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石狮注定要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不见了，尘封多年的基督教堂重新打开了大门，一个个满面春风的海外回乡团接踵而来，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层层关卡，而是家乡人民的一片震耳欲聋的锣鼓喧天。

    有几间厝

    用砖仔砌

    看起来普普通通

    时常出现我的梦中

    彼就是我的故乡

    ——闽南歌曲《故乡》

    任何一段历史的戏剧性从来都超乎人们的想象，当时代的列车一旦按照设定好的方向开始行进时，接连着的总是一个个充满偶然性的瞬间，它们左右着前行的方式，这大概也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吧。

    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显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南中国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一个叫深圳的小地方。随后一年的4月，一个被称为“经济特区”的新名词从此刻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尽管当时的大多数人对特区这个新生事物并不抱有特别的战略期望，但在紧接着的1980年，中央还是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一个东南沿海开放的大格局初露端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些地方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些什么。

    出乎所有决策者意料的是，就在厦门这个曾经遭受屈辱的对外口岸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崛起时，在距离深圳近千公里的一个闽南小镇，一个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的弹丸之地，却骤然掀起了商品经济的第一束浪花。

    在一个早春的黎明，当市场经济的涓涓细流从大地上最脆弱的环节悄悄奔涌而出，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随着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却又不经意为下一次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去寻找更合理的生存空间，于是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令人捉摸不透而又无处不在的力量，使得一个个“无名小辈”瞬时赢得了历史的光环。

    1978年，这是一个后来被无数人的笔墨反复描述的时间节点，也是石狮的命运转折点。

    对于一个虚弱已极、濒临崩溃的国家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从此意味着政治生活不再是10亿中国人的唯一生存方式，尽管很多人的目光中还未免带着几分游离的神色，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但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已经预感到，随着一位老人再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整个中国即将启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新的航程起锚了。

    或许这次起锚的真正意义在于，470多年前，随着一个叫郑和的人从海洋上的销声匿迹，从此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远离了世界的版图，一个曾经引起西方世界无穷想象的东方帝国渐行渐远。当时空步履蹒跚地跨越了五个世纪之后，这个民族终于再一次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那片蔚蓝色的海洋，一个民族的海洋意识终于开始觉醒，而此时的石狮，一群祖祖辈辈早已习惯了出没于波涛之中的石狮人，正不经意地站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奔向海洋时代的第一块锚地上。

    往事不堪回首，那场长达十年的噩梦不仅让整个中国支离破碎，也因此几乎彻底与世界绝缘。在计划经济主导一切资源配置的年代里，为了迎接随时有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的腹地以及崇山峻岭的西部成了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那些被冠以神秘代码的工厂悄悄开进了西南、西北、华中等“三线”内陆地区，福建、广东由于地处战备前哨，尤其是与台湾咫尺之遥的福建，尽管发展农业的条件极其落后，却也几乎不可能有发展任何工业的机会，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原本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反而成了福建一穷二白的直接根源。

    1979年的中国，如同一头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的狮子，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变化冲击着每个人的心胸。这一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以充满热忱和自信的口吻向海峡对岸的人民发出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这封短短的《告台湾同胞书》中说道：“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徐向前郑重宣布，从即日起，福建前线部队不再将炮火对准一水之隔的骨肉同胞，并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对整个中国，尤其是对于长期处于敏感地带的福建来说，这一天无疑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开始。当海洋国土的封锁线渐渐消融，第一时间就从大海的另一边刮来了一股温热的暖流。

    1979年秋，一位离开石狮已经40多个年头的菲律宾华侨蔡友玉，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故土，此前他曾两次以爱国侨领的身份参加国庆观礼，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之后，家乡的贫穷落后也深深震撼着他的心灵。和许多沿海小城镇一样，石狮仍然是那几条老街，时间仿佛停止了，看上去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很多人填不饱肚子，尤其让他感到辛酸的是，营养不良的孩子们挤在几座破庙和土屋里上学，一到雨天，老师和学生们只能头戴斗笠继续读书，于是他当即下定决心，回报家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捐献一所学校。

    事实上，30年来，几乎每一个热心的华侨都不约而同地在家乡的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如果你今天来到石狮这个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或许是中国最小的县级市，无论是乡村还是市区，几乎随处可以看到华侨捐资建设的道路和小楼，人们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每一块值得记忆的小石碑上，历经多年风雨仍清晰可见，这些无声的记忆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石狮的今天离不开无数华侨的默默支持，在每一块小小的石碑背后，都诉说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在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向人们讲述华侨这个特殊的群体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从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开始的，而最先涌入中国内地的外资并不源自欧美国家，尽管嗅觉灵敏的欧美资本在中国开放的第一时间也乘势而入，但无利不起早的他们也同时以复杂而激动的心情观察着中国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不到时机彻底成熟时，他们不会作出任何鲁莽的行动。与此相反，第一批真正激活中国内地经济的外来资本恰恰来自香港、台湾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与其说这种行为是一种资本的注入，不如说首先是一种情感的注入。

    或许是石狮这方水土的一种幸运，也是一个顽强民族生根开花结果的必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人们在介绍今天的石狮时常常自豪地从自己独特的人口结构——几个不同寻常的“30万”谈起，“我们有30万台湾同胞，有30万东南亚侨胞，30万常住居民，还有30万外来人口”，当然这最后的30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石狮的经济活力。但实际上，前面这两个“30万”的内容早已超越了数字所能涵盖的任何意义，我们更愿意把这个数字理解为从一开始就支撑石狮快速发展的一种不可忽略的精神源头，正是这些远在异乡却始终心系故土的华侨们一次次难以言说的回眸，在第一时间为家乡的脱胎换骨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支撑。

    在祖国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对每一个商海行吟的游子来说，回家的路总是那么漫长，那么折磨人。

    再来讲述一段蔡友玉回家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那个年代所有华侨的共同遭遇。1949年，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在菲律宾事业刚起步的蔡友玉再也按捺不住思乡的冲动，他决定无论有任何风险也要回到石狮，去看望已是满头白发的母亲和刚结婚不久就不得不劳燕分飞的妻子。当时中菲尚未建交，往来十分困难，而且新中国常常被人们描述成青面獠牙的怪物，但蔡友玉还是不顾朋友的反复劝说出发了。经过一番辗转，就在离厦门港不远的海面上，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挡住了他的去路，随后他所乘坐的商船被迫驶向马祖，在熬过了7天头晕眼花的饥饿之后，商船又被拉往台湾，经过了一番严厉的审问和逼供，才由一位菲律宾侨领担保脱身，就在商船途经金门海域快到大陆对岸的时候，一阵守岛士兵的乱枪又不得不使商船掉头返回香港，蔡友玉回家的梦想就这样化为泡影。直到不久后他第三次从香港起程，才终于踏上令他牵肠挂肚的那一片故土，相见时分，母亲摸着儿子的脸老泪纵横，美丽的妻子低头无语，唯有一对不谙人事的小儿女像是过节一样，绕着爸爸的双腿不停地蹦蹦跳跳。

    不难想象，即使是在大雾锁国的艰难岁月，华侨都会冒着风险想方设法突破各种重围回家一顾，更何况1978年的祖国已经转身向他们张开久违的怀抱，那一刻，几乎在同时，两处缱绻已久的目光终于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接，一种直接从心灵最深处迸发出来的召唤岂能不让游子当即扬鞭启程？

    游子们带回来的不仅有重重的行囊，更有家乡立竿见影的变化。同样是一位旅菲著名华侨蔡清洁，看到家乡破落的景象，当即从菲律宾买回两套发电机组，还为乡亲们拉起了输变电网，帮助村里解决了照明和灌溉问题，接着又拿出100多万元修建了第一条从村子通往石狮镇区的水泥公路，建造了石狮第一个村级灯光球场，并向村老人活动中心捐赠活动经费。像这样华侨一步到位帮家乡奔小康的故事数不胜数。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仅石狮一个镇区的华侨捐资总额就达上千万元，于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直到今天，石狮的年轻人仍频频奔赴东南亚参加一次又一次的宗亲大会，虽然此时他们的物质生活早已悄悄超越了当年的很多前辈。

    1979年的石狮注定要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一系列变化向人们表明，“气候”变了。在这年的1月，中央首次明确肯定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不再是“资本主义尾巴”，石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不见了，尘封多年的基督教堂重新打开了大门，一个个满面春风的海外回乡团接踵而来，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层层关卡，而是家乡人民的一片震耳欲聋的锣鼓喧天。在石狮伍堡村，人们自发地组织起一支当地最早的民间铜管乐队，并且特意从福州请来老师指点，20年后，这支不起眼的农民乐队愈闹愈大，竟然成了代表石狮民间文化的一张名片。

    同样是这一年，中国海关总署放宽了华侨和港澳同胞探亲携带物品的范围，恐怕连华侨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政策的出台，仿佛一支前所未有的兴奋剂，瞬间激活了石狮这片素有经商传统的热土。当机会的曙光稍一闪现，石狮人个个都像蓄势已久的狮子一跃而起，一拥而上。

    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古老的估衣摊复活了。今天的人们在说起估衣摊时常常会将其视为石狮服装产业日后崛起的源头，实际上，历史上的估衣摊曾经是一个无奈而不无凄凉的故事。估衣摊背后的历史，不仅讲述着一个地域的变迁，更是一个民族不应忘怀的生活片段。

    “过番”，这是一个石狮人再熟悉不过的词组。在那个祖国贫困不堪的年代，当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孩听到老人告诉他这个词时，就意味着他从此将踏上一段陌生的征程，他不能再和家人朝夕相处。自己长大了，该去承担一番男子汉的责任，在亲人的目光中，他的异国生涯开始了，他所带走的，不仅有一家人的无奈和辛酸，同时也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希望和明天。

    就这样，随着岁月的更迭，人们逐渐把留在故土的婆娘称为“番客婶”，一个似乎是养尊处优的群体，当地人常常用羡慕的口吻说她们“嫁侨吃侨”。但实际上，自己的男人孤身在外，音讯时断时续，生死未卜，独守空房的她们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默默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全部生活重担，她们所得到的那一点维持家用的侨汇时常让人喜出望外，但有时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终于有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炮火把她们逼上了绝路，连通信都已中断，更何况侨汇的输入？于是在小镇的街头巷尾，当地人意外地看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小洋货世界，在这些小摊上不仅有写满洋文的手表、怀表、皮鞋、梳子、领带、香水、痱子粉、皮箱、首饰等各种从来不敢想象的玩意儿，而且铺满了各种各样的西式衣服，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一件小小的衣服还能有这么多的名堂。这些衣服大多是华侨寄给家里的，又因为是家人穿过的旧货，待价而沽，所以这种小摊又被人们称为“估衣摊”或是“故衣摊”。

    如果我们把“估衣摊”看做是石狮现代市场经济意识萌芽的起点，那么事隔多年以后不妨让我们记住这样几个信息：这些小摊出现的背后曾经是一群无助的家庭妇女，是生活的无奈让她们选择了这条尴尬的道路，同时，从她们拿出家里多余的小洋货出来晒市场的那一刻起，石狮人也突然感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他们的眼睛亮了，他们的意识深处也第一时间迸出了商品经济的火花。

    如同每每来自地底能量的喷发一样，任何一次历史现象的爆发都有它的源头，当1979年面向侨资侨物的大门再度敞开，当大海那头的另一股剪不断的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面而来时，早已熟悉了“估衣摊”的石狮人又怎能不抓住机会，一夜之间向即将到来的市场经济开拔呢？

    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新华社1979年关于福建省晋江县侨汇服务站的文章，记者在讲述着几个感人故事的同时也以不无喜悦的口吻这样写道：“不少侨眷把侨汇服务站的派送员喻为喜鹊，因为派送员给他们带来了海外亲人的喜讯和关怀。为了便利侨汇，为侨胞服务，全县在石狮、龙湖、青阳、安海、金井等地设立了五个海外侨胞汇款服务站。这些服务站的派送员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团结海外华侨，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的光荣职责。他们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不辞劳苦，走遍侨乡，把一笔笔侨汇，及时而准确地送到侨眷的手里。这些侨乡的‘喜鹊’，一年四季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不仅送侨汇，还把海外的喜讯捎给侨属侨眷，为侨属侨眷代写书信捎给国外亲人。”今天看来，这篇短文所记录的，不仅是滚滚侨汇的到来，不仅是海外亲人的回馈，更意味着，石狮人苦难的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或许还应该有人记录当时石狮的另一个最能反映时代变迁的角落，那个时候的石狮人几乎都前赴后继地集体奔向一个共同的地方——邮电局。据当时统计，仅1979年华侨、港澳同胞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到石狮的衣服、布料等货物达71.85万公斤，从境外或口岸邮局邮寄到石狮的货物达10.2万包。1979年后，石狮的高额汇款当年即达1000多万元，邮电汇兑业务不断上升，以至于随后为适应经济发展和方便群众，不得不取消邮汇最高限额的规定。可以想象，当年人们常常拿着写错名字发音的邮汇单，穿梭在堆积如山的国际包裹中，时而会为一件物品的去向与营业员发生激烈的争执，生怕由于兴奋过头漏掉了任何一件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一向善于捕捉商机的石狮人很快发现了一个窍门：按照当时的外汇比价，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00∶27，但如果把港币变成洋货带进大陆，再在大陆把洋货变成人民币，则可以实现1元港币换1元人民币的丰硕果实，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生意？精明的石狮人一旦找到市场感觉，以物代汇或以邮代汇的新方式就被发明出来，大批物资隆隆而来，仅一年时间从广东中旅运达石狮的华侨携带物品就达200吨之多，原本是华侨带给家里使用的各种新潮物品都被石狮人一股脑儿地摆在了市场上。于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势，石狮从此拉开了“小香港”的序幕。

    但在这里我们更愿意把石狮商品经济的复兴看做是一种海洋意识的回归，一种民族情感的回归，毕竟人们与外面的世界已经隔绝太久了，1979年的中国，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和细胞被小心翼翼地一一恢复，人们开始嗅到商品世界飘来的第一缕气味，来自海外的商品一次次刺激着石狮人的大脑皮层神经，而与此同时，周边一双双好奇而兴奋的眼睛也开始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关注着这个弹丸之地的变化，石狮人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好日子就要来了。

    实际上，要想更快地过上期盼已久的好日子，石狮人还必须冒着风险跨越一道看不见的经济海峡。

    地理位置上的坐标告诉我们，石狮地处闽南金三角沿海突出部，是大陆与台湾直线距离最近的一座城市，但就是这样任何一个游泳好手都可以完成的距离，却造成了两地人民的长期隔绝。石狮人只知道自己的30万亲人住在对岸，知道他们的生活远比自己要富裕得多。

    如今石狮的很多年轻人还能不无兴奋地回忆起童年时的这样一幅场景：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时期，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常常可以看到从不远处的天空飘来一个个偌大的气球，直觉告诉他们，这些气球里一定又藏着不知是什么的好东西，于是便三五成群地举着竹竿喊叫着追向那些五颜六色的气球，在他们稚嫩的心里，这或许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他们一路狂奔终于追到徐徐降落的气球时，谜底揭开了，除了一张张看不懂的写满文字的传单外（他们当然不会懂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什么意思），气球里不仅有各种食品，还有大人们经常抽的香烟，在每个香烟包上，孩子们第一次好奇地认识了打火机，于是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向父母去报功。而大人们显然要老练得多，他们不仅笑纳了来自海峡对岸“无私”的馈赠，而且清楚地知道气球还有别的用场，如果把这些捅破的气球片拿来做雨衣，要比他们的蓑衣经久耐用得多了。

    在海峡两岸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年代里，石狮人免费享受了对岸送过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无疑也一次次感到了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也许会有人想探究其中的奥秘，但最终不可能得出任何清晰的答案。

    直到1979年，随着金门炮火的停息，当一个国家开始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当对岸的人们不再输送传单，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商品时，两地的人们才真正开始尝试着经济上的第一次互动，这注定将是一次民间的互动，也是沿海居民的必然选择，虽然这种行为一直有一个不合法的名字——“走私”，但你又怎能强求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为了生活在一开始不走点儿“捷径”呢？

    时至今日，让我们不妨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重新回忆和审视这个中国市场经济启动期的特殊瞬间。

    今天，这样的故事已经成为久远的传说。在一个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海峡西岸的人们带着拾掇好的一包包金银向着茫茫大海出发了，这些是他们想尽办法搜集来的所有家当，女人们毫不犹豫地摘下各种首饰，老人们哆哆嗦嗦地掏出平时轻易不肯示人的传家宝，只为了换取对面过来的“小洋货”。两船渐渐靠拢，一阵乡音交流之后，人们开始首先把装满金银的包裹扔到对面的船上，这时不时有枪声传来，有人意识到目标被发现了，接着有人发现自己流血了，更有人在慌张中一不小心把包裹丢到了大海里，尽管这样的遭遇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人们还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次满载而归的胜利大逃亡都意味着一次生活水平的飞跃。

    从某种意义上，民间自发的走私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突然兴起是打开国门的必然，那个时候从广东的上下川岛、担杆岛、三门岛、大铲岛、汕尾、白马井到福建东山、福安至晋江、长乐、平潭至霞浦等地区，这种不得已的民间贸易活动几乎席卷了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在浙江温州的乐清、苍南一带，一艘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偷渡过来，在一些偏僻的小码头形成走私交易市场，由于民众的力量无法阻挡，法不责众，当地政府一般都会睁一只闭一只眼。于是，这些走私货便催生了“文革”后第一代稍具规模的商品集贸市场，那些前来采购走私货的大胆商贩和背着这些商品沿街叫卖的温州人则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当一种不合法却合情合理的贸易行为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时，任何道德评价都是多余的。

    直到今天，我们仍难以找到适合的语言来全景描述这个极为特殊的时间段，或许也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一位温州的改革人士曾说：“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这句话的潜台词一方面说明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一种突围后的沧桑与悲凉。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啊？随着打击走私力度的不断加大，孩子们也加入了大人的队伍，他们的书包底下藏着刚刚上岸的小洋货，撒丫子在海边一路飞奔，无论如何，解放军叔叔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弱小的身影；有人用摩托车驮着几条香烟，第一个目的地是关帝庙，他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灵，让神灵为自己指出最恰当的时间和路线；当人们终于集体跟缉私队玩起了捉迷藏甚至是公开对峙的时候，有的村干部竟然不无悲愤地要替人民说话，要“评评理，讨个说法！”这是一种何等的执拗！虽然惊心动魄的碰撞每天都在发生，但这一切似乎都不能阻挡人们致富的脚步。今天我们已无法清楚地感知当时人们的复杂心情，只能留下一段段五味杂陈的回忆。

    一位石狮的第一代企业家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试图为家乡正名。据他的讲述，当年石狮其实并不是沿海走私最疯狂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形成了市场，于是广东的大量走私货上岸后都运到这里出售，结果给外人的印象是石狮成了走私货的大本营。这种情况使石狮的名气在全国越来越大，也为日后的成长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他强调说，其实最终靠走私发大财、修成正果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后来还是通过“三来一补”做实业才真正发展起来的，这也是时代的必然吧。

    走在今天石狮的沿海公路上，细心的人仍可以看到村头堤岸上刷有“严厉打击非法走私活动”的白色标语，我们仍可以隐隐感到当年这句话的威慑力，但今天的石狮已没有任何人注意它了，随着一个狂飙时代的远去，对岸的海峡不再神秘，短短20年后，来自大海那一头的物质诱惑已经荡然无存了。

    当我们把目光重新回放到1979年的中国时，这里的海面曾经是那么的不平静，这里曾经演绎过一段比任何一部侦探小说都更多悬念的故事，几乎所有的沿海居民都成了这段故事的主角，人们也因此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接受了一次次市场经济的启蒙，正如黑格尔所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与贸易。”或许这段故事的关键意义在于，人们终于突破了数百年来一个古老大陆与海洋之间的藩篱，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姿态和前所未有的勇气，开始大踏步地向海洋挺进了。

    今天的人们在说起改革开放30年时，常常习惯性地把1979年视为一个春天的开始，但实际上，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时间里，这个春天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浪漫，反而是一个寒意料峭的季节。

    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这样交通极度闭塞的山区，“投机倒把”仍是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三只以上的鸡鸭，仍然会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80年代初，有人到民营企业上班还觉得是件丢脸的事。

    草根的命运往往惊人的相似，就在1977年石狮的“八大王”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进京展览6年后，历史再一次重演，在一阵“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浪潮下，温州一个叫柳市的小镇又爆发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当事人的命运远比石狮的“八大王”坎坷得多。同一年，石狮的“估衣摊”也未能幸免，被上级政府严厉取缔。同样相似的是，石狮后来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服装商业中心，柳市则在20世纪90年代一跃成为工业电器的王国。

    中国私营经济的成长之路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悲怆的色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闸门一旦打开，私营经济的洪水瞬间夺门而出，但另一方面，围绕私营经济的争论、质疑与打击也从未偃旗息鼓，一场“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斗争直到1992年才彻底告一段落。

    或许有一点与早期温州不同的是，石狮从来就是私营经济的天堂，政府似乎也一直更为包容。

    改革开放前，由于地处沿海战备前哨，与整个福建一样，当时还属于晋江的石狮几乎没有一家国有企业。1979年随着海关关于华侨回乡携带物品政策的放开，源源不断的现代商品一夜之间冲向市场，原有的国有商业系统根本无法收购消化，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各种海外时尚第一时间在石狮这个弹丸小镇开花结果，形成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一道风景。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难看出，尽管这个报告字里行间还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持有几分保留态度，但到这一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对蓄势已久的石狮人来说，一个个就像脱缰的野马，还没等冲锋号吹响，就已经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上路了。据当地志记载，1979年石狮又涌现出650户“估衣摊”，其中登记过的个体商贩仅有85家，其余的全部是无照经营。

    很快，不安分的石狮人显然已不满足于“估衣摊”式的小打小闹，办工厂成为当时很多人不约而同的第一选择，如何对待爆发自民间的创业冲动，成为当时摆在晋江县政府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一种意见顺理成章地认为，包括石狮在内的晋江本来就是国家投资的空白之地，不发展私营经济岂不等于坐以待毙？但也有人认为私营经济搞到最后还不又成了资本主义，到头来得不偿失。

    从理论上讲，作出这道选择题并不太难，真正难的是必须具备面对现实的决心与勇气，就在同时的安徽，中国的理论界正在为一个叫“傻子”的炒瓜子能手而吵破喉咙，争论的焦点是一道算术题，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说，如果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而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个体户居然破天荒地雇了12个人，在很多人看来，瓜子事小，但对这种雇工行为如何定性却关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惊动了邓小平才平息，邓小平对私营经济的态度是“放一放、看一看”。

    正当全国的理论家们还在拼命争论“傻子”现象时，晋江一批土生土长的农民早已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改革开放之初，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总是不经意地从民间萌芽、进而肆无忌惮地衍生，直到这股力量引起社会广泛注意时，往往又要再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有关方面才事后“追认”。

    也许不会有人想到，1979年10月，晋江县陈埭镇洋埭村的一位村民就想起要办一家胸罩厂，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大众女性大概没几个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即使知道也应该连想都不敢想，但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不仅突发奇想，而且马上行动起来。为了筹集资金办厂，他以每股2000元的标准向乡里乡亲募集了14股，招聘了帮工11人，虽然这些帮工多是亲属，但按照当时“超过8个就是资本家”的尺度，他已经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有了钱后他马上借了一间房子开工了。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一定不知道什么叫所有制，但就是凭着一股市场意识的本能和冲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所有制的创新。结果短短1年时间里，晋江全县办起了联户企业500多家，投资总额1000多万元。很多年后的今天，晋江骄傲地把自己称为中国的品牌之都。

    什么叫联户企业？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除了补充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个体户外，个人办企业尚未名正言顺，于是在政策的夹缝中，人们很快想到了挂靠集体经济，政府也乐观其成。他们不仅没有拿起意识形态的大棒扼杀这种民间智慧，反而多方动员农民联户集资办企业，采取“总厂设分厂，大厂带小厂”的办法，仅1980年晋江县陈埭镇一个镇，就由政府申请集体企业营业执照20多份，而就在这20多份集体企业营业执照下面居然挂靠了190多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联户企业。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就这样进行着。1981年春，在晋江县委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政府郑重宣布：一、允许农村资金、技术、劳力自愿组合和自由流动；二、允许农民联户集资办厂；三、允许股金分红；四、允许供销员提成；五、允许招收雇工；六、允许产品随行就市定价，并且鼓励和动员大队干部带头集资办厂。与1981年比较，1982年晋江全县乡镇企业总数减少了8户，而联户企业的户数、从业人数和收入总额，则分别增长了297%、85.9%和135.4%。

    事隔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看到这份简短的公告时，仍不能不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经济的普遍认同感到惊讶，尤为让人感叹的是，这一连串清晰的“允许”虽然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但在当时却无异于一种离经叛道，一种胆大妄为，其中的每一个“允许”日后都将极大地困扰中国民营经济的那些先行者们，很多人甚至因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仅就“允许供销员提成”这一条而言，直到1984年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替代不了的，应该得到各方的肯定和支持。

    在此我们更有兴趣的是想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私营经济的野火对闽南这一方水土情有独钟？

    西方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中国崛起的真相，在他们眼里，似乎只有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能代表中国的繁荣与复兴，只有深圳、东莞、昆山这样的新生儿才能印证中国的变化与活力。但事实的另一面却是，古老的中国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龙头已经开始与信息化对接，龙身正在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速度工业化，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刚刚松动的黄土文明中。一旦巨龙翻身，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从后卫变前锋，从最预想不到的地方闯出一片天地。

    在漫长的计划经济年代里，所谓城市只能被束缚在人为的格局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有限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集中于远离沿海的内地和山区，也因此成就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工业城市，并同时深刻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随后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些城市几乎无一不承受着转型的痛苦，步履蹒跚。

    1979年春，当中国第一次出现“经济特区”的字眼儿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珠三角再一次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不过这一次他们所带来的不再是革命的火种，而是隆隆不断的商业号角。一夜之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凭借特有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这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昔日的桑基鱼塘被一座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所取代，广东货成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甚至连拗口难懂的粤语都成了一种时尚。

    珠三角几乎统治了中国市场经济史上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也是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发轫之地。随后，以浦东开发为契机，以大上海的复兴为龙头，有着深厚商业文明底蕴的长三角后来居上，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人文环境，诞生了一批生龙活虎的明星城市，直到今天，它们仍牢牢占据着中国百强县市的多把交椅。

    如果说珠三角靠的是天时，长三角靠的是地利，那么夹在两大强邻之间的福建，尤其是闽南则更多的只有靠人和了。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晋江石狮一带就长久活跃着一个个“资本主义”的幽灵，他们不仅与海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商业信息灵通，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都不服从命运的安排，有条件上，没有条件想办法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闽南人的商业精神。

    实际上，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珠三角一带的地下工厂崛起之时，石狮人也正同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直觉告诉他们，加倍的勇往直前，砸碎的不过只是锁链，赢得的却可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就这样，一批长期生活在传统体制边缘的闲散人员被彻底激活了。

    正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反复诉说的一样：“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复制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接轨。”事实上，石狮人就是这群“小人物”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小镇的传奇从此拉开了大幕。

    这是怎样的一群“小人物”呢？他们或者上过山下过乡刚刚回到家乡，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或者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或者是不安分地每天都梦想去实行资本主义的那一边看一看，时刻琢磨着怎么“里通外国”，或者由于过剩的精力整天在街上打架斗殴，但他们无一不品尝过生活的艰辛，都不甘心过平庸的生活，都具备敢于蔑视一切常规的勇气与意志，都相信爱拼才会赢。

    下面所要讲述的是石狮一个叫李贤义的普普通通的青年的故事。1978年时他已经快30岁了，此前他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天地里扑腾了一段时间。李贤义50年代初出生于当地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小山村，这个村曾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走出过一位华侨将领李子芳而远近闻名，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家乡人民贫苦的生活。为了战胜饥饿，青年时期的李贤义自学了驾驶拖拉机和所有他能摸得着的汽车，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和一群乡亲们就集资买了一辆45马力的拖拉机跑起了短途运输，几年下来为生产队赚了几万元。1978年，他第一时间集资买了一辆日野货车，没过多久就从一辆到两辆，从两辆到十辆，从几个人到一群人，最后把一个叫子英车队的运输专业队跑火了。在那段突如其来的火热岁月里，子英车队把石狮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车队效益，不知是谁的主意，他们把一箱箱鸡蛋从石狮装上车，然后按照预先的计划一路设置好适宜的温度，结果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到南方后鸡蛋已经变成了一只只欢蹦乱跳的小鸡。即使今天听到，鸡蛋变小鸡的故事仍像是新闻，但像这样的创业故事在当时的石狮每天都在发生。石狮人就像一个个训练有素、无师自通的魔法师，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文化水平多高，他们在市场经济这个陌生的舞台上从一开始就是那么自信和游刃有余。

    也许在石狮人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想不到的，没有不敢想的，更没有想到了却不敢做的。对当时的李贤义和他的子英车队来说，每一趟长途运输都是一次捕捉商机的机会，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现新大陆”。30多个风霜寒暑走过，无论是动态孵化小鸡还是后来把日本淘汰过来的旧轮胎翻新之后二次出售，无论是80年代初在香港创办汽配公司，从只有一两个雇工干起，还是后来立足深圳大手笔进军汽车配件产业，最终被媒体称为中国玻璃大王，李贤义自己也从一个走出家乡的石狮青年成长为一名企业家、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而所有的成长轨迹都应该追溯到1978年的那个春天，从那台不起眼的日野货车开始，从那个鸡蛋到小鸡的故事开始。

    事实上，回溯那个一闪而过的春天，只有压抑太久的人们才能最强烈地感受到“气候”变化的气息，在闽南乃至中国的各个角落，无数个李贤义已经悄悄上路，无数个充满传奇的创富故事每时每刻都在演绎，尽管前方的道路注定不乏坎坷，但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当自己的命运终于不再受制于人，当人民的创造力终于有了喷发的舞台，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也从此开始了。

    很多年后，一位政府官员再次来到石狮，在他的记忆中，自己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泉州开会时忙里偷闲到这个小镇上买了一件衣服，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中国服装业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目睹历史的变迁，他不由地这样评价石狮的变化：如果说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打响第一枪，那么可以说，中国城市经济的改革正是从石狮开启了先河，当时石狮人搞商品经济与小岗村那18个农民按手印的意义是一样的，从历史上看，石狮也是中国开放的“小岗村”。

    其实，无论用怎样的笔墨都很难描述从1978年到80年代初的中国，一场观念上的变革正日夜冲击着人们曾经封闭、近乎干枯的灵魂，每一次大胆的前行，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都有可能掀起一场意外的波澜。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率先从东南沿海展开，石狮的命运迎来了千载一遇的转折。

    从跨度更久远的历史时空看，500年前，一个同样熟悉海洋的弹丸小国——葡萄牙在国王的支持下，凭借三艘帆船开始了探索东方世界的旅程；1492年10月12日，一个叫哥伦布的西班牙冒险家第一次登上美洲的高山之巅看到了一个新世界；随后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无一不从海洋上燃烧起一个国家的使命和梦想。而就在18世纪初，一个名叫彼得的俄罗斯青年悄悄来到欧洲的码头当起学徒的时候，一位中国的盛世君王却在离北京不远的大山里盖起了自己的避暑山庄。随着中国离海洋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一切与海洋文明相连的精神联系都渐渐黯淡。

    如果没有1978年的那个开始，闽南人纵使多么熟悉海洋都不可能架起冲浪的风帆，石狮人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复活“资本主义”的秉性，他们不可能往来穿梭于内地与海外之间。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次的出海不再是某一个孤胆英雄的传奇，当时代的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一群热爱生活的水手带着同样的默契聚在一起，然后吹着口哨，从一个个看不见的小码头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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