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时五十一岁的九床紧闭双眼，头微微弓起，往一旁歪去。守在病床边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妻子，一个是妹妹，刚开始很难弄清谁是妻谁是妹妹，消瘦一点的那个，挽着袖子麻利地为九床翻身拍背吸痰喂食，以及倒尿擦身；而稍微矮胖的另一个，总是客客气气地站在旁边，递去这个接过那个，消瘦一点的那个吩咐一声，她做一下，不吩咐她就什么都不知怎么做。空闲下来时，消瘦一点的那个对别人说。这是我嫂嫂。又指指病床说，这是我哥哥。好像怕人不理解，她进一步解释说，我嫂嫂不认字，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妈妈逼我来照顾我哥哥，我这个做妹妹的只好来了。她是个表达能力相当好的人，五官也长得醒目，脸蛋是目前全球都流行的那种“巴掌脸”，很小很精致，却已经年老色衰了，而且也不修饰，衣服松松垮垮地罩着，好几天都没有换洗过的迹象。按医院的规定，每张病床每晚可花两元钱租一张小折叠椅，再花两元钱多租一张却不行，因为病房小，放不下。九床的妻子和妹妹就面临着只有一个人晚上能够有折叠椅可睡，这个人一直都是妹妹。妻子本来也可以到外面住宾馆，但宾馆要钱，她舍不得，就抱了一张草席，铺在病床的底下。地面不是木板的，是水泥，直接躺在上面一天天睡下去，是要得病的，但九床的妻子不在乎，似乎也不太懂那个理，
病倒之前九床是郊县一个乡镇的小学教师，“文革”后考上师范的，从教二十多年，几乎就没病过，在一天夜里没来由突然就病倒了，病成这样。他与妻子结婚应是在上师范之前，很多当年的“三届生”命运都类似。因为要搞一场挂有“文化”之名的运动，他们却失去上学学文化的机会，许多曾有万丈雄心的人，远远望着紧闭的大学校门，怎么悲鸣哀叹都没用。个人命运从来都是单薄无力的，比秋风中的落叶还孤独无奈。只好回到田里，只好闭眼草草与一女人成亲。以为终其一生不过如此了，竟又恢复高考。考上了之后，亲情、道德、良心等等都已经牢牢将其铐上了，总之甩掉身后的家庭比安天还难，就苟且着吧，万千的痛都隐在深处。当然，这说的不一定就是九床，难保九床也有自己很受用的状态。他的妻子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甚至从姿色上说，也属于最乏善可陈的那种。不过男人娶妻，也有不图其他，唯求一个贤良的标准，而至少从外观上看，九床的这个妻子是贤良到极致了。除了舍不得花钱住宾馆，她还舍不得多吃饭吃菜，衣服就更不用说了。天气转凉，邻床一位病友的家属看她穿得单薄，缩着身子微微打颤，就回家拿来旧毛衣，她感恩戴德一番道谢，转个身立即穿到身上，一穿一个季节。
按九床的妹妹说，她哥哥有医保，但花掉十一万块后，医保就截止了，不肯再付。这好像是土政策，其他地方的医保似乎没有类似的规定。反正接下去九床所医所治就得自己出钱了。钱出得很多，每天挂瓶、打针、特级护理等等加在一起至少都要上千元，如果再要进行康复训练，还得再花几十元。康复师也来训练了几次，不过推推腿揉揉手而已，似乎也不太难，妹妹站在一旁很用心看几次，就自己动手，每天上午下午各操练一次。整个过程她哥哥一如既往闭着眼，反正任其摆布，脑袋随着妹妹的动作无助地晃来晃去。
九床有三个儿子，大的本来面临结婚，谁知本来打算出钱操办婚礼的父亲却病倒，所有的钱都成了医药费，还得源源不断地到处借钱，因此背下一大堆债。大家不免猜测，这可能是大儿子一直没露面的主要原因。病区里谁也没见九床的大儿子。
二儿子在深圳打工，据说所挣的工资连自己衣食住行都勉为其难。
小儿子正在读大学，只要有假期，哪怕五一、国庆七天假，他也会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赶来，顶上姑姑的缺。小儿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面色忧郁，但温文尔雅，客气礼貌，护理上也很用心，连导尿袋满了，也是他动手去接出倒掉，脏臭都不在乎。闲下来，则坐一旁，佝着身子，捧书静读。周围的病友家属就感叹，说这样的孩子现在真是太少了，这么孝顺懂事。他听了，笑笑，继续看书。他一来，九床的妹妹就要回家歇几天，她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女儿有丈夫，本来也还有工作，在乡办企业里一个月也能挣一千多元，已经都放弃了，不能连偶尔回去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九床还有三个兄弟，他是老二，下面一个弟弟办工厂，有点资金，也有些社会关系，都是这个弟弟在不遗余力地跑医保跑医疗救治。另有一个兄长在外地工作，一两个月就会坐火车大包小包地赶来，一来就嗓子奇大地骂人，主要是骂妹妹，骂她给九床揉手推腿拍背的次数不够，就自己动了手，将九床侧过身，以一股擂石敲山的巨劲，劈劈啪啪地拍打下去，声音惊心动魄。妹妹苦着脸悄悄跟别人说，我哥哥会被打死的。但动手打的人也是她哥哥，真的没办法，她说什么都不是。这时候如果九床的妻子能出面劝劝就好了，毕竟人家是夫妻，谁怎么待她丈夫，她有发言权。可是她哪里敢说？千里迢迢坐火车赶来的这个兄长更没把她看在眼里，她一直低眉顺眼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双掌捏在一起，愁肠百结，忧心忡忡，却一句阻拦的话都没胆量说。
兄长是小职员，也没有奢侈的资本。关于宾馆，也根本不在他考虑之列。入夜了，兄长哪儿也不去，索性就坐在病床边，头靠墙上小睡片刻。那哪是睡？眼才闭上，又马上睁开，又把九床往左或往右侧起，叭叭叭拍起背来。或者把被子撩起，将九床木棍似的细腿抓在手里，揉面般上下使劲。他绝不单独行事，如果单单他一人动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吃了大亏，所以就把那两个女人也一并叫起，整夜山呼海啸鸡犬不宁。这就影响到了邻床，都是病人，怎么就不懂得照顾一下别人？兄长一听有人提意见，火噌地一下就烧大了，他甚至涨红脸，中指火辣辣往前送，直送到人家鼻子底下。这事反映到病区主任那里，兄长冷静下来后也知道自己理亏，就找了借口，说单位请假时间到了，得回去上班。他走后，妹妹有一种压在身上的大山被移走的愉悅，松了一口气，可能还有点忿忿，偷偷跟人说，这次兄长来其实身上带了三千块钱，但是兄长的老婆并不赞同帮衬这笔钱，千叮万嘱说，先看看，一定要先看看。如果那边还有钱住院，就把钱带回去。那几天九床的弟弟恰好刚刚帮着借到一笔钱打进医院的账上，所以药费还能对付，兄长一看，果然就遵老婆指示把钱又带回了。
妹妹长吁短叹为钱发愁，她说如果哥哥再不醒，就没处借到钱了。别人心想，这么大笔大笔地借着钱，即使能醒，又怎么还得清呢？妹妹倒是自信，她说只要我哥哥能醒就没关系。这话听起来当然很不解，却也没法细究下去。一天一天的，其他病人渐渐都有好转的迹象。九床却原封不动，好像拧着股劲，执拗地要跟谁过不去似的，一点都没有醒过来的苗头。医生挺头疼的，有点无能为力了，劝他们转到康复医院去。妹妹一听，马上说不行不行，他还没醒过来怎么康复？康复又有什么意义？
从医院劝他们走开始，妹妹对这家医院的医术就产生了深刻怀疑，有一天她消失了好一会，回来时手里提着一大把草药，说是一个草药铺的土医生开的。土医生连病人面都没见过就敢开药？但妹妹是信的，九床的妻子肯定也信，她反正没主意，一切都听妹妹的。于是九床所在的那间病房每天就有浓郁的中药味飘开。医生可能也知道他们自行用药，但睁一眼闭一眼，没有谁过来干涉一下。
同一病区的病人家属在浓郁的中药味笼罩下皱着眉头觉得不可思议，又不好多说什么，好歹人家是为了九床好，动机是感人的。九床病成那样，却有这么不弃不舍的妻子和妹妹，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但是有一天得到个消息：到医院看护，妹妹不是无偿的，除了包吃之外，每个月还有一千元的工钱，这个收入比她在乡镇企业里的收入还略高一点。
另一个消息意味深长：九床以前除了教书，还承包鱼塘养鱼养虾，养了十几年，赚下七八十万，可是这个钱究竟藏在哪儿谁也不知道，连妻子他也只言片语没透露过。是借人了还是贷款了？借了谁贷了谁？借了多少贷了多少？他突然病倒，片刻之间人事不知，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一切都得等到他醒来才会有答案，所以九床必须醒来，必须开口，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焦虑地等待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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