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廊巷处于市区的中心地段，宋时有柴场，故名。附近有浙二医院，有俗称为城站的杭州火车站，隔壁有忠孝巷，明时于谦曾居此。粉墙黛瓦的巷子里，宁静而和谐，路灯洒下一圈暖暖的昏黄灯光。天蒙蒙地亮了，巷口的菜场才逐渐嘈杂起来，挑担卖菜的贩子开始与早起的主妇们讨价还价，引车卖浆者悠长的吆喝声引来鸡鸣狗吠。菜场旁边有一座茅草屋，柴门吱呀呀地打开了，我姆娘蓬头垢面走将出来，回转身去对刚从床上坐起的女儿阿凤说，快起来吧，帮我去给人拔鸭毛。
这是一座在闹市中显得很突兀的茅草屋。我母亲称其草舍。它的墙基一半是砖，一半是黄泥，砖砌的部分大概是原先人家瓦房的废墟，残墙断壁人去屋空，姆娘一家人搬进去时没钱修缮，便用黄泥稻草对付着先住了下来。那是20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母亲早已入不敷出，再也无力接济她的娘家兄姐们。姆娘的大儿子在青海劳改，二儿子去了朝鲜打仗，留在她身边的只有初中辍学的三儿子秋生和女儿阿凤。瘦小的秋生跑到笕桥机场去修跑道了，姆娘每天早晨带着阿凤去茅廊巷菜场替人杀鸡杀鸭子，挣几个辛苦铜钿弥补生活。
杭州人称姨夫为干爷，我的干爷病怏怏躺在竹榻上，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瞧着茅屋顶上一块补丁般的玻璃出神。他在想什么？他什么也不想。这个曾经的绸布店倌，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兵暴打过一顿，每当阴天下雨就会浑身疼痛乃至咯血不止，不到六十岁，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劳动力。
菜场里污水横流，牲畜的粪便随着污水流淌到草舍门前，姆娘和阿凤捡了两块断砖扔在污水中，一老一小掂着脚跟从砖上走过去。鸡贩鸭贩看见她俩就扬起手招呼，快过来，买主都等不及了！姆娘颠着一双半解放的小脚跑过去，阿凤拎着一个热水瓶一只破脚盆紧跟其身后。姆娘手起刀落，一只老鸭子嘶哑地喊一声，双脚和翅膀在她手中剧烈地挣扎，鲜血汩汩地注入了地上的小碗中。阿凤手忙脚乱接过老鸭子，摁在盆里，滚烫的热水带着鸭血溅到她脸上，小姑娘在清晨的寒风中打着哆嗦。
买主是金钱巷派出所所长的夫人，茅廊巷是她先生的辖区。1949年5月杭州城易帜前夕，所长就在菜场门口摆一个皮匠摊，一边给那些军警宪特钉后掌补鞋帮，一边东扯西拉地打探消息。太阳出来的时候，秋生将他父亲搀扶到一张竹躺椅上，我干爷眯缝着眼睛，冷冷的靠在躺椅上瞧着这个不安分的皮匠。“这个江北佬不像是良善之辈，”他对儿子说，“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
干爷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的中尉连副，在东北长春被四野俘虏，经过一个月的甄别教育，领了遣散费爬上了南归的闷罐子列车。他的二儿子则跟着国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成了解放军的机枪班长，在渡江战役中荣立大功，已经进军大西南。
干爷是一个城市贫民，他连自己的一日三餐都管不了，怎么管得了儿子们的人生选择？他有什么可以提高警惕的？！但是他的眼神依然那么犀利，从浑浊的眼球后面透出刺刀般的一缕寒光。“他会找我们麻烦的，”干爷跟他的三儿子说，“快了，很快他就会找上门来。”
这天早晨却并没有人找他家的麻烦。摇身一变为派出所所长夫人的皮匠老婆表现得很是和蔼可亲。老鸭很快被褪尽了毛，白花花的显得很肥壮。跟老鸭一样肥胖的所长夫人对阿凤说，“今天早点回去吧，等着报喜的人上你家去。”阿凤将杀白鸭子用一张荷叶包好递给她，不敢相信地说，“我家有什么喜事可报的，莫非要给我三哥安排正式工作了？”所长夫人有点不高兴了，两条稀疏的眉毛渐渐地拧起来，瞪了她一眼。她说，“你目光能不能放得远一点，进步一些？”阿凤吐吐舌头说，“哪我家还会有什么喜事呢？”所长夫人哼了一声，拎起菜篮子离开她们，走了几步她回过头，说，“你二哥又立功了，还当了排长，这才是你家真正的喜事，懂吗！”
对于我的干爷姆娘来说，居民区敲锣打鼓送来的喜报，却似乎远远没有二儿子从朝鲜寄来的第一个月排长津贴来得实惠。草舍里连两把请人坐下的椅子都没有，姆娘就站在柴门前向报喜的人们表示感谢。居民区主任说，你家有什么要求人民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尽管提出来。姆娘看看黝黯而家徒四壁的草舍，欲言又止。邮递员骑着一辆铃儿叮当乱响的破脚踏车过来了，“快拿图章来，有你家的汇款单！”阿凤嗖地一下窜出人群，手舞足蹈说，“我二哥寄来多少钱？这下我可以回学校去读书了吧，再也不用天天一大早起来拔鸡毛鸭毛了！”
许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天，秋生那双蒙着一层老年白内障的眼眶里依然潮腻腻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秋生从机场工地上回来拿换洗的衣服，老远看见草舍前簇拥着一群大妈大嫂。秋生迟疑不决地走过去，听见阿凤喜极而泣的声音，他的心才稍稍放松一些。这时候已近中午，阳光照射着草舍旁的法国梧桐树，一根晾衣绳拴在两棵树上，干爷的一件旧长衫在微风中摇曳。居民区主任又问了一句，要我们帮什么忙？秋生看见菜场的矮脚经理也在看热闹，一句话便冲口而出：“能不能从菜场拉一根电线出来，让我家也用上一盏电灯泡？”
人们都盯着矮脚经理看了，看得他很尴尬。那时没有各家各户的小电表，往往是七十二家房客的大墙门里，共用一只大电表。秋生央求说，“我家草舍夜里点油灯实在太不安全，有一盏15瓦的电灯泡就谢天谢地了！”又说，“电费每个月都照算好了，我们不会拖欠公家的。”
大妈大嫂们都看着矮脚经理，看得他嘿嘿地讪笑，一位漂亮大嫂搡了他一把，叫你表个态呢。矮脚经理就势抓住她那丰腴肥白的手捏了一把，他说，没问题，光荣之家么，照顾一下也应该的，再说还有你的金口。漂亮大嫂甩开他的手，说，别说的这么好听，要看你这个武大郎的实际行动，主任你说对吗？
居民区主任笑了。她说是的，草舍里点油灯确实不安全，这里不是乡下，一旦走火左邻右舍都会遭殃呢，尤其你这个菜场。矮脚经理咬了咬嘴唇，终于挥了挥手说，好吧，今天就给他家装上电灯。
阿凤的嘴唇哆嗦着，好像快哭出来了。姆娘忙前忙后，又跑去买了一盒飞马牌香烟来招待矮脚经理和菜场的电工。秋生在草舍里爬上爬下，帮助电工拉线。唯有干爷一如既往地靠在竹躺椅上，似乎怕别人嫌弃他的病，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淡漠的眼睛。灯突然亮了，秋生从一架竹梯上跳下来，他的身子像一根晾干竹似的轻盈无力，他的双脚因此而略显茫然地落在了泥地上。一盏15瓦的电灯泡就这样晃花了他们的眼睛，昏黄的灯光竟然如此炙热暖人。
风从茅廊巷的巷头巷尾吹来，夹杂着油烟昧的晚风在深秋时节已经变得很冷，炊烟袅袅，秋生打着寒噤将菜场的电工送出门去。姆娘在灶头上忙碌，今晚他们不吃番薯粥了，吃白米饭。闻到草舍里传出的饭菜香味，秋生的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他看到菜场门口有一堆垃圾，一个瘦骨嶙峋老男人伸出枯柴般的手在垃圾中挑选食物。秋生听说他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抗战时当过远征军的文书，现在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被交给居民区监督管制。秋生看见他的母亲趿拉着一双破胶鞋悄无声息地走出草舍，手里捧着一碗雪白的米饭。他阻止不了她，只好叹了一口气，提心吊胆地看看四周。
谢谢你。老男人的声音在打烊了菜场门前显得空旷无力。秋生看见他咧开嘴笑了，两颗残剩的牙齿在幽暗的天色下闪烁惨淡的白光。他是你大哥的战友，姆娘曾经跟她的三儿子说过，他们一起在澜沧江边打过日本人。于是秋生在恍惚之中看见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江，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士兵互相搀扶着从野人山里走出来。秋生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跟着他娘回到草舍里去了。
姆娘一家人并非没有住过像样一点的房子，我的外公外婆还在世时，他们就跟老人住在一起。1945年，历经八年离乱的我父母从重庆回来了，赡养老人的担子自然落在我娘肩上，他们也过上了小康生活。然而，好日子注定是短暂的，内战的风云像一阵狂风，席卷了中国老百姓们的和平梦。1949年，我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去了香港，1950年又从香港回到杭州，这一出一进之间，世界和人的命运都已经彻底地变了模样。
城站对面有一座红楼，楼顶的钟声在夜空中悠扬地回荡。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那盏连一个灯罩也没有的电灯下，欢快地咀嚼着白米饭。干爷坐在一张四仙桌的主座上，双手扒拉着桌上残留的饭粒，他无比珍惜地用痉挛的手指将饭粒捡起，一粒一粒送进嘴里。这些饭粒是从阿凤嘴边漏出来的。姆娘说，你像个大姑娘吗，你像是饿死鬼投胎来的！秋生将一块猪头肉送到妹妹碗里，“慢点吃，”他说，“没人跟你抢的！”
这是一幅十分温馨的画面，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听姆娘说过，干爷是绍兴人，他有个弟弟一心一意要到上海去学生意，小叔子对嫂嫂说，我宁愿到繁花似锦的南京路上去做个小瘪三，也不想一辈子留在祥林嫂嫁给贺老六的深山冷岙当位土财主！姆娘对秋生和阿凤说，跟你们这个小叔叔相比，你们该知足了不是？住在热热闹闹的杭州城里，有饭吃，还有电灯点呢。阿凤说可惜我们住的是草舍。姆娘拿起筷子敲她的脑袋，说，“草舍怎么啦，冬暖夏凉的你晓得不晓得！”
二
我无法修正姆娘的话和秋生的记忆，在我七岁之前的印象里，这草舍是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冬暖夏凉的。夏天，阳光穿透了稀薄的云层，烤热屋顶上发黑的稻草和门前龟裂的石板路，无数苍蝇在垃圾堆上嗡嗡地打旋。一条肮脏丑陋的草狗，无精打采地躲在菜场的屋檐下，吐着腥臭的舌头。终于回到高小读书的阿凤坐到门槛上，趴在一张骨牌凳上做她的暑假作业。那是早晨，巷子里还有一点穿堂风，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骄阳暴晒下的石板路便使她再也坐不住了。她回到草舍里去，不一会儿又走出来，走到梧桐树下，浑身湿漉漉的，像狗一样吐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气。屋子里太闷热了，她撩起衣裙露出青涩的肚皮说，我热得都快要昏过去了。
只有干爷不流汗，他好像永远也感觉不到春夏秋冬似的。我看见他穿着一袭洗得发白的士林蓝竹布长衫，躺在竹躺椅上闭目养神。草舍里有一件与周边环境极不相称的奢侈品：一台老式收音机。这是一台德国产的根德4010电子管收音机，我母亲当年从香港带回来孝敬其父母的，外公外婆去世后留给了他们的大女儿我姆娘。收音机里每天播放着三反五反之类的新闻，他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不说，过一会儿就闭上眼睛，还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有一天他突然睁开眼睛对我说，“什么狗屁新闻？蒋老板一向循规蹈矩的，抗战时还帮助过新四军不少钱粮呢，怎么也成了不法奸商？！”
蒋老板是蒋光昌绸庄的大股东，干爷当过他手下的跑街先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业务员。即使我还小不懂事，也知道一名雇员对剥削过他的老板如此一往情深，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我无法回答他，只好畏畏缩缩地走到灶前去喝水。一大杯凉开水咕嘟咕嘟地灌进我的喉咙，从嘴边漏出的水受了惊似的顺着我的小脸往下淌，一直淌到泥地上，好像我都被他吓得尿失禁了。
巷里的碎石板路面在烈日下蒸腾着一股热气，秋生骑着一辆破脚踏车回来了。从笕桥机场到茅廊巷至少有十几公里，这段距离秋生只用了不到一个钟头。满头大汗的秋生在马路上疾驶，热风和尘土灌满了他的耳朵与鼻孔。自从《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秋生就不大关心他的二哥了，而在此之前，秋生却常常不得不打断母亲和巷里另外两家志愿军军属的那种冗长凄然的话题，她们总是在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冰天雪地的三千里江山，谈论着上甘岭或者毒气弹什么的。秋生说，“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16个国家的军队！”秋生推着他娘回家去，“大哥还在青海劳改呢，你就不怕有人报告给派出所去？！”
问题不仅仅是他家的老大，还有我家这门亲戚。谁也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在凄风苦雨中死于非命，还以为他在海峡对面继续担任着要职。派出所所长的女儿跟阿凤是同班同学，你知道你为什么总是挂不上红领巾吗？有一天她对阿凤说，你二哥再立两次大功也不顶屁用，因为你姨夫是台湾的高级将领。“你知道什么叫特嫌吗？你们一家就是特嫌，”她抬起脚上那只不知谁当年留在皮匠摊上忘了取回的红皮鞋，踢阿凤一脚，“包括你，都可能是潜在的破坏分子！”
秋生的瘦削的身影被中午的阳光投射在石板路上，脚踏车像一条筋疲力尽的狗一样被他扔到墙脚喘息。阿凤叫了一声三哥，从梧桐树下奔了过去。小丫头扑到他身上呜呜地哭着，双手抓着头发，她说，我不想上学了，她每天都用红皮鞋踢我，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秋生觉得她那种痛苦的模样很滑稽，他拍拍她的肩膀说，那你就踢回去好了，你的脚劲总比她大一点吧。她阿爸是派出所所长，阿凤抽抽噎噎地说道，我不敢，我怕她会叫她爹娘来报复我家。
秋生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他想说什么，摇摇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的嘴唇因此而发出丝丝的声响。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觉得特别的窝囊，大哥跟日本人拼过刺刀二哥向16国军队扫过机枪，而他却面对一个臭皮匠出身的派出所所长只能忍气吞声。县官不如现管，十七岁的少年秋生，由此而深刻地体会了权力体制下一个小小老百姓的无奈。
二哥快要回来了！这是他安慰妹妹的话，也是他匆匆忙忙从笕桥工地上往家赶的原因。秋生在笕桥机场结识了一位场站助理员，此人有不少战友在驻朝部队。你哥所在的部队快要奉调回国了，有可能集体转业呢。昨天晚上，助理员请他喝酒，喝得微醺时向他吐露了这个信息。当时秋生愣了愣，一种终于可以卸下家庭重担的感觉突如其来，令他也放肆地端起了酒杯一饮而尽。那时候他感到异常的疲惫，他的身子好像稻草一样轻飘飘的，夜空中的星星和月亮都在摇晃，远处停机坪上的苏式米格飞机好像也漂浮在了半空中。
总归是少年心性，兄妹俩很快将不快抛在了脑后，秋生还没来得及说话，阿凤就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姆娘连问三遍，“真的吗，你有没有听错部队番号哦？”秋生说哪会听错呢，他们整个师都要归国了。
一场夏季的雷阵雨突然降临，天黑下来，周边的一切瞬间变得浑厚而凝重，转眼之间，草舍内外响起炒黄豆般的爆响声。屋顶上那块肮脏的玻璃亮瓦刹那间被洗干净了，接着便凝聚起潺潺流水。阿爸！阿凤惊叫一声，奔过去搀扶老人。她阿爸的头上，被雷电和暴雨击破的茅草顶不是漏了水，而是像一个吊桶掉了底，倾盆大雨直接倒在了他的身上。浑身湿透的干爷牙齿嗒嗒地响，苍白的脸上挂着几根烂稻草。秋生急忙伸出手，将他拽到屋角的竹榻上去，那里的屋顶还比较结实。晃荡在屋梁上的电灯泡瞬间亮了亮，接着熄灭，留给他们一片更加浓密的黑暗。姆娘摸索着，寻找以前用的油灯。姆娘嗓音嘶哑地喊阿凤，“阿凤你把火柴放到哪里去了？！”
深深的沮丧笼罩着草舍里一家人，这里那里，总是有雨水啪啪地落在他们头上和身上。暴雨急速而猛烈，像无数条抽打的鞭子。在它的肆虐下草舍和人都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疼痛，仿佛一切都快要被蹂躏得变形了。姆娘说，这屋子怎么还能住人呢，老二回来了叫他住在哪里？干爷在竹榻上摸索着，从一只发黑的竹枕下摸出来一支香烟。“秋生你把油灯挪过来，”他凑到灯前点燃烟，对他的老婆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操那份心做啥？人活着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他喷出一口烟说，“他不是功臣吗，莫非人民政府叫功臣睡到马路上去？”
巷子里电闪雷鸣，树影憧憧，所有的乌云都变成雨水落了下来。堵塞的阴沟将菜场和茅廊巷都变成了泽国。天色从黑暗变成浅灰，千疮百孔的草舍如同一艘破船，漂浮在水上。这就是我跟着我母亲赶去现场时看到的情景。我母亲一只手撑着一把黄色油布雨伞，一只手拎着鞋子，卷起裤脚小心翼翼地趿入水中的画面沉重地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赤着脚，跟在母亲身后，那水冰凉冰凉的，使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感觉深深的寒意。
我的二表哥并没有很快回来，从那个夏天一直等到冬天，才收到了他的确切信息，他们回到了丹东，然后就在那里开始了漫长的总结和整训。战争结束了，每一支部队、每一个人的今后去向是迥然不同的。我母亲去旧货店卖掉了原先答应长大后会送给我骑的一辆蓝翎牌脚踏车，从郊区买来几车新的稻草，请来秋生的几位工友，将草舍的屋顶和泥墙修缮一下，日子就这样又过了下去。母亲对她的姐姐说，“我很想帮你盖成瓦房，但是我实在拿不出钱了。”姆娘抹着泪说，“够了，足够好了，”她像跟阿凤跟秋生那样说的那样，向我母亲重复了她的感受，她说，“我蛮喜欢住草舍的，草舍里冬暖夏凉。”
冬日的茅廊巷晨雾弥漫，提篮买菜的妇女们和菜贩子讨价还价的身影在雾气里若隐若现，放寒假了，姆娘在家里接了给人打毛线衣的活儿，阿凤仍然要去菜场给其他人当下手，拔那些永远拔不完的鸡毛鸭毛。她的双手长满了冻疮，脸上也是，她已经像个大姑娘了，戴着一只蒙住大半张脸的白口罩。但是派出所所长的女儿依然没有放过她。她走到阿凤跟前，用她的小红皮鞋踢一脚地上的鸭子说，“拔干净一点，上回我吃到了三根鸭毛毛。”阿凤蹲在地上，白口罩上粘着两根湿答答的鸭毛，她的声音从口罩后面屈辱地钻出来，“你妈当时检查过的，”她瓮声瓮气地说，“她说我拔得很干净。”
那天我正好去菜场找她，母亲叫我给她送去开学时要交的学杂费。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你还要狡辩，我听见所长的女儿说，你想反抗人民民主专政啊？我愕然。这话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从大人嘴里也听见过的，但是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嘴里恶狠狠地说出来，还是令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所长女儿又抬起了她的小红皮鞋，这回不是踢在鸭子上，而是踢到了阿凤的身上。“你身上一股臭味，”她说，“以后离我们远一点。”
“你他妈才是臭烘烘的！”我冲到她跟前说。我看见她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将手指着我，“你是谁，你这个小东西，”她的指甲像冰凉的刀锋划过我的脸庞，有一点疼痛，“我知道了，你是她表弟对吗，那个从香港回来的小特务！”她说。“你才是特务呢，”我说，“瞧你这件大衣，你这块围巾，跟电影里的女特务一模一样！”
后来我回想她身上穿的那件海勃绒大衣，那条羊毛格子围巾，我认为一定是从哪个资产阶级家庭得来的，不是抄家时顺手牵羊，就是她爹娘收受的贿赂，凭一个派出所所长的薪金，这位小千金绝对穿不起这样豪奢的服装。看热闹的人们围过来了，无论哪个年代，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那时候阿凤坐在淌满污水的水泥地上，两眼泪汪汪地看着大人们，无助的表情就像一只遇见狼外婆的兔子。而我呢，固然是龇牙咧嘴的一脸凶相，但毕竟是年龄太小，受到损失的形象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不了解双方背景的人们纷纷指责这位跋扈的小千金，气得她猛地跺了跺脚，夺门而出。
我看见的一切别人也会看见，十年以后金钱巷派出所门口贴出了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一条就是质疑所长老婆和女儿穿用的来路不明的奢侈品。我看见昔日的皮匠愁眉苦脸站在院中，接受他的同事和下属们的批判，那时候所有的辩解和检讨都是白费心机，那些挂起红袖章的片儿警无疑比我凶狠多了，根本不容其分说，声讨的口号声一浪响过一浪。
这是后话。当时我们心中的委屈和气恨却像一个秤砣坠在那里。我记得阿凤牵着我的手回家去，茅廊巷里飘起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花。寒风袭来，让人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我觉得我们像两个幼小的幽灵一般在寂寥无人的天地间飘荡。我们走进草舍，四处漏风的草舍似乎比外面更寒冷，干爷盖着棉被，棉被上还有一条我家用过的旧军毯，精瘦的身子虽然颤抖着，脸色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人生下来就是来世间受气的，不受气你就活不下去。”他悠悠地瞧着门外漫天飞舞的大雪说，“人的一生，无非是人家给你受受气，你再给人家受受气罢了。”
他的话留给我很深印象，雪花在茅草屋顶的亮瓦上飞舞，给他脸上涂了一层薄薄的天光，他的嗓音喑哑、干瘪而沉浊，好像有一口痰，或者是一口气，长久地堵在他的喉咙里。巷子里传来了一阵清凉的吆喝声，带着无限的孤寂与伤怀，“甜酒酿要哇，甜酒酿！”是那位当过远征军文书的老男人的叫卖声，居民区终于帮助他找了一份工作，给他置了一挑担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冬季里，他步履蹒跚地踏雪而行，穿街走巷卖着甜酒酿。
三
二表哥回来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他是黄昏时分乘火车到达城站的，那时没有民工潮也没有黄金假期，秋生跟我站在出口处，看见从月台上走过来稀稀拉拉的十来个人，二表哥背着铺盖东张西望地走在最后面。没有后来电视上常常看到的那种热烈欢迎的场面，什么也没有。二表哥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棉军装，戴着摘去了帽徽的剪绒帽，在这个略显炎热的江南季节显得不合时宜。那一年他不过二十四五岁吧，看上去却有三十出头了。他的皮肤很黑，额头上有一道狭长的伤疤，中等个子，脸上的表情看来有点傻乎乎的。走出出口处了，他站在那里茫然环顾，手里提着一只细帆布旅行包。在夕阳下这个大兵的身影臃肿而呆板，仿佛很不习惯都市的车水马龙。他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终于见到我们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表哥，秋生也多年不曾见过他了。抗战胜利后，我家一度住在南京忠岚里，对面就是梅园新村，这位二表哥跑来我家谋生，我母亲看见他没事就往对面跑，跟那些延安来的马弁伙夫混得很熟，怕他给家里惹祸，让父亲将他送去当兵，没想到110师廖师长本来就是延安的人，一年后就把他带到了对方的营垒中。
二表哥弯下腰来问我，“你是小表弟？你快上学了吧？”我点点头，“快了，明年秋天我就可以读一年级了。”秋生接过他的旅行包说，“走吧，家里人都在等着你。”于是他跟着我们往茅廊巷走去。一路上他跟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只是瞧着久违的街景，显露出微微的激动。红星剧院门口贴着《盘夫索夫》的越剧海报，浙二医院旁边摆烧饼摊的、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小贩，都令他感到十分亲切。他问秋生说，“菜场门口那个皮匠还在吗，生活是否还过得去？”
他的日子比谁都好过，秋生说，他当上派出所所长了，权高位重，整天牛皮哄哄的。二表哥愣了愣，他的神情有点恍恍惚惚的，“莫非他从前是搞地下工作的？”他自言自语说，“难怪啊，有一回还鬼鬼祟祟地叫我帮他去送过一封信来着。”他站住了，就站在从前那个摆皮匠摊的位置上，一本正经地告诫秋生，“你刚才的态度不好，什么叫‘牛皮哄哄的’，人家是老同志么，我们要尊敬他们。”
坦率地说，我跟秋生一样，对这位兄长的归来感到颇有些失望。秋生起初想跟他争论的，嘴唇抖动了一下，终究是刚见面的兄弟，把话又咽了回去。天色已黑，柴门大开，我母亲陪着姆娘走了出来。啪地一声响，二表哥双脚一碰，把手举到了帽檐上，他喊声娘，我姆娘一把拉住他，眼泪唰地流下来。我母亲也揉起了眼睛，干爷在屋子里猛烈地咳嗽起来，阿凤在惊喜地叫，一种前所未有的忙乱和温情笼罩了这个闹市区的茅草屋。
草舍里放不下一张新的竹榻了，那天夜里秋生是去我家睡的。离开草舍之前的许多语言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二表哥说他带了一笔复员费回来，这笔钱可以用来将草舍扩建成瓦房。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好消息，留给我至深的印象。虽然，按照我母亲的计算，这笔钱还是不太够的，但是母亲说，大头解决了，余下的总是有限，就由我来想办法好了。
我记得人民银行那座高高的柜台，童年的我踮起脚也够不着它的台面，那是唯一合法出售金银饰品的地方，其他任何交易渠道都是要坐牢的。我记得母亲的面容，每次站在这柜台前总是神色黯淡。昔日将军夫人的雍容舒缓早已一去不返，如今她将最后一点纪念品都付给了窘困潦倒的现实。因为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柜台上收购的价格都定得极为低廉，母亲低声恳求着，能不能再高一点点，对方的口气便变得极不耐烦。出卖这些首饰的都是些已经沦为人下人的弱势女性，她们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别无选择，后来的岁月中每当想起这幅画面我的心中便会涌起无限伤感，她们被迫卖掉的何止是一个戒指、一对耳环啊，随之而去的往往是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母亲对她的姐姐说，现在好了，能够改造和扩建成瓦房了，下一步就是你家老二的工作问题了，想来总不会安排得太差。“列宁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母亲安慰她的姐姐说，“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医院、菜场和民居在灰色的晨曦里勾勒出缺少规划的轮廓，遥望远处可见波光粼粼的护城河，汽笛鸣叫，从北方驶来的一列火车摇摇晃晃地开进了城站站台。一串鞭炮从阿凤手上突然炸响，她脸上充满了兴奋的神情。改造草舍的工程就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开工了。那时二表哥整天忙于跑派出所和民政局，改造草舍的活儿主要还是落在秋生身上。由于一家人，尤其是我干爷无处搬离腾出施工场地，白天拆掉一处泥墙，晚上就得砌起砖墙，因此工程只能十分缓慢地进行。干爷事先警告过秋生，笕桥机场跑道的修缮工程丝毫不能受到家事影响，秋生的工友们因此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跑来帮忙的主要是巷子里另外两家军属，她们的亲人一个去了北大荒一个去了福建前线。现在我们才知道，二表哥的老部队已经全体转业，开赴北大荒参加农垦，只有少数背景复杂和家庭实在困难的官兵被批准复员，回家就业。二表哥是因为家庭实在困难才复员的吗？这个理由很勉强。那么他就是前者了。这可是一个很让人担忧的问题。
二表哥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跟着我父母见过国共两方面的许多大人物，从淮海战役到进军大西南，又跨过鸭绿江，以他的履历看，也算是见多识广了。但是，他现在面对着区民政局的一个科长，面对着派出所所长，却一点脾气都没了。他们很威严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翻着他的档案，所长说，你犯过什么严重错误，为什么被撤销排长职务，你必须再一次交代清楚。二表哥迟迟疑疑地说，档案上不是有记载吗，我违反纪律打过一名战俘，他是首尔人，参加过侵华日军。“档案是档案，你是你！”科长拍一下桌子，恼羞成怒地警告他。“历史问题不交代清楚，政府怎么考虑你的安置问题？！”
二表哥黑黝黝的脸变得苍白无比，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人其实对他的交代根本不感兴趣，二表哥说当年暴打过他父亲的日本兵也是首尔人，所以他忍不住以牙还牙。他们都笑起来，好像他在编一个很滑稽的故事。“这么说你还是出于阶级仇民族恨啊？你大哥是什么人，你姨夫又是什么人？”所长叹一口气说，“老弟啊，我实事求是跟你说吧，上面有指示，对你这样的退伍兵是要甄别使用的。现在是什么形势？资产阶级正在向执政党猖狂进攻！”昔日的皮匠和那位科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说，“你多少也算是有功之臣，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
二表哥紧紧绞着自己的手，他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后来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不是退伍士兵，我还是少尉副排长。他的话引来一阵冷笑声，民政局的科长说，副排长算什么，比你级别高得多的人到了这里也服服帖帖！所长挥挥手说，回去等着吧，我们也要等待上级新的精神。
一家人又变得心事重重，二表哥不敢再去找政府麻烦，无所事事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睡觉，在朝鲜的时候他曾经七天七夜没有合眼，坚守阵地，现在他怎么都睡不回来了。他睡觉时草舍改造就无法进行，工程进度更加拖得缓慢。醒来时他坐在梧桐树下发呆，以往的岁月如梦境一般消逝了，而今这个家庭里有两个失业者，还有一个是修跑道的临时工。长此以往，叫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呢？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
这个退伍的少尉排副荡来荡去，荡到了我外公外婆生前住过的欢乐巷。外公开过的木匠铺早已易主，现在是外公的一位徒弟在掌柜。徒弟看见他很高兴，招呼他进去喝杯茶。欢乐巷是我母亲、我姆娘和我的大哥大姐们充满往事记忆的地方，二表哥也不例外。石子路上，孩子们在滚铁环和追逐嬉闹，楼窗口伸出的晾干竹上，挂满了滴着水的衣服和尿布。闻着木匠铺里刨花的香味，二表哥仿佛回到了过去，回到他无忧无虑没心没肺的童年时代。他和他的大哥都曾被送到外公的铺子学过木工，但是哥俩都不是这块材料，宁愿扛枪而不愿意弯着腰，整天推着一把刨子刨木料。
我母亲因此而常感内疚，说是我的父亲害了他们。如果不是有一个骑大马挂洋枪的姨夫，他们如何会走到这一步？这也是我母亲总是想竭尽全力帮助她姐姐一家的一个原因。
谁也说不清二表哥在木匠铺子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反正除了掌柜，员工们都按辈分叫他师哥。师弟们请他吃饭，听他讲打仗的故事，一个个露出崇敬和羡慕的神情。有人说到底是金日成先动的手呢，还是李承晚先发起的进攻？有人说究竟有多少志愿军被俘，有没有自愿去台湾的？二表哥大着舌头说，我也不清楚，我只、只晓得本连本营、最多是本团的伤亡情况。
那天夜里二表哥喝得醺醺然回家，一头躺倒在竹榻上呼呼大睡，姆娘叫他起来洗脸洗脚，他迷迷糊糊地坐起，又躺了下去，嘴里嘟哝着老子不能都告诉你们，这是机密什么的。干爷冷冷地看着他，叫姆娘别去管他。“这个只晓得扛枪打仗的蠢东西，”干爷愤愤然地说，“回来了还不如不回来。”
确实是这样的，他回来了还不如不回来。第二天早晨，宿醉未醒的二表哥就被叫进了派出所，这回连民政局那位科长也不出面了，直接由所长安排他的去向。所长说他被人举报泄露军事秘密，还说了一些涉嫌反动的牢骚话。二表哥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无从辩解，他一个早已离开战场的小排副能有什么军事秘密？他说过的牢骚话，只是不满于自己的生计无着而已，又如何扯得上反动呢？
穿窗而入的阳光照着他青白色的脸，所长漠然地注视着他，所长说你记不清了没关系，只要有举证者就可以定你的罪了，判刑倒是谈不上，监督管制完全够条件。二表哥沉没在某种无边的黑暗中，他听到巷子里传来叫卖甜酒酿的声音，那个当过远征军文书的老家伙摇摇晃晃地挑着担子，正趿拉着一双木拖鞋啪嗒啪嗒地由远而近，他的整个身心都疲软了，眼睛里流露出极度的焦躁和绝望。看在你当年替我们送过信的交情上，我给你指条路吧，所长的脸色终于和缓下来了，深思熟虑地教诲他，“上面正打算动员城镇无业人员去支援农业，你家带头报个名，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我们还可以给你家找个离杭州最近的地方，敲锣打鼓欢送你们下去。你毕竟是复员军人，以后当个民兵连长之类的，不比赖在城里当个被管制的无业游民好得多吗？”
按照我母亲的分析，这位皮匠出身的所长，包括民政局那位科长，倒也谈不上与我姆娘家有什么大的过节，他们所以这样做，一是迎合当时上级巩固政权的意图，二是给自己所辖的范围甩包袱罢了。至于这样的威逼利诱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何种后果，他们是不会去想的，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毫不相干。这是一个谁也不提任何个人利益的年代。
已是深秋清冷的天气，秋生被场站助理员派去东北采购工具和零部件了，助理员说，这趟差事办得好，我会向首长推荐你，让你转正为本场站的正式职工，那样的话，除了不戴帽徽领章，你跟军人没啥区别，有工资还有劳保服装发。在茅廊巷的草舍现场，秋生的两位工友，吭哧吭哧地抬着一个笨重的木头窗框，正在往砌起的砖墙上放。干爷呆坐于门前梧桐树下，用一块肮脏的手帕捂着嘴，不停地咳嗽，到了看见他的二儿子从派出所回来时，老头子想咳嗽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了。儿子吞吞吐吐刚说出所长找他谈话的结果，老头子腾地站起，他的瘦削的身影被秋日的阳光投射在石板路上，久久地凝固不动，就像一棵大树旁又长出了一棵老树。几秒钟后，这棵岌岌可危的老树终于像被雷劈了似地倒了下去。
冷风从巷子里吹来，风声将姆娘和阿凤的喊声哭泣声传得很远，两位工友从建筑工变成了担架员，卸下柴门抬着我干爷往浙二医院急诊室迅跑。担架上的干爷脸色苍白如纸，嘴角因为充塞了瘀血而鼓起来，牙齿和舌间发出即将咽气般的咕噜声。派出所下手很快，一张户口迁移证书已经塞给了我的二表哥。这个昔日的有功之臣，从志愿军变成支农者的倒霉蛋拿着这张致命的白纸，像一具木偶那样茫然地站在医院门口，脸上浮现着梦幻般的神情。
整个事实确实像一场梦，使这个见惯腥风血雨的汉子掉了魂似的傻站在冷风中，那么凄凉，那么无助，那么绝望，不一会儿，他那原本年轻而黑亮的短发上，便结起了一层白色的霜。
四
我始终忘不了秋生从东北回来那天的神情，他赶到茅廊巷，草舍里空荡荡的，只有两只饿急了的老鼠在破灶头上跑来跑去。阿爸！姆妈！秋生的眼睛里闪烁着模糊的泪光，他的惊叫声在巷子里显得空旷无力。矮脚经理从菜场办公室走了出来，默默地看着他。邻居们也围过来，也是无声地看着他。等待居民区主任闻声过来的时间相当漫长，而在这段空白中就像一部黑白电影突然断片似的，现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悬疑与悲伤。修建了一半又被搬空的屋子比动工前更显破败，满地断砖碎瓦，废弃的残破家具散在角落里，上面撒落一些潮湿发黑的烂稻草。秋生低下头，看见自己的影子半蹲半伏在门槛上，好像跪在一座墓茔前那样。这确实像一座墓茔，埋葬了他的所有少年梦想。
你的户口也迁过去了，居民区主任告诉他，你们是全家人光荣下乡。秋生说，我已经满十八岁了，我的户口迁移应该由我自己做主！你离十八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呢，所以你只能跟户主一起迁走。秋生抬起头，看见派出所所长出现在他面前。所长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他好像并不期待秋生的回答，转过身去向围观者们挥挥手，他说，没你们的事，各忙各的去吧。
愤怒的秋生想跟他拼命，矮脚经理拉住了他。他紧紧地抱住秋生说，鸡蛋碰不过石头，你小子冷静一点！秋生抬起脚，他穿着一双黑色回力鞋，破损的鞋尖露出一个苍白的大脚趾，可惜他挣扎了半天也没能踢到所长身上。彼时的菜场经理不像是武大郎，而像从梁山上下来的矮脚虎王英，力气很大。只要你一心一意想回来，他安慰我的三表哥说，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那天傍晚走进我家的秋生，是一个表情呆滞，一言不发的少年郎。我母亲问他话，他什么也不回答，颓然坐在堂前的条凳上，只有那凹陷的胸脯在急促地颤动，双眼空洞无光。母亲说，你十八岁了，是个大人了，应当更成熟一些。“我像你那么大时，你姨夫突然成了异党分子，戴笠将他关进地牢，”母亲跟他说起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往事，“那时我拖着刚满两岁的你大表姐，怀里还抱着不到三个月的你大表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怕冷似的抱紧双肩，接着往下说，“我想天无绝人之路，总会走出困境的，于是我忍辱偷生地走啊走，终于走到了‘七七事变’，走到了你姨夫出狱重新带兵那一天。”
大起大落的经历从我母亲嘴里平淡地说出来，引起我们的震撼和沉思。那天夜里我陪着秋生在街头巷尾瞎逛，从官巷口逛到众安桥，再从法院路逛到湖滨，这个南宋古都的一草一木都使他无比流连。西湖边岸柳成行，月光映照着湖面，微波荡漾。我们走过孩儿巷，那是陆游住过的所在，据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诞生于此。后来我们走累了，走到武林门外的运河边，坐在码头的石阶上休息。京杭运河的河水黑黝黝的，一艘艘运货的驳船缓缓驶向北方。从这里出发，过了德清就到了吴兴的地界，我告诉秋生，“你们下乡的所在就在那里，如果从陆路走，乘汽车大概也就是两个钟头吧。”
“一个钟头也是乡下，”秋生沉闷地对我说，“我们一家人都不会种田，我连割羊草都割不来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我无法回答他，两个人又陷入沉默之中。秋生脱下破球鞋，将脚浸在河水中，我跟他学，河水很凉，令我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临河的一户人家打开了窗子，灯光亮起来，照在秋生胸前一把挂着的钥匙上，这是茅廊巷那间草舍柴门上锁时用的钥匙。秋生摘下它，放在手上把玩许久，“我家从来用不着上锁，我一直没用过它，”他扬起手说，“让它留在杭州吧，不要再跟着我出去丢人现眼了！”
我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他。“不，不要扔到河里去！”我央求他，“你们会有回来那一天的，”我的眼泪终于像河水一样汩汩地淌了出来，我说，“把它交给我，我替你保管着，将来用来开新房子的门！”
我们回去，回到我家所在的皮市巷新开弄去。鬼差神使似的，我带着秋生走到了巷口一栋小楼前，“这就是那位皮匠所长的家，”我用一种与七岁年龄绝对不相称的冷静口吻对他说，我的双腿却在发软，“我们要给他一点警告。”
从巷子吹来一阵风，使秋生抱着身子打了个喷嚏，他说，怎么警告，你说什么警告？我蹑手蹑脚走到墙角去，从地上捡起一小块碎砖头。生活对幼小的我来说同样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梦，我想起两年前母亲带我去报考幼儿园，结果被人赶了出来，因为我是狗崽子；我想起那个穿红皮鞋的千金小姐称我为香港回来的小特务，她的指甲像冰凉的刀锋划过我的脸庞。我的面容变得狰狞了，血直往上涌，我向后退一步，用尽全身力气扔出这块破砖头，我听到玻璃窗被打碎的声音，接着传来一声裂帛般的尖叫声。
秋生惊慌失措地逃开去，我却傻站在那里，不是我不想逃，而是我的双腿不听指挥了，一个劲儿地颤抖。于是秋生又跑回来，拉起我躲进一堵高墙的角落里。谢天谢地！皮匠所长这天夜里在派出所值班，家里只有他老婆和女儿。啪地一声响，他家的门灯亮了，皮匠老婆从屋子里冲出来，向四周张望着，接着破口大骂。“什么人？搞什么破坏？！”她虚张声势地说，“我看见你了，你他娘的赶快走过来坦白交代，不然明天就送你全家去劳改！！”
左邻右舍的窗子都打开了，人们面面相觑，却没有一个人走出门来。有人伸出头来看看，又缩回身子去关上了窗户。还有人轻声嘀咕着什么，指着他家的屋顶说，好像是两只野猫吧，昨天夜里也在那里打架来着。这时候所长夫人仿佛才如梦初醒，她家的人缘实在是太差了。她声嘶力竭地又骂了几声，气得身体簌簌发抖地站在那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附和她，显然，这使她品尝到了意外的失败和羞辱。
我和秋生如同邱少云那样，在烈火的燃烧下凝然不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都茫然地看着夜空，摆出一切都听天由命的姿态。后来我看见秋生蹲下身去抓了一把烂泥涂在脸上，我也蹲下身去，也用烂泥将自己涂成了一个大花脸。皮匠老婆终于回到屋里去了，我看着秋生，秋生看着我，我俩一如深夜出来人间拘魂的黑无常白无常。
心惊胆战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我感到很不过瘾。我们只打碎了很小的一块玻璃，而在那块碎裂的玻璃后面，那位穿红皮鞋的小姐依然紧皱眉头看着她卧室的窗外，仿佛知道破坏分子还隐藏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秋生紧紧捏住我的手说，你别再过去了，我求求你到此为止吧。我说我不信她还能认出我来。秋生的手上全是冷汗，他说万一认出怎么办，我到乡下去了无所谓了，她老子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我捡起的一块石头被秋生夺下，我挣脱他的手，迅速地跑过去，跑到了小姐卧室窗前，然后露齿嘿嘿地冷笑起来。
其实我只笑了两声，然后转身离去。但是她显然被吓坏了，她看见的是一张黑色的脸，跟浓密的夜色交融在一起，唯有两排牙齿是雪白的，那一张一合，仿佛黑幕中没有脑袋，没有鼻子和耳朵，只有一张嘴在蠕动。冷笑的声音是变了形的，尖利而沙哑，像妖怪那样，我还向她瞪圆了眼乌珠，亮出恐吓的眼神。我看见她惊骇的神情，那张小脸刹那间完全扭曲了。“啊！”她尖叫了一声，接着就将双手捂住眼睛，“啊”地又是一声尖叫！
那天夜里我们漂浮在黑暗中，一路上不再说话，走到新开弄的四眼井旁，秋生吊起一桶水，我俩先后将脸埋进水里，然后抬起头，这才摇晃着湿漉漉的脑袋大笑起来。秋生说你呀你真是一个小孩子。我老气横秋说，我本来就是个小孩子么，我要是大人了，还能这样跟他们逗着玩呀？
母亲带着我将秋生送到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一路上看见无数标语和大字报，这些标语和大字报仿佛在一夜之间覆盖了机关学校，向政府提过意见的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一个个面如土色。“阿凤不怕没书读了，”母亲叹息说，“这些右派分子很快也会被送到农村去改造的，他们都是些有学问的人哪！”秋生挎着一只大背包，里面是几件旧衣服，母亲给阿凤买的文具等，还有一双军队发的大头翻毛皮鞋。这是那位场站助理员送给他的，秋生舍不得穿，依然套着那双破回力鞋，瘪塌瘪塌地低着头往前走。
风尘仆仆的长途汽车顶上背着一个巨型的煤气包，慢吞吞地开进车站。检票员喊，去吴兴的排队检票了！秋生向我们挥挥手，哽咽着说，我走了，有机会再来看你们。我说，最迟到春节，你一定要回来啊！我母亲说，叫你父母多保重，我也会去看他们的。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地开出了车站，我看见秋生还扑在车窗上，从他昂起脑袋的身姿看，他好像在眺望远处。他在看什么，看他曾经的家园吗，那个闹市区的茅草屋？我想一定是。我跟母亲说，千万别把那个草舍卖掉，他们说不定还会回来住的。母亲朝我看一眼说，卖给谁，谁要买那个草舍呀，母亲想了想又说，就是有人愿买，又值得了几个钱呢？
绵绵细雨降落在街头，回到巷口时我心虚地朝金钱巷派出所所长家看，那一刻我的心情忐忑而紧张，城市的喧嚣声都湮没在了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我看到那块被砸碎的玻璃窗已经换上了新的玻璃，所长的千金斜躺在一张长沙发上，愣怔怔地瞧着窗外。这天不是星期天，她却没有去上学，她是不是被吓得请了病假？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霏霏细雨中她的卧室像一座孤立无援的小岛。不知道为什么，我向她笑了笑。她愣了愣，慢慢地也笑起来，这使我发现其实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她似乎很寂寞，眼神中还带着一点彷徨。那时我的笑容想必是很纯真很无辜的，于是她向我抬起手，轻轻地摇了摇，好像她已经彻底忘记了，我就是在茅廊巷菜场里跟她吵过架的那个香港小特务。
五
门前有一棵百年老树，繁密的枝丫像屋顶似的遮风挡雨，一条土沟环绕着一排三间茅屋，厨房和猪棚连在一起。清澈的山泉从屋后流过，几十米外有个鱼塘。这是表哥们的新家，坐落在这个叫作白沙地的村庄的村口。从白沙地向西走五六里，就走到了从杭州到南京的公路旁，抬头可见连绵蜿蜒的山脉，那山名叫莫干山，山上有不少换了新主人的昔日达官贵人的别墅。
整个家中，只有干爷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初临白沙地的窘困可想而知。阿凤不止一次在田埂上走着走着，脚一滑就陷入了水田中。秋生去茅房拉屎，搁在粪缸上的木板一翘，半个身子落在了粪缸里。二表哥驾辕犁田时，那头牛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鞭子抽得狠了，蛮牛挣脱缰绳在村里乱跑，一时间整个村庄鸡飞狗跳，人人为之目瞪口呆。
随遇而安的是我的姆娘，她说这是命，谁也别想逃脱命运的安排，做人只能顺势而行不可逆流而上。她老人家养了两头猪三匹羊，还养了几十只鸡和鸭子。每天一大早她就起来了，烧水做饭捞猪食，经过村口的人总会到她那里坐一会，歇歇脚，姆娘把一大桶茶水放在堂前任他们喝，看谁饿了还递过去半个番薯。不到一个月，从镇上到周边的村庄，乡民们都听说了，白沙地有个“杭州姆娘”待人客气心地善良。
同期下乡的杭州人不少，姆娘的勤劳大方使乡民们更乐意接受他们一家。秋生寄来一封信，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处境。每一户下放的家庭或多或少都有历史问题，相对而言，他家反而成了靠近于贫下中农的一般群众。二表哥果然当上了民兵，不过不是连长而是教官，每天天不亮就领着贫下中农子弟们去晒谷场上立正稍息。阿凤去镇上的小学做插班生，读完六年级再说。秋生则忙于帮人盖房子，造仓库搭畜棚，建筑是他的老本行，从笕桥机场施工队出来的他，自然比土生土长的乡下人略胜一筹。
等到城里的右派们下来时，初看一眼，他们跟当地人已经无甚区别。杭宁公路在暮色中无穷无尽地向前延伸，村里主事的人带着他们，站在路旁等候接收这些需要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寒风在旷野上呼啸，秋生打着寒噤拾起一个戴眼镜的右派分子的背包卷，那右派居然是省公安厅下来的，原先的职务比派出所所长大得多。右派的老婆孩子裹着大衣，畏畏缩缩地看着他们。秋生挑起他家的行李说，别害怕，这里的乡亲们不会虐待你们的。那右派“咦”了一声说，“你会说普通话，你不是本地人吧？”秋生呵出一口寒气笑笑，他紧紧裤腰带说，“我家跟你们一样，也是被人从杭州赶出来的。”
村后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有座破败的寺庙先前叫显清寺，寺前耸立着一座倾塌了一半的砖塔，晚归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钻进塔顶的巢中。风铃凄凉地响着，天色已黑。村里人都走了，唯有秋生和阿凤留下来，帮助这一家人收拾屋子烧水做饭。秋生问过村里主事的人，别的下放人家都给盖两间茅草屋，为什么让这家人住在庙里？村支书说，列朝列代，都有贬官被发配的，谁知道何年何月又被重新启用呢，那就省下盖茅屋的钱和力气吧。
四面漏风的破庙积满蜘蛛网，缺腿少胳膊的四大金刚面目狰狞地俯视着他们，孩子还小，又冷又饿，加上害怕，哇哇地哭叫。冬天是最可怕的季节，住在这破庙里就更可怕了。秋生点亮了一盏美孚灯，那是从杭州带去的，乡下只有没灯罩的简易油灯。阿凤在一个匆匆搭起的柴灶前烧火，火光映红半边墙壁，使屋子里暖和起来。右派夫妇感激不尽地对他俩说，谢谢你们两兄妹，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人世间还有一点温暖存在。
一碗热粥下肚，筋疲力尽的孩子睡了，话语渐渐地多起来。秋生这才知道，1949年之前，这位右派大哥就是那个皮匠所长的直接领导人。皮匠不是从苏北根据地派来的，本来就是老家遭灾，跑到杭州来谋生的无业游民，右派大哥把他拉进了他们的组织。“我后悔得很，没有好好教育他，”他说，“这种人存在浓厚的小农思想封建意识，满脑子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自然要作威作福了！”
早晨的雾气很浓，等到太阳出来时，洋槐树上夜里凝结的白霜化作水珠滴滴答答地掉落下来，村路变成泥浆。秋生的手冻僵了，他爬在晒谷场旁边的新盖仓库上，抖瑟瑟地拿着榔头往房梁上钉钉子，远眺周围的田野，心中有说不出的凄凉和焦虑。冬天农闲的时光快要过去了，过了年就会迎来春耕，那时所有男人都要下田去耕作，冰冷的水田和咬人的蚂蟥在等着他，使他感到害怕。他问周围的老乡，我可不可以不去种田，专门干建筑活儿？
老乡们都同情地看着他，却无人赞同他。他们说农忙时谁家也不会去修畜栏盖屋子，你上哪里去找活干？镇上是有专业的建筑队，那是吃商品粮的，如何轮得到你呢？村支书说，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将自己改造成一名合格的农民吧，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大年三十的傍晚，镇上突然下来两个镇派出所的警察，召集了邻村的民兵，说是要批斗一个造谣惑众的破坏分子。村里人闻讯纷纷赶去看热闹，秋生也跟着去了。赶到那里他吓了一跳，批斗的居然也是从杭州下放来的一个老头子，听说从前在铁路上当过巡警。邻村的晒谷场边上也有一个仓库，秋生赶到时看见老头已被吊到了仓库的房梁上，那具干瘪的身体像一条带鱼在空中晃来晃去。老头的家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他并没有造谣惑众，只是将城里动员开展“大跃进运动”，各行各业都要招工的信息告诉了乡民们。他没有蛊惑乡下人进城去打工，而是准备把自己的子女送回杭州去碰碰运气罢了。
仓库门里门外围了好多人，秋生挤进去说，广播里是说了要搞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呀。一名镇上的警察打量他一番，冷冷地说，这话是没错，但是谁说要招农村的人进城做工来着？照这样说，农村还要不要搞大跃进了？警察指着秋生的鼻子说，你同情他是不是，我看你也是一名破坏分子！
秋生来不及分辨，本村的一个民兵捂住了他的嘴。这个民兵名叫阿虎，跟教他立正稍息的二表哥关系不错。阿虎踢秋生一脚，点头哈腰对那位警察说，这个小青年不懂事，是我们村里有名的二愣子，请你多多包涵！阿虎将秋生推出门去，边推边咬牙切齿地告诉他，“你也想被吊到梁上去不是？吊上去你就完了，给你戴上一顶破坏分子的帽子，以后就谁也救不了你了！”
除夕之夜，秋生在显清寺度过，他请教那位当过省厅处长的右派大哥，老头子说的话有无可信之处，回城打工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这位老兄沉吟半晌说，既然是要搞工业大跃进，劳动力的需求必然会大大增加，从这个角度看，那个老家伙么，到也确实是称得上未雨绸缪闻风而动了。
那个大年初一的下午，我站在家门口发呆，一身尘土的秋生骑着一辆满是泥浆的旧脚踏车到了我家。前车把子上，吊着一只双脚被捆得死死的公鸡，后车架上，则用稻草绳绑着一个老南瓜。黑色的破棉袄露出几处花絮，他的模样像极了一个投机倒把的乡村贩子。我喊母亲，姆妈，秋生来拜年了！母亲急急忙忙跑出门来，看见秋生已经累得坐在了我家的门槛上。他连续不停地蹬了四五个钟头脚踏车，累得都脱力了。
那台德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已经还给我家，秋生和我趴在饭桌上，聚精会神地听新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已开始迎空飘扬，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令人血脉贲张。东风压倒西风的歌声嘹亮，播音员语调铿锵地告诉全国人民，“我们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敌人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那天晚上我跟秋生去了一趟茅廊巷。我们吃惊地看到，草舍里躺满了流浪汉，还有两个女的。他们打着地铺，谈笑风生，灶头上还炖着一锅不知从哪家饭店讨来的残羹剩菜。我们想进门去，他们居然不让进。秋生气得突然大声叫起来，说，这是我的家，你们统统给我滚出去！流浪汉们哈哈大笑。一个老家伙说，你的家？请问你有什么证据，有房契吗，有没有户口簿？秋生说，你们不走是吧，我去叫派出所警察来。那个老家伙说，我打听过了，这里的房主就是被派出所赶下乡的，这辈子也回不来了！秋生怒瞪双眼，他跺跺脚说，好，看你们走不走，我把它彻底拆了。秋生抓起门口一把居民区清理阴沟用的铁锹，砰地一锹下去，那柴门被劈得轰然倒塌，秋生继续挥舞铁锹，流浪汉们瞠目结舌。
邻居们闻声而至，或许是流浪汉们天天都骚扰他们的生活，街坊们纷纷谴责他们。正在菜场值班的矮脚经理气呼呼说，不管有没有户口，房子就是他家的，你们必须离开。不知是谁领头，大妈大婶们一拥而上，将他们的破衣烂衫和铺盖都扔了出去。流浪汉们虽然力气大，看见动了众怒，便也胆怯起来。一阵混乱之后，流浪者骂骂咧咧地离去了，我和秋生精疲力竭地向邻居们道谢，邻居们这才询问起他们一家下乡后的生活，听说秋生想回城打工，有的面露难色，有的说还是要找政府。
巷子里有人在放鞭炮，大过年的许多人动了恻隐之心。现在我们才知道，漂亮大嫂的丈夫居然是南下干部，在半山钢铁厂当基建处长。她对矮脚经理说，你再帮帮他们的忙吧。矮脚经理耸耸肩说，这可不是装一盏灯泡的小事，我这个股级干部使不了劲，至少要你老公这样的大处长点头才行呢。再说一个菜场用得了几个人？矮脚经理酸溜溜地说，哪像你老公这样的大厂，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加起来上万人，钢铁元帅要升帐，招个把人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他的话让不少人频频点头，漂亮大嫂沉默了一会儿，再看看秋生那副叫花子的模样，眼圈就红了。她对秋生说，就是能进钢铁厂，也只能做个临时工，最多签两年合同吧，户口还是留在乡下的。秋生点点头说，我明白，我会好好干的。矮脚经理说，那是以后的事了，只要你表现好，办法总比困难多。他看着漂亮大嫂嬉皮笑脸说，你老公一定会听你的，老夫少妻么。漂亮大嫂羞红了脸啐他一口说，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从来不过问老头子工作上的事，这一回破例了。
那一年我八岁了，怎么也忘不了这个大年初一的夜晚。我和秋生挤在堂前的一张竹榻上，窗外是清冷的夜空，繁星点点，世界显得澄澈而深不可测。风把墙门外的树木吹得瑟瑟地响，后来又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冷空气从缝隙很大的窗子里钻进来，睡不着的我俩拥被而起。我说，明天就要想办法把你家的草舍重新修一修，回来时就可以住进去了。秋生说不急，谁知道去钢铁厂的事有几分把握呢？我母亲在里屋听到了，说，别说话了，安心睡吧，看这动员的势头，家家户户都要把废铜烂铁拿出去大炼钢铁，秋生啊，你的事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办成！
六
岂止是废铜烂铁，那个夏天我家把所有能拿出去的锅盆瓢勺乃至门锁钥匙都交到居民区，送进了小高炉，炼出一坨一坨灰不溜秋的铁疙瘩来。不分白天黑夜，街上不断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男女老少挥舞纸旗喊着口号去区里市里报喜。记忆中，刚读小学的我就没上过几天正儿八经的课，不是参加拥护炮击金门马祖的游行，就是敲着一只破脸盆去巷子里轰麻雀除四害。我长高了，晒黑了，穿着一身肮脏的黄布衣裳，像个小俘虏兵似的，整天在大街小巷转悠。
秋生回来是在夏天的中午，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家子人，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了茅廊巷口。首先看见他们的是那位卖甜酒酿的老家伙。这家伙揉着他的昏花老眼，不敢相信似地向后退去，然后猛地扔下担子，手舞足蹈地喊回来啦，他们打回老家来了！矮脚经理三脚并做两步跑出菜场，什么打回老家来了，他恶狠狠地训斥老家伙说，他们是还乡团吗，而你是地主老财？！
这个还乡团太凄惨，好心的邻居因此而潸然泪下。三根筋挑着一颗脑袋的我干爷，颤颤巍巍地坐在一辆大板车上，怀里抱着一只热水瓶。姆娘背着包裹，两只手各拎着一只小母鸡。阿凤扛着一只破破烂烂的藤箱，光脚上套了一双木拖鞋。起初，人们竟找不到秋生，原来板车上除了干爷之外，还满载着稻草，那高高垒起的草堆将车后的秋生都淹没了，直到卸下一部分稻草后，邻居们才看到了笑嘻嘻的他。
只有二表哥没回来，他留在乡下参加人民公社，吃起了大食堂。食堂门口有一副对联：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这副对联很对他的胃口。秋生说，他二哥说要等到农闲时他才会过来，看看能否找到工作，如果找得到，他就留城，找不到的话还回白沙地去，乡下至少还有一口饭吃。
这些稻草大部分在当天下午就铺上了屋顶，小部分切碎搅和进黄泥灰浆，涂在断砖碎瓦修补的墙上。秋生请昔日的工友们吃了一餐饭，喝得醉醺醺地去敲漂亮大嫂家的门。后来秋生跟我说，看见大嫂的丈夫，他的酒就醒了。胖胖的基建处长有五十六七了，捂着大肚皮坐在沙发上，手上拿一根牙签剔着牙缝。明天让你休息一天，先去派出所报上临时户口，他吐着一口含混不清的胶东话说，后天就去上班，照顾你不必从学徒做起了，直接干普工吧，收入高一点。
秋生向他们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站在巷子里愣了半晌。普工没什么技术，从眼前看薪水高一点，从发展看就永远低人一等。但是他没什么可说的，这样的安排已经算是他家祖宗坟头上冒青烟了。再说这也确实是在照顾他，家里那么穷，做学徒的话，十七块钱一个月，叫家里人吃什么？
第二天秋生去派出所的时候一心想避开所长，低着头走进户籍室，将钢铁厂开的证明递给内勤。这天秋生换了一套二表哥给他的旧军装，浆洗得很干净，脚上穿双姆娘新做的圆口布鞋，脸上的表情也很恭敬，看上去蛮规矩的一个小伙子。内勤是位刚进派出所的姑娘，朝他看一眼，又看看证明，将胸前的大辫子甩到脑后去，啪的一下就盖上了章。秋生正在暗自庆幸时，所长却从他的办公室里踱了出来，所长说，秋生啊，祝贺你啊，当上钢铁厂的工人阶级了！秋生一下子矒了，嚅嚅嗫嗫不知说什么好，所长招招手说，你过来一下，秋生只好提心吊胆地走了过去。
秋生低着头站在那里，好像受审的犯人，所长说你们在乡下过得还可以吧，他点点头，所长说听说你哥当了民兵连长？秋生又点点头，接着发现不对，赶紧摇摇手说，是教员而不是连长。所长脸上终于有了些儿笑容，说，你总算还比较老实。接下来是短暂的沉默，所长点燃一支烟，坐了下去，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而沉郁，眉头也皱紧了，秋生感觉到自己的呼吸非常急促，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你们那个村里有一位从省厅下去的右派分子？所长问他。
嗯。秋生抬起头看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他家住在一所破庙里，日子过得蛮清苦的。他说。
听说你们跟他家关系不错，经常关照他们？所长沙哑的声音从烟雾后面传过来。你们就不怕再犯错误吗？
秋生苦笑起来，那时他的身体非常疲乏，仿佛散了架。他靠在墙上，双眼困倦地看着这位十年前从苏北乡下逃荒进城的灾民、而今的大所长。他的语调无奈而惫懒，好像已经对一切都无所谓了似的。“我们还有什么错误可犯的呢，本来就是靠干一天活吃两餐饭的人，”他用一种豁出去的语气说道，“我娘说过，做人么，终归是要有点同情心的，不然迟早会遭报应。”
秋生诧异地听见一声极轻微的叹息，转瞬即逝，令他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听症。所长的面前香烟缭绕，他的脸色青晃晃的，在烟雾中半隐半现。又过了好长时间，所长终于重新开口。他说，好了，你走吧，去了钢铁厂好好干，给你娘争口气。秋生那绷紧的身子猛然松弛下来，他走到门边，停下脚，又回过头去小心翼翼地看一眼所长。所长拍一下桌子说，你还不走，想留在这里吃中饭吗！秋生嗖地从地上挑起，好像听见枪声的兔子一般逃出了派出所。
很久之后，秋生才知道，那位省厅的原处长，给这位所长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简短，希望对回城做工的秋生予以方便。是方便而不是关照，说明那位落难的老领导很有分寸，只是请对方不要再刁难这个可怜的小人儿罢了。但正是如此谨慎的措辞，格外令人难堪，当初在这位领导指引下从穷困潦倒走上翻身道路的不止皮匠一个人，比他官大的也多的是啊。
焦炭和水泥的微粒在夏季的热风中飘浮，炼钢炉炙烫的温度在几百米外便使人大汗淋漓。我去厂里看秋生，浑身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汗水滴到地下滋的一声响，随后便无影无踪。我抬起头喊，秋生秋生，一个戴着头盔、全身被套在厚厚的帆布劳保服里的人，怪模怪样地从高高的脚手架上爬下来。秋生摘下墨镜，脸上的汗水如溪水流淌，他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说，星期天你也不回家一趟，家里人都不放心呢。
秋生走进工棚，端起一只大茶缸，他喝水如牛饮，放下茶缸吁一口气，好像跋山涉水后终于卸下车辕的牲畜。“厂里总是加班，我也想着多挣几个加班铜钿，”他抹着脸上的汗水说，“家里没什么事吧，我阿爸的身体怎么样？”
从半山钢铁厂到城里有二十多里路，我是乘公交车去的，回程坐在秋生的脚踏车后架上。公路两边是正在收割的水稻田和纵横交错的河汉沟渠，身后的天空则是沉淀了一片烟尘的灰黑色，时不时有一片红色的光焰冲起，秋生说是高炉在出钢。夜色不知不觉降临，稻田里响起此起彼落的蛙鸣声。我告诉秋生，干爷的精神不错，每天躺在梧桐树下乘凉。阿凤也找到工作了，去了纺织厂的托儿所做小阿姨。矮脚经理给姆娘一个给菜场职工做饭的机会，至少不必天天凌晨起来去杀鸭子了。
人生的幸福就是那么简单，等到“双抢”结束，二表哥也来到杭州时，茅廊巷的草舍里便充满了满足感。这一回二表哥去求职，居然比之秋生还要容易。原来他当兵前虽然不肯学木匠，却在一家车行做过学徒，这家车行早已公私合营，成了汽车修理厂。从前的师傅向厂方一说，厂长就同意他先上班再说。大跃进如火如荼，劳动力普遍紧张，何况是一个学过修车技术的熟练工呀。
经历了一次次赤脚挑牛粪和被水田里蚂蟥噬咬得双腿鲜血淋漓的农活，经历了一个个清冷寂寞的乡村夜晚之后，秋生无比珍惜现在的生活，难得回家一趟，我总是看见他忙里忙外，不是在搭灶头，就是在造鸡窝，把草舍内外整得清清爽爽。我不屑地说，费那么大劲干啥，搞得再清爽也是茅草屋。秋生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再说，明后年钞票积攒得差不多了，我们还是要把它改成瓦房的，那时你再看看，决不会比巷子里其他人家差呢。
这是他们全家的奋斗目标。尤其对二表哥，更是迫切，他的年纪不小了，姆娘已经悄悄地托人给她物色合适的儿媳妇。听起来二表哥的条件也不算差，复员军人，汽修厂技术工，如果不加上临时两个字，如果不是住的茅草屋，愿意跟他谈对象的姑娘肯定不少，但是现在呢，现在连巷子里一位小寡妇也对他不屑一顾。小寡妇对介绍人说，你叫我嫁到他家去，你开的什么玩笑？茅草顶，黄泥地，休息天他那兄弟回家时，两个人挤在一张竹榻上，乖乖，那时你叫我睡在哪里，睡到鸡窝里去吗？！
小寡妇跟皮匠所长同乡，也是苏北人，老公打一江山岛牺牲了，现在她拖着两个孩子，靠抚恤金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寡妇其实不算年轻了，至少比我二表哥大三岁。介绍人说女大三抱金砖么，阿凤愤愤然插嘴说，屁话，我二哥就那么差吗，连个带拖油瓶的江北佬都找不到？我们索性勒紧裤带熬一熬，明年盖起二层楼来，叫她后悔都来不及！
我母亲赞成阿凤的意见，那时我大姐已经到东北吉林参加重工业建设，每个月寄二十元钱来，母亲说，我也帮你们存点钱，至少可以买几包水泥，买几块预制板吧。秋生迟早也要娶媳妇的，只有争取盖起二层小楼来，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一劳永逸！
秋生带着我在湖滨的大马路上穷逛，一分钱也舍不得花。我说买碗豆浆润润喉咙吧，他抖瑟瑟地问我吃甜浆还是咸浆？甜浆放白糖的，要三分钱，咸浆放一点酱油，只要两分钱。我说你跟半夜鸡叫里那个周扒皮有什么区别？秋生说一分钱可以买三枚钉子。我赖在街沿上不走了，我说我肚子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秋生愁眉苦脸地说，想想我家的房子吧，小老弟，前面就是西湖了，风景多么美丽，一分钱门票都不收的，我们住在这样的城市里，睁开眼就看见热热闹闹的花花世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吃一碗甜浆和吃一碗咸浆，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长大后回想，秋生的执着和坚韧令我感到辛酸。那年冬天，每个休息天他都在做煤渣砖，钢铁厂多的是废煤渣，他用大板车拉回来，地上放着木板做的格子框架，他将粉碎后的煤渣用灰浆搅拌好，然后一锹一锹送进框架去中夯实抹平，晒干后取出就成了厚厚的煤渣砖。这是个很累人的体力活，大冷天他只穿着一件薄棉毛衫，寒风呼号，他却满脸汗珠，瘦小的身子仿佛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其实他硬是在坚持，因为他常常一躺下就起不来了，而且反反复复地伤风感冒。我叫他悠着点，他笑笑，抬起长满冻疮的手指，计算已做成的煤渣砖数量，他说，快了快了，明年夏天之前，砖头肯定备够了。
他的眼睛因此而发亮，闪烁着兴奋与希冀，全家人都被他所感染，草舍里洋溢一片温暖。干爷剧咳一阵后，抬起哆嗦的手揩揩眼睛，说，吃、吃饭吧，今天要搞点荤菜来，阿凤，你去菜场买三两猪头肉，让你三哥多、多吃两碗饭。
七
乐极生悲的不是他们一家人，而是整个中国。
没有进城的农民也都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了，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或因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公社大食堂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场面糟蹋粮食。很快，弹尽粮绝。二表哥回城一年以后，收到河南四川老战友的来信，他们那里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当地政府根本不去救灾，而是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一位元帅在庐山上说了点真相，却立刻遭到残酷打击，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高潮。当二表哥把战友的信读给父母听时，姆娘惊恐地捂住他的嘴说，这话叫人听见还了得！干爷颤巍巍地将一张报纸摊开，指着报上的头条新闻说，形势不是一片大好吗，大米援助几内亚，小麦援助阿尔巴尼亚，自己的子民饥寒交迫，却将粮食拿去送人，哪、哪个朝代会做、做这样的事情？
等到他明白皇帝也会打肿脸充胖子时，饥饿的浪潮已经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城镇居民还有二十来斤商品粮供应，他们的户口还在乡下，谁来供应？未等到汽修厂动员点名，二表哥就跟爹娘说，我先回白沙地去吧，那里还有两分自留地，赶紧种些番薯南瓜，屋前屋后也可种些蔬菜。全家人凄凄惨惨戚戚地坐在那盏15瓦的电灯泡下，讨论他的提议。秋生说，我是合同工，和正式工的待遇相差不大，一口饭还是有保障的。二哥本来就是临时工，既然到了这种地步，迟走不如早走。
路灯稀疏，昏黄的灯光剪出老式墙门和树木的轮廓，一群难民在菜场门外为了几片烂菜帮子争吵起来，一个少年被打了一拳，他顾不上还击，而是抓住一片烂菜帮子就往嘴里塞，鲜血从他的挨过打的鼻孔嘴角直往下淌。未抢到食物的难民回到路灯下面去，靠在电线杆上苟延残喘。有人从跟前走过时，他们微微地睁开眼睛，表情像一群饿狼，疲惫、痛苦或者凶相毕露。电线杆子旁边有一个阅报栏，多日未换的旧报纸在寒风中嘶嘶作响，报上的大标题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一个撕下报纸挡寒的乞丐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我操。
二表哥傻乎乎地去向居民区主任告别，请求她们在自己走后关照一下他的家人。天下人到了这时皆已自顾不暇，主任看着他唯有苦笑。二表哥正想告辞时，看见那位拖儿带女的小寡妇进了门。小寡妇面色苍白，原本丰腴的腮帮子已经凹陷下去，发烧的女儿在她怀中嘤嘤哭泣，儿子拖着娘的衣裾喊饿。小寡妇叫一声主任，随即向主任跪了下去。“两天了，这孩子两天水米不进了，”小寡妇抽抽噎噎地说，“求求您救救她吧，我连去医院挂号的钱都拿不出，家里只剩下两斤六谷粉了！”
六谷就是玉米，粮站没米，定量供应的不是番薯就是六谷，缺油少荤腥，孩子整天吃这些怎么受得了。居民区主任自己也病怏怏的，无可奈何地对我二表哥说，你帮一下忙，先去医院给她挂上号再说，药费我去跑民政局。二表哥答应一声，抱过小孩往医院走，小寡妇气喘吁吁地跟在他身后。小寡妇说谢谢你，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二表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去打一江山岛，没准这把骨头也会扔在那里。
医院里聚集了大批得浮肿病的人，苦苦哀求医生给他们开几斤黄豆粉。小寡妇牵着儿子的手蜷缩在急诊室门外，她说她从小就害怕医生和护士给人打针，酒精药棉的气味使她心慌头晕。挂号费和药费都是我二表哥付的，护士的脸藏在口罩后面，只露出一双不耐烦的眼睛。她等着二表哥扒开小女孩的裤子露出屁股，二表哥涨红了脸手足无措。护士说，你这个人怎么当爸的，在家里是个甩手掌柜，什么家务活也不干的对吗？二表哥说我不是她亲爸，护士冷哼一声说，难怪啊，原来是后爹，今天难得你发善心了！
护士啪地一针扎下去，小女孩哇哇大哭，二表哥手忙脚乱抱起她，跑到门外。小寡妇接过女儿，讪讪地说，让你受委屈了，原来她都听到了。二表哥搓搓手，一时无语。他们走出医院，夜已经深了，街上静寂无人，从前有卖烤地瓜和卖馄饨的小摊子，现在却是空空荡荡。二表哥摸摸兜里还有几角钱，说，本来想给孩子买碗馄饨，没想到这些摊子都不摆了。小寡妇说，小贩们怕难民哄抢，不敢出摊了。二表哥把钱塞到她手里说，不好意思，我也帮不了你太多的忙。
小寡妇站在路灯下黯然垂泪，对不起，她抽抽噎噎地说，当初我太势利，恶言恶语回绝了那个介绍人，我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二表哥叹口气说，你没错，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再说你也不全是为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么。小寡妇抬起头还想说什么，二表哥堵住了她的话。二表哥说，我明天就回乡下去了，这一回恐怕是再也回不了杭州了，你们多保重。小寡妇站在那里哀伤地凝视着他逃兵一样离去的背影，半晌才回过神，跺一跺脚，捂住脸踉跄着走回家去。
幸亏二表哥及时回乡下去，这一年春节我们才增加了一些番薯南瓜充填肚子，不仅有这些杂粮，还有一点猪肉，据说是白沙地生产队分的，虽然，怎么煮也煮不烂，原来是老母猪的肉。母亲将它和两斤黄豆炖在一起，从我家厨房出来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新开弄。邻居们都说还是乡下人过得好啊，年三十还有肉吃。
过完这个年，各个企事业单位大会小会开始动员，都说还是农村好，职工们应该主动分担国家暂时困难，精简下放去农村。秋生忐忑不安地对我母亲说，我的合同怕是不能续签了。我母亲神情黯淡地说，别说你这样的合同工了，就是正式职工，能精简的都要精简下去，我现在担心你那个在吉林的大表姐，说不定哪天就要投靠你们，也奔白沙地去了。
秋生再也没有精力做煤渣砖了，休息天他无精打采地坐在门槛上，抽起了平生第一支烟。阿凤去夺他的香烟，但是干爷却朝她摆摆手，阻止了她，“让他抽吧，”干爷沉重地叹着气说，“他心思太重，让他吐一口闷、闷气。”干爷的颚部因为突如其来的咳嗽而抽搐着，他的心脏也剧烈地疼痛起来，他艰难地摸出手帕，揩去嘴边的痰迹。手帕上出现了一朵鲜红的血花，干爷怔怔地看了这血花一会儿，然后若无其事地将手帕塞回了袖管。
印象中那是春末夏初的一天，秋生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掉下时他手里捧着六块砖头，平时能捧八块砖的他，这天上午只是捧了六块，他的脚板仍有点发飘。这是饥饿的缘故，他想，我只要忍到中午开饭时就行了，实在不行就下去喝点水。但是他没能忍下去，因为他听到了车间主任的喊声。主任说，“本车间精简职工的名单下来了，秋生啊，你的合同就不再续签了，回乡下去种田吧！”
听完这话，秋生就一头栽了下来。那一刻他感到自己轻飘飘的，像一根羽毛在半空中飞，高炉的热风吹拂着他，他在一片炫目的红光中仿佛很欢快地喊了一声。幸亏脚手架下部张着一张安全网，所以他只是跌断了一条腿，钢铁厂职工医院的医生很利索地给他打上石膏绷带，然后拍拍他的肩说，小伙子没问题，躺上三五个月，你就又能爬脚手架了。
问题是秋生被救护车送回家时，那模样很吓人。汽车开到菜场门口停下，买菜卖菜的人都围了上来。认出他的大妈大嫂都乱喊乱叫。姆娘慌里慌张地跑出门，首先看见的不是秋生，而是干爷倒在了梧桐树下。眼尖的人看到他听见第一声喊就从竹躺椅上猛地站了起来，站立的时间却只有一秒钟，惊慌失措的人们奔过去喊他时，他已经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那姿势好像突然吃了一枪。这次倒下和上次倒下有个根本性的区别：干爷再也不可能醒来了。不过他没有闭上眼睛，他的整个人生已经定格，双眼却依旧茫然地看着天空，好像在谴责冥冥中主宰人命运的上苍。
秋生瘸着一条腿，架着父亲冰凉的身体的形象，长久地留在茅廊巷居民们的记忆中。背景是一堵煤渣砖叠起的墙。这些浸透他眼泪和血汗的煤渣砖都成了白费心机，盖一栋二层楼安居乐业的想法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纸钱飞舞，红烛高照，干爷的葬礼按照他绍兴老家的风俗举行。仵作者被称“八先生”，由他们抬起灵柩。起棺时，秋生高高举起置于棺前的一只大碗，砰地一声，摔成四瓣八块。我跟阿凤走在前面，举着纸扎的“开路神”和“引路幡”，我手里执的白幡上写着“金童来引路”，阿凤执的幡上写着“玉女送归山”。和尚道士执禅杖、佛珠，敲着木鱼，口诵佛经。灵柩后面跟着送丧的眷属、亲友，孝子戴“三梁冠”，余者皆着素衣，系草绳，穿麻筋草鞋，持“哭丧棒”，女的则穿着白色鞋面、红布后跟之素鞋。
这样的治丧场面自然花费不小，我母亲曾跟姆娘商量是否从简，姆娘却摇摇头，说干爷他苦了一辈子，最后这点风光不能没有。还有一个原因是从老家和外地都来了些亲戚，葬礼太简朴了会被人说三道四。母亲因此而喟然长叹，原本省吃俭用积攒下来准备盖房子的钱，就这样被花了个一干二净。
出丧之后吃豆腐饭，我第一次见到了干爷的弟弟。他是从上海赶来的，这个少有壮志，宁愿到繁花似锦的南京路上去做个小瘪三，也不想一辈子在深山冷岙当位土财主的小叔，从学徒开始往上爬，果然爬到了南京路上一家南北货商店副经理的位置，人称二掌柜。跟他一起来的是他的女儿，比我大三四岁，穿着天蓝色的小海军裙，白皮鞋，比皮匠所长的千金还要神气。二掌柜的千金叫我“杭州阿乡”，她说，“侬迭个杭州阿乡，晓得南京路有多少闹忙吗，还有淮海路，比之杭州的延龄路勿晓得高级多少！下趟侬到上海来，我带侬去逛逛，乡下人应当多见见世面！”
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因为秋生阿凤紧皱着眉头，干爷的丧事办完了，他们就要离开杭州了，这时候说起什么延龄路、南京路和淮海路，在他们听来是何等凄凉。不管来自上海的这位表妹对这座城市看得起看不起，这里都是他们难以割舍的故土，何况她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乡下人寡见少闻呢。
矮脚经理恰好在此时进了门，他刚说出菜场想买下这座草舍改造成职工食堂，阿凤便猛地站起身跑进了厨房，她一屁股坐倒地上，在一只煤球炉旁放声大哭，把我们都吓坏了。姆娘说你刚才在坟头不哭，现在怎么号起丧来？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我看见秋生支着拐杖，一脸落寞地一瘸一瘸走到了门外的雨地里，他好像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任凭姆娘和他二哥去做主。他仰面朝天，让雨水尽情地在他脸上身上流淌。他知道这一回去白沙地就再也回不来了，既然如此，留着这座茅草屋还有什么意思？
这座草舍，在他们离开杭州那天，终于换了主人，被姆娘卖给了地方国营茅廊巷菜场。卖了多少钱？我从来没问过他们。我只晓得，我家原先住过众安桥井字楼一栋二层小楼，屋后还有几户人家共有的一个小花园，1955年父亲罹难后，母亲不得不将它卖掉以抚养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最终到手的卖房款是人民币一千元整。按此类推，茅廊巷的草舍绝对到不了一百元人民币，即便矮脚经理具有恻隐之心，多少会慷一点公家之慨，也不可能超过市价的百分之十，那就算它一百元吧。
一百元人民币，成了这个家庭重返白沙地后，生存、奋斗与繁衍的资本金。
八
我的印象中，毛泽东写过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中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毛泽东是大人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秋生是小人物，只能望着夜空数星星，去茅草屋后面的溪沟里摸摸螺蛳，高兴时喝两口地瓜烧，哼哼民间小调。
就这样，三十八年也过去了，也是弹指一挥间。
二表哥在世时，每天中午都会坐在镇政府门前的一棵洋槐树下，呼呼地打盹。其容貌酷似我晚年的干爷，脸上满是刀刻斧凿般的皱纹，不同的是，他总是穿着一身绿军装。起先穿的是他从朝鲜带回来的，后来穿我送给他的，再后来，他的外孙也当了兵，于是国防绿就陪伴了他的一生。这和他晚年的身份很相称：他在镇政府干了十几年门卫，直到干不动了才回到白沙地，回去后不久，终于寿终正寝。
哥俩的婚姻一度都比较困难，尤其秋生，很长的岁月里高不攀低不就，他想找个同样是从杭州下乡的闺女，但这样的人家又怎么看得上他。邻村那个被吊到房梁上去过的前铁路巡警说，我回不去了，我的后代总还是要回去的，所以我的女儿一定要嫁到杭州去，哪怕嫁个鳏夫，哪怕嫁一个踏三轮车的苦力，也比嫁到你家强啊。
秋生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跟老头儿一样，总有一天他也要回去的，找个杭州人的后裔才具共同奋斗的理想和目标。我母亲看穿了他的心思，母亲说，夫唱妇随，真的有了那么一天，还怕老婆不跟你往省城里走么？说不定，她会比你更向往，更迫切一些！秋生便呵呵地傻笑。
直到三十七八岁时，秋生才不得不认了命，找了同村的一位土著姑娘，对方的年龄比他却是小得多。如此看来，倘若不是他自己的纠结，看中他的人家还是蛮多的，毕竟他有初中文化，懂建筑技术，还会说杭州话普通话，更主要的是，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岁月磨炼后，他早已成了一个合格的农民，蚂蟥已不再咬他，而是见到他那树桩一般苍劲厚实的双腿就躲了开去。
或许与男女双方的年龄相差较大有关，或许当时生活还比较拮据，秋生结婚时显得十分低调。直到他儿子满月时，才把亲朋们请到白沙地去，操办了一场。彼时，从军后的我正好从西南边境参战归来，驾一辆吉普车匆匆赶去。阿凤比我先到。这个家唯有她，因为出嫁而回到了杭州。她丈夫是半山钢铁厂食堂的炊事员，秋生的老同事，前一天就在厨房里忙碌着。那时阿凤已经生了三个女儿，爸爸叫她们出去，她们赖在灶前不走，眼巴巴地盯着放在一只盘子里的白切鸡。我走过去，给她们一人一只鸡爪子，于是她们异口同声说，谢谢解放军舅舅。
姆娘已经抱不动孙子了，她坐在竹躺椅上，呵呵地朝人们笑，接着艰难地弯下腰去，拿起竹篮要剥蚕豆。我背着阳光揉揉眼睛，仿佛看见这张破旧的竹躺椅上还坐着另一个人，坐着我的干爷。我把他的孙子抱过去，我说，马儿，叫爷爷，马儿惊恐地看一眼，哇哇大哭。
麦苗青菜花黄，我向山上走去。环顾四周的乡村野景，在一片竹林的簇拥中，露出了显清寺的黑瓦白墙。乡民们刚有一口饭吃，所做的第一桩公益事业就是修缮庙宇，并且从不知何处请来了两个尼姑。我跟秋生说，尼姑是住在庵里的，如何供在寺里呢。尼姑们漠然地注视着我，似乎对穿着一身黄色料子军装的我颇具警惕。我点燃三炷香，向菩萨拱拱手，一位年长的尼姑捻捻佛珠，飞快地吟诵了几句佛经说，这位施主倒也虔诚。我笑笑，说，这是替我母亲点的香，她老人家对儒释道，对孔夫子、观音菩萨和吕洞宾一视同仁。
正在说话之间，寺外传来汽车的声音。我们迎出去，看见一辆黑色轿车，车上下来一位半老夫人，还有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夫人见到秋生就叫，秋生你给儿子办满月酒怎么不通知我们！秋生摸着脑后勺，不无尴尬地说，听说你家大哥回到省城后又升了官，权高位重日理万机，我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啊。半老夫人摇摇头，“谁教的你这一套，是你那姨妈吗？”她说，“我们可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大哥他常常念叨你们一家呢。”
原来这是那位右派的夫人，前几年已经跟着错划改正的丈夫回了城，那天想到有一些没有带走的书籍等，还留在显清寺里，特意回来取走。车到村口看见围聚在秋生家看满月孩子的人们，便责怪起了秋生。秋生避开这个话题，将我介绍给这位夫人，夫人握着我的手，无限感慨地说，“我们早就料想到了这一天，我先生了解过令尊大人的历史，真是一位历尽沧桑的爱国将领。”
猪是自家养的，鱼是从塘里现钓起来的，菜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还有自酿的米酒，我们吃得喝得醉醺醺。一个怯生生的小丫头在我身边转悠着，想问我什么欲言又止。我说，你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小丫头说，叔叔你能不能带我去杭州读书啊？我阿爸告诉过我，杭州是我们的老家，那里有一所很大很高的菜场，鸡鸭鱼肉啊什么都有的，我们的家就在菜场旁边，是一栋大房子，冬暖夏凉的。
我看着二表哥，他臊红了脸转过身去。这个小丫头是他的继女，命运安排我的二表哥最终还是娶了一个小寡妇。当然，这个寡妇不是茅廊巷里的小寡妇，她的前夫也不是牺牲在一江山岛。虽然这个寡妇同样来自苏北农村，她的前夫在饥饿的年代积劳成疾，于贫病交迫中去世。
我的心突然很苦，或许是喝多了便使人分外容易伤感吧，泪水莫名其妙地就涌出了我的眼眶。小丫头惊恐地看着我说，叔叔你怎么了，我的要求太过分了是吗，那我就不要去杭州了。“你的要求一点不过分，”我拉起她的手说，“只是叔叔现在还做不到。”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不曾退缩的我，却不敢直面相对这个天真的小姑娘。“你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考上浙大或者杭大，”我略带哽咽地告诉她，“考不上也没关系，还有下一代，你的孩子总会回去的，那时，你们就可以天天到大菜场里去买菜了。”
还在襁褓里的马儿目睹了这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小丫头面色酡红，在屋前的稻地里手舞足蹈，兴奋地乱喊乱叫：叔叔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杭州去的！我们可以天天到大菜场里去买菜哦！阿凤的女儿们瞠目结舌地看着她，跑过去围住她说，可以去大菜场买菜有什么好开心的，没有钞票你还不是天天吃番薯南瓜！我仿佛重温了干爷去世时的旧梦：看见干爷弟弟的女儿，那个二掌柜家的千金在嘲笑童年的我。钢铁厂炊事员的女儿们拉扯着这个乡村女孩说，看你这副疯样，也不怕让人笑话，菜场旁边的那栋房子是你住的吗，除非马儿长大后说不要那房子了，除非我们也都放弃了，才轮得到你去住呢！
小丫头的母亲慌里慌张跑过去，冲破封锁把女儿从孩子堆里拉出来，然后就揪住她打她的小屁股，那女人回首对我们说，乡下孩子不懂事，请叔叔姑姑们多原谅，她说，我们能住上这间茅草屋都心满意足了，哪敢去想什么杭州城里的房子呢！小丫头知道自己惹了祸，她任凭恼羞成怒的母亲噼里啪啦地打着她的屁股，眼泪却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大人们纷纷过去拉架，我走过去一把抱起小丫头，我大声向孩子们说，杭州还有什么爷爷外婆留给你们的狗屁房子呢？将来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本事去挣，你们懂不懂？！
刚满月的秋生儿子自然记不住这场景，长大后才从看热闹的乡亲们嘴里听说。乡村的业余生活很单调，一个笑话可以说上几十年，马儿因此而烙在了心里。这孩子像他父亲，心思想必也是蛮重的，白沙地周边乡镇的基础教育质量可想而知，马儿能够考上中专已经是很了不起。中考时，其实他离录取分数线也还差几分，秋生拿出一张国家铁道部的表彰证书，总算才破格录取了他。十岁那年，马儿去离村里十多里地的铁路旁玩，发现铁路中间卧着一块大石头，他摘下红领巾迎着疾驶而来的火车大喊大叫，列车终于停下时距离大石头不到五米，司机抱着他感动得痛哭失声。这个情节现在看来很狗血，却是马儿成长过程中的真实记录。
黄昏时分，田野上的空气新鲜清冽，二表哥与秋生送我到公路旁。一条通往古运河的小河沿着公路的北侧流淌着，河对岸正在建设一座水泥厂，高高的烟囱已经竖起来了，旧时代的风景很快会一片一片地消失。白沙地拥有丰富的黄沙资源，村里有生产队自建的瓦窑，生产队长是二表哥。我说，老二你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复退军人，向上面打个报告批一块宅基地吧，你们也该分家了，借此机会，各盖一栋瓦房，也就让姆娘她老人家安心了。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瘪三小老弟了，我穿着笔挺的混纺料子军服，虽然谈不上多大官衔，毕竟每个月有工资发的。我承诺也出一点力，他们自然要听我的。二表哥丝毫没有犹豫，答应我马上写报告，秋生却嚅嗫了半晌，说，现在不比从前，农闲时他去帮人盖房已无人抓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因此他多少也存了一点钱，只是不晓得为什么，对于自己要在白沙地盖栋房子，然后世世代代地住下去，他总觉得提不起积极性来。
“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再也回不了杭州了，”他黯然地问我，“莫非你认为，马儿也会一辈子待在白沙地吗？”
这个问题让我哭笑不得，“这可说不准，”我回答他说，“但是现在离马儿长大毕竟还有一二十年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再过几年，农村盖新房的人会越来越多，盖房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那时你会后悔的。”
秋生当然比我更清楚这个行情，他不吭声了。于是我帮他们做规划，要盖就盖得像样一点，必须有卫生间，按一个抽水马桶，屋子外面要建化粪池。二表哥问自来水怎么办？秋生瞪他一眼说，屋后就是湍急流淌的溪水，建个小水塔不就行了。
白沙地第一次建造带卫生间的小楼房，四乡八村的人都跑来参观，其实那房子很简陋，水泥外墙上既没有涂涂料更没贴马赛克什么的，灰塌塌地竖立在山脚下。屋子里也没有铺地砖或木地板，纯粹的水门汀。几年之后，周边乡村新盖的楼房都大大超过了他们，不少是现浇梁，外墙贴瓷砖，不说大理石地板吧，至少也要铺上地砖或强化地板。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二表哥与秋生建造的小楼所领的风骚只有两三年。
盖房的过程中还出了个事故，有人从大梁上掉了下来。这回不是秋生，而是阿虎，当过民兵排长的贫下中农。脚手架下也没有安全网，吓得我姆娘从厨房跌跌绊绊跑出来，一跤摔在门槛上，从此躺倒在床上，直至离开人世，再也没有下过床。二表哥与秋生心急火燎地将阿虎抬到担架上，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幸亏掉下来只有二层楼高，伤势不重，治疗期却也拖了大半年。阿虎的老婆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医药费、误工费、赡养费，七七八八的赔偿金算下来，搬进新房时，秋生连一串鞭炮都买不起了，按当地风俗是要设酒席庆贺一番的，乡民们都说，算了吧，这餐酒我们就不喝算了。
我当时在遥远的北方军营，很久之后才听说这事，给秋生寄去了三个月工资。我在从邮局回军营的路上痴痴地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我真的不该逼着他在白沙地盖这栋房子？
九
马儿十八岁中专毕业后，进了吴兴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工作，不久被派到驻北方的办事处，开始搞售后服务，几年过去后居然成了办事处的小头目。据说这与老板的儿子有关，他俩是同学。有一天晚上，老板请几位政府官员吃饭，喝醉后步履不稳，一步踏空从饭店的台阶上滚了下来。中风连带疗伤，老板至少两三年不能管事，只好让儿子提前接了班。太子登基，自然要用其潜邸时期知根知底的人，马儿因此而连升三级。
北方办事处设在大连。那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战场。1898年开始建城到现在，从古老的俄罗斯建筑、巴洛克建筑、拜占庭式建筑、日本别墅式建筑到中国古典式和现代化的建筑，将其装点得让人眼花缭乱。迷人的海滩上远眺千姿百态的礁石岛屿，脚下随处可捡螃蟹贝壳。放眼烟波浩渺的大海令人心旷神怡，旅顺口军港海鸥飞翔舰船林立。置身于斯，再浮躁的心，也会变得淡定、大度和从容起来。
秋生夫妇动身北上是在三年前，马儿在那里娶了一位当地姑娘，接着便来电要他们老两口过去，说是妻子怀孕了没人照料。老两口从白沙地来到杭州，准备乘火车前往。早已转业到地方的我，这天正好在家，听到楼道上的脚步声便打开门。没曾想我竟一时认不出秋生了，我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扶着墙，蹒跚地一步一步走上来，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我想这是谁啊，是不是单位里哪位早已离退休的老干部，为了没到位的福利待遇找到我家里来了？
秋生站在楼道上，抖瑟瑟地拉住我，眯缝着眼睛打量我，嘴里嘀咕着看不清，他的眼球不仅浑浊，好像还包着一层边缘卷曲不齐的白翳，使我觉得心酸。我握着他的手，那手掌粗糙如树皮，我说进屋再说吧，一路上辛苦了。秋生说辛苦什么呀，高速公路开通了，我从白沙地到杭州绕城高架桥，不到五十分钟，不过从高架桥上下来进入市区，倒是花了两个小时。
我陪他们去城站买火车票，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秋生。我说你得去眼科医生那里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治好。秋生老婆说，前些年就都动过手术了，但是动完手术后，反而比过去更糟糕。我惊讶地问在哪里动的手术？秋生说湖州。吴兴县已经变成了湖州的一个区，白沙地因此也成了湖州市的郊区。
从城站出来是西湖大道，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刺鼻的汽车尾气与尘土扑面而来。秋生说，茅廊巷菜场呢，是不是还在老地方？我搀着他拐进一条小街，指着一栋大楼说，还在老地方，但是重建过了，上面盖了写字楼。走近菜场，满地扔着甘蔗皮、果壳和烂菜叶子，还有许多爆响过的红纸炮仗，有的炮仗像箱子那么大。原来菜场附近有个新开张的工地，拱门上还挂了一条横幅：热烈庆祝拆迁工作胜利完成。一阵吵闹声从工地上传来，夹着一位妇人声嘶力竭的哭喊，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侧耳聆听。
我的补偿协议还没签字呀，你们就强拆了我的房子，你们官商结合，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妇人的哭喊声进入耳膜，秋生在我身边莫名地一颤，眼圈突然就红了。我拉住他说，别走过去了，这样的事情天天发生，谁也管不了，看了心里难受。秋生却说，怪了，我怎么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莫非当年第一次去白沙地时，我娘也是这样哭着喊着来着？！
跟你说过多次了，你不听活该！我们走过去，看见工地上有个男人，正抱着双臂，声色俱厉地在训斥一位老妇人。让你家搬迁到郊区去，增加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呢，你却一直赖在这里想做钉子户！你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是不是？这个开发商的代理人说，“你去找上面好了，告诉你，改造市容，把它打造成中国最宜居的城市就是上面的决策。”抬头看见我们走近，这男人的手指一弹，一个烟蒂便落到了我们跟前，“看什么看，有什么热闹可看的？”他恼火地指着我的鼻子说，“对付这样的人就是不能手软，任何人想打抱不平最好先掂掂自己的分量！”我愣了愣，他却走进挂着拆迁办牌子的小屋，砰地关上了门。
老妇人坐在废墟上哭泣，旁边是被强拆者搬出来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的家具。秋生蹲下了身去劝说她，“大妈你想通一点，郊区就郊区吧，空气好对健康有利，再说如今交通方便，退休了想进城也不在乎那点时间了。”妇人抹着眼泪鼻涕说，“现在连从前属于余杭、萧山、富阳的地盘都叫主城区了，大伯你晓得他们给我安排的房子在哪里吗？在杭州与嘉兴海宁交界的乡下啊。我到那里去看过了，手机响了，我打开一看，移动公司发来一条短信：‘欢迎你到海宁来’！”
秋生无语，我也无语，仔细看一眼这妇人，却隐约觉得这眉眼和轮廓，在何处见过似的。于是我从她家的家具堆里拉过一把椅子，搀起她来，坐到椅子上去。我说，大妈你是这里的老住户吗？大妈抽抽噎噎地回答我说，小时候我娘家就在皮市巷口，结婚时搬到这里的。“算起来都四五十年了，”她泪流满面地向我倾诉，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故土难离啊，现在老头子病故了，儿女在外地工作，你说叫我一个老太婆搬迁到乡下去，这日子怎么还过得下去呢？”
难以形容我与秋生的心情。一位系羊毛格子围巾、穿红色小皮鞋的小小官家千金刹那间重现在我们的脑际，惊愕之余，我们真的很难、很难将她与眼面前这位臃肿、无助的老太太重叠在一起。但这却是真的，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人生的浮沉起落，实在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或许，当我们还站在童年的门里踮脚张望门外的未来世界时，岁月便早已铺好了路，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这条路都会通向你的终点。曾经给予人的，人也给予你，抱怨和挣扎皆无济于事。皮匠所长早已作古了，即使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又能奈之若何呢？
茅廊巷口的草舍，已经连一丝一毫的遗迹都荡然无存了，我们不欲再提往事，无力地劝慰一番老太太后离去。秋生走到菜场后的街口，一种前所未有的苍凉之情袭上心头。从昔日千金小姐、而今弱势老妪嘴里说出的故土难离之言，沉甸甸地落在他心里，似乎道出了一种无比深沉而绵长的情绪，使我觉得他又老了一些。君问归期未有期，他那皱纹层层叠叠的脸上，分明刻着欲说还休四个字。
回头看看菜场与开发商的工地，那老妇人的哭泣声仍然在市声中回荡。
华灯初上，整个城市分外妖娆迷离。霓虹灯。高架桥。鳞次栉比的楼宇。电动车飞快地穿梭于汽车和行人之间。秋生老婆说，还是乡下好，乡下安静有序，城里让我慌兮兮的。你会习惯的，秋生沉默半晌，安慰她说，大连的外来人口比杭州少，城市也相对安静多了。
他们到大连去了，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好。住在海边一套两室一厅的高层公寓里，服侍等待临产的儿媳。秋生说，就是寂寞一些。马儿上班去后，家中只剩下他们，邻居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跟当年住在茅廊巷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很淡漠。做婆婆的还有一些家务可做，秋生只能整天枯坐在客厅里，眼睛不好连电视也看不了，再说电视上不是超女，就是二人转，秋生说，光是听听，他的脑袋就晕了。
马儿的生活却是快节奏运转，办事处拢共几个人，每天面临大量事务，他的工作一半是白领一半是蓝领。收入与付出却不成比例，一个人负担一家人，还要支付房贷，还要准备婴儿的奶粉钱，逼得他到处找兼职。后来婴儿出生了，我从电话里听到他那嘹亮的哭声。我向秋生表示热烈祝贺，秋生却苦笑着对我说，这一大家子人已经把马儿拖累得都快跑不动了，他很担心这匹马，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突然倒在大街上。
终于下决心回来是在去年秋天，秋生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从小住在茅廊巷的他，觉得唯有浙二医院才能拯救他。星期天，我站在阳台上晾衣裳，看见一辆越野车从小区大门外驶进来，到我家门前停下，下来老老小小一家人。马儿从驾驶座上跳下，搀扶着他阿爸朝我喊叔叔。秋生也仰起了头，脸上的表情茫然而焦灼。一瞬间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中午的阳光下秋生的身影单薄佝偻，散发出老年人迟钝而无助的气息。他的鼻梁上仍然架着那副黑框眼镜，却一眼就能让人看出，这仅仅是一件装饰品罢了。
我请朋友帮忙，找到了浙二医院眼科的姚主任。姚主任检查完了说，“从前是谁给你做的手术，简直不像话！”秋生那弓着的身体像秋天的树叶一样被寒风吹打着，瑟瑟地抖动。秋生说，“求求你，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姚主任紧皱着眉头不说话。秋生又说，“我是你们医院的老邻居，从小就在这里看病的。”姚主任转过脸去看一眼病历卡，说，“你七十三岁了，你小时候我还没进幼儿园呢。”姚主任叹口气，又抬起手翻了翻秋生的眼皮，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吧，我给你重新做手术，两只眼睛都由本人主刀。”周围的医生都惊讶地朝秋生看，有个实习的博士生悄声说，“这人看上去像个老农民，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原来姚主任是全国著名的眼科专家，多少有钱有势的人都在排着长队找他做手术。秋生说是他的老邻居三个字打动了姚主任。我觉得有点荒诞。秋生说那就是你的朋友来头不小了。我摇摇头，我说，“我那朋友曾经在这家医院工作过，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先生也不是当官的。”秋生说，“那还是我的话打动了他，此人心善，重旧情呢。”
手术做的果然很成功，摘下眼罩那天，医生护士和家属都围在秋生的病床前，屏气凝神地看着他，秋生慢慢地将眼皮蠕动几下，露出两条眼缝，看见拉下窗帘的房间中晃动着一些人影。他又将眼皮睁大一点点，看见了姚主任伸出的三个手指头，姚主任说，这是几根手指？他不吭声，姚主任又问一遍，秋生的嘴唇抖动着，仍然说不出话来。
大概静默了一分钟，秋生发出了一声动人心魄的喊叫，音量不高，颤抖如拨动琴弦。“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他说，眼泪刷刷地流出来，怎么都止不住。姚主任赶紧叫护士给他揩眼泪，姚主任说，“你给我冷静一些，不能哭，你懂不懂，千万别再哭了！”
医生护士走了，马儿扶着老爸走到病房的阳台上去。秋生甩开马儿的手，保持着一个再也不需要搀扶的姿态纹丝不动，这个姿态很有点悲壮感。马路对面就是茅廊巷，一位老妇人牵着一条狗在菜场门口溜达，老妇人不是从前的所长女儿，那条狗也不是从前的草狗，而是一条时髦的宠物犬。狗在汪汪地吠叫，好像要主人带它回家去。我听见秋生轻轻的呢喃声，似乎在计算这次手术花了多少钱。马儿说，放心吧，老爸，我不回大连去了，老板让我跟郊区政府洽谈开发白沙地那一片的山地、树林和水库做休闲项目，如果谈成的话，我能获得很大的一笔奖金呢。
马儿将这个项目的前景描绘得十分美好。秋生静静地听着，皱起的眉头渐渐地舒展开来。马儿说他打算先在湖州租一套房子，把一家人安顿下来，亲友们往来不知比住在大连方便多少。我说，那样的话我就能常常去看你们了。秋生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我今天就出院，住到你那里去，过两天眼睛彻底好了，你给我买一张公交卡，离开杭州之前，我要好好地再看一看西湖、钱塘江和城里的大街小巷。
夕阳西下，落日残照，人和树叶一样已变得苍老。我们办了出院手续，慢慢地走回家去。天边现出了一道雨后彩虹，仿佛还在编织着一个虚幻美丽的梦境，马儿继续向我们描绘着他的发财理想。遵照医嘱，秋生仍然戴着眼罩，但是他分明在凝眸遥望，在寻找那条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巷，他指着那片已经建成开盘的住宅工地说，这个位置的中心应该是从前小寡妇的家，旁边是个大墙门，墙门里有十几户人家，最里面住着居民区主任。
“我不指望你发多大的财，”秋生打断他儿子喋喋不休的话说，“如果有一天，你能给我在这个楼盘里卖一个小套的房子，让我叶落归根，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和马儿面面相觑。马儿迟迟疑疑地走过去，走到样板房门口，向一位售楼小姐打听这楼盘的价格，我看见他像是被蝎子蜇了一口似的，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几步。
其实他根本不用跑过去打听，楼盘大门前就竖着高高的广告牌，这里的房子均价是每平米人民币五万元。
马儿无法回答他了，我更无法回答，在这个世界上，恐怕谁也无法回答秋生了。
（首发于2012年第4期《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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