张。《尉缭子·战威》说：“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道胜”又称为“庙胜”，是最高层次的战略思想。尉缭对“道胜”有较多的阐述。尉缭认为，要掌握用兵的权谋，最重要的是必须对“道”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夫精诚在乎神明，战权在乎道之所极。”“兵道极”是什么意思呢？尉缭认为：“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前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尉缭特别注重决策的作用，特别注重“道胜”。他提出了一句名言：“高之以廊庙之论”（《尉缭子·战权》）。

    在作战指导上，尉缭主张“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尉缭子·兵权》）；“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尉缭子·十二陵》）——进攻时在于出敌意外，防御时在于巧妙伪装。总之，在作战指导上，尉缭是慎战派，进攻和防御总的要求是出敌不意和巧妙伪装。

    为了实现“道胜”、“威胜”、“力胜”的战略思想和精心筹划、慎重举兵的作战指导思想，尉缭提出了许多共同的一般的作战原则。现分述如下：

    指挥专一。《尉缭子·武议》：“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吴如嵩同志认为：“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天下皆惊。’”吴如嵩的分析是对的（《尉缭子浅说·代序》）。

    集中兵力。《尉缭子·兵权》：“兵以静固，以专胜。”尉缭认为要打胜仗，必须集中兵力，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有很强的机动性和对敌进行突然打击的能力。《尉缭子·武议》：“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故也，性专而触诚也。”水的“性专而触诚”，导致了“丘陵必为之崩”。“胜兵”之所以“似水”，是因为水的属性专一而持续冲刷，冲塌了丘陵。尉缭以水为喻，说明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尉缭“兵以静固，以专胜”的论述，同孙武的“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孙子兵法·九地》）的论断是一致的。

    精心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尉缭的一个重要作战指导原则。先敌形成优势，是尉缭精心准备战争的重要一环。《尉缭子·战威》：厮杀没有开始、双方没有接触时，就能通过五个方面形成对敌作战的优势：一是朝廷决策的正确；二是挑选和任命得力的将领；三是部队迅速的军事行动；四是坚固的防御设施；五是布阵交战前的充分准备。尉缭特别重视在五个根本问题上的准备。他指出：军需储备不够充分，军事行动就不能进行；奖赏俸禄不够优厚，国民就得不到鼓励；武士不经严格挑选，部队就不能得到加强；武器装备不够精良，士兵就不能横行天下；军纪军法不够严明，士兵就不服从指挥（见《尉缭子·战威》）。尉缭还专门谈了城守战的准备工作。《尉缭子·兵权》说：“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答未张，则虽有城无守矣。远堡未入，戍客未归，则虽有人无人矣。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则虽有资无资矣。”由此可见，尉缭关于精心准备战争的作战指导原则内容是很丰富的。

    奇正造势。《尉缭子》是一部较早系统地论述“奇正造势”作战原则的军事着作。《尉缭子·兵令》阐述了运用正兵、奇兵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方法，指出：“善御敌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尉缭倡议组建的带有奇兵性质的兴军、踵军等部队，以及他使用奇兵的方式，则是兵家“奇正”理论的具体运用。尉缭运用“奇正造势”原则，阐述了一般的部署兵力和使用兵力的办法。《尉缭子·勒卒令》指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还提出了“四奇之内者，胜也”的问题。他说：“所谓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尉缭子·踵军令》）。何谓“四奇”？吴如嵩同志做了很好地阐述。他指出：“‘四奇’就是五军阵推演为八阵时，从‘四正’中分离、变化而成的机动部队。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中军、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挥员控制的机动部队，古兵法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只是前、后、左、右军，即‘四正’。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军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二是‘四正、四奇，八阵生焉’。前、后、左、右四军分离、演化之后，就在前左、左后、右后、前右四个方向上部署兵力，称之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在‘四奇之内’巧妙部署兵力，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尉缭子浅说·代序》）

    避实击虚。《尉缭子·战威》：“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即是说，先分析敌情然后行动，用以实击虚的办法取得对敌优势。《尉缭子·兵权》：“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法曰：‘独出独入，敌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谓也。”也就是说，对这种城邑空虚而资财穷尽的敌城，我军要乘虚而攻取它。兵法说：“我军进攻如入无人之境，敌人来不及交锋就已被打败了。”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先发制人。尉缭征引《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敌不威接。”有一千人就能用权谋取胜，有一万人就能形成一种威力。先运用权谋，敌人就没有力量抵挡；先敌形成威力，敌人就没有威势接仗。尉缭征引《兵法》后得出的结论是要先发制人。他说：“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尉缭子·战权》）即是说，所以用兵贵在先发制人。在这一点上做好了，就能战胜敌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就不能战胜敌人。

    兵贵神速。这是尉缭重视的一条用兵原则。《尉缭子·兵权》说：“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尉缭在这段文字里强调了集结兵力要快，接敌要快，进攻要快。关于攻击敌人要快，《尉缭子·兵谈》中还有一段话：“夫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故举兵而加······所加兵者，令聚者不得[散，散者不得]聚；俛者不得仰，仰者不得俛；左者不[得右，右者不]得左。智士不给虑，勇士不[口口]。兵如总木，弩如羊角，民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者胜成去。”

    分类指导。尉缭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战争，应采取不同的作战原则。对于“争私结怨”的战争，他主张即使迫不得已，也要“待敌贵先”，后发制人。对“挟义”的战争，尉缭主张“贵从我起”（《尉缭子·兵权》），先发制人，主动进攻。

    城市的攻守。春秋战国时期，城市逐渐成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战争中防守的一方，往往利用城市的深沟高垒，据险不出，就可以阻止持冷兵器进攻的一方。这一战争中攻守情况的变化，使城市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城市的进攻和防守问题，尉缭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研究，在军事理论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攻城的时机是：“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尉缭子·兵权》）如何判断敌“城邑空虚而资尽”呢？尉缭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去判断：第一，城防工事还没筑好，障碍物还没设置，虽有城塞也不能防守。第二，如果远处堡垒的敌军还没退入城里，守卫边境的敌军还没回城增援，虽有人也等于没有人。第三，如果敌人的牲畜还没有集中，粮食还没有收获，财物还没征收，虽有资财也等于没有资财。攻城的时机选择好以后，就要大举进攻。尉缭指出：“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将帅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从者，则我败之矣。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尉缭子·兵权》）尉缭关于如何攻城的问题，徐勇同志也进行了分析，他说：“对‘挟义’的战争，作者则主张‘贵从我起’，先发制人，打进攻战。他为此提出了一套有益的作战原则，如实施长途奔袭，要进军迅速，‘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战争开始后，要抓住战机，见可而进，大胆深入。部队行动要坚决果断，‘救敌若求亡人，击敌若赴溺者’。同时要注意切断敌军通道，抢占战略要点，牢牢掌握主动权。如果发现敌军破绽，就要乘虚而入，‘卒聚将至，深入其地’，派主力部队以险关要塞为依托，出其不意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大城大邑，使‘敌不接刃而致之’，达到战略目的。”（《尉缭子浅说》第87页）《尉缭子·守权》指出：“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乃称。”这里指出了攻城一方部队的数量。

    关于城市的防守问题，尉缭是从守城的准备、守城的策略、守城的权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的。

    尉缭认为，凡是守城的军队，出击时必须先在外城边沿修筑工事，后退时要预先在险要之处埋伏兵力。战前还必须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众选，薪食给备，弩劲矢韧，矛戟称之”（《尉缭子·守权》）。尉缭反对战前准备时把精锐部队和物资装备全部撤入城中的消极防御办法。

    尉缭守城的策略是：进行防御战争，不能放弃险要的地形。负责守卫的部队不出击，负责出击的部队不担任守卫任务。防守的方法是：每一丈长的城墙，需要十个人防守，杂工和炊事人员不在其内。这样，“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万。”（《尉缭子·守权》）一千丈长的城墙，需要一万人来防守。

    尉缭守城的权谋是：重视城内守军与城外援军互相配合，“中外相应”（《尉缭子·守权》），巧妙地打击攻城之敌，从而取得守城的胜利。尉缭指出：攻城的一方一般不少于十余万人才有希望成功。如果有可靠的援军，城内的守军就必定坚守待援；如果没有可靠的援军，城内守军就不一定能坚守了。如果那座城坚固而得到积极的援救 ，那么全城的男男女女，就没有不为守城而贡献资财甚至生命的。能坚守一年的城池，防守的力量应足以抵御进攻的力量，援救的力量应足以增援防守的力量。如果那座城坚固而没得到积极的援救，那么全城的男男女女，就没有不守着城垛失望地哭泣的。这时，要“鼓其豪杰俊雄，坚甲利兵，劲弩韧矢并于前，则幼幺毁瘠并于后。”（《尉缭子·守权》）团结一致，与敌决一死战。那么，援军和守军的任务是什么呢？尉缭指出，五万人的部队积极援救，要封锁敌军的退路，守军也要出击抢占险要地点，袭击敌军后方，援军要设法切断敌人的粮食供应，并与守军互相策应。尉缭之所以要强调援军和守军作如上分工，就是为了诱使敌人把精锐部队放在后面对付援军，把老弱部队放在前面围城，敌军不能向前推进，守城的军队也可以积极出击了。这样就可以夺取守城的胜利。

    韩非

    先秦法家学派集大成者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是韩国贵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国国势日益衰落，韩非十分忧虑，他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都未被采纳。于是，韩非针对时弊，着书阐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军事思想。公元前234年，韩非出使秦国。出使秦国不久，他遭李斯谗害，于公元前233年服毒自杀于狱中。

    韩非死后，他身后留下了一部《韩非子》，亦称《韩子》，共55篇，绝大部分为韩非所着，但有少数篇什是其他人的作品。例如，《初见秦》是纵横家的游说辞，《饬令》是《商君书》中的《勒令》等。

    韩非没有专门的军事论着。他的军事思想散见于《存韩》、《爱臣》、《有度》、《八奸》、《十过》、《和氏》、《奸劫弑臣》、《亡征》、《饰邪》、《解老》、《喻老》、《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上》、《难一》、《难二》、《问田》、《定法》、《诡使》、《六反》、《八说》、《五蠹》、《显学》、《心度》等27篇中。韩非主张以法治军，厉行奖赏惩罚，奖励耕战，富国强兵。韩非的军事思想和商鞅相比，他比商鞅又有所发展，内容也更丰富。

    清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韩子浅释》、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韩非子校注》，是我们阅读《韩非子》的主要参考书。本文正文采自《韩非子校注》。

    一、富国强兵，武力统一天下

    在韩非的军事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要富国强兵，用武力统一天下。

    韩非认为，时代不同了，事情也在发生变化。事情发生了变化，办法也要相应改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当今“处多事之时”，“当大争之世”，仁义智辩有害无利，必须依靠士卒的“日中奏百”和“有方铁铦”的坚利（《韩非子·八说》）。“力多则人朝，人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韩非子·显学》）韩非坚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随着社会人口的日益增加，而社会财富却相对减少，于是人们之间发生了争夺，进而产生了战争。《韩非子·五蠹》指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这可以看作是韩非对战争起源的解释。有“民争”和“乱”，战争就不可避免。因此，国君要建立霸业，必须富国强兵，诉诸于武力。但是韩非这种解释是不科学的。

    怎样才能做到富国强兵呢？韩非首先分析了当时兵弱、国贫的原因。韩非指出 ：“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经二》），结果导致“兵弱于外，政乱于内”，以至于亡国的局面（《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二》）。韩非通过李疵之口说明，国君不重耕战而尊礼隐士、学士，就会使战士和农民“惰耕战之功”，惰于耕战，就会“兵弱于敌，国贫于内”，闹到亡国的程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经四说四》）。韩非认为，“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韩非子·六反》）韩非借吴起之口说：“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韩非子·和氏》）韩非还指出：“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还说：“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

    怎样才能做到富国强兵呢？韩非认为，首先是推行法制。《韩非子·有度》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指出：“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韩非子·心度》）韩非认为，只有赏罚分明，才能兵强主尊。他指出：“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韩非子·饰邪》）韩非认为，“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韩非子·解老》）即是说，国君不轻易使用士卒去打仗，人民就众多；人民众多，国土就会宽广。韩非高度评价了吴起、商鞅富国强兵的政治措施，如“奉选练之士”、“遂公家之劳”、“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显耕战之士”等，并说明实行了这些措施，就会“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反过来，则是“贫国弱兵之道”（《韩非子·和氏》），是社会混乱、不能成就霸王之业的原因。韩非还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避免从军事上亡国和将相篡权。《韩非子·亡征》从七个方面探讨了从军事上导致亡国的征象：“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为了防止将相篡权，韩非主张：“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韩非子·爱臣》）

    韩非虽然主张富国强兵、用武力统一天下，但他对于战争问题是很谨慎的。他说：“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韩非子·存韩》）韩非告诫国君不要轻易发动战争，这和商鞅要秦国积极主战的态度截然相反，韩非可能是从韩国的弱小地位出发而发出的告诫。他说：“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无礼而侮大邻”，“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韩非对万乘之主兼天下的统一战争是支持的，是赞美的。他说：“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韩非子·亡征》）

    二、信赏必罚，以法治军

    信赏必罚，以法治军，这是韩非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整个法家学派的一条重要治军原则。

    为什么要用赏罚去督励臣民和士卒呢？韩非认为，君和臣各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为了“兵强主尊”，国君必须“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韩非子·饰邪》）。只有这样，大臣才会尽智竭力去为战争的胜利。韩非认为，只有信赏必罚，重赏严诛，才能督励士卒勇敢作战。他指出：“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他还说：“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韩非子·难二》）韩非还用事实说明法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他说：“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慢，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韩非子·饰邪》）韩非把赏功罚罪看作是国君取得“王资”的手段。韩非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扞，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

    赏和罚，是韩非治军的基本手段。因此，如何进行赏罚，韩非规定了许多原则。第一，信赏必罚。韩非指出：“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经三》）《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三说》：“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韩非借用文种的话表达了信赏必罚的意思。第二，重赏严诛。《韩非子·难二》：“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第三，赏罚无私。韩非指出：“不辟亲贵，法行所爱。”（《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第四，赏重财物。邱少华、牛鸿恩概括说：“韩非虽然也说‘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但是他的赏军功似乎更着重财物方面，是否赏官或升官，还要考虑能力。他嘲笑了商鞅‘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的做法。他说：‘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机械地按军功赏官爵，无疑有很大的弊病，韩非这一重智能的思想，确是赏赐军功方面不容忽视的重要发展。”（《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676页）第五，避免赏繁。《韩非子·心度》：“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民治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韩非治军只重视赏罚的作用，而忽视了教化的作用，这是不全面的。而韩非把晋文公称霸归功于“信赏必罚”，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韩非对于当时赏罚不分明的现实，作了猛烈地抨击。他指出：“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于前者日赐。······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韩非子·诡使》）

    同时，韩非对儒、墨、纵横家进行了猛烈攻击，攻击他们不参加耕战，妨碍法制。

    三、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主张从基层选拔经过实际锻炼的人做将领。他明确提出，将领要“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试于屯伯”（《韩非子·问田》）。韩非的这一主张，是先秦论将中的杰出思想，在将论方面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提拔的将领必须经过基层工作的实际锻炼和考验，韩非的这一择将主张，是在《韩非子》《问田》篇和《显学》篇 中阐述的。在《韩非子·问田》中，韩非通过徐渠和田鸠的问答来阐明将领“试于屯伯”的主张。兹摘录如下：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屯伯；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王之备哉！”

    韩非在《韩非子·显学》中阐明了“猛将必发于卒伍”的道理。他说：“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关于将领的论述不只是将领的选拔这一点，他还论述了为将之道和如何防止将领夺权的问题。

    韩非通过晋文公攻原国和李悝与秦战，说明将帅对士卒要讲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六》：

    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从无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韩非讲述了晋文公因为讲信用，攻原国而兼得卫国。我总认为，在战争中是不可行的。

    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

    两和（守卫在军门左右的军队）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

    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

    韩非认为，将帅应关怀士卒，只有这样才出战斗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

    韩非反对将领身先士卒。韩非的这一主张，是在《韩非子·难二》篇中阐述的。行人烛过认为，人民既能打胜仗，也会打败仗，关键在于国君是否善于用民。赵简子听了烛过的话后，“立矢石之所及”，身先士卒，打了大胜仗。而韩非则认为烛过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将帅身先士卒或国君身处危境，并不能激发起士卒勇敢作战的精神，必须用赏罚的手段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韩非强调赏罚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对的，但反对将领身先士卒，这是不对的。

    韩非主张国君利用威势、使用权术驾御将帅，防止将领为一己私利私通外国，甚至召敌兵消灭私仇，胁迫国君。韩非认为，不能使将帅的权力太大，“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韩非子·亡征》），会导致亡国。

    四、龟策鬼神不足举胜

    韩非是一位军事唯物论者。他不相信战争能靠卜筮、星象取得胜利。他认为，相信龟策、鬼神、星象是最愚蠢的行为。

    《韩非子·饰邪》中列举了大量的战例，证明人们在战争中相信卜筮、星象的荒谬。钻烧龟甲、计算蓍草来卜筮，兆象说是“大吉”，根据这个去攻打燕国的是赵国。钻烧龟甲、计算蓍草来卜筮，兆象说是“大吉”，根据这个去攻打赵国的是燕国。可是剧辛做燕臣，攻赵没有成功，反而使国家处于险境；邹衍做燕臣，也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使国家处于绝境。赵国先对燕得到了满意的胜利，后对齐也得到了满意的胜利，国家混乱，心气却很高，自以为与秦国势均力敌了，这并不是赵国的龟甲灵验而燕国的龟甲骗人。赵国又曾经钻烧龟甲、计算蓍草来卜筮，而北伐燕国，打算胁迫燕来抗拒秦，兆象说是“大吉”。赵刚开始攻燕的大梁（勺梁），秦国已出兵上党了，赵兵攻到厘而自己的六座城已被秦国攻下了；赵兵抵达阳城，秦攻下了邺；庞煖引兵向南救援时，漳水流域已全部被秦占有了。所以韩非说：赵的龟甲即使对攻打远方的燕没有预见，也应对秦攻打近在国内的土地有所预见。秦国根据自己卜筮“大吉”出兵攻赵，开辟疆土得到实惠，救援燕国又有了好名声。赵国根据自己卜筮“大吉”出兵攻燕，结果是土地削减，军队受辱，国君也不得志而死。这又不是秦的龟甲灵验而赵的龟甲骗人。当初，魏国一连几年向东进攻，攻占了秦的陶郡和卫国的全部土地，又一连几年向西进攻，结果丧失了大片国土，这并不是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一连几年在西方，也并不是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一连几年在东方。所以说：“龟策鬼神并不足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韩非还指出：“越王句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韩非子·饰邪》）。

    五、战术思想

    邱少华、牛鸿恩认为：“韩非是思想家，没有军事斗争的实践，因此他对战术的论述很少。”（《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678页）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搜寻，还是可以找出几条韩非关于战术问题的材料。

    （一）“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晋文公将要和楚国人作战，分别招舅犯和雍季问计谋。舅犯说：“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雍季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晋文公用舅犯之谋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事后赏赐时却说舅犯的话只是“一时之权”，雍季的话关系到“万世之利”，晋文公因此而受到孔子的称赞。韩非痛快淋漓地批驳了雍季、晋文公和孔子。他指出：“雍季之时，不当文公之问。······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以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爱而不欺矣，言孰善于此？然必曰‘出于诈伪’者，军旅之计也。舅犯前有善言，后有战胜，故舅犯有二功而后论，雍季无一焉而先赏。‘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韩非子·难一》）韩非在批驳雍季、晋文公和孔子的时候，阐明了“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的思想。韩非的这一战术思想，比孙武的“兵者，诡道也”更鲜明些（《孙子·计篇》）。

    （二）用间。《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经六》：“敌之所务，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则敌废置矣。”是说敌国所力求做到的，在于使国君观察错乱而造成错误，国君不能明察敌国所做的，那么敌国就能够任免我们的大臣了。《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说六》说：吴国的军队征伐楚国，伍子胥派人到楚国宣扬说：“楚如果任用子期为将，我们就要攻楚；如果任用子常为将，我们就要退兵。”楚人听了这话，于是就任用子常而辞退了子期， 吴人进攻楚国，因而战胜了楚国。邱少华、牛鸿恩认为，《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经、说六目的在于阐述敌国为取得战场上的胜利，采用种种手段，干扰对方国君对他的臣子的观察，以便按自己的意图加以任免处置，从而战胜对方，这实际就是《孙子·用间》中所说的使用间谍的方法。”（《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744页）

    （三）穷追猛打，置敌于死地。《韩非子·说林下》载：阖庐攻打郢都，作战取得多次胜利。于是，阖庐问伍子胥：“可以退兵了吗？”伍子胥回答说：“要淹死别人的人让被淹的人喝一次水就住手，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中途停止了。不如乘对方快淹死的时候把他沉进水里。”在这里，伍子胥以溺人为喻，说明要彻底打垮敌人，不能中途罢手，必须穷追猛打，置之于死地。伍子胥的这种战术思想，同时体现了韩非的战术思想。

    （四）“服众小以劫大”。《韩非子·说林上》：周公旦战胜殷以后，将要攻打商奄。辛公甲说：大国难以攻取，小国容易征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于是周公旦去攻打九夷，商奄终于归服了。这则历史故事说明了韩非的一种战术思想：攻打敌人要由易到难，由小到大；小敌攻取了，大敌也就容易攻打；易敌征服了，难敌也就容易征服了。

    （五）欲擒故纵，后发制人。《韩非子·喻老》：越王句践到吴国去做夫差的奴仆，并且示意夫差攻打齐国，以便使吴国的军队疲惫。吴军在艾陵战胜齐人以后，使吴的势力得以扩张到长江、济水流域，使它在黄池的盟会上得以逞强，因此越国最后能在五湖地区制服吴国。所以说：“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想要袭击虞国，先送给虞玉璧和好马；知伯打算袭击仇由，先送给仇由宽大的车。所以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事情产生在还没有显露的时候，而要设法从天下取得大功，“是谓微明”。处在弱小的地位又进一步谦卑贬抑自己，叫做“弱胜强”。韩非在阐明老子关于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微明”、“弱胜强”的思想时，实际上阐发了以退为进、以屈求伸、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战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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