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天骢

    自从与陈芳明兄同校任教以来，课余之暇便多了些相互切磋的机会。最近他拿了一些近两年来所写的文章给我看，使我对他有了更多一层的了解。芳明的这些文章大多与台湾的文学和作家有关，那与其说是在写别人，不如说是他近年来沉思的记录，透过它们，我们不仅见到了共同生活在这里的时代轨迹，也领会了芳明自己从青少年阶段到目前的人生历程。那当然是一片沧桑的。于是他在《残毁之门》中所说的那些话，也就成了个人经历这一时代的证言：

    我看到我的时代挣扎过，也战栗过。我看到我的时代倾塌过，也死灭过。但是，我与我的时代毕竟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无可轻侮。从废墟状态到重建过程的台湾社会，我既已见证，也亲自介入体会。在稍稍挣脱沉重的历史枷锁之后，我并不矫情宣称终于克服了苦痛。轻抚存留在内心的疤痕，我毋宁还是浸沉在莫名的余悸里。正是那一份余悸，不时迫使我回望过往的生命。每当转身瞭望，总觉得在遥远的历史地平线上矗起一座拱门。那样巨大，几乎无法躲避，每一个生命都必须穿越。

    于是经由这些看似不相贯联的书写，他宣示了一个他一再提出的主题——流放和回归——来作为对台湾命运和处境的解说。这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他在这里借用了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谈论英国文学的话，却也有着他借用的道理存在。伊格尔顿说：“现代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家都是精神上或文化上的流亡者。”这些流亡者，也不一定都是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而是与那块土地上种种无法有精神上的认同。于是他们的出走或流放，都有更深的意义存在。这情况也适用于英国之外，包括中国台湾和大陆在内的其他地区。芳明用得很贴切，而且有着开阔的视野，因为近两三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哪一个地区的作家的心灵不是如此呢？这不仅是某些个人和地区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现象，也几乎是整个世界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现象。也是心理学者荣格所说的在现代文明体制下所产生的人们心灵上普遍的“无家可归”的现象。这遭遇，就经过殖民地或类殖民地摧残的地区而言，则是更深一层。虽然，伊格尔顿说：“这种现代流亡并非基于政治上的迫害，而是作家为抗议自己的土地被扭曲、被破坏，遂决定从苦闷的体制中分裂出来。”事实上，那也与政治上的运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看一看现代文明体制中的集体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等所孕发出来的消费性格、贪婪性格、脱人化，及物质化性格，如德国哲人桑巴特所言，哪一样不是从当时相互适用的国际与地区的政治体制推衍出来的？因为政治不是孤立的，它有着更深更广的历史文化因素介乎其间。由过去看现在，由现在看未来，处处都有着环环相扣的关系存在。芳明虽说：“以‘回归与出走’来界定台湾的历史命运，可以说准确表达了历史性格。”但他看得还要远一些。在《回归年代诞生的前夜》中，便对台湾这一地区的现状作了简短的说明：

    以“回归与出走”来界定台湾的历史命运，可以说准确表达了历史的性格。这里所说的历史，并非仅止于人文的历史而已，同时也广义地包括了自然地理的历史。由于历来政治的扭曲，住在岛上的人民不但不能清楚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甚至还丧失了自信心，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土地也欠缺了关心，放逐了自己的文化；而土地也从人民的自我戕害中开始出走。

    土地的流亡，是因为岛屿住民把自己的母土视为借来的空间，对这块土地尽情进行剥削、掠夺。这种情况，在战后尤为显著。当统治者以经济奇迹作为生活价值的最高标准时，人民也被误导，疯狂追求数字、金钱、感官乐趣，错觉地认为现代化就是拥有核能厂、高速公路与工厂林立。对土地无情压榨的结果，台湾终于变成了“鸟不语、花不香”的世界。台湾人民在政治上是无声的，台湾土地在生态环境上也是无声的。历史的异化与土地的异化，终于使寂静的春天降临台湾。河流的鱼类、山林的禽类，都在高度工业化所携来的污染里，失去了生命力。

    这样一来，他把台湾的关怀面，不仅放在殖民主义的架构上去考察，还把它放在后殖民的架构上去考察，而且进一步放在两种架构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去探寻问题的所在，这点与非洲作家法农实有相似之处。于是在介绍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一书时，他特别提出“被殖民者的集体无意识”的观念，并由此提出台湾文学的出路问题：

    在皇民化运动期间，四〇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竟然开始抱怨自己的身体流淌的不是大和民族的血液，竟然认为献身大东亚战争可以使台湾人“以血换血”。在这些文学背后潜着一个巨大的政治无意识。在那个黑暗的世界，台湾人见证了马提尼式的自卑、战栗与痉挛。这种脱离理性式的自我救赎，终于无法避开自我崩溃的结局，就像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所宣告的，终于发疯了。

    这种“脱离理性式的自我救赎”的落空，不仅殖民时期把被殖民的人的灵魂和尊严予以彻底的摧残和毁灭，更在殖民统治结束以后，在前后两个阶段权力、利益的环扣关系上建立了丑陋的相互利用、相互依赖的运作。如此，便不仅使人无法见到希望，进而产生了二度或再深一层次的伤害陷落。这不是正义的转型，反而是噩运的继续。

    就因为有了这一程度的观察和体会，我们可以见到芳明对于台湾文化、台湾问题，乃至于个人的存在问题作了进一层次的反省和思考。这也就是整个近代工业落后国家众多知识分子所以被激动起来的心路历程：起先以浪漫而带有理想主义的激情，陷入带有浓厚政治成分的狂热，投入到某些也许并不一定清楚的激流中去。那是很可贵的献身。然而，正因为如此，它也就像青少年最初的爱情那样，成了一种梦的向往和英雄式的追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的昂扬于是便成为大家共同的语言。发展下去，也就往往由于桎梏于某些意识形态，受之支配而成了艰辛的历程。而且，还由于其中充满了梦幻的成分，于是在这样的昂扬和兴奋的共鸣中，大家也往往以为只要几声呐喊、几篇宣言就可以把世界倒转过来。无如，天下不是三斧头就可以改变的，甚者介入其中，会陷落到另一种自己以往不曾想过的境遇之中，由是而产生挫败。鲁迅的由呐喊到彷徨，瞿秋白的在生命终了前自悔是激流中“多余的人”，就是前人遭遇过的样板。在这类样板中，不仅使人感受到生命的一次大激荡，也体悟到生命必须承受更大的考验。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人便成了时代变动中的祭品，有人却仍然会心存侥幸或一厢情愿地把自己抛入更大的投机之中。理想与现实之间，就是如此满布荆棘的。

    在这样艰苦的挣扎中，芳明走了另一条道路。他原具有诗人的性格，但一落到现实中，便像波德莱尔所描写的飞禽信天翁那样“笑骂由人”。表面上那是挫败，实际上却也是把以往的经历作为心灵的磨炼，使之抚着伤痕作更深一层的思考，然后打通窒碍，站在超然、冷静的高度，回到生命更真实的所在。这就是他所说的“回归”。由于它超越了政治、党派，乃至现实的利益，结果便会对人世间的很多事，包括自己身边的种种，有着较前更释然、更畅通的喜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年来与芳明相接触，他所流露的省悟和洒脱便是如此。

    对芳明而言，无论就文学和生命的体认便都成了蜕变后的重新开展。此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现在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但心灵的收获已经大不相同。这与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批判现代主义的“大话”太多，而主张回归“小话”的观点相似。因为“大话”，特别是近代人在政治上所说的“大话”，已经对知识分子捆绑甚久，甚至到了难以摆脱的地步。一旦从这一漩涡中挣脱出来，不仅可以在事物中有着新的发现，而且在看待事物时也会产生更大的宽容、更细致的了解。乍看起来，那是现实的退避，实际上却是深一层的了解、反省和开拓。芳明近些日子所爱用的“小题大做”，就是这个意义。譬如他在谈张爱玲的作品时，便有着这样的说明：

    大题小做，无疑是宋代话本与明清小说一脉相承的传统。从明代的《三言》《二拍》到《金瓶梅》《红楼梦》的出现，都显示了传统小说家对中国大社会的小悲剧的重视。在这条历史大河中，看不到民族家园，看不到忠臣烈士，呈现出来的无非是儿女私情和匹夫匹妇的柴米油盐。然而，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民是这样活过来的，以着他们的脆弱和韧性。没有英雄的存在，或者是反英雄的日常生活，恐怕才是人民的真正现实。

    这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所获得的新的体认。正因为这样，他在面对余秋雨那样的人物和命运，以及他所写的历史人物身上，也竟然在人世的旁枝末节中，能够见到人的不可征服、不可毁坏的力量，形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值得咀嚼的，不是书中的生与死，而是流放与回归。《流放者的土地》写的是东北的大地，《天涯故事》写的则是海南岛。天南地北的这两个遥远乡里，曾经是失意官员的贬谪之地。“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剥除，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依赖了丰饶的历史想像，余秋雨重新在仅存的诗句中寻找流亡者的心灵。在落难中的相互取暖与相濡以沫，使人发现传统文人的高贵气质。“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历史的放逐心灵，最后在流亡的土地落地生根。终其一生，没有回归的机会。然而，王朝湮灭之后，流亡者却在边疆土地展现傲慢生命力。这种无言的答复，较诸肉体的回归还来得强悍有力吧。

    被贬至海南岛的文人，自有另一番折磨。“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在顺境中的一个生命，时光流逝并不具特别意义；而在苦难中的生命，每分每秒都必须仔细度过，存在的意义就在这样的时光里显现出来。

    在这里，我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抄录这些文字，目的就在于借此说明这一体认，是真正经由辛苦的挣扎和学习而得的智慧，有了它，便不易使人陷入虚无主义的自毁中。我已说过：芳明是一位具有诗人性格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切作为也像很多浪漫诗人一样，在在都作着美的追寻。于是，美、爱情、梦、艺术、理想等等就交混成难以捉摸的探索，在其中，有的毁灭，有的堕落，有的受尽折磨，自我放逐。这些都是人生难免的“天路历程”，只看每个人对它有怎样的体认和运作。我读芳明的这些文章，特别对于他经由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提出“美的极致，等同于毁灭吗？”这一自问所作的否定的答复，而也因此对他下面的语言，有了相同的感受与欣然：

    爱是一种痛苦，艺术也是一种痛苦。在折磨中，营造无上的美。在所有美的背后，永远存在着痛。由于痛的存在，才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也才领悟到美的存在。我从来没有看过爱与艺术不必经过痛苦就可获得；未尝经过痛的检验，美是难以诞生的。然而，痛苦到了极点而无法忍受时，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死亡或毁灭呢？这个问题使我很难欣赏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我宁可接受痛苦的凌迟、腐蚀与咬啮。痛的本身，其实也存在着另一种快感，让我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继续接受凌迟，只有使我的生命更为丰实。

    这是真的回归，历尽艰辛和自我磨炼的人生回归。

    而想到这里，我不期而然地想到当代诗人方思的一篇作品《给》：

    倘若每一思念，每一渴望

    每一充盈苦痛的心跳都是存在

    那么，多少次短暂而永恒的经验

    我已活过

    多少次的死亡，多少次的重生

    你是远赴天边的西风

    我是那鹰追赶希望

    你是智慧

    我是以有涯逐无涯的凡人

    掷满怀信仰的一生于真理的等待

    当我午夜静思，回顾过去岁月的追求，挣扎的点点滴滴时，这诗中“多少次的死亡，多少次的重生”的句子，曾不止一次地让我怆然不已。现在我把它借赠给芳明，我想他会了解我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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