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狮正是靠一个个小洋货走进了内地的千家万户，什么电子表、蛤蟆镜、三洋录音机、长筒袜、打火机、电动玩具，应有尽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内地家庭都曾享用过石狮的小洋货。

    为你提出男儿的本性

    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

    ——闽南歌曲《男性的本领》

    1980年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应中国官方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此时的中国刚刚走出一段噩梦般的岁月，市场经济对于所有人来说几乎还是一张白纸。

    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问道：“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弗里德曼显然受到了惊吓，他只好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其后，弗里德曼又先后两次来到中国，目睹中国的变化，他不无调侃地说道：“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意思的是，30年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迹，但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完整解答其中的奥秘，也许是中国变化的速度太快，人们还很难从这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中总结出相应的理论，中国的经验到底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哥德巴赫猜想”。

    弗里德曼后来在自传《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在我198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向相对自由的社会过渡，在毛泽东去世、邓小平继位后，中国正在试图扩大自由市场的作用，第一个迈出小心谨慎的步伐，中国的试验几乎才刚刚开始，他们还会回到从前吗？”

    事实上，如果有人想探究中国这场试验成功的历史之谜，不妨把目光首先投向20世纪80年代初的珠三角以及温州、闽南一带。20世纪80年代初，当很多人还羞于谈论“市场”这两个字眼儿的时候，正是在这些偏僻的乡野，一群挣脱土地的农民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过这一次他们手里的武器不再是玉米和高粱，而是一件件充满魔力的小商品，他们的耕作第一次来到了市场经济的田野上。而这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当然是1980年的弗里德曼先生所无法看到的。

    时隔多年以后，走在石狮凌晨2点依然火暴的闹市街头，当我们惊异于这座小城所特有的活力之时，仍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个闽南小镇一跃成为中国服装业版图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产业高地，要知道在1978年这里不过只有一家不起眼的小裁缝店，而所谓的估衣摊一开始也只不过是几条长凳和一张床板的组合，其中的奥秘到底在哪里？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特殊政策的惠顾，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小镇最兴旺的时候，也连一条通往周边的像样公路都没有，他们又是凭什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或许答案就隐藏在普普通通的石狮人身上，就在闽南这块散发着独特气息的土地上。

    要想解答这个石狮之谜，还是让我们先做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把镜头推向80年代初的中国景象。

    当全体中国人刚刚走出灰暗的“文革”时期，依然还生活在一个色彩极其单调的世界里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能真切意识到将会到来的是怎样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几亿中国人的衣柜里，绿、蓝、黑、灰等几种颜色的衣服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能够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衣已是一种时尚，小孩子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穿一次新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能够一次性配齐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已经是很知足的一件事情了，当时很多家庭还不敢奢望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也许有人还记得1984年的中国曾经放映过一部名叫《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这部片子刻画了一位纺织女工作为劳模与她的爱美之心的矛盾冲突，整天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她因为一次穿上了朋友的红裙子而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石狮市场的喇叭裤已经流行有些日子了。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当内地的家庭欢呼雀跃地买进一台小黑白电视机时，石狮人早在1979年就已经享用上了华侨带回来的彩电，提前进入了人们渴望中的现代生活。

    今天的年轻人已无法想象20世纪80年代一件小商品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冲击力，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人们对海外过来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感到兴奋不已。事实上，80年代初的石狮正是靠一个个小洋货走进了内地的千家万户，什么电子表、蛤蟆镜、三洋录音机、长筒袜、打火机、电动玩具，应有尽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内地家庭都曾享用过石狮的小洋货。

    此时的石狮俨然是茫茫物质沙漠中的一片商品绿洲，正是这种巨大的落差使石狮人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也在“小香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论外面的人们抱着怎样的心态和眼光打量自己，石狮人似乎认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

    80年代初，在今天石狮的新华路、大仑街以及中百、钟表商店附近的中心地带，已经出现了繁华的侨货市场，在这些市场上不仅有华侨带回来的各种洋玩意儿，而且有很多刚刚下船摆渡过来的小洋货，一开始这些商品只是迎来周边地区人们的光顾，但很快一传十、十传百，远方的人都知道了福建有这么一个自由市场。在一个商品极度匮乏的年代，可以想象，人们一定都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一次次踏上石狮这片传说中的土地，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个小镇干脆就是资本主义的天堂。

    女作家舒婷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80年代初这里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市场。潮湿的石板一条街，毗连乌压压的大棚，公开卖的是各种香港货，从丝袜、旧衣服、风油精到邓丽君的录音磁带，冷不丁就会被人神秘地拉进更潮湿更阴暗的青苔僻巷，兜售走私来的家用电器。多少有机会到南方出差的干部官员、作家学者都千方百计往家里捎电视机和收录两用机。火车的行李架上，塞满了这些纸皮箱，马马虎虎包一层旧报纸遮掩，就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运往四面八方。”

    其实与石狮一样，80年代初中国还有一条小街也同样因为独特的商品优势而异常火暴。那个时候但凡是去深圳的人都会去沙头角一个叫中英街的地方，吸引人们前往的同样是价格低廉而又新奇的商品。

    据一位沙头角的居民后来回忆，当时每天到中英街的游客真是不计其数，他们忙得连把客人给的钱放好的时间都没有，而收回来的钱只能随手扔在柜台后面的地面上，踩着满地的钞票工作。当时每天店铺关门后，也不像现在要商店自己把钱拿到银行去，而是银行会派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带着点钞机到中英街来逐家存款。所以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不到沙头角不算来深圳。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二者截然相反的结局：20年后，当年被人们称为“小香港”的石狮依然是人流不息，而中英街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是过去时了，现在的中英街门可罗雀，人们只能在昔日火暴的商铺里卖些杂货和日用品。的确，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一个黄金时代就这样匆匆过去了。

    至此我们可以说，石狮和中英街虽然远隔千里，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旺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二者结局不同的真正根源在于，石狮人并没有满足商业资本的积累，而是很快开始进入了产业资本，如果说石狮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小香港”是时代送上门来的一次机遇，那么其后石狮人纷纷走上仿造洋货的新路，则是他们主动抓住了机遇，也成全了日后的石狮。

    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有人看到香港的衣服在市场上好卖，马上买几块布料回家照着样子做起来，你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一时做不来就拆开样子比着裁，很快有人在镇上办起了裁缝学习班，人们把自己的家当做工厂，虽然这些工厂后来被称为“小作坊”，但如果没有这些小作坊，石狮后来的服装产业又怎能发展？衣服做好以后，到街上买个写着洋文的商标缝上，一转眼就拿着土制的洋货到市场上叫卖，尽管可能连线头都没有缝好。

    中国人的仿制能力在那个阶段的石狮人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或许在当时的石狮人眼里，没有什么是自己琢磨不出来的东西，他们敢于尝试一切新鲜事物，什么都有兴趣动手捣鼓捣鼓。很快，有人甚至连手表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都敢做了，他们想办法从香港和广东进来各种配件，一番折腾之后，组装成的手表照样可以运转，而且同样在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

    很多人后来把石狮的快速发展简单地归结于小洋货市场的存在，这种结论似乎并不全面。

    否则我们就很难回答这样一个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走私的浪潮几乎席卷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每一个有条件的地方，但事后证明，并不是所有的走私区域都成了制造中心，有的区域甚至因此而一蹶不振，而石狮人却在淘得了第一桶金后又马不停蹄地出发了。虽然无可否认，商品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确培养了石狮人的市场意识，但如果你知道石狮人在“文革”时期都敢于造毛主席像章，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启动期主动走向制造业的道路。

    事实上，80年代初刚刚苏醒的石狮不经意地完成了惊险的一跃，这一跃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商品价值到商品价格的实现，而是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的一跃，当经商的基因和做实业的冲动混杂在一起，彼此互相推助，石狮人在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同时，也从此拉开了中国服装名城的序幕。而在制造业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石狮人的最初表现同样像是一个个斗士。

    或许这惊险的一跃并不像我们今天所回顾的那样简单，在此我们通过讲述一个个背影来再次回到80年代初的石狮，回到一个曾经风云的年代。正是有了一批人的前赴后继，才唤醒了更多石狮人的经营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播种者，一个时代的拓荒人。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到，早在改革开放后不久的1981年，就已经有石狮人的身影出现在广交会上。这个创办于1957年的商品交易会每年春天和秋天在广州举行两次，几乎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的经常性平台，汇聚的商品都是当时国内层次最高、最新潮的品类。

    这一年春，一个石狮农民只身来到当时中国最活跃的商业城市——广州，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来开眼界的，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他激动得彻夜难眠。再过几天，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就要在这里召开了，在此之前，他已经软磨硬泡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外贸部门的同意，现在见真章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在简陋的旅馆里，他一次次抚摩着自己软底缎面的童鞋，这一双双可爱的童鞋浸透了他的心血，是他连续几个月熬到半夜在家里一次次反复设计出来的。

    让我们记住1981年这个时间点，因为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才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指出要建立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更难以想象的是，一家农民个人创办的企业居然要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广交会分一杯羹。

    但这个看起来土了吧唧的农民还是壮着胆来了，并且一家美国客商一口气就和他签订了数额不小的订单。这位当年的美国商人一定不会想到，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将一次次遭遇曾经站在自己面前的异国农民兄弟的挑战，更不会想到，就是这些赤手空拳的中国农民，日后会高高举起“中国制造”的旗帜。

    事实上，这位农民的第一笔生意并没有赚到钱，拿到订单后，他马上召集了20多名工人，在一场急风骤雨的培训之后开工了。那段时间，他一天24小时连轴转，跟着工人一起日夜加班加点，为了保证工艺质量，他不惜工本，等完成数量后一算账，他知道亏了，但他同时也清楚自己赢得了一种东西——信誉。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在晋江一带随处都可以听到，为了赢得市场的那张入场券，几乎每一个日后发展壮大起来的制造企业都做过巨额亏本生意，都当过这样的“傻子”。

    有人率先打开了外销市场后，石狮的乡镇企业第一次迎来了春天。在随后的几年里，石狮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工厂，它们搬出条件简陋的牛棚，取而代之的是十几间标准厂房、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进口生产流水线，频频前来参观的人们在这些工厂里惊奇地看到了来自日本的平缝车、双针车、高头车、电脑机、自动切织带机、拉链机、万能绣花机以及软箱包整套生产流水线。这几乎包容了当时行业引进国外现代技术设备的最高水平，也似乎预示着石狮的服装制造业正以空前的速度引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但我们今天更感兴趣的还是石狮人搭建平台的能力，用后来时髦的话讲，叫制度创新。一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晋江一带的工厂都戴上了乡镇企业的“红帽子”，为了赢得市场，几乎没有石狮人不能想到的办法，一个简单的创意可以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同样，体制上的风险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唯一的想法是做大，再做大。

    实际上，同时期像前者这样“敢于吃螃蟹”的农民兄弟在石狮并不是少数，他们的名字或多或少尚存留在石狮人的记忆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问及他们今天的故事，很多人都抱以淡然一笑，如同回忆一束曾经翻腾却不知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浪花，他们的命运浮沉恐怕也只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但同时可以看出，石狮人是当时中国第一批闯大市场的人，在以后很多年里，他们将一次次远征国内各大中城市，甚至把家乡变成了商品经济的大本营。

    在向市场经济挺进的小路上，石狮人显示出一种特有的灵活和敏捷，有时候他们更像一头豹子。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石狮与外部少有交通，堪称孤岛，但由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千丝万缕的海外关系，石狮人的耳朵并不闭塞，而这一特有的优势，也被石狮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总能有源源不断的商业信息第一时间挑动他们的神经末梢。从这一点来说，石狮人是幸福的。

    就在很多石狮人雄心勃勃地打造着属于自己的企业王国时，如同四月暴雨过后的草原，所有的石狮人也像野生的新鲜草莓，一个个正迫不及待地钻出地面。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家乡变成了战场，灯火通明的小作坊鼓噪着所有人的激情，人们都盼望着第二天市场刚一开张就摆上自己昨天晚上的战果。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石狮仍然是中小企业的乐园，仍然按照市场法则自生自灭。

    80年代初极其平常的一天，石狮五星村一个叫王成佳的农民坐在家里开始打起了这些“草莓”的主意。

    这个叫王成佳的人注定要在石狮的商品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一页。1984年，他凭借一己之力在石狮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全国订货会，这大概是中国民间组织的最早的商品展销订货会，他利用各种渠道邀请全国20多个省的200多家客户来到石狮，硬是一口气签订了4500多万元的合同。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王成佳当时哪儿来的这股豪情，虽然这次会展签订的很多合同最后都打了水漂，很多货物发出后却收不到货款，他也同样因此被人们称为“傻子”，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王成佳毕竟是那个年代石狮试图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的又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王成佳的想法很简单，但同时也很大胆，他把石狮13家产品相似的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了“石狮企业联营经理部”，自任总经理。按照他的想法，这种联盟的好处在于：一可以联产，企业之间资源互享，甚至可以分工生产产品的各个环节，然后再统一组装；二可以联购联销，为此他组织了20多人派驻全国24个省份负责市场信息和设点销售。同时他负责的联营经理部收取各厂产品销售额的1%，自己只拿工资。就这样，一个小企业托拉斯在他的手里运转起来了。

    事情的结果是，联盟中的很多企业的确获得了快速发展，晋江一个塑料厂年产值高达3500多万元，一个只会生产黑色塑料小手枪的工厂也鸟枪换炮，年产值突破上千万元，这些从联营中尝到甜头的企业都心悦诚服地把王成佳称为“母鸡”。但这种松散的企业联盟一开始就注定了无法用制度去约束各个企业的行为，彼此各自为政，若即若离，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联营关系的解散也是迟早的事。这一点，我们难以苛求当时的王成佳对运营企业有充分系统的认识，但可贵的是，王成佳用自己的方式为很多中小企业进行了一次最初的启蒙，使它们渐渐明白企业运作的规律，在他的身后，很多小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度过了走向市场的童年。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成佳的试验并没有失败，他曾经快乐地做了一回“母鸡”。今天的石狮企业逐渐做大做强了，当它们再一次试图通过更清晰的制度联结在一起集体出海的时候，当它们开始运用资本的纽带联合的时候，一定还会有人再次记起王成佳这个曾经是那么熟悉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继王成佳1984年那次最早的全国商品订货会后，又有两位当地的企业家在两年之后先后举办了规模更大的商品交易会，尽管没有出现货走人空的情况，但依然是没赚到一分钱。面对人们的担心，他们这样洒脱地说：“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石狮的企业知道了原来布行有这么多花色品种，从此可以放心地改变服装样式，提高档次了。成功与否，不能光看个人得失，更要看社会的得失。”而这个时候，听到消息的王成佳还特意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事实上，在石狮人30年来一代代打拼市场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曾经像王成佳这样的先行者，他们不仅有着超前的商业意识，无时无刻不点燃着自己的商业梦想，同时也激励、感染着更多的人。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自己一时的成功，而是更多地想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或许他们都曾经历过一样的苦难，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当市场经济来临时又都选择了同样的生存方式。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王成佳们，才使石狮这块土地始终屹立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

    今天，如果我们把过去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做是一场由民众推动的革命的话，那么在这场历史性的进程中，有一个群体的力量谁也无法忽视。数千年来，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自己的汗水默默哺育了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建国后，这个群体又担负起了支援国家建设的使命，用自己的双手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透支着日益虚弱的体力，然而，更值得瞩目的是，在中国终于开始艰难走向市场经济的那一刻，这个群体又用自己的智慧和胆量为一段历史的开启杀出了一条血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其称为农民企业家，但也正是他们，彻底改写了乡土中国的意义。

    在讲述这个庞大的话题之前，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那个普普通通的夜晚。这天晚上，18个面黄肌瘦、神情紧张的农民聚集在一间破草屋里，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然后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一个个血红的手印，当时的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一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革命从此将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村，早有一批能人偷偷搞起了工业。在江苏江阴的华西村，一个叫吴仁宝的农民一面高唱着“农业学大寨”的赞歌，一面却抽调20人在村里办起了小五金厂；在钱塘江畔的浙江萧山，一个叫鲁冠球的农民此时创办的农机厂已悄悄迎来了第10个生日。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敢为天下先的吴仁宝和鲁冠球日后都成了时代的英雄，20世纪80年代，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集体经济拔地而起，随后以燎原之势蔓延神州大地，到90年代，乡镇经济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人们这才发现原来中国的农民早已是另一种模样了。

    实际上，就在吴仁宝、鲁冠球改天换地的时候，在石狮这块土地上也同样有一位农民正创造着自己的梦想。

    一开始吴彦赞就是个不安分的农民，与吴仁宝和鲁冠球一样，他也曾是学大寨的好榜样，但心里却一直琢磨着怎么发展工业，怎么彻底改变祖祖辈辈不堪生存的现实。80年代初，他租用一个旧猪圈作为临时厂房搞起了印刷，同时兼营食品加工，但没过多久，乡里乡亲就都挤了进来，终于使一个80多人的小型印刷厂和加工厂不堪重负，当他带着村里38个脱产干部奋斗了5年之后，居然还亏了3万多元。事与愿违，这位农民企业家遇到了生平第一次关于企业经营的考验。

    吴彦赞很快作出了决断，从彻底转变经营机制入手，打碎“大锅饭”，除了厂长、会计、出纳和两名供销员，其他所有脱产干部下车间劳动，不行的就地解雇，工人实行计件工资，然后集中精力搞食品加工。一年之后，他就凭借自己的铁腕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扭亏为盈，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这次立竿见影的变化进一步刺激了他的雄心，一个更宏大的构想诞生了。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超前又带有极大风险的构想。吴彦赞并不满足于自己一个小厂的成功，很快带领乡亲们办起了一个个工厂，一夜之间把自己的村子变成了工业区，如同当年盛极一时的天津大邱庄一样，短短几年，人们看到他像变戏法一样搞出了16家村级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范围从内衣、羽绒服到无线电应有尽有，而且还有14家中外合资企业，并且还拿出70亩地搞了个对台经济加工区。总之，他恨不得最大限度地汲取每一寸土地的附加值，把村子里所有的农民都改造成产业工人，把每一棵庄稼都变成24小时不间断创造工业产值的机器和生产流水线。

    然而吴彦赞的构想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要把自己的村庄彻底变成一座石狮乃至泉州地区最繁华的城市。

    于是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开始了。令人称奇的是，吴彦赞似乎对城市功能有着完整的理解。他一面着手改造环境，把工业区背后的百亩水洼地变成了公园，宜人的环境成了吸引商务客人的一个超级卖点；紧接着，他又在工业区的门口矗立起了一幢12层的工业大厦，3层以下用做商品展示和销售，4层以上作为外向型加工车间，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品位，他又投资兴建了电影院、标准游泳池、别墅、普通住宅和商业区，而且还和国家科委联合创办了4家高新技术公司。直到今天人们仍难以想象，一个农民居然运用土地的杠杆打造了一个理想王国。

    在吴彦赞的点金术下，这个村子很快成了泉州第一个亿元村，到了1991年，这个不过1000多人口的村子居然有了58家各种所有制混合的企业，于是他顺势成立了福建第一个村办企业集团，旗下的企业之多、产品范围经营之广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这一年8月，他的事业走向了高潮，他在市面上发行了第一期总值为800万元、每张面值500元的股票，数日之内就抢售一空。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创举，要知道那个时候连中国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懂股票意味着什么，而后来创办了万向集团的鲁冠球直到多年后才把自己的企业推向资本市场。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吴彦赞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随着理想的步步实现，他已经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理论家，成了福建的公众人物。在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中，他满怀豪情地这样写道：“要探索一条乡镇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外向化的新路，要探索一条乡镇企业引进高技术项目和高科技人才，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转变的新路，更要探索一条社会主义股份经济从有股票到有市场发展的新路，为农村股份经济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不断提供新鲜经验。”今天看来，这种思路与其说是一个农民令人难以想象的雄心壮志、一个乡镇企业集团的发展蓝图，不如说是试图为整个中国的乡镇经济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很多年以后，当石狮人一次次提起吴彦赞这个曾经不同凡响的名字时，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几乎企图凭借一己之力彻底改写数千年来人们对于农民的定义，他不仅大办工业、商业，甚至还要创造一座崭新的城市，他不仅创办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乡镇企业王国，而且尝试用资本的魔方以实现更宏伟的蓝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后有人要记录中国乡镇企业的历史性崛起，如果遗漏了吴彦赞一定是种莫大的遗憾，他曾经释放出的能量至今仍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吴彦赞故事的意义更在于，如果不走进中国的农村，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你就根本不可能接近一个真实的中国。30年前，一场农民自发的大包干运动使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随后他们又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踏上了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征程，不断谱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因此，无论用怎样的笔墨都难以讲述出这个群体的创造力，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若干年后，当整个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那一刻，人们还将一次次记起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传说。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徐徐展开，石狮即将迎来一段火红的岁月。一位后来风云一时的企业家曾这样说过：“那个时候挣钱容易得就像在沙漠里卖水一样。”这句极富个人色彩的话不经意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秘密：在市场经济风帆乍起的启动期，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格局率先从东南沿海开始破题之际，谁能够利用自身优势抢占先机，谁就能获得超常规发展，谁的行动最迅速、最敏捷，谁就可以创造奇迹。而这一点，比起东南沿海其他地区，石狮人表现得丝毫也不逊色。

    当市场经济的发令枪刚响的那一刻，无论谁都不应该怀疑晋江人的起跑能力，他们不仅显示出惊人的爆发力，而且几乎个个都是天生的跨栏高手，面临一个接一个障碍，他们会毫不费力地抬腿而过。只要有一种可能，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把这种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变成现实。

    1978年，对于刚刚启动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这一年10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第一时间出访日本、新加坡，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要想启动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何利用外资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样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受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但现实情况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当北京的政府官员们第一次从西方跨国公司口中听到“合资”这个词时，还都搞不懂其中的确切含义，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请外方进一步解释，得到答案后无一不觉得新鲜有趣。

    就在举国上下对如何引进外资还是一片茫然之时，市场经济的野火已经迅速在珠三角点燃。

    一个必须提及的事实是，早在1978年8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广东顺德县悄悄挂牌，对于拥有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但却极度缺乏市场经验的中国来说，这种由外方提供原材料、零件或设备，再由中方进行加工装配，成品由外方销售的涉外经营方式，无疑是民间对接市场经济的一次创新和发明。正是这种看似不得已而为之的补偿贸易形式，不仅为珠三角成为后来的世界加工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从此拉开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发展产业经济的序幕。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岁月里，以石狮为代表的晋江几乎是与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同时起步的。

    虽然珠三角是“三来一补”的最直接受益者，但石狮的独特优势在于，早在开放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已有很多石狮人历尽千辛万苦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同时随着国门的打开，更多的石狮人第一时间奔赴香港，然后又迅速调转枪头杀回家乡搞起了“三来一补”，转瞬之间，石狮人就通过里应外合的方式，把资金和政策结合得天衣无缝，从此迅速催生了一个产业的兴起。

    对于石狮的服装产业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当亲人们回家创业的时候，人们很快熟悉了最时尚的布料以及一切与服装有关的配件，有人把多余的布料拿到市场上赚钱，也有人开始琢磨怎么仿制。很短的时间里，石狮人把“三来一补”这个魔方运用得淋漓尽致，很多人都放下手中的活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服装加工和销售的大军中去，直到一个个赚得眉开眼笑。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石狮这个没有任何纺织资源的地方日后会成为服装名城？一位石狮人这样回答：其实石狮历来就是最开放的地方。早在明清时期，当中国人还传说着西方人的膝盖不能弯曲的时候，他们的祖辈在南洋已经学会和老外们做生意了；当国人还摇头晃脑地念四书五经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和老外轻松地说“哈罗”了；当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有的石狮小孩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雀巢奶粉了。总之，石狮人对外面的世界从来就不陌生。

    方言是一个地域的胎记。实际上，至今在石狮人的方言中，人们依然把肥皂称为soap，把缝纫机称为machine。不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祖祖辈辈与海外相通的弹丸之地，可以说一直接受着时尚的洗礼，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内地的人们刚开始学着穿西装打领带的时候，石狮人早就不觉得新鲜了。

    今天的石狮人回忆往事时常常会自豪地说：曾几何时，香港流行什么样式的衣服，石狮一个星期后就有了。客观地说，正是这种特有的天时、地利与人和，造就了石狮的一段世纪奇缘。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走过了一条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道路，如同每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样，最初的变化征兆往往在民间悄悄显现，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总是有人最先找到突破的缺口，在理论层面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之前，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夜之间已如江海决堤。

    这一次，石狮人集体被唤醒了，仿佛是一个守候已久的猎人终于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个仿佛从地底冒出来的农民企业家层出不穷，一件件小洋货通过各种渠道滚滚而来，一个个挑灯夜战的家庭作坊热火朝天，一车车“三来一补”的货物堆积如山，每个人都好像拣到了阿拉伯神话里的魔毯御风而行，都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赚大钱的时候终于来了。

    放眼当时的中国，珠三角的工业化浪潮正日夜吞噬着昔日的桑基鱼塘，长三角的乡镇企业正遍地开花，温州人已经背着行囊、走出大山踏上了跋涉的艰苦征程，深圳经济特区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变幻。幸运的是，在一个转折时代的入口处，石狮第一次挺身站在了前排。

    后来有人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发现了晋江，并将其发展模式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总结为“以联户集资的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以侨资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国产小洋货为特征，以外向型经济为目标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式”。再后来，晋江模式一度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并驾齐驱，成为整个福建的光荣。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你很难分得清谁是真正的主角。究竟是人们创造了时代，还是时代创造了人们，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大概没人能说得清楚。

    如同美国18世纪末那场轰轰烈烈的西部拓荒运动，人们都像着了魔一样，潮水般涌向辽阔的西部。有的人为了淘金，有的人为了种地，有的人为了破产后的东山再起，有的人为了发财后的再上层楼，甚至有人为了失恋后开阔心胸，不管每个人的初衷如何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向西，向西，再向西。在这场整整持续了100年的史诗性大迁移中，所有人都怀着追求自由和财富的梦想，无数个西部牛仔的传奇在大地上上演，一个伟大的国家从此拉开了崛起于世界的序幕。

    或许我们同样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初看做是中国崛起这部宏伟史诗的序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舞台，不同的人们，却演绎着同样的故事，同样是一群热爱自由的冒险家们涌上了通往未来的小路。

    1984年1月的一天，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一看，尽管当时有不少质疑经济特区的声音，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路上他不说话，也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随后在珠海经济特区视察时，邓小平终于打破了沉默，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2月7日，邓小平一行乘火车来到厦门，这是他第三次到福建，短短4天时间里，在时任省委书记项南的陪同下，邓小平转遍了鹭岛，并欣然提笔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2月24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政治局常委的谈话中说：“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首先吸引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共有两次著名的南下，第一次就是1984年，第二次是1992年，这两次南下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头起到了微妙而又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邓小平离开厦门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一个由点及面的沿海全境开放格局轮廓初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即将踏上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

    实际上，正当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考察厦门时，就在距离厦门仅仅200公里远的一个闽南小镇上，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民早已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对于他们来说，一场好梦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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