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寄余光中先生
已数不清有几次,在夜间乘车跨越华盛顿湖。每次总是被湖畔四周浮起的灯光挑动记忆,闪烁的灯影,恰似无尽的新愁倾泻了满湖。总是在这个时刻,一股怯懦而慌乱的感情在血液中回转,但见黯淡的湖面像一片庞大的黑影,迎面扑来。秋,是陌生的秋;灯,是异国的灯,许多旧事从暗处强烈地涌上心头。
你八月离开台北时,未能为你送行,到现在我仍引以为憾。你飞往香港,我来到西雅图,正应验了郑愁予的诗句:“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今年是我有生以来,心情最难调整的一年,也是季节转换得最快的一年。九月时,飞机过了夏威夷,我便立刻投入了深秋,那种从未经验过的冰凉,瞬即袭上我的衣领,使我感到些许颤栗,也感到些许难过。等到站在旧金山的海关门口时,一种莫名的脆弱感击打我的胸怀,从前那股顽强的意志,竟丝毫不容把握。我相信你说的话是对的,离国是一种“连根拔起”的伤痛,我想只有那四个字才能贴合我当时的心境。进入海关,什么都变成了乡愁,我看到夜晚的旧金山,正在机场楼窗外眨着狡黠的灯火。到旧金山不要忘记把花戴在头上,有一首歌曾经这么唱过,我没有花,只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来了。
到达西雅图时,另外一种秋天早已在等候了。这是一个靠近海湾的城市,湖泊和树林围绕城的四周,初下飞机,便觉得好像闯入一座壮阔的公园。可是,过了两个星期,所有的树木都纷纷变色了。无声无息的,不见秋风吹来,也不知是从哪一株树开始的。有一天黄昏,从华大校园的高处经过,发现满城的树林已经换了颜色,从浅黄浅红到深黄深红,无边耀眼的颜色覆盖过来,我突然不知应该用什么感情来接受这幕巨大的秋景。秋天确实是来了,好像蓄意要击败谁似的,一夜之间偷袭了这座城市。又过一个星期,叶子便萧萧而下,秋风也随后而来,几株比较衰弱的树,一边换色,一边掉叶,剩下空空的枝丫在风中摇动,为与日俱增的秋色更添几分凄清。
这里的枫叶最美,无论是悬在枝上,或是飘在地上,那种醉人的暗红隐约透出肃穆之气,它只能观赏,不宜拣拾。我曾拾了一张回去,端详了一夜,迸然想起一块遥远的土壤,以及土壤上的亲情和友谊,一张小小的红叶,竟能使人睡得那样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落叶最能惹起乡思。最难忍受的是,走在空荡荡的路上,无数的乱叶从脚边扫过,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随着落叶吹走了。猛回头,好像满地掉的都是自己的东西,待俯身去拣,满地却都不是自己的。一堆落叶,一团混乱的思绪,废然站在秋风中,兀自仓皇不已。时光的流转,空间的变换,使人觉得什么都不太可靠,秋风吹打我的肌肤,我真不忍转身去看落叶飞扬,惟恐落叶的声音细数我过去的一切。
远在东方的你,或许能想像出我此刻的心情,这样的处境相信你从前也经验过。我只是想说,我是十分想家的。天地有多大,我们总属于一块土地,无论那块土地如何渺小,总是盘踞我们的心胸;漂泊有多远,总是有根线系住我们,无论那条线是如何的细,却不断牵动我们的灵魂。有人曾经形容这是一个花果飘零的时代,那种心情我多少能揣摩出其中之一二,我虽不是花果,但是看见西雅图的落叶满地,竟也觉得自己开始参加飘零的行列,这样的感慨,我实在找不出一首适当的诗词来诠释。这几天越陷越深,看来距离下雪的日子已经不远。寒雨也开始下降,据说这场雨将持续到明年的春天。落在身上的雨水,仿佛有点熟悉,只是冷酷了些,忧伤了些。走在雨中,更使我觉得我们那块土地的温暖,那块土地滋养我二十余年,敲凿我也塑造我,如今突然远离它,投入苍茫而冰凉的天涯,你当可想见我怀念之炽热。在台北时,我曾试图唤醒一些堕落的灵魂,让他们睁开眼看看自己的土地,多嗅嗅自己脚下的泥香,没想到这样的鼓吹,竟也成了“罪过”。那时我常常自问,是不是自己的观念过分激进,或者说,过分保守?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之后,使我能够从容而冷静地回想,并详细检查过去所说的话,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说错,而且使我对自己土地的信仰更加坚定。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有人宁可鄙视自己的泥土,而自甘沉沦在不着边际的“宇宙”梦想里。也许叶珊说得很对,这种人如果不是天才,便是骗子。离开了自己的土地,给我一个机会观照从前的生活,让我客观地检讨自己反省自己。有时坐在图书馆,望窗外的雨水和落叶,便会设想自己如果是在台北,我将如何延续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生活。异邦的秋风秋雨,使我深信,拥抱我们的泥土已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也是一种义务。
这些年来,时时得到你的鼓励和支撑,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谅解我的心怀,在这个需要关心的年代,你的劝勉已是我意志的泉源之一。这次离国,我随身携带了你最近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你的信念和毅力都容纳在这册诗集里面,即使远在天边,你灼热的感情依然让我觉得烫手。虽然在功课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我还是不想放弃对诗的着迷,你的诗句或可维持我的一些信仰。前日收到你的来信,可以看出你的豪迈不减丝毫,你说,来到香港,好像回到久别的母亲的床边,竟觉陌生得可怕。我知道你的心还停留在台北,多年来,你的诗文已显现出,从怀旧的心理渐渐转化成面对现实。在你的这册诗集里,留下了一些演变的痕迹,你勇于面对现实的意念,我是相当信服的。我相信你的转变,可以解除一些人对诗的误解,同时也可以影响一些人去关心现实。我们都负欠这块土地太多了,假如诗真是时代的见证的话,那么,今天有许多诗人都应该回头看看自己留下了什么。岁月的迁移不容人驻足,大多数的诗人在台湾度过二十余年的时光,他们是不是惊觉到,时间正向二十世纪的末叶跨越,他们将如何告诉子子孙孙,他们见证了什么呢?
来此已届两月,时时以家土为念。前夜,经过第四十五街,忽闻古筝的声音琮琮传来,先以为是错觉,驻足再听,竟是一曲《渔舟唱晚》,当时我激动得像是听到母亲的召唤,几乎不能自已,欲寻声而去,已不复可得,令我徘徊许久。异乡听筝的感觉,会是这般悲切,回首再三,换来的却是阵阵寒风,和断续的雨水。今晚我又坐车横过华盛顿湖,看两岸明灭的灯火,不禁想起大学时代,每晚经过中兴桥的情景,远处三重市的夜火,华江大桥的灯光,一再照映少年时期的幻梦,那时候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会离开那里,到另一块土地上接受煎熬。初来异域,总会遭遇折磨的,我还需要奋斗一段时期,让我的脊背磨得更为笔直一些。每次想起你在《守夜人》写下的诗行“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枝笔”,我的精神就为之一振。现在我已渐渐习惯看落叶乱飘,斜雨横打,我的信心也正在恢复之中。让秋天渡过华盛顿湖,让岁月酝酿一颗更成熟的心灵,我此刻的心情,相信你是了解的。
深夜的嘉南平原
北斗七星垂直闪烁时,你或已沉睡。我依稀辨识你解衣散发,宁静地让裸露的身躯舒放在黯淡的星光下。这是第几度,我又与你相遇在苍茫沉郁的夜色中。
离开你,我不曾哭泣。再见到你,我已热泪盈眶,因为那总是发生在深夜的梦里。这时,你是平躺的岛屿,我假装与你一起并肩卧下。推窗迎接夜凉,正好望见北斗七星冷冷地发光,我才惊觉自己拥住的,只是一张北半球的地图。啊,我刚做完一场与地图等高同宽的梦。
这一切,都只为了习惯地回首看你。经过了这么长久的别离,你仍是我最牢固的信仰。窗外的江湖,物换星移,而我总是以整个不眠的夜,以炽热的心,记取你回忆你。我仍细数春日的柔雨,夏日的暴雨,秋日的苦雨,冬日的寒雨。在深深的记忆里,你永远是我暖和的嘉南平原。
你应该知道这是五月。蛙在田里繁殖,鱼在水底受精。在想像中,你以一片空旷的草原迎接我,以含蓄的河川,以大胆的山峦。我赤足向你奔来,若是我踏着歌声而来,那一定是颂赞你的送抱,我的投怀。而今,我却把自己囚禁在深浓的黑夜,借着黯淡的星光,遥望你的身躯,煎熬我的心灵。
因为,我时常在子夜守候,犹如我那年坐在微风的山头。仿佛,我又回到少年的时光,进入全新的浪漫时期,我尝试以曲折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情。在煎熬中,我耽溺于精致的隐喻,繁复的象征,似乎我的胸怀就揣着一张神秘难解的星图。我是多么希望,我们一同坐在一颗擦亮的晨星下,携手解析你的苦涩、我的困顿。此刻,我只能重新为每一颗星辰命名,让每一个名字都与爱情相关。只因我深信,所有照耀我的星光,也同样会降临你、点燃你,即使是一颗晦暗的二等星。
你当不难了解我这几年来在旅途上的受创,颠仆的道路,迎面的风尘,不断阻挡我的前进。我孤独地为自己敷药疗伤,一次又一次舔净我的血迹。每当在我最疲惫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起了你。我的灵魂已折磨成一排历霜的树干,你可以读出一些时间的创痕,一些错综复杂的刀割纹路。但是我要告诉你,受伤的灵魂仍然把你当做最后的依靠;我的年轮有多少,思念你就有多深。
我不会轻言失败的,因为我知道你会给我力量,给我希望与再生。曾经,我在雪融后的池水中,发现一片残败的枫叶底下竟有一朵花形的投影。啊,那是一朵复瓣多重的花,周围还环绕着光晕,璀璨亮丽。那不就是我的心的投影吗?在大雪之后,春分之前,就有一朵花来向我预告生命的滋长,那是今年来得最早的喜讯。我愿意把那朵花当做你我的信约。不,就当做你给我的信息。那年我向你挥别,你不曾许诺,因为你不轻易许诺。现在我主动向你许诺了,一个流落的人终于走向你,终要回到你的怀抱。
让我向你坦白招供吧!有一度我曾陷入矛盾的深渊。我竟然不敢为我的爱辩护,冥冥中有人以敌视的眼睛看你、看我。我的信念紧紧攫住我的灵魂,有一种声音低沉警告:这种爱是不洁的、背德的。我躲在我的心室啜泣,突然不知道如何诠释这一切。那时,我决定重新认识我自己,也重新去了解你。我让时光倒流,回到我们先人的历史深处。
我发现,我们的先人也是这样爱过的。在筚路蓝缕的时代,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留下独特的爱的道德。我要接受的、学习的,就是先人在数百年来所建立的道德,一种与别人全然不同的传统。也是在一个深夜里,我突然澄清了内心的阴霾和恐惧,非常肯定地知道如何为你我的爱赋予一个全新的定义。从一开始,我就是属于你的,完完整整属于你的。我不过是一度迷失,一度流落。把应该奉献的奉献出来,那就是我们最初的关系。
同样在那一个深夜里,我仰望北斗七星一颗一颗仔细地照耀着我,我以感动的心情接纳我一生中从未如此澄澈过的夜。我的心,和整个黑夜一样透明,一样年轻。啊,暖和的嘉南平原,在星光的闪烁中,我终于忍不住选择最庸俗的字眼向你低声许诺:我爱你。
这时,你或已静静沉睡。在这样纷扰的时代,能够度过一个宁静的夜,就是一种幸福。我依稀辨识你解衣散发,让裸露的身躯舒放在黯淡的星光下。我虔诚地跪下来,犹如我年少时代跪向一颗升起的晨星。我答应你,回到你的怀抱之后,便不再离开你了。
向晚的瓦尔登湖
白杨与青松
静止的水,沉睡在林外;静止的风,屏息在林间。在秋的边缘,我造访了瓦尔登湖。这是生命中一个信约的湖,白杨与青松围绕着湖畔,迎接了疲惫的我。
在暮色里,白杨的枝干呈现一片明亮,不远处的青松则已转成墨绿。这一暗一明,以阴霾的云天为背景,看来像极一幅拙朴而陈旧的木刻画。初临这一场景色,使我感到怔忡犹疑。难道时光又流回到十九世纪?我是不是将走入另一个古典的世界?
瓦尔登湖于我是陌生的,但是在我内心却又觉得似曾相识。会不会是因为我读过梭罗的《湖滨散记》而使我如历其境?这是我不知道的。造访这个传说中的湖,与其说是来膜拜,倒不如说是充满了期许。
昨夜暴雨过境,湖边的泥土变得松软,路上还残留着几处积水。不知是夏季快要结束,还是雨水带来些许凉意,我的肌肤竟感到微寒。站在水边,张望着这一片当年梭罗张望过的湖面,我想我是选对了地方。
这次决心前来,为的是选择一片宁静的树林供我沉思——对这十年来的旅程作一次最深沉的沉思。我相信,十年,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在生命中可以算是一个完整的时期吧。我确实是需要选择一个地方,为自己做一次总的回顾。这十年来,自己的人生哲学、政治信仰、道德价值,以致对学问、事业、爱情、朋友、家庭的看法,不都是在风霜的旅途中缓慢而笃定地塑造出来的吗?生命并不能如四季分明地划成几个阶段。但是,选择离乡后的第十年来检讨自己,重整自己,时机应该是很成熟了吧?
瓦尔登湖恰好是一面平静的镜子,我选择它来俯照自己。我不能像季节那样,在一个确定的日子里宣告结束。我也不能像枫叶那样,在适当的时候转红,然后一夜之间全部凋尽。我的前来,并不想结束什么。不过,我肯定地告诉自己,我要开始一个新的时期。
木刻画一般的白杨与青松,在暮色里看来是如此凄美。十九世纪的梭罗,就是在林下对生命形成了最为彻底的观点。在他的书中,处处可见树木的影子。但是,他并不是见树不见林。他以隐士的生活方式从事入世的劳动,为脆弱的生命完成一场动人的辩护。我想,这一片湖水,这一块树林,对二十世纪的我也具有多重的启发吧。
梭罗的故居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是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松树下的木厝这样记述着。这句话也写在《湖滨散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行。
木厝的旁边,就是梭罗的木屋。但是,早就没有木屋的踪迹了。剩下来的,是后人依照考证而为他重竖的数根短矮的水泥柱,表明那就是梭罗的故居。木牌前,是一堆栈高的乱石,那是前来凭吊的旅人在林中捡拾的,表示对梭罗的木屋的一点遗憾吧。百年后,仍然有那么多人追念他、尊敬他,这一切并不能摒除他生前的寂寞。
梭罗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他的绝对已经到了没有留下任何爱情记录的地步。他说:“我爱寂寞。我没有碰到过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我们身处人群之中,大概比我们独处室内格外来得寂寞。”一八四五年三月,他向友人借了一把斧头,先到林中砍伐一些粗大的松树,赶在秋天之前构筑了一幢适合独居的木屋,这里有简单的厨房,屋外也有一个六尺见方的地窖供储存食物之用。可以想像,他完成这幢小屋时,内心一定充满了喜悦。他适时迎接了一个多彩多姿的秋天,而且也凭借着这个屋子,抵挡了一个辛苦的冬天。
他选择这块坡地定居是好的,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湖面。我假想他曾经倚在我正依靠的松树,倾听猫头鹰、野雁、松鼠,以至蛙声。我来时,一切都归于宁静,静得一如暮色之掩来。但是,我知道梭罗并不寂寞,在他的书中就可听见不同的兽声、禽声与鱼声。他拒绝纳税,辛勤耕作,又不忘努力读书,任时间的长河在林外一泻千里,他那与大自然为伍的境界,对我来说是相当遥远的了。
梭罗在瓦尔登湖住了两年多,然后就突然挥别,再也没有回来定居。离开湖后七年,终于写出了《湖滨散记》,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前后,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经典著作,如霍桑的《红字》,麦尔维尔的《白鲸》,惠特曼的《草叶集》,都在这期间问世。梭罗在生前并不曾预知,他书中传达的浓厚个人主义的思想,会对后世的文坛、艺坛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他蔑视富有与享受,尊崇刻苦与劳动。在内战以前的美国新英格兰社会,这种信仰毋宁是怪诞的、特异的。
梭罗离开以后,瓦尔登湖却不再寂寞了。来此朝圣瞻仰的香客,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多。对个人主义者的梭罗,这岂非是一种亵渎,一种讽刺?很不幸的是,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这一个湖是属于梭罗的,没有人能够像他用掉两年的时光来了解它,更没有人能够像他动用那么多文字来描写它。我只是觉得,要认识湖的性格,最方便而可靠的,那就是直接去读梭罗。任何人要超越梭罗而去拥有这一个湖,都是徒然的。
江湖夜雨十年灯
而我终于还是来了,赶在秋天降临之前。湖面袭来的水气,穿过单薄的衣衫,凉透了我的躯干。我惊觉到,附近的枫树已有两三片叶子开始染红,橡树也是,已有一些呈现变黄的叶子。这使我想起梭罗的句子:“啊,它们的颜色诉说了许多故事。”
我发现,其实湖边四周具备了各式各样的颜色。邀我前来的友人,就曾经给了我一封夏天的信笺说:“湖畔的白杨,衬托出池边枯木丛泛着的紫色光彩,在艳阳照映下,突出于墨绿的背景,那种对比,总是令我心悸。”我想我错过了许多令人震颤的色彩吧,因为我到达时,已是夏天尾声的黄昏。每种颜色背后都暗藏了一则故事,这是我深信的。即使是一朵小小的丁香,恐怕也曾经吸引过一双情人的手吧。至于那撒得满地的松针,以及那即将飘远的叶子,可能也暗示了一些流浪的、挫伤的故事。
而我呢?我的颜色应该是属于蒲公英,或者是风信子。我的故事的结局就叫做失踪。不是吗?多年来,许多人都在探听我的下落,而一些零落的流言也在追寻我的足迹。这样长的时间里,我竟能保持出奇的沉默,到现在我仍对自己深深感到纳罕。
梭罗当年宣告失踪时,曾说是要选择自己喜欢过的生活,结果他幸运地找到了这一片与世无争的湖水。但是我并没有找到供我开垦落户的土地。其实,我也知道自己还没有到达与世无争的年龄,而且这样一个时代,也不容许我隐居,独享寂寞。我只是在找一条恰当的道路,选一个恰当的时机返乡。
然而,一回首就是十年。水中倒影的我,竟是谣传中失踪的人物。我想拨开水面看清自己,换来的却是一场幻灭。这些年来,我的思考不都是充满了幻灭吗?不过,对我来说,幻灭与复苏是一对孪生胎,我分辨不出它们有什么不同。在与家乡断绝音信的日子里,我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仍辛勤做思考的体操。我在内心寻到一块平静却又关切的角落,从那里我开始我的望乡历程。我越来越觉得,幻灭是一种崩坏的过程,但也是一种再造。十年的时光,足以拆毁我的少年,也足够重建我的壮年。我的望乡,是因为我不甘心在陌生的土地生根,而我的失踪,却是因为我难以回归生根的土地。这是种幻灭,也是一种觉醒。
夏天的风、秋天的雨
我把瓦尔登湖当作新生命的一个起点。选择它,是因为我要学习梭罗的反叛与傲岸。而更重要的是,这是我感情得到解放的一个地方。在我到达湖畔之后,我已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心室闸门的张开,如松针之落地,雨水之入湖,那般无惧而果敢。
好像听见湖水在林外呼唤,又好像松树在对我低语:来吧,请来寻找我,就在水的尽头。其实,我只在水边找到自己的影子,当暮色急躁地围拢时。
天边传来沉闷的雷声,似乎在预告夏天的最后一场雨水吧。我必须在下雨之前赶回湖边的旅店,四周的林木看来是如此行色匆匆,它们大概也感觉出季节交替之不可抵挡吧。我向瓦尔登湖挥别时,内心暗自决定,要把过去十年加诸身上的锁链解除,我要迎接生命中的新季节,纵然秋天就要来临了。
当晚,我在旅社孤灯下听了一夜的雨声,使我怦然想起岛上的雨,终于忍不住为我心中的土地写下一首诗的前两节:
双手捧着火焰走向你
在白露初降的秋天
你若站在林外看我
摇曳的灯芯明灭
岂非像极我满怀希望的投射?
投射在枝干错落的小路
那时你就前来牵引
在我行将熄灭而又燃起的刹那
我便为你写一首冬日之歌
以我烫热的手掌
并那无惧的喉音
唱出你我巨大的岛屿之梦……
离开了瓦尔登湖,我收到友人来信说:你走后,秋天就来了。我知道,我告别的,是静止的风,静止的水。
彩色玻璃窗
自从在歌特式的建筑里发现一个图书馆之后,我便常常怀着膜拜的心情前往朝圣。所谓朝圣,其实是去探索藏书。那座建筑坐落在宽敞的褐砖广场东侧,远远望去,犹似一座巍然矗立的欧洲中世纪寺院。如果从第十五街的正门走进,必须先踏上叠叠升高的阶梯,紧接着就可看到教堂般的绿色屋顶出现在阶梯顶端。然后是已呈灰色的古典结构,辉煌而华丽地展现在眼前。
已数不清楚有几次从正门走进去,只为了瞻仰这座建筑的堂皇壮伟。穿入巨大的门之后,迎来一个静谧的大厅,厅旁两方各有弧状的楼梯通往二楼。在这座称为苏萨洛图书馆(SUZZALO LIBRARY)的二楼,拥有丰富的、来自远东的藏书。它其实是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一部分,由于东亚馆本身已无法容纳更多书籍,所以移置过剩的书籍于此。在幽暗的空间里,我发现无数从未阅读过的书籍。我内心不禁暗忖,如果这些图书都搬回台湾的话,岂非全馆都是禁书?
把这座图书馆视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实并不为过。就在这个地方,我讶然醒悟自己被蒙蔽过。从前研究的中国近代史或俄国史,几乎都是白念了。我的历史观点,不再停留于史料的搜集与钻研。对于史实的认识,也不再只是服膺于国民党式的叙述。至少,对于列宁与毛泽东,我已有全然不同的看法。我开始对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列宁与毛泽东的革命成功,理由何在?列宁决定采取打内战的方式取得政权,对毛泽东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能够在内心自我审问这些问题时,我的思考已经在酝酿一场风暴了。
我尽量借阅那些在台湾被列为“匪书”或“禁书”的报刊杂志,这种做法无非是为了拆除深植在内心的枷锁与束缚。以着极其专注的心情,我阅读着来自北京的《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透过这些资讯,我偷偷窥探“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实相。无可否认的,这些信息是协助我的思想开始“左倾”的重要理由。我渐渐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憧憬,而且也暗暗对毛泽东有某种神秘的偶像崇拜。
这自然是非常反讽的事。“文化大革命”在大陆进行得天翻地覆之际,我在远隔一个海洋的异域,也正进行着思想改造。问题是“文革”使中国人民丧失了理性与生命,丧失了一个必须以长久时光才能恢复的人性。我个人对“文革”的向往,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脾性的作祟而已。在那座庄严肃穆的古典建筑里,我总是不期然凝视着彩色的玻璃窗口。那样艳丽的图案,很难使人辨识楼外的阴晴。彩色玻璃穿透过来的光线,使人目迷晕眩。我的思考方式也跟着目迷晕眩,那是最初抵达美国时的心境。我全然失落了。
鹭鸶的国境
驱车穿越苗栗的田间公路时,惊见一只鹭鸶悠悠飞起。我不得不缓停车子在路边,注视那稀有禽鸟的盘旋。我甚至也熄掉引擎,只因为我被眼前的景色震慑。车窗外的白鸟,展翅的姿势何其优游自在,飞翔的速度何其从容不迫。仿佛是电影镜头里的慢动作,那白色的鹭鸶在绿色的水田逡巡低飞。凡是它飞过的地方,都属于安详宁静的国度。最后它选择停驻在远处的田埂,背景正好是一幢古老的农村四合院。
白色的鹭鸶,似乎在引导我恢复久已遗忘的记忆。由于发现它的存在,我才知道自己失去了许多。葱郁的竹林,谦逊的农舍,写意的流水,无私的稻田,一时之间都回到我的眼前。鹭鸶的白翼,竟能负载这样宽幅的风景,竟能唤起如此失落的时光,我自己也感到颇为讶异。它站在那里,旁若无人,睥睨四顾,理所当然把这块土地当做它的领土。那样孤高的站姿,几许鄙夷,几许傲慢,使人毫无缘由地在内心生起了自卑。
多年来,我不断在追逐自己的理想,在旅途上不停奔波。现在闯入鹭鸶的国境,我一时竟不知所措。在长年的追逐过程中,我放弃了最初的依靠。同样的景色,不也存在过我的年轻时光中?那时坐在自己家乡的山头,俯望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我接受过山河的祝福,稻穗的颂赞,让我的人格成为芬芳泥土的延续。然后,怀着一份过人的勇气离开家乡,我开始构思人生的理想。所谓理想,岂非都是一些假想?如果不能与自己的土地衔接,如果不能挽救正在损坏的家乡,则理想的追逐不仅是虚幻,而且也是逃避。
鹭鸶再次展翅飞起,在四合院前面低空回旋。它左顾右盼,缓缓控制着速度。暮霭逐渐下降,它的羽毛反而显得更为洁白明亮。然后,绕了两圈,它又回到了原点停驻。我爱极了以这样的角度观察它,因为我也可同时端详那安逸的农庄。色调灰暗的瓦片,配合着淡了的白墙,恰好可以与屋前的绿色水田构成鲜明的对比。这种颜色,毫不矫情,坦然面对广阔的天地。无悔无罪的风景,对照了我卑微的内心风景。都市里浮华的颜色,仍暗藏在我心旁一角,果然禁不起乡间水田的素朴检验。
偶然路过苗栗,这片我不曾给予丝毫关注的县境,让我再一次穿越失去的时光。在不知名的四合院之前,鹭鸶成为我全新的隐喻。回到台湾,我以为已经了解台湾。那样多的未知,其实我未曾探访。出现在眼前的农庄,矮檐长墙,白屋绿荫,掩藏着我的旧梦。逝去的,并不等于全然消失,我应该可以给予新的诠释与定义。在苗栗平凡的乡间,我找到了一个旧梦。追寻理想,不必然要放弃旧梦。白色的鹭鸶,在暮霭深处款款呼唤着。
雾社苦雨
大雨滂沱的山谷,烟雾弥漫的重岭,深深锁住了一个神秘的部落。在诗中寻访千百次的雾社,这次呈现在眼前时,部落的形象已是濡湿一片。看不清楚的高高低低的楼房,稍具庸俗化的商业招牌,不能不使人产生错觉,这仿佛不是传说中的部落。曾经在历史照片中看到的平房木屋,显然已消失在沉沦的时间深处。俯瞰着宁静的碧湖,雾社至少还维持一份罕有的孤傲。
惨烈的雨,似乎在洗涤我的错觉。早年读雾社事件的史实时,是在台湾千里之外的异乡。捧读台湾新文学奠基者赖和所写的《南国哀歌》,几乎可以感受到历史涌动的力量。他的长诗,歌颂的是雾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在一九三〇年的抗暴过程中,达百分之五十六的原住民遭到杀害。日本警察动用飞机大炮封锁了整个山城,他们甚至还投掷了瓦斯炸弹,进行灭种的屠杀。我对殖民地历史的理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硝烟与鲜血,填满了我空白的记忆。
雾社,是我追寻台湾史的一个象征。在我开授的“台湾文学史”课程里,每当讨论三〇年代的文学时,赖和的诗是必读的作品。我以解构主义的方式,重新误读诗中的精神。我认为他的诗题《哀歌》,既非悼诗,也非挽歌,而是一首生生不息的颂赞之歌。我在新文学的传统中,很少看到诗人是以“死亡”破题,最后却又以“战斗”结束。读那样的诗,我不断揣摩赖和的心情,但是启发我更大想像的,却是雾社的抵抗精神。重复误读的结果,在我内心好像有一座神殿渐渐造砌而成。神殿对我的呼唤,沉淀成为紧张的渴望。
以着崇敬神的心情到雾社朝拜,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事。只是我从未预料暴雨追随而行,一路护送我到达了谜样的部落。撑伞站在雨中,眺望远近的山岭,我发现那无可抵挡的气势,其实只不过是在凸显雾社的宁静。位在部落下方的碧湖,沉默如一面镜子,那是一方冰凉透明的镜子。喧哗的历史,翻滚的红尘,来到湖前都戛然而止。倘若揽镜自照,究竟是可以探照我曾经漂泊过的心灵,还是可以发现历史的秘密?
经过二十余年的历史追寻,也是一段长程的自我追寻。生命的兴亡盛衰,犹如草木之荣枯。但是,由于有历史的诠释,生命的生存才能获得确切的意义。从异乡到故土的回归,我有过失魂落魄的旅程。文学史的研究,不仅让我找到主体的定位,也让我把握了生命的方向。这一切,都可追溯到当年初遇赖和作品时带来的契机,以及诗中所酿造的雾社部落原型。
苦雨落在雾社,欢喜降临我心。我在伞下细数山岭的多重与雨丝的万千,确知碧湖是我的心情,起伏的山势是我的意志。在风大雨大的雾社,有细微的音乐流淌在我的肢体。我知道那不是哀歌,而是颂赞,仔细抚慰我曾有过的每一道伤口。传说中的部落,神殿般俯临我欢喜的心。
涩味灯光
涩味,停留在舌头尖端,停留在神经末梢。涩,既不是苦,也不是甜,而是一种粗砺、干燥、发麻的感觉。那是官能的,也是心理状态的。喝不加细糖的咖啡,饮不加冰块的红酒,最后总会留下一丝定义不明的涩味,在口中袅绕回旋,若隐若现。仅凭那一股涩,体内仿佛装置了一层过滤网,把多余的情绪筛掉,让过剩的思绪沉淀,为四肢百骸保存了最纯粹的感觉。是怎样的感觉?譬如说,寂寞,或者孤独。
何时开始学习以一个人的情感来克服寂寞,似乎已邈不可考。只记得还在不能回乡的日子里,常常单独驱车到北美的海岸。冬天的太平洋,波涛翻滚,巨浪滔天,发出隆隆的吟啸,自地平线彼端推涌而来。坐在车内,眺望覆天蔽地的水气,其实只是想穿透时空,能够窥探台湾的方向。朝着海洋的空旷停车场,只剩下我努力撑住整幕凄清的景观,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悲从中来”的滋味。望着海洋,也望着一无所有。载着满车的寂寞,折往回家路上的一家街角咖啡室。
品尝咖啡的习惯,大约就在那段时期渐渐培养起来。起初都酷嗜把糖与奶精大量加入杯中,喝起来分不清是饮牛奶或喝糖水,咖啡的味道被冲得非常淡薄。日久之后,才慢慢减轻糖与奶精的分量,杯中在有无之间浮升炭焦的气味。能够嗅闻到那股气味时,我好像找到进入咖啡的境界。又过了一段时期,终止放糖,仅仅注入奶精之后,竟然发现咖啡的苦是如此经得起反刍。终于决定放弃奶精时,我已在海外流浪将近十年的时光。那时,已经懂得如何自己去处理寂寞的袭来。把那股莫名的情绪揽在怀里,然后一寸一寸将之支解消化,随着一杯苦涩的咖啡。
第一次独自对影啜饮红色葡萄酒,应该是跨入中年以后的事。寂寞仍然如暗疾一般,定期发作,无可收拾。是怎样的念头注意到酒瓶的存在,记忆已成恍惚。但是,在夜读之际,一杯红酒在手,可以让潜藏体内的寂寞缓缓散发出来。这样的发现,是很奇异的经验。红酒如血,倾注喉底,煽起复杂的情绪,仿佛是压抑不住的烘炉。这时停留在舌尖的涩味,开始过滤飘升自胸口的浮动情感。那份情感的成分,寂寞居多。红酒在口内铺设粗糙、发麻的感觉,在无形之中阻止情绪的泛滥,成功地完成了一场淡化寂寞的仪式。
毫无缘由的寂寞,默默追随我回到台湾。在深夜,车过大肚山的岭顶,立即迎来沙鹿海岸的灯光。白色水银灯,晶莹剔透,犹如陈列一排排闪亮的酒杯。每一个杯底,盛满了自伤自怜的情绪,简直不知如何排遣。总是不敢多作停留,我呼啸而过,赶回自己的读书室,自我酌饮,自我咀嚼,让天地般宽阔的苦涩,沉沉降落在体内的深处。
昨夜站在东海古堡的顶端,俯望台中盆地的夜灯。涩味的寂寞再次涌动于灯光的杯觥之间。凉风穿过衣袖,渗入肌肤,我容许自己也幻化成玻璃酒杯。暗色的夜,倾注红酒于我的舌尖,我的喉底,我的胸口。刻意不想逃避那样巨大的寂寞,我的灵魂躺在大肚山的怀里,任其支解消化。
隐喻的枫
满山的青色枫树与槭树,散布在日本本州中部的飞□高原。恣意生长的植物,从山谷、溪边到坡地、峰顶,以着深情款款的姿态迎风漫舞。北国的枫,树叶细小,枝干瘦长,酷嗜密集跟随起伏的山脉长程奔驰。我从东京旅行到京都,一路追踪这充满想像的绿树,不得不承认这片土地是枫叶的王国。我与朋友到达飞□山脉的西穗高岳时,更可望见枫树与槭树一泻千里占领了四面八方的岭峰。我似乎可以想像,当秋天从亚细亚大陆渡过日本海时,使这个岛国山河变色的,将是这些生命力旺盛的枫与槭。
飞□山脉位在关西通往关东的道路上,自古以来就牢牢锁住了日本人所向往的江户之梦。传说中有不计其数北上求生的女工,绝命于高原的风雪之中。许多离乡背井的素朴农民,常常抱着征服飞□山岳的企图。只要能跨过这高耸的领土,生命从此就会变成两样。日本友人邀请我去探访海拔两千公尺以上的新穗高,并不存有丝毫征服之心,而是去眺望远方的秋天是如何到来。
在异乡的旅行,于我已是习惯的事。在陌生土地上的寂寞之旅,仿佛是为自己的生命地图画下全新的领域。北国日本的探索,这并非是第一次。不过,这次是最久的,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注意到枫叶的存在,始于东京的上野公园。园内的银杏、松树、杨树特别茂盛,在鸽子广场的角落,我发现一株瘦弱的日本枫。那株枫的叶面非常纤细,标本似的守在高大树木的阴影下。注意它,可能是由于楚楚动人的枝叶吧。后来我的朋友说,这种枫在日本到处都是。果然是对的,从东京经神奈川,过了静冈、爱知、名古屋,直奔到古城京都,一路都有枫树如影随形陪伴着。
我偏爱枫树,大约不是因为它的造型,而是我认为它是最敏感的植物。如果要知道季节的变化,枫树是最先知道的。观察叶面的尖端部位,若是稍稍变褐或变黄,就可确定北半球的太阳已有倾斜之势。我偏爱枫树,也不仅仅是由于它最敏感,而是在我不停旅行的途中,总是会遇见身段不同的枫。跨越不同的国度,我常常发现枫树的千变万化。同样是位在北国的土地,北美的枫就显得特别巨大。对照之下,日本枫看来是如此惹人怜爱。在所有的植物里,我对枫情有独钟,可能是它暗藏了感动的力量,也可能是它暗喻了我无止尽的旅途。
离开东京时,我把一片小小的枫叶夹在日记里。它既是见证,也是隐喻,我又回到当年阅读日本文学时的心情。已经遗忘的青年时期的感情,应该是清洁、纯粹、透明的。重新阅读芥川龙之介以降的一些短篇小说,我复杂的生命经验恍惚间得到了一种过滤。我已经认定自己不可能再回到那个世界,迈向晚期中年的岁月之际,显然与纯情的年少世界是彻底割裂的了。再次接触日本文学的气氛时,我隐约遥见远在嘉南平原的青年梦幻。我沉溺在容易破碎的梦里,那是青少年岁月常有的错觉。如今,以为是死去的梦,不期然在关东平原又再次燃起。
日本的枫叶,看到我逐渐老去的体内,忽然诞生了梦幻般的青春灵魂。那既然曾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又何必要求自己与它割舍决裂?我想可以跟枫叶那样,对季节、对气温都保持高度的敏感。我不至于矫情地以为所有的青春都全然复活,但至少一息尚存的丰富想像与感觉,我宁可任其保有生机。我与日本友人乘坐缆车朝向西穗高岳攀登,在山腰的地方,赫然发现几株已经转红的枫树。我的心情不知不觉沸腾起来。季节已经开始变化,啊,我也是今年初秋的第一片红叶。
时间长巷
微雨的城市,起风的寒夜,湿凉的小巷,仿佛携我走入初恋时期的岁月。回到这座城市,绝对不是为了寻回早已失去的恋爱滋味。只是濡湿的巷道,反射疏落黯淡的灯光,隐隐散发出一股无可抗拒的吸引力,诱我落入错觉的年代。如果时光隧道就是这条长巷,那应该是短短的十分钟,还是悠悠如一生。仅仅为了避开拥挤的晚餐小馆,我竟有了一次偶然的散步。雨丝瘦得听不见任何声音,小巷细得看不见尽头。不明的巷路,引领我走向不明的时空,使人不能不怀疑,在另一端的巷口,会不会有我埋葬的记忆在召唤。说不出是欢喜还是哀愁,迎着错落杂沓的人影,真像回到了失而复得的从前。
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光影交叠的雨巷,只容许朝有灯光的地方前行。遗忘的,逝去的,最后都注定留在黑暗里。无论如何回首,都属枉然。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巷子里的一家咖啡室,玻璃窗内坐着一对轻轻啜饮的情人。隔窗观望,犹似探视我的前生,恁般遥远,又何等贴近。窗内的容颜看来特别模糊,那是我与我的情人永恒地坐在那里吗?仔细去辨识时,竟发觉室内灯光倾泻出来的些许温暖,湿了满地,碎裂了满地。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咖啡室内墙角另一张空荡的木桌,两只寂寞的椅子也陪伴着空空张望。那或许是缺席的我,或许是一场未遂的约会,或许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许诺。残酷的青春,惨烈的爱欲,有多少都幻化成那空虚桌椅的忧郁?
不忍再追问时间是什么,时间早已把一位纯情的、羞涩的处男,伤害成霜痕斑斑的中年男人。回到这座城市时,我经历了一场前世今生的蜕变。衣袖里暗藏的是一颗陌生的灵魂,怔忡在曲折的、冷了的雨巷。同样是灯光明灭的小巷,同样是在肌肤上轻敷一层细雨的夜晚,为什么这座城市待我如此苍凉?巷外的市声喧哗,远处的霓虹辉煌,我的血管竟有着山谷般的回声,充塞着的尽是昔日的呼喊。交织的记忆,一时使我错乱得分不清身在何处。六〇年代的台北,七〇年代的西雅图,八〇年代的洛杉矶,九〇年代的圣荷西,我是星际旅客,流亡在每一座没有归宿的城市。
逝者未逝,活着的是那一息尚存的记忆。这条长巷想必也衔接着我在西雅图走过的夜晚。易伤,脆弱,战栗,是那时候初临异国的心情。彷徨走在偶尔有醉汉错身而过的暗巷,我不免是怀着恚恨。满城的灯光都倾泻在漆黑而宽阔的海湾,我无端恨起家国,恨起身世,恨起放逐的、垂危的岁月。一排排垂直耸立的高楼窗灯,都是只只凝注的、监视的眼睛。即使走在巷里最幽暗的角落,也隐藏不住倾斜而不安的心。荒凉的日子,空旷的夜晚,让我不断反刍什么叫做流浪。我是一只离群的失落的雁,来路已断,归途未卜,满怀的疑问远远多过答案。其中悠然升起的一个问号是:时间是什么?
那是我一生中最为苍老的阶段。才跨过三十岁,就告别青春,陷入垂老。那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只因为发现“国家”的欺罔与知识的虚妄,从此我割裂了年少时期的梦幻,也切断了许多绯红的欲望。在数不清的北国夜晚,驱车穿越华盛顿湖的浮桥,逆风迎接霜咬般的冷雨。乘着风的速度,我不停追问家国的命运,追问半生的历史。这些问题犹似沉重的枷锁,无容辩驳地勒住我的心坎,逼我早熟,逼我早衰。从青春的年华,我被驱逐出境,被驱逐到一个我从未熟悉的苍老世界。夜晚里驶过苍茫的华盛顿湖,几乎就像疾驰在黑暗的时光隧道,加速催我闯进陌生的年龄与心境。从此是一排长长的禁锢时光在等待,在自囚的日子里割开怀旧的情绪,切断温情的、伪善的知识。残酷的青春,惨烈的爱欲,也一并受到葬送。
走在台北的长巷,触抚得到的怀里这颗陌生灵魂,不就是在无数的西雅图夜晚铸造而成的?时间的速度是瞬息的,时间的力量是粗暴的。我回到这座城市时,所有的街道都被改造得无可理喻。垂直耸立的高楼窗灯,只只都是凝注的、监视的眼睛,竟然与西雅图夜晚的神色何其相似,竟然使我感到陌生得兴起一股战栗。
仅仅是十分钟的散步,我仿佛从头走过了半生。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杯法国花茶的幽香,似有似无,凝固在咖啡室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单身女郎的纤手,在室内灯光下抚弄从花茶里捞起的玫瑰,小心翼翼剥开每一片花瓣。摊放在木桌上的玫瑰,是干燥过的,也是浸泡过的;像是盛开,也像是凋萎,谁也无法诠释。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咖啡室内溢满的跳跃音符。看不见的音乐,喧嚣敲击着心房,也宁静叩问每一扇心扉。流泻到室外的音乐,仿佛来自少年时期,又仿佛来自隔着海洋的西雅图。同样是肌肤上轻敷一层冷雨,同样是颈项后拂过一阵寒风,今晚的音乐待我何其苍凉。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引领我走回晚餐小馆的长巷,从巷口到另一个尽头,只容许前行。再回首时,身后留下一片漆黑。
回到晚餐的小馆,我再次回到了城市。满室亮丽的灯光,祛除了魅惑的情绪,我仿佛才结束一场海上的流亡。盆地的夜晚,窗外的小雨,携我走回自己的年华与时代。只是衣袖里藏匿的那颗陌生灵魂,仍然暗自悸动。我假装翻阅一册印象派作品的画册;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沉溺在莫内的色彩:绚丽的金黄、沉郁的锈绿、诡谲的青蓝。我假装凝视一幅题为《傍晚印象》的作品,并且细读旁边的说明文字:“此幅画作只采用几种单纯的色块晕染,却将黑夜降临塞纳河前,最后数分钟寂静的光线,成功地攫取在画布上。”陌生的、悸动的魂魄,终于也沉淀下来,与我一起在晚餐小馆捕捉印象派作品的光与影。
寂静的光线,成功留住了一次意外的散步。时光的消逝,记忆的复活,竟然使那条雨巷变得多么可以纪念。离开那晚餐小馆时,细雨依旧下得如泣如诉。不知道走过雨巷的行人抱持如何的心情,不过,我已决定给予一个自私命名,叫做时间长巷。
雾是我的女儿
雾是我的女儿,徘徊在窗外,在街口,在路灯下。雾是我的女儿,深邃、神秘而难解。不知道这场雾游荡有多久,弥漫有多远,我只知道在雾里深处的什么地方,一定有我女儿的踪迹。中年心情的父亲如我,坐在客厅等候女儿的夜归。门外一片寂静,雾来过又走了,只是女儿的脚步声依旧杳然。总以为年近半百,情感已经不再敏锐,至少是迟钝得不会再有强烈的喜与忧。只因为她逾时未归,我竟忐忑不安,仿佛错过了一场许诺已久的信约。
满窗的雾,覆盖着满屋的期待。她只是去赴男友的约会,我却好像与她有了一次久别。我是不是应该到雾里去寻她?是不是需要驱车去接她?犹疑不决的问题,雾般缠绕着我的思考。欲言又止的情绪,使我跌回又像初恋又像失恋的幻境中。女儿大约是不会理解的,她的父亲可能没有找到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关切,但内心里却以着恋爱中男人的特殊情感珍惜她。
她不是全世界最美的少女,但在我的眼中,她绝对是动人的。披着长发从楼上静静走下来,为的是怕惊扰了我的读书。她走到钢琴架前,无声坐下,然后细致敲出那首水边的音乐。在音符飘扬的时刻,我会情不自禁闭眼聆听。女儿与我之间很少有促膝对话的时候,只有在她挥手扬琴的姿势里,似乎可以感受到两人之间的交语。往往是在午后,夕阳斜照,我与她各据屋子的一角。起居室传来的琴声,流向我的读书室。我微仰靠在椅背,让眼睛轻阖,抑扬顿挫的音乐回响在四壁的书架。隐约间,一双小手在梳拢我散开的头发,轻柔细数每根发的沧桑。我错觉地以为有流水或微风拂过耳际,直到琴声戛然而止时,才怵然觉察女儿已经与我有了一次小小的低语。
什么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女儿变得沉默?什么时候开始,才知道我与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话?强烈感受这些问题存在时,她已然是一位披着长发、楚楚动人的少女了。望着她弹琴的背影,我痛悔有多少美好的时光已经轻掷。在流逝的漫长岁月里,我一定失落了什么,否则,绝对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她的成长。她不仅褪尽了童稚的容颜,而且也营造了一个不容我闯进的内心世界。楼梯传来她的脚步,我抬头望她,赫然看到一位身材纤细、胸部微耸的女性走下来。揉着眼睛,我告诉自己,是女儿没有错,但何时变成如此模样?
就在三年前,妻神秘而仓皇地告诉我,女儿的月事来了。我一时还不能意会那代表什么意义。还记得几天前,她与朋友在后院爬树。就在那株枫树下,她弯腰拣拾一片早红的落枫。阳光穿过枝丫,投射在她发亮的脸庞。她问我要不要把这片叶子夹在书里?然后就放在我摊开的书页上。我还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无尽止延续下去,我还以为只要从窗口望出,她就在草地上奔跑。有了月事以后的女儿,似乎与从前的她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埋首在我的现实政治与文学世界里,确信阳光继续普照,在草地,在枫树,在她发亮的肌肤上。
想必是在我构思一篇文章,在我冥想一段政治评论的时候,女儿趁机长大的。那总是发生在我看不到她的时光里。她在我的世界,在我的时间突然失踪。想必是在我远行的时刻,在我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她决心向童年告别。有了月事的孩子,距离成人应该还很遥远吧,我抱持这样的念头,在陌生的城市旅行之际。每当回到家,门开处一定站着一位盛开着微笑的女儿,张开双手,向我迎来。她是我的依靠,是我挥别恋爱时期之后的假想恋爱的对象。我拥着她,摩挲她的小手,告诉我有多么想念她。时间总是在那样的时刻凝固,记忆也是,信心也是。
我是那种具有父权的男人吗?这是我不知道的。我常常向她提醒,不要把我当做严肃的父亲,而是一位可以对谈的朋友。她的功课做坏了,与朋友吵嘴了,做错事情了,我都乐于平静地坐下来与她讨论。我容许各种话题可以交谈,毫无禁忌。我仍清楚记得这样一次对话,在我重病躺在床上时。“你会死掉吗?”她以着清脆的英语忧心问我。我说:“大概是吧。”她好奇追问:“如果你死了,愿意选择葬在山上或坟场?”我从未遭遇过这样的问题,一时之间只好回答:“最好是在山上。”这时她的表情似乎有了些恐惧,但却又忍不住提出她最关心的问题:“你会变成骷髅吗?”从来没有人是如此慰问病人的,我还是诚实回答:“是的。”她听了后,脸色微变,然后立刻放弃慰问,退出房门。
充满想像的女儿,喜欢问一些猝不及防的问题。那种高度浪漫的性格,想必遗传自我。我深深相信,两人对话的空间何等广阔。在冬夜里,我在炉里升火,就知道她会自动伏卧在炉前,借着火光读书。那种温暖,无需依赖任何言语,也不是来自燃烧的木头,而是存在于她与我的透明心灵之间。她喜欢与父亲一起享受着炉火,谈一些无谓的话题。她依旧是那位眨着梦幻眼睛的小孩。在摇曳的火红中,我斜睨她的卧姿。那种无邪的神情,谁也不能确信她即将是一位少女。
我决定返回台湾时,知道女儿是不可能与我同行的。在异域诞生的她,早已习惯了英文的思考与阅读。自她出生以来,我就已投入长途漂泊的岁月。由于政治的理由,我度过一段漫长的放逐生涯。从西雅图移住洛杉矶,又从洛城搬到圣荷西,我未曾为她许诺一个稳定的家居。每当她熟识了一些朋友,又因为我的迁居而必须与她们告别。那样小小的心灵,早熟地尝到无数别离的滋味。作为思想犯的我,可以不必认同陌生的土地,可以不必把美国当做我的家。然而,我不能不为她思量。在那片土地上,她获得生命,竟由于她父亲的政治信仰而被迫过着流亡的日子。她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但至少有理由选择她想定居的地方。我知道她爱极了圣荷西谷地,那里阳光的金黄,树叶的翠绿,天空的碧蓝,已经化为她肌肤的颜色,也已成为她人格形塑的一部分。
我何忍分割她与她的土地。对于台湾的感情,于她是间接的。有关台湾的记忆与传统,都来自我的转述。她爱台湾,只因为她爱父亲。但是,在我必须回到台湾时,她终于还是选择了圣荷西。我是具有父权的男人吗?我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她身上,迫她与我返回台湾吗?返乡时机于我是成熟的时候,我变得何其残忍,毅然把家留置在异域,使她失去了一位父亲。
走在台湾的土壤上,我再次证明自己是属于这里的雨水,这里的气温,这里的风土人情。在微风吹送的夏天,在寒霜初降的冬天,我重温了岛上残存的旧梦。这里毕竟酿造过我年少时期的理想与爱情。然而,想起远隔重洋的家,以及那位在草地上翻滚的女孩,往往不期然会有刀割般的痛楚划过胸膛。在我失踪的那段空档,女儿想必是朝着她的世界奔驰了吧。她的内心,她的思想,如何发生剧烈变化,我是看不见的。每当与她重聚,我总会在她的身上、她的语言里,发现我非常不熟悉的部分。
面对我时,女儿沉默居多。沉默得像一个深锁的秘密。我只能踮着脚尖绕着秘密的四周探寻、观察,这样一位少女对我越来越成为一团谜。在她与我之间,是如何筑成一条宽长的鸿沟,已是无法追问的了。也许是有了情感的寄托,或是有了思考的出路,她似乎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与我对谈一些无谓的话题。
在困惑的时候,我不免有些狂想。倘然她也走在台北的街头,身着高中制服,肩背学校书包,随着人群穿越十字路口。倘然她也像台湾的新新人类,白天应付考试,晚上飙车飙舞,我会不会也恓恓惶惶担心她会出错?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她已学会如何为自己下判断、做决定,更学会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当她静静阅读一叠厚厚的小说时,我忍不住问她读什么,是言情小说吗?她说,不是的,是有关原始人类的虚构小说。她希望有一天变成一位古生物学家。什么是古生物学家?那是研究化石、恐龙的一种学者。她耐心为我解释。我缺席的时光里,她已发展出属于她个人的兴趣,而那样的品味,已不是我能理解的了。
那天我坐在客厅,她说要出门赴约。是男友的约会?她点头称是。十七岁的女儿,刻意为自己化妆。淡淡的胭脂,轻施唇上。魔幻写实的技巧,恐怕也比不上她的干脆利落。一转眼之间,她已变成一位陌生的少女。我是多么自私想留住她,多么想与她讨论有关古生物学的学问。我拼凑不出任何理由请她留在家里。门铃已响,她的男友已在等待。我只能看她开门,看她从容跨出门槛。门重新关上,我仿佛失去了一位女儿。
女儿是那窗外的雾,已是那一片我难以领会的雾。在雾里深处的什么地方,一定有她的踪迹。她要游荡多久,要徘徊多远,都是我的未知。我错过了这一生许诺的信约,失落了许多无可挽回的时光。雾涌大地,涌来我从未理解的秘密。中年心情的父亲如我,撑起满窗的等待,咀嚼满屋的寂寞。
远行的玫瑰
他的一生有过几次远行。只有这一次,他走了,不再回来。也只有这一次远行之后,他不再离开我们。他的精神,他的文学,完整且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他并非没有被遗忘过,曾经有过数十年,他与世界隔绝了。那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成熟的阶段,但那也是他最困顿最孤寂的时光。当我们记起他时,他已然接近晚年。生活了将近八十年的他,正好跨越了两个等长的艰苦的时代。然而,真正属于他的时代却从未到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最后一季,最后一天,他仍然在期望那样的日子。他的期望,不是坐待,而是追求。他的追求,终其一生。
自从第一次远行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退却过,那年他二十岁,果敢并充满野心。从殖民地台湾到达日本时,他就已经知道要选择怎样的道路。那并不是一次枉费的远行。在那里,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他见证了殖民地母国的资本家是如何欺侮社会的弱小者,也目睹了弱小者是如何结合起来反抗不公不义。同样在这一次远行时,他初次接触了社会主义,这使他成为日后台湾左翼政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理论中汲取了养分,而在行动中开花结果。回到台湾时,他二十二岁,时正一九二七年,台湾抗日运动发展到一个分合的路口。他并没有去寻找一份安身的职业;相反的,他解下了知识分子的书巾,毅然投入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的行列。
他的性格带着一种骄傲,这使得当年凌辱他的人,到后来都要感到自惭形秽。他的骄傲,并不是要荣养个人的尊敬;他总是忘记自己,而让骄傲的性格化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惟其维持这种高贵的气质,所以在他多次进出日本人的牢狱之后,仍然斗志昂扬,毫不灰心。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历史圆柱上,他为我们留下最好的台湾人形象的浮雕。
敏锐的思考,清晰的观察,是他的特征。当他和他的同志卷起风暴时,他反而是冷静的。保持冷静,是他再出发的动力。他也与他的同志决裂过,但是他的决裂并不浇熄希望,而是为了点燃更多的火花。在风声鹤唳的时代里,当政治运动变得零落不堪时,他选择了无声的文学道路。他在晚年时曾经如此回忆:“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年的抗日事件,自然对我的文学发生很大的影响。”
他并不是第一个以文学形式来表达政治信仰的人;在这块土地上,他却是惟一把文学运动和政治运动做最完美结合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是静态的。他身处那个时代所感受的社会活力,都饱满而充分凝聚在他的字里行间。因此,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他的文学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台湾。
我们难以发现他细致纤弱的感情。他呈献给我们岛屿的作品,毋宁是粗糙的、雄美的。他灵敏的耳朵,总是听见黑暗角落发出的疾苦的声音。他不必使用想像;如果在他创作生涯中有所谓灵感的话,那绝对是来自他的经验。他更不必使用装饰的语言;他的语言其实是民间的、群众的。他笃信文学应该根植于人民和土地,这说明了为什么每当他的作品问世时,便很迅速发生广泛的说服力。他从来也不必使用欺罔和诳骗的技巧,他一落笔,便是朴素和诚实。在半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捧读他的小说时,仍能准确感受他那时代的艰难与黯淡。
他没有表现细致的情,并不就等于他不了解爱。当他携着他的新娘去坐日本人的监牢时,就足够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如何悲壮的恋爱故事了。他的小说没有私情,有的只是拥抱台湾的高尚情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紧紧守着与他一起患难的妻子——一位背叛缠足的、肩负锄头的、沾满泥土的女性。他们可能并不熟悉海誓山盟的私语,他们的爱的语言,表现在受难时仰望铁窗的每一刻盼望,表现在劳动时淌在田野的每一滴汗水,表现在奔波时共同迎接的每一点星光。他们的爱,沉默不语,像两株伫立的玫瑰,仿佛各自迎风绽放,而他们的根须却在土壤底下盘错纠结在一起。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合理的回答。
在两个时代交错的岔路上,他对土地的爱又变成了新的罪。这一次,他开始了生命中最长久的远行。那时他正跨入盛年,但是展开在他面前的道路,竟是阴霾而曲折。在漫长的被遗忘的十二年中,他一无所获,惟一的收获,便是锻炼了更坚强的意志。他已经预见,他后半生面临的将是一个毫无许诺的时代。他也知道,没有人能够拯救他的土地,只有他和他的人民才是可以信赖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叹息,更不知道什么叫做畏惧。在新时代的旧监牢里,他仍然坚持文学的劳作。他以两倍心力写出了陌生的汉文,只为证明他对文学的力量仍具信心。在那些诚挚拙朴的文字中,他对酷嗜权力的腐朽人物,依旧保持嘲讽轻蔑的态度。他的体格瘦小,却有着巨人般的人格。所有的压迫者站在他面前,都一律变成侏儒。
他重见天日时,已近六十岁。结束这次远行,他更必须挺着腰杆走出高墙,因为在牢狱岁月中,他已知道岛屿变得更加倾斜,而历史也显得特别扭曲了。身为一个受害者,他把怜悯和伤感全然掷弃在阴湿的牢房里。他这样说过:“怜悯和伤感是肤浅的,不能把读者的感情变化为意志和行动。”说这话时,他已坐过了十三次牢,而这正是他所遵奉的文学信念,也是他的政治信念。很少有压迫者遇到像他这样傲慢的思想犯吧?在经过长达十余年的思想改造之后,他仍然坦白地向世界宣布自己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者”。他的宣称,岂非是对一切加诸于他身上的污辱做了有力的反击?他不懈地坚持自己所信仰的思想,就足够证明他和他的土地是牢牢粘在一起的。
他深知,公平和正义还未降临他缠绵苦恋的岛屿。所以,他决定荷锄上山,把最大的轻蔑给他背后的权力者。他为自己的农场取名“首阳”,稍有一些历史常识的权欲人物,看到这样的命名都应该觉得羞惭的吧。倘然他们站在首阳农场之前而不感到脸红,那如果不是无耻,便是无知。纵然他后来又为花园重新命名,但是他的首阳精神,已成了他生命的支柱。
这样一位骄傲的人格者,也有谦逊渺小的时候。从一朵茁壮的玫瑰,他虚心学习了坚忍不屈的精神。没有什么可以击败他,艰苦折磨的经验,使他在任何环境都能萌芽、生长、开花、结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诱惑他,在他看来,栽培一株花苗远比追求名利重要得多。对于占据要津的政客,他可能感到陌生,但是要他细数花园中所有的植物,他绝对能够叫出每一朵花每一株草的名字。他把腐朽与芬芳区别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通融。如果有人偶然看见他低头,那不是屈服,他其实是正在埋首为他的花园施肥。他用经营一篇文学作品的心情,去扶植一株玫瑰。但是,他挥汗翻土、辛勤浇水,并不是要去感动每一朵花,他只不过为了使自己的背脊挺得更直。他要让他的土地知道,一颗社会良心依旧充满了活力。
他身在山上,心存人间。在晨雾中,在暮霭里,都可看到他工作的身影。劳动,不停地劳动,成为他生命最后的据点。可是,他的眼睛始终注视世事的一切变化。他以一朵压不扁的玫瑰自喻,而且也终于获得年轻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他支持每一位追求公义的人,但他不以指导者自居,他参加他们。他跨过七十岁时,还蕴藏着年少时期的奋斗与愤怒。反抗的意志使他升华为这个时代的象征——一朵玫瑰,成了他的名字的隐喻。
然而,历史还是没有还他一个公道。直到不告而别的那天,他苦恋的岛屿仍然还是倾斜着,他没有看到它扶正过来。他可能觉得遗憾,但不必感到抱歉。这样庞大的工作,显然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对于这个人间,他完全没有一点亏欠。可是,这不能说已经银货两讫。他付出本分,还透支了精力,我们亏欠他太多了。他曾经被夺走的光阴,更不是我们能够补偿的。我们悲伤,因为他的离去将使这块土地寂寞了些。但我们也应感到侥幸,因为他留下来的工作,恰好是我们能够继续完成的。倘然有人退缩卸责,宣称难以继承这样的工作,那就不只是羞愧而已,简直是一种罪恶。
这一朵玫瑰,以盛放的姿态离去。那天他要远行,再次显露他豪放的性格,在清晨雾气中说走就走,丝毫不拖泥带水。他已习惯那混沌的雾,正如他熟悉那两个颠倒错乱的时代。他的去和来,将成为这块土地永远的传说。设若有人问起这朵花的来历,我们都知道他属于常绿灌木,学名叫杨逵。他选择出发的那天,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
风中音乐
到山下的小镇去喝咖啡,完全是出于偶然。小镇的街道非常狭窄,路旁的建筑则是新旧并陈,整个格局看来相当杂乱无章,镇内大约有三四家咖啡室,我走进其中的一间。选择这家,是因为里面的摆设与装饰都很简单,而且玻璃窗敞开,感觉很明亮。酷嗜啜饮咖啡,是我生活中仅有的享受。如果这项嗜好被剥夺的话,我的日子大概会变得乏善可陈。在醇香的氛围里,我惯于沉思,或者冷眼旁观,或者聆听音乐。喝过咖啡,我的精神为之刷新。
坐在小镇咖啡室的窗口,我浸淫于初秋的微风。这时有细微的音乐隐隐吹来,随着风的速度涌进室内。从哪里会有这样的音乐,清脆的钢琴键敲得起落有致。仔细辨认,是舒伯特的小夜曲。还以为这个局促的小镇贫乏无趣,风中音乐在街道流淌,使得凌乱无序的窄路突然理出了头绪。我忍不住问店中主人,音乐从哪里来的?他微笑说,从小学的扩音器传来的,他们正要开始午餐时间。然后他又说,每天都会放音乐,而且都是不同的曲子。
我不禁喜欢这个滨海小镇。秋阳下,音乐仿佛迷路了,到处叩问每一扇门窗。那飘扬的旋律,仿佛又是识途老马,熟悉地在每一巷道流动。我想镇里的居民已习惯这样的午间音乐,或许有些人与音乐一起作息也未可知。整个小镇坐落在风尾处,只要音乐扬起,所有的屋檐与窗户都同样领受迷人的旋律。我饮着咖啡,想像着学童在操场与教室的忙碌景象。他们可能不知道,那耳边风一般的音乐,已经溢出校园的围墙之外,正在洗涤不知是什么人的心灵。我坐在窗下,让音乐穿透筋骨。我是开放的山谷,容许风拂过,也容许钢琴敲打过。
与其说我喜欢上小镇,倒不如说我喜欢那种洗涤的感觉。每当有音乐袭来,无论那是摇滚、爵士或乡村歌曲,无论那是古典或现代,无论那是东洋流行歌或台湾民谣,我的耳朵很少抗拒。慵懒的萨克斯风,细腻的小提琴,流水般的钢琴,动人心弦的吉他,都在我的心房蜿蜒流窜过。倘然有什么能够携我度过难以自持的孤独时光,我别无选择,惟音乐而已。
我的整个七〇年代,既是穿越陌生城市的时期,也是让乡村歌曲携我流浪的时期。我总以为大学时代对乡村歌曲着迷的脾性,已经淡化了。然而,在北美洲长途驱车的经验,又迫使我收听乡村歌手的作品。沉迷在那种又是抒情又是抗议的歌声里,我常常错觉地以为回到台湾的雨季。鲍勃·迪伦的《风中吹送》,系住了我那年代许多青年人的情感。那时,台湾社会正在酝酿反美的风潮,至少对于美帝的批判声音,已经在部分作家的文字里浮现。不过,迪伦的到来,却有点吊诡。他的音乐其实是随着崇洋风气登陆台湾的,但是他的歌词精神则是反战的。对我个人而言,情绪上出现许多矛盾。我一方面不安地购买他的唱片,一方面又安心地复诵着他的歌词。
如果说鲍勃·迪伦是我七〇年代的乡愁,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在海外听到乡村歌曲时,我特别强烈地想起台湾的原因。迪伦的歌声粗糙沙哑,绝对不可能被归类为动听的行列。然而,恰好就是他那不驯的喉音,适合发抒批判与叛逆的声音。我仍然记得那首《苦雨就要下降》的旋律,曾经使我听到心碎。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我驱车穿越加州中部平原时,望着东西平行的奔驰山脉,迎面而来的是罕有的暴雨。收音机忽然传出老歌《苦雨就要下降》,我竟泫然欲泣,只好紧急停车,让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许多人听到台湾民谣就会怀乡,对我相当嘲弄的是,我的思乡病竟然来自西洋歌曲。
与迪伦同时窜红的琼·拜兹,歌喉圆润,也是一位反战的歌手。迪伦写出的歌由她来唱,往往变得更加迷人。琼·拜兹诠释迪伦的音乐,可谓恰到好处。这两位歌手,开启我对美国社会的许多想像。通过他们的歌声,我也学习了如何观察台湾。我看到了艺术工作者,并不只是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他们写歌、编曲、演唱,绝对不是为了赢得掌声,而是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也是对政府错误政策的批判。我称他们是歌手,并不是歌星,理由就在于此。耽溺于乡村歌曲的时代,于我从未结束。在八〇年代,我继续听WILLIE NELSON、KENNY ROGERS、LIONEL RITCHIE……只是未能使我忘怀的,仍然是迪伦与拜兹。他们的时代也并没有结束,特别是迪伦在七〇年代末期以降,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他的愤怒、悲伤与苦闷,总是在不同的时空传达到我的心房。《沿路血迹》《红色天空下》《啊,悲悯》《对你美好如昔》《出了差错的世界》,一路唱下来,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纵然我闻到衰老与死亡的气息。只要他的歌声不致凋零,我想我的时代即使气如游丝,也还是一息尚存的吧。据说,他又将发行新专辑的歌曲《心灵暂停》。几乎能够想像,他那种拒绝现代录音技术的喉声,依旧会粗砾般刷过我的灵魂。
我到滨海的小镇,是偶然的事。我没有想到这个平凡无奇的镇里,会在午餐时间出奇地飘扬古典的钢琴音乐。坐在敞开的玻璃窗口,我看到毫无秩序的小镇沉浸在小夜曲的旋律中。神奇的事情也在这个时刻发生,风中音乐携我回到大学年代,更回到海外遭逢苦雨的时期。那样小的市镇,那样短暂的时间,恍然又让我重新过了一生。音乐的魔力,竟有至于此者。要我变成山谷,我就是山谷;要我化为深井,我就是深井。曾经有过的欢愉、忧伤,随着风中音乐,飘拂过我的山谷,也注入我的深井。
熄灯
心事涌来,常常都在熄灯之后,黑暗里,思绪如风中怒潮,惊涛拍岸。我翻来覆去,企图使自己平静下来,终不可得。望着窗帘上的阴影,以及从窗外渗透进来的微光,总是觉得心事都从那个缺口流淌进来。紧紧拉上帘布,室内更暗,四周一片死寂。我反而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许多不明的影像却比稍早变得更为清晰。
忘却的、失踪的记忆,都在这个时刻奇异般浮现。我很少面对自己,也很少面对内心的纠葛。教书、演讲、撰稿、旅行,紧绷着我白天的行程,我的魂魄,分散在书中的想像与沿路的景物中。只有在夜晚来临时,我才点点滴滴收拾释放出去的灵魂。静静躺在床上,一些知觉、一些情绪,会像拼图的碎片那样,一块一块重组起来。我的睡眠,变成了我的复活。
被心事重重包围时,睡床犹如海上孤舟,浮浮沉沉,几乎载不动这许多愁。我只好拥被坐起,抗拒莫名的晃动与摇撼。我是那么复杂的人吗?只是一次寻求休息的睡眠,竟会变成远洋的孤独航行。我锁在黑暗的船舱里,接受无端袭来的凌迟。敏感的身体,可以感觉到有一些肌肉被咬啮,有一些器官被啃食。爱痕、吻痕、刀痕、伤痕,布满了我以为是已经迟钝的肉躯,孤舟夜行,果真是苦闷的远航吗?
我并不开灯,在一息尚存的光线中,从书架取下酒瓶。善饮的人,绝对不是我。浅浅小酌,只不过是为了纾解暗袭的心事所挟带而来的抑郁。酒杯坐在桌上,我微微倒下暗红色的葡萄酒。浓涩的酒液,沿着杯口注入杯底,暗室里轻轻飘扬起酒香。我已记不清楚何时开始饮酒,只知道自己能够分辨甘醇与辛辣时,年龄早已挥别少壮的岁月。有人喝酒去暑,也有人喝酒驱邪,我最初则是出于好奇。我与酒的接触,就像与新诗结缘一般,一旦了解如何斟酌之后,几乎就不能自拔。
通常在失眠的夜里,瞭望满窗星辰。我已习惯一杯在手,那是在春夏的晚上。到了秋天,我倾向于闭门坐听音乐,伴随着酒精注入体内。寒冬之际,舍去葡萄酒,我独钟于白兰地。楼外风声紧叩玻璃,酒液在胃里燃烧,常常使我产生在荒野取暖的错觉。然而,在很多的夜晚必须面对自己时,我总是邀请酒瓶作陪。
酒精在舌颊之间逗留时,特殊的气味会从鼻孔涌出。在那短暂的时刻,好像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开启我的心扉。酒液随后流过了喉咙,细微似一把火烛,穿越枯涩的隧道,心神微微一震。抵达胃壁的酒,缓缓煨起轻淡的火焰,在看不见的幽微角落缓慢燃烧。那温度是亲切而友善,全然不惊动心脏与血管,只是逐渐升高,以着完全辨识不出的速度。第一杯,是一种试探;第二杯则属叩访;第三杯才是真正的渗透。我很欢迎这样的渗透,依然维持拘谨而礼貌的风度,酒精开始穿过每一道血脉,把微微的温暖送到身体的每一部位。我可以感觉酒精变得兴奋时,也是脸颊微酡之际。
熄灯的秋夜,我借助的力量,暗暗支解不断涌现的心事。其实,我并不支解,而是坦然迎接。失去影像的旧友,这时会具体而落实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在白天,我无法看清楚他的脸,但是,在漆黑的晚上,由于酒的点燃,竟能照亮他的面容。我一一唤出已在记忆里消失的名字,男性的、女性的、岛内的、海外的,然后重新端详他们的神情。我也把许多遗忘的事件刻意回想一次,因了酒的催促,记忆反而变得极其敏锐鲜明。伤感的、快乐的、悲凉的、温情的,陈旧的故事终于又重演在内心深处。
我可能不是复杂的人,却是一位孤独的航者。熄灯后,就是我启碇远航的时刻。那样多的心事,在体内推波助澜,不容平息。我惟一能够求助的,便是陈列在书架上的酒瓶。只有航者化为饮者时,我的心情才会停止汹涌。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心事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最好去请教我熄灯之后的酒瓶与酒杯。
旅行
后龙溪另一岸的灯光,在夜空里辉映着细微却明亮的线条。北上的高速公路,经过一段曲折回旋的奔驰之后,突然迎向这灿烂的市镇灯光时,总会激起旅人的惊喜。那是群峰拥抱的山城,每当到达此地,我就确知苗栗谷地又在欢迎召唤。
苗栗于我原是属于陌生的土地,但经过一次旅行之后,已变得熟悉一如皮肤。那是在七月的夏日,我决定尝试没有携带地图的旅行。选择在有着“公馆”字眼的路标处,我带着怯生的心情把车子开出去,朝向一个从未见过的小镇。穿过狭窄道路,两旁是有着台湾特色的商店招牌,看来庸俗,却又亲切。经过公馆国小之后,景色骤然一变,迎接我的是纵横一片的阡陌。绿色的水田,沿着山峦疾驰,后龙溪则在另一边并肩而行。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幽邃的景象,山陡欲倾,水深欲坠,中间竟然温柔伸展着恬静的农庄。如果这里也叫做台湾的话,那么我对这个岛屿不免过于疏离了。
我不知道路要通往何处,但并不害怕自己会迷失,而只是想探知尽头会是什么地方。不久,我抵达了一个叫做大湖的山城。那里的车辆与行人,节奏似乎都慢了一拍。我第一次感受到,时间在这个小镇早已失去了意义。在那里用过午餐,我又立即往前行走。道路好像在山里绕了几个大转弯,终于进入卓兰。这名字我是听过的,一个盛产杨桃的地方。意外的旅行,有了意外的发现,也带给我意外的喜悦。我未停驻下来,只因对于路的终点抱持高度的好奇。百折千皱的山势,使我全辨不出南北的方向。道路突然穿越一片空旷的山野,夕阳适照射入车窗,这时我不确信是朝西前进。从此路势下滑,不能中止,终于与另一条道路会合。路标告诉我,已经进入了东势小镇。这使我感到纳罕。因为,我是在北上之旅的中途折往向东的道路,未料却又被引导回到南边台中县。没有方向,没有地图的旅行,并不意味就是没有出口。对于岛屿地理的神秘与奇妙,我有了全新的领会。
有多少未经设计的旅行,会在生命中发生?我站在诚品书店会议室的灯光下,讲授系列的《管窥台湾史》,似乎也是与出席的听众分享意外的旅行。地理之旅,是属于空间的探索;历史之旅,则是属于时间的摸索。第一次接触台湾史时,我面对的是茫然无知的天地。熟悉宋代史料的我,曾经漫游在开封与杭州之间。从《东京梦华录》到《清明上河图》,是我少壮岁月的心灵寄托。直到今天,我还未曾造访过北宋与南宋的都城,但是,我好像已抚遍了古典书籍上石印的形势图。
那是非常遥远的旅行,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为什么选择那样的道路。在木刻的线装书中神游时,心灵其实是相当孤寂的,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够与我同行,更没有人能够与我对话。跨越广邈的时间,我抵达十二世纪以前的宋朝帝国。我细读欧阳修,品尝苏东坡,心灵探险曾经远至女真的游牧地带,也甚至远赴遥远的海南岛。在那样寂寥的旅途上,我寻找到一些智慧,也获得了一些学问,却换来一个极为虚无的想像世界。那次时光隧道的旅行,是以十余年的少年时期换取的。然而,我最后并没有找到出路。
开始阅读台湾史书时,我已经囚禁在海外的图书馆。我的心灵旅行有了重大的调整,那时带着微近中年的心情,决定完成一次没有携带地图的旅行。未经任何人的指点与启蒙,我在生涩的记录里攀爬。充满着危险地理形势的台湾史,常常带给我惊心动魄的景象,那不是跋山涉水的惧怕,而是历史事件挟带而来的撞击。总以为那些陈旧的文字,已经属于沉寂的时间之尘。但是,每在我行经之处,都毫不例外会飞扬起来,迷蒙着我的眼睛。我看不见历史的道路将引导我走到何处,却只是坚信应该继续追寻下去。如果我探索的历史也叫做台湾的话,则我诚然被蒙蔽过久了。
迂回旋转的历史旅程,最后并没有使我迷失。绕了很大的弯,我果然寻到了通往台湾的道路。站在书店的会议室,我把自己的旅行经验说出来,只因为不愿看到有人像我从前那样,走了错误而冤枉的道路。由于无知,所以常常把台湾历史看得过于神秘。由于欠缺勇气,所以历史闸门开启时还有人却步不前。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毕竟那也曾在我身上发生过。完成了一段历史之旅后,并不意味从此就无需旅行了。我仍然准备行装再次出发,历史探索是无穷尽的。回到过去,是为了走向未来。
自怜
据说我的文体被划归为感伤派。所谓感伤,乃是指情绪的泛滥。据说在我的字里行间,到处流淌着过剩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如果不是属于自怜,便是属于自恋。在文学批评里,感伤式文体往往是一种贬抑的评语。一位作者酷嗜在创作时放纵自己的情感,那无非是心智尚未臻于成熟的表征。作品一旦被定位为感伤时,显然就很难躲过批评家的揶揄与嘲弄了。我并不担心自己的文字受到调侃或者奚落。作品既已发表,我便不再是惟一的诠释者,因此也就无须挥汗辩护了。我比较好奇的,是关于自怜与自恋的问题。不经意泄漏内心私密的情绪,竟然被有心的读者发现,这可能在构思之初从未预料的。这种不慎,在心理学上称为FREUDIAN SLIP,亦即弗洛伊德式的泄密。毫不设防的泄密,才是思考深处的真心话。我的问题出在散文里谈论过多私人的生活,渲染过多内心的情感流动。焦点既是放在“我”身上,凡属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活动,都会渗透在文字的营造之中。这种自剖式的书写,犹如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血管、肌肉、骨骼全然裸裎在耀眼的聚光灯之下,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可以遁逃读者的细心检视。
我真的是那么喜欢描述自我吗?这是相当无可奈何的问题。从前有过很长的时间,无论从事何种文类的书写,都很少触及自我。在那段漫漫的岁月,我写过政论、文学批评、历史论文、新诗解析,几乎没有只字片语牵涉到我自己。如此忘我,如此无我,即使在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时,还是会感到讶异。这段时期发表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批判精神。那正是我在海外参加政治运动的时刻,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对台湾政局的观察。敏锐的心灵、纤细的情感,都在那样对自我抱持冷淡态度的情况下逐渐磨得迟钝无比。
年少时期的浪漫情怀与富饶想像,我总以为是永远失去了。这并不意味我特别眷恋少壮岁月的梦与憧憬。我想说的是,政治运动使我变得非常实际,对于文字的要求也变得趋于实用。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即使在我撰写政论与文学批评时,作品里也还是没有脱离早期的浪漫情调。甚至还有一位朋友指出,我的政论过于干净而纯洁。这并不是赞美之词,而是带有贬损的意思。这种评语显然是说,我的政治观察其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更为不堪的,便是全然与台湾社会脱节的。
他们的见解与批评,我是乐于接受的。从事政论与文评的撰写之际,我总是刻意把自己伪装成为一位客观的评论者。如果个人的情感渗入文字之中,便有损评论者的超然立场。这样做,不免是虚伪的。越努力表现客观时,自己的主观意见就越坚定。表面上是忘我与无我,骨子里却充斥着一个傲慢而顽固的自我。由于评论文字没有出现“我”,所以就轻易躲过了读者的检验。现在若是仔细阅读的话,那段时期飞扬与挫折的情绪,仍然还是清晰可辨。在干净而纯洁的文字表层之下,回响着许多我内心的杂音。
不再逃避自我,或者说,开始刻意暴露自我,都发生在离开政治运动的领域之后。我并没有任何欲望想要回到狂想的年代,而纯然是因为心情已不再因政治变化之速感到紧张慌乱。受到压抑与隐藏的“我”,就在这个时刻蠢蠢欲动。长期掩饰着偏见与偏好,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伪装成为非常客观。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字里没有出现“我”,并不表示就没有主观意愿潜藏其间。现在,我宁可让这个自我从监禁中释放出来。
自我的影像开始在文字之间驰骋纵横,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意也随之飞跃翱翔。不再隔离监禁,不再黑箱作业,曾经以为是枯萎的灵魂,又重新开启想像的匣子。书写我的记忆与失忆,书写我的坚强与脆弱,书写我的介入与疏离,书写我的情欲与禁欲。文字所到之处,随时随地都可看到我的影子。这种书写方式,便是为什么我被定位为自怜、自恋的感伤主义者。有时不免会追问一个问题:写我,就一定是在写我吗?对我而言,也不知怎样的回应才能给予恰当的答案。挫折、绝望、失落的情绪,确曾贯穿过我的生命。不过,我描绘这些负面的情绪时,也可能是在分享我的时代、我的朋友的经验,毕竟有些情感不必然完全属于我。写我就一定是写我吗?如今,我面对自己、鉴照自己,诚然带有自怜与自恋的感伤意味,只是在颠簸的人生里,我最后并没有沦落成为虚无的人,不能不算是一桩幸运的事。如果这是幸运的,那么在文字中存留一丝自怜的情绪,应该不致过于奢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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