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学家。孙武约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初，大体与孔子同时。

    公元前532年，孙武离齐到吴，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他大约就在都城姑苏（今苏州）附近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他一面潜心研究兵法，观察吴国政治动向，一面与他的好友伍子胥一样，过着一种自耕农式的生活。”（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第2-3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决心同楚国大战。他任命孙武为将军。孙武为将之后，为吴国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具体地说，公元前506年，吴军攻占楚国首都郢城，孙武有战功；公元前484年吴军在齐国艾陵重创齐军，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吴国代晋 取得霸主地位，这就是“北威齐晋”，孙武也有不可磨灭的战功。“从公元前512年任将军到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会盟，孙武在吴国有着三十年的戎马生涯。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作更直接、更具体的描绘。孙武最后的结局我们也不得而知······很可能是飘然归隐，老死山林了吧。”（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第3-4页）

    孙武著有兵书《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兵书，历来被视为“兵经”，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所尊崇。

    明朝茅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孙子兵法》开创了军事学的先河，对中外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我将详细介绍和分析孙武的军事思想。

    一、“全胜”战略思想

    在我国军事思想史上，孙武首先提出了“全胜”的思想。《孙子兵法》中提到“全”的地方有九处之多。《谋攻篇》第三：“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还指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火攻篇》第十二：“安国全军之道也”。《形篇》第四：“自保而全胜”。因此，吴如嵩在《孙子兵法浅说》中说：“《孙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是我们研究孙武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第49页）那么，“全”的含义是什么？吴如嵩同样做了考释。他指出：

    “全”，《说文解字》告诉我们：“纯玉曰全。”由无瑕的纯玉引申为完整、完备、完美的意思。例如《列子·天瑞》：“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认为无论天地、万物、明君贤将都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孙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全”的含义的。“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一语。《孙子今译》的译文是正确的：“一定要用全胜的计谋争胜于天下，这样军队不致受到挫伤，而胜利可以完满取得。”（《孙子兵法浅说》第50页）

    我认为，吴说可信。

    “全胜”的内容，包括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部分。

    孙武主张“全国为上”，使敌国完整的降服为上策。这是孙武“全胜”战略思想中的政治战略思想。实现“全国为上”的方法就是“伐谋”和“伐交”（《谋攻》）。“伐谋”，就是打破敌人的战略企图。唐朝杜佑注：“敌方设谋欲举众，师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杜佑的解释是正确的。“伐交”，就是在外交斗争上战胜敌人。

    《孙子兵法·谋攻》：“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这是孙武“全胜”战略思想中的军事战略思想。何延锡注：“此意以策略取之为妙，不惟一军，至于一伍，不可不全。”这一解释是对的。

    《孙子兵法·九地》中，孙武对于“伐谋”、“伐交”和“伐兵”的关系及其具体运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如果不了解诸侯的战略意图，就不能与他们结交。这是孙武对“谋”与“交”关系的阐发。他又说：“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国可拔，其城可隳。”这是孙武对于谋略、外交及“伐兵”诸关系更深入、更明确的表述。

    二、战略运筹和战略侦察

    《孙子兵法·计篇》：“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之所以是国家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孙武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考察战略运筹问题的。

    孙武战略运筹的内容很丰富，用他的话说，就是“经之以五，校之以计。”（《孙子兵法·计篇》）曹操称之为“五事”、“七计”。吴如嵩同志说：“‘计’是‘五事’的重复，而不是另提新的内容。”“其实‘经之以五，校之以计’在文法上是互文见义。”（《孙子兵法浅说》第32页）“五事”是指“道、天、地、将、法”。

    “五事”之一的“道”，《孙子兵法·计篇》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计篇》解释“道”，显然是强令士卒服从国君的意愿。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道”应当是指军队内部与外部的团结。

    “五事”之二的“天”，就是天候。孙武指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篇》）天，就是昼夜、阴晴、寒冬、酷暑、春夏秋冬。“从更广泛的意义说，天时还应当包括天旱水涝、蝗灾、冰雹等等。”（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第33页）

    “五事”之三的“地”，就是地形。《孙子兵法·计篇》概括地指出：地，就是高丘洼地、远途近路、险阻平地、地域宽窄、死地生地。孙武把有利的地形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因素。《孙子兵法·九地篇》：“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在《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孙武从战略角度将六种地形加以考察。一是“通形”，即通畅无阻的平原地形。在“通形”地区作战，孙武认为必须“先居高阳”，占领独立高地或小丘，瞰制四周，以便“利粮道”，保障运输补给。二是“挂形”，即“可以往，难以返”、山高坡陡的挂碍地形。孙武认为，位于“挂形”之军，如果能巧妙地发挥这一山地条件的特点，就可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如果运用不当，也会招致重大损失。三是“支形”，即便于敌对双方形成对峙相持的断绝地形。杜牧注释得对：“支者，我与敌人各守高险，对垒而军，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阵，遇敌则自下而上，彼我之势，俱不利便。如此，则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敌若蹑我，候其半出，发兵击之则利。若敌人先去以诱我，我不可出也。”四是“隘形”，即通道狭窄的隘口。“隘形”利于凭险防守，既可节省兵力，又可阻援疲敌。五是“险形”，指山川艰险梗塞。六是“远形”，指敌对双方相距较远的集结地域。这种地形对于双方的进攻都不利，孙武称之为“势均”。以上六种地形，孙武认为，是“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九地篇》把地形分为九种：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汜地、围地、死地。吴如嵩对这九种地形进行了分类及如何按照这种分类指导作战。他指出：

    大别之可分为两类：一是自己国土内的“散地”，一是别人国土内的“绝地”。小别之，“绝地”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在敌国浅近纵深作战的轻地、争地、交地；二是深入敌国腹地的重地；三是因地形而异的死地、围地、汜地和三国交界的衢地。

    按照这样的分类，孙武的作战指导是，以坚决果敢的行动，迅速把军队插入敌国腹心地区。为达此目的，他要求；一、在三国交界的衢地行军要搞好外交；二、在敌国浅近纵深的“轻地”要迅速通过，不作纠缠。他甚至说，即使是敌人战略前哨或要点的“争地”，也要巧妙迂回，决不旁鹜。三、实行脱离后勤保障的无后方作战，依靠对敌国的抢掠来补充军食，即所谓“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孙子兵法浅说》第119-120页）。

    “五事”之四的“将”。“将”这一新生事物，是春秋末期才出现的。“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统计，这一时期的将军有：狐夜姑在晋国为将，孙武在吴为将，子重、子常、屈完在楚为将，司马穰苴在齐为将，詹伯在郑为将，慎子在鲁为将，子文在卫为将，等等。”（转引自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第36页）贤能的将帅，孙武不仅看作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作战》）；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

    那么，面对当时的战争实践，孙武对将领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吴如嵩在《孙子兵法浅说》中作了很好地概括。他指出：

    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这五条做将的标准，习惯上称为“五德”。古人说，孙武尚智，孙膑贵势，是很有道理的。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当是斗智。他认为，一个“贤将”对于关系全局的“五事”必须要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对于复杂的、易变的、矛盾的战场情况要能灵活处置（《九变》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九变》：”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良好的应变能力（《地形》：“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要善于周密地计算敌我兵力对比（《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等等······

    除指挥才能外，孙武也十分强调将帅要有良好的精神素质。对国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对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将帅个人也必须具备完善的品格，所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静”就是沉着，“幽”就是深思，“正”就是坚定，“治”就是整治（第36-37页）。

    孙武对将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吴如嵩只是着重概括了关于提高指挥效能方面的内容，其它方面的内容，我再作介绍。

    治军是将帅的一项重要工作，孙武提出了一些重要主张。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既讲过军事训练（《计篇》：“士卒孰练”），也讲过“爱卒”、“善俘”（《地形》、《作战》）；既讲过“信赏”（《作战》：“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也讲过“明罚”（《行军》：“卒未专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专亲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以武，是谓必取”），等等。

    在作战时，孙武要求将帅要精通部队的组织编制，要善于排列组合阵势，要精通战术，要正确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原则（《势篇》：“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要争夺战机（《军争》：“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要独立指挥、机断行事，做到“君命有所不受”（《九变》）；要减轻后勤供应上的负担（《作战》：“智将务食于敌”）。

    “五事”之五是“法”。《孙子兵法·计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历来的注家大都采用曹操的解释：“部曲、旙帜、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主者，主军费用也。”这种解释未必符合孙武的本义。“七计”除去“道”、“天”、“地”、“将’之外，就剩“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可见，这四方面都是“法”的内容（依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之说）。

    战略运筹的内容介绍完了，我再介绍战略侦察的内容。战略侦察的内容集中体现在《孙子兵法·用间篇》中。

    孙武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武阐明了正确的战略侦察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的道理。

    进行战略侦察，必须派大量的各种间谍去做谍报工作，而这就要耗费金钱。孙武认为，为了战略侦察的成功，赏“爵禄”赐“百金”是必要的。

    孙武把间谍分成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类。这五间之中，最重要的是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孙武指出：派出间谍进行战略侦察是一项十分机密的工作。因此，掌管和使用间谍的人，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仁义的胸怀，善于分析的头脑。

    关于用间的方法，孙武认为，利用好“反间”是“五间俱起”的关键。

    在间谍人选上，孙武认为，最理想最重要的是“以上智为间”。

    战略侦察的内容，孙武指出：对于要打的敌方军队，要攻的敌方城堡，要杀的敌方官员，必须先打听其守城将官、左右亲信、掌管传达通报的官员、守门官吏和宫中近侍官员等的姓名，我们的间谍一定要侦察清楚。

    孙武的结论是：进行战略侦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在战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战略进攻

    速战速决的进攻战略，是孙武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孙子兵法·作战》：“兵闻拙速，未睹工久也。”“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形篇》：“可胜，攻也。”《孙子兵法·虚实》：“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孙武为什么要主张速战速决的进攻战略呢？孙武认识到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旷日持久的战争，经济支持不了。“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孙子兵法·作战》）。孙武认为，久暴师于外，“诸侯乘其弊而起”（《作战》），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局面。这时，“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作战》）。

    那么，在战略进攻中如何做到速胜？我认为，孙武主要强调的是在进攻战略中实施突然袭击。因为，在战略进攻中，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有突然袭击更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关于实施突然袭击的原则和方法。《孙子兵法·九地》有较为详细地论述，兹分析如下：

    决策、准备的秘密性。孙武指出：“厉于廊庙之上，以谋其事”。张预注：“当惕厉于庙堂之上，密治其事，贵谋不外泄也。”为了保证突袭的军事机密和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秘密不泄露，要“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只有“始如处女”，才能达到“敌人开户”的目的。

    进攻时机、主攻方向的隐蔽性。孙武指出：“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所谓“顺详敌之意”，杜牧注：“夫顺敌之意，盖言我欲击敌，未见其隙，则藏形闭迹，敌人之所为，顺之勿惊。”这就是不失时机选择进攻时机和不失时机地向敌进攻。所谓“并敌一向”（《九地》）、“攻其无备”（《计篇》）、“攻其不守”（《虚实》），就是要正确地选定主攻方向，并不让敌人察觉。这样，就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

    行动的迅捷性和战术的灵活性。迅猛快捷的作战行动，在实施突然袭击的进攻作战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迅猛的作战行动，就没有突然袭击的进攻作战。因此，孙武一再强调，突然袭击的进攻作战中要“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兵之情主速”。孙武十分强调灵活地变换战术。他要求“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不要墨守陈规。他说：要“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孙武以常山之蛇的灵活为喻，要求行军布阵、实施突然袭击时也要如常山之蛇一样，“击其首则其尾至，击其尾则其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孙子兵法·九地》）。

    为作战部队的进攻提供突然性，并造成敌人的不意与张皇失措，孙武主张“以火佐攻”（《孙子兵法·火攻》）。他说：“以火佐攻者明”。孙武把火攻概括为五类：一是火烧敌军人马，二是火烧敌军粮草，三是火烧敌军辎重，四是火烧敌军仓库，五是火烧敌军粮道。火攻的条件是天气干燥，风向适宜。孙武认为，当月亮运行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时便会起风。火攻的方法 是里应外合。里应就是从敌人内部放火，外合就是作战部队及时、审慎地乘机发起攻击。

    关于孙武突然袭击的主导思想，我认为吴如嵩的分析概括是有道理的。吴如嵩指出：“以优势的兵力，快速的行动，多变的战术，出敌不意的时间、方向、地点，给敌以突然而沉重的打击，以一举打乱敌军指挥和部署，压制敌军士气和战斗力，收到‘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的效果，达到‘威加于敌，故其国可拔，其城可毁’的目的。”（《孙子兵法浅说》第118页）

    四、战略防御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孙武侧重于讲进攻，不重视战略防御。其实不然。据刘思起同志统计，“《孙子》中谈及防守问题的就有２１处”（《〈孙子〉的战略思想》，载《中国军事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３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形篇》有一段论战略防御的重要文字，抄录如下：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

    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胜也。”

    用竹书校勘后的上段文字为：

    “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

    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竹书与传世本的不同之处：一、“守者有余，攻则不足”；二、“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由于这两处之不同，《孙子兵法·形篇》中关于战略防御的思想就更加明晰而深刻了。

    当然，《孙子兵法》论述战略防御不仅仅是《形篇》。《虚实篇》：“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也”。《九变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等等。这些论述都是从战略防御的角度去论述的。

    孙武提出了不少战略防御的原则：

    重点防御原则。《孙子兵法·虚实篇》：“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不备者，无不寡。”孙武反对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他同时指出：“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孙武极端重视战略重点的扼守。那么，防御重点如何选择呢？《孙子兵法·地形篇》：“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险形者，我先居之，必高阳以待敌”。

    深藏、隐蔽、坚固原则。《孙子兵法·虚实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杜佑注释说：“善守备者，务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得知所攻，言其深密，藏于九地之下”。看来，深藏，隐蔽，坚固，是孙武进行战略防御的又一重要原则。

    孙武的战略防御思想中有了积极防御的成份。孙武的防御思想是防中有攻，防御为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最后达到进攻消灭敌人的目的。刘思起同志在《〈孙子〉的战略思想》（载《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3期）一文中将孙武积极防御的思想内容概括为三点，现抄录下来：

    1、诱敌深入。作为防御的一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诱过

    来，入我彀中，加以消灭，这是常用的积极防御形式。《孙子》提出：“善动

    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

    善于调动敌人的人，制造假象迷惑前来进攻的敌人，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把

    敌人诱入我预设防御阵地之中，我以众兵待机歼敌，这无疑是积极防御的方法。

    2、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强大的敌人来攻的时候，一时士气高涨，锐不可当。作为防御的一方，就要先避一下，等敌人锐气减弱、疲劳松懈以后再行反击。这个过程转化了双方的强弱态势，为反击来敌创造条件。《孙子》    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治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的着名论断。毛泽东说：“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必须看到，《孙子》    所说的“避”，不是消极躲避，更不是逃跑。“避”是手段，“击”才是目的。“避”是为了更好地“击”。因此，“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积极防御的体现。

    3、乖其所之。《孙子》说：“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篇》）。《孙子》这里说得明白，画地而守，不是死守，而是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使用巧妙方法“乖其所之”。何谓“乖其所之”？乖者，背离也。《十一家注孙子》张预解释说：“我为主，敌为客······敌必不敢来与我战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主，即防御者，把来敌的矛头引向他处，使敌人不但不来攻我，反而受我调动，移向他方，这自然也是积极防御的一种好形式。

    五、造势

    《孙子兵法·计篇》：“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纳，这只是指挥战争的常法，还要凭藉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个变法就是“因利而制权”的“势”。所谓“势”，就是有利于己的战场态势。所谓“权”，本义是秤锤，引申为权变，就是因敌制胜，灵活用兵，达到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的手段。孙武这一发挥主观能动性而造成的有利于己的态势，被历来的注家称为“造势”。

    为了“造势”，孙武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孙子兵法·军争篇》）的战术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孙武列举了十二条战法。这十二条战法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孙子兵法·计篇》）就是说：能打装着不能打，要打装着不要打。向近处装着向远处，向远处装作向近处。敌人贪利，就引诱他；敌人混乱，就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他；敌人兵力强大，就要避开他。敌将易怒，就激怒他；敌人谨慎，就骄纵他。敌人休整得好，就劳累他；敌人内部团结，就离间他。“诡道”十二法的前四法，是“示形”的方法，后八法是对八种不同情况的敌人所采取的不同作战方法。“诡道”十二法的目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

    为了“造势”，孙武提出了“势险”和“节短”两个重要原则。《孙子兵法·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势险”，指进攻敌人时的态势是险峻的，就像张满的弓弩；“节短”，指发起冲锋时的接敌距离是短近的，短近的距离就像击发弩机。怎样才能做到“势险”和“节短”呢？孙武认为，要“以利动之，以本待之”（《孙子兵法·势篇》）。注家们称之为“动敌”，也就是实施机动，调动敌人。成功的机动是“造势”的关键之所在。

    孙武认为，选择优秀的将帅，是“造势“的前提条件。《孙子兵法·势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看来，孙武之所以要强调“任势”，就是要达到“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目的，用很小的力量取得辉煌的战果。

    为了“造势”，《孙子兵法·军争篇》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争夺战机的指导原则。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临敌应变全靠指挥员因势利导。在《军争篇》里，孙武要求军队在开进时，采用迂回远路示形于敌，用区区小利引诱滞敌，从容开进，达到“后人发，先人至”的目的，争取先机之利。军队接敌运动时，要协同，利用“四治战法”抓住战机。“四治战法”：治气，治心，治力，治变。治气的方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治心的方法：“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治力的方法：“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治变的方法：“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孙子兵法·军争篇》）。在战机问题上，孙武提出了“用兵八戒”，即“高陵勿向，背丘勿迎，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孙子兵法·军争篇》）。孙武两次提到“用兵八戒”是不可违背的“用兵之法”。这“用兵八戒”，在孙武的时代是正确的。

    为了“造势”，孙武提出了“九变”，为将争“权”，从而给将帅提供施展韬略的机会。《孙子兵法》专立《九变》篇。“九变”指的是九种战场情况（主要是指地形）的机断处置。“变”，张预注：“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孙子兵法·九变篇》：“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九变”之“九”是实指还是虚指？张预认为是虚指，“圮地无舍”至“死地则战”五种地形就是九变的内容。为何只说“五变”不说“九变”？张预认为，原因是“举其大略也”。贾林、王皙认为是实指，自“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争”九条就是“九变”的内容。吴如嵩同志指出：“用汉墓竹书对照，看来贾林、王皙的看法是对的。”（《孙子兵法浅说》第90页）“将帅‘君命有所不受’，既可以对以上九条机断处置，主要是‘得地之利’——取得地形条件对战争的辅助之功；又可以给将帅提供施展韬略的机会，‘得人之用’。‘得地之利’与‘得人之用’，孙武在这里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孙子兵法浅说》第91页）《孙子兵法·谋攻篇》：“故君之所以患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这里批评国君为患于军的三种情况，仍然是为将争“权”，为将争取机断处置的权利。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只有将帅临机处置，才能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

    吴起

    吴起，卫国（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左氏人，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吴起家累千金，少有大志，誓为卿相。吴起到鲁国向曾参学习儒术，后改习兵法，兵法学成，“杀妻求将”，被鲁国国君拜为将军。在魏国，吴起被魏文侯任命为大将和西河郡守。“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吴子兵法·图国》）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离魏入楚。在楚国，吴起做过宛守和令尹（相当于宰相）。他辅佐悼王改革政治、富国强兵，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最后，吴起被车裂肢解。

    吴起着兵书《吴子》，亦称《吴子兵法》。《吴子》与《孙子》齐名。《韩非子·五蠹》载：“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见，《吴子》在战国时期已很流行。《吴子兵法》历来被军事家奉为经典，宋代把它列入《武经七书》之中，作为武学的必读书籍。《吴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作之一，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后来，《吴子兵法》流传到国外，有英、法、日、俄等文本。

    《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着有兵书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记为一卷，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记为三卷。现存《吴子兵法》仅有六篇，约五千字。

    《吴子兵法》一书，清代以前各家有着录，无人斥为伪作，而清代姚际恒、姚鼐则断为伪作。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吴子》“其论肤浅，自是伪托。”姚鼐在《读司马法六韬》中说：“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笳笛为节’乎？”郭沫若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也认为：“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高文、何法周在《〈吴子〉考补证》中断言：“今本《吴子》是先秦古籍无疑。”（载《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许多历史古籍，在其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后人有所增删润色，乃司空见惯之事。我认为，即使有个别可疑之外，也不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斥《吴子兵法》为伪作。

    《吴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前期及以前的战争经验。我将从吴起的治军思想和作战思想两个方面去考察。

    一、治军思想

    吴起注重治军。吴起善于治军。他悉心总结和研究治军的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吴起的治军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兵不在众，以治为胜。

    一个国家的军队，要想成为强师劲旅，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素质的高低。用吴起的话说就是：兵不在众，以治为胜。魏武侯问吴起：军队怎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吴起回答说：“以治为胜”（《吴子兵法·治兵》）。魏武侯又问吴起：取得战争胜利不在于军队的多寡吗？吴起说：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实行，鸣金不停止，击鼓不前进，虽然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处呢？吴起认为，必须用明确的号令来统一军队的行动，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将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吴子兵法·论将》）

    吴起治理军队的标准是：平时驻军，一切行为均合乎规矩，战时行动起来就使敌人望而生畏。如向敌人攻击，敌人就无法抗拒；如向后撤退，敌人也无法追击。其前进，其后退，均有节制，或左移或右转，均能符合指挥上的要求。虽然大军之中彼此断绝失去联系，但各小单位仍能各自为阵；虽然大部离散了，小部还能成行。只有上下彼此间相互信赖，共安共危，同生同死，这种军队才能称为父子之兵。

    （二）简募良材，合理编组。

    吴起主张“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吴子兵法·图国》他指出：齐桓公征募强悍勇猛的士卒五万，因而称霸诸侯；晋文公征募善战的士卒四万，因而实现了霸业的夙愿；秦穆公 拥有忠勇陷阵的士卒三万，因而使许多西 戎的国家都顺服了他。所以，君主一定要明察百姓的特点，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要把百姓中胆量特大而气力特强的、甘愿奋不顾身而效死力战的、身手特别敏捷而能越高驰远的、失职受罚而愿建功赎罪的、作战失土而愿洗刷前耻的分别编成五种 部队。这五种部队乃是整个军队的精锐。有了如此三千人，如为敌围困自内而出，就可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阵线；如向敌人进攻自外而入，就可以把敌人全部歼灭。

    吴起强调军队中要拥有勇猛之士，而勇猛之士则是攸关军队命运的。因此，国家要把军队中的勇猛之士选拔出来，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

    吴起对良材的选拔是很严格的。郭沫若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指出：“魏之‘武卒’便是‘吴起余故’。”从《荀子·议 兵》中看到的魏之武卒的选拔标准，我们便会了解吴起选拔良材的标准了。魏之武卒的选拔标准是：上身、髀裈、胫缴各穿一片甲，肩负十二石重的弩和五十枝箭，手持长矛，头戴盔，带上剑，携带三天的干粮，半天走百里路（约合现在的五十里）。

    吴起既强调对军队成员要选材精良，又强调对军队成员要合理编组，用其所长，各尽其才，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吴起根据军队成员身材的高矮，体魄的强弱，秉性的勇怯，智力的好坏进行明确分工。《吴子兵法·治兵》：“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三）全面训练部队，提高部队实力。

    吴起认为，每一个人，往往是死于他所无能为力之事，失败于他所尚未精练纯熟之事。因为两军作战，就是较量智能的优劣，所以用兵的方法是以教之习、戒之慎为先务。

    关于训练方法，吴起主张先少数后多数、先提高后普及的训练方法。《吴子兵法·治兵》：“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教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阵法：“圆而方之”（《吴子兵法·治兵》），既教以圆阵，又教以圆阵如何变成方阵。圆阵方阵互变。

    单兵动作：“坐而起之”（《吴子兵法·治兵》），既练习坐姿又练习起立，由立姿再变成坐姿。蓝永蔚在《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说：“《司马法》和《孙膑兵法》都说，步兵的战斗队形只有采取坐姿时才是最坚固的。所以坐是战士的防御姿态，部队转入防御时，圆阵前行的步卒即以坐姿迎敌。”（第216-21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队列动作：“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吴子兵法·治兵》）既教如何行进，又教如何停止；既教如何向左，又教如何向右；既教如何向前，又教如何向后；既教如何集合，又教如何散开。

    阵法、单兵动作和队列动作，都要反复练习。等到徒手教练达到纯熟的程度后，才进行持弓弩、矛戟、旌旗、金鼓的教练。

    行军宿营：由营舍出发分五步——第一次击鼓先行小集结，第二次击鼓训练布阵，第三次击鼓开饭，第四次击鼓进行检查。第五次击鼓，各单位进入大军的行列。众鼓声合之后，军队就举旗依次出发前进了。在行军途中，部队要遵照行止的劳逸调节，要掌握好避免饥渴失宜的分寸，不要使人马过度疲劳。深谷口、高山顶不能宿营。宿营时左边置旗，右边置旗，后面置旗，中间置中军之旗。

    保养马匹：马的生活环境要舒适，水草要丰足，注意节制马的饮食。马厩要冬暖夏凉。要时常给马刷洗，蹄铁要及时更换。要耐心调教战马，使之不发生惊惶骇怪，奔腾发狂，要使马习于驰逐，并加控驭使之进止有度。“人马相亲，然后可使。”给马以间歇的休息，使马保有余力，“备敌覆我”（《吴子兵法·治兵》）。另外，驭马与骑马的各种套具要完好牢固。

    吴起治理的军队，令行禁止，战斗力很强，大有“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气势（《吴子兵法·治兵》）。魏之“武卒”和楚之“强兵”迭挫强敌，名噪诸侯，便是佐证。

    （四）重视将领作用，严格要求将领。

    吴起十分重视将领的作用。他把良将誉之为“得之国强，去之国亡”的人（《吴子兵法·论将》）。吴起夸大了将领个人的作用，这是唯心史观的反映。但是，吴起重视将才的选拔，仍然给我们以启迪。

    吴起任用将领，条件苛刻，要求严格。他要求将领具备文经武纬的资质，用兵时不惟以杀伐为主，而要做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因势制宜。吴起要求将领必须具备威、德、仁、勇的素质和“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吴子兵法·论将》）的“大礼”、“大节”。将领能足以率领部下安抚群众，能使敌人畏惧，能裁断所有的疑难问题，发布了命令部下无人敢于违反，所到之处敌寇不敢前来挑战。将领必须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一作参机），要慎重把握理、备、果、戒、约五件事。所谓理，就是治众如治寡；所谓备，就是出门如见敌；所谓果，就是临敌而不疑；所谓戒，就是胜而不骄，谨慎如初；所谓约，就是军令简明。吴起要求将领掌握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等用兵原则，并善于重赏重罚，行之以信。

    （五）重赏重罚，行之以信。

    《吴子兵法·论将》：“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于刑，不可不严。”《吴子兵法·治兵》：“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吴起把重赏重罚的实行，看成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 《吴子兵法·励士》），吴起建议魏武侯对建立战功的将领予以宴飨慰劳，让未曾建功的将领也来参加宴飨慰劳活动而予以激励，使之以图立功。

    奖赏的方法大致有四种：

    军功爵：对于那些巧于使用各种兵器、身手骄健轻捷、有生吞敌人决心的人，吴起主张提高这些人的“爵列”（爵位等级）（《吴子兵法·料敌》）。这样，作战时就可歼敌取胜。吴起在西河做郡守时，曾给先攻下秦亭的人赐上田上宅，赐给国大夫。在楚国事楚悼王时，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俸禄（《韩非子·和氏》），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节省开支用来赏赐和供养“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这为商鞅在秦国实行完善的军功爵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例。

    进飨：进飨就是予以宴会慰问。宴会由国君亲自举行，在宗庙的大廷设置席位，列成前、中、后三排，来宴飨有功和无功的士大夫。无功人员进飨并不是奖赏，而是用这种方法激励他们建功立业。建立上等功绩的人员坐于前排，肴席的品质兼有贵重器皿和兼具牛羊豕三牲的上牢食物。次等功绩的人员坐于中排，肴席的品质和器皿依次减等。未曾建功的人员坐于后排，肴席上无贵重器皿。

    颁赐：进飨结束以后，依功劳大小分别等级，又在庙门外对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都有所颁赐，使有功人员的家属共同蒙受光荣。

    劳赐：凡是家中父兄子弟有死于国事的，政府每年都依时节派专人慰问，赏赐给这些家庭实物或钱财，表明政府和国君没有忘记这些殉国死难的人们。

    重罚的情形不可考。但是，从旁证材料看，罚重莫过于斩首。《尉缭子·武议第八》载：吴起率军与秦国作战，两军尚未交锋，一个士卒求战心切，擅自出阵斩获两个敌人的首级。吴起立刻下令杀掉了这个士卒。军吏说：“这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士卒，不要杀掉。”吴起回答：“这是个有才能的士卒，但他违反我的命令，应该杀掉。”

    赏罚要真正起作用，关键在于“行之以信”，即严格执行既定的法规，不能随便废止。魏武侯将吴起“奖有功，激无功，”（《吴子兵法·励士》）罚有罪的主张实施了三年，结果军队战斗力大增。五十万秦军逼近魏国西河边境，魏国的军人自动着甲戴胄，有一万多人向秦军进攻。吴起率五万无功者组成的大 军，加上构造精良的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共同讨伐秦军。结果，五十万秦军被 六万多名魏军击败了。这就是励士有方的功效。

    二、作战思想

    （一）安国之道，先戒为宝。

    吴起在魏国为将和任郡守时，魏国西面受秦的威胁，南面被楚牵制，北面为赵虎视，东面临靠强齐，后路为燕断绝，前面有韩阻滞。魏处在六国中央，四面临敌，魏武侯深为国家的艰难处境担忧。因此，魏武侯向吴起询问使国家安全的办法。吴起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吴子兵法·料敌》）吴起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一个国家即使四面临敌，只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战备不懈，就能有备无患，远避战祸。

    （二）掌握“四机”。

    《吴子兵法·论将》强调指出：“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这是吴起作战指导的基本点。

    机，其本义为弩上发矢的机，引申为机宜、关键等。吴起所说的“四机”，即是指导战争的四种成败得失所系的关键。得其机宜则成，失其机宜则败。“气机”，指的是将领的所作所为对士气盛衰的影响。吴起说：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全赖于主帅的决断与处置。主帅的决断和处置，与士气的盛衰关系极大。“地机”，是指对地形险阻能否认识并利用它。吴起说：地形，或者是路途险狭，或者有名山大塞，这些地方如果利用得当，部署得宜，就可以使敌军不得通过。“事机”，是指破坏离间敌人之事。吴起说：一方面善于使用间谍，一方面又以轻兵往来于战线前后左右之间，以分散敌人的部众，使其君臣互相怨恨，上下级之间互相憎恶，陷入不战自乱、未战先败的境地。“力机”，是指一切有关作战器具的机械力、与人马方面的实际战斗能力。吴起说：车上的管龠和辖键制造得十分牢固，装设得十分妥贴，船上的大桨小桨也极合乎实用而便利，士卒经过训练而战阵如同运用耳目手足一样，战马久经调教而娴习于战场上的驰逐行动。

    （三）因形用权，随机应变。

    与不同类型的将领作战，要运用不同的作战方法。吴起指出：“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兵法·论将》）这就是说，一切作战的要诀，是先行判断敌方将领的智愚巧拙，然后运用我方将领的权谋，就能费小力而获大功。

    吴起认为，智将不可与之勉强决战，应另谋它策。如何“因形用权”，吴起提出了许多方法：如果敌将是一个孤陋寡闻、愚昧无知、因胸无成竹而轻信别人的人，就可以用各种诈术引诱他。如果敌将是一个贪图财利而轻视名节的人，就可以用美人、良马、宝物等收买他。如果敌将是一个轻率变更决心而无一定谋划的人，就用疲劳政策来摆布他，使其陷入困顿不堪的境地。如果敌人上级将领富足而骄奢，下级 官佐贫穷而怨恨，就用各种手段离间他。

    与处于不同状态的敌人作战，要采取不同战法。如果敌人进退犹豫不决，部众对将领丧失信赖而无所依从，可予以震憾性打击而使其溃败。如果敌方下级官佐鄙视他们的将领而心存归志、无意作战，那就要阻断平坦地形的交通，开放艰难崎岖的道路。这样，就可以邀截敌人于中途而击灭之。如果敌人在一地驻扎过久而不移动，惰气充塞，将士均有懈怠之意，麻痹不备，就可秘匿地奇袭之，将敌击灭。

    与处于不同地理条件的敌人作战，要采取不同战法。如果敌人前进容易，退后困难，就可以引诱敌人前进。如果敌人进道险，退道易，就要尽量与敌接近，强迫敌人与我决战。如果敌人处在低下湿洼之地，所积之水不能外泄，又淫雨连绵，可以水淹敌军。如果敌人处在荒野沼泽之中，杂草遍地，荆棘丛生，既幽僻又污秽，又狂风大作，就可以用火攻歼灭敌人。假如敌众武勇，且居险要，右有山，左有水，深沟高垒，以强弩固守，退如山移，进如雨袭，粮食又多。对付这样的强敌，要具备千乘、万骑，还要有相应的步兵，并把我方人员编成五军，多路行动，必使敌困惑而不知如何与我周旋。如敌企图坚守，则派间谍渗透敌人内部，摸清敌人动向。如敌为我瓦解，解兵而走，应适可而止。如敌不听我政治攻势，就斩敌来使，发动攻击。如战胜不必穷追，以防中计；如不利就迅速撤回，以防为敌所乘。如与敌相遇于溪谷中，附近地形多险阻，而且敌众我寡，就迅速脱离敌人；假如条件不允许退走，就坚决鼓噪向敌进攻，乘敌混乱而破之。

    因不同性质的军队和不同原因而发起的战争，制胜的办法也有所不同。吴起指出：大凡战争之所以发起的原因可分为五种：一是为争名位，二是为争利益，三是因为有积恨深怨，四是因己国或敌国发生了内乱，五是因为己国或敌国发生了饥荒。其进行战争的军队也有五种：一称为义兵，二称为强兵，三称为刚兵，四称为暴兵，五称为逆兵。这五种性质的军队，对它作战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战法。如果是义兵，就要用礼来折服它；如果是强兵，就要用谦来折服它；如果是刚兵，就要用辞来折服它；如果是暴兵，就要用诈来折服它；如果是逆兵，就要用权来折服它。

    吴起将军队性质分为五种，这在先秦兵书中尚不多见。这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当然，吴起对于军队性质的归纳并不是精确的。吴起把战争起因分为五种，则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掩盖了战争的实质。这是不足取的，应该批判的。

    因不同国家的战阵，而采取不同的战法。

    吴起的破阵之谋是很精深的。他把齐、秦、楚、韩、赵、燕六国的战阵，与这六国的民俗风情、政情结合起来考察。吴起首先指出了六国战阵的特点：“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指韩、赵）阵治而不用。”（《吴子兵法·料敌》）原文“阵”作“陈”，因为“陈”通“阵”。接着，吴起分析了六国战阵的弱点，指出了破六国战阵的办法。

    齐国人心性刚烈，其国富饶，君臣骄奢而傲慢百姓，俸禄上厚下薄，因而上下离心。战阵前重而后轻，其阵虽有纵深但不坚固。破齐阵的办法是：三分我军，袭击齐阵之左右，迫使他撤退而追击之，即可为我所破。

    秦国的民性是好勇斗狠，政令严肃，赏罚分明，国人互不逊让，都有争斗之心，秦地形险阻，故阵散而各自为战。破秦阵的办法是：先以小利引诱其士卒，敌必贪利出阵，我则乘其散乱而击，其将领可获。

    楚国民性懦弱，政令烦忧，百姓疲惫。其军阵虽整齐，但缺乏韧性。我方打击楚军的方法是：袭扰敌驻所，先夺其军心；速进速退，使敌疲困劳顿。如此，楚军就会疲于奔命而败北。

    燕国民性诚朴，习于拘谨，好勇尚义，但缺少诈谋奇计，其军能固守阵地而不轻易败走。我方打击燕军的方法是：或接近而压迫之，或凌辱又远引他去，或在其背后往来驰逐，使其将领满腹疑虑，使其下级惶恐震动。

    韩、赵二国民性和顺，但其民为战事疲惫，并谙熟兵事，轻视将领，对俸禄不甚关心，士卒缺乏敢打硬拼精神，紧要关头不愿效命。我方破韩、赵战阵的方法是：用强大的兵力恐吓它，压迫它。如前来就与之对战，如引去就立即追击。

    （四）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子兵法·料敌》：“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只有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发动攻击，才能胜敌。吴起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时机：敌人由远方而来，作战部署尚未就绪，如此，可击；敌军饭已吃完，一切戒备尚未着手，如此，可击；部众奔驰狂走，秩序混乱，如此，可击；勤务烦劳，精疲力倦，如此，可击；未得地形之利，部署失宜，如此，可击；有良好机会未能把握，无所作为，如此，可击；长途跋涉，后尾尚未休息，如此，可击；涉水之际，前半已过，后半未来，如此，可击；道路陕隘，敌军不便发挥威力，如此，可击；各类旗帜混乱不整，决心不定，部署纷更，如此 ，可击；阵线前移后，左移右，屡次变动，如此，可击；将领脱离士卒，军中无主，如此，可击；军队精神困惑，惶恐震骇，如此，可击。凡此十三种情况，均属敌方之危机所在，必须趁此时机，以我精锐部队向敌冲击，先将敌击溃，再迅速扩张战果，连续进击，不得迟疑。

    （五）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吴子兵法·料敌》），是吴起作战指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吴起认为，向敌进击的有利情况有八种：一，风大天寒的时候，夜晚还行止不定，冒险破冰渡过湖沼河川。二，正值盛暑酷热之时，休息与行动都没有调节，驱使饥渴的士众进行远距离行进。三，军队在外旷日持久，粮已食尽，百姓怨怒，谣言屡起，将领无法加以制止。四，军需物资匮乏，又多阴雨，企图四出掠夺以济困难，但无物资丰足的地方。五，部队很少，水源缺少，地形不利，人马疾病流行，四邻国家又不来相助。六，路途遥远，尚在途中而日已近暮，士众又疲劳恐惧，饥饿不堪，卸下衣甲正在休息。七，将领不学无术，无领导统驭能力，士卒心里动摇，三军惊惶，又没有其他部队增援。八，布阵尚未就绪，宿营尚未完毕，在崎岖的道路上趑趄行进。

    吴起认为，避免与敌人作战的因素有六种：一，领土广大，人民富足而又众多。二，政府爱护百姓，恩惠所施遍及各层。三，有功必赏，赏能守信，有罪必罚，刑能明察，而且赏刑适时。四，有功的必依功定其序列，任用的人德才兼备。五，军队数量众多，装备精良。六，四邻的国家均与之合作而予以援助。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中期卫国人，本名公孙鞅，也称卫鞅。公孙鞅早年做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后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因功秦孝公以於（音乌，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商洛镇）之地十五邑封给公孙鞅，号为商君，因此历史上称他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他在魏国研究过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等的变法经验。他携带《法经》由魏入秦后，推行了历史上着名的“商鞅变法”。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实践。商鞅变法，包括了军事领域的变法，其变法要点是：一、重农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二、“一民于战”的重战思想（《商君书·画策》）。三、“用兵之道务在一赏”的军功爵思想（《商君书·算地》）。商鞅不仅在军事领域进行变法，而且还担任军事要职，并领兵作战。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任左庶长，掌握秦国军政实权。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升为大良造，地位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商鞅亲率大军围攻魏国旧都安邑，魏军被迫投降。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 率兵攻魏，占领了魏的固阳。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兵攻魏，大破魏军，俘虏了魏国主将公子卬，迫使魏国交出了黄河以西的部分土地（参见山东大学《商子译注·附录·商鞅生平大事年表》，齐鲁书社1982年10月版）。毋庸置疑，商鞅不仅是着名的法家学派的政治家，也是驰名当世的着名军事家。有书为证。《荀子·议兵》：“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汉书·刑法志》：“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诸篇籍。”《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公孙鞅》二十七篇，说明商鞅着有兵书，惜已亡佚。

    商鞅的军事思想，集中 反映在《商君书》一书中。“《商君书》亦称《商子》，旧题‘商鞅撰’。汉代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有些是商鞅的着作，有些是商鞅一派法家的着作，不出一时、一手，是商鞅学派着作的汇编。”（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商君书》“成书时间大约在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51年）的晚年。”（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前言》）

    《商君书》比较通行的校注本，有清人严可均校本（莫友芝传抄本、伦明传抄本，北京图书馆藏），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今人高亨《商君书注译》，山东大学《商子译注》。本文所录正文采用山东大学《商子译注》本。

    一、重农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

    “重农重战，是我国古代法家一贯的重要思想，而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这一思想的是商鞅。”（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农战·内容提要》）重农重战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农战提要》）。重农和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是商鞅及法家学派军事思想的基石，是应该第一个提出来研究的。

    商鞅的重农和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在《商君书》的许多篇中都有论述。这些篇目是：《垦令》，《农战》，《去强》，《说民》，《算地》，《一言》，《战法》，《兵守》，《勒令》，《来民》，《赏刑》，《画策》，《境内》，《弱民》，《外内》，《君臣》，《慎法》，共计十七篇。现存《商君书》只二十四篇，其中十七篇论述到了重农和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可见商鞅是多么重视这个问题。

    商鞅多次将重农和重战对举，并反复指出，农战是治国的要领，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认为唯有专一于农战才可以成就王业。

    商鞅认为，专一于农耕是战的前提，战是专一于农耕的结果。《商君书·农战》：“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一则少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一，抟之也。国作一一岁者，十岁强；作一十岁者，百岁强；修一百岁者，千岁强。”正，治理。纷纷，众多的样子 。信，诚实。重居，看重自己的田宅，不轻易迁移。一，专一于农耕，一般释为专一于农战，不准确。通观《商君书·农战》全篇，本节引文中的“一”释为专一于农耕比较符合文章的原意。外用，用来对外作战。死制，愿为法制效死。商鞅把民众可以用来防守攻战的初始原因归结于“令民归心于农”。他的思维逻辑是：民众专一于农耕，民众就朴实而便于统治，民众再多也容易役使，民众诚实就可以防守攻战。商鞅还认为，少诈而重居，赏罚激励，对外作战，民众亲附国君而为法制效死，其原因是民众“旦暮从事于农”。“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商鞅把国家的强盛和王业的成就归之于农耕了。是不是“令民归心于农”民众就可以防守攻战，这要研究，但商鞅把农耕和战争联系起来思考的军事经济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值得指出的是：商鞅肯定了农是强兵的基础。他说：“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一，抟之于农而已矣。”（《商君书·农战》）

    为了开垦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商鞅在《商君书·垦令》中提出了二十条措施，集中体现了他重农和重战相结合的军事经济思想。这二十条发展封建经济的措施的主要内容，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概括成三条：

    （一）加强国君集权；统一 国家法令、制度，实行“百县之治一形“訾粟而税”；建立一个官属少，效率高的行政机构。

    （二）限制贵族特权，抑制商人，主张用加重赋税、徭役，控制粮食买

    卖，禁止雇工，提高酒肉价格，统一管理山泽资源等经政策，来驱使贵族余

    子、依附于贵族及商人的食客、游民等闲散劳力去垦荒务农。

    （三）采取重刑连坐、不准擅自迁居等强制手段，将农民牢固地束缚于

    土地之上，以保证垦令的推行。（《商子译注·垦令·内容提要》）

    商鞅认为，大力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尽量发掘自然资源，使山林财物得到充分利用，生产充裕的粮食，才能富国强兵。为此，他对国家进行全面规划，提出了“任地待役之律”。商鞅指出：“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材（依《商君书·来民》篇改——引者注），薮 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商君书·算地》）即是说，治理国家，合理利用土地应是：山林占十分之一，沼泽湖泊占十分之一，山涧河流占十分之一，城镇道路占十分之一，坏田占十分之二，好田占十分之四。这是古代有作为的帝王所规定的正确原则。因此，治理国家如果分给农民的土地是小亩，五百小亩土地，其地税收入刚够一个士兵的耗费，这说明地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方百里的土地，只出兵士一万人，这个数目也是小的。按照正确的原则办，开垦的土地足够养活民众，修筑的城镇道路足够安顿民众，山林、湖泊、山涧的产物能够满足需要，沼泽湖泊的堤坝也足以贮存水生资源。因此，军队出征，粮食充足而财物有余；按兵不动，兵民共耕而经常有丰足的积蓄。像这样，才是合理利用土地和随时准备征战的原则。

    商鞅为了帮助秦国解决农战不能两全的矛盾，提出了招来三晋（韩、赵、魏）民众来秦垦荒的措施。商鞅分析了秦国当时地广人稀、“人不称土”的矛盾和三晋“土狭民众”、土不足以养民的状况，指出“三晋之民”之所以不肯西来秦国，是因为秦国没有实行优惠的来民政策。商鞅建议用优惠的条件招来三晋民众。“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着）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商君书·来民》）为了解决农和战的矛盾，商鞅提出：“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商君书·来民》商鞅的建议，颇有当今中国的开放、搞活的味道。他的这一措施，颇为大胆、新奇。

    商鞅主张根据人民在农耕中的功绩授爵任官。他指出：“善为国家者，其教民也，皆作一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商君书·农战》）游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这“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因此要压抑“五民”，实行“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做到“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一于战。”（《商君书·算地》）

    二、“一民于战”的重战思想

    “一民于战”（《商君书·画策》）的重战思想，是商鞅军事思想的核心，值得大书。

    《商君书·画策》）：“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败）者也。”商鞅把打仗作为“国之所以兴”和“国安、主尊”的根本条件之一（《商君书·农战》）。商鞅还认为，打仗是防止毒素在国内泛滥的根本手段。《商君书·去强》：“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虱官，据高亨《商君书注译》，“官”字疑是“害”字，当作虱害，其说可信。

    怎样做到“一民于战”呢？商鞅采取了三点措施：（一）用重战的思想统一人们的言行，即“一教”（《商君书·赏刑》）。（二）重法，“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商君书·外内》），“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慎法》）（三）“边利尽归于兵，”（《商君书·外内》）“按功而赏”（《商君书·君臣》）。

    商鞅认为，明法与重战，二者必须结合。《商君书·弱民》：楚国“地非不大也，民非不众也，甲兵材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释权衡而操轻重者。”这段话阐明了战胜、守固同法治的关系。《商君书·御盗》：“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故轻法不可以使之。”“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 要民众从事战争，必须用重法驱使。这是《御盗》篇这段话说明的道理。

    《商君书·战法》：“凡战法必本于政胜”。作战取胜的方法，一定要以政治搞好为基础。《商君书·画策》：“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这句话也含有先搞好政治基础的意思。商鞅看到了政治同作战取胜的联系。商鞅不只一次谈到政治同打胜仗的联系。《商君书·立本》：“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即是说，用兵打仗，取得胜利要有三个步骤：战争发生之前就要建立法令制度，法令制度建立才能形成重战的社会风气，重战风气形成才能做到物资装备齐全。这三个步骤必须先在国内实行了，然后才可出兵打仗。《商君书·弱民》：“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政务精简，国家就能治好；空谈止息，兵力就会强大。民众变强以后能够采取削弱强民的办法去治理，兵力就会越来越强。

    商鞅认为，军队必须有旺盛的士气和顽强的斗志才能打胜仗。用商鞅自己的话说，就是“刚斗其意”、“民勇者战胜”。 《商君书·立本》：“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誉目，依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之说，“目”为“其”的错字。“誉其”二字颠倒。就是说，仅依仗兵员众多，就像用茅草修盖的房屋；仅依仗装备美观整齐，叫做取巧；仅依仗虚名，叫做自欺欺人。这三项只要仅仅依仗其中一项，他的军队就会被打败。所以说，强大的军队必须使战士具有坚定顽强、敢于斗争的精神，战士有斗志才肯尽力作战，肯尽力作战就会无往而不利，这样才能无敌于天下。《商君书·画策》：“民勇者战胜，民不勇战败。能一民于战者，民勇；不能一民于战者，民不勇。”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画策》：“一，专一。一民于战，使民众专一于战争。”

    “兵大律在谨”（《商君书·战法》）。用兵的重要原则在于谨慎。这是商鞅的一条重要的用兵原则。《商君书·战法》：“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即是说，出兵时要分析敌情，政治上不如敌人，就不要同它交锋；粮草储备不如敌人充足，就不要同它作持久战；敌众我寡，就不要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敌人各方面都不如我方，就毫不迟疑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所以说，用兵的重要原则在于谨慎。《商君书·战法》还说：“其过失，无敌深入，偕险绝塞，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此其道也。故将使民，若乘良马者，不可不齐也！”山东大学《商子译注·战法》：“此其道也”中的“此”，疑作“北”，败北，打败仗。“若乘良马者”中的“若”，原作“者”，据文义改。本文依《商子译注》之说。整句话的意思是，战争中的过失，在于轻敌深入，处于危险和受阻塞的境地，士兵精疲力尽，又饥又渴，再加遇上疾病，打败仗就成为必然的了。所以将帅指挥军队，就像驾驭良马的人一样，不可不谨慎对待啊！

    “四战之国务在守战。”（《商君书·兵守》）四面受敌的国家要致力于防御。看来，商鞅在制定军事战略方针时还是从具体国情出发的。《商君书·兵守》：“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四战之国，东西南北四面受敌的国家。守战，指防御战。”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举，与‘兴’字形近义复，应删去。”这段话是说：四面受敌的国家要注重防御，背靠海的国家要注重进攻。四面受敌的国家，好骚扰四邻的，必然危险。因四邻的每个国家发动一次战争，自己就得出兵四次去抵抗敌人，所以说国家危险。四面受敌的国家，不能用万户人家的大城镇来驻扎数以万计的庞大守军，国家就危险。所以说，四面受敌的国家要致力于防御。

    “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商君书·兵守》）。用自己有生气的力量来和敌人消耗殆尽的力量作战。商鞅阐述的这条用兵原则，体现了以逸待劳和后发制人及要有顽强斗志的原则。商鞅指出：“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其城拔。”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有城之邑，有城墙的都邑。死人之力，抱有决死之心的军民力量。客，指进攻自己的敌方。生力，未经消耗的力量。”《商君书·兵守》：“若死人之力也，客不尽夷城，客无从入，此谓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假如用抱有决死之心的军民力量来防守，敌人若不能最终把城攻破，就无从侵入城内，这就叫做以抱有决死之心的军民力量同敌人未经消耗的力量作战。商鞅还阐明了“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的含义。《商君书·兵守》：“城尽夷，客若有从入，则客必罢，中人必俟矣。以佚力与罢力战，此谓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罢（音皮），通‘疲’。中人，指城中的人。佚，通‘逸’。生人力，有生气的力量。死力，消耗殆尽的力量。”因此，《商君书·兵守》还指出：“皆曰：围城之患，患无不尽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将之过也。”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三，根据本段文义，疑是‘二’的误字。二者，指‘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和‘以生人之力与客死力战’。”本文依此说。即是说，大家都说：敌人来围城攻打，怕就怕的是防守的军民不拼死到底。这两项不是怕做不到，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将领的过错了。

    《商君书·兵守》：“守城之道，盛力也。”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盛力，指增强防守城池的力量。”《商君书·兵守》：“故有客，治簿檄。三军之多，分以客之候车之数。”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有，原文作‘曰’，根据文意改。治，整理。簿，军籍名册。檄，古代用于征召士兵的文书，包括军事命令、布告等。候车，侦察的车子。”即是说，如有敌人来犯，马上照册征兵。三军的人员，要按照敌人前哨兵车的多少分头迎敌。“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商君书·兵守》）。《墨子》中也有关于男女老小守城记述。《墨子·备城门》：“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丈旧作大，四千脱四字，依王引之订）。《墨子·旗帜》言女子为梯末之旗。《墨子·号令》言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又守城之赏及於男女老少。三军的任务各不相同。“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兵守》：“盛食，饱食也。陈俗作阵。”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厉兵，磨快兵器。”《商君书·兵守》：“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徙徙之，不洽而熯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兵守》：“《说文》：‘垒，军壁也。’负垒，盖出在壁外。”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兵守》：“耕格，当作‘柞格’，······古代捕捉兽类的一种陷阱，这里指对付敌人的陷坑。发梁撤屋，拆桥扒屋。徙徙，原文作‘从徙’，根据文意改。徙，迁走的意思。熯，借为‘燃’。”整句话是说，壮女的一军，让她们吃饱饭，背起土笼，严阵待令；敌人到来，就运土筑成障碍，挖好陷阱，在城外拆桥扒屋，来得及运走的就运走，来不及运走的就烧掉，使 敌人得不到攻城的器材。《商君书·兵守》：“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老弱的一军，让他们放牧牛马羊猪，把草木中可以吃的东西收集起来，饲养这些牲畜，以取得壮男壮女之军的食物。“慎使三军无相过。”即严令三军不得互相往来。这是《商君书·兵守》中阐述的守城的原则。所以这样，是怕奸民破坏和削弱三军斗志。

    “以大武摇其本”（《商君书·来民》）。用强大的武力去动摇不服从国家的农耕和粮食（本）。战争，不仅是军力的竞赛，而且是经济力的竞赛。商鞅指出：“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商君书·来民》）。围，借作“违”。《周书·大武》：“四时：一、春违其农，二、夏食其谷，三、秋取其刈，四、冬冻其葆。”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来民》：“以大武摇其本，······其字······指敌国。”“乃简书之说曰：‘原书之意，谓先以武力摇动六国之根本’”。山东大学《商子译注·来民》：“陈其宝，指发掘他储存的粮食。一说，宝，国宝。陈其宝，指征服他的国家。”本文依发掘储存粮食之说。商鞅把“以大武摇其本”作为一条用兵原则，的确有他独道之处。

    三、“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的军功爵思想

    商鞅指出：“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商君书·去强》）。是说，兴兵攻打敌国，按照军功的大小授爵、任官，就必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商鞅还指出：“用兵之道务在一赏。”（《商君书·算地》）用兵的原则，在于统一赏赐。可见，商鞅是把军功爵制当做实行他的重战政策的一个有力措施。军功爵思想，在商鞅的军事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实，军功爵思想并不始于商鞅。我在拙作《吴起评传》中曾发表过如下浅见：吴起是第一个提出军功爵思想的人。对于那些巧于使用各种兵器、身手骄健轻捷、有生吞敌人决心的人，吴起主张提高这些人的“爵列”（爵位等级）。这样，作战时就可歼敌取胜。吴起在西河做郡守时，曾给先攻下秦亭的人赐上田上宅和国大夫。在楚国，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削减官吏的俸禄，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节省开支用来赏赐和供养“选练之士”。这为以后商鞅在秦实行完善的军功爵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例（见傅平安、丁地树主编《中国古代着名军事家评传》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然而，商鞅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吴起的军功爵思想。商鞅提出了周详的军功爵理论，实行了完备的军功爵制度。就军功爵理论的周详和制度的完备而言，在先秦军事思想史上，当推商鞅为第一人。

    商鞅深信，军功爵的实行，能够激发民众杀敌立功的热情，能够换来国家的强大和安宁。《商君书·算地》：“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出使民致死，则胜敌。”《商君书·说民》：“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勇民使之以赏则死。”即是说，民众勇敢，就用他们所追求的东西（爵禄）加以赏赐；用赏赐鼓励勇敢的人，他们就更会去拼命。《说民》篇还指出：“赏出一则四难行。······四难行则兵无敌。”山东大学《商子译注·说民》：“四难，除农、战以外，在本书中找不到直接说明。”“赏出一，赏赐只加于农战一个方面。”是说，赏赐只出农战，四难即可推行。四难推行了，军队就所向无敌。《商君书·勒令》“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勒令》：“少赏，指赏赐专用于农战。死赏，肯为赏赐而死。空，孔。一孔，指农战。利出一孔，利禄只出于农战一条途径。下文二空指两条途径，即农战以外还有其他途径；十空，指多种途径。”意思是说，加重刑罚，少给赏赐，这就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也肯为赏赐效死。利禄只出于农战一条途径的，这个国家就无敌于天下；如果还有农战以外的第二条途径，那么这个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要是有许多途径，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

    商鞅看到了法治的推行和增加财富的关系，以及增加财富和优厚赏赐的关系。《商君书·立本》：“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治，山东大学《商子译注》释为政治，而邱少华、牛鸿恩释为法治（《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526页）。本文依邱、牛说。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立本》：“货积，指财富增加。重，多、优厚的意思。”整句话是说：法令得以推行就会增加财富，财富增多了赏赐才能优厚。

    商鞅反对“私赏”。 《商君书·算地》：“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算地》：“私赏：私人的赏赐。抟：通‘专’。”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算地》：“抟，聚，集中。”意思是说，禁止下面私人的赏赐，那末，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对敌，民力集中对付敌人就会打胜仗。

    商鞅主张刑赏并用，“重刑轻赏”（《商君书·去强》）。《商君书·算地》：“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赏赐是用来辅助刑罚的。《商君书·去强》将刑和赏的比例作了区分：“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成就王业的国家，九分刑罚一分赏赐；强盛的国家七分刑罚三分赏赐；削弱的国家刑罚和赏赐各占五分。《商君书·弱民》：“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用刑罚进行治理，民众就听从役使；用赏赐鼓励作战，民众就不怕死。

    商鞅认为，治理国家，赏、刑、教要统一，三者不可偏废。《商君书·赏刑》：“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山东大学《商子译注·赏刑》：为，治理。一，统一。听，听从。明赏不费，理想的赏赐并不破费财物。明刑不戮，理想的刑罚就不需要杀人。明教不变，理想的教化，就能使国家良好的政治风气不变。民务，民众应该做的事。异俗，指鄙视农战的社会风气。犹，通“尤”，极。无，不用。商鞅解释说：“所谓一赏者，得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所谓一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所谓一教者”这句话较难懂，意思是说：所谓的统一教育，就是对于那些所谓博闻、辩慧、信廉、讲礼乐、重德行的人，对于那些集结党羽、互相标榜、诋毁别人的人，不让他们得到富贵，不许他们议论刑罚，更不准他们特意创立私家学说向国君陈述。

    商鞅主张按照实际功绩授予爵位，即《商君书·错法》中的“唯爵其实”。《商君书·勒令》：“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智谋，以盛勇战。以盛智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家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官爵，这叫做用大智进行谋划，用大勇进行作战。用大智进行谋划，用大勇进行作战，这样的国家必然无敌。《商君书·修权》还指出：“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给予的赏赐俸禄如果跟功劳不相称，战士就不肯效力。“上以功劳与，则民战。”（《商君书·君臣》）“赏随功”，“赏高”（《商君书·禁使》），真正做到“唯爵其实”。

    商鞅忧虑“爵行而兵弱”的现象发生，他认为这是“国之患”（《商君书·错法》）。商鞅分析了“爵行而兵弱”的原因：“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商君书·错法》）据《商君书·君臣》篇，“便 ”字下当有“辟”。便辟，靠巴结奉承而取得国君宠幸的人。这句话是说：这是因为国君只看重那些巴结奉承、求情拜托的人，而把有功劳的人放在一边。这样，虽然授予了爵位，军队却削弱了。商鞅认为，“禄爵者兵之实也”（《商君书·错法》），禄爵是军队强大的动力。《商君书·错法》：“行赏而兵强者，禄爵之谓也，禄爵者兵之实也。”因此，国君授予禄爵时要“道明”，即原则正确，“道明则国日强”。所以，赏赐禄爵的原则正确与否，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明君使用臣下，“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曾对秦国原有的爵位制度加以改革，定秦爵为二十级。《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按照军功授爵位的制度和办法，主要记载在《商君书·境内》。我将战时的奖惩情形分述如下：

    有爵位的人请求庶子的情况：庶子，是指给有爵者服役的人。有爵位的人可以请求无爵位的人做庶子，每一级爵位可以请一个庶子。有爵位的人不服军役时庶子每月服役六天；有爵位的人服军役时，庶子要跟随军中服侍有爵位的人。

    “其战也，五人束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束，原作“来”。孙诒让《札迻》：“‘来’疑当为‘束’。”据改。羽，高亨《商君书新笺》：“羽当作兆，形似而误。兆借为逃。”其说可信。轻，孙诒让《札迻》：“轻当为刭。”刭，指刑罚。即是说，打仗时，五个人在一个名册上编为一伍。五个人中一人逃跑，就对其余四人用刑。如果谁能得到敌人首级一颗，就免予处罚。

    “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屯长，伍长的别名。《周礼·夏官·司马》：“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尉缭子·兵教上》：“伍长教其四人。”可见伍中有伍长一名。《周礼》中还称伍长为“公司马”。“百人一将”中的“将”，其实是“百夫长”（《史记·周本纪》）、“卒长”（《周礼·夏官·司马》）的别称。统领一百人的军官称为“将”，不如称“卒长”、“百夫长”确切。商鞅可能是出于鼓励杀敌立功的动机，将统领一百人的军官称为“将”。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不得，没有得到敌人的首级。盈论，算是达到了标准。

    “战及死吏，而轻短兵，能一首则优。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孙诒让《札迻》：“‘吏’当为‘事’，‘轻’亦当为‘刭’。”死事，指将官死于战事。能一首则优，孙诒让《札迻》：“‘能’下当脱‘人得’二字。‘优’当为‘复’，形之误也。上文云‘能人得一首则复’，可证。”整句话是说：在战争中军官被杀，就对他的卫兵用刑，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的，就免于刑罚。在围攻敌人城池时能斩获敌人首级八千以上，就算达到了规定的标准；野战中斩得敌人首级二千以上，就算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官吏从操、校以上到大将，军中所有官吏都给予赏赐。

    官爵升迁的具体情形：

    “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袅；故爵簪袅，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注：“故爵，旧爵，指本人原来已有的爵位。”“就，指官爵的迁升。”“故爵簪袅”四字、“不更就”三字依高亨本增。旧爵是公士，就升为上造；旧爵是上造，就升为簪袅；旧爵是簪袅的升为不更；旧爵是不更的升为大夫。

    “故爵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注：“县尉，掌管一县军事的官。虏，俘虏；奴隶。”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境内》：“加五千六百：再赏给五千六百钱。高亨说，‘加’为‘化’字之误，‘化’借为‘货’，钱币。”旧爵是大夫，官职是县尉的，就赐给俘虏六个，钱五千六百。

    “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注：“为国治，指在朝廷担任某种官职。”官大夫，原文作“大夫”，据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补“官”字，下句“官”字亦据朱说补。“故爵公大夫”五字、“故爵公乘”四字系高亨据俞樾说补。税邑，即食邑。即是说，旧爵是大夫，在朝廷担任某种职务的，升为官大夫；旧爵是官大夫的，升为公大夫；旧爵是公大夫的升为公乘；旧爵是公乘的升为五大夫，并赏给他三百户人家的地税。

    “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注：“赐税，孙诒让说：‘上云税邑赐邑，此云赐税，义同文异。’有赐税三百家，意思是除原来有三百家的地税之外，再增加三百家。一说，赐邑是把邑赏给臣下，做为封邑；赐税只是把地税赏给臣下。受客，当作‘受客卿’，指就任客卿的官位。一说，受客，养客。”

    “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大将以及给大将驾战车和作参乘的官员，都赏给爵位三级。

    “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注：“客卿，官位的一种。相，辅佐。客卿相，客卿做辅佐的官。正卿，比客卿高一级的官位。”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境内》：“论盈：当作‘盈论’。”可信。原来是客卿或做了辅佐官的，立的战功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就升做正卿。

    “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故爵五大夫”五字原文没有，据俞樾《诸子平议》补。大庶长，据高亨《商君书注译》，应是“左、右庶长”之误。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四更，可能指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秦第十六级爵位，又称大上造，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国兼将军的职位。”即是说，旧爵是五大夫的，升为左庶长，再升右庶长；原来是右庶长的升为左更；左更经中更、右更、少上造，升为大良造。

    “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以，通“已”，结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五：“故”犹“而”也。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暴首，陈列所斩得的敌人的首级。三，三天。校，核对。不疑，指经核对无误。致，给，赏赐。劳爵，指军功爵。甲首，指军官的头。益，赐，给。一，全，一律。除，指给予。入，原文作‘人’，根据朱师辙说改。兵，指军队；官，指政府。”邱少华、牛鸿恩指出：“甲首：甲士的头。甲，甲士，披甲持械的武士。”（《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境内》）邱、牛说可信。即是说，战争以后，把所杀敌人的首级陈列三天，加以核对。经过三天，将军凭借无可怀疑的事实，把爵位赏给士、大夫。如果能得敌人甲士的一个首级，就赏给一级爵位，增加一顷田地，增加九亩住宅，一律赐给一个庶子。这样，才能在军队和衙门中做官吏。

    “高爵罢，无给有爵人隶仆。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罢，原文作‘能’，根据孙诒让说改。”高爵位的人被罢免后，不再给他有爵位者应享有的奴仆。爵位二级以上的，犯了刑罪就降低他的爵位等级；爵位一级以下的，犯了刑罪就取消他的爵位。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墓树，在坟地上植树。”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商君书·境内》：“级一树：每增加一级，就多种一棵树。”就是说，小夫以上到大夫，死了以后，他的官级每增加一等，他坟上就多种一棵树。

    在攻城围邑的战斗中，对挖工事的徒、校的奖惩：“先已者当为最启；后已者訾为最殿，再訾则废。”即先完成任务的评为头功，后完成任务的评为末等，两次被评为末等的就不评功。

    对陷阵之士的奖惩：“陷队之士知疾斗，不得，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则一人后。不能死之，千人环，规谏黥劓于城下。······其先入者，举为最启；其后入者，举为最殿。”（未注名出处的，均见《商君书·境内》）陷队之士，冲锋陷阵的士兵。队五人，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境内》：五，可能是“已”的错字。人，可能是“入”的错字。意思可能是：全队冲进城内。全段文字的意思是：冲锋战士知道疾速战斗，不能完成任务的就要杀头。全队冲进城的，就赏给这个队的战士每人爵位一级。冲锋战士如果被打死了，就由他家里的人来继承他的爵位。冲锋战士如果不能拼死向前，在千人面前车裂示众，如有谏阻求情的，就在城下对他用刺面和割鼻子的刑罚。先攻进城去的，列举为头功，后攻进城去的，列举为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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