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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者：“疯爷”；时间：2009年8月1日；地点：松塆】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呵呵，你们不要笑啊，故事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流传的。问题是，现在愿意听故事的“小和尚”越来越少了。他们就像公鸡一样，天天被人追债似的逼得四处乱窜，急慌慌地像丢了魂。忙着挣钱，忙着盖楼，忙着买车，忙着给草莓喷激素，忙着给猪喂化肥，忙着给鳝鱼喂避孕药，忙得忘记爹娘、忘记儿女，哪个还有闲心听我讲过去的故事？

    我已经老了，黄土都埋到下巴颏了。你看见躺在门口青石板上晒太阳的那条狗了吗？我和它一样，牙齿都掉光了，连肉骨头也啃不动了。想当年，我一顿可以吃掉两斤米，喝八瓶东湖啤酒，壮得可以打老虎。你别看我还活着，其实我已经死了。清明节又快到了，村子里更热闹了。昨天下午，我坐在老屋西墙根那儿晒太阳，身上暖烘烘的，脑袋里迷糊糊……泥巴墙上好热闹啊，就像在演电影！是谁家在娶媳妇，响器班子走在前头，吹吹打打，锣鼓喧天，后面跟着花轿，新郎官披绸挂彩……好多人挤在村头看热闹，我的爷爷奶奶，瀚儒、耀辉、宝贵啊，还有王二娘，他们都冲着我笑。他们说：三伢啊，办喜事哩，你怎么不来呀？我们等你来凑一桌，三缺一啊！……不像是做梦，他们在墙上就像活的一样……他们说的可不是搓麻将哦，他们玩天九牌。这种牌你们听说过吗？一共有三十二张，四个人玩。牌分文武，文牌以天牌为尊，武牌以九点为大，所以叫天九。根据牌面点数不同组合来比大小。有个口诀么：至尊天地人和主，梅长板斧瓶六五。杂九八七五对补，天杠地杠从九数……扯远了，玩这个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结婚也不坐花轿了。我那个孙子晋文，前年在武汉结婚，跑到什么基督教堂去举办婚礼。现在的人啊，都喜欢洋玩意儿……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忘本了啊……

    我是真要走了。我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月初八出生的，八十四了。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招自己去”。再活下去就成精了。我现在坐在椅子上，常常就打起瞌睡来，迷迷糊糊地在昨天和今天之间飞来飞去，过去的日子就像放电影，一幕一幕从我的眼前跑过……我这几年一直想啊，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要写“二十四史”，我们为什么要修谱啊，都是为了把记忆留下来嘛！我小时候念过私塾，解放前在仓埠读完高中，50年代当过老师，教过语文、历史、政治、化学，后来在塆里当农民，改革开放后贩棉花，当道士，后来又当老师……我算不算知识分子？毛主席说：工农兵学商。我占了三样。按你们时髦的话说，我也算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吧！他们都说我老糊涂了，说我是疯子！“文革”中我是“疯”过，那是因为脑袋摔坏了啊！我人疯心明白。我天天听收音机，天下大事老头子我明白得很呢……可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讲古了。我是塆里年纪最大的“老不死”，要说松塆的历史，我如果不讲，很多事永远就没人知道了。用你们作家的话说，这个村庄浓缩了中国的历史，是不是？

    松塆的历史家谱上有记载。我们的老祖宗选这个地方居住，是看中了这里的好风水。你们看，花山向南北延伸开去，像张开的胳膊护佑着村庄；可惜这些年不停取土烧砖，花山的一只胳膊已经被挖掉了。过去，花山脚下的那片松林一眼望不到边，刮风的时候像有千军万马在里面奔驰；现在，松林已经变成了旱地。秀溪傍着村子流过，由北往东，再往南，七弯八拐，就像一条蛟龙蜿蜒欲飞。老祠堂在村子北面，龙头就在祠堂门口。祠堂四角各栽着一棵香樟树，就像四个大将军，威风凛凛保护一方平安。秀溪有炮把里（十多里）长，一直通到了举水河。我小的时候溪水碧幽幽的，照得见人的影子；河里游着拃把长的刁子鱼，用狗尾巴草都能钓起来。现在河水细得就像小伢屙的尿，而且迎风三里臭……过去松塆的风水好，发人！古代出过大将军和翰林，民国以后出过国民党少将，出过共产党的厅长，出过造飞机的工程师，也出过留洋的博士，当然也出过土匪、赌棍……

    如今，山削平了，松林烧光了，香樟砍掉了，小溪干枯了，人心也荒了……这世道变了哦……咳咳，野棉花……扯得太远了……你们要我说说新时代么，那就从1951年清明开始说起吧。

    你们可以去查查档案，从1950年开始，人民政府发动了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据说上面有命令，凡是反革命分子都要从严处决。如果有七八个人举报，这个人就可以被定罪。1951年的清明，我们塆最大的地主许瀚儒等来了他的劫数。

    土改时划分家庭成分，松塆一共划了七个地主。瀚儒家的田地最多，一百零三亩；房子也最大，青砖瓦房十二间。他当过乡长，运动一来，首先被捕。关押审查大半年之后，县政府宣布他“罪大恶极，立即正法”。

    行刑的头一天，他的大儿子致远去县大队的看守所给他送吃的。瀚儒一声不吭地吃着他带去的鱼面，一碗，一碗，又一碗，最后连罐底的汤也喝得干干净净。他冲儿子笑着说：“你妈做的鱼面真好吃！”说罢挥了挥手，就闭上了嘴巴。自从他被关押以后，村子里就流传着很多消息。有人说，他家堂屋的地下埋了一坛子银元；更奇的是，还有人说他家里藏着枪，想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时起事策应。为此，公安局带人到他家里三遍外三遍地搜查，还组织村民将地皮全部刨开，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致远那天去看他父亲，其实揣着个不能明说的心事。世界上没有空穴来风的事，他希望他父亲能暗示点什么。可是，瀚儒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瀚儒就被押赴刑场了。当时，我和塆里很多人在现场看热闹。

    瀚儒身材高大，被五花大绑后就佝偻成了一只大虾。他的后颈窝处插着一块窄木条，上面用墨笔写着“反动地主”四个大字。牛毛细雨从早上下起来就没停过，他身上浅灰色的长布衫早就濡湿了，双肩处像打了两块深色补丁，看上去也像两块伤疤。他的一条腿瘸了，屁股一翘，肩膀就向上一送。他是在往前走，但那样子更像随时要退回来。他想走得更稳一些，可头上那顶发黑的破草帽随着身体的颠簸总是往下掉。一名横端着枪的解放军战士不得不时时伸出手，帮他把帽子压紧。

    刑场设在古岗的河滩上，这里离松塆有四五里地。河滩上布满了鹅卵石，灰灰白白的，看上去有些瘆人。两班持枪的解放军呈扇形散开，将四乡八里赶来看热闹的人驱赶到警戒线之外，中间就隔出了一片空地。空地上只跪着瀚儒和另一个地主耀辉，显得十分空旷。

    随着一声枪响，跪在地上的瀚儒被震得跳了起来，身体直直地向前扑倒。那顶草帽也飞了起来，落到一丈之外。他的嘴是张开的，正好啃在泥地上……

    2

    那天，到了行刑地点之后，一个战士从背后朝瀚儒的膝盖弯猛踹一脚，他就跪了下去。看看旁边挺胸跪着的耀辉，瀚儒说：“唉，我可没有血债啊！”耀辉苦笑着摇摇头，道：“兄弟，二十年后再会吧！”

    这时，其他战士都离开了。一个姓王的班长装作不经意地凑近瀚儒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许先生，你走好！”这个王班长是当地王塆人，很多年前在瀚儒创办的国民小学里念过几年书。1947年参加刘邓大军，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在县大队当了班长。这次由他担任行刑。后来，他告诉致远：“我瞄了又瞄，那一枪打得很准，三八式步枪子弹刚好从嘴里穿出来，才没有让你爹破相。”

    随着两声枪响，一个旧的时代轰然垮塌，一个新的时代露出曙光……倒在时代交替暗影中的瀚儒，一直让人们念念难忘。尤其是他临死前的两个细节，成为松塆人口头流传最广的传奇。

    一是他戴的那顶草帽。

    那时，邾城北门有一个集市，附近村庄的人都来这里赶集。有卖蔬菜水果的，有卖猪肉河鲜的，有卖发粑搅粑的，还有卖柴火的，叫卖声五花八门、此起彼伏，一派热闹景象。当行刑的队伍经过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聚成两道人墙，拥在路边观看。当队伍经过一个卖发粑的摊子时，瀚儒突然停住了脚步。卖发粑的老头愣了一下，朝旁边押送的解放军战士扫了一眼，见战士没有表情，就迅速从篮子里拿起一大块发粑，递到瀚儒的嘴边。瀚儒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说：“下雨了哩，能不能把你的帽子借给我戴一戴？”老头吃了一惊，咕哝了一句：“作孽哦……”他把头上发黑的破草帽取下来，顺手掸了掸帽檐，端端正正给瀚儒戴上。瀚儒说了声“谢谢”，转身继续往前走。

    瀚儒在当地是名人，街上认识他的人很多。他借草帽这个奇怪的举动，被人们议论了很久。那个卖发粑的老头新中国成立前是远近闻名的赌棍，瀚儒当乡长时禁赌，曾经抓过他。老头说：“人人都说许乡长是‘家婆乡长’，人真不凶，抓去了也没挨打。关了两天，每天还发俩窝窝头。训了两通话，就放人了。”当瀚儒在他面前停下时，他马上联想到过去在戏里头看过的情节——囚犯上路前要吃喝，也就是说要当“饱死鬼”，就连忙拿了一块大发粑递给他。没料到，瀚儒要的是草帽。“人都要死了，还这么讲究脸面。”这是卖发粑的老头一直不能理解的。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瀚儒临终前吟诵的一句诗。

    当队伍穿过北门来到郊外的时候，瀚儒不时东张西望。微雨依然细密，像牛毛，像银针，直往人身上扎。田野被洗得一片鲜亮，油菜花发得旺盛，麦子也长得正疯。微风过时，细雨似乎变得柔了，如丝飘拂，牵动大地摇黄叠翠。瀚儒一路走，一路念叨着：“无限青青麦里、菜花黄……”王班长记住了瀚儒最后的言行，后来就转告给了致远。

    致远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可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弄明白它到底有什么含义。80年代初期，他教中学语文，偶然读到宋代词人郑熏初的《乌夜啼》，才弄清它的出处：“春江一望微茫。辨桅樯。无限青青麦里、菜花黄。今古恨，登临泪，几斜阳。不是寄奴住处、也凄凉。”他这样给我解释：“杜甫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句诗表达的也是故园之思吧！你看，我父亲终归还是一个小文人……”

    ……

    瀚儒死后，致远将他的尸首安葬在松塆的祖坟地里。他请邻村的石匠刻了一块石碑，第二年大寒那天立在了坟头。石碑有半人高、一掌厚，请了两个壮汉帮忙才抬到坟地里。“文革”爆发那一年，红卫兵们“破四旧”，首先将大地主许瀚儒的碑推倒了。那块花岗岩石碑十分坚固，怎么砸也砸不破。“小将们”无可奈何，只好对着它撒了几泡尿表达坚定立场。过了几年修水库，石碑就被运到工地上砌基脚去了。

    到了80年代，塆里人重修祖坟。还是在过去祖坟山附近的高坡上，又堆起了许多圆土包，竖起了石碑，有的还修起了气派的水泥坟。但是，致远没有再给自己的父亲修坟立碑。

    每年清明，致远总会独自一人去古岗边的河滩，在父亲当年倒下的地方，默默地烧一些纸钱。随着青烟袅袅升起，他有时会产生幻觉，觉得父亲从地上爬了起来，顺着那青烟正向上升腾……河滩很辽阔，但他每次一眼就能找到这个地方，因为地面有一块略略突出的巨大青石。每次烧完了纸钱，他都要在大青石上坐一会儿，抽一支烟，想一会儿心事。

    有一年，致远带着念中学的孙子宝骏去烧纸钱。他对宝骏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宝骏十分惊讶：“你怎么用这首诗来评价大地主太爷爷？”致远却不接他的话，转身背着手，只顾默默地走了。

    1998年清明那天，致远又去河滩，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块大青石了。听古岗村的人说，那是一块风景石，被村里的一个包工头发现，挖出来卖到城里去了。致远找了一个背风处默默焚化了纸钱，从此以后再也不去那边了。

    3

    致远家老屋东头那间最大的屋子过去是瀚儒的书房。

    书房北面的墙中央挂着一张《林泉高士图》，两边悬挂着一副行楷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靠墙壁立着三个大书柜，柜子里整整齐齐摆满了书籍、杂志和报纸，那些线装书则横放在蓝色布面的函套里。一套《康熙字典》，厚厚六大本，棉纸铅印线装，书缘微微发黑了。这套书是瀚儒在武汉启黄中学念书时，在武昌横街头有名的益善书店购买的，花了十块钱。图书还有朱熹的《论语集注》、李白的《李太白集》、鲁迅的《呐喊》《朝花夕拾》、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小仲马的《茶花女》、歌德的《浮士德》、赫胥黎的《天演论》、戴季陶的《日本论》，杂志有《新青年》《自由中国》《小说月报》，报纸有《大公报》《罗宾汉报》。在日本人打来的那几年，瀚儒将一部分书和杂志用油纸包裹起来放在一个大木箱中，抬入地窖藏在一堆杂物下。日本人投降之后，这些书又被拿出来，摆放在书柜里。

    在致远的记忆中，父亲总在外面忙公务，回家后多半待在书房里。他喜欢斜靠在窗前的躺椅上，手握一卷书静静地阅读。窗户很大，照进屋子的阳光总是一路逶迤，先是攀上他的脚背，慢慢攀爬到他的身上、脸上，他毫无察觉，只是看着书。等到阳光漫过墙壁，攀上窗台消失之后，暮色渐渐就合上来了。这时，他会缓缓合上书站起来，出门沿着秀溪散步。

    父亲在书房看书时，年幼的致远总爱躲在门口偷窥。他想弄清楚，书中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东西那么吸引父亲……有时，父亲会把他喊到面前，教他背诵唐诗，还掌着他的手教他描红。父亲性情温和，平常寡言少语，开口却显出威严。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致远有一次临写“学而时习之”，父亲回家恰好看见了，笑着对他说：“这是《论语》开篇的话呀！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你读懂了这本书，将来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致远当时不太明白父亲的意思，却记住了《论语》是一部重要的书。

    到了1949年上半年，时局变得更加动荡。父亲烧掉了一些图书和报刊，更多的则卖给了镇上的废品收购店，小板车足足装了两车；墙上的字画也被收了起来。致远曾经不解地问：“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要了？”父亲神情晦暗：“有些旧东西，还是不留为好。”那段时间，致远感到父亲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抽着烟发呆，似乎要将自己埋在一圈一圈袅袅升腾的烟雾中。

    5月的一天傍晚，父亲突然把致远叫到书房，滔滔不绝同他讲起了自己过去的经历。

    当年还在武汉启黄中学念书的时候，瀚儒就加入了共青团。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经在古岗当了好些年小学校长了。7月9日那天，他赶去汉口参加示威游行，吁请国民政府抗日。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他和一群青年被逮捕。本来他要坐牢的，幸亏有个叫邵继武的同学在警察局当队长，将他保释了出来。回到老家，他继续教书。国共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他在当时的国民党邾城区区长王铁夫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六战区黄冈工作组第六组成员，领导教育界的抗日工作。当年，邾城一带形势比较复杂，日本人和国民党、共产党的部队都在这里活动，常常发生交火。虽说国共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军和新四军摩擦不断。有一次，五名新四军战士被国民党军抓了，还是他出面保释的。

    等到湖北全境光复之后，湖北省政府在黄冈县举柏乡推行改革——民选乡长，他竟然被选上了。其实，就他的本性而言，他是不愿从政的。从年轻时代起，他就信奉教育救国的理念。他一直铭记着陶行知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因此高中毕业之后，他就选择了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正是因为在乡村办教育，瀚儒结识了改变他命运的一个重要人物——朱怀冰。朱怀冰是阳逻朱棋杆塆人，在私立湖北法政学堂上学时恰逢武昌起义爆发，就报名参加了学生军。后来，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步科，毕业后一直行武，官至国民党军的军长。1946年4月，政治上不甚得志的朱怀冰以“做大事不做大官”为标榜，回到家乡任黄冈县县长。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不敢对他发委任状，改下聘书，以示礼遇。朱怀冰传统文化功底深厚，非常热心教育事业，创办了后来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他十分赏识许瀚儒，劝他说：“我堂堂一军长来当县长，你区区一小学校长去当区长，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就这样，许瀚儒当上了乡长。朱怀冰还亲笔书写对联相赠，就是挂在书房的那一副。

    在瀚儒当乡长期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大别山地区争夺激烈，邾城几经易手。刘邓大军的司令部曾在举柏驻扎过一段时间。一天傍晚，瀚儒遇见刘伯承在村头散步。先前，国民党军撤退，瀚儒并没有跟着逃跑，而是留了下来。邓小平召集当地的开明士绅开会，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就在那次会上，他见过刘伯承。刘司令戴着眼镜，胸兜上插着一支钢笔，一看就像个读书人。刘伯承显然对他有印象，冲他挥了挥手。瀚儒也挥了挥手，匆匆走过。他信仰三民主义，并不认同共产党的某些理念。可是，共产党军队在驻地的许多做法，他还是颇为赞赏的。那些士兵个个精神抖擞，帮助村民担水、扫地、犁田，对妇女从不骚扰，表现出严明的军纪，与国军大相径庭。但是，他仍不愿意与共产党人深交。

    就在这时，松塆传来消息，他家被“革命”了。

    其实，瀚儒在当地的口碑是非常好的，被人们戏称为“家婆乡长”。国民政府禁烟禁赌，凡是吸大烟的，他都抓了来集中戒烟；对于赌博成性的，抓来之后也是以教育为主。每次到松塆抓赌，远远望见村子了，他就让乡丁对空鸣枪。听到枪声，赌博的人就赶紧散了。在本乡本土为官，他十分谨慎。四里八乡的人攀扯起来就像瓜蔓子，都是沾亲带故的，他并不想结冤仇。在邾城街上给他草帽的那个人，就是当年的著名赌徒之一。有一年春节，古岗街上唱大戏，乡丁抓小偷，把一个卖花生的婆婆的摊子撞翻了。老人急得大哭，他走过去掏了五元钱作为赔偿。他在当地的人缘是相当不错的。因此，共产党在松塆发起土改的时候，群众的矛头最初并没有对准他家。

    事情盖因王二娘而起。王二娘是松塆媳妇，当年不过三十出头，长得十分俊俏。她口齿伶俐，能说会道，成立妇救会时被推选为主任。走马上任之后，她放的头一炮就是带了一帮妇女去瀚儒家“闹革命”，要分他家的粮食、家具和衣物。瀚儒媳妇上前理论，王二娘挥手扇了她一耳光，大骂：“地主婆，就你吃得好穿得好！现在穷人翻身了，我们也要穿穿绫罗绸缎过过瘾。”起初，女人们都怯怯地不敢动手。王二娘把衣箱提到院子里，咚的一声将衣物翻倒出来，大吼一声：“革命了！”于是一片混乱，大家都去抢自己喜欢的衣物，然后搬粮食和家具。第二天，王二娘穿着一身花旗袍去挑水，前凸后翘，袅袅而行，惹得村里的几条狗摇着尾巴前颠后窜，跟了一路。到了井边打水时，她弯腰用力过猛，嗤地一下将腰线撕开了，引得旁边的人一片哄笑。

    解放军撤走之后，国民党军回到邾城。反动地主纠集成立了还乡团，下乡清剿共产党。瀚儒回到松塆，托人传话，只要把从他家中抢走的东西还回来，他就不抓人。第二天早上，他家的院子里果真堆满了家具、粮食和衣物。可是，还乡团的团长老黄是兵痞出身，非要抖威风，派了兵去抓农会的头头。那些主事的人早就闻风逃走，最后只抓到王二娘。没想到这王二娘十分倔强，嘴巴被鞋底抽肿了，就是不吐半个字。黄团长恼羞成怒，亲手用铁丝穿了她的双乳，押回邾城。过了不久传出消息，王二娘被当作匪首枪毙了。

    村上一直传说王二娘是遭瀚儒报复而遇难的。致远见父亲恰好说到这一段，就将疑问提了出来。瀚儒有些失望地看他一眼，加重语气道：“王二娘之死，与我没有干系！我虽然当着国民党的官，可是手上干干净净，从没有沾过血！”然后，他就沉默了，只是吸烟。吸完一支烟，他缓缓道：“无论什么主义，只要让人能够生活下去——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有戏看——把日子越过越好就是真理！……你们将来不要从政，当个教书先生很好……爸爸是个失败者……”说完这番话之后，他显得有些不耐烦，挥了挥手，让致远离开。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武汉就解放了。又过了一阵子，邾城也解放了。瀚儒回到松塆，过起了闲居生活。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书房里吸烟、看书，很少与人说话，也没再同致远深谈过。那段时间，他看得最多的书是陶行知的《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而且在上面密密麻麻写了许多批注。

    瀚儒被镇压之后，致远的母亲本想把书柜里余下的书全都烧掉，但是被他劝阻了。受父亲的影响，致远从小也喜欢看书。父亲书柜里的许多书，他都是读过的，实在舍不得毁弃。可是，这些书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他的怜惜而延续。“文革”爆发，红卫兵来家中“破四旧”。除了《毛泽东选集》和几本鲁迅的书，其他书统统被扫荡出门，连同抄出来的字画，堆在大门口一把火烧掉了。写满了瀚儒批注的那些书，自然也没有逃脱葬身火海的命运。

    那间书房里的一切，也只能留存在致远的记忆中了。

    4

    许瀚儒之死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个是朱怀冰，一个是王二娘。

    朱怀冰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在黄冈任职期间，拟订了《建设新黄冈计划》，勒令各地整顿保甲，增哨加卡，专门对付共产党，还提出“一家通匪，五户问罪”的口号，对民众滥施杀戮。逃到台湾之后，朱怀冰先后担任“行政院设计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依然积极反共。瀚儒与他交往密切，私谊颇深。从当年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勾结战犯朱怀冰”是他的罪状之一。

    档案中还记载，王二娘之死的幕后黑手是许瀚儒。关于这个问题，我心中存有疑惑。从逻辑上推断，王二娘领头分了瀚儒家的财产，扇了他妻子一耳光，的确会引起他的憎恨。但是，从许瀚儒的性格和一贯行事风格分析，他不至于要置王二娘于死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采访到当年参加行刑的那位王班长，他给我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王二娘被抓之后，最初是单独关在举柏乡乡公所的一间柴房里。一天晚上，黄团长进了柴房，企图占有王二娘。王二娘性格坚贞，自然不从。激烈反抗之中，她一脚踹中了黄团长的命根子……当时还乡团气焰十分嚣张，网罗的一批地痞流氓杀人不眨眼，所以王二娘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年，由于形势所迫，王班长并没有向上级交代这个细节。

    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致远时，他的表情显得很木讷，只是自言自语般反复念叨着两句话：“我父亲没有血债……我受党教育多年，有觉悟……我父亲应该枪毙……”

    我递给他一页纸，上面抄录了我在查阅《邾城志》时发现的两处关于许瀚儒的记载。致远戴上老花镜，盯着那张纸，足足看了五分钟。最后，他摘下老花镜，长长吐了一口气说：“我没想到，他还会上史书……我更没想到，书上会肯定他为乡村教育做了贡献……”

    5

    【讲述者：“疯爷”；时间：2009年8月2日；地点：松塆】

    你们知道土改吧？那时候，松塆一共划了七个地主。根据政府制定的标准，每户占有净出租土地一千亩以上就是大地主，占有净出租土地一百亩以上算中地主，占有净出租土地四十亩以上、全家无一人劳动的算是小地主。松塆大部分地主家的土地都不到一百亩，有的虽然请了雇工，但是农忙时自己也下地干活。其实，除了许瀚儒、许耀辉两家势力大、财产多，松塆其他的地主也就是比一般农民生活得富足一点，经常能吃鱼吃肉，衣服穿得光鲜一些而已。

    塆里有一个叫旺财的，心很大，勤爬苦做，攒地攒房。每天天还没亮，他就提着粪铲和撮箕在村里转悠，看到哪里有一堆屎，就高兴地冲过去收到撮箕里。有一次，老五的爷爷赶着牛在前头走，旺财寸步不离地跟在后头。老五的爷爷不解地问：“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旺财说：“我不是跟你。我瞅着这牛要屙屎了，我是跟着它。”他的祖上留了一幢五间青砖瓦房，还有十五亩地。在他的精心操持下，土地面积很快翻了一番。1949年5月，他听说邻村王塆的地主王大头要卖地，而且很便宜，就倾其所有，一口气买了十亩好地。哪里料到，很快就解放了。土改时按土地面积划分成分，他正好达到地主的下限标准，一夜之间就穿着破棉袄挤到地主堆里去了。根据农民协会公布的标准，他家五口人，只能保留十五亩土地，其他的都得分给无田无地的穷人。旺财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挽了绳子上吊。还好被他儿子发现，救活了过来。他在床上躺了三天，既不说话，也不吃东西。第四天早上，他一骨碌爬起来，对老婆说：“快去割肉，以后餐餐吃包面（笔者注：肉馅饺子）。”松塆人穷，平常是舍不得吃包面的，只在逢年过节时才吃一顿，旺财家也不例外。当他老婆将包面盛上桌子，旺财只吃了一口，就哭得昏天黑地。以后他们家真的顿顿吃包面，一连吃了一个月。他的小姑娘有一次对我家四姑娘说：“我见了包面就要吐啊！”土地很快分了下去，旺财家也不再吃包面了。到了“文革”，各村的地主轮流被游斗。旺财有一次到王塆参加批斗会，无意间瞅见王大头站在台下笑嘻嘻地呼口号。批斗完了，大家散在场子上说话。旺财走过去，冲王大头的脚边唾了一口，说：“王大头，我是替你当的地主！”这个王大头运气好，他有个表弟在武汉市政府工作，很早就给他传递消息，他及时低价将土地都卖了出去，划成分时只定了一个富农。

    我教过政治，知道阶级斗争。可是在松塆，地主和穷人的矛盾并没有那么尖锐。地主有地出租，穷人耕种交租，代代如此，似乎天经地义。对于村里公益性的事务，譬如筑路、建桥、修庙，地主们捐的钱往往比较多；遇到饥馑灾年，他们也会主动做一些善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湖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松塆的穷人大多断了炊。瀚儒将地主们召集到家里开会，商量怎么办。他建议各家每天轮流施粥，帮穷人渡过难关。一个叫安财的小地主听了很不高兴，说：“凭什么让他们白吃白喝，粮食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瀚儒看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说：“那你就等他们饿绿了眼，去你家抢粮吧！”瀚儒的话戳中了安财的软肋，他的脸顿时黑了。瀚儒当了多年校长，虽不是族长，但说话有权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松塆以许姓人丁最多，共分为五房，互为照应，势力很大。安财姓张，张姓人口少，在村里没什么势力，说话自然分量轻。

    安财这个人非常小气，用耀辉的话说，“抠过屁眼的手指也要放到口里吮一吮”，平素不大招人喜欢。头一年的中秋节过后，他家的粮仓半夜被人撬开，丢了三十二担粮食。安财发现后赶紧去乡里报案，查出领头偷粮的正是瀚儒那一房的一对穷得叮当响的光棍兄弟。乡丁将两人抓去关了三个月，然后释放了，粮食却没有退回一粒。安财再去乡里、县里告状，根本无人理睬。他无奈之下去找瀚儒评理，瀚儒白了他一眼说：“你如果先来找我，而不是报官，或许还能追回一些粮食；现在过了三个月，人被抓去关了，粮食估计也吃光了……”安财听出了瀚儒话中的不满，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等安财一走，瀚儒就去找当时的族长，说：“虽说胳膊肘往里面拐，但老祖宗定的规矩却不能坏！”族长让人将光棍兄弟找来，先拿出《许氏宗谱》上记载的家规念了一番，然后罚二人在祠堂门口跪了一整天。

    安财家那一年日子过得十分凄惶，还是找其他地主借谷子才度过了冬天和春天。现在说要给穷人施粥，他心中自然一百个不乐意。但是，不乐意也不敢不办。

    第二天天没亮，安财就让长工老王起床熬粥，嘱咐只放小半袋米。太阳升起来之后，村里的穷人都夹着碗筷来了。打头的是梅松——后面我还要讲他的故事——他攥着木勺在盛粥的水桶里舀了舀，咕哝了一句：“这粥像镜子，照得见人影呢！”安财在一旁听了，马脸顿时拉长了，“有你吃的就不错了，还挑肥拣瘦？”梅松却不依不饶道：“张财主，我们不是叫花子哦！四爷（瀚儒）家的粥，可是稠得粘筷子，还配了酸菜呢！”安财的母亲在一旁听见，赶紧拉了儿子一把，说：“我们也准备了酸菜！”然后颠着小脚去屋后的坛子里捞酸萝卜、酸豆角，切成丝放在木盆里端上来。院子里蹲满了人，一片呼噜呼噜声。一人一碗，吃完了就伸长舌头旋转着将碗舔干净，再将筷子往裤子上擦一擦，起身走人。老王每天熬五大锅粥，一连熬了三天。看着穷人每天进进出出喝粥，安财气得咬牙切齿，可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正是这个安财为人吝啬，后来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

    6

    清明那天，与瀚儒一起被镇压的还有一个大地主耀辉。他是松塆最后一个族长。

    按照惯例，松塆的族长都是在许氏的大房或二房中产生，耀辉属于大房，瀚儒属于二房。耀辉比瀚儒年长五岁，两人是没有出五服的兄弟。耀辉结束军旅生涯回到松塆之后，就当上了族长。在那时的松塆，族长比后来的队长、村长更有权威。

    耀辉年轻时就与众不同，活脱脱是巴金《家》中主人公觉民的翻版。家里为他说下了仓埠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做媳妇，他一直不同意，因为在武汉大学他已有了意中人。后来，他父亲用一封“母亲重病”的信将他从学校骗回来，直接拜堂成亲。谁也没料到，新婚之夜他连新娘的红盖头都没有揭，第二天一大早就跳窗逃走了，此后几年不再回家。大学毕业之后，他给朱德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大革命失败，他脱离共产党，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他创办了英语补习班，召集瀚儒等一帮青年学习英语。

    1933年春天，耀辉的一个在薛岳手下当团长的大学同学陈中奇，突然来到松塆。两人闭门长谈了三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人们只记得第四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两人骑马绝尘而去的情景。耀辉挺胸挥鞭，马鬃飞扬，四蹄嘚嘚，直朝着太阳奔去……这幅画面威风凛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为松塆人津津乐道。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站在松塆村口，远眺通向村外的那条小路，想象着耀辉当年扬鞭奋蹄的情形。这条路是松塆连接外面世界的纽带，也是松塆人出村的必经之路。当年的土路几经变迁，如今修成了水泥路，路两旁栽种着意杨。微风吹过，阔大的树叶沙沙作响，似乎在感喟历史的沧桑。

    当年，作为一个胸怀理想的知识精英，面对纷乱世事，耀辉在反复思考之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这一走就是十三年。对于这段经历，他一直讳莫如深，回乡后很少对人提及。

    1938年，村中一个叫许忠儒的人到河南商城贩卖布匹，被税务局没收了。他没有盘缠回家，只好在街上游荡。有一天，他看见耀辉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勤务兵走过街头，就冲上去大喊：“三爷，三爷！”耀辉和他是同一房的，自然认得他，就勒马停下，请他到路边的茶馆喝茶。问清事情原委，耀辉当即掏出纸笔，唰唰写了一张便条，让他拿去找税务局长。税务局长看过纸条，二话没说，马上让人把布匹归还给忠儒，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忠儒的孙子保国在很多年之后谈起这件事还兴奋不已，他说：“我爷爷说，三爷真是威风凛凛啊，肩上的金星闪闪发光，晃得人眼花。那该是多大的官啊？将军？”从那时起，耀辉当将军的消息就在塆里流传开了。

    1946年6月，内战爆发。薛岳在鲁南战役中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被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为由撤了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耀辉脱下军装，回到了老家。耀辉刚回来时，瀚儒曾想求证他的军衔，可他淡淡一笑道：“过眼云烟的事，就不说它了。”这年他还不到五十岁，可是背却有点驼了，两鬓也染上了白霜。

    耀辉的归来，使得松塆一下子热闹起来。黄冈县县长朱怀冰亲自登门，聘请他出任举柏乡中心小学的校长；邾城一带的大小官员，也纷纷带着礼物来拜访；令附近村民谈之色变的“五虎十三豹”在邾城最豪华的聚悦楼大摆筵席，派了四人大轿来接他赴宴。

    耀辉有时住在松塆，有时住在邾城。住在村里的时候，他常常拄着文明棍沿着村中的小路散步，遇到有人和他打招呼，他会微微点一点下巴。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话语不多，目光却是十分凌厉。在致远的印象中，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度。他说：“我每次见到三叔，心里都很紧张。”当时村中流传，耀辉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拿着蒋介石颁发的特别手令，对地方官员有生杀大权。为了印证这句话，致远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彭学华当乡长的时候，剿共特别积极。有一次，他带兵从村里抓了三十个农会积极分子，关押在三店，说他们通“共匪”。一时间，松塆的天像塌了一般。被抓人家的亲属一起来到耀辉家，齐齐跪在院子里求他做主。耀辉把手一挥，道：“你们都回家去，领人的事我来办。”说罢，他戴上礼帽，拄着文明棍，径直往三店去了。听说耀辉来了，彭学华赶到乡公所的大门口迎接，点头哈腰地招呼：“三爷来了！”耀辉单刀直入道：“我回松塆也有一年多了，怎么不知道塆里的老百姓都成了共产党？”彭学华有点尴尬：“待查，待查……”耀辉说：“既然没有证据，那就把人放了吧！”彭学华支吾道：“这样……这样……那就留个把人审查审查吧？”“好，把三爷我留在这里给你们审查，其他人都放了！”耀辉说完，大步流星往关押室走去。彭学华小步快走追上前，连连摆手：“不敢，不敢！就照三爷说的，全都放了！”最后，彭学华将自己的白马牵出来，将耀辉扶上去，让他骑马回了松塆。

    “镇反”运动开始之后，县大队的战士来到邾城耀辉的住处，将他抓了起来。经过南门的时候，耀辉看到墙上贴着布告，布告上隐隐约约有他的画像，就对押解的战士说，他想看看布告。走到布告之前，他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一边摇头一边笑，说：“我现在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了。”

    两个月之后的清明，他和瀚儒一起被押解到古岗枪毙了。

    因为耀辉对自己的历史讳莫如深，松塆的人对他在外面的经历也不甚了了。我后来查阅档案，只找到简略的记载：他加入薛岳的部队之后，南北转战，围剿过苏区红军，抗击过日本鬼子，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

    耀辉回乡后交往最多的人是瀚儒。致远记得，两人常常在书房里相对而坐，有时低声交谈，有时默默喝茶。瀚儒曾对他转述过耀辉讲的一段话：“手足相残，总是让人心寒的事……你是读过‘二十四史’的，哪朝哪代的大治不是打出来的呢？国民党的根是烂透了，共产党将来如何，不得而知。无论谁主天下，早点结束这乱世才好……”

    邾城解放之前，耀辉是有机会去台湾的，可他只送走了妻子和儿女，自己却留了下来。至于他为什么选择留下，一直是个谜。有人说，起初他是想观望，认为国民党会扳回政局，等到大势已去再想去台湾，已经买不到机票了；还有人说，他是个孝子，留在松塆是为了给父母守坟。显然，这些都不是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一直到今天，耀辉还常常出现在松塆人的口头讲述中。就连松塆的孩子与邻村的孩子打架斗嘴，也总是满面得色地说：“我们塆出过将军，你们塆呢……”

    7

    【讲述者：“疯爷”；时间：2009年8月3日；地点：松塆】

    松塆的土改进行得非常顺利。你们想想，最大的两个地主都被镇压了，谁还敢不驯服？螳臂当车，蚍蜉撼树，用乡下人的话说，那不是伸着脖子挨刀吗？村里的小地主、富农们只敢关起门来跳脚骂娘抹眼泪，开门遇到工作组还要点头哈腰装笑脸。记得土改之后，松塆的贫农家庭人均土地达到了三亩，比过去翻了好几番。中农的土地略有增长，富农的土地有所减少。变化最大的是地主，有的地主家的土地只剩下过去的几十分之一。按工作组潘组长的话说，“松塆人都过上了‘耕者有其田’的生活”。

    你们很小就离开了农村，很难理解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我给你们讲两个故事：

    那是刚开始分田地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去田埂上挖猪菜。那天起了大雾，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五步开外就看不见人影。雾很稠，黏在头发上、眉毛上，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我挖着挖着就来到了小龟山，这里长了一大片野苋菜。野苋菜又嫩又肥，猪最爱吃了。就在我挖得正带劲儿的时候，突然听到几声尖厉的号叫，像哭又像笑，十分瘆人。这个地方以前闹过鬼，我以为遇到了脏东西（鬼魂），马上大声念起“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并朝四周不停地吐唾沫。听老人讲过，如果遇到的不是厉鬼，这个方法是可以避过的。我的心几乎跳到嗓子眼了，眼睛也瞪得老大，惊慌地四处观察。就在这时，田埂边团着的一个黑影竟然慢慢蠕动起来。这下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挥着挖铲大喝：“什么东西？！”那个黑影越长越高，竟然开腔了：“是我啊！”声音非常耳熟，原来是地主旺财。我走近一看，他的身上像被水淋过一样，看来在这雾天里待的时间不短。我问他：“你在这里搞什么鬼？”旺财可怜巴巴地看了我一眼，说：“三伢兄弟，我困不着啊，我想自己的儿子呀……”他从地里搓起一把泥土，捏了捏，放在鼻子边嗅着：“你知道的，我对这些田地比对自己的儿子还亲啊……你和工作组那些同志不同，你是晓得我怎么辛辛苦苦、一块一块攒起来的……这土都被我养熟了，肥得冒油，闻起来香呢！现在一革命，怎么就把我的地又弄没了呢……”旺财的舅娘和我妈是表亲，我平常和他关系也还不错。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肯定会说几句大话表白态度，可是现在我不用装假，心里也酸酸的。我扶起他，小声劝道：“要那多田地干什么，惹祸呢！哥啊，能养命就行了。”这时太阳升起，阳光将雾慢慢收走了。我看清了旺财的脸，泪水鼻涕泥巴混在一起，看上去真像个鬼。他告诉我，这一夜他都没合眼，一直在野外游荡。从北面到南面都有他家的田地，他一寸一寸走过，用手去摸，去捏，甚至用嘴去啃，一只鞋子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些田地。昨天下午分地小组已经拉过地界线，重新书写了地契，从今天开始，这些田地就属于别人了。利用这最后的夜晚做掩护，他要和自己的土地告别。……地主也是农民啊！地主地主，不就是“土地的主人”么？

    再给你们讲桂平的故事。

    桂平的祖辈不是松塆人。光绪年间河南闹蝗灾，他爷爷带着一家五口从老家出来乞讨，流浪到了松塆。后来，他爷爷奶奶去世，葬在了松塆。桂平是在松塆出生的。他们家没有一分田地，一直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当时水稻一般种两季，亩产四百来斤，一半交给地主当租子，剩下的往往不够一家人的口粮。农闲时，必须做别的营生补贴生活。遇到年景不好，租子会相应减少，但交完租子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桂平从十岁开始，就在瀚儒家做长工。做长工吃住都在主人家，主人每年还给置办冬夏两季衣服，年底再给一担谷子作为报酬。这样，桂平家的日子勉强能过下去。

    桂平家那时有四口人，分得了十二亩田地。发放地契那天，工作组在打谷场上插了两面红旗，还放了一通鞭炮，一派喜庆的气氛。政府颁发的地契是统一印刷的，白纸黑字盖着乡政府的红色大印。地契上详细标明了土地的大小、位置、界线和所有者。每个拿到地契的穷人都很兴奋，尤其是那些过去没地的雇农高兴得合不拢嘴。轮到桂平时，他从工作组潘组长手中接过地契后，竟然扑通一声跪下去，冲他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潘组长给闹了个大红脸，赶紧说：“现在是新社会了，莫搞这封建玩意儿了！你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桂平双手捧着地契回到家，恭恭敬敬把它供奉在家神的位置上。以后逢年过节，这地契和家神一样，享受香火供奉，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到了包产到户时期，重新颁发土地证，桂平的儿子在神案上供奉起了财神爷，土地证就收到柜子里去了。这是后话了。

    桂平是个种田的好把式。他舍得下力气侍弄土地。农闲时，他借船去绞湖草，拉回来沤烂在田里做肥料。他还想出一招，招呼村里的小孩子到他家的茅厕拉屎拉尿积肥。拉一次屎尿，他就奖励一小把炒黄豆。有一段时间，村里的小娃娃们呼朋引伴，排着队去上他家的茅厕……

    我还记得这年的腊月二十六，桂平提着一块糍粑来到我家，请我帮他写对联。松塆的读书人不少，都会写毛笔字，但我的一手颜体字更受大家欢迎。遇到红白喜事或是过春节，来找我写字的人很多。桂平大字不识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每年春节都会来找我写一副对联。他喜欢听说书，比其他庄稼人显得多一些见识。别人找我写对联都由我选内容，桂平却不同，他会编一些词让我写上去。上一年他让我写的是：“门前长棵摇钱树，斗大元宝滚家来。”虽然不合对仗、韵辙，但反映的是他的心声，我笑一笑按他的意思写了。今年他又来找我，我笑着问他：“词编好了没有？”他的脸一红，两手在裤腰上搓个不停，说：“秀才兄弟，你莫笑我！我编了两句，你看好不好？”我在村里人缘不错，大家都亲热地叫我秀才。他编的对联是：“听毛主席话句句真言，跟共产党走条条大道。”我故意笑他：“不要摇钱树了？”他说：“摇钱树已经栽下了。”……你大概想象不出来，这年春节，桂平编的这个对子竟然在松塆流行起来。好多人都来找我，叫我照着桂平编的词写。大年初一到旺财家拜年，让我惊讶的是，他家门前的对联写的也是：“听毛主席话句句真言，跟共产党走条条大道。”横批是“社会主义好”。

    当年的土改，在松塆并没有掀起什么大的波澜。

    8

    松塆就像一个舞台，一波又一波的人走马灯似的来去。历史的剧变正好给台上的人提供更多的表演机会，也使生活变得更加富有戏剧性。

    当瀚儒、耀辉们退场之后，梅松们就走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

    梅松从小父母双亡，吃百家饭长大，却也生得相貌堂堂。十几岁的时候，他跟着一个耍猴把戏的老头跑过几年江湖。邾城解放的头一年，他突然回到了松塆。没有地方住宿，他就借住在耀辉家的牛棚里。平常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打短工，换点米面过日子；闲着的时候，他常常嘴里衔根草，躺在后山坡上晒太阳，日子倒也过得逍遥。他偶尔窜到别人家的园子里掰一棵白菜、摘几个茄子，大家可怜他的身世，也不太介意。因为他的特殊经历，潘组长一到松塆就认准了他是可以依靠的骨干，常常找他谈心。

    潘组长叫潘德生，原来是四野某部的副连长，淮海战役时被炮弹炸伤了腿，转到地方当干部，被上级派到松塆来领导土改。他长得五大三粗，一脸络腮胡，喜欢披一件黄色呢子大衣，据说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他受过伤的左腿微微有点跛，平常不太明显，如果走快了左右肩膀就高低起伏；他身上斜挂着手枪，红绸子一飘一飘，显得威风凛凛。他刚来的时候，塆里的孩子总爱跟在他身后，模仿他的样子走路。

    潘组长一到松塆就扎入穷苦人家进行调查，可是调查的结果令他十分失望。这个村虽然有几个地主，但是老百姓对他们并没有阶级仇恨。有人说种地交租，天经地义；有人说地主心地善良，灾年总是施粥；还有人说，村里大事小事都是由族长主持着，这些年从没出过乱子。至于为什么受穷，人们都感叹那是自己的命不好。

    潘组长将调查情况向区里做了汇报。区领导告诉他，其他村也遇到类似情况，许多群众并不“苦大仇深”，革命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个问题，上级决定抽调土改工作队员排演话剧《白毛女》，然后到各村巡回演出，对农民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工作队到松塆演出的时候，大家觉得新鲜，闹哄哄地跑去观看。村民边看边议论，有的说喜儿长得真好看，脸又白又嫩像豆腐；有的说黄世仁演得好，有排场；还有的说杨白劳唱得好听，就是太年轻了，不像喜儿的爹。潘组长站在人群中，越听眉头越打结。他忍不住问身边的人：“你们没觉得这个地主坏么？”那人却说：“黄世仁那大把年纪了还想霸占喜儿，老牛吃嫩草，有钱就有能耐啊！”另一个人则说：“黄世仁是远处的地主，我们这里的地主都是好人。”

    就在这时，演出结束了。大春牵着喜儿和杨白劳的手出来谢幕，大春挥着拳头高喊：“打倒地主黄世仁！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他这一声高呼，使得闹哄哄的人群安静了下来。大家愣愣地望着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台上的三个演员又振臂高呼：“打倒地主黄世仁！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人群依然没有反应。潘组长一看气氛不对，马上振臂高呼：“打倒地主黄世仁！推翻吃人的旧社会！”他的话音未落，人群中跟着响起了一个声音：“打倒地主黄世仁！打倒松塆的黄世仁许耀辉！”这声音是竭尽全力喊出来的，显得有些嘶哑。潘组长抬头一看，喊口号的人是梅松。

    在潘组长的不断启发下，梅松的革命觉悟提升很快。他当选为农民协会主席，成了松塆的头号人物。

    农民协会举办诉苦大会，梅松第一个登台发言。为了今天的发言，头天晚上潘组长在煤油灯下给他辅导了半夜。梅松到底是跑过江湖的，一点儿也不怯场。他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话音未落，全场哄笑。

    梅松虽没念过一天书，嘴里却像安了轴承，说起话来溜溜转。他从小时候父母双亡讲起，诉说自己受过的苦难，惹得台下的几个婆婆不住地抹眼泪。讲到耍猴跑江湖这一段时，他突然兴奋起来：“我在黄陂的时候遇到一个唱楚剧的女子，她那双眼睛水汪汪的，朝她看一眼就像要掉进去……她对我好啊，总是把别人送她的鸡蛋偷偷塞给我吃……”潘组长坐在他旁边，一听他信马由缰讲岔了道，赶紧在桌子下踢了他一脚。台下已经有几个年轻人挤眉弄眼笑起来。

    梅松到底是聪明人，马上把话头扳回到正题：“这是穷人对穷人的阶级感情！她是个受苦的女子，被戏班子老板剥削……就像我们塆的许耀辉，剥削我们穷苦人。”

    这时台下有人说话了：“许耀辉不是把牛棚让给你住么？”

    梅松瞪了那人一眼，回道：“许耀辉家里空着那么多房子，却只肯借牛棚给我住，这不是伪善么？！他凭什么住宽敞的房子，吃鱼吃肉，穿裘皮大衣？我们穷人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这都是因为被地主剥削么……父老乡亲们，只有消灭剥削阶级，我们穷人才能翻身做主人！”梅松很聪明，“伪善”“剥削”“翻身”这些新词，都是潘组长经常挂在嘴边的，他这次全用上了。

    潘组长频频点头，高举双手为他鼓掌。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也跟着鼓掌，然后，整个会场上响起了掌声。梅松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恶霸许耀辉！”人群中终于举起森林般的拳头，口号声震天般响起。这时，许耀辉已经关押在邾城的看守所里了。

    其实，潘组长在培养翻身农民的时候，还选择了一棵苗子——三十多岁的光棍老黑。老黑家穷得叮当响，瓮里经常没有隔夜粮，盖的棉絮破得像渔网。潘组长启发他说：“穷人翻身当了主人，还怕媳妇不上门？”他对潘组长拍着胸脯说：“我死心塌地跟着党走！”从此，潘组长走到哪儿，他就屁颠屁颠跟到哪儿，似乎这样他就“革命”了。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上台发言，不知是紧张还是胆怯，竟然将口号喊反了：“打倒贫下中农！地主富农翻身做主人！”台上的领导顿时黑了脸，台下的群众笑翻了天。潘组长恨得差点咬碎了牙齿，心里暗骂一句“狗肉上不得正席”，从此将他晾在了一边。

    于是，领导松塆革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梅松的肩上。用潘组长后来接受老五采访时的话说：“梅松是个有觉悟的农民，他帮助我们撕开了松塆的‘铁幕’，松塆从此真正翻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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