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很惭愧,在1994年之前,我并没有故乡的概念。谈起童年,谈起松塆,我爱用一个词“老家”,就像说别人的故事。高中时读余光中的诗歌,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于我也只是纸上的名词,并不能激起心中多少情感的涟漪。曾在爷爷家老屋的阁楼上翻出一卷《蔡氏宗谱》,我见上面的小楷清秀漂亮,竟然撕下几页带回城里照着练毛笔字;后来那些泛黄的纸页不知所终,我根本就没意识到那是纸上的“故乡”。
直到上了大学二年级,我读了许多“寻根小说”,又读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的作品,依靠“他者”的激活,“故乡”作为具有精神意义的存在,才渐渐在我的心中建构起来。也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听爷爷说起,“蔡姓的辈分连起来是两句话: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他还说,这两句话就像接头的暗号,走到哪里都能把蔡家人联系起来。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留意起了自己的根脉。
我们家族很多代都是一脉单传。到了曾祖父这一代,起初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谓人丁兴旺。曾祖父擅长农事,苦心经营,日子过得十分殷实。他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三个儿子全都送入私塾念书。三个儿子长成之后,一个经商,一个做官,一个开经馆(私塾),在当地非常有名。谁知世事难测,短短几年之间,他们尚未成家就突然接踵病逝,家中都来不及打造棺材。家道的突然败落击垮了曾祖父,他从此一蹶不振。就在这时,一个风水先生偶然从村子东边的祖坟山经过。他看到一座坟后连连摇头,自言自语道:“这是谁家的坟,怎么葬绝了?!”在旁边放牛的一个孩子听到这话,赶紧跑回村告诉了我的曾祖母。曾祖母听后脸色大变,颠着小脚一路去追赶那风水先生,恭恭敬敬将他请了回来,让他重新勘地迁坟。原来,这座坟是她的婆婆、我们的太祖母的。当年,太祖母去世时正逢发大水,请来勘坟地的风水先生被阻在梁子湖上无法及时赶到,只好匆匆将她下葬。也就是太祖母去世之后,她的三个孙子相继病亡。果然,迁坟之后不久,曾祖母就怀上了我爷爷。爷爷长大成人,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到了我父亲、叔叔这一代,则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四个女儿;及至我们这一代,每家虽是独生子女,但已繁衍成一个庞大家族。每年清明回松塆祭祖,我的大姑总是嘱咐我们,要给老太多烧一些纸钱,是她保佑着我们家族人丁兴旺。在“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坟都被平掉了,唯有老太的坟幸存了下来。所以蔡氏如今能够说得清楚的“根”,就是这位安葬在松塆的老太了。
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经历了时代剧变和人生坎坷之后,再回望松塆,我对“故乡”的认识和理解又深入了一层。这种返回的心理过程微妙而复杂,混杂着迷茫、焦虑、迷恋、欣悦、苦闷,甚至还有反思……但这一切最终又融化在时光的熔炉里,变成了一种温情和动力。就像历史学家克罗齐所描绘的:“当人们重新回到古老的房舍、堡邸和大礼拜堂时,当人们重新歌唱旧日的歌儿,重新再做旧日传奇的梦,一种欢乐与满意的大声叹息、一种喜悦的温情就从人们的胸中涌了出来并重新激励人心。”
2
当年,松塆既没有托儿所,也没有幼儿园。年轻的妈妈们只有把孩子带到田间地头,一边劳动,一边照看。像这样的景象在那时随处可见:田埂上或者树荫底下,躺着、爬着一群孩子,大大小小,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到了喂奶时间,一排女人掀开上衣,一片乳香弥漫。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带着我去花生地里锄草的情形。
清晨,太阳还未升起,东天一片绯红,大地上飘浮着梦幻一般的淡淡烟岚。半个月前种下的花生已经出苗了,地里散发着好闻的青气。那些长得快的花生苗头上顶着小小的黄花,煞是好看。花生苗很有灵性,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的时候,叶片完全张开,尽情地吮吸着晶莹的露珠;等到太阳临空,热浪升起,它的叶片就轻轻合上了,这样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母亲走入地里挥动锄头的时候,那些躲在叶片间的蚱蜢、蝈蝈和蜘蛛,都惊得落荒而逃,草棵里传出一片呼呼啦啦声。
小坡上有一棵槐树,我就坐在树荫下玩耍。蝴蝶飞过,我就去扑蝴蝶;蚱蜢跳来,我就去抓蚱蜢。看到野花开了,我也爬过去摘两朵。有时干脆撒一泡尿,用草棍搅和泥巴玩。实在无聊的时候,也玩自己的脚丫子和小鸡鸡。母亲勾腰锄着杂草,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并不干涉我的活动。
休息的时候,母亲会来到树荫下,给我擦擦脸上的汗水和泥巴,陪我玩一阵子,有时还教我念儿歌。
时光过去了三十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童年的那些歌谣。譬如看到蝴蝶飞过,母亲会教我念道:“梁山伯,花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回去,打呀铁,呀铁打到正月正。我回去玩花灯,花灯玩到五月五。我回去吃豆腐,豆腐吃到六月六。我回去摘绿豆,绿豆冒开花。我回去摘丝瓜,丝瓜冒牵藤。我回去接媒人,媒人媒人在路上走,新姑娘啊在后头。”譬如看到豌豆开花了,她则会念道:“豌豆开花杪缔杪,我回去接我的哥啦嫂。哥叫我坐,嫂说凳子掉了脚。哥叫我喝杯茶,嫂说茶盅掉了把。哥叫我吃餐饭,嫂说铜锅铁锅掉了篼,吃不成啰!”为了教我数数,她用两只手分别握住我的左右手,一上一下,边动作边念:“哪边高,这边高;哪边矮,这边矮。一斤豆腐打几块?打两块(也可以打三块、四块……)。”有一次看到公社的干部在地头检查春播,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她就编了几句:“大小干部挂电笔(即钢笔),群众做得干部吃;干部吃完一抹嘴,还说群众不努力。”我那时未必懂母亲的意思,但只要她唱完,我就拍着小胖手乐哈哈地笑。
长得更大一些了,我就走出了母亲的视线,和塆里的孩子四处疯玩。那年月物资匮乏,小孩子总免不了嘴馋,在我的记忆中,最快乐的莫过于漫山遍野寻找“美食”了。
阳春三月,丝茅草刚刚抽穗。趁它还没开花,抽出茅针,剥出又鲜又嫩的白色花条来吃,绵软而香甜。“甜根儿”粗的如筷子,细的似香头,褐红色的茎上有棘,剥去皮后露出嫩绿的肉茎,嚼起来脆生生的,有股甜涩味儿。初夏时节,“秧泡”成熟了,红艳艳的特别诱人,摘一颗放在嘴里,酸酸甜甜的。再过一阵子桑葚也熟了,一嘟噜一嘟噜藏在枝头上,摘下来一颗一颗往嘴里扔,嘴巴很快就染成了紫色。到了秋天,山楂、柿子、板栗熟了,只要去后山的树林里转一圈,出来都会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
当然,我们最盼望的还是拷芝麻和挖红薯的日子。
深秋时节,微微变黄的芝麻秆割下后,扎成捆运回稻场上晾晒。经过几日太阳烘烤,豆荚渐渐变枯,轻轻一碰一下就张开口落下黑黑的芝麻来。这时,队长会组织妇女在稻场中央铺一大片白色薄膜,开始拷芝麻。大人们席地而坐,一只手捏着芝麻秆,另一只手拿根棍子轻轻敲打,在一片砰砰声中,芝麻如雨点般簌簌落下。一会儿工夫,白色薄膜上就堆起了一座座黑色的小山丘。这时就有人拿来木铲子,把“小山丘”铲到袋子里去。我们跑上去帮忙运芝麻秆,赤足在薄膜上窜来窜去,不时伸手抓一把芝麻拍进嘴里,鼓起腮帮子使劲地嚼,嚼出满嘴的芬芳。
拷完芝麻,就该挖红薯了。
塆里的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先用镰刀将枯萎的红薯藤秧割了,露出布满一道道裂缝的土地。男劳力挥着锄头一垄一垄地挖,锄头钻入土里往旁边一钩,就掏出一个胖乎乎的红薯。有时用手一扯藤子,牵出一窝红薯,那是最让人开心的了。男人在前面挖,妇女提着筐子在后头捡。装满一筐,就抬到地头集中。我们蹲在那里帮忙搓泥巴,搓干净的红薯呈红色,散发着清香。搓一会儿泥巴,我们就摸起一个红薯啃起来,真是又脆又甜,满口生津。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地头隆起了一座一座小山。队长招呼两个壮汉抬起大杆秤,由会计报数字,一家一家分配。有一年,一队挖出一个“巨无霸”,足有二十斤重。分配的时候,厚生爷爷要求队长把这个大家伙分给他家,他拿回去放在毛主席的画像前供了两个多月。
乡村的童年无拘无束,田野、草丛、沟渠、树林、草垛,处处都是我们的乐园。大家成群结队疯疯闹闹,只要不打得头破血流,大人从来不会干涉。
3
当时在农村,耕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宝贵的财产。分田到户之后,我家和爷爷家共用一头耕牛。这头牛长得高大健壮,全身的毛黑黝黝的,只有额头上点缀着一点白毛,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小白。只要给它喂稻草,它的长舌头一卷一卷,眨眼工夫就将稻草全部卷进了肚子里,然后像尊雕像般立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咀嚼,眼神显得温柔而满足;春耕时劳动量大,还会给它喂一些豆饼增加营养,它吃得更欢。冬天下雪,爷爷把它牵到堂屋里,让它睡在稻草堆里取暖;夏天的傍晚,把它牵到池塘边饮水,有时它还要挣着下到水中去洗澡,尾巴挥来挥去撵蝇子。它就像我们家的一口人,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遇到不用牛的日子,我们一定会牵着它去野外吃草,因为新鲜青草更有营养。
我喜欢和大姑一起去放牛。有时跟在大姑的身后蹀蹀而行,有时则骑在牛背上假装骑马,口中“驾驾”有声。大姑爱美,留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摇摇摆摆垂到了屁股下面;她还爱唱歌,声音清脆甜美。小白遇到鲜嫩的草,就会低着头慢慢啃,慢慢地顺着田埂走。这时,大姑就放了缰绳,张开双臂,迎着太阳往前走。她边走边放声歌唱。随着优美的歌声在田野上荡漾,她的头边会升起一圈光轮,背影也似乎一点一点溶在晨光里,美得让人心慌……
在野外放牛的时候,大姑总会想方设法给我找些吃的东西。遇到花生地、红薯地,那是最叫人开心的了。经过菜园的时候,那些或青或红或带花纹的豇豆也引得人馋涎欲滴,她顺手摘几根递给我,嚼起来味道也不错。经过河边的柳林时,她会折下柳枝,抽出皮来给我做支柳笛吹。
小白的肚子吃得圆滚滚了,大姑就拍拍它的头,然后把我抱上牛背,牵着缰绳往家里走。她边走边唱歌:“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学习雷锋,好榜样……立场坚定斗志强……”我呜呜地吹着柳笛伴奏,老也想不明白“斗志强”是什么意思,就问大姑。大姑想了半天,猜测说:“雷锋立场坚定,可能是因为肚子又强又大吧!”她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家里缺乏劳动力,加上又是女孩,没有念过一天书……
我满了七岁以后,有时也会牵着小白去田野里吃草。小白总是乖乖地跟着我走,从来不发倔脾气,也不和别的牛打架。我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和其他放牛的孩子疯玩……
我是1982年秋天离开松塆的。此后,我在县城上小学、中学,后来又到武汉上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自离开松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放过牛,更没有见过小白了。
4
我们整个家族离开松塆是在1986年。三叔和三婶长期在武汉做裁缝,早就放弃了松塆的田地。大姑头一年嫁到了二十里外的王村,小姑则到邾城一家预制板厂打工去了。爷爷、奶奶和二叔家在这一年搬到了邾城郊区居住,由农村户口变成了菜农户口。从此,我们彻底离开了祖辈生活了近百年的松塆。
此后八年间,我都没有回过故乡。
1994年清明节,爷爷带着我回去了一趟,此时我已经上大学了。爷爷说:“放在从前,你也算中举了。你要回去祭拜祭拜老爷老太们,他们都会保佑你。”爷爷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四叔在十来岁时不幸夭折了。我父亲排行老大,我在家族同辈里也是老大。十一个孙辈之中,他最喜欢的是我这个长孙。听到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他激动得一夜没睡。
因为我们平常不是住在一处,爷孙见面并不多。就在这次回乡的路上,爷爷一直不停地和我说话。他说,我们家过去也算书香门第,后来败落了。他是晚生子,出生不久父亲病亡。他由寡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一个人拉扯着长大,日子过得十分凄惶。到了春耕时节,家里没有男人扶犁耕田,总是由小脚的曾祖母把犁扛到地头,他踮着脚尖扶犁掣牛踽踽而行。他还告诉我:“蔡姓的辈分连起来是两句话: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忠厚是讲家风,诗书是讲安身立命之本。你们这一辈人,只有你的名字中带有辈分。但这两句话不能忘记,你将来要教给弟弟妹妹们!”他带着我在曾祖母的坟前烧了纸钱,磕了三个头。我们顶着呜呜的风,在旷野里给列祖列宗焚烧纸钱。爷爷指着岗地上的一处草地对我说:“你看这里风水多好……将来我归山了,就安葬在这里。”我当时眺望着日渐荒芜的田野,在记忆中搜寻童年的影子,并没有太在意他所指的地方。在我看来,就像他一贯说的,他肯定能活到我结婚,因为他还想抱一抱重孙。
可是就在这年夏天,爷爷突然中风去世了。他给我说过的话,就变成了遗嘱。
生前,爷爷曾多次念叨,百年之后不要进火葬场,他要睡“寿屋”(棺材)。还在五十岁的时候,他就找木匠长胜打造了两口柏木棺材,一口给他自己,一口给奶奶。棺材放在影壁后面,每年夏天,他都要精心地刷一遍桐油。他总是得意地给来串门的老人夸耀,这个“万年屋”的木材是如何坚实,做工是如何精致,惹得大家啧啧赞叹。
爷爷去世的时候,正逢国家强力推行殡葬改革,说是为了节省耕地,人死后必须火葬。土葬是几千年的习俗,人们常说“入土为安”。尽管政府大力宣传,但农民对火葬还是不能接受,有的人甚至偷偷掩埋去世的亲人。县民政局成立了专门的执法队来应对。一旦得到举报,民政部门或者乡政府的干部会先依照国务院殡葬改革条例和地方执行细则向死者家人下达处罚决定书,死者家人如果缴纳一点罚款,执法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但是,死者家人多半是不愿意缴纳罚款的,这时,执法队便开始强制执法——由混混破坟拉出尸体,送到火葬场去焚烧。为了避免被“执法”,二叔提前回到松塆和乡镇干部以及村委会的干部沟通。因为爷爷是大队的老干部,口碑甚好,更重要的是户口已经迁到了邾城,所以,他根本就不是松塆管辖的村民。村干部说:“怎么安葬是你们的事,不要惊动大家就行……”算是默许了土葬。
安葬爷爷那天,送葬的车队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天空中挂着一轮微微泛红的蛾眉月,就像哭红了的眼睛。为了减少动静,车队进入古岗地界之后,既不放鞭,也不撒纸钱。车子停在村外的公路上,“八大金刚”呼喝一声,稳稳抬起棺材,从村后的小道上径自去了坟地。这时,月亮已隐身,天幕上挂着几粒星星。主持葬仪的表伯问我爷爷当时选定的坟址,我使劲地回忆,可是脑子里对于那个位置并没有确凿印象。爷爷是懂风水的,他相中的自然应该是“风水宝地”。我暗暗骂自己是不肖子孙,当时竟然没有把那个地点记牢。我在草坡上走了几遍,参照四周的草木和远方的地貌努力回忆。当我看到坟山正前方四五公里外,晨曦中隐约露出并肩耸立的两座小山时,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从两山之间的V形谷底的正中画一条垂直线到我所在的山坡,相交点就是爷爷当时选定的位置。表伯按照我指的位置插下小木棍定点,然后指挥大家开始挖坑。突然之间,空中乌云纵横,席卷而过,天光尽失,黎明前最重的黑暗降临了。大家默默地挖土,有一阵子看不清人影……四周村庄里的公鸡开始打鸣了,那声音在旷野里听起来特别嘹亮,扯得人心里一颤一颤的。我们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土坑越变越大,越变越黑……当东方露出红霞的时候,表伯在低低的哭泣声中用铁锨将坟包一下一下拍实了。最后,他用泥块修了一个圆圆的盖子放在坟尖上。我们跪成三排磕了头,然后顺着村后的小路往回走。转过小山坡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圆圆的坟顶显得特别明亮,一缕阳光恰好照射在上头……
我们这个家族人丁兴旺,父亲这一辈全部走出农村,我们这一辈全部进入大城市工作,有的当教授,有的当处长,有的当经理,还有的开公司,没有一个搞歪门邪道的。按照松塆人的说法,这都是因为祖坟葬得好。
我从来不相信鬼神,但我相信,爷爷会在冥冥中护佑他的子孙。
5
2006年10月,我的儿子出生了,他依然是我们这个家族同辈中的老大。按照习俗,他的名字中间应该嵌入“远”字表明辈分,但是我给他取了很多含“远”字的名字,始终觉得不满意。有一天翻看《诗经·周颂》,读到了“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这一句。我和妻子都对“维清”这两个字比较满意,就拿去派出所登记了。后来,弟弟的女儿出生,名字中也没有用“远”字;两个堂弟的孩子出生,名字中依然没有用“远”字。母亲和二妈说起这件事,总觉得有些遗憾:名字里都没有“派号”了,孩子们以后怎么记得辈分和根脉呢?
儿子上小学之后,我有一次无意间和他谈起我们的祖先和辈分,我就将爷爷当年教给我的两句话念给他听,并且告诉儿子他是“远”字辈。他当时正在玩剪纸,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也不知记住没有。
去年过年的时候,儿子领着弟弟、妹妹们在房间里做游戏。我偶然经过门口,听到他对正上幼儿园的小堂弟一本正经地说:“你要记住啊,我们家的辈分是两句诗哦,‘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你是远字辈!我老爸说,太爷爷讲的:我们家的人都要忠厚,要读书……”
听着他煞有介事的童声,我的心中涌起一股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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