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办公楼前，杨秘书停住脚步对我说，那天我听医务室的殷大姐说你们快有小孩了，我先恭喜你了，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嘴里说一定一定，心里却想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老婆生孩子关别人屁事。又想，这个单位真是太小了，再加上一些人专门传递小道消息，大到局长出差出国，小到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什么事都藏不住，李丹确诊怀孕前后还没几天，连杨秘书都知道了。于是就转过身去敲局长的门。没想到门是人劳处的蔡处长帮我开的，他正好从里面出来，脸上堆着笑，冲我煞有介事地点点头，说局长正在里面等你呢。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说心里话我不太喜欢这个人。蔡处长一家都是从外面机场调过来的，蔡处长的父亲曾担任过那个机场的老局长，老头还在任的时候将齐开河提拔起来的。齐局长到米川后就把蔡处长调过来了，蔡处的老婆女儿也一起跟来了。听说蔡来之前在那边只是个科级工会干事，不到两年就被任命副处长了。蔡的老婆，就是刚才杨秘书所说的那个殷大姐殷大夫，听说她过去一直干医护专业，现在安排在我们局医务室工作，副主任护士，也倒专业对口。他们好像有个女儿明年参加高考。我知道的情况大致就这些。我去医务室拿过两次药，直觉告诉我殷大夫这个人好像很不简单，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打扮得很年轻，总涂着很浓很红的嘴唇，跟人说话时两只眼睛总是不停地眨着，让人有种躲闪不及的慌张。
齐局长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很客气地问了问我母亲身体和情绪怎么样，让我有时间一定要多多开导多劝劝她。我点头。他又问我爱人李丹最近的工作情况，我简单回答了，还有点多嘴多舌地说了她怀孕的事。我看他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脸上露出老人们常有的那类表达恭喜的笑容。说起来我们家真得感谢齐开河。我父亲是齐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若不是齐开河后来从外边调到米川当局长，说良心话，我父亲恐怕下辈子累死也混不到处长那个位子上。我父亲天生是个干业务的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只会低头拉车，却从来不懂得抬头看前面路的人。几年前齐局长刚从外边调过来，我父亲还啥也不是，还像十几年前一样守在外台勤勤恳恳值班。齐局长一来，我父亲的好运气就跟着来了，先是被树立成一个默默无闻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边远台站的劳模，父亲的事迹上了《中国民航报》，米川当地的电视和广播也先后来采访过他，做过专题报道，然后还在周边地区的几个小航站做了几场先进事迹报告，他人就从边远台站被调了回来，提拔成通信站副站长，两年后提拔成站长。再后来要成立航务管理处，父亲就当上了副处长，主要负责通信导航站和气象台的工作。处里还有一个航行管制室，由另一个和父亲一起被提起来的副处长主管。这个处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设正职，局里的意思是让我父亲牵头，一开始我父亲极力推辞过，说他对管制工作不太了解。可齐局亲自找父亲谈话，父亲就勉强答应下来了。这样没出两年，父亲就又升为正处了。
来见齐局长之前，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不要跟他提一提别人暗示过我的那些事情，可等见到他以后，我立刻打消了这种念头。想想父亲尸骨未寒，我若是在这里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提这提那，这对父亲是不够尊重的。特别是在齐局长面前，我觉得那些话根本说不出口。再说齐局长跟父亲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而我在局里不过是一个小喽罗，名不见经传，通信站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兵，我有什么资格提那些条件呢。再说，也不是齐开河要让飞机从天上摔下来的，齐开河只是那天非要派父亲出差罢了。而他们却说那天本来不该我父亲去的，是齐开河硬把我父亲叫去狠狠训了一顿，好像是有关一批日贷办通信设备的事，非让父亲当天赶那班飞机去北京跟有关方面去竭力争取，还说事情办不好我拿你是问。所以，父亲只好就去了。父亲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这也是事实。他们的确都这样说，但我还是不想跟着人云亦云。那些话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可那毕竟不符合逻辑。我听见齐局长说你父亲的事我确实很难过，家里要有什么困难你只管说出来。我的嘴却不由自主地说也没什么。齐局长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啊，真可惜了，以后你要向你父亲那样好好工作。说着他抬头盯着我看了一下，接着又叹了口气说，我在这里最信任的就数你父亲了。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也就不便于搭话，只是默默听着。这时，杨秘书又敲门进来了，脸色惶惶的。他说，局长，有一群遇难者家属又来局里闹事了，他们用车拉来一副棺材，准备抬到局办公楼大门前，我们劝了半天那些人也不肯走，非闹着要见您，您看是不是……我一听也吃了一惊，急忙站起身说局长您现在有事我就先走了。齐局长冲杨秘书摆了摆手，说这种事情你先通知公安处和善后领导小组的几个同志去处理一下，家属有情绪可以理解，放在谁头上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要晓之以理，把政策跟人家讲清楚，要想方设法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杨秘书连连点头，一个劲儿说局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杨秘书出门前齐局长又说，这阵儿我还有事，谁也不见。杨秘书答应着退出去。我本来想走开，齐局长却又冲我做了一个让我坐下来的手势，我只好老老实实又在原先的地方坐下来。他接着说这些天局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方方面面的人都要照顾到，我哪里分得开身啊。不过，我还是想抽空跟你好好谈谈，我知道你跟你母亲都很难过，我何尝不是啊。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给你嘱咐几句，我一直考虑着你的事，这也是你父亲生前的一个愿望，趁你现在还年轻，我想把你放到外台去，一来你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也确实需要好好锻炼锻炼，二来吧你父亲就是从外台一步步干上来的，这个你最清楚了，我想你父亲若是在天有灵，肯定也赞成我的意见。
这是我事先压根没有想到的。要把我安排到边远台站，还美其名日要让我去锻炼，这不等于兔死狐烹又充军发配吗？难道这就是杨秘书刚才所说的“好事”！见我低头不语，齐局长起身走到我跟前，用厚厚的手掌拍抚了一下我的肩头，说外台工作条件确实很艰苦，让你去可能有些难为你了，但你要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啊！谁让你是老白的儿子。说完，他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不过我还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齐局长这样问我，我反倒觉得有点假了。我想这已经是他决定了的事，我还能说什么。说我不想去，说我怕吃苦，说我忍受不住寂寞，说我母亲身体不好，说李丹明年年初要生小孩了，还是说我业务不行？这都不符合我的性格。再说，齐开河是什么人，一局之长啊，若不是他看在跟我父亲过去的交情上，我怎么可能有机会站在他面前听他语重心长地讲这番话呢。要讲也应该是那些站长台长或班组长之类的兵头将尾跟我随便那么应付一说，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毕竟领导在这种时候还想着我的事情，哪怕这事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甚至更糟。所以，我当即表态完全服从局里的安排。实际上我也有自己的一种考虑，这些天我忽然发现自己越来越讨厌跟局里那些人说话了，仿佛谁见了我都是一副奇怪的表情，个个把自己弄出一脸悲悯相，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都很关心我的事，好像我父亲遇难对他们来说极其重要似的。超乎想象的关心往往会变成对当事人的一种极大伤害。因此，我的决定在一瞬间几乎就形成了，我就是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待一段日子，起码不用跟乱七八糟的人寒暄，那也许是一种幸福。
齐开河点了点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到外台去干出个样儿让我看看！说完，他就从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郑重地递给我，我有点纳闷，但还是起身接在手里并慢慢取出来看，原来是一张老相片。
是黑白的，相片年代久远了，相纸的四边出现暗黄色的斑点，可上面的人像却清晰可辨。我一下子就怔住了。竟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眼泪不争气地一涌而上，我稍微一闭眼，泪水就沿着眼角滚落下来。我觉得脸颊立刻有种被针尖一点一点刺过去的痛，流泪的感觉就像在流血，那痛真的钻心而来，叫人毫无防备。一时间我觉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父亲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变得恍惚一片，我的十根手指在无助地颤抖，嘴唇嗫嚅着，可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依稀听见齐开河说，那还是当年我跟你父亲在航校毕业时照下的，我现在就当原物归还，以后就由你来好好保存着吧。哎！时间不饶人啊，转眼我们可都老了。说完，齐局长又沉默了，我和他之间有了一种被空间或时间突然割裂开的痕迹，我觉得他距离我那么遥远，又是那么的神秘莫测。
从局长房间里出来，我还没走到办公楼的一楼大厅里，就听见下面有人大喊大叫的，还有女人和小孩的哭号声，十分嘈杂。我正往下走着，杨秘书风风火火地跑上楼梯，跟我撞个正着。我看他的样子狼狈极了，刚才还服服帖帖的小分头变得蓬乱了，脸上一道一道的，像是抓痕，西服上衣的口袋被扯下来了，在胸前一扇一扇的像个小肚兜，看起来有些滑稽。杨秘书撞上我时一抬头，我才发现他的一只眼镜片大概被摔碎了，跟蜘蛛网似的分裂成许多碎块，他的一只眼珠在那破碎的镜片后酷似一只黑蜘蛛。杨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呀你总算出来了，谢天谢地，要不天真的要塌了！我见他那副大祸临头的样子，也就不好说什么，但心里却不是滋味，他好像把我说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了，又或者是在怪罪我似的，是我占用了局长宝贵的时间才让他弄成这副德行的。我没理他，匆匆下楼去了。
说心里话我从来都不喜欢没事往办公楼这边跑的。办公楼这边跟业务单位比起来简直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浑水，我父亲在世时对这里也是讳莫如深的。我没想到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根本别想出去。局公安处的两个处长和几名干警全副武装的样子——我指的是他们的服装，可他们手里跟我一样，赤手空拳而已。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全都披麻戴孝，白花花一片，女人和孩子统统跪在地上哇哇地哭，男人则拼命往里冲，让人望而生畏。他们肯定想冲上楼去，却被公安的人死死挡住了，他们就口口声声喊着要见局长，要跟局里重新谈判。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个人说，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我们活生生的一个人被你们害死了，你们别想便便宜宜打发我们，你们的局长不出来跟我们谈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绝不回去！其他十几个人也都一起应声，对！我们死也不走！这种剑拔弩张的场面，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些人似乎都急红了眼，随时都可能做出过激的事来。而局里这些所谓的善后工作人员一个个都像杨秘书那样，衣服不整，狼狈不堪，勉强站在那里战战兢兢。我忽然有一种感觉，一种非常惭愧的感觉，我佩服那些人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补偿和好处，不惜代价，兴师动众，因为他们毕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即便行为过激，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我，明明见到了局长却丝毫没有勇气表达这些想法，好像我是一个能看透一切的圣人，非但没有提任何要求，反倒让人家牵着鼻子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扪心自问，我真的心甘情愿去那种鬼地方锻炼锻炼吗？我凭什么不把自己内心的想法真真实实地表达出来，而是深深地藏着掖着，生怕说出口会让别人小看自己？
这时，我听见身后脚步通通响，杨秘书又一溜烟跑下来，他站在人群前挥动手臂，像个大干部似的，他说，大家请安静，别吵了别吵了，你们派两个代表跟我上去，我们齐局长亲自跟你们谈。场面果然肃静了一下，接着又是一阵唧唧喳喳的吵闹，终于有两个人挺着胸脯站出来了。他们冲杨秘书翻翻眼睛，说谈就谈，我们跟你上去。趁他们稍微松懈下来的工夫，我从人群中穿过去，逃出大厅。办公楼门前果然停着一辆蓝色的解放卡车，车厢里装着一只未来得及刷漆的白棺材。我实在不想多看这种东西，急忙躲开了。但我的心里突然萌生出一种感念，不是为了空难，而是完全出自对齐局长的谢意与好感，毕竟在这种非常时刻，在万千琐事缠身的情况下，他还惦记着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毛毛兵啊。这至少说明他对我父亲还是有一些内疚和补偿的情感在里面的。有时我真的没有办法不让自己这样想，那天若不是他非要派父亲出什么差，事情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
南远台距离我们机场，大约有十五公里路程，道路曲折难行，骑自行车跑一趟至少得四十分钟，途中要穿过一道转弯的铁轨，和零散分布的村子，以及周边农民的庄稼地。刚出发还有一段沥青小路可走，走着走着沥青路就消失不见了，变成很窄的一条碎石子路，曲曲折折，车子一骑上去颠得人心乱蹦。等到全身的肌肉和骨头都颠麻木了，远处就可以依稀看见那些网状的线路在半空中纵横交织，一排碉堡似的水泥房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能看见一只巨大的卫星接收器，铁锅一样架设在一片荒漠之上。想想这就是我今后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心中不免有些悲哀。
那天晚上，跟李丹讲了站里对我的工作调整，李丹差点没从床上跳了起来，幸好不久前大夫说她已经怀了孩子，她才没有那样做。李丹说你是疯了，还是脑子有毛病，别人都想方设法要换一个更轻闲一点的工作，你倒好，居然还去那种破地方值班，还说自己没意见。我看李丹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好像我不是去远台上班，而是去边疆劳动改造。我说也就是临时安排，又不是一辈子都待在那里。李丹说你真是没脑子啊，去了一天两天能回来吗？怎样也得待一两年吧。我说两年也就一转眼工夫过去了，到时候他们会考虑换我回来的。又说，站里的年轻同志除了我以外，谁没有在那个地方待过，去了又不会死人，说不定待两年能待出个名堂呢。李丹摸了摸她的肚子。她的肚子确实还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她因为骨架小，人又苗条，所以不怎么显吧。医生说如果一切顺利，她的预产期应该在十月份。我正在想到时候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李丹又说你不是说齐局跟你爸关系铁得很吗，你为什么不去找找他，就说我不想让你去，我快要生孩子了。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跟她说好了，本来就是齐局长的意思。我就说正因为齐局，我才想去的。李丹冲我翻了翻眼睛，说那我不生了，生了你又不在家，谁管我和孩子！我说还有我妈呢。她说亏你还提你妈，老爷子出事这些天你有没有问过她一句？再说，你妈精神头现在那么差，让她带孩子我可不放心。我劝她说，我妈过一阵就会没事了，她也一直想着抱个孙子呢。李丹口气稍稍缓和了一点，说要是你不愿意去找齐局长说，就让你妈去跟他说，齐局看在你爸的面子上肯定会把你留在机场的。我只好实话实说，齐局长找我谈过话，是他让我去那里锻炼锻炼的。李丹怔了一下，真的从床上跳起来了。我说姑奶奶你慢点，当心把宝宝吓着。李丹不理睬我，气乎乎下床去了。我想她可能真的要去找我妈唠叨一阵了。
李丹的性格我比较了解，她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在我们本地的一所工学院读化学专业。我跟她结婚之前，还是通过齐局长这层关系，把她弄进民航上班的。她在机场的航油处化验室工作，勉强还能算专业对口吧。她每天也就是对那些从外面运输进来的航空煤油，做一些常规性的检验，采样分析一下油料的浓度品质什么的，然后将那些数据详细记录下来。油料被他们确认合格后，地面工作人员就可以给过往的飞机加油了，其实也就是那么例行检查一下。我觉得李丹这个人有时候有点得寸进尺，不管怎么说她是齐局长做了工作才安置进来的，哪能动不动为一件小事就找人家去，齐局长又不是我们一家人的局长。说心里话，虽然安排我去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工作，可最近局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方方面面需要应付，人家齐局长还一直惦记着跟我谈话，就这一条，我也得去，况且又不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干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所以，在这事儿上我没有太在乎李丹，她想闹就去闹，她爱找谁说就找谁去，反正我得去远台值班了，这是组织决定的事。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李丹怨妇似的跟我妈跟同事跟她家里人唠叨了一通，发现事实并没有因她而改变一丝一毫，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去远台上班，她头天下午就陪我去机场附近的菜市场去，买我在那边值班时要吃的莱、水果，还有鸡蛋、火腿肠、面包和挂面（局里给在外台工作的人员按月发放远郊生活补助，但伙食需要自备的）。李丹叮嘱我说要好好吃饭，别只知道泡方便面，那种东西没营养。我故意逗她说我要是饿死在远台，你可以再重新找一个。她气得掐了我一把，说都是快当爸爸的人了，还没个正形。
两天后，我正式去南远台上班了。那边加上我一共三个人。老韩是个转业军人，已经在这里连续战斗了五六年了，一副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执著样子。小薛是去年刚分配过来的大学生，学计算机通讯的，人看上去相当精明，话多，但多少有点小家子气。通常我们两个人一组当班，剩下的一个人在家里调休，24小时一轮换，每天早八点赶到那里接班，次日早八点交班。交班时这一组只能回去一个人，另一个人继续与前来接班的人搭伙再值上24小时，如此循环反复。
老韩是我们的班组长，我们平时都管他叫韩台。不管他值不值班，反正每个礼拜一早晨他都要风雨无阻地赶去机场开全通信站的班组长会，还要学习总局和管理局下发的文件，无非是跟航空地面安全有关的一些会议精神。下午老韩从机场赶回来，把他在站里听到学到看到的东西再原原本本传达给我和小薛，有点现学现卖的意思。每当这个时候，老韩总是很认真的，把复印过来的文件念得一字不落，把他的会议记录本摊开在手里，像虔诚的信徒捧着一本《圣经》，又好似小学老师给学生辅导作业一样一丝不苟。还有，老韩还喜欢借用这些时间给我们念报纸，一般是他从站里拿来的已经过了期的《中国民航报》，新闻早成旧闻，可他一样念得津津有味，全然不在乎受众心里怎么想。偏偏老韩过去识字有限，经常碰上字认识他而他认不得字的情形。这种时候老韩就不得不停顿下来，用尴尬的征询目光看着我们。小薛嘴快，不用看，联系上下文内容就张口念了出去。比方说“不啻”的“啻”字，老韩一不小心就会念成“皇帝”的“帝”字。小薛会及时帮他一把，老韩似乎也不见外，笑笑，继续声调高昂地念下去，再遇到生僻字，又顿住。我和小薛就想笑。小薛说韩台长一看就知道以前在部队里当过领导干部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看人家那个读报的派头。我急忙点头，说军人出身就是厉害。老韩仿佛听不出我俩的话中本意，反倒笑着大谈特谈他过去在部队的种种经历和荣誉。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老韩转业前只不过是一个通信兵勤务员而已，说白了就是给首长跑腿送信的，当然他也学过摩尔斯电报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却并没有像小薛说的那样当过什么大干部。
若是我和老韩值班，通常都是他做饭我蹭着吃，当然我会主动奉献原材料的。别看老韩报纸文件念得一般般，可做饭的手艺相当不错，普普通通的挂面、鸡蛋、青菜叶子，经他手那么一弄，色香味美，吃了一海碗还觉得不够。老韩说这可不是我吹，我在部队上别的没学来，做饭可是下了功夫的，一没事我就去炊事班找老乡帮他们的忙，当初你老嫂子就是看上我做饭的本事才跟了我的。我说那是那是，我要是个女的也想嫁给你这样的能人。他就乐得满脸春光。老韩忽然一天问我，说听说你老父亲跟齐局长关系不一般呢。没等我回答他又说，按理说你爸跟齐局关系那么好，站里怎么会把你弄到这里受苦？他不解地摇头。我支吾说，我爸是我爸，我是我么，人家领导怎么能记着我这个小字辈呢。老韩不无惋惜地说，你爸人不错，我当时转业过来他还当站长呢，我这个芝麻小官还是在他手上得来的，五六年了还是个小芝麻台长。原来指望再干一阵找你爸把我调回机场去，我眼见奔五十岁的人了，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里吧！哎，没想到他会那样……我装作没听懂，就问他家里有几个孩子，他说1，2，3（音：叨来米），仨小子，一个大三，一个念高二，一个刚升到初一，你老嫂子单位又不行，担子重啊！我不再问什么了，却不由想想老韩平时念文件时的认真样子，好像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家庭负担。又想到他在这个破地方一待五六年，五六年啊，若是再待上五六年，他都快要退休了。
虽说去远台上班来来回回很辛苦，可这里毕竟天高皇帝远啊，站里一个月过来检查一两次工作，处里的领导几乎俩月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子，有什么消息情况都是由老韩这个二传手或者三传手传送过来的，我们也就落得清闲自在。值班时间主要是扳扳开关，检查检查设备的指针和表盘的数据显示。还有，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每天一早还得把机房里那台拖拉机似的柴油发电机发动起来，检查它是否能及时提供临时发电，一切正常的话，就在值班日志上填写正常。如果老韩再连会也不给我们开报纸也不给我们读，那我们简直就变成野蛮人了，交通和信息闭塞，长期待下去就会变成傻子，跟局里完全割裂开了。
这样几个月待下来，我发现自己做饭的本事大有长进，过去在学校煮稀饭煮面条几乎没有一次不被舍友取笑的，大伙都说我做的饭连猪吃了都会皱眉头，可现在跟着老韩打下手，米饭面条都会做了，米饭不煳，面条软硬刚好，还会烧两道莱。小薛有一次夸我说照这样练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开饭馆了。其实，我知道小薛是故意给我戴高帽子，因为他最讨厌做饭。小薛还没有结婚，正处在热恋阶段，情绪时好时坏。他情绪好的时候天宽地厚又哼又唱又说又笑；情绪一坏，指桑骂槐，看什么都不顺眼。有一次我跟他值班，这小子居然把女朋友弄来了，当着我的面大献殷勤，还自告奋勇要下厨做饭。小薛的女朋友还在读大四，见陌生人很害羞的样子，据说是小薛的小师妹。天色很晚了小薛也没有要把女孩送回去的意思。我悄悄说小薛你小子可得对人家负责。哪知小薛说东方老兄，帮个忙行不行？我说得看什么忙。他把我扯到门外低声说，我想借用一晚宿舍，这个忙你可得帮呀！我一听就摇头，我说助纣为虐残害少女的事我从来不干。他舰着脸说我们迟早要结婚的，你就当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吧，年底考评的时候我给你全打优秀。我心里直想笑，好像他是站长处长似的，凭什么你说我优秀我就优秀了。看他一副苦苦哀求的样子，自己又是过来人，我说我懒得管你们的事，你小子悠着点就行。他乐得屁颠屁颠的，连声说谢了谢了，就带上他的女朋友神秘兮兮地钻进我们的集体宿舍里去了。我只好无聊地待在设备工作间里，收听一阵无线电，或看一会儿带来的闲书，再不，就给李丹拨个电话聊天，问问她的身体情况。这种时候，李丹就说她多么多么想我，说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有点害怕，还说让我干脆偷偷跑回来陪她算了，反正待着也没什么事。说心里话，我是真的想跑回去，可我不敢那么做。以前这里有一个值班员因为擅自脱岗（外出喝酒），造成通信中断长达三个小时，一架高空飞越的飞机差点迷失航向，后来这个值班员被局里开除了。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况，平时好像也没什么事，无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了事就是天大的事，无可挽救。
工作来来往往又平平淡淡，倒是产生了一种新奇的夫妻生活体验，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就是每次值完班回到家，晚上李丹总是催着我快睡快睡。我忽然觉得李丹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对我格外关心体贴了，在床上她长时间搂着我不肯松手，不停地用嘴唇亲吻我。我也似乎发现自己在那种事情上比以前迫切了，强烈了，像个贪婪的小男孩，不知疲倦地在李丹的身体上上上下下寻觅探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像一架发动起来的飞机，两只手像转动不停的螺旋桨，一次次在李丹向我摊开的身体上起飞，俯冲，降落，然后我们俩双双迎来这个港湾在云雨洗礼后的那种长时间的平静。我们的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靠得近了。李丹的所有埋怨都似乎化成了春风细雨，即便她的肚子一天天明显地凸了起来，她还是温柔得像个结婚没几天的新娘子。
调到远台没多久，我除了学会生火做饭洗锅刷碗，还把扔下多年的吉他又重新捡了起来。其实，在这里工作好处非常多，至少比原先在通信机关宽松得多，时间基本上都由自己支配，平时除了有航班或高空飞越的飞机需要开设备之外，想睡觉想看书想看电视想发呆，都没人会来干涉的。我就特意从书店买来《古典吉他教程》和《民谣吉他经典弹唱曲目》。吉他并不是我的，但它就挂在我们宿舍的墙上，落满灰尘，有两根弦早就断了，我又买来那种上好的尼龙弦亲自换上，将所有的品位调试一番后，这把木棉牌的老吉他就会发声唱歌了。没事的时候，尤其是每天黄昏时分，我就抱着这把老吉他坐在外面的树荫下，一遍又一遍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弹《桑塔露其亚》，还有《爱的罗曼斯》什么的。跟吉他待在一起让我感到无比亲切，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人似乎在六根琴弦制造出来的氛围中特别容易安静下来并淡忘一切。渐渐地，我明白了音乐为什么可以聊以自慰，甚至可以进行精神疗伤的道理。人可以没有朋友，但绝对不能离开音乐。这种时候我又会想起我怀中这把吉他的主人，我猜想他现在肯定是不再弹吉他了，他或者早已成外民航局里的一个人物了，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领导手里拎一把吉他或别的什么乐器的。乐器这种东西只属于那些孤独的灵魂，也属于那些内心苦闷又无从表达的人。
在远台值班过夜的时候，经常会被一个可怕而惊险的梦境困扰着：好像那是我第一次单独驾驶一架飞机，梦一开始飞机就在跑道上快速奔跑着，我不由自主地轻声呼喊，捏紧拳头。我确实害怕得要命，又装出一副义无反顾的样子，我知道那是我选择的生活。其实我什么都听不到，飞机滑跑过程中驾驶舱内很嘈杂，充满让人眼花缭乱的电子仪器表盘，以及无线电接收到的并不清晰的地面信号。当我听到地面塔台告知飞机可以向北起飞的信号时，我尽量聚精会神最后一次检查所有仪器和参数，并伸出手去拉动驾驶杆。可是飞机眼看滑出跑道三分之二多了，就是拉不起来，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附在大地上。我开始变得手忙脚乱，不停地一下一下拉动驾驶杆，却依然无济于事，飞机已经到了跑道的尽头，前面是一片蓝色的湖泊，波光粼粼地耀人眼目。所有仪表都在工作状态上，并没有发现故障的迹象。那些复杂的电子仪表就像一群心怀叵测的坏人那样不露声色，却又等着要看我的笑话。飞机转眼已冲过跑道终点的禁区，但它依旧无法离开地面，湖光像蓝色闪电一样刺得我睁不开眼，无线电发出吱吱嘎嘎的盲音，信号已经中断，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傻小子，飞机襟翼还没放下来！我身边没有任何人，但千真万确有人在跟我说话，他，就是父亲。是的，我的确忘记扳下襟翼，我总是在关键时刻丢三落四的。机头即将扑向前面的湖泊时，我的手起死回生般滑向扳手并及时放下了襟翼，那种速度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飞机的头部猛然翘起，我在座位上明显感到了那种奋起昂扬的姿态。机身果然腾空而起，那种吸附的沉重感瞬间消失，机身恢复了原有的轻盈，爬升动作变得流畅而又生动起来。我热泪盈眶，大地上的景物转眼间变得渺小模糊了，稀薄的气流和厚实的云朵飞快地跟机身擦肩而过。我和我的飞机安全离开了米川机场，无线电里传来了地面塔台的一阵焦急的呼叫声，接下来管制员开始向我告别并祝飞行愉快……而我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我努力想象他刚才说话的样子，搞不明白自己是在梦里还是在天堂，一切都变得那么朦朦胧胧的。父亲早已经离我而去了——这个亦真亦幻的梦总是反复出现，又一次次伴随着父亲浑厚苍老的声音消失踪影。梦境有时会更让人心痛不已。在梦里我从来看不到父亲的样子，只有他的声音在引领我一路远航。
我来远台上班后见到的第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应该是局团委的干事冼能平。那天冼干事组织局里的一大帮青年团员骑自行车到远台来过组织生活，他们号称要体验一下边远台站的工作环境如何艰苦。我和小薛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困难了些，但也自得其乐，仿佛回到了那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突然来这么一大帮花花绿绿的男女青年，我们反倒觉得挺不习惯的。我觉得自己成了被关在铁笼里的猴子，这些外来的侵入者一下子将我们的院子、工作间和宿舍填充满了。到处都是人，到处人头攒动，嘴巴呱呱乱张，说什么听不太清楚，但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什么叫新奇和兴奋。看来，他们很喜欢来这里过过组织生活的，但我敢打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这里工作。要说还得感谢老韩，要没他，我们真不知该拿这些人怎么办了。老韩这一天都笑眯眯的，好像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似的，亲切地跟所有到来者交谈问好，亲切地回答他们每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遇到设备上的问题，他还反复演示给他们看。我发现他很有表演天赋，把那些死板的操作程序演示得像杂技，令人眼花缭乱。我和小薛当然也不能闲着，生火烧水热情地给客人们沏茶，我们得配合着把双簧唱好。小薛竟自告奋勇地将那台拖拉机式的发电机启动了，机房里顿时浓烟冲天，柴油味呛人眼鼻，所有青年团员都捂住口鼻慌忙往门外奔跑。我估计小薛这小子是故意的。
冼干事毕竟是搞青年团员的工作的，他一走进我们的宿舍立刻发现了墙上挂着的那把老吉他。他上前将吉他摘下来，连连说好啊好啊，忙中偷闲，生活才有情趣，年轻人就得有股子朝气。回头又问吉他是谁的，老韩赶紧接话，又指了指我。冼干事把吉他的弦依次拨弄了两遍，就递给我了，他开始带头鼓起掌来，那意思是让我来一曲了。我再三推辞，说自己也就是一个人瞎胡玩玩，弄不出好调，不敢当众献丑。冼干事还没发表意见，老韩就凑过来嚷，来一曲，来一曲，让你来，你就来，扭扭捏捏不像样！老韩果然是当过兵出身的，连起哄也是极富感染和号召力的。大家都跟着起哄。我只好先弹了一首《彝族舞曲》，接着又弹唱了一段《一无所有》，换来个满堂彩。
后来，冼干事问老韩，远台有没有组建团支部，老韩急忙说自己是名老党员，每个礼拜一去站里过一次组织生活，然后又看看小薛和我，说小薛应该是团员吧，白东方刚来具体情况我还不太清楚。我就说我可能快到退团的年龄了。冼干事会意地冲我们俩笑笑，说既然你俩都是团员，我们索性就在这儿成立一个临时支部，又指着我说，东方你来牵头，我下去出个书面性的东西就行了。老韩说好好好，冼干事一来就给我们边远台站带来了新气象，以后欢迎领导随时过来指导检查。我嘴里什么也没说，反正团的工作都是虚头巴脑的，这我在学校念书时就明白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但心里对老韩多少有点反感。
接下来一天，冼干事打电话让我去他那里一趟。冼干事靠窗坐着看报纸，见我来了急忙起身跟我握手。我很不习惯跟别人握手。冼干事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红头文件给我看，那是一份关于在远台设立团支部的决定，我看到白东方这三个字很奇怪地被打印在红头文件上面。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被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公开使用。冼干事接着说，团委要在包括南远台在内的八个支部里选一名团委兼职干事，他首先考虑到我，说我一来是民航子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再有搞团的工作要有热情有激情，他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简直有点儿受宠若惊，早知道会这样，那天我万万不该弹什么狗屁吉他的。我真的有点儿生老韩这人的气了，都是他多嘴多舌节外生枝，才惹来这种破事儿。我赶紧推辞说冼干事多谢你了，不过我年龄似乎偏大了点儿，还是选更年轻更有朝气的同志吧，比方说我们台里的小薛就挺合适的。话一出口，我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儿那个，连想也没想就把小薛给卖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晚上，我把这事儿跟李丹说了。我以为她也会极力反对，哪知她却显得很高兴，说，傻瓜，多好的事呀，我也听说局里很快要成立团委了，文件早都批了，人家冼干事这次十有八九要当团委书记，你要是当上团委干事，将来肯定会把你调回局里来的。我没想到李丹会有这种远见，看来女人并不全是头发长见识短的，此刻的李丹就是最好的例子。李丹问我是不是又跟人家傻谦虚了一通，我点头。她立刻生气地噘起小嘴说，你以后别再那么傻了好不好，又不是你跳着要当这个干事的，是人家看中你了，你谦虚什么？你没听说过分谦虚就等于骄傲吗！难道你想让别人说你傲气十足骄傲自大？她这么一说，我对她越发地要刮目相看了。李丹不但有见识，还善于抓住别人的弱点。我不想再跟她讨论这件事了，总之我不想当什么干事，我对自己的现状已经有点满足了，去远台上班可以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可以自给自足，可以看明月听风声，还可以弹那把老吉他，天高皇帝远领导管不着，这多好啊！所以，我故意给她泼凉水，我说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人家还要民主选举的。李丹很坚决地说，不管别人怎样，你自己要有信心，以前家里靠老爷子这张脸，现在他老人家没了，我觉得单位那些人一下子都跟换了张面孔似的，以前对我明明挺客气的一个人，现在突然就对我待答不理的了。还有，再过一阵子我们航油就要从局里分出来，成立什么中航油米川分公司，我该何去何从都没个准呢，你说以后我们靠谁？就靠你了！说完，她猛地搂住了我的脖子，轻轻地在上面咬了一口。我心里有事，一点儿情绪也没有。
至于李丹刚才说的航油公司的事，似乎已成定局，人家外面都已经分开了，确实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李丹一开始说的那些话我可以不在乎，可最后那句“靠谁”却让我有点放不下来。为什么一个人非得依靠另一个人去生活呢！我想不明白。我确实也不想靠谁。但我随即又想到，我和李丹要不是靠父亲能进民航上班吗？还有，那天齐局长找我谈话我为什么那么随便就答应他的安排了？我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抱有一种幻想，冥冥中，我觉得齐局长把我放在远台是有某种特殊考虑的，是为我的将来做打算的，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这样越想越觉得自己很虚伪。干脆什么也不想，倒头睡觉算了。可半天也无睡意，就又去缠磨李丹。她也是半推半就，到后来好像她比我更迫切些，一个劲儿说她还要。我说都快累死了，睡吧。她不无生气地撞了我一胳膊肘，说你们男人最自私了，只知道自己高兴。
天气不错，一丝风也没有，夕阳把远台西面的大半个天空染得金黄耀眼。眼前那只倾斜放置的卫星大锅，跟一只巨大的金杯一样熠熠生辉，顶天立地的样子，仿佛昭示着曾经有过无上的光荣。小薛跟我散着步往前走，站在小路口朝远处眺望，四面空阔无边。我感觉自己像个农民似的，吃饱了肚子，晒着太阳，懒散地放眼看这广阔平坦的沙荒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满足感，同时，又慢慢生出一些无端的寂寥。看来知识分子跟农民还是稍有区别的，在我们心里感到惆怅和落寞的事情，在农民兄弟那里肯定就变成了无病呻吟了。
这地方我父亲曾经也是待过许多年头的呀，只不过当时这里只有几间破旧的土坯房子，夏天还经常漏雨。那时用的设备还是晶体管和电子管之类的老古董，当然没有单、双边带技术，没有集成电路板，更没有精确的信标仪和卫星定位仪。现在的设备问和宿舍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铝合金双层窗户；因为设备更新换代越来越精良了，这里还专门安装了两台日本的三菱空调，可以说是冬暖夏凉，人也就跟着这些设备沾大光了。这样一想，又似乎给自己凭添了许多勇气和信心，想到父亲之前和他之后的几代人都在这里默默无闻辛勤工作过，很多人甚至将大半生时光都扔在这几间房子里了，他们不是也过来了？我知道也有一小部分人始终把这里当做是一个起点、一级阶梯、一只跳板，他们在这儿长期积蓄力量，寻找时机，最后一步一步爬出了这个边远的所在，然后再站起身登上某一个高度。我不能刨除自己的父亲，他老人家也是从这个地方多年媳妇熬成婆的，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为此处心积虑过，更没有想方设法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去寻求进步和发展。要说只能说父亲运气不错，他干了应该干的工作，恰好又有那么一个人一直惦记着他，所以他就顺理成章地从这里出去了。
我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小薛问我觉得老韩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还行，老革命嘛。小薛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什么老革命，我看他一点革命本色都没有，整天就琢磨着怎么捞表现。我因为跟老韩交流过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就有意维护他说像他这种年纪，再不努把力就晚了。小薛说东方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老韩这个人城府深得不见底，别看他平时跟你笑眯眯的，他这种人是地地道道笑里藏刀，阴险着呢，所以得时时提防着点！小薛这样说我倒是有点惊讶，从表面上看老韩这人并不坏，充其量也就是显得有点迂腐和滑稽罢了。
小薛见我一脸疑惑，就继续说下去。有件事我跟你说了你千万要保密啊。我觉得小薛的神情很有点神秘兮兮的。就说这里除了天地就剩你我了，不会有第三个人听到，你要是觉得不放心可以不跟我说的。小薛笑了笑，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不放心自己这张嘴，好心办坏事。又说我觉得你人不错，将来肯定能混出个样子来，所以才想跟你说一说，也算我们同事一场，将来等你升了官别忘了拉兄弟一把。我也笑了，觉得他的话像电影里的对白。我说那可真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小薛问知道你现在玩的那把吉他是谁的吗？我摇头。他说吉他的主人跟我差不多大，也是个中专毕业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属于正规的毕业分配生，在这里埋着头干了好几年。这小子平时很能钻研业务的，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能捣鼓好，论业务绝对在老韩跟我之上。那时我们三个人轮流值班，站里当时还没有明确任命远台台长，只是口头上让老韩临时负责一下。我不知道老韩心里怎么想的，反正有一次老韩跟那个中专生值班，我休息，中专生给我打电话，说他老母亲病倒了，要立刻回趟家去，他家离这至少一百公里路，所以他想让我帮他顶个班，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了，你知道谁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儿。他大概走得太急，事先可能也没有跟老韩联系上，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后来这事儿也怪我，那天偏偏就起晚了，我骑着车子紧赶慢赶，路上车链条又断了，想在路边找个修自行车的也没有，我只好推着车子去远台。因为我是给人家顶班，并不知道那天局里要临时搞安全隐患大检查，主要查值班人员“三到位”情况——所谓“人员到位、思想到位、精力到位”。等我到那里，局里检查小组的汽车刚刚离开，我看老韩脸色不对，急忙将中专生让我顶班以及车子半路坏了的事儿跟他详细说了。哪知老韩听后一副危言耸听的样子，一口认定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只强调中专生没有跟他请过假。接着他又叮嘱我说，小薛这也不关你的事儿，你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谁让这小子倒霉撞到枪口上呢。局领导很是生气啊，点名要严肃处理，还要在全局通报批评。老韩怕我说破，又补充说就算你肯站出来承认，也一样要受处罚的，弄不好还把你也牵扯进去，局里三令五申一律不允许私自调班换岗。小薛停顿了一下，看着我说，我当时确实很害怕，生怕连累到自己了，局里历来的所谓的检查都是想杀一儆百啊！我就听了老韩的话悄悄回家去了。后来我一直没有站出来替中专生说一句话，眼看着他背了一个严重警告处分，被通报批评了一通，扣发了一年的安全奖，几天后局里又把他调到货运室的仓库搬行李去了。而人家老韩却换来一份正式任命文件，其实就是他妈的一个小小的股级。这件事我一直窝在心里，跟谁也没有说过，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得要命。
实际上，有关那个中专生脱岗擅离职守的事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我所知道的只是事情的表面，只是鸡蛋的外壳，不知道里面原来还孕育着这样一枚“双黄蛋”。若不是小薛跟我说了心里话，我是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一个内幕的。我不由感到一阵凉意从脚下袭来，禁不住打了个激灵。当时的检查小组里肯定也有我父亲，对于这种事情我父亲肯定是不能容忍的，他一生最鄙视那些把工作当儿戏对待的人。还有那个齐开河齐大炮，作为一局之长，他必定大为光火，龙颜大怒，他一怒别人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再想象一下老韩当时的表情和心态，更觉得不寒而栗了。台长（即班组长）只相当于一个股级，再小没有了，可就是为了这个小小的位置，还是有人肯为它出卖真诚和良心。
小薛见我沉默不语，又说你也别小看那天冼干事来，对老韩这种人来说那意味着一次绝好的表现机会。表现好了冼干事会把这里的情况原原本本带回局里去，领导们得到反馈就会觉得老韩这个同志工作开展得好，是不是在适当的时候该给人家考虑一下？这都很难说。那天老韩为什么非要带头起哄让你表演节目，以他一向的做人原则和方法，他是怕别人比他强比他多出风头的。可道理恰恰就在这儿，团委的工作本来就是务虚的，那他就投其所好，也虚那么一下，反正他又不损失什么，演砸了是你自己学艺不精，演好了功劳自然是人家的。他这一虚冼干事那边好印象就留下了。想在这个局里有所发展首先就得靠这种好印象。大家都在干工作，可能出头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只顾埋头苦干，可还有的人却在一边干一边看一边琢磨。看得多了琢磨得透了，好运气自然就来了。小薛这番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原来我只以为像我们这种埋头干业务的什么也不懂，但小薛这段可谓精辟的分析使我大饱耳福。又联想到自己那天去冼干事办公室的情形，仿佛正是应验了小薛这番话。我打哈哈说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小薛你竟然把老韩这个人给吃透了。小薛不无自嘲地笑笑，说不是我刻意去想的，现象明明就摆在眼前，我总不能视而不见吧？好歹我也读过几本书，道理还是知道一些，也就做个空头政治家过过嘴瘾而已，我说的不一定完全准确，至少八九不离十吧。还有，我再提醒你一点，猎枪总是喜欢打那些出头鸟的。
我本来想把冼干事那天叫我去的事儿跟小薛说一说，也好让他帮我拿个主意。可听他这么一说，顿时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有些事儿还是不要急于说出来的好。同时心里确实很感激小薛把我当做一个朋友看待。
第二天早晨老韩来换我的班。他临时给我和小薛开了个小会。老韩说最近机场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唆，管制室有个年轻的调度员跟自己恋人分手了，最近情绪一直很差，接连造成了两起空中危险接近的事故征候，局里处里都非常重视，决定在航管系统开展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安全整顿。我们远台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次整顿的第一环节是自查阶段，也就是每个人先从自己的思想根源上来查找原因。比如，自己在工作中有没有自由松懈的情绪，有没有不利于安全工作的麻痹思想。老韩的话一讲完，我就看见小薛正冲我使劲撇嘴。老韩接着开始布置工作，让我们每人写一份书面自检报告，篇幅不得少于两千字，说一定要写得具体深刻，要实事求是落地有声，不能尽讲客观原因而忽略了主观因素。
小薛就半开玩笑地说韩台我们要是把自己写得一无是处狗屁不是，那是不是等于否定了您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成绩？我看见老韩愣了一下，他马上反应过来，忙堆着笑脸说那不会那不会，我们个人说个人的问题，不要东拉西扯就行。我明白老韩的意思。小薛却反问，那还怎么能深刻？我们是一个完整的集体，当然是牵一发动其全身了。我见老韩脸上讪讪的有点不舒服，忙打圆场说我们就按领导的意思办，领导需要看什么我们就写什么。老韩冲我点头微笑，说还是东方领会得好，这干部领导家出身的人就是跟一般群众不一样。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们干工作最终给谁看啊，还不是领导的一句话说了算的？小薛好像有点不高兴，大概是因为我帮老韩说话。我只好假装没看见他的反应。其实，我也不想那么违心去说。或者说，我根本就是反感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好像管制部门个别人出了点小问题，我们每一个航管人员都跟着出了问题，这不符合逻辑，也有悖事实。但我又不想看着气氛这样不尴不尬的，毕竟大家要在一起共事的。我知道小薛对老韩成见很深，他总是想抓住一切机会跟老韩对峙一下，好让老韩心里难受。小薛再说什么也不能改变事实，自检报告还得写，安全整顿照样得进行下去，这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的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再说，这也不是人家老韩在别出心裁。而小薛这样做无非只是为了图一时的嘴巴快活，好让老韩有种工作难以顺利开展下去的不良感受。我工作时间不算长，但类似的大大小小的整顿也经历过不下十次了，无非是走走过程。所以，心里总在默默祈祷，自己千万别在业务和安全上出事儿，出了事儿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下班回到家，就开始搅尽脑汁写东西。半天时间过去了，只写了不足三百字。而且，这三百字写得十分痛苦，即便是写份检查也没有这么难受的。写检查至少是自己犯了什么事儿在先，这样就比较好写，可以慢条斯理地叙述犯事儿的整个过程，以及自己当时的动机和事后悔过的心情。现在的问题是，自己什么也没有做错，却要深挖思想根源，这不是凭空瞎编滥造吗？由此，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一个以前被自己忽略掉的问题：我对老祖先发明的这个绝妙的“搞”字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搞”肯定是离不开手的，这只手又绝非一只单纯的手，事实上这只手要表达的却是手段和做手脚这两层意思，有了一定的手段，再稍微做些必要的文章，状况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搞”字另一半是个“高”，意思就再明显不过了，搞来搞去，既动了脑筋，又暗中做了手脚，事情就会有所提高了。具体到我们的安全整顿，也就再好解释不过了。这样胡乱想来想去，我也开始动脑子寻找捷径了，索性把手头父亲以前留下的《民航通信业务规程》和《航空通信导航条例》翻出来，将那些条条框框一一摘抄图解，多少加上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心得，竟然很容易凑够了上面要求的字数。
李丹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说拧着疼。我吓了一跳，忙撂下笔陪她去局里的医务室。值班大夫是人劳处蔡处长的夫人殷红。殷大夫把李丹领到里间的检查室去，让李丹脱了鞋解开裤子躺在小床上，我本来也想进去看看，被殷大夫拦在白色的门帘外了。殷大夫笑盈盈地说你们男人不用进来了。又说，看你紧张的，第一次做爸爸都这样，你坐在外面等一会儿吧，就随手把门帘放下来了。可我还是挺紧张的，刚才李丹进去的时候好像脸色都变白了。也就三五分钟，李丹慢慢地从来面走出来，殷大夫站在水池边哗哗啦啦洗手。洗完手殷大夫在椅子上坐下来，手里把玩着一根圆珠笔，对我和李丹说问题不大，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一切都正常，不用大惊小怪。又说这种偶尔的不适跟胎儿在母体内成长发育以及日常活动有关。我和李丹一个劲儿道谢。
我们正准备离开，殷大夫好像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白东方你在那边干得还顺心吧？我愣了一下，心里想这女人怎么会问起这事来。没想到李丹却早已经把话接过去了。李丹口气柔和而又不无忧怨地说，殷大姐谢谢您还惦记着我们家东方，您也看到我现在这种情况了，他上班那么远，我公公去世后婆婆身体一直又不好，我真担心万一自己有个闪失，身边连个能照顾我的人也没有。殷大夫走到我跟李丹跟前，她身上的香味儿很重，完全不像其他的医生护士那样满身来苏儿味儿。殷大夫摸着李丹的手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家老蔡在家也跟我说起过，他说你们小俩口快添孩子了，白东方去那边值班确实也不是个长久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插话，李丹又把话抢过去了。她说殷大姐请您无论如何要替我俩在蔡处长跟前美言几句，要是这样下去我都没有勇气生孩子了。殷大夫声音清脆地笑了，说孩子还是要生的，好话我也会说的，不过我可说了不定算数。李丹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我，我立刻意识到她的用意，忙笑着说那就太感谢殷大姐了。李丹大概还想说什么，这时恰好有三两个退休职工走进医务室里，有的在不停咳嗽，有的在微微呻吟，我们只好低头走出去。
等到家里李丹的肚子好像一点事儿也没有了。她很兴奋地跟我说看来殷大夫这人挺热心的，以后我们可要把她牢牢抓住。说着，她很随意地在眼前做了一个伸手抓东西的手势。我说人家也就是随便问问，女人家都爱打听个事，咱们不要太当真了，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李丹反驳我，她说你懂什么，至少人家主动问了，她老公又是管人事工作的，找她帮个忙说说话总该可以吧，再说事在人为嘛，哪天我再找机会问问她我们航油分家的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把我留在局里这边。我说想什么办法，分家又不是只分你一个人，肯定连锅端嘛。李丹说你懂啥，一旦成立公司以后将来效益不好怎么办？发不出工资怎么办？我说你这纯粹是杞人忧天。李丹却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就不想跟她争论，说实话我倒替她的身体状况担忧起来。
那天以后，李丹隔三差五就要去医务室坐一坐，或者做个常规性的检查，听听胎音，量量血压，顺便就带一些女人们爱吃的小食品、新鲜水果什么的。逢到什么不大不小的节日，她还特意买一样小礼品，不显山不露水地送给殷大夫，有时候是专门买给殷大夫女儿的学习用品，也有时候是一条真丝领带，给蔡处长的。回到家还一个劲儿跟我夸功，说殷大夫这人怎么怎么随和，如何如何没有官太太的架子。我说你老给人家好处，人家能不跟你客气吗？就是一条小狗，你给它吃的逗它玩儿，再见面它也会摇摇尾巴的。李丹说狗嘴吐不出象牙。我想想也觉得不妥，就对李丹说凡事得有个度，别太明显了，人家会看出来的。而且，也要注意一点影响，让别人看到眼里会说三道四的，反而对人对己都不太好了。李丹却把脸子一吊，气冲冲地说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就你能你懂事理，那你咋不找人活动活动把自己从那个鬼地方调回来！我说我没有觉得那个地方有多不好。我说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的，在哪干还不都一样，反正没少发一分钱工资。李丹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当局长和当我们这些毛毛兵能一样吗？我说你别忘了齐局长也是从小毛毛兵一步一步干起来的。李丹说这就更说明永远待在那种地方是不会有出息的！要想有出息就得琢磨着怎么尽快离开那个鬼地方，然后往局机关那边发展发展才对。
我真得佩服李丹，每次一说到这些事情她就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像个大政治家似的，弄得我根本插不上嘴。见我半天不出声，李丹又变得温柔起来，她嗲声嗲气地说让我好好抱抱她。她说，你多抱一抱，将来孩子生出来就跟爸爸亲了。我就按她说的去抱她，还把耳朵贴在她的肚子上听里面有没有声响。声音没听到，倒是听见李丹又在嘱咐我说，你回头主动去找一找那个冼干事，也算是给人家表表态嘛！
我压根儿想不到，老韩竟会抓住小薛带女朋友到远台值班过夜这一条大做文章，死活不肯放人家一码。而刚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老韩这样做，无疑是把我推进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那天老韩看过小薛交上来的材料说，你的自查报告怎么干巴巴的，全是些死条条，一看就浮皮潦草的。当时小薛冲他翻了翻白眼，反问道那你说说怎么才算不浮皮潦草、湿漉漉的？我听了小薛的话心里直想笑。老韩似乎也笑了笑（我注意到那笑容有点生硬），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好好反省一下就不浮皮潦草了。小薛不以为然地朝垃圾篓里使劲吐了两口唾沫，说快拉球倒吧，再反省我也没有你那么爱岗敬业，你不知道人和人天生是不一样的？小薛当然是话里有话，甚至是挑衅的。老韩就有点挂不住了，涨红着脸说，你是不是要让我提醒一下，你的材料里为什么不提你隔三差五带女朋友来远台值班……过夜的事！老韩的嗓门抬得很高，像是终于抓住了小薛头上的辫子，声音无端地都变尖变细了。他接着说这难道不是你身上最大的安全隐患吗？这难道不是你一贯思想麻痹自由散漫的具体表现吗！
小薛先是一怔，既而用异常愤怒的目光仇视着我，弄得我一头雾水。我明白小薛此时的想法，可天地良心，他带女朋友来的事儿我从来没跟第二个人说过，甚至包括李丹。可不知怎的，我还是感到心虚了（也许真的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不敢正视小薛那张因恼羞成怒而变了颜色的脸。我把目光转向老韩，我多么希望老韩能再说点什么，起码告诉小薛这件事跟我白东方无关。可老韩根本不在乎我，仿佛我不存在似的，而是一味地抓住小薛的这根软肋大刀阔斧地修理起来。老韩不无得意地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吃了狐狸肉，就别怕人说你身上臊气！小薛在椅子上沉默了十几秒。我想老韩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小薛也不是天天带女朋友来，前后也不过三两次，谈情说爱本来人之常情，总不能连这种个人隐私也要拿到大会上去说吧。我看见老韩已经盛气凌人地将手里的几页稿纸散乱地扔向小薛，小薛根本没有伸手去接的意思，那稿纸一片片散落在地上，仿佛被风吹落的枯叶。老韩用命令式的口吻对小薛说，我看你最好把这一条也补上去，你的材料就充分了。
我不知道小薛是如何从椅子上跳起来的。我只是觉得眼前有什么东西突然弹起来，然后我听见老韩嗷嗷的一串怪叫，紧接着像是有两团重物轰然倒地，跟着是桌椅板凳的腿吱扭咣当响作一片。我完全惊呆了。我实在没有预料到小薛会那样冲动并失去理智。等我明白过来，小薛已经被老韩死死压在身体下面了，·很快小薛又反过来压到老韩身上。他们俩就这样在水泥地板上互相撕抓扭打翻滚不停，像一只巨大的肉团。我战战兢兢地去拉架，不知被他们俩哪一个蹬了两脚，疼得我直咧嘴，他们还撕脱了我衬衣口袋的缝线。后来，他们大概打累了，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站的站，蹲的蹲，都在呼呼喘气，仿佛刚刚从战场上败下来的残兵。老韩抹了抹鼻孔渗出的一缕血迹，说白东方你今天全看到了，到时候你得作证啊。我忙说没事了没事了，就低头去扶那些被撞翻的桌椅板凳。小薛正使劲呸呸地往地上吐着什么，我去他跟前扶一把椅子，发现他吐的不是唾沫，而是一摊白沫子血。我问小薛，没事儿吧？他狠狠翻了我一眼，又呸地一声吐到地上。我听见他喉管里仿佛咕哝着去你妈的！两面派！我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俩吵吵闹闹扭来打去，最终倒把我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我他妈的招谁惹谁了！但这种场面我又不便于立刻发火，毕竟小薛正在气头上，毕竟他刚刚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他心里肯定还在怀疑是我告了他的密呢。这样想我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一个人处在气头上跟那些令人厌恶的醉鬼几乎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丧失了理智，清醒者应该尽量宽恕。这时，我听见老韩在隔壁的房间里打电话，声调都变了，说话带着委屈的哭腔。我听见他好像说自己实在干不下去了，要站里处里给他做主。我想起一句老话，恶人先告状。看来，老韩这次是豁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他要把事情弄大。
中午，老韩连饭也顾不得吃，很有种进京告御状的意思，匆匆忙忙给我交代了一下工作就赶回机场去了。小薛一直躺在宿舍的床上，像是大病了一场。我去叫过他两回，他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做了一锅米饭，我也没什么胃口，只吃了一小碗，其余都剩下了。下午两点半钟，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我们通信站的方站长打过来的，声音生硬，点名要小薛接电话。我只好跑去宿舍喊他。小薛仿佛睡着了，朦朦胧胧睁开眼，看了一下我，目光中的敌视情绪依然有增无减。我不想跟他解释什么，有些事情是越描反而会越黑的。他先说不接，听我说是方站长打来的，才无精打采起身，摇摇晃晃去接了。
小薛放下电话以后，在桌子跟前哗啦哗啦收拾东西，然后整个人像梦游似的走到外面。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小薛骑着自行车默默消失的背影像一只黑色的鸟，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壮，好像小薛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又好像我自己将要失去一个非常要好的伙伴或倾诉对象。想到小薛之前跟我说了那么多掏心窝的话，我着实为他感到难过起来。我很想追出去跟他说点什么，比如，让他跟方站长说话时别再那么冲，好好认个错。可这话跑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了。我只好独自一人在小路口站了很长时间，那条土路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四周一片荒芜，白花花的阳光太刺眼了，那片低矮逶迤的防沙林在远处起伏跳跃着，像是蹿动着的黄绿色的火苗。我的脚下不时有一两只沙虎子快速地爬过去，它们跑起来总是那样慌慌张张的，有时稍稍停顿一下，像在东张西望，然后更惶恐地奔跑起来，好像谁会从身后突然踩住它们的小尾巴似的。这些小生命在人面前总是表现得惶恐不安，我每次看到它们都是这种仓皇逃窜的样子。回到工作间，竟觉得寂寥起来。本来还是三个人有说有笑的，转眼之间，这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回想着小薛以前对我说起的那个中专生的一些遭遇，又想想刚才这里发生的一幕，心情越发地沉重不堪了。我不知道站里会对小薛做出怎样的处分，或者，也像那个中专生一样，把他调到机场货仓去做一名最无技术含量的普通搬运工？还是干脆开除？
“韩薛事件”很快就在整个局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小薛自然成为这次安全整顿中的一个反面教材。那天虽说是两败俱伤，但人家老韩毕竟是为了开展工作，为了履行上级领导的指令，也许工作方法稍稍欠妥，但出发点是好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上面就会认可并加以维护的。有时候，好和坏，正与反，对与错，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比如说老韩跟小薛，那天他们两个人都很冲动，都不理智，彼此拳脚相向，可问题反映到领导那里，领导就不关心那么多细节，领导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向大家公开的出发点。老韩的出发点是为了工作，而小薛呢，纯粹是顶撞领导不服从管理和命令，甚至还有发泄私愤，对安全整顿心存抵触的意思，所以，上面对他就可以采取一票否决制。还有一点，那就是每次局里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时，好像总会涌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典型”，也许上面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吧。想一想，若是风风火火整顿了一场，结果什么也没整出来，那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吧。于是，先在全站范围内开了一次安全整顿会，小薛公开向站里作检讨，当众向老韩赔礼道歉。接着，是在全处召开，包括通信导航站、气象台，还有航行管制室等单位在内。在这次安全整顿大会上，小薛又一次站到前台去念他的那份书面检讨，再次向老韩公开道歉。开这两次会的时候，我都恰好坐在老韩旁边，我偷偷观察过几次老韩，他一脸的坦然和无动于衷，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不舒服和不光彩的地方。相反，我倒觉得老韩的神情中似乎流露出某种无法压抑的窃喜与满足，这种感觉浮现在他那张略微发胖的脸上，让我多少感到有点惴惴不安。我分不清这种不安只是为了小薛，还是纯粹为我自己。其实我和小薛并没有不同，我们都是民航这架机器上最小也是最不起眼的一枚螺丝钉。
这两次大会刚刚开过，处里最新的一期《航务工作简报》也随之发下来了，老韩和小薛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面。小薛带女朋友在单位过夜的事被详细披露了出来，甚至还有一两句细节，要求全处职工引以为诫，特别是有些小年轻，不能动不动就把恋爱谈到工作场所去了，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老韩大胆管理不徇私情的工作作风自然成为这次整顿的一大亮点，值得同志们好好学习和总结；至于老韩也动手打人的事却只字未提。站里考虑到小薛认错和检讨时态度较好，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处分，但把他从南远台调整到北远台，要求待岗学习三个月，又从那边调过来一个机务员，我想上面这样做主要是为老韩今后更好开展工作。
我们台新来的机务员叫马晓勇，他曾在兰州民航技工学校学无线机务的，人生得又黑又瘦，个子也不高，乍一看活像个小老头。他比我工龄早两年，据说业务很过硬，一些急难险重的业务活他都能应对得了，还是我们站里连续两个年度的通信标兵技术能手。他刚来那天，老韩就给我们开了个小会，把那份印有他大名的《航务工作简报》又给我和马晓勇重温了一遍。温故知新。我明白老韩的意思，这也叫下马威，他要给新来的马晓勇敲一次警钟，只有警钟长鸣，他这一亩三分地才能长治久安。我看马晓勇听得很上心的样子，好像简报里的情况他是头一回听到，完了他还站起来表态，说韩台长做得对，他坚决拥护。
会后，老韩私下里找我谈话，他问我有没有想再进一步的愿望，如果有的话他可以做个推荐人。因为刚出了小薛的事，我不得不对老韩防着一手，我还不明白他的葫芦里到底想卖什么药呢。我正犹豫着该怎么对他说，老韩又问我以前写没写过入党申请书，我摇摇头说我又不想当官，写那个干吗？他拍拍我的肩膀头说谁说不当官就不能入党？我都是快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可我什么时候想过当官的事！入党是为了提高觉悟，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干工作嘛！他这样说反倒叫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了，人家调门起得太高了，我有点难以应和。可我心里非常清楚，不是他不想当官，而是机会还没有来呢。机会来了，他肯定蹿得比兔子还快。机会若是真就摆在眼前，我敢打赌老韩肯定会不顾一切的。但这种话只能心里想一想，不能说出口来。我就问那韩台长你觉得我够不够资格？这样一开口我就变得坦然了，看老韩怎么说。我见他嘿嘿笑着说怎么不够，党员也不是三头六臂！你想好了就写一份，可以随时交给我，如果你信不过我，也可以直接送到站里去。我模棱两可地冲他点点头，说声谢了。老韩说谢啥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东方你就知道我的为人了。
这次我事先算是估计准了。我说别人介绍我入党也罢了，偏是这个老韩，人很不地道，我实在有点腻味他。李丹说没见过你这种人，入党又不是人他老韩的党，你管他人品好坏，既然他愿意推荐，你答应下来不就完了。也就是个形式。又是形式！我讨厌让这样那样的形式束缚着。李丹却说形式怎么了？没有形式哪来的内容？世上的事必须先有形式才能谈内容，形式对头了，内容才会好嘛。然后，李丹又给我列举了她们油料处的两次人事变动，说谁谁谁群众基础特别好，民主测评分数也最高，可眼看着不如自己的人被提上去了，他就是没戏。为什么？还不是关键时候人家要看他的硬件，谁让他不是党员呢，群众基础再好也只有靠边站的份儿了。所以，李丹说这个党我看你非入不可，还有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我们程处说最近就要发展我，到时候连你老婆都拿到党票了，你可别后悔啊。我也正色说就因为这样，就因为连你都能入党，所以我才更不想入的！李丹白了我两眼，闷声闷气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去了。她大概知道再跟我说无异于对牛弹琴。
过了一会儿，李丹关小了电视的声音，走过来依偎在我身边问，你知不知道妈打算把那笔钱怎么处理？我说，什么钱？她说别装蒜了，就是保险公司赔给你爸的那笔航空意外保险费呀，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你妈怎么在我们面前提也不提，她不会偷偷地都给了你西安的姐了吧？我没想到她会突然问这件事，我说你好意思打那钱的主意？我们自己又不是没有工资。李丹腾地就从我身边起来了，说亏你还是儿子，我打这钱的主意咋了？难道不对吗？我说钱又不在我身上，你跟我发什么火！她说反正你要跟我立场一致，将来孩子生下来有用钱的时候呢，你妈不该不知道吧！我明白李丹的想法，可说心里话我对那钱有点犯怵，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是飞机把我父亲从天上摔下来摔没了才换来的啊，那钱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心平气和地握着李丹的手让她在我身边坐下来，我说咱俩现在的工资加起来几千块，即便再添一个孩子，也足够用的了，至于那笔钱还是让老人自己决定吧。李丹说我又不是当下就问你妈要，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呀，到时候你可别又犯傻。
我们这里条件非常落后，到了晚上整个机场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除了应付个别高空飞越的飞机以外。长期以来因为跑道上没有安装夜航灯，晚上飞机根本无法起降。齐局长这些年前后多次往北京西安两地跑，加上又刚出了一次特大空难，总局领导就非常重视，终于决定给局里下拨三百万元，在我们机场投资引进安装进口助航灯光系统。项目确定下来后，局里立刻委派十几位相关领导出了一趟国，由齐局长亲自带队，主要是去考察人家国外机场先进的跑道辅助灯光系统。等出国人员浩浩荡荡归来，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就开始了。很快，一项较为艰苦的任务也随之安排下来。全局职工都要拿起洋镐和铁锹，像民工那样上跑道挖掘埋设灯光线路的电缆槽。任务是按人头平均分配下来的，每人要在跑道边上挖一条宽一米，深两米五，长六米的土壕。据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节约安装经费和劳务开支。我不知道别的同志怎么想的，反正这次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我除了要挖完属于自己的那段，肯定还得帮李丹的忙。这样我一个人的工作量就是12米。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原来想到街上随便找两个民工来挖完了事儿，大不了多花点钱嘛。可因为是集体劳动，局里又下了明确规定，说一律不准从外面雇佣民工。这就比较麻烦。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挖下去了。
机场这种地方的工作性质，和社会上别的单位部门是不太一样的。无论局里搞什么活动，首先必须把保障航班和飞行安全放在首位。也就是说，必须等到当日航班飞行任务全部结束后，并得到管制室和塔台的正式通知，大伙才能上跑道去干活。头一天办公楼那边几乎是倾巢出动，而业务单位还需要在每个岗位上留一两名值班人员老老实实守在那里，因为还有飞机要从机场上空飞越过去，调度、气象、通信、导航这些部门都得随时待命，给过往飞机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我们远台也不例外。经过老韩的周密安排，我们分头分批上跑道参加劳动。我和马晓勇肯定都不是老韩的对手，我刚挖了一下午就感到腰酸背痛，尽管戴着白线手套，两只手掌心还是磨出了几只血红的水泡。人家老韩当过兵，挖战壕修工事这类的事情是经受过专门训练的，虽说年纪比我们长十几岁，可平时不论干啥活都很像那么回事儿，有板有眼，雷厉风行。上跑道之前，李丹曾给我暗示过，她让我眼皮子要放活一点儿，别只顾着自己眼前，还说她的那点儿活她会找同事帮忙的。她那样说让我觉得她好像很有魅力似的，甚至觉得她有点儿自以为是，凭什么别人就愿意给她干活呢。我没理她的茬儿，想着还是尽快干完自己的活，再去替李丹。跑道两边的土倒不是很坚硬，讨厌的是里面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每挖一下都很吃力，得用洋镐一下一下刨松动了，把石头一块块清理出来，再用锹对付那些沙土。这样连着干了两个下午，我的那条土壕就初具规模了。
这时，我发现跟我上下邻接的两段活基本上没有动，我的左手是分配给老韩的，狗拉尿似的将圈在白石灰框里的杂草用锹铲了铲，只开挖了一米来长的一段头。右手下去是办公楼那边的任务，而跟我相邻的那段连动也没动一下，具体是谁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干了两天还没看见主人的影子呢。俗话说各扫自家门前雪，我就没有多想，扛起工具去李丹那头儿了。这样一路走过去，发现来干活的人并不多，零零星星的，隔一段有那么一两个人，头上遮着太阳帽或草帽，戴着墨镜，佝着腰，看不清脸面。跑道两边已明显不像头一天那样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一副热火朝天战天斗地的样子了，此刻看去有点儿萧条。我老远就看见李丹双手卡腰故意腆着腹在跑道边上转来转去，稍走近些再看，她的活果然有人正给干得起劲，李丹就站在那个帮她干活的人旁边说说笑笑的，还不停地拿草帽扇凉。没等我走过去，李丹已经看见我了，就迎过来把我拦住了，她问我来干什么。我指指那个低头干活的人不无醋意地说怕我搅了你的好事？李丹压低声音说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的事不让你操心，你还是赶快过去忙你的去吧。见我表情怪怪的，她把我拽到一边悄声说那是我们处刚招来的一个临时工，我们程处说我行动不方便就让他帮我挖坑，我也是过来看看，顺便给他送点水喝。我瞧李丹不无得意的样子，就说你们程处可真关心下面的群众啊！李丹说那是当然，我人缘好呗。又说那也得看是谁。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撇下她走开了。心里虽有点儿不太舒服，可毕竟李丹的活不用我代劳了。这样想也就觉得坦然多了。我还没走几步，李丹又从后面追上来，理直气壮地对我说你去冼干事那边看看，好歹帮人家干一点什么，这是多好的一次机会啊，捞捞表现嘛。我说人家又没有指名道姓让我去，我这样不明不白地去帮人家干活算怎么回事。我话没说完就被李丹狠狠在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她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你去跑道上转一圈儿看看，有哪个局长处长是自己猫着腰在那干活的？下面有的是人主动替他们干！她这样一嚷，竟把我给唬住了。我尽量将目光投向跑道的两端，似乎想看清楚那些在太阳下面默默干活的人是谁，他们个个都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副任劳任怨的样子。我想李丹说的是对的，至少我刚才一路走过来，还真是没有看见哪个自己熟悉的领导干部。这样想着，就很自然想到了死去的父亲，我想他老人家若是在世，肯定要亲自上跑道来的。父亲的脾气我是了解的，他是那种宁可累死牛，也不能翻了车的人。去年秋天山洪下来，将北远台的设备间淹了，父亲身先士卒，连夜带头去救灾排洪，第二天回到家父亲整个人跟个泥鳅似的。但转念又想，父亲若在，恐怕他下面的那些主任站长也会像李丹说的那样，挖坑的活根本就轮不到父亲来亲自动手。回去的时候，我特意留心冼干事在哪块干活，想着要是看见他了就过去，反正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谁也不会注意我的。这样一路从跑道北头走到南头，一直快走到停机坪了，也没发现冼干事的身影，我只好回去干自己的活了。
老韩来接班的时候一个劲儿嚷自己浑身不得劲儿，他不无感慨地说人一上年纪真是不行了，人呀得服老。又说自己年轻时当兵，背上百十斤重的通信设备一口气能爬到多高多陡的山头上，然后还能利利索索翻山越岭再步行几十里路赶回营地去。我看老韩确实变了样子，脸上晒得红一块紫一块的，坐在那里呼呼喘气，衣服汗浸浸的，隐隐发出一股馊臭的气味。我本来想戏谑他两句，自己的活儿连动也没动几下，怎么竟累成这样了。话到嘴边又止住了，不用猜，老韩这两天肯定没少干活，他上面有两个站长，有一个副处长，还有一个书记，如果我父亲健在的话，应该再加上一个处长。依照老韩一贯的做事风格，遇到这类出汗卖苦力的事自然少不了他的。当然，我只是说航务处这一块，假若老韩还要往办公楼那边左顾右盼，情况会更加严重。局里群众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说处级领导一走廊，科级干部一礼堂，班组长们列两旁，局长书记又一行。于是，我故作关心地说韩台你得悠着点，当心累坏了身体，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想想又说我要不是李丹拖累着，少不了给你帮帮忙的。老韩不冷不热地摇摇头，说东方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知道你的负担也不轻呢。这天我跟老韩值班，马晓勇去机场劳动。老韩说他确实有点儿累，我说那你去宿舍好好休息一下，他一开始不肯，后来我又劝了一次，说有我盯着没事儿，他才去了。他这一觉睡得时间太长了，从上午十点钟一直睡到天快黑了，才迷迷糊糊爬起来，还是接连冲我打着哈欠。他是真累垮了。
第二天上午机场没有航班，一下班我就上跑道去干活了，还剩下一点尾巴我想挖完算了。我无意间注意到，老韩那段平地早变成了一条深壕了，被挖上来的新鲜的沙土和乱石块整齐地堆在土壕边上，表面那层土已经被晾晒干了，白得有些耀眼。因为前天下午我离开前老韩那段还没怎么动呢，昨天一整天他都跟我在台上值班（睡大觉），今天他人还没来得及下来呢，自己的活倒先于我完事了，真是兵贵神速啊。我不得不佩服老韩，难怪别人的活他屁颠颠地要去显身手弄得腰酸背疼，原来他自己的活下面同样也有人会神不知鬼不觉去主动干啊。我想，不用问，这个悄悄给老韩帮忙的人除了我就是马晓勇。虽然肯定是马晓勇，可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因为马晓勇调到我们台上还不足一个月时间，而且，平日里他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跟老韩走得很近，表面上看，他跟老韩关系很一般的，偶尔还背着老韩跟我一同说些替小薛打抱不平的话。看来，我完全低估了马晓勇这人。他跟小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小薛吧一副疾恶如仇的样子，明刀明枪跟老韩唱对台戏。马晓勇却是这样一个不露声色偷偷摸摸捞表现的家伙。
我正在胡思乱想时，有人骑着自行车从机坪那边摇摇晃晃过来了。车子停到我跟前，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局办的杨秘书。杨秘书原本白白净净的样子荡然无存了，脸也晒得黝黑，小分发也灰土土的没了形状，身上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根本看不出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玩笔杆子的人了。我估计杨秘书这些天日子肯定不好过，在局办公楼那边，也就数他级别低了，上面有几个局头，中间有若干个处长副处长和主任副主任的，下面都是像他这样具体办事的人。他这样一个小科员，需要他代劳的活估计是不会少的。
看杨秘书干活腰来腿不来的样子，我就觉得有点好笑，又碍于面子，毕竟他跟我挨着，再说我的活也干完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就过去拿洋镐帮他刨起来。他倒也不客气，只说了句谢谢。就这样，我刨他挖，干起来倒也快了许多，转眼就挖出一米来长。这样不停地挖了一个钟头，我们才坐下来休息。杨秘书漫不经心地对我说齐局把你安排在那边肯定有他的想法呢。我急忙打哈哈说安排在哪还不都一样，我不过是个毛毛兵。杨秘书又笑着说那可不一定，哪个领导一开始不是个小喽罗兵？我不想再往那方面去说，就转话题问他在办公楼那边干得还舒心吧。他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很晦涩地笑笑，说其实我挺羡慕你们干业务的，是非少，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不需要迎来送往点头哈腰，相对要单纯一些！我们在局办待着总是提心吊胆的，伴君如伴虎，稍微一疏忽麻烦就惹来了。我说彼此彼此，小薛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说不准哪天我也要被下放了。杨秘书叹口气说，都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有时候倒觉得连害人之心也得有着一小手，万一那人是个坏人，是个小人，你无心伤他，他反过来时时想着祸害你该怎么办？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光靠防备是没用处的，一味地防备注定要挨打的，防备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怎么办——你就得学会反守为攻！以攻为守，主动出击。我听着沉默了。单是回想一下那个去搬货的中专生和小薛的下场就够了，也许杨秘书说得没有错，人有些时候不能仅仅满足于一点点善良的戒备心。后来干活的时候，杨秘书又跟我透露了团委的一些事情，说现在有两个人都在争取团委副书记这个位置。冼干事我是老早就知道了，另一个是机关机要科的傅成功，年龄比冼大不了几岁，他当科长确实已有些年头了，过去一直被压着，这次开党委会才被领导提了名。据说冼和傅现在争得很厉害，各自私下里拉着选票呢，因为团的干部最终还是要民主表决一下的，也就是要开一次团代会选举一下的。我这才弄明白最近几天冼干事一直没有再骚扰我的原因了，我还正为这事暗自庆幸呢。杨秘书又不无嘲讽地说这两天冼干事和傅科长争先恐后地给领导们干活，干完领导的再给下面的群众帮忙，一个个都跟活雷锋似的，都比团的书记还书记呢。我说那他们也不来帮一把你的忙？杨秘书苦笑一下，说，我他妈的算个老几呀，他们不要我帮忙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李丹听说我帮杨秘书干了一上午活，就没头没脸把我数落了一通，她骂我是瞎子点的灯——白费蜡。又说我纯粹是有劲没处使了，放着那么多局长书记处长不去帮，偏要去帮那个小秘书。我解释说自己也不是刻意要去帮他的，事情正好碰上了。李丹一点也不想听我的解释，反问我碰上的人多了，谁你都去帮帮得过来吗？你没长脑子吗？我哑口无言了。李丹依旧不依不饶的样子，像是要把我撕碎了吃下去才肯罢休。她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种人简直是猪脑子！你根本就是故意跟我作对！我一下子被她说火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就扇了她一巴掌。她怔住了。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动手打她。我看见她捂着半张脸，愣了好一会儿，眼泪汩汩地流下来。她说好啊，你敢打我！你打死我算了！说着又抓住我的拳头硬往她的肚子上捣。我急忙把拳头松开，手指鸟爪一样松散着，不敢用一点力气。李丹闹了一阵，见我不还手，就呜呜咽咽地回卧室趴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她一哭，我的心就软了。我硬着头皮又去哄她，被她从卧室里连推带搡撵了出来，她随后将卧室的门反锁了。我一时进不去。任由我在外不停敲门，她一直不肯开。我本来想做饭吃，打开冰箱一看什么菜也没有了，我只好赌气离开了。我想等晚一些，李丹气消了我再回来跟她道歉，尽管她说话有点过分，那我也不应该动手。我的脾气好像越来越大了。
场建科的同志上跑道验收，他们拿着皮卷尺在坑边上挨个量过去，发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活都得返工，大家挖的沟不是太浅就是太窄，基本上不符合要求。因为电缆和灯具都已经采购回来了，铺设和安装任务迫在眉睫，局里只好又临时从外面雇佣了二十个民工连夜加班加点改造。这样一来，几百号人等于瞎忙乎了一个礼拜，还惹得齐局长大发雷霆。后来，这件事成了一个该死的把柄，齐局长在大会小会上都要提起来批评大家一通，用他的原话讲，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每当这种时候，我会坐在下面暗想，当初那些顶着烈日或躲躲闪闪替领导卖力挖坑的人是否得到一些实惠或一句起码的赞美？也许，惟独那些人是真正没有白吃苦的。功夫总是不会负有心人的。局里后来还是给全体职工发了点辛苦钱。我的钱自然是老韩帮着领来的，总共一千二百块。我问老韩这发的是什么钱。老韩跟我打哑谜似的笑笑，说你管它是啥钱，人民币呗。然后才悄悄说估计是上次挖坑的劳务费，上面交代了只管揣着，不准到外面乱说。我觉得老韩并不适合做保密工作，暗里一算，每人负责挖六米，一米给二百块，也真是没白下力气。回家把钱原封不动交给李丹，加上她的那份，就是两千四，算是不小的一笔钱。李丹一边数钱一边唠叨，说苦来苦去还是老百姓最亏。我问她这又唱的是哪出。她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科长一千五，处长一千八，局长两千，就连小组长也要比我们多呢。我这才知道原来老韩之所以跟我做保密工作是有好处的，毕竟他比我们多拿一百块啊。但又一想，老韩那点钱拿得也不容易，那些天他活确实没少干，要按劳动量计算他拿得太少了。不管怎么说，事情的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米川机场总算是安上了助航灯光系统。那天晚上，全局上下男女老少都站在外面，机坪一片炽亮，灯海划破寂静的夜空，跑道更是如一道绚丽的彩虹由南向北延伸开去。随着一架执行夜航试飞任务的Bael46飞机呼啸着俯冲向灯光闪烁的金色跑道，米川机场永远告别了过去几十年从无夜航飞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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