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乐町，我与我父亲的时代不期而遇，然后又交错而过。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就熟悉的地名，是东京市内的一个车站。山手线的电车在此靠站时，我看到了站名，竟猝然涌起一股无可名状的愁意。我想起了父亲在战后初期的身影，还有他那时代的萧条、寂寥与苦闷。有乐町，这个名字出现在父亲常常低唱的一首歌里。每当酒后，父亲就以沉闷的声音唱起叫做《相逢有乐町》的日本歌。我并不了解歌词的意义，但隐约可以感觉到父亲是在抚慰自己的伤口，在倾泻一股难以压抑的情绪。我从未认真去理解他的心情，他的世界仿佛与我是隔离的。忆起父亲孤独坐在夜晚的后院浅斟低酌，偶尔便吟着日本歌谣，那份情景至今仍然使我感到心痛。
有乐町，于我是不快乐的。看到了站名，好像车厢又带我穿过了时光隧道，回到苍白的、青悒的一九五〇年代。《相逢有乐町》的歌声，恍惚中又在深夜的何处悠然传来。午夜的车声，敲打着静了的、甜睡着的东京市街。有乐町车站外的街灯，轻染着一份凄迷，也夹杂着一份召唤。年轻时代的父亲，是不是也怀抱着愁情，走过同样的街灯之下？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相逢有乐町》是一首恋爱中男人的情歌。歌词甜美，也带着忧郁。起首的两句便是：
如果等你的话，
雨就下了……
经过有乐町时，正值午夜。车窗外并没有雨水，吹进来的是沁凉的、微湿的夜风。我可以看见车前伸长的铁轨。在远处灯光的投射下，闪烁着两条平行的、乌亮的铁轨。倘若我与父亲在有乐町相逢，他会把年轻时代的心情告诉我吗？而我，能够理解他的时代与他的世界吗？
父亲，是我最早的“日本接触”。他是在殖民地时代受教育的，谈话中，台语与日语交互使用。对孩子管教，他总是毫不迟疑以鞭子毒打。喝斥的声音，俨然在指挥军队一般。如果这可以称为我的“日本经验”，那实在是不快的，而且也近乎恐惧。然而，父亲也有他感性的一面。他酷嗜带孩子远行，以旅途中之所见来增加我的知识与常识。我之所以能够较其他儿时的同伴有更多的旅行经验，纯然是父亲带给我的。
我并不清楚，父亲对日本是否怀有眷恋。对于世事政治，他绝口不谈。他的时代，无疑是充满窒息、找不到出口的年代。像所有战后的台湾男子一样，他卖命工作，不舍昼夜。深夜里，偶有查户口的事件，全家都陷于惊怖的空气中。战栗的、无声的空气，怵然凝住。在白天，父亲却又好像安然无事，他只是埋首讨生活。为了维持一丝做人的尊严，父亲每天都辛勤不懈。他与他的那一代，大约都是这样谨慎、苦斗而存活下来的吧。在忙碌的日子里，父亲很少从容与孩子谈过话。多少年来，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否眷恋着日本？
飞行到日本，我多少是带了一点心愿，希望在这个国度找到父亲从前的影子。他从前所看到的、意识到的日本，想必与我经验的全然不同了。只是，我总是觉得在他身上嗅到日本的味道，那不单单是他使用的语言，而是另有一种介于粗犷与拘谨之间的气质。这次的日本之旅，我终于在一些日本男人身上，看到了类似父亲身上特有的那股气质。如果说，那是父亲对日本的眷恋所流露出来的，倒不如说殖民地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车过有乐町，我不能不想起父亲的时代，想起他经历过的战争，想起时代的转换为他带来的不安。他未曾提起过少年时的抱负。历史的狂流，挟沙泥俱下，如果他年轻时有过任何梦想，也一定是被冲刷得无影无踪了。他不曾在孩子面前颓丧过，只是他暗地里的喟叹与感伤，我是听见过的。他年轻过，当然也像我在青年时期立下过誓愿。那么战火携来的离乱，以及离乱后的怔忡惶惑，恐怕不是我这一代容易去设想的吧。仅仅为了这一点，我就不能不心痛地忆起他在后院独酌的背影。他背对着家人，背对着远逝的时代，单独咀嚼着梦想幻灭后的苦涩、挫折、伤害。
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从避难的台南搬回高雄，把全家安顿在一个叫三块厝的地方。我不甚了然于父亲是如何挣扎过来的。后来，只听过母亲间歇谈起，他卖过旧货，摆过面摊，又尝试过碾米厂，最后改行从事电气买卖。我初识人事时，他已经在经营一间小小的电气商店。三块厝，距离高雄火车站不远，父亲就在三民国小之前租一幢陈旧的二楼木屋。他偶尔牵着我的手，走到铁道旁，与我一起观望火车的北上南下。有时，火车过后，他会容许我蹲在枕木上，堆积小石块。那往往是傍晚时分，高雄的山浸入一片暮色。父亲坐在铁道旁的田埂上，看我细心把石块一一叠起，然后又推倒，重新堆积。他沉默的时候居多，直到夜色把他的身躯漆成一团黑影。
我想，他的内心是不快乐的吧。他从事商场事业之后，发现语言对他竟是一大羁绊，甚至阅读报纸也颇为吃力。他参加公家机关的工程投标，总是为了自己破碎的北京话而感到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然而，他仍坚持去学习他不熟悉的语言。直到现在，他说的北京话还是残缺不全。不过，我认为已是卓然有成了。
也许是在外面商场遭遇了语言的困难，所以他一回到家就偏爱聆听日本歌谣吧。我是在旧式电唱机传出的平面歌声中长大的。每想及一九五〇年代，那种硬质唱片播放出来的旋律，仍然会在我的心室里回响。直到六〇年代，这样的音乐仍然还未进入立体的阶段。从美空云雀，到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父亲似乎都是喜欢听的。这些歌手所唱的，无非是在抒发战后日本社会的憧憬、期许、落寞与幻灭。歌颂着爱情，歌颂着生命，也唱出男性的哀愁与振作。这可能才是父亲较为熟悉的语言吧，也可能只有这样的歌才能唱出父亲的心情吧。
我被送去受教育之后，接受的价值观念，可以说与父亲的世界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我是被教育来敌视父亲的那个时代。我走入了一个让父亲完全感到陌生的天地，一个与他的时代完全疏离、隔阂的天地。当我开始到达塑造人格的年龄时，对于自己早年曾经有过的“日本接触”，竟产生一种厌烦，一种几乎是近于轻视的态度。对于他穿越过的扭曲变形的时代，我并没有学习到丝毫的宽容与谅解。我从书籍知识学来的，从课室黑板上获得的，便是如何使用贬损的字眼来谴责他的时代。我学会了指控，指控他们那一代是穿着殖民者的服饰，说着殖民者的语言。在他面前，我仍驯服如常。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是与他决裂的。唱着《相逢有乐町》的父亲的背影，恐怕并未察觉他的孩子已经距离他越来越远了。
我与父亲之间的时代断层，并非只是语言上的，同时也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差距。对于我的所学，他显然没有发生过兴趣。他更不追问，我的知识是不是实用的。在商场风尘里打滚的他，于六〇年代创造他生命中一段意气焕发的时光。在那一个时期，我很少看到他陷入落寞的情绪里。然而，也正好是在那段时间里，我长大成人，同时初步建立了我自以为是新的、充满期许的世界。父亲与我，从此分别锁在各自的时代思考里。他并不在意，孩子是不是尊重他的观念想法。他的孩子用一种矫揉的语言表达意见时，他看来也是那么无所谓。直到我离家出国，父亲与我似乎从来没有好好坐下来促膝长谈。我的离乡背井，等于是彻底与他的时代决裂了。
到我真正能去思考父亲的时代，以及时代投射在他命运里的阴影时，我已在他乡浪迹多年了。那时，我翻阅着战后初期的报纸。在那泛黄、渐趋模糊的铅字里，我窥见父亲所处社会的魅惑与诡谲。那是一个混沌的、狂乱的时代，又是一个再生的、活力的社会。我终于领悟到，父亲的时代是由开放与保守的两极社会所构成。他见证到一个高压的、闭锁的殖民政权骤然崩坏，也目睹了一股要求秩序重建的意愿正在兴起。就在朝向建立一个庄严社会的道路上，他发现一个带有敌意的、猜疑的价值体系也逐步形成。对抗的紧张情绪，弥漫在他所赖以生存的岛上。他自以为是乐观进取的道路，次第变成灰黯、无望的旅程，直到一九四七年的一场流血事件发生过后，父亲才确定战争之后所给予的许诺，都完全落空了。
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但是又找不到答案。在新旧时代的交接过程中，在两种文化激荡的夹缝里，父亲纯然属于迷失的一代。他保持高度的沉默，与其说是出于恐惧，倒不如说是带了一份无言的抗议。他日后把自己携进一个隐秘的内心世界，也是种因于那次事件的冲击吧。只有从这样的观点去透视，才能够解释当年查户口时父亲的惊惶心情。也只有这样去理解，我才能够体会父亲在一九五〇年代独酌时的深沉苦闷。果真如此，父亲在酒后低唱着日本的歌谣，就不能视为对日本的眷恋，而应该是受伤的灵魂暗处传出的呻吟吧。
父亲来到异乡与我重聚时，他的前额已有些倾塌，而步履也显现了蹒跚。看着父亲稀疏的白发，还有他松动脱落的牙齿，使我难以想像他纵横商场时的豪情。他衰弱的身躯，不能不使我联想到一九五〇年代的他。他迢迢千里来看我，终于也没有把他的心事说出。坐在湖岸的楼头，他定定望着波光；那种身姿，一如他年轻时携我望着北上铁道的情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仿佛已能够揣摩他的心境。然而，也仅止于揣摩而已。
他活在一个所有出口都被封闭的时代，包括他灵魂的井口。他的挣扎与奋斗，都表现在为了生活而奔波的行动之中。他的无言，足够反映他的内心。我为自己当年所持的轻蔑，感到无比遗憾，也无比痛心。未能代他发抒心声，就已值得自谴了，我竟还站在他的伤口落井下石。倘若他知道，内心是不是感到抽痛呢？
在有乐町，我与父亲的时代不期而遇，然后又交错而过。我飞抵了日本，方知我早期的“日本接触”，实在只是表面的，是虚构的。然而，我终于还是没有跨越时代的界限，去了解父亲的悲愁。历史的齿轮，无情地把他的世界辗平，辗得支离破碎，终至无声无息。
路过有乐町，正值午夜。我总觉得《相逢有乐町》的歌声，在东京的什么地方悠然扬起，向着天上，向着人间。
残毁之门
我看到我的时代挣扎过，也战栗过。我看到我的时代倾塌过，也死灭过。但是，我与我的时代毕竟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无可轻侮。从废墟状态到重建过程的台湾社会，我既已见证，也亲自介入体会。在稍稍挣脱沉重的历史枷锁之后，我并不矫情宣称终于克服了苦痛。轻抚存留在内心的疤痕，我毋宁还是沉浸在莫名的余悸里。正是那一份余悸，不时迫使我回望过往的生命。每当转身瞭望，总觉得在遥远的历史地平线上矗起一座拱门。那样巨大，几乎无法躲避，每一个生命都必须穿越。
穿越的仪式，也许就是一种成人礼。在门的另一端，天地充塞幽暗之气，仿佛酿造无边的悲戚。在门的这一边，山河渐次明朗，阳光显得丰饶而透明。在明暗对比之间的拱门，刺入高耸的云霄。我无法拭去那门的意象，那几乎就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存在。我生来就是为了穿越那座门。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可以看到那伟硕的门俯临我的生命。曾经缺憾过，才有追求完整的意志；曾经沉沦过，才有憧憬升华的欲望。拱门，历史的拱门，为我巍巍升起。穿越过的那一道门槛，我为之命名残毁之门。
一
出现在记忆里最早的父亲形象，年代极为模糊。但是，可以看见他携着一位小孩站在铁轨旁边，望着暮色逐渐围拢的田野。夕阳照着他高大的身躯，也把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小孩的影子同时也被拉长，却反而显现了瘦弱。他们朝向北方的身姿，是无论如何也抹拭不去的影像。四周的景物是何等广大，即使是父亲的手掌，也大得可以包住小孩的。在渐渐寒冷的黄昏，小孩可以感觉从手掌传来的父亲体温。父亲握得那样紧，小小的手简直无法抗拒那源源而来的热力。
就在小孩觉得暖和的体温靠近时，他发现父亲的容颜暗自流露一种沉郁与哀伤。小孩不能理解如此安详的田野何以会有悲情，以致父亲竟然锁在一个无法言喻的世界。他不知道父亲的时代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时代带来了怎样的思考。
稍长之后，他看着父亲自囚于一个显然是找不到出口的心室。父亲永远畏惧任何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议题，而只是把全部精力投注于经商的活动。一度是幼小心灵的他，在记忆最深处，总是鲜活保存了父亲骑机车外出的情景。终日工作之后，父亲往往让自己独对酒瓶，孤单地饮下空茫的夜色。
父亲与战后台湾的男人一般，在商场稍有成就之际，便开始循环着酒家与舞厅的日子。他挥霍青春尾巴残余下来的生命，也挥霍他终年辛劳的仅有收入。父亲好像在追逐他年少以来的理想，其实竟只在于投向一个虚无的世界。他的喧哗，却创造了一个无言的年华。早生华发的父亲，最后成功地凝铸了早衰的身躯。他与他的时代毕竟是相互隔离了，全然找不到可以对话的空间。
那位站在铁轨旁边、朝着北方的小孩，永远牢记着当年父亲握住他小手的年代。那位小孩，碰巧就是我。
我常向父亲提起这一幕，两人曾经一起迎接家乡的暮色，一起以着投在大地的身影衡量田野的广漠。年老的父亲总是带着微笑与我分享记忆，显然他的内心某处也还暗藏着那年的温暖吧。想必他也珍惜着生命里的稀有时刻，我所怀念的景象，恰恰也是属于他的。
父亲有一次再度提起这个记忆时，语气骤然转弯说，那是事件的第三年吧。他所称的事件，便是指“二二八事件”。如果他说的时间没有错，那年我应该是三岁。他说，很多朋友在事件中被杀或失踪。他看见许多被捕者一一送走，大多是押往火车北上，朋友也在其中。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第一次领悟到，共同的记忆原来并不具有共同的意义。我循着铁轨望向北边，或许是对远方有一些憧憬。父亲的北望，竟然是探索朋友失踪的轨迹。
受到事件打击的台湾男人，可能都与父亲一样，带有一种自我嘲弄的犬儒心态。他们不断逃避政治，逃避历史，逃避自我，终而放弃对社会的关切，以及对任何事物的热情。他们的割舍，似乎只在证明事件的震慑效果非常彻底。
时代的挣扎与战栗，恰如其分浮现在父亲的生命里。我所看过的历史的倾塌与死灭，正是连系着父亲早衰的身体。他们活在高度寂静的世界，暗暗反刍着体内残存的伤痛记忆。温暖的微笑背后，埋葬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楚吧。如果说他们是挫折的世代，是承受事件后精神腐蚀的世代，父亲应该是典型的样本。他会愤怒，甚至表现出粗暴的脾气，但都只发生在家里。一旦走出家门，父亲又变成驯良的百姓。
我到中年之后，才渐渐体会到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事件那年出生的我，总是不期然想起中年时期的父亲。无名的神，看来是那样无心，却又是那样恣意操控着他的命运。如今，他佝偻的坐姿，多么像被一位失败的雕塑家完成的石像。
二
望着年老的父亲，我不能不想起年轻时期的母亲。战后凌乱的年代，艰苦的日子，她是如何支撑过来的。还未满二十七岁，她已是一位生产过六个小孩的母亲。少女年代的她，我是见过的，在一册泛黄零落的照相簿里。
来自中部海岸的大甲小镇，母亲带着羞涩的笑容摄下在高雄的第一张相片。那可能是仅有的一张，我再也找不到更早的照片。擅长编织大甲帽与大甲席的她，在日本人经营的百货公司寻得一份店员差事。少女的梦想必也牵引她走过青春时期，只是她的梦过于匆促而短暂。母亲的青春年华终止于十八岁。在百货公司遇见一样是同事的父亲后，便迅速结婚了。从此，四处漂泊的岁月，把她伤害成一位负荷沉重的母亲。
父母的结婚写真，置放在相簿的第一页。我从小就喜欢端详这张相片，一种说不出的原因让我融入照片的旧黄氛围之中。穿着稍嫌过长西服的父亲，手持一顶礼帽，木然站在新娘的坐椅旁，深色的西装，正好衬托婚纱的洁白。新娘的眼睛，显得专注而闪亮，却又掩饰不了她内心的仓皇。母亲望向摄影机的镜头时，看见她的后半生吗？如果她预知连续诞生的六个孩子就要夺走她的青春，母亲会选择早婚吗？早婚其实就是早逝，在生命的页册里，少女时期恐怕都不能填满一页。孤单而腼腆的少女相片，被掩盖在携着灰尘的相簿里。即使是母亲自己，恐怕也未曾对这张相片多加眷顾吧。
我常常在记忆里搜寻母亲的最早形象，却是徒然而茫然。倒是在夜间起来为弟妹喂奶的镜头，是我能够记得的母亲印象，但我辨识不清她的容颜。那时，全家睡在一幢新购的木屋楼上。八叠榻榻米大的通房，足够让兄弟姊妹与父母挤在一起。较大的四个孩子，睡在一个蚊帐里，两位弟妹则与父母睡在另一方。有好几次的深夜，母亲坐在黑暗中抱着弟妹喂奶。喂饱之后，总是可以看见她悄悄撩起蚊帐，探看正在熟睡的其他孩子。在那样黯淡的光线下，我其实无法看到她的神情。只是从她的呼吸与叹气，似乎可以嗅到身心俱疲的气息。
饱满的乳汁，常使她的胸部疼痛。我亲眼见到她捧着自己的乳房，把过剩的奶水挤入小小的茶杯，然后，叫正在睡眠中的其他孩子起来喝。在那养分极其匮乏的时代，母亲仍然不忘已经脱离婴儿期的大孩子，让他们分享来自她体内的爱与温暖。我曾经抗拒不喝，甚至推翻茶杯。伤心的母亲，孤独地坐在木屋的一角啜泣。微微下垂的乳房，以及她神情不明的面容，在我记忆里烙印般铸成最痛的母亲形象。
黑夜与母亲，似乎是永远划分不开的意象。孩子成长时，迎接的是来得过早的中年母亲。她酿造过的理想与憧憬，全然毁坏于家庭囚房之中。紧接的日子，又是她无尽期的等待，等待着在商场翻滚的父亲，一位每天几乎都是迟归的男人。夜归，对母亲来说，简直就是恐惧的同义词。
被历史击败的父亲，浸淫在浮华而虚无的生涯。即使是囚禁于家庭枷锁的母亲，也不得不分担历史巨轮辗压过的痛楚。看着她的男人在酒肆与舞场流连，母亲变得忧愁、多疑、沉默。历史遗留下来的恐惧，把父亲驱赶到一种近乎流亡的浪荡生活。父亲的逃避，则又悉数将恐惧转嫁到母亲身上。长期的精神侵蚀，使母亲才过五十岁就已经满头白发。在阳光的照映与微风的拂动之下，她的白发看来楚楚动人。然而，那凝聚了多少焦虑，吞服了多少孤寂，才到达那白茫茫的境界。
我现在也已经抵达半百的分水岭，七十三岁的母亲有时也不免要检视我的头发。在黑发中发现丛生的银丝，母亲照例喟叹着时间的绝情。她的轻叹，也许是感怀身世的心情居多。只是在我日后成长的岁月里，母亲不知以何种方式克服了那一份生活中额外的惊惶。每次看到她的容颜，我内心自然升起一种宁静致远的情绪。年纪越大，她就越流露宽宏舒坦的气质。
好几次午夜梦回的时刻，我强烈忆起幼时的母亲形象。胀痛的乳房与暗自啜泣的背影，慢镜头似的在我胸臆之间运转重播。在最荒凉的年代，她给了我最温暖的情感。爱与痛，便是存放在我生命里的母亲原型。
决定要保存母亲的形象，我拿起照相机拍摄。坐在客厅里的她一再抗拒，以着没有化妆为理由，不准我摄影。我说，坐好坐好，就是那样的姿势。我终于未经同意而完成了拍照。洗出来的相片中，她的神情竟然轻染着羞涩与腼腆。我联想到母亲的少女相片，仿佛也就是那样含蓄的容颜。穿越半世纪的母亲，穿越了苦痛、悲戚与惶惑，穿越了从农业时期过渡到工业发达的转折时期。穿越，并不等于遗忘，而是一种升华。她让不快的记忆沉淀，并转化成无忧无惧的发丝。我把少女的害羞与母亲的腼腆两种形象重叠起来，仿佛看到整个战后台湾社会的起伏流转。
三
战后台湾的母亲应该塑造成怎样的姿影，我并不确切知道。不过，寻访“二二八事件”的受害故事时，我看到许多不知姓氏的母亲。她们在回忆中，以着泪水思索悲剧的声音与色彩。我总是在那样的时刻，想起母亲的胀痛乳房与饮泣背影。
台湾的母亲，并没有倾塌。她们默默消化了悲剧事件带来的损害，也默默抚养台湾社会的再生世代。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我看见矗起的巨大拱门。倘然那是残毁之门，我见证了罗列一排排的母亲战栗穿越。她们从不伪饰自己的悲戚与泪水，肆意让时间残忍折磨着她们的心志。庞大的历史巨锤在她们的身躯敲打，终于完成一座一座带着从容气质的母亲形象。
我越来越喜欢与母亲坐在一起谈话，从她的言谈举止，好像也可以看到“二二八事件”后的母亲群像。我与她坐好，让历史留下一帧可以怀念的写真。留下的镜头，没有恐惧，没有惶惑。正是母亲的那份宁静气象，使我放怀写下了这篇《残毁之门》，在“二二八事件”的第五十周年。
胀痛的乳房
乳房的意象，常常无端浮现在我的记忆中。分泌着丰硕奶汁的乳房，庄严石雕一般地坐落在我的心室。乳房背后所暗示的年代，以及所隐藏的母亲形象，不断来到我的梦中。
很难记起那是怎样的年龄，仿佛事情发生得过于遥远，以致不敢确定那到底是事实还是幻象。看见我怀孕的母亲，走在故乡的老旧街道。栉比的屋顶，有的是瓦片，有的是斑驳的木板，也有的是长出锈绿的铁皮。这些景象，恰如其分反映了一个荒芜的时期。母亲吃力地提着菜篮的身影，穿梭在长巷与小路之间，回到有着五个小孩在等待的家。
母亲怀孕的影像，给我一种莫名的心悸。如果记忆没有错，那应该是最小的妹妹还未出生之前的年代，我四岁左右的事吧。这也只是推算而已，印象较为深刻的，便是她弱小的身体携带着负荷过重的腹肚与乳房。那时从未设想过，母亲曾经有她的少女时期，也有她的青春梦想。我只是理所当然认为，母亲自始就是一位母亲。
意识到母亲也曾经历过理想与幻灭已是我十八岁的时候。正要跨入青春年华的我，突然有了情感上的打击。锁在书房，自虐自谴，成了我情绪沉落到谷底的写照。把我从黑暗的精神囚房中牵引出来的，是我的母亲。青春于她，简直是没有发生过。我的十八岁，为情所困；她的十八岁，却竟是母亲生涯的开端。
在小小书房的黄昏里，母亲细声与我对话。我已分辨不清当时谈话的内容，只是依稀记得母亲似乎喟叹自己过于早婚，未能追求少女时期憧憬的愿望。命运之神，没有给她任何机会去构筑自己的梦幻。等到能够回顾生命时，她已然是六个孩子的母亲。青春的花朵，急速凋萎在她十八岁的边境。在那场对话里，我感觉到这一生好像从没有那样靠近过她，也感觉到自己对母亲的认识是何其陌生。
母亲的灿烂年华，失落在孩子的哭声之中。我终于想起母亲乳房的胀痛年代，凄怆而苦涩。她在深夜里捧着乳房挤出奶汁的背影，我倒是记得的。那样多的孩子，把她锻炼成一位擅长制造乳汁的母亲。她很早就已把青春之梦，逐出生命之外。母亲使用过明星花露水，使用过廉价的化妆品，却无法抗拒过早到来的中年，也无法挽回过迟回家的丈夫。手抱婴儿，在夜里暗暗啜泣的母亲，成为我往后成长过程中的痛苦象征。她的痛苦，化成鞭笞我的力量，每当我落入挫折的情境。
倘若有人嘲弄我有恋母情结，我是可以接受的。在我受教的历史与文学传统中，母亲其实是未曾存在的。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发展脉络里，父权与英雄史观的横行，早已使母亲形象变成多余的角色。对中国的史家来说，母亲只是生殖的机器，她的伟大只在制造将相君王。等到英雄诞生之后，母亲便被弃置不顾。这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国史书上，很少看到有关母亲的记录。传统中国书生的无情与绝情，在母亲的缺席中得到了明证。
胀痛着乳房的母亲，是存留在我记忆里的鲜明形象。毕生追求平凡并安于平凡的母亲，正迎接她的第七十四个夏天。我决定为她写一篇文章，在我迎接生命中的第五十个母亲节之际。
鳗鱼
史明先生领我走过狭窄的曲折巷道。看来是相当拥挤的窄巷，人影幢幢，好像夜晚不归的上班族都涌到这里来了。长巷两侧闪耀着妖气而邪恶的霓虹灯，明眼人一望即知这里是卖春的色情地带。史明是东京的异乡人，在池袋这个城市已旅居四十余年，想必是非常熟知日本人的夜间生活。他从容地在前面带路，全然无视四周的浮华与喧哗。好不容易穿过到处是艳窟的长巷后，他折进另一片安静的住宅。池袋的夜里空气突然转为澄明，与背后熊熊燃烧的艳丽灯火正好形成强烈对比。
已数不清是第几度到东京造访史明。自从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矶与他初识之后，便彼此保持密切的联络。我对他怀有高度的好奇，不只是他长期在海外参加政治运动，并且也是因为他撰写了一册规模庞大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如果我的台湾史研究有所谓出发点的话，他的这部著作便是为我开启了第一扇窗。史明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长年以来就习惯使用“左”的观点与“反”的思考来分析客观事物。阅读他的历史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叙述方式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也可以理解他对史上的事件与人物往往采取高度批判的态度。认识他之前，我广泛涉猎过左翼书籍，却不知如何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切入问题。细读他的书达三次之后，我渐渐学习了一些结构性的剖析方式。
走在池袋的街道上，史明的外表看来只是一位平凡的日本老人，他总是穿着一袭牛仔装，蓝底泛白的布质，可以看出洗了又洗的痕迹。几许清癯的容貌，却又透露些微的傲气与倔强。他是什么都可以不说，又是什么都可以谈的那种人。对他不了解的人，都以为他很不可亲。但是，熟悉他的人，反而觉得他太容易亲近。我到东京来，除了讨论学问，最主要还是想知道他的生活风格。
他的住处是一幢五层的楼房，位于两个巷口的转角处。每一楼都只十余坪左右，空间非常局促，第一二层是他经营中华料理的店面，门口悬挂着“新珍味”的招牌，颇富台湾乡土气息。第三层是接待访客的住处，第四层则是他起居作息的地方，第五层有一个浴厕与小小的房间。他每次都安排我住在五楼，因为比较安静的缘故。史明的藏书特别多，已经泛滥到必须沿着楼梯堆积起来。凡是有关左派的日文理论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史的中文研究专书，大约在这个楼房都能够发现。不过，他也嗜读中国三〇年代的文学作品，所以这方面的收藏极为丰富。他常常谈论到深夜，从政治到历史，从文学到音乐，似乎很少有让他感到疲倦的话题。投宿在他的阁楼，我也常情不自禁夜读到清晨时分，只因发现了太多未曾发现的书。生活极为简朴的史明，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捐献给政治运动，在一个看不到任何出路的年代，史明也许有他自己的理想彼岸。他并不计较追逐中的政治目标能否实现，处在那样的时代，简直与身陷于黑暗的隧道没有两样。他看不到丝毫的光线，却仍然卖命寻找可能的出口。他有过一段惨烈的青春时期，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立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献身于抗日运动。幻灭之后回到故乡时，台湾已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事件。客观环境迫使他选择流亡的道路，自一九五二年后，他又回到东京，从此，开始了后半生的旅居生涯。他的时间不断消逝，他的理想却不断提升。历史的巨锤，终于把他敲打成为一股顽强的意志。
左翼知识分子永远在期待一个公平合理社会的诞生。但是，要催生那样的社会，也许在有生之年并不可能看到，甚至可以说经过好几世代也还是无法实现。史明从来没有表现过灰心或气馁，他相信自己的理想，即使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人相信，他也会坚持追求下去。依赖这样的理想，他具备了旺盛的批判力。后来，《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问我对史明的看法，我说他是台湾社会最后的“稀有品种”。
我到东京拜访史明，他招待我一顿难忘的晚餐。在池袋住宅区的深巷里，他带我走进一间设备极其简单的饭店。走进店内，可以看到玻璃柜里饲养着许多鳗鱼。那种水里的生物，看来令人十分不快。史明说，日本人嗜吃鳗鱼，不过大都是冷冻进口，很少像这样现宰现吃的。我与他坐在榻榻米上，观察周遭的摆设，暗黄的墙壁与陈旧的家具，颇像影片《宫本武藏》里曾经见过的布景，在黯淡的灯光下，仿佛是回到十九世纪，甚至回到更为古老的年代，我与他一面用餐，一面谈论吃鳗鱼的艺术。
在日本的大都会里，我度过一个平凡的夜晚。对史明来说，要获得如此平凡的时刻，也许不是那么容易。缓缓在水里优游的鳗鱼，仿佛使时间凝滞下来。但是，我终于还是没有把那样平凡的时间留住，史明继续投入他无尽的追逐，池袋夜晚的空气，散发着一分傲气，还有一丝苍凉。
柏克莱
海湾大桥横跨在旧金山与柏克莱之间。从桥上瞥眼眺望，可以看见海湾内的水波平静，碎花般的阳光在细纹的水面上明灭反射着。那样闪耀得使人无法抵御的光，大概只有在加州才能遇到。以着七十英里的速度驱车奔向柏克莱时，我不能不戴上墨镜。节奏明快的音乐，伴随着我急切的心。临时决定到加州大学的校园，只是想去探望在那里读书的儿子。事先全然没有通知，希望给他一个惊喜。
要带给他的惊喜，却变成我的失望。他已上课去了，公寓的门深锁。楼外高大的松树与橡树，庇荫着公寓所有的门窗。我坐在人行道边，期待他奇迹般回来。学生们穿着汗衫与牛仔裤，忙碌地越过马路，想必是要赶去上课。即使这时的阳光特别饱满，毕竟还是在冬天，他们的皮肤竟然无需保暖。我的儿子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是不是也手持着冰激凌走到课堂？这时的他，应该是坐在校园里的一个教室里。他读的是电脑电机系，一个我无法理解的领域。不过，我知道他对符号与数字的沉迷，大约就像我对文学的耽溺吧。
走到对街，那是一条下坡的道路，同样有耸立的大树夹着两旁。到了一条叫做电报街的路口，车辆突然繁忙而拥塞。这里是学生出入最多的地方，也许我可以与他不期而遇。远在六〇年代，这条街享誉全国，因为美国的嬉皮与反战运动者都在这里集散。所谓“敲打的一代”，就是把柏克莱视为象征性的重镇，是大麻、迷幻药与性泛滥的圣城。这里也是抗议诗人艾伦·金斯堡的精神原乡，是他愤怒诗作的回音谷。三十年后，反战的气息早已退潮，嬉皮的一代也垂垂老矣。不过，在道旁还是有贩售大麻与人工饰物的小摊贩。他们的衣物穿着，显然是模仿六〇年代流行过的风格。
我在七〇年代到达美国时，柏克莱仍然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金斯堡制造出来的噪音还是源源不绝从这里传送到四方。我曾经有转学到加大的冲动，希望也沉浸在反叛的氛围里，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样的愿望却一直留存在心里，直到儿子进入加大之后，长久的梦幻便无端消失了。难道我期待儿子完成未遂的梦想吗？应该不是这样的。可能是因为我常常来探望他时，也有了正当的理由来造访柏克莱吧。
柏克莱并非只是盛产嬉皮，这里也是美国左派思想的转接站。我总以为儿子来到这地方，会耳濡目染而变成了具备左派思考的学生。他的领域与人文思考仿佛是绝缘的，在课余却又沉湎于爵士音乐的演奏。那种小知识分子的脾性，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接触社会主义的书籍。我第一次到达这小城，是在八〇年代初期。在旧书店，我发现了许多左派书籍，其中以马尔库塞的作品最多。透过马尔库塞，我开始接触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英文翻译的书籍。像是连锁反应那般，我的阅读立即与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衔接，从此开启了我前所未有的历史思考与文学视野。从前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仅是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后来我才领悟到左翼思想可以运用在文化批判理论方面，甚至还可以介入文学批评与历史书写的领域。那些书籍，绝大多数都是在柏克莱获得的。我的偏好，自然与我的台湾背景有关。不过，柏克莱的气氛带给我一些想像的影响，大约也不能全然否认。
坐在一家咖啡座外面，我一边吃三明治，一边看着匆匆的行人。我想像着儿子的身影，他大概也在这人群中走过，同样是肩上有个背包，同样是敞开的衣襟与洗得泛白的牛仔裤。我想像他走路时也啜饮咖啡，心不在焉浏览着道旁的摊贩。我想像他正埋首抄写笔记，或者正对着电脑荧光幕制作着一套方程式。无所事事坐在街角的咖啡店，我决定放弃寻找他了。折进我最常去的那家旧书店。就在那里，我曾经拾起金斯堡的诗集，也曾经抽出马尔库塞的书籍。陈旧的古典色泽，干涩的书籍气味，呈现了这家书店时间沉淀之后的质感。这里是值得我感应的地方，从八〇年代初期离开学校后，所有自修的知识来源大都得自旧书店。我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时，总以为会远离学界。但是，政治历练反而提醒我不能放弃人文思考。八〇年代后期，我开始正式使用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才渐渐再回到学院。柏克莱在我生命的过渡时期，提供了一个心灵憩息的场所，同时也为我的知识追求打开了巨大的窗口。到柏克莱我没有看到儿子，却看到流亡时期的我，以及喧哗的却无所事事的阳光。
植满荆棘的梦土
岛状的梦
阡陌纵横，是我的记忆。像摊开手中的掌纹，我摊开揣在心怀里那张陈旧的地图。细读地图上的纹路，无论是实线或虚线，我可感知，条条都紧系着我爱恋过的那块土地。从田间的小路，到城市的曲巷，都投射着我的身影与心影。我珍惜着每一道交叉的线，也爱抚着每一条折叠的路。我携着自己回到熟知的曲折巷口，穿过每一条曾经徘徊难舍的道路。千回百转的巷与路，像极推理小说中的每根线索，彼此都相互牵连，往往最后都没有结局。我反反复复走遍了地图上的纹路，终于都找不到出口。总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焦急地惊醒，和着全身的冷汗，惊醒在地球另一面的一张异乡的床上。
那时，我就推窗而起，迎进北美最迟最凉的深夜微风。涌满室内的，是惆怅，是抽痛，是一声拉长的轻叹。然后，我会劝诱自己平静地躺下，再度摊开阡陌纵横的记忆。我的梦，总是呈岛状，稍带绿色，幻游于北半球的星空。
左营一九五〇
我看见我再度从低矮的屋檐下走过，那是两排裸露着粗糙红砖的平房，中间穿过一条湿霉的、溢臭的小路。母亲常常禁止我走这条巷道，背地里，我还是选择走这条捷径，一条通往学校最短距离的道路。我熟悉从学校到家门路上的每一个转角，每一件事物，每一张面孔，只有这条巷道，对我总是陌生的。
每当春雨过后，路面更加泥泞不堪。我常可看见衣着简单的妇女坐在那黑暗的门内。她们的脸，往往模糊得难以辨识。有时，几张面孔认清了，但数天后便无端消失，然后又换来新人。有一次，看到门里坐着一位同学的姐姐。她向我摇手招呼，露出亲善的微笑。那天回到家里，告诉母亲我在路上之所见。她知道我又走过那条禁止的道路，先是责备，又倏然而止。我仿佛听见母亲在厨房低声诅咒：“夭寿啊，那样年轻的女孩，也送到那种地方。”在整个平静的童年，我从未去探究“那种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只记得我继续往返于那条难以见到阳光的小巷，直到小学毕业。长大以后，我始悟然，原来那种地方就是人们传说中的私娼寮，而同学的姐姐竟是被送去当雏妓。那时，我并不理解，那张亲善笑容的背后，暗藏了怎样凄凉的心。
我到小城北端的一家中学去读书后，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条泥泞的窄巷。然而，随着年龄的成长，春雨里那张微笑的小脸，却越来越扩张，几乎盘踞了我青少年的心胸。曾经有一段时光，家乡小镇的后街，似乎不断伸长，迤逦深入我惨绿的年代。倘然，当时就已经知道人间的伤痛与损害存在于那小巷暗处，我的心智会不会加速早熟？我的童年是不是还能保持平静？我并不知道答案。然而巷内的微笑，逐渐成为我认识人间幽暗面的一个起点。
初识那张笑容后暗藏的悲愁，生命仿佛蒙上一层阴翳。在中学时代，对于美的、宁静的事物，我竟学习到如何不去盲目相信。从而，对于教科书中的记载，我也慢慢不去相信。我开始怠惰、逃学，尽情阅读学校以外的书籍。我并不反叛，只是消极抵抗。我的生活一如其他平凡的学子，在晨曦中骑脚踏车上学，又在黄昏里骑脚踏车回家，沿着那挤满菜贩、小摊的大路回家。在填鸭式的恶补阴影之下，永远是那么恓恓惶惶，又那么愁云惨雾。但是，我并不相信学校的教育，我宁可以眼睛去观察、去目击。如果，生命里有所谓启蒙的话，后街的那张同学姐姐的笑容，应该可算是我人生滋味的一次鞭击吧。
如今，在我淡了的、逝去的记忆中，家乡仍是一个美丽的小城。那一排围绕着墨绿山岗的朽旧城墙，那一抹投射在莲池潭的半屏山倒影，那一群星光般的街巷灯火，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回到我的记忆。我和着泪水，以着数倍的爱去拥抱这些山光水色，要把最美的部分烙印在我的生命里。但是，我记得最清晰的，还是春雨里那一份无奈、无助、无语的笑意。那毕竟是我人生道路上，悲哀的最初原型。那原型，塑于一九五〇年代的末期。
花莲一九六〇
我在岛上最遥远的旅行，完成于服预官役的一九六九。在那短短的一年，我走过岛屿的东岸，然后又被调至台中清泉岗、高雄阿莲乡，终于在新竹湖口退役。行伍生活，使我有机会锻炼自己的意志，也使我第一次有机会看遍岛上土地的粗犷肌肤。
在大学时代，我总觉得我的岛屿是属于女性的。从嘉南平原北上，蜿蜒的火车领着我越过亚洲最动人的稻田。无论是春耕以后绽放的碧绿，或是秋收之前铺陈的金黄，嘉南平原的姿色总是使我无法抵抗。从恒春绵延到浊水溪，每一寸颜色，永远带着柔美的魅力。车窗外，是我飞翔的想像，是我坚持的认同，是我稳定的信仰。
若是从台北盆地出发到宜兰平原，岛屿的女性美，仍然持续伸展着。火车穿过富饶的北部稻田时，曲线柔滑的山岭，点点发亮的波光，常常猝不及防涌入车窗。这一块甜美的土地，隐藏了岛上子民多少的满足与寄托。没有人相信，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结伴从西部平原越山过来。这一片广漠的水田，埋葬许多岛屿的雄心壮志，埋葬无数无名的奋斗人物与事迹，也埋葬了在历史逆流中不少沉没的哀痛与挫折。每次在噶玛兰平原的去和来，我常怀一种异样的感激。我同时也带着另一份情，去爱恋平原上永远诉说不清的魅力。远处农人辛勤工作的背影，村庄聚落衔接不断的屋瓦，田园尽头迎风摇曳的树林，都具备了女性的宁静与安详。于今，这些已都成为我的内心风景。最美的山河，往往最能触痛我的记忆，痛彻我的心骨，久久不能停止。
发现岛屿粗犷的一面，已是到达花莲以后的事了。仿佛台湾的男性壮美，都齐集在滨海的花莲。嶙峋的山峰，干枯河床的鹅卵石，海岸的岩石与峭壁，全然异于西部平原的秀丽。那年，我被编入一支陆军部队，驻在一个接近山地的村庄，叫做嘉里湾（原住民读成“卡莱湾”）。看山，是我在花莲养成的一种习惯。那里的山，到处都留下大自然的刀痕，看来像极朱铭的木雕。有些山壁，看来似乎经过斤斧的斜劈，石质的纹路朝同一方向奔走，构成一个巨幅的艺术杰作。花莲的山峦，并非静止，而是动态的。山棱线的起伏，岩壁间的光线，峡谷交错的构图，都暗示了冥冥中的一只巨手在安排摆布。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隐约可以感觉群山也在移动。每当回首，总是赫然看见一幅全新的山河。
最令我刻骨难忘的景象，便是初秋河床上猖獗滋长的芦苇。蔓草乱飞的河岸背面，就是满亩累累的鹅卵石。每次行军休息时，坐在河床上，望着干涸了的河道远远消失在山脚，高耸的山头，锁住了整条大河。我几乎可以想像它激流充沛时的盛况。自山里涌出的河水，细心洗净河床每一颗圆石，巨细靡遗，那一定是在初春花开的时节。
然而，我喜爱的是，乱石的洁白与芦苇的灰白相互交映的秋天。我的岛屿，也有苍茫的时刻，我常常独自走到河床中央，让暮色袭来，整个大地也围拢过来，攫住一颗脆弱的心。在渐渐昏暗的野地，一边是矗立而起的山壁，另一边是悠长平缓的河道，似乎空气里正酿造一股欲泣的寂寞。就在那最脆弱的刹那，看见灯光自山间，自河岸，稀稀疏疏次第燃起。凭借着一盏盏的灯火，顿时又在内心深处找到温暖的依靠。啊，野性的花莲，这时又流露了它柔情的一面。
自囚在岛屿东岸的时期，加深了我对台湾的眷恋。然而，我并不知道，六〇年代的末期，正是台湾开始跨出门槛，迎向动荡的年代。一九六九年，我离开花莲。那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成功，犹记得太空人阿姆斯壮的豪语：“踏上月球，于我是一小步，于人类则是一大步。”也同样在那年，台湾的少棒队在美国获得冠军。我的心情，全然静止。那冠军，并没有使台湾在国际上跨出任何一步。
台北一九七〇
台北，是一个伤心城。黄凡的小说，已为我们下了最准确的定义。台北之令人伤心，是因为在那里，往往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获得最坏的消息。那时，每天出门，都可以看见满街的旗帜。仿佛旗子挂得越多，信心就越雄厚。一场急雨过后，所有的旗帜立即变色。不久，那些充满信心的旗，都堆弃在路旁的廊下。台北，真是一个令人伤心透了的城。
走到台大校园，每天都出现新的标语、海报与口号。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急急走过椰子树下。有人在那里静坐，也有人专注读书。那些海报，五颜六色，似乎没有一张与这些莘莘学子有关。到了研究室，总有一群人聚首议论。每个人神色凝重，无论是慷慨激昂，或是摩拳擦掌，整个时局并不随着他们的意志而有所转变。
越战叠叠高升，孟加拉在一夜之间宣布独立。亚洲的南缘，继续陷入战火。只有动荡中的台湾，最为平静。所有的电视报纸，仍然选择最美好的故事来报道，诸如尼克松的女儿结婚，台湾少棒又赢得世界冠军。台湾外面的世界，都涂上一层玫瑰的颜色。我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不让任何阳光进来。对于政治，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整个台湾都很平静，只有台大校园不平静。然后，又听说有人出门示威，甚至还有割腕自杀以示抗议的事件发生。整个台湾都很平静，只有台北城不平静。这是一个彻底令人伤心的城市。我把自己锁在古典的书籍里，翻阅每一页泛黄的线装书。偶尔，发现一只游动的蠹虫，从第一卷贯穿到第三卷。就在“春王正月”那一行的尾处捕获，我立即予以就地正法。泛黄的纸页上，留下一丝银色的渍汁。台北，这时离我最遥远。
在暮霭里走出校园，文学院的灯火一片辉煌。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能够安身立命，无疑是一种幸福。走出校园围墙，我才算回到人间。只有在学校外面，才能看到真正的社会改革者。他们办杂志，冒着随时被逮捕的危险，发表一些在当时看来极为震撼的文字。我会拿来阅读，但不与任何人讨论。就在接触那些文字之后，我的心湖酿起了风暴。那些文字里，有着最热切的心，却只为了表达最低的愿望。他们要求的改革，并不给予丝毫幸福的许诺，而是希望如何稳住台湾这一艘逆风的船，重新找到它的方向。
不久，我遇到了一位改革者。那时，他刚访美归来，对于台湾内外的形势，了若指掌。坐在临沂街的一间公寓里，他阐释自己的见解，对时局也颇有微词。然而，他并不责备，也不出任何恶语。在那次单独的见面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改革的希望。他邀我协助编辑那份颇受瞩目的杂志。我的恐惧，使我立即回绝。他对我似乎有些失望，但仍然以一些鼓励的话安慰我。
对他，我心存感激。我生命里，第一次自觉要去了解政治，应该是在那次与这些改革者见面之后的事吧。后来，改革者参加选举，如一般人所预期的，他被安排落选。他的失败，刺激了我许多思考。然而，我与他失去联络。一九七七年，他当选。一九七九年，他入狱。这都是我离开台湾以后的事了。
每次想到他，我就看到七〇年代初期的我的自私。我到现在仍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有那么多勇气，把整个世界锁在研究室的外面。曾经有过几次，我企图戳破知识的茧，希望介入社会，希望把学问化为行动。我却又能够适时找到千万个理由为自己辩护，最后又选择最恰当的借口，驱使自己回到书房。知识分子的脆弱与无力，恰如其分出现在我的身上。在台大文学院的一个窗口里，暗藏了一颗苍白的心，一股毫无羞愧的自私，还有一些青涩的、萎顿的思想。纵然我激动过，悔恨过，直到离开岛屿前，我终于还是扮演了一个背叛台湾的知识分子，一个可耻的、无用的书生。
谢春德一九八〇
倘若说，我是离开台湾之后，才开始了解台湾的，这并不是过分的说法。一九七四年，我选择到北美的一个学校读书。到达学校的第二天，我便把自己关在图书馆。这次，我把自己安置在那一排陈列有关台湾历史藏书的书架之前。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讶异于自己对岛屿历史的无知，更讶异于对自己身处社会的不解。犹记得每次从图书馆出来，我的心情几乎是跌跌撞撞的。
那种在内心里对自己的谴责，远远超过我从前所遭受的任何诟骂。每当无以释怀，便只有驱车到海边，凝望西沉的夕阳，也注视着在我心中升起的岛。那是一片美好的海岸，风平浪静时，总会航行着数艘写意的帆船。每到秋风急起时，海水换成墨蓝的颜色，翻起的浪花，狂暴敲击着岸边的岩石。停车在那海岸，我强烈想起台湾，想起另一片美好的沙滩。
静静坐在车里，眺望陌生的秋天。我的记忆，便阡陌纵横一般，在天地之间倾泻张开。我重新复习每一条走过的路，回想每一位我遇过的人，咀嚼每一件做过的事。记忆，有时非常神奇，十余年、二十余年遗忘的人物，总会不经意在思考中涌现。生命里，有多少破碎的心，多少幻化的梦，都在记忆里一一补缀。
然而，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离开家乡不归，就等于在家乡死去了。远隔着一个茫茫的海岸，我好像在眺望我的前生。从一九七四年，我便消失在岛上，消失得不存一只影子。所有的热恋，已经冷却；所有的火焰，皆已成灰。我之于台湾，不仅仅是缺席而已。我已难以揣测，一九七四年以后的台湾，究竟换成了怎样的容貌。事实上，我记忆中的台湾，也已风化得残缺不全。
我确知，岛上的子民仍然具备了坚毅的心，仍然为了改造一个更好的明天而辛劳工作。远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也听到岛屿重又唤醒的信息。就在我翘首伫望的时候，我遇见了谢春德。
我看见他背着相机向我走来。宽阔的衣袖，在风中摇动，像极我每一位熟悉的人物。他以厚实的手掌紧握着我，毫无矫饰，毫无隔阂。他告诉我，他最近摄影的系列作品，是以台湾的土地、居民为中心，时间是从一九七四年，迄于现在。他的谈话，使我怦然心动。因为，他摄影作品的时间，正是我在台湾全然死去的空当时期。
谢春德诚然是一位性情中人。他颇知我的怀乡之情，返台之后，立即航寄他的重要作品供我观览。翻阅他的每一帧相片时，我仿佛可以听到我的心跳，好像在细数相片中的每一寸时光。
红瓦绿野的乡村，细雨斜风的小路，斑驳陈旧的农屋，并没有因我的逝去而消失。记忆里的土地，仍然生生不息。谢春德忠实记录了土地求生的意志。在湿雾里，在阳光下，在阴雨中，到处都充满了生机。他的镜头，并不选择“纯美”。台湾的纯美，表现在泥泞的道路，表现在裸露的红砖，表现在乱石的野地。我遗忘的许多景物，因他的作品而再现。如果我的岛屿，足够被赞许为“美丽岛”，那一定不是青翠的清林、苍郁的高山而已。岛上居民淌下的每一滴汗，贯注的每一分心力，才使我的土地更加美丽的吧。
在我死去的日子里，雍容自在的祖母，坦然无赧的村妇，结实硕壮的青年，持续表现他们不卑不亢的生命与尊严。他们之所以勇敢不惧，因为他们都与土地牢牢结合。作品里显现的面容背后，并非没有败坏的、伤害的事。然而，以坚毅来克服脆弱，以勇气来替代畏惧，以勤劳来驱走懈怠，不就是台湾子民的天然性格吗？
谢春德留下这些作品，是值得感谢的。自一九七四年以降，我们的土地经历了多少风霜，岛上的居民又遭受了多少打击。我们往往只注意到重大的事件，总是疏忽了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心情与表情。透过谢春德的镜头，我们窥见了时代里细微的一面。台湾的不可轻侮，不就在每一帧相片中恰当表现出来了吗？
我偏爱谢春德的作品，因为他不滥情，不滥用人道主义。他不会使用冰冷的照相机去关心下层人物，更不会利用别人的痛苦来提升自己的热心肠。他的相片不说信，不说望，不说爱。他的作品，只说真。真实地把台湾的土地与居民表现出来，便是他最大的完成。
翻阅他的作品，我联想到一九五〇年代春雨里的那张笑容，也想到一九六〇年代花莲海边的灯火，又想到一九七〇年代一位台湾书生的愚妄与自私。这些是我个人永远的影像。相对于谢春德的作品，我的世界之狭隘，是多么不堪闻问。借他的镜头，来让我的影像曝光，让我的胸怀更加宽阔。仅此一点，就值得称颂了。在那植满荆棘的梦土，我看到了真实。为此，我对谢春德充满了感谢。
聚散
年轻时代的写诗朋友，曾经聚集在龙族诗社的旗帜下，经过长久的别离之后，又会合在台北盆地的一个小小餐室里。距离当初拟议组社的日子，整整有二十年。原班人马相约见面时，诗社的名字早已烟消云散，而共同的记忆也显得支离破碎了。
辨识每一张面容，我仿佛在解读一首繁复的诗。步入中年的这群诗人，有的发上已是微霜初降，有的额前划过时间的刀痕，当年意气飞扬的神采，如今都化为沉潜成熟的气质。如果生命是一首诗的话，那么最初的一首单纯的诗，经过了改写与重组，并且融入新的形式与技巧，最后就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个人的生命可能是如此，但诗社的命运似乎并不这样发展。龙族诗社集结过七〇年代初期一群青年人的梦想，大家一起经营构筑，自我期许要为台湾新诗开辟全新的纪元。如今回想起来，那时所耗费的心血，也只是筑起一座小小的墓室。
诗社成立于一九七〇年，正是台湾社会开始要进入转折的时期。当时诗坛上被公认的几册重要诗集都刚建构完成，这包括余光中的《在冷战的年代》与洛夫的《外外集》等。如果要了解七〇年代以前台湾新诗发展的成绩，大约可以在这几册诗集中找到一些答案。龙族诗社的结合，并非是由于社会变动的刺激而促成的，而是由于一群嗜诗的青年为了相互切磋，并且也是为了在精神上相互取暖而集结在一起。如果还有一些历史使命感可言，那也只是对六〇年代的晦涩诗风的一种反动。
龙族诗社的命名，虽然带有中华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是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仍不甚了解民族主义之为何物。要在这个命名上寻出一些庄严意义的话，也无非是从体制教育所获知的“中国的光荣与屈辱”之类的概念。这种从龙的形象去推演出来的想像，乃是台湾书生长期受教的一个自然的反应，绝对不是在现实中所得到的具体经验。因此，龙族这个名字，虚构的成分居多。既然那是虚构的，那么企图要在这个名字上猜测这群年轻诗人的创作精神，必然是徒劳无功的了。
林焕彰、施善继联袂来找我筹组诗社时，我内心怀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在大学时期我背诵那么多苦涩的现代诗作品，固然是心悦诚服的，不过也有一些是出于虚荣的心理。当现代诗普遍遭到排斥咒诅之际，作为文艺青年的我，竟然能够甘之若饴，竟然有独到的眼光去接受并欣赏，在朋辈之中，我自然成为极为稀有的动物。基于这样的好奇心与虚荣心，我细读了无数的新诗。恰恰也是读过那么多的作品，我也渐渐体会到现代诗人的虚伪与矫情。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尝试写了一些诗评，透过这样的自我训练，我发现了晦涩作品的部分真相。所谓真相，也无非是一些骗局，一些迷阵，一些障眼法而已。被引导如许之久，终于才了解有些道路是没有出口的。这样的觉悟，使我感到愤怒。后来我写出的一些稍嫌苛责的评论，大多是属于被激怒之后的产物。
我之欣然加入诗社，没有其他更高的期许，只不过是希望纠集更多年轻朋友来揭露现代诗的真相罢了。如果这可以称为批判精神的话，我并非是诗社成员中惟一这样想的人。龙族诗社的历史影像若有值得怀念之处，大约就是因为成员中都具备了批判的精神。
不过，龙族诗社的历史影像，在今天似乎被过分膨胀了。冷静回顾的话，龙族的地位之所以受到高估，主要是因为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诗社诞生时，台湾在国际上正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打击。在政治方面，台湾在国际上的日渐孤立，已是无可挽回的命运。那几年中，降旗“归国”的消息可谓不绝如缕。在经济方面，台湾正遭逢战后以来最大的石油危机的冲击。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历史转捩点。当台湾进入动荡的时期，从前许多公认为永恒不变的信仰与价值，都纷纷在这段期间发生了动摇。龙族诗社成立于这个关键时期，自然就受到特别注意。
为什么诗社不会出现在六〇年代晚期，或七〇年代中期，而竟恰好与时代的转捩点相互契合？这可能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吧。因为，诗社的成员大多在战争结束的前后出生，到了一九七〇年时，他们的年龄正好都跨入了二三十岁，这是思考开始臻于成熟的年龄。如果说，这样的少壮诗人对于社会的脉动毫无感觉的话，是很不正确的。目睹台湾政治经济逐渐暴露病态现象时，年轻的心毕竟还是会产生愤怒的。只是那种愤怒是相当内敛的，从来没有具体表现于行动之中。
我加入诗社时，刚服役结束归来，并且开始研究宋代中国的历史。在知识上，我朝向遥远的中国；在经验上，我自囚于学校的围墙之内。因此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时的台湾社会其实是被监禁在我的思考之外的。或者可以说得更彻底一点，我的内心并未存在过台湾的现实。后来我总是自我调侃，我是不折不扣的“超现实主义者”。
“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这段诗社宣言，是由施善继写下来的。每一位诗社成员都接受了这个宣言，而且引以为豪，都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期许。现在仔细分析起来的话，这个宣言其实并没有可以辨识的方向，而只不过是表现诗社要建立个性的一种企图而已。然而，为了这个小小的企图，龙族诗社奋斗了四余年的时光。
倘若要评估诗社的功过，就只能局限在批判精神方面来看。对于六〇年代以降的晦涩诗风，龙族内部曾经有过广泛的讨论。成员都坚持必须使用大众化语言，以矫正现代诗运动所挟带而来的虚浮风气。这种批判，纯粹是对现代诗的一种厌倦，而并不是要配合当时政治经济的变化。龙族诗社后来出版的《现代诗评论专号》，可以说是对现代诗的一次彻底反省。如果龙族曾经达到一些成就的话，大概也就是带动现代诗的批判而已。任何夸大龙族地位的评价，都是不切实际的。
现代诗曾经引导我走完少年时期，龙族诗社则是让我成长并成熟的一个转接站。在最彷徨的日子里，诗社的聚会曾经使我克服精神上的苦闷。我在一九七四年离开台湾后，龙族诗社继续发行了三期便宣告结束了。远在海外，获知龙族解散的消息时，我多少有些感伤。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解散等于是埋葬我的少壮岁月。我更知道，有一天龙族的朋友重聚时，再也不可能找回当初的面貌了。
在海外的最初几年，我仍与林焕彰、施善继维持书信往返。最后，就像沉没在远洋的渔船，我失去了消息。使我消失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我思想的转变。现代诗的欺罔，曾经使我年少的心愤懑不已。我到异域之后，发现现代诗的骗局尚属事小。我终于发现最大的欺罔，其实是存在于台湾的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我的整个思想酿起的风暴，强烈袭击了我的生命。诗固然不能拯救我，文学也不能拯救我，我接受过的一切价值观念更不能拯救我。
我的再出发，是从埋名隐姓开始的。我毅然背叛了从前对诗的信仰，也背叛了所谓的国家认同。当我被视为思想犯时，我已经涉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放逐了。只是我的背叛并没有减低我对龙族诗社的怀念。在流亡挫折之际，有时也会拾起留存在身边的几册《龙族诗刊》，细读与我一起成长的友伴的诗作。那些作品自然是稚嫩的，史料的价值远胜过文学的价值。我珍惜这些残留的诗刊，至少那里面还记录了我与龙族的一些情谊，以及一些奋斗挣扎的影子。
这份眷恋，随着我流亡道路的拉长而加深。我常常假想，设若有一天龙族朋友重逢，会不会有人提议恢复诗刊？这样的问题存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直到龙族成员在台北盆地的一个小小餐室聚会时，我才确知，亡逝的日子已经不再回来，复刊的事更是绝口不提，因为大家离开诗已经非常遥远了。
围坐在餐桌时，我仔细解读每一张面容，就好像在捧读一首刚刚完成的诗。在别离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惟一相同的，便是大家都改变了对诗的看法。这些朋友中，真正还在写诗的，恐怕只剩下林焕彰、施善继与萧萧，其他的成员像辛牧、乔林、林佛儿、景翔、黄荣村已很少创作了。
那天的重聚，还有几位缺席者，包括高信疆、陈伯豪、刘玲、林忠彦。纵然如此，对于这样的相聚我还是充满感激的。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别离，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已经非常分歧，有的走向左翼，有的中间偏左，有的坚持极右路线。即使大家嗜诗如昔，也绝对不可能有恢复诗社的念头，因为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把龙族拉拢在一起。正因为我知道意识形态是如此分歧，我才更加感激这样的重逢。龙族诗社再也不会有相聚的时候了吧。
龙族诗社的支离破碎，基本上是台湾社会寻找出路的一个反映。当历史的尘埃尚未落定之际，许多曾经有过的结合，都注定要分裂的。动荡的社会，必然会改造每个人的命运。在改造的过程中，有些理想遭到埋葬，有些则还会再生。龙族诗社之成为墓室，应该是一个必然吧。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我请每位出席者留下他们的签名。这样的仪式，当然是龙族诗社的告别式。我的内心是感伤的，但是，我接受这样的事实。走出餐室时，台北的星光喧哗涌来。我与每位朋友握手道别，然后各分东西。七〇年代奋斗过的龙族诗社，于焉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青春的闸门
左营车站，是我青春的闸门，穿过栏栅，登上北行列车，岁月从此不再回头……
一
小小车站的月台，投射着饱满的七月晨阳。我无语环顾这个车站，仿佛我从前未曾来过，仿佛这只是我迢遥旅途上的又一个驿站。我看见乘客坐着、站着、伫候着，一个比一个疏远而淡漠，男的女的看来是如此陌生，那气氛真的像是我在远方偶然路过的一个车站。但是车站外的湖光山色却又是我熟悉的，甚至微湿的空气在接触肌肤时，也是那般熟悉。这不会不是我的家乡吧，这不会不是曾经使我发生过单恋、初恋、失恋的左营吧。
十八岁时，我也同样站在这个小小车站的月台，丰饶的晨阳照射在我有着过分自信的脸颊。等待着从高雄出发的北上列车，我就要告别这囚禁我整个少年时代的小镇。离开家乡北上求学，对我是一充满挑战的探险。许多心灵的憧憬与梦想，都寄托在这次北上的旅程。我要挥别的，是混乱、迷失、颓废的青春时期。我并不知道北上的列车将引导我走向怎样的世界，但能够确知的是，我的生命就要跨入另一个阶段，而这样的阶段，与我整个高中时代的迷惘与困惑将全然不同。我更加确信的是，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时，我再也找不到青春期的情感与思维了。带着一份扬眉的雄心，也带着一份淡淡的感伤，我告别了我的十八岁，与那宁静保守的左营。
那时的左营车站，仍然保存了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木造建筑，矮矮的屋檐、古朴的方格玻璃窗，还有那灰色泛白的屋瓦，都沾染了深邃无比的记忆。我爱极这个苍老的车站，它没有夸张的飞檐，没有华丽的装饰。但是它稳重谦逊的构造，却成了我梦的殿堂。走过那低低的通道，我就可迎向远方，经过这样多年之后，我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当时离乡的心情。站在月台上，我眺望着消失在半屏山下的铁道尽头，道旁绵延的稻叶随风摇动，好像高举的手势在挥舞。天地从来没有那样辽阔过，胸怀的志气也从来没有那样崇高过。我耽溺于幻想着地平线另一端的世界。对于我沉沦了的青春日子，我不免投以轻蔑与鄙夷。左营车站，是我青春的闸门，穿过栏栅，登上北行的列车，岁月从此不再回头。
二
那是怎样的青春啊。
我又看到自己陷溺在一片光亮而又处处暗藏漩涡的激流中。我不断挣扎，朝着岸边奋力泅泳，却总是发现下沉比上升的时候还多。我也看到左营那小镇像极一个囚房，时间消逝得缓慢且近乎凝滞。心灵上常常罗列着一排枷锁，监禁我的思想，封闭我的情感。如果青春是属于活泼、开朗、欢笑的岁月，那么，那只存在于他人的生命里。至少在我的经验，那反而是试炼、折磨、煎熬的历程。
青春的历程，始于我开始接近文学。也许可以倒过来说，我的文学历程是与青春一起开始的。在隐喻、象征、影射的文字里，我尝试探索学校围墙以外的想像与现实。我伸出了触须，窥秘似的去了解成人的世界。长篇小说与短篇故事所塑造出来的生命，使我向往，也使我畏惧。那是一个辽夐、飘渺的未知天地，多少巫魅与诡异在冥冥中引导。我蜷缩在自己的书房，出入于无数陌生的领土，依赖着文字所拼出的地图。然后，好像害了病，开始出现一种未曾有过的焦虑与饥渴。我最初以为那只是一种短暂的症状，至少，那只是无声无息地袭来，又无言无语离去。渐渐地，那感觉像蛀虫停留在体内，每到孤独时刻就张口咬啮。有一天，我突然告诉自己，是不是我也长大成人了？
成人就是一株病虫害植物吗？整个青春期都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随着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在脑际出现了混沌的、模糊状态的意念，那大概是一种接近爱情之类的欲望吧，尤其是涉猎一些庸俗的爱情小说之后，那样的欲望慢慢获得确切的定义。我逐步扩充自己的感觉，先是翻译小说，继而新诗，只是我找不到出口。
是诗使我第一次感觉到情绪的净化与升华。在分行、断句、节奏的艺术里，我好像发现了另一块精神版图。早已忘记最初是怎样接近诗的，依稀还记得在情绪紧绷于体内之际，自然就会捧读诗作，在诗的意象与结构间做各种飞翔式的联想。然而，诗的救赎力量是那样微小，何况在那样青涩的年龄，能够理解的诗的内容毕竟非常有限。
浩瀚的、巨大的欲望终于吞噬了我。带着犯罪的心情，我开始对女性有了奇异的幻想。在淳朴、保守的小镇，男女之防想来是多么森严，仿佛有一道无形的铁丝网相互隔离着。隔着禁区，我学会了窥伺、暗慕。体内不时有莫名的情绪在骚动，有时是斜风细雨，有时是惊涛骇浪。但无论如何，内心总是不能平静。我强烈觉得自己流着的血液是那么狰狞而邪恶，即使用尽办法来压抑、隐忍，仍然难以洗刷不洁的意念。
那无疑是湿霉不堪的日子，隔着毛玻璃凝视倾泻不止的春雨，多么希望沛然降落的雨水，也能流过我的血管，把杂乱斑驳的欲望一并冲走。一切的努力都归于惘然，没有什么可以拯救我。在一个春夜，伴随着骤雨的喧哗，我顿然了解了什么是自渎，什么是性，什么是沉沦之爱。奥秘的夜，化为一片舌头，舔拭了我一身的冷汗。我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夜夜都在逃亡，与其说我的内心是一盆炉火，倒不如说是一座冰窖还来得恰当。我不能不感到血液是冻结着的，当背德的欲望暗自升起时。
有一匹看不见的兽在追赶，越过漫长的旷野，跃过峭陡的深渊，我不止不休向前奔跑。那匹兽，可以命名为恐惧，也可以命名为罪恶。每当那追逐告一段落，喘息未定之余，便有严厉的苛责从胸中的谷底汩汩冒出。我躲在暗室的一角，双手蒙脸，畏光、畏寒、畏罪。黑夜何其迟缓，我等待着所有的汗都在蒸发，等待着盘踞在脑海的噩梦能自动撤走。
在自渎与救赎之间，我的意志是一条拉得紧紧的绳索。我生怕那意志会突然断裂，跌入狂乱的遐思之中。我继续搜寻文学作品，如果尝诗的习惯后来会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么最初的出发大概是从这段迷失的时期开始的吧。我尝试使用各种方式来拯救自己，让体内的原始冲动能够降低到最平静的状态；而读诗是其中一条管道，是急湍中偶然涌现的一块浮木，我紧紧抓住，企图使自己不致灭顶。那当然是极其可笑的自我拯救方式，可笑得不曾产生丝毫扶持的力量。我只不过是冀求在腐蚀的日子里寻找一些希望的光与影。
三
动摇了的心，就这样在生活中浮浮沉沉。青春，果然是一株患了病虫害的植物吗？下降的心灵，依旧持续下降。我的生理与心理，依旧没有一天健全过。残缺的生命，构成了青春期的风景。我慢慢荒废学校的课业，我的死灭是我的存在。彷徨、犹豫、怔忡，写满了我的胸臆。那是多么令人窒息的时光，我强烈渴望有人伸出援手，协助我回到原来完整的自我。
终于，从远方传来了关切的声音，一九六四年，我高二下学期，开始与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学生通信。苦闷的日子有了变化，我突然振作起来。在来往的信笺中，我讨论着有限的文学知识，使用着生涩的语言讨论诗的创造，甚至还很哲学地讨论生命。那时还未满十八岁啊，蹲坐在幽暗井底的我，似乎发现了一丝光芒。循着那光，我找到了出口。
她住在丰原，暑假过后，就要北上读铭传商专。在她纤秀的笔迹里，我揣想着她居住的小镇。丰原，我是知道的，纵贯铁路进入山区之前的一个山城。那曾是我不经意路过的车站，如今却对我的情感产生了意义。我想像着，从火车窗口看到那山城栉比的红砖灰瓦，看到铁路两旁弯曲的田埂小道，也好像看到她骑车迎风穿过树林。我揣测着，她有密密的黑发，剪短的、六〇年代流行的赫本式头发。她也爱好文学，所以我宁可设想她有一颗开朗的心，友善、爱笑、亲切。这些都描绘在我的沉思中，并且也都写进信笺寄给了她。
时间是在等待中逝去的。我等待她长长的信，等待她细说自己的梦想与抱负。随着连续不断的对谈，她寄来了相片。她真的如我预期的，有着赫本式的发型，也有着明媚照人的笑容。对于自己有如此精确的猜测，我反而感到讶异。我自然是喜悦的，许多平面的文字，竟然都化成立体的、可触的具象。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感受更能冲击我？生命隐然流淌着颤栗的旋律，有轻微的歌声在脉搏中跃动。如果那就是世人所传说的初恋，我确实是全心接纳了那样的感觉。
“我要给你电话，感到惊奇吗？”在一封信里，她在最后附了这样的问题。在那样的年代，长途电话是极其严肃而严重的事。我相信她也同样对我深深期待着，期待能听到我的声音。日子越来越接近约定的通话时间，我变得惴惴不安，仿佛等待一场审判。我以为会与她说许多话，把压抑在内心里的秘密都释放出来。但是，从铃声响起，到电话挂上，我居然说不出多少话。电话的另一端，也传来沉默的宁静。我很着急，她也焦虑着；一场等待已久的长途电话，就在彼此的紧张情绪中燃烧净尽。事后，两人赶快写信致歉，虽说是原谅对方，其实是宽恕自己，也恰恰是经历这样无语的对话，两颗惶惑的心灵似乎要比以前更加靠近了。
“ALL FOR THE LOVE OF A GIRL”，这样一首歌，让我从盛夏唱到晚秋。那时，我也学习聆听西洋歌曲，也全力去搜集热门音乐的唱片。在信里，我告诉她一些歌手的音色与风格，以及歌声所引发我产生的情绪回应。我第一次体会到，青春不是病虫害植物，而是晴空万里的蓝天。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忧愁的了。望着白云划过长空，雀鸟低飞过稻田，我不再无端伤感。我确信，自己已经向那位容易受伤的少年挥别了。
一九六四年冬天，距离考大学仅剩半年，我决定到台北与她见面。凉风微微从半屏山那边袭来，我坐在静静的莲池潭边凝望。涟漪起伏的潭水仿佛是在告诉我，幸福就暗藏在山的另一边。我也在内心告诉自己，多情的台北盆地想必也张臂迎接着我。秋季消失得特别缓慢，冬天也移动得似乎停滞。直到有一天寒假终于来了，这是动身启程的时刻。
站在左营车站的月台上，我怀着丰硕的心情等待北上的列车。青春岁月，应该是像那孔武有力的蒸汽机车，无畏地、雄辩地向前奔驰。坐在车厢里，我发现火车的速度竟然与我的心跳成正比。车子经过丰原时，我特地利用停站的短暂时间在月台上走了一趟，证明到过了我心仪少女的家乡。暮霭的山城，处处飘着炊烟，如此安详的景象，使我加倍爱恋着这个小镇。如果她还住在这里，我深信，她家屋顶的炊烟一定会向我招手。
到达台北的第二天夜晚，我在约定的公园入口处与她见面。远远看见她走过低垂的树枝下。她走得从容而自信，与我原先预期她会向我飞奔而来，完全两样。我确定那就是她的身影，纵然这是通信将近一年来的第一次见面。我细致地观赏她的姿态，那是我生命中的女子，是携我走过多少苦闷日子的甜美少女。我以无比的感动看她向我走来，血里渗透着红色、蓝色的颂歌。她果然是带着微笑走来，落落大方，不同于家乡的女子。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触抚到异性的肌肤。温热的、滑腻的纤手，悠然掀开我生命中的新的一页。我想我是寻到了完整的自己，无数残缺的时光都在见面的刹那获得补偿。我知道她知道我的心情，我确信她确信这是两人共同的信约。
然而，她握了手，便立刻抽走，若无其事地。我愕然站在那里，许多预备好的语言，我悉数压抑在喉底。她说：“这样的见面，真好。但是，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更骇异，久久说不出话。仿佛有一颗巨大的陨星，狠狠坠落在我的胸坎。那样多的期待，那样深切的关怀，顿然化为虚无。她静静地，并且带着微笑：“我应该先告诉你的，在你北上之前，我已有了男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她的语气，似乎特别强调医学院。经过那样漫长的期盼，经过那样长途的旅行，我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如此寒冷的宣判。只是无法让我想像的，她以笑容说出了她的欺罔与冷酷。我从未预见到，幸福竟是这般屈辱而残忍，竟是这般的血肉模糊。
我已不曾记得是如何与她告别的，犹如我不知道是如何离开台北的。惟一留在印象里最深刻的，便是南下经过丰原时，我掩面啜泣，不敢张望。青春，不再是无畏而雄辩，而应当是属于堕落、腐蚀的生命。曾经以为已经重拾了健康的体魄，现在才了然那只不过是幻觉与错觉。颠踬地回到了左营，我再次沦落在畏光、畏寒、畏罪的日子。
冬雨凄惨降下，击打在毛玻璃上的声音，暗带了一股嘲弄。寒风在窗外狺狺吹过，传送隐隐的讪笑。紧锁在房间里，我变成了没有语言、没有思想的生物。我是蛰伏在阴暗角落的变形虫，毫无知觉地啃食自己的骨肉。苍白的、病态的十七岁，遗留下千疮百孔的记忆。
四
在海外流亡十余年后，第一次回到左营，我已然过了中年。打开那年蜷曲抱首的房间，一种强烈的伤痛轰然袭击了我。坐在床边，我沉浸于砒霜敷在伤口那般的回忆中。
一九六五年春天来了以后，我以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温习了高中三年全部的课业。每天清晨，天还未亮，鸡鸣便催醒了我。起床、梳洗、开窗，我很快站在阳台上。困顿地记诵英文造句时，我可以看到巍峨的大武山顶峰的棱线。那是中央山脉的余波，通过了大武山群，峥嵘的山峦便在南台湾平息下来。太阳从东岸升起，把大武山壮硕、稳重的身影染成一片墨蓝。等到第一丝阳光投射在嘉南平原，那高耸的山岭便全然隐身了。在大学联考前，我的日子便是这样开始的。
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振作起来，在家里被认为是一位败北的、无药可救的少年，一夜之间摆脱了闭锁的心灵，那毋宁是一种奇迹。事实上，我是在逃避那创伤事件。如果继续囚禁在死寂的暗室，我就必须面对自己，必须单独承担伤口的全部痛楚；而那不是我的年龄所能胜任的。那年的惟一解脱之道，便是强迫自己投入枯燥的课业背诵里。如果那也能视为救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只不过是错误的安排。命运的迹线，是多么不容解释。
中年的我，静坐在青春年代的房间里。那书桌，那木椅，以及那抽屉里的课本，都埋藏着曾经有过的挣扎与试炼。无情的时光，携走了无数不可思议的人与事，却为我留下清晰的苦与痛。我不敢去推想，设若当年我容许自己沉沦下去，容许自己接受挫败的事实，容许自己任凭内心的蛀虫咬啮撕裂……我真的不敢去推想。
一九六五年夏天，正满十八岁，我被录取于北部的大学。提着行囊，我穿过左营车站低矮的屋檐，望着从高雄出发的北上列车缓缓进站。我向送行的父母挥手告别，频频回首。看见车站外的马路上，我年少的身影好像也在那刻走过。热泪涌上我的眼睛，我知道，甜美的、戕害的时光就要消逝。我追悼的是，一个脆弱、凄苦的年少生命。穿过车站的栏栅，登上北行的列车，青春的闸门从此不再为我开启。
旧城迷宫
一
旧城，在我生命里已是一个隐喻。
这个曾经让我摆荡也让我觉醒的小镇，终于会转化成为我心灵上的据点，纯然是在我迂回的流亡岁月中渐渐凝铸的。尤其是在跨过中年以后，得以回归到自己的土地，我下定决心不再离开，不再自我放逐。我更加把旧城当做我可以信赖的堡垒，当做我这个游魂的庇护所。迎接过那么多的风霜，穿越过那么长的旅程，我不能不深切领悟到，只有这个精神原乡许诺我释怀安顿下来。
一九八九年夏天，第一次凄怆回到旧城左营时，整个魂魄仍然还充塞于浮游的状态。直到第二天，我在稀薄的晨曦中听到鸡啼，那种由远而近的呼唤，招魂一般催醒了我。躺在床上，全身仿佛通过电流，我屏息僵住。在鸡鸣不已的清晨，我再三提醒自己，已经回到故乡了。骤然，泪水决堤奔流，静默地湿透了枕头。十五年的异域悲怀，都在一时之间获得释放。闪现于脑际的思维，无非是在海外望乡时的寂寞身影。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我与左营是如此贴近。寂寞的滋味，似乎不再是那么寂寞。
然而，在最初我对左营并不是这样眷恋。回望青少年的那段荒原时期，左营于我是一座迷宫。从初中到大学毕业，正好与整个六〇年代相始终。焦虑、苦闷、孤绝的情绪，渗透了那完整的十年。我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出路，更无法理解自己在追求什么。在离乡之前，简直是坐困愁城。
在行政区的划分上，左营隶属于高雄市。但是从年幼以来，它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独立的小镇。所谓独立，因为它截然不同于市区。左营拥有一座蜿蜒的旧城，迤逦缠绕着一脉青山。那座城，建于康熙年间，原是凤山县治的所在地。城墙面对着一泓冷冽的莲池潭，也遥遥望着半屏山。我的小学母校就叫做“旧城”，便是因为这座古城而命名的。学校里也有一幢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孔庙，庙前不远的榕树下，竖立着无数的碑林，使得学校更具文化传统。从静静的校园，可以窥伺围墙外杨柳掩映的春秋阁。在记忆里，那可能是少有的文质俱佳的小学。这样的城镇，曾在我幼年时期颇引以为豪。只是到达青春期时，我突然发觉这个小镇越来越像孤堡。
二
躯体的膨胀，使我感觉旧城变得特别狭窄。这种情绪是如何发展出来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总是觉得体内时时在酿造一种冲动，希冀能冲破小镇的牢笼。我常骑脚踏车到莲池潭畔的小丘上，眺望随风起伏的稻田、远处的铁轨，以及更远的半屏山。日子消逝得极其缓慢，时间也拉得极其冗长。我发现，身体生长的速度似乎还超越了时间。
生活开始发生变化，是在一九六二年升上高中以后的事了。左营高中位在城北，是引导我去接近文学的一个启蒙点。我从来没有预想到，在三十年后，我的弟弟竟然担任了这所高中的校长。如今回想起来，自己的感情有太多是寄托在这个学校。我听的第一首英文歌曲，读的第一首新诗，都是从这学校出发。如果生命里有所谓的“现代”使我开窍，那么一切都应该归诸于左营高中为我点燃了火种。
我会喜欢西洋热门音乐，全然是日后就读台大外文系的大哥为我开导的。至今常常使我怀念的，便是与大哥每周到街上去买西洋歌曲的唱片。当时有一种“环球唱片”，每周固定发行一张，唱片录制的是排行榜上的热门歌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每张唱片新台币拾元。仅仅大我两岁的哥哥，每天着迷于聆听音乐。我受到感染，很快也疯狂地卷入那激烈的声浪里。事实上，歌词的意义于我往往是模糊不清，我所爱的只不过是那旋律，那节奏，那陌生的表达方式。后来我之所以对英文不具任何恐惧感，恐怕就是在那段时期锻炼出来的吧。
热门音乐，燃烧了我内心过剩的激情。我忙碌着记诵那些歌手的名字，当同学们还不知THE BEACH BOYS的称号时，我已经习惯于他们的演唱手法与释放出来的音量。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知识上的触媒，由此而开启更为宽阔的眼界。热门音乐之于我，毋宁是让一位小镇青年与西方衔接起来。在我成人以后，我总是不禁反复思索着这段与西洋音乐接触的因缘。倘若要为这段经验赋予较为精确意义的话，那应该是我朝向“现代”道路的第一步吧。较诸我与西方文学的结识，热门音乐来得更早，也更加渗透了我的精神组织。
犹记得一九六三年夏天，父亲忽然从台北为我携回一套刚发行的披头士合唱团的唱片。THE BEATLES，发迹于英国，一九六二年访问美国时造成了狂潮。这股浪潮，也很快就涌到台湾。即使在深陷于中年期的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会购买披头士唱片给我。受日本教育的父亲，与英文思考全然是绝缘的，只因为知道成长中的儿子耽溺于西洋歌曲，为了让他高兴，才去购买这样一套唱片。不知道父亲在台北的唱片行是如何向人请教购得的？每次回想这段往事，便不期然联想到王祯和短篇小说《香格里拉》里的那位乡下女人阿缎，她为了让孩子在考试中顺利过关，担心孩子答不出谁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竟然去拜托民意代表“抄个名单”给她。父亲是不是也那样近乎谦卑地向人请教，现在已无从追问了。
青少年时期远逝以后，这段记忆一直保持得特别清晰。有着日本教育背景的父亲与无知于西方文化的儿子，在一个风气相当保守的旧城发生这样的故事，从现在的观点来回顾，不是非常“后现代”吗？披头士的音乐，曾经抚慰了一位台湾青年的寂寥心怀。事实上，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与披头士合唱团一起成长。至少，在整个大学时代，我对他们的歌曲从未倦怠过。合唱团里的歌手约翰·列侬，在一九八〇年于纽约被人狙击枪杀时，我正在洛杉矶编辑一份政治异议的报纸。那天晚上，所有的电台都一律播放他的《IMAGINE》，我禁不住也升起了哀思。然而，我所哀悼者，有更大的分量是偏向于我的高中时期，我那段苍悒、慌乱的六〇年代，有一部分随着列侬的去世而消失了。
三
我与“现代”的第二个接触，也始于高中二年级时，那年我十七岁。由于热爱西洋歌曲的缘故，我突然对新诗产生了好奇。也只能从这样的角度来诠释，才能够合理化我的新诗因缘吧。因为，二者都同样属于分行的艺术。
历史是相当嘲弄人的。我阅读新诗之初，从来并不知道痖弦、洛夫他们正在左营创办《创世纪》，更不知道郑愁予写过一首叫做《左营》的作品。现在已经遗忘第一首新诗是谁的，只记得在《皇冠》上读过很多施颖洲的译诗。面对那些舶来的句子，我只是当做视觉上的艺术。译诗并没有烧起我多少读诗的欲望，但至少让我初识了这种文学形式的存在。新诗终于能启开我的思考之窗，恐怕是要等到余光中作品的出现。那大约是高中三年级上学期的事。同样在《皇冠》读了他的一首《月光光》，竟然在诵读时发现有节奏、旋律在句子里暗自流动。这样的发现是很偶然的，却为我孕育了日后无尽止的嗜诗癖性。当时，我并不理解“月光”与“砒霜”有怎样的相关联想，而只是喜欢这首诗的音乐性。
我的新诗美学就是在那种朦胧而混沌的状态下渐渐建立起来。不过，直到高中毕业时，我的书架上从未置放任何一册诗集。余光中作品的涉猎，要到六〇年代后期才大规模展开。最初结识他的新诗，大概就已决定了我的品味。有时，我不禁会反问自己，如果第一首诗的邂逅是痖弦或洛夫的作品，会不会改变我新诗品鉴的嗅觉？这是我不知道的。高中时代的苦闷与痛楚，占据了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当时根本没有能力思考如此深刻的问题。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倘若那时读不懂洛夫作品，会不会迫使我失去读诗的兴趣？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
对于我这样的小镇青年，余光中的诗较易懂，形式与结构都比较有规则，阅读时较有一种依靠，不致发生迷失。既然对他没有任何畏惧感，所以到大学一年级时拥有的第一册诗集便是《莲的联想》，就变得顺理成章的了。我必须承认，余光中的诗扶持我走向成熟。在文学探索的道路上，每人必然有其最初的根源。左营高中时期的新诗接触，自然不能不以余光中作为我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折点。
以我现在的美学训练来看，当年的青涩胸怀里把余光中视为仅有的崇高艺术，不免是偏差的了。不过，我知道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审判高中时代的我，更不能以同样方式来论断我的大学时代。我的六〇年代能够走得不致过于倾斜，余光中作品应该有一定的正面功能。进入中年以后，重新回顾战后台湾新诗史，我对余光中的美学已有全新的看法。我所忽视的洛夫新诗，反而成为我评鉴中的最新目标。这样的历史发展，对我个人的生命而言，不能不说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四
音乐与文学，在六〇年代初期，只是我青少年生活的一小部分。去寻找西洋歌曲的节奏，去寻找新诗的神秘世界，原来都只不过为了解决日子之无聊与漫长。与所有的青少年一样，生活的苦闷都源自性的压抑。体内的脉动、伸展、跳跃，都是成长的信号，而那样的信号也正是青春期的性暗号。
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常自我囚禁在自己的房间。倦怠于面对朋友，更倦怠于读书功课，仿佛坠入无可救药的深渊。说有多苦，就有多苦。即使在不意中学会了自渎，也不能排遣青春时光的崎岖艰难。音乐与文学之发现，为我六〇年代的高雄经验留下了不解的谜。倘若我没有聆听西洋歌曲，没有阅读新诗作品，我的道路会如何铺设，这是一个永远的未知。
也许可以视为激流中抓住的浮木，诗与音乐挽救了一个青春的生命。三十年后，我或许可以为这段经验下一个定义，那就是诗与音乐乃点燃我生命力的两个火种。很讽刺的是，浮沉于苦闷岁月之际，当年的我竟焦急地想尽快离开旧城的牢笼。考上大学以后，我甚至想要遗忘高中生活。然而，在旧城培养起的对诗与音乐的兴趣，却随着日子的远逝而日益加深。我的左营旧事，反而历久弥新，成为我生命里无可割舍的一部分。
六〇年代的气味、声音、颜色，渐渐淡化。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年代，我只能在残余的记忆去推想、揣摩。但是，如果说旧城的日子已全然死去，那又不是事实。这次圣诞节，我的儿子宜谦、女儿宜群竟不约而同送我两套录音带，一是披头士合唱团在英国广播公司演唱的旧歌新录，一是约翰·列侬的犐犿犪犵犻狀犲。他们知道我对这些歌曲的偏爱与怀念，但不知道我年轻时的故事。接到礼物时，我强烈想起父亲当年为我携回唱片的情景。旧城，曾经是我的迷宫，如今则是生命的重要隐喻。可以让我啜泣，也可以让我歌颂。死去的，是六〇年代一位少年的沉沦；不死的，都存留于音乐带播放出的歌声中。
激流乱云
曾经有那样的时代像一条激流，曾经有那样的心情如一片乱云。全程走完七〇年代，仿佛结束了一场颠簸而疲惫的航行，意志终于没有沉没，但精神的挫伤却斑斑可考。旅程上穿越过的一些急湍险滩，都成为塑造日后生命的转折点。再回首，河水翻滚而去，波涛不知所终。
从嗜诗的少年跨向论政的盛年，足足耗费我十年的时光，那正好与整个七〇年代相始终。这样的过程，是由一连串背叛的行动构筑而成。我背叛了诗，背叛了学术，背叛了最初的理想，甚至背叛了国家认同。如果有所谓生命的大转弯，那起伏跌宕的十年应是最好的写照。
一
跨入一九七〇年时，我刚告别预官役，成为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学生。我仍延续着大学时期的双轨式生活，一方面写诗，一方面从事历史研究。写诗，具体反映了我对现代性的追求；历史研究，则又引导我沉浸在古典精神的探索。双重的思考，其实并没有让我产生冲突矛盾之感。对于诗的咀嚼与反刍，是我生活中无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行囊里，总会置放一二册诗集，随时可以取出阅读，或低吟，或解析，希冀在长短句中寻找一个完整的世界。但是，在研究室里，我孜孜于泛黄纸页的翻阅，企图在断简残篇里重建相互联系的史实。
诗与历史之间的歧异，在于前者是想像的，后者是实证的；一个是未曾诞生的，另一则是已经逝去的。如此截然不同的取向，在我身上却得到和谐的交融。惟一能够解释这种并存现象的理由，恐怕就是诗和历史同样可以带领我逃避现实的社会吧。我一度着迷于艾略特与叶慈的作品，并且也耽溺于中国三十年代新诗的余晖，我熟读余光中、洛夫、叶珊的诗集，旁及当时的诗论与诗评。意象世界中的纵横驰骋，曾经使我获得无比的快感。尤其是余光中在那段时期才完成《冷战的年代》与《敲打乐》不久，他作品里具备的节奏与联想，让我为之神魂颠倒。我虽然知道，诗可以干涉政治，也可以介入现实，但我宁可尊崇诗的纯洁与升华。直到离开台湾之前，这种洁癖牢牢维系了我对诗的信仰。
在历史研究方面的经验，我也分享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愉悦。凡是做过考证工作的人，都知道事件的追溯与重建，也需要一些历史想像。这种想像自然与诗的经验不尽相同，但思考的飞跃性格却是一致的。繁复的史料，像迷雾，又像迷宫，往往使人却步，以致难以窥见史实真相。利用不同的资料来源，依赖想像力来完成史实轨迹的重现，就如拨雾见日一般，总会携来一些成就感。线装书的木刻文字，散发一种诱惑的引力，使人情不自禁去推敲、解析、联系。紧锁自己在研究室里，独对一排陈旧的古书，我仿佛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之所以着迷于宋代的历史，是有原因的。当现代史研究充满禁忌的时候，我颇知自己的能力与胆识是无法了解历史真相的。客观环境的限制，迫使我不能不往古代推溯。那时，我信奉日本学者的历史解释。内藤虎次郎在他的《中国近世史》中表达了特有的见解，他说，中国近代史的许多文物制度与典章思想，乃是以宋代为起点。掌握宋代的起承转合，大约就能抓住十二世纪以降中国发展的脉动。内藤的解释，对美国汉学界有很大的冲击；费正清、赖世和等人都接受他的说法。正是受到这样的启发，我在研究所三年的期间全心投入了宋史的钻研。
诗与历史，对我而言，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禁锢。我获得解放，是因为在苦闷的日子里找到思想的窗口，得以望另一片天地。但是，我也受到了禁锢，诗与历史的世界同时把我隔绝在台湾社会之外。读书与写作，成为一种变相的自我监禁。我与常人没有两样，呼吸污浊的空气，凝视阴翳的天空。然而，我并不完全知道台湾正进入历史的转型期。
七〇年代的前五年，亦即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台湾经历一系列的政治风暴。先是“退出”联合国，然后发生钓鱼台事件，继而又与日本“断交”，尼克松与大陆签署上海公报，全球性石油危机袭击而来。以触目惊心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似乎还不足以概括我的心情。如果说我没有产生迷惘与徬徨，那是自我欺罔。我陷于极度的困惑之中，不能理解为什么政治危机会在一夜之间浮现？惴惴不安的心，不时在等待另一事件的来临，不时在预期突如其来的宣告。那真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渺小的自我投向一个巨大的未知。我强烈觉得好像是泅泳在远洋，一时寻找不出求救的方向。
惟一的救赎之道，便是回到自己的研究室，深锁大门，在昏黄的灯光下读史写诗。在校园外，我积极参加龙族诗社的活动，那是最好的避难所。宁可为一首诗或一种诗观争论不休，也宁可花七个昼夜写成一篇笔战的诗论。我决定不与任何人讨论政治。不过，这并不意味我内心未曾发生动摇。代表台湾自由主义者改革思潮的《大学杂志》，是那段时期我热心阅读的刊物。偶尔读了一篇值得共鸣的文字，血液也会沸腾起来，那简直像极黑夜里秘密燃起的火花，乍明乍灭，还暗带一丝炙痛。仅仅是那样，我就以为自己已经诉诸行动了。然而我从来不与朋友主动提起政局变化，至少我选择站在高度安全的这一边。白天照常活在宋代，晚上依旧苦思诗的分行与结构。
关在独居的室内，我让约翰·列侬或琼·拜兹的歌声肆意流淌。细数每位西洋乡村音乐的歌手，我了若指掌；较诸当权者的姓氏，我还要熟悉。现在回顾起来，那实在是一种苦闷的象征。早在出国之前，我已经过着流亡的生活了。把自己关在台湾的土地外，完全不关心岛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际社会的动荡，国内经济的升降，似乎与我的生活衔接不起来。这样的自我放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今也难以推算了。
我并不以为，每位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去过问政治；更不以为，每位从事思考工作的人应该介入政治行动。既然是要锻炼自己成为超然的学者，我必须对每一事件保持客观的立场。就像考证一项历史事实，只要找到证据，只要建立一套解释，只要能回答一个假设，知识研究的任务便宣告完成。客观，绝对的客观，乃是作为学者的最高道德目标。我是如此深信着。
我也不认为写诗可以干涉气象。诗是纯粹的存在，即使在想像中诞生，在想像中完成。这样的作品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那段时期虽然主张诗人应关心现实，但我思考中的现实，根本不与台湾发生关系。我强调的诗与现实，无非是我心目中虚构的中国。假使有大中国沙文主义者的存在，那么我就是典型的范例。在我思考的格局里，中国就是属于伟大、庄严、神圣。要在我的文学思维与历史探索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显然必须在中国这个抽象符号中去追寻答案了。
一九七三年研究所毕业，我回到母校辅仁大学去教中国通史。跨入社会，我越感受到苦闷的压力。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岛屿是何等狭小，它所承受的历史折磨又何其巨大。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我突然对自己所学的历史感到心虚。中国通史距离台湾社会是多么遥远，我分辨不清自己授课的内容是否在历史上发生过。升起这样的疑问，并非毫无缘由。我清楚地意识到，在学校外面的某些角落，正有知识分子正在思索台湾的前途出路。至少，我认识一位《大学杂志》的改革者，正式投入民主运动参加选举。他标榜的中智阶级诉求，回响在我失眠的夜晚。有一种声音，从内心的深谷呼喊出来，像是召唤，又像是警告，在午夜人静时特别高亢。那声音来自民主运动的阵营，使我忐忑不安。
我终于还是没有接受那样的召唤。对于作为一个客观的学者，作为一位纯粹的诗人，我仍然坚持去追求。然而，我又想鼓励学生应该关心台湾社会，又怕遭到检举我思想有问题。这种纠缠挣扎的苦楚，至今犹然能够体会。在上课的最后一节，我舍弃了课本，第一次把柏杨、李敖、陈映真的作品介绍给学生，而这三位作家当时都被监禁在狱中，我为这样的偷渡感到快意无比，纵然这是何等不成格局的行动。
解开苦闷的最大行动，便是决定在一九七四年出国留学。七〇年代走到了中期，我还是不能免于留学热潮的推涌。出国前夕，我为了向台湾投下最后一瞥，特别实地观察了属于当时最热门话题的十大建设。从台北到泰山的高速公路才刚刚完成，我央请朋友驱车一探究竟。我也到宜兰去观看苏澳港，希望携带最美的记忆到海外。出国时，我二十七岁。在台湾，我留下一册硕士论文《宋代史学的忠君观念》，一册诗集《含忧草》，一册诗论《镜子和影子》，那是我七〇年代前半期的心影录。
二
离开台湾九月的炎夏，我立刻投入异乡的初秋。季节的剧烈转换，抵不过我内心的情绪浮沉。台湾书生的畏惧、拘谨，都在踏出西雅图机场时暴露出来。大陆性的秋凉，几乎比台北冬天的温度还更渗透入骨。然而，看到美国西北地区的湖光山色，我全然被慑住了，一时不知道如何调整心情来迎接。感到震撼的事，还不止于此。到达华盛顿大学的校园后，我很快就埋首在远东图书馆的书堆里，丰富的收藏与取书的方便，让我如痴如渴在馆中日夜阅读。第一次觉得思想枷锁的解放，应该是从西雅图开始的吧。
我旧有价值之崩溃，也是这样开始的，犹如城堡解体那般，基石出现松动的迹象，然后砖墙逐块坠落，无可抵挡。我的历史思考终于也进入反省阶段，乃是无可避免的趋势。一九七四年，大陆“文化大革命”到达尾声，但那也是整个政治运动发展到了最高时期。在华大校园，常常可以遇见毛派分子，他们有的是激进反战的美国学生，有的则是参加钓鱼台运动的台湾学生。当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大约以正面的肯定居多。最受欢迎的刊物，当推香港出版的《七十年代》，那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之外，协助我了解中共政情的最佳管道。长期笼罩在台湾的恐共政策下，使我难以维持平衡的心态去观察中共。所以，阅读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长篇论文，以及有关红卫兵的报道时，我反而抱持一种毋宁是高度同情的谅解。到今天，我仍无法解释自己对“文革”同情的缘由。也许是出自于好奇心，也许是来自台湾教育体制所酝酿出来的祖国之情，凡是涉及中共的报道，都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文革”时期的样板电影，如《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样板音乐《黄河协奏曲》，样板民谣《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样板书籍《毛泽东选集》，都曾经占满了我生活的空间。维持这种迷恋的状态，大约有一年之久，直到我感到厌倦为止。我知道，这是大中国主义情绪的延续，终究是要出一次麻疹的。不过，经历这样的中国接触，对我的历史研究诚然有所助益。
在台湾，由于偏颇的右倾教育体制，知识分子一直缺乏“左”的思考。右派的研究方法，大多侧重在现象的分析，正统地位的传递，文字的训诂考证。左派的方法论，侧重于史实背后政经结构与社会性质的解剖，也侧重于社会内部矛盾关系的考察。透过左翼思考的反省，我渐渐舍弃单线式的研究，开始对历史主体性与整体性的问题予以注意。从前那种迂腐的史料考证，或基于盲目民族主义式的制约解释，最后都让我背叛了。
只是，我最大的背叛不在文学与历史方面，而是对旧有价值体系的全盘颠覆。产生这种颠覆的行动，有多重的原因，一是思想的自我改造，一是台湾社会对我的冲击，一是美国的反战运动。
我的心灵重整，始自我窥见了台湾历史的真相。一九七五年，我参加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为了拯救韩国、危地马拉的政治犯，我参加一个小组，负责寄信给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我总以为，台湾毕竟是幸运的，并没有政治犯的存在。然而，有一天，在特赦组织的通讯上，我居然发现了台湾的政治迫害事实，并且还有受害者的姓名。这对我是相当沉重的一个打击，使我深深感到愤怒不安。经由这样的发现，有一种欲望驱使我去了解台湾的政治与历史。
离开台湾之前，我是一位怯懦苍白的书生，一位行动未遂的冷眼旁观者。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台湾历史的存在，更未意识到政治底流所掩盖的黑幕。很不幸的，我找到第一册有关台湾史的书籍，竟然是“二二八事件”的记录。在揭开历史面纱的刹那，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排山倒海式地袭来。我震骇于那场惨剧的真相，也晕眩于我过去的茫然无知。我的心房，成为我刑求自己的囚房。一股严厉的声音强烈质问我的过去，紧接着是一再的自我鞭笞、自我折磨，终而使我对政府产生怀疑。如果我是一个被指控的台湾独立运动者，那么我必须承认，政治的转向无疑是在那段时期发生的。
抱着扮演思想犯的心情，我回望远洋之外的台湾。民主运动的浪潮，在一九七五年有着令人讶异的转折。第一份代表草根性民主运动的杂志《台湾政论》，在那年夏天出版。本地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改革的期待，含蓄而委婉地表达在这份政论刊物上。我不仅隔海订阅，而且还逐期影印文章让学生传阅。其实，我对自己的这种转变也颇觉难安。我这样做，可以说逐步在向我过去的“客观”与“纯粹”挥手告别。《台湾政论》在出版五期后就遭到停刊，华大的许多台湾学生感到相当气愤，因为如此和平的言论都不见容于当权者，台湾的改革希望是很渺茫的。
我第一次参加游行示威，便是为了抗议《台湾政论》的被禁。当台湾还在戒严时期，校园特务仍然横行之际，我之参加示威，也颇令自己感到心惊。我从未认为那样的行动能够产生影响，但是对于个人的自我教育却深刻无比。敢于跨出第一步，几乎就等于预告日后的行动方向。我真正背叛了自己。
加深背叛行动的另一股刺激，也同样来自一九七五年。那年，越战结束，北越挥军进驻西贡。从电视上，我看到仓皇逃亡的人群。无数高举的求救双手，舞动于西贡美国大使馆的顶楼。无声的画面，再三映现于银幕之上。走到华大校园，我又目击美国的反战分子，在广场上高呼“美帝国主义者滚出越南”的口号。一时之间，不知身在何处。假使美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危机中敢于批判政府决策的话，作为越战文化的下游地区台湾，对于这场战争又做过了怎样的反省？我的七〇年代，曾经为了越战的升高而兴奋，甚至还写诗歌颂。我只是盲目跟官方的反共政策奔走，从来就不曾了解越战的本质意义。有计划的蒙蔽与诱导，果然造就我这样幼稚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不知道台湾社会出现过怎样的反省，只知道政府总结越战经验时，出版了一册《南海血书》。从信箱里收到这册宣传小书时，我对这样的政府嗤之以鼻，然后决定背叛它。从此，我的叛国者角色，就这样确立下来。
三
背叛的道路铺成之后，剩下来的都成为历史。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下台，大陆“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我并不觉得意外。一九七七年，台湾发生炽热的乡土文学论战，也发生惹人争议的中坜事件。文学与政治的双元转变，提升了我对台湾社会的关注。我之使用笔名撰写政论，就是以这一年为起点。一九七八年，我通过博士候选人考试不久，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与北京建交，正在进行中的台湾“国会”选举，被迫取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〇年代的最后一个月，高雄爆发了美丽岛事件。我对台湾政府的彻底幻灭，无法以任何文字形容。七〇年代的后半期，我只结集了一册《诗和现实》，其余都交了白卷。
怒潮汹涌的十年，囚禁过我，也释放过我。浩浩荡荡的时间长河，使航行的方位撞歪又修正，我并未有丝毫悔恨。生命是如此的慌乱、琐碎、困扰，但都必须仔细度过。激流的年代，乱云的心情，携我流亡到最遥远的地方，终于没有让我迷航。我找到了岛屿的方向，也恢复对诗与历史的信仰。然而，跨过七十年代后，我必须耗费另一个十年，才成功地回到台湾。
稻浪
稻浪翻风的季节，正是时候。夏至之后，秋分之前，遍地的稻叶在寂静中暗暗抽长，静得使我不曾注意时间的转移。蝉鸣甫歇，雀声乍起，我忍不住望向窗外的稻田。什么时候阡陌纵横的田野已浸染成满亩的碧绿，从平原尽头延伸到山脚，毫不矫情的颜色占领了整个谦卑的大地。这就是了，我寻访中的乡土果然以如此动人心弦的声与光迎送季节的来与去。站在楼头，总觉得那汹涌的绿意随时都会翻滚而来，随时都会泼得我一身绿。
关怀乡土，是我多年来的一种信仰。但是，什么是关怀？什么是乡土？这样的问题还曾经引起不快的辩论。二十年前发生乡土文学论战时，我正漂泊于另一片陌生的土地。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往往抱持高度的愧疚。如果不把自己的智慧与知识奉献给故乡，仿佛会在内心产生强烈的背叛。这样的自审与自责，其实在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身上也可得到印证。七〇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界出现了关怀乡土的声音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正好缺席的我，没有参与这场论战。
我与台湾之间的情感，从来就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在我出国之前，乡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课题，我的思考里，似乎认为学问与土地之间原来就是毫不相涉的。在嘉南平原成长的时期，我不在乎自己的故乡发生了什么事情。每当感到苦闷的时刻，我并没有去观察稻田或农村，而是到小小的左营车站瞭望伸向远方的铁道。在漫长无聊的青春期，我对看不见的铁道尽头有过莫名的憧憬。即使以饥渴来形容我对远方的向往，也不致是太过分的说法。我拒绝认识台湾，甚至还彻底否认台湾的存在。这种奇异的念头，无非只是为了证明我是属于理想的彼岸。
理想的彼岸在哪里？在教育制度的熏陶下，理想大约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是中国大陆，一是美国。对台湾轻启侮蔑之心，对大陆产生自卑之情，对西方顶以膜拜之礼，无疑是教科书在我意识底层制造出来的复杂情结。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才能说明为什么我在六七〇年代之交会有混乱难解的思绪。在那段时候，我一方面陶醉于古典中国的历史书籍里，另一方面却又沉迷现代西方的经典文学之中，台湾反而被我弃掷于整个生命之外。
遗忘台湾，就是遗忘自我。丧失台湾的历史记忆，也就是丧失自我的批判精神。这是我后来在海外流浪时才渐渐觉悟的，知识分子一旦遗忘自我，他的身份与生命便任凭权力人物去安排与摆布。知识分子丧失了历史记忆之后，任何加诸乡土之上的羞辱与伤害，都不会造成良心上的不安。台湾社会在战后四十年所以会被剥夺思想与言论自由，不也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麻木不仁而有以致之。我对台湾的淡漠与绝情，不能证明什么，而只在证明我的心灵被彻底征服了。既已被征服，自然对于一切的囚禁与枷锁都会感到无动于衷。
我的发现台湾之旅，出发得极为迟晚。我在异乡挥别青春时期之后，才意识到家乡的存在。那时，乡土文学论战已到了爆发的边缘。弥漫在台湾上空的硝烟，都只集中在一个议题：关怀台湾的乡土恰当吗？辩论的格局，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诚然过于狭小。然而，从突破言论禁区的立场来判断，那确实是划时代的决战。我受到论战的冲击，可以说是雷霆万钧。我开始集中精力阅读台湾文学作品，应该是论战结束以后的事。
人的思想历程，都会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产生剧烈的转折。我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后，渐渐偏离旧有的宋代研究，然后全心投入台湾历史与文学的探索，似乎有一种半路出家的味道，有时不免懊恼自己回归到台湾过于迟缓。不过，一旦确信找到回航的道路之后，从前的虚矫与轻浮之气，几乎都从体内铲除净尽。我的心灵朝向台湾飞翔时，一种前所未有的落实感充塞了我全身的血脉。
我仍清楚记得第一次回到台湾时，飞机沿着台湾海峡进入桃园上空。西部的海岸线先是浮现眼前，接着我就看到桃园台地的稻田。那种清新鲜丽的绿色，是在任何陌生的土地未能看见的。那绿色以着高度的沉默，却又以着拘谨的友善，迎接我这位海外游子。我容许自己的泪水默默涌出。在那泪中，我知道含有多少愧疚与歉意，也带着多少想念与感谢。乡土是什么？关怀是什么？这些都已不再是辩论的问题，答案都留在泪光中。
现在又到了稻浪翻风的时分。随风起舞的绿叶，在起伏中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光泽。我喜欢观察那似无又有的稻浪，更喜欢那浪花传来似无又有的柔情。凉风习习的稻田，已经召回我的游魂，折磨而苦痛的离乡岁月，已被吹得极其遥远。我走到田埂，迎风呼吸稻田里洋溢的泥土气息，像是喜悦，又像是欢呼，把从前的黯淡时光搅拌在绿色空气中，随风而逝。碧绿的稻叶里，想必暗藏了秘密，否则不可能如此轻快地洗涤了我紊乱的思绪。我要去寻找那秘密，去辨认每一片绿叶。我愿是稻浪上的那一阵风。
风湿
一把陈旧的吉他斜靠在墙角，琴身的光泽已有些黯淡，却也还维持着昔日残余的尊严与风度。清脆的细弦与低音的粗弦，都已呈松懈状态，可以推想它已喑哑许多。时间过去那么久之后，它想必遗忘了在其弦上弹奏过的双手。灵活的手指曾经在六弦之间穿梭跳跃，编织了不计其数的青春憧憬与幻想。常常是在深夜时分，星辰下的阁楼总会飘逸出吉他的音乐，把少年的寂寞之梦带到远方，带到天边。弹奏吉他的那双手，主人就是我。
我还是二十岁的时候，喜欢独自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云淡风轻的愁绪，或是霜重雾浓的忧郁，都会驱赶我沉浸在六弦琴的音符里。如此的岁月到大学毕业时就结束了。我并非放弃演练吉他，而是风湿病袭击了我的右手，关节开始硬化，手指也渐渐很难弯曲。服完兵役回来，我才确定这种恼人的痛楚已经进驻体内，并且停留在右腕的部位。依赖着右手，我从事写作，也偶尔弹唱。只因为风湿的出现，吉他终于被我搁置起来，而写作的姿势也必须调整了。
先天性的风湿，很早就来造访过。初中时期，右后脚跟常有抽痛的现象。特别是在冬天的清晨，总会感觉一阵痛入骨髓的侵扰，在右脚部位隐隐发作。那时总不以为意，只要奔跑或运动之后，疼痛自然就消失了。但是，风湿并未停止纠缠，它潜伏着，保持驯服而友好的姿态。有时，疼痛会出现在肩头或膝部，提醒我它的存在。我渐渐学习了如何与它同时起居作息。可能是因为我的容忍，才使它得以坐大。风湿的袭来，逼迫我放弃从前的嗜好，例如弹吉他、打乒乓球，以及绘画的尝试。那一把六弦琴，在深夜里静静投影在墙角，我不免有时会有喟叹：生命中能够拥有的，终究是要失去的。
风湿的恶化，是在出国之后。一九七六年夏天，为了赚取学费，我在西雅图找到一份油漆的工作。我使用白色的油漆，把暑假的漫长无聊都刷在整栋木屋的墙上。那栋木屋就位于校园外的街旁，等到油漆工作结束时，我也准备着秋季班的开学。每当走到学校的途中，我都忍不住对那幢白色的木屋多望一眼。秋阳下的白屋，显得特别灿烂辉煌，那毕竟耗费了我一个夏天的心血。然而，也就在自我欣赏之际，风湿带来的痛楚日益加剧，终至右手腕全然不能动弹。刺骨的痛，锁住我的行动，进而锁住我的思考。到了那年冬天，疼痛逐渐消退，我才发现腕部关节已经硬化，将近一个多月没有写字的手，重新提笔时，失去了书写自如的空间。我笔下的文字，不可能像从前那样龙飞凤舞。年轻时期我模仿过胡适的笔迹，而今风湿彻底改造了我的字体。凌乱而倾斜的笔迹，很难辨认。曾经有朋友好奇地问起我的笔迹是属于何种书体，我照例是自我调侃，宣称我写的文字是风湿体。
这种疼痛，并不致命，但会缠绵不放。由于它的侵入，以及它的不定期发作，使我不能不对自己的健康保持高度的警觉。医生向我建议，应该谨慎保护各个关节，切勿碰撞受伤。不过，适度的慢跑与充分的营养是值得鼓励的。我长期服食维他命，并且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无非是为了使风湿维持稳定。
慢跑在我生活中，是一种体力的调整，也是一种精神的提振。我是不轻易认输、不接受败北的那种人。凡有挑战，便不退却，而是正面迎接。对于风湿，亦复如此。我知道这辈子不可能将它驱逐出境，惟一能做的，就只有与它周旋，抵抗到底。风湿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的肉体，它引起的原因很多，但基本上是体内免疫系统失调的一种症状。它是体内病菌的一种自我搏斗，既不是来自外面的传染，也不是来自内脏的衰弱。自我对抗所造成的痛，让我时时处于备战的状态。具备乐观的心情，蓄积旺盛的体力，保留不懈的斗志，是我不能欠缺的武器。慢跑，为我携来足够的抵抗武器。
选择在黄昏慢跑，有我的理由。工作一天之后，需要充分的休息。慢跑于我，是一种休息。阳光在这段时间不致那么耀眼，跑起步来就无须眯起眼睛。在两公里到四公里之间的慢跑，最重要的关键是速度与呼吸。起跑的第一步如果过快，后面的距离就难以完成。调息的时间若是过于急促，跑到最后也将无以为继。我先做将近五分钟的暖身，让全部关节松动之后，才启程出发。慢跑时，放弃所有的思考，注意力集中于目标。意志与体力的坚持，就成为挑战。起步很难，要到达终点时也很难，最顺利的是中间的过程。只要维持一定的速度、一定的呼吸，慢跑是精神的解放，也是征服的完成。
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我相信这种说法，对于身体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体内的风湿，诚然是一种暗疾，但我视之为内忧，是一种长期的挑战。我放弃早期对吉他的偏爱，也放弃了对绘画的嗜好，不过我并未放弃战斗。斜靠墙角的陈旧吉他，在深夜里见证它的主人仍然苦读撰稿。孤寂的六弦琴，以它无边的沉默测量我的不懈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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