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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岁那年，我离开了故乡。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故乡的过客，偶尔回去一趟，总是行色匆匆。故乡和我就像一个疏于交流的童年伙伴，除了依然温馨的记忆，确凿是越来越陌生了。

    屈指算来，我在城市里已经生活了整整三十三年。年轻的时候，我总为自己的土气和乡音感到自卑，渴望早日脱胎换骨，蜕变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过了一些年，我的生活习惯、语言腔调和举止装束，渐渐变得和城里人一模一样，并在城市中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房子，成了一个“标准”的城里人。当我不再介意别人把我当作“乡巴佬”的时候，我的内心却产生了新的焦虑。有时半夜从梦中醒来，我会突然心情黯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叶飘萍，日日在物欲的风浪里沉浮、漂泊，忙忙碌碌，浑浑噩噩，既不知来路，也不知将往……而那个常常被视作可以安妥心灵的意象——故乡，甚至许多年都不曾在我的梦中出现……这，让我越发觉得空虚和惆怅。

    2009年夏天，一个偶然的原因，我陪同正在攻读社会学硕士的远房亲戚老五回了一趟故乡。老五为了搜集论文素材，准备对村史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在陪同他采访的过程中，我突然感到故乡就像一本被忽略了多年的大书，隐藏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这个发现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惭愧——这么些年来，我真是遗忘了自己的根脉。那些从时光的烟尘中逸出的故事和人物，既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将我引向沉思……过去，我对于故乡的认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童年的朦胧记忆，二是父母支离破碎的叙述。而今的系统深入采访，不仅使我重新发现了故乡，走进了她的历史深处，甚至触摸到了她隐隐的心跳……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必须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寄托那一缕乡愁，更是为了给正在消失的乡土留存一份历史档案。

    2

    我的故乡在松塆。

    松塆地处长江之畔，是一座有着将近八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松塆全盛时期的居民达两百多户，人口最多时超过一千人。许姓一族占了松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其他皆为小姓。

    据《许氏宗谱》记载，此地“松林尝称茂密，郁郁葱葱，蔚然深秀者，足以壮观瞻矣”，所以得名松塆。

    清朝初年，村后秀溪之畔建有一座秀溪书院。书院林木掩映，山墙起伏，飞檐翘角，别有幽趣。建筑布局采用中轴对称，分为四进，即大门、讲堂、崇礼堂（祭殿）和藏书楼；斋舍对称分列于中轴两侧，各成院落，以满足居学读书的需要。书院经常延请宿儒设席讲学，四方学子慕名而来，琅琅书声不绝于耳。村中人才辈出，仅许氏一族，康熙一朝就出了四个举人。不料到了乾隆末年，遭遇一场火灾，祭殿和藏书楼皆毁，书院也就渐渐没落了。

    乾隆年间，许氏开建祠堂，雕梁画柱，飞檐粉壁，庄严森然。及至道光时，族人集资重建祠堂，东西两侧扩建仓房，占地面积达二十余亩。到了新中国成立，许氏宗祠在当地都算赫赫有名的大祠堂。但是，松塆人引以为傲的却并非这些，而是那座曾经矗立在村口的“八世同堂”的石牌楼。原来，许氏一族从明代文书公到清代一隆公，百年之间，“上承祖宗，下恤子孙，但愿萃处一堂”，历经八代未曾分家，声名流布四乡八里。许氏先祖文书公认为，“富贵功名乃寻常事耳，孝义之道古圣贤所尚也”，他还将此阐发为《家政二十二条》，作为治家规范遗教子孙。湖广提督黎致达知悉许氏事迹，亲笔题写“八世同堂，节孝千秋”匾额，并上奏朝廷请求表彰。于是，乾隆皇帝颁旨修建了这座牌楼。清代的著名学人黄士林曾作诗称赞：“德似君家信不虚，古今阅历几能如。一门孝友皆遵教，八世贤良未异居。克勤克俭存厚道，将耕将读课诸储。细观四十二张训，却剩张公百忍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石牌楼被拆毁了。但是在松塆人，尤其是在许氏子孙的记忆中，这个牌楼却一直未曾消失。

    我的远祖并非松塆人。他们世代务农，生活在长江边一个叫东湖村的地方。东湖村靠近古码头，明末清初时货船往来，商贾云集，盛极一时。及至晚清，河流改道，码头逐渐衰落。到了我的曾祖父那一代，举家迁到了松塆。从此，蔡姓族人就在松塆扎下根来。

    当我萌生了为松塆写一部书的念头之后，又利用假期回去过几次，查阅宗谱，访问老人。也许是因为文脉昌盛，历代松塆人都比较重视修谱。无论是村庄的历史，还是许氏家族的历史，都留下了清晰脉络。老五对上个世纪松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行了详尽调查，并将整理出的原始材料全部交给了我；就一些重要问题，他还和我进行了多次探讨。塆里年岁最长的老人“疯爷”1990年参加过重修《许氏宗谱》，对村里的掌故更是了如指掌。像致远、梅松、汉明、曲英、长胜等长辈，也从各自的角度给我讲述了许多往事。

    资料收集工作完成之后，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夜阑人静之时，我常常将电脑里的资料和照片打开，用鼠标一页一页地触摸，细细地咀嚼那些过往的细节。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原因，我阅读过大量表现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但是随着对松塆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固有的“乡土中国”记忆开始发生动摇。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换言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记录着历史。这些年来，那些表现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不仅在我的脑海中早已绘制出一幅“乡土中国”的历史图景，而且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价值判断体系，并以此规训着我去观察历史和现实。可是，松塆的故事却朦胧地勾勒出另一种历史图景，这使我渐渐变得犹豫、彷徨起来，开始质疑起自己的历史记忆、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3

    前年夏天，我又回松塆小住了一段日子。

    一天深夜，我坐在儿时好友业康家二楼的阳台上乘凉。空气中浮着稻草燃烧过后的淡淡味道，使乡村显得更加真实。月朗星稀，夜空高远。习习凉风送来唧唧虫鸣，更添夜的寂静。偶尔那么片刻，虫声停歇，世界仿佛静止。仰望星空，思绪悄悄飞得很远很远……

    在中国浩如星海般的村庄里，松塆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粒小星星。就在这片巴掌大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普普通通的男人女人。一代又一代，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死亡。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着四季，又似枝头花叶、小径霜露，自生自灭。他们总在挣扎、追寻，向着幸福，向着理想。他们常常会身不由己地卷入时代风潮，但终归都是小人物，即便偶尔掀起一点小小浪花，最终还是归于沉寂……他们参与着历史，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构成了历史。透过村庄悄然生长的历程和偶尔浮现的喧嚣，的确可以真切地看清时代的许多隐秘变化，甚至可以窥见隐匿在大地深处那些被遮蔽的耐人寻味的细节……

    那么，怎样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松塆呢？按照福柯的观点，我们应该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因为每种论述都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德里达也说，“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只能透过这种结构来理解整个世界。他们的言外之意即是，每一种叙述背后都有一种历史观在发生作用。而历史观则源自我们对历史本质的理解，因此，无论怎样叙述历史，永远只能抵达历史真相的某一个侧面，而不能揭示全部的历史真相。显然，松塆的历史“真实”也只能在我的“叙述”中呈现。我无法超越“论述”和“结构”，我所能做的唯有努力抗拒流行价值观的强大惯性，在多元的视域中尽可能返回历史现场，在多声部对话中重现松塆曾经的生活。

    ……

    在这个炎热的夏夜，我的心渐渐变得宁静。理清了芜杂的信息碎片，我开始尝试开辟一条通往故乡的文字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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