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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最初那几年，塆里人都盼着吃饱肚子，然后盼着顿顿有鱼有肉，觉得这就是幸福生活。没过多久，这样的“幸福日子”就来到了。大家又梦想着推倒土砖茅草房，盖起砖瓦房。没用多长时间，这个梦想也实现了。很多人家盖起了两层或三层的小楼，家里的电器不比城里人少，像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录音机等等，后来又有了电冰箱、空调、洗衣机、手机、电脑、摩托车……生活的确是越过越好，可是，大家却觉得日子不是那么舒心了。
究竟是什么让人感觉不舒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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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村里的干部说起吧，我总骂他们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过去我们受毛主席的教育，觉悟还真不一样。我们听上面的话，瞎指挥，胡乱搞，的确做过一些错事。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总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总想早日实现毛主席说的共产主义。那个时候的人有理想，有集体主义，总是批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后来的干部哪还有理想？他们只认得钱。古人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些干部啊，心里早忘了老百姓。建国他们一帮人坐稳“江山”之后，无法无天，哪像共产党的干部哦！
包产到户之后，村干部其实比过去好当，“中心工作”就是四件事——计划生育、农业税费、国土管理、殡葬改革，其中计划生育是重中之重。
计划生育被他们简称为“安引刮扎查”，也就是安环、引产、刮宫、结扎和普查（查环、查孕）。每个季度都有检查，4月和10月是重点。乡里先把“安引刮扎”的指标数分配到村里，村干部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村里的育龄妇女和该“安引刮扎”的人员带到乡计生服务站接受检查和手术。有“基本国策”在那里撑腰，每完成一个指标，村干部都会得到奖励，积极性很高。80年代出去打工的人员比较少，计划生育抓起来容易。那些想“偷生”的，多半往亲戚朋友家里躲。村干部容易找到线索，马上报告给乡里。一帮人马浩浩荡荡开过去，撵得鸡飞狗跳，抓住人就往计生站送，像阉鸡阉猪一样就解决了。到了90年代，塆里年轻一点的媳妇都到武汉或者沿海一带打工去了，谁也不会为了接受计生检查而回来；而那些已经怀上二胎、三胎的，更是躲得远远的，自然不会自投罗网。乡里对这个事盯得紧，村干部就挖空心思想对策。首先，村里规定，凡是该普查的育龄妇女不去检查的，一律罚款；在外打工的可以在打工地计生服务站检查后把检查单寄回来，不然也罚款。其次，造假。他们有时会暗示外出人员伪造检查单，反正谁也鉴别不出来；他们还会找另外的人去冒名顶替接受检查，反正谁也不认识谁。这样，指标完成，就把乡里的奖金哄到手了。罚款当然雁过拔毛，村里可以捞一部分到手上。普查还好对付，“安引刮扎”就不好忽悠了。怎么办？采取强制措施。
必胜家里有三个女娃，就想生个儿子。他们家三代单传，老母亲临死前不闭眼，拉着必胜媳妇流眼泪，就盼有个带把儿的孙子。交过二胎、三胎罚款，必胜家和杨白劳差不多了。二胎超生费的标准是男女双方年收入的三至七倍，算下来将近五千元，三胎差不多就要翻一倍了。这对在田地里刨食，年收入不过两三千元的农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只有倾家荡产。眼看着种几亩薄田没有活路，必胜就带着媳妇到武昌收破烂。他在省肿瘤医院旁边的一栋烂尾楼里打扫出两间空房，一间住人，一间堆破烂。白天，他拉着板车在附近收废书废纸、旧家电、旧家具；晚上，他和媳妇点着煤油灯，把半新不旧、还有用处的东西挑出来，高价卖给旧货市场，其他的破烂则交给回收公司。顺带着，他也偷一些电缆线、铸铁井盖当废品卖，一年下来的收入超过种田五六倍。赚了钱，他们就下力气造人。终于，他媳妇又怀上了。村里的干部当然也惦记着他们，可就是找不到他们在武汉的住处。有一次，建国从他们家女儿口里套出了他们住的大致位置，就报告给了乡政府。一个副乡长带队，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武昌区的省肿瘤医院蹲守。建国在医院附近转悠了一上午，终于发现拉着板车哼着歌往家里走的必胜。一路跟踪到烂尾楼，果然看见他媳妇正坐在门口晒太阳，肚子耸得像座小山。必胜看到工作组来了，赶紧让媳妇躲进屋，自己操起菜刀拦在门口耍横。副乡长一挥手，三个戴着墨镜、穿着开衩黑西装的混混走上前去，一个抬脚踢倒了必胜，另两个一人抱一只胳膊，硬生生将必胜媳妇架上了面包车。面包车直接开到县卫生院，必胜媳妇被架进手术室引产……为了这事，塆里人都骂建国为了得奖金，丧尽天良。
鸿文家也是超生户，夫妻俩常年不在家，据说是到广东打工去了。建国带着工作组找到他父亲厚善，要他交罚款。厚善犟了一句：“哪个超生哪个交钱，我又没超生！”带队的乡干部非常恼火，拿起靠在门口的一根扬叉，往屋顶上一戳，哗啦啦一行瓦片掉了下来。厚善捡起地上的棒槌，冲上去要打那干部，一个戴墨镜的混混从后面扯住他的衣服，一把将他搡倒在地。最后，他们逼着厚善打开儿子的房门。屋里摆着一台电视机和一架缝纫机，几个混混搬起就走，最后还从厢房里扛走了十麻袋稻谷。然后对厚善说，天黑之前送五千元到村委会，否则这些东西就折价五百元处理，而且不能抵罚款，只是作为今天的工作经费。临走之前，一个混混从屋里拿了个塑料洗脸盆倒扣在门口，跳起脚将它踩得稀巴烂……天黑之前，厚善拿着五千元交给了村委会的会计。建国给他递了支烟，笑眯眯地说：“厚善伯，政策摆在那里，你何苦对着杠呢？”
当然，抓计划生育确实不容易，但不能这样胡搞啊！干部做事，也要有“人味”吧！
顺便说几句混混。这些年轻人平常不务正业，尽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在派出所是挂了号的。他们整天在乡里晃来晃去，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见了干部却像孙子见了爷爷。有时，政府遇到难缠的农民搞不定，就会暗地指示他们去“冲锋陷阵”。这些混混白天登门，半夜揭瓦，牵牛赶猪，农民不敢不服。所以，有句话说的是“混混怕干部，干部怕农民，农民怕混混”。
干部搞工作，靠混混“冲锋陷阵”，岂不成了黑社会？
除了抓计划生育，那时的村干部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收农业税费。农民承包土地要缴纳三部分钱：交给国家的叫农业税，交给乡镇政府的叫统筹款，交给村社集体的叫提留款。按每个承包人口来算，农业税平均四十元，提留款、统筹款大概在五六十元，加起来每人每年要交一百多元。还有各种名目的集资款项，像村级公路集资、乡镇柏油路集资、高速公路集资等等，一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果家里只种几亩田地，一年的收成扣除种子、机耕、化肥、农药等开支，最后的收入可能还抵不上要缴纳的税费。中央年年说减轻农民负担，落实到基层还是外甥提灯笼——照旧（照舅）。前些年，听到广播里介绍一本叫《中国农民问题调查》的书，写得还是蛮真实的。——当然，这是隔年的老皇历了。中央在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还给农民发补贴，钱虽然不多，但是得民心，是英明之举。
建国当了十多年村支书和“村长”，自家的三层楼房建起来了，还在邾城给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你要问他为村里做了什么事？修路算是一桩，但包工头是他的姨老表……原来蛮红火的村办企业，在他的手上垮的垮、卖的卖，还美其名曰“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因为他在上面有人，所以“龙椅”坐得固若金汤。
你说村干部是经过投票选举的？那不过是走个过场。改选时他给每家送一壶油，百般许诺，吹得天花乱坠，很多人磨不开面子，还是投他的票……农民如果没有觉悟，基层民主说得再好，也没法真正实行。我又想起毛主席说过的话，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
不过，建国没有落到好下场。前些年他出车祸死了，听说半边脸被压成了肉饼。你说，这是不是报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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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窝心的是，偌大个村子，现在变空了。你在塆里走一圈看看，除了村委会的干部，剩下的都是“3861”部队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都怕死，因为死了没有人埋。1998年冬天下大雪，塆子里接连走了五个老人。出殡时满村找人，竟然凑不齐抬棺的“八大金刚”，只好去隔壁塆子里借人来帮忙。隔壁陈家塆一个六十岁的婆婆得了慢性病，本来一时半刻死不了。就在正月初六那天，她喝农药自杀了。为什么选这个时候自杀？因为儿孙都还没有出门打工，正好可以给她办丧事。
从90年代开始，大家觉得在土地上没有奔头了，出去打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有手艺的，没手艺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只要是在外面混，都比种田强。哪怕在外面混得像狗，也不愿意回来。青壮年都走了，只剩下一些老家伙在家种田。抛荒的田地越来越多，长满了荒草，就像癞痢头，看上去让人心里难过。
古话讲：故土难离。过去有人离开家乡，会撮一捧土放在包里。在外面水土不服，用这土煎水喝马上就好了。现在的人都像汤圆糊了心，死命地往外头跑。背井离乡在外头打工的日子好过吗？
我的大孙子博慧中专毕业后去深圳打工，一年到头也落不下几个钱，至今还没谈女朋友。每年春节回来，他们同学都要搞聚会。这个问：“你在北京混得怎么样？”那个答：“呵呵，还过得去。”这个又问：“一年搞个十几万不是问题吧？比在黄冈这种小城市混要强多了。”那个答：“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长见识。听说你也混得蛮好……”这个说：“工资不能和你比，不过福利还行，老板有时还请我们吃饭。”那个说：“我们公司提供住房……总之，比待在家里强多了！”其实呢，两个人说的都有水分。北京的那个一个月工资拿到手才两千多元，住的是公司提供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黄冈的这个公司老板经常拖欠工资，也就是中秋节加班请他们吃过一次大排档。我问博慧怎么对同学说自己，他告诉我：“瞎吹呗！我说女朋友家有钱啊，她爸爸是煤老板……反正大家都在讲鬼话，也没有谁当真。”老五，你刚才说这叫“春节叙事”现象，其实就是大家都在编瞎话嘛……是啊，打工生活有那样好么？他们都在故事里做梦啊……
六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还守着老传统，以土地为命根，往往精通农活；四五十岁的人基本都在外面打过工，有一些见识，多半留恋故土，年纪大了还是愿意回来种点田地糊口。八〇后、九〇后就完全变了，从学校毕业后，肩不能扛、背不能驮，又怕吃苦，没有人愿意学习干农活。再说，辛苦干一年，一亩地的收成不过一千多元，不如到街上擦皮鞋，一个月也能赚一两千……你看塆子里还有几个年轻人会耕田打耙？“农民”快要绝种了。
他们不往远处跑，不往城市里跑，又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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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个是70年代出生的，一个是80年代出生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松塆的样子。那是多漂亮的一个村庄啊！每次从外面开会回来，我都要站在古岗上往这边看：青山绿水，黑瓦白墙；春天田野里种着一望无际的红花草，就像画儿一样；秋天稻谷成熟了，风吹过就像波浪一般翻滚。这是我的家乡啊，看着就觉得心里美！
现在，玉带一样的秀溪干枯了，河床上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瓶子、罐子，就像一条又脏又皱的抹布。池塘里的水发绿了，别说喝，就连涮衣服都有一股臭味。沟渠垮塌了，为抗旱引过来的水在路上要漏掉一半。尾子山机站无人管理，机房被钻了一个大洞，电机被人偷去卖了——这还是我当年从县里争取来的工程，引来的水保了松塆二十多年丰收。
不知道怎么搞的，野狗也越来越多了。它们在田野里转来转去，舌头拖得老长，眼睛看上去像狼一样。……还看得到喜鹊吗？都被农药杀死了。还看得到萤火虫吗？也差不多被农药杀绝迹了。
更可怕的是，人心慢慢变坏了。城里人总认为自己聪明，把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销到农村骗钱，什么水货肥皂、牙膏、方便面、奶粉，什么假种子、假农药……你以为农民真傻吗？其实农民精明得很。过去庄稼长虫了，队里会组织老弱妇孺去手工捉虫，即使打药也用量很少；现在则死命喷敌敌畏、磷铵、乐果，反正这些粮食都是交公粮，给城里人吃；那两块留作口粮的田是绝对不打农药的。为了让猪长得快，喂化肥；为了瘦肉多，喂瘦肉精；为了让鳝鱼长得肥，喂避孕药；为了让鱼不生病，喂抗生素……结果吃猪肉没有肉味，吃鳝鱼生不出孩子，吃了鱼会过敏……松塆人以前哪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呢？无论什么社会也要讲个诚信嘛。到底是被城里人带坏了，还是自己变质了？——城里人和农村人现在是互相杀对方，然后自杀。
村里的风气也完全变了。春节台上唱戏，台下赌博。一堆一堆的人围着炸金花，一天可以输光一年挣的钱。厚泽的女婿成立了一个赌博公司，有的负责放哨，有的负责坐庄，还有的负责放债，一条龙服务，最后就是要把你搞得倾家荡产。包工头九伢的爹汉敏走了，他竟然请了一帮脸上涂得像猴屁股的女人来哭丧。儿女不哭自己的爹，却让别人来帮忙哭，这是孝顺还是好笑？到了半夜，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门口搭的台子上跳脱衣舞。汉敏要是没死，怕是要羞死哟……
小伢们也不得了，你听我那刚上小学的小孙子唱的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校长不知道，一拉线快逃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
如今，村中最有钱的人在武汉买了别墅，开着路虎；最穷的人住着四壁空空的房子，生了病没钱上医院。过去是贫农的，他们的儿女现在还是穷人；过去是中农的，那些儿女混得不错，有的当干部，有的在城里做小买卖；过去是地主、富农的，后代多半不是包工头，就是黑社会……古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难道真有遗传么？
我真是越活越糊涂了。
备忘录
像我这一代人，少年时代阅读过大量红色经典，譬如《暴风骤雨》《李家庄的变迁》《艳阳天》《创业史》等等，它们按照“革命”逻辑叙述历史，为我提供了一种乡村记忆；新时期之后，像《白鹿原》《丰乳肥臀》等等按照新历史主义的逻辑，竭力去“革命”，为我呈现了另一种乡村记忆。而我在松塆的采访调查，获得的材料又呈现出另外的历史景观。因此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歧路丛生，充满疑惑。为此，我与远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求学的老五有过多次探讨，以下截取的是我们QQ聊天的部分记录。
碧云天（笔者）：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松塆的“革命”，它的发生竟然充满戏剧性……
英伦过客（老五）：几十年来，松塆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秩序。尽管穷困，但日子还过得下去。他们一方面慨叹命运不公，一方面又默默忍受。“革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只是在外来力量的推动下，松塆人意识到了自身的处境，意识到了还可能有新的生活。于是，他们才开始“革命”。
碧云天：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具体到梅松这个人，情况会更复杂一些。为什么是他首先起来“革命”？他为什么选择许耀辉作为“革命”对象？按常理说，许耀辉在松塆并无民愤，而且当着族长，在村里很有威望；最关键的是，他还帮助过梅松。他不仅让梅松住在牛棚里，还把自己穿旧的棉衣棉裤送给了梅松。这大概还不能简单地用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尖锐对立来解释……
英伦过客：你是说有私人恩怨吗？这在过去的革命叙事中倒是常常被故意遮蔽。
碧云天：我们无法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当然也不能低估一个人的阶级觉悟。但我凭直觉认为，苦孩子出身的梅松本能地讨厌甚至痛恨许耀辉。许耀辉更像某个象征，好日子的象征，尊严的象征，权力的象征，只有打倒了许耀辉，他才有可能站起来……
英伦过客：革命的动因往往非常复杂，自然也不能排除私欲。
碧云天：在潘组长的革命思想启蒙之下，梅松进步很快，成了一个有觉悟的新农民。只是，这种启蒙直接指向政治化的“革命”，显得十分单一……因此，梅松虽是一个新农民，但也有天然缺陷。
英伦过客：他当然不是理想的新农民……所以，毛泽东说，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
碧云天：从松塆的实践来看，我对一个问题存有疑惑——当社会主义改造宣布完成以后，作为工农联盟重要基石的农民的精神改造是否完成了？这个重塑文化与灵魂的工程，显然比制度、经济、法律层面的重建更为复杂。贫穷者、劳动者不仅成为统治阶级，而且突然成了精神高贵的代名词，“肉食者鄙”……人们常说，三代造就一个贵族。历史给予农民觉悟、成长、进步的时间是不是太仓促？
英伦过客：你不要忽略共产党对于新社会的整体设计，与土改差不多同时进行的不是还有扫盲运动吗？扫盲的同时也伴随着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这都是在进行精神再造的工作。
碧云天：你说的“再造”这个词是否隐含着一层意思，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断裂”？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许瀚儒、许耀辉们为什么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尽管人们关于历史细节的某些叙述常有相互牴牾之处，但是他们的基本立场惊人相似——那些地主并非恶霸，而是松塆的精英。松塆人似乎更愿意为我讲述一个业已消失的阶层——乡绅的“传奇”。
英伦过客：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作为地主阶级，他们被消灭具有正义性。可是具体到个人，就比较复杂了……以许瀚儒、许耀辉为代表的乡绅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系力量。毋庸置疑，他们深受儒家文化教诲，知书达礼；同时又热心于乡村公益事务，尽职尽力，造福乡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与和谐。他们被革命暴力消灭，使得乡村传统文化突然出现了“断裂”……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对中华文化打击最大的不是“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土改。土改一下子把地主和乡绅消灭了，相当于掐断了民族文化命脉……
碧云天：我知道，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有一个著名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他认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秦晖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中也说过：“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从松塆的社会实践来看，与上述理论大体是可以印证的。
英伦过客：我相信你也读过美国学者韩丁（William Hinton）在1966年写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这本书以翔实的数据和典型的事例告诉我们，到了近代以后，“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整体性地劣质化了，蜕变为土豪劣绅。“乡绅自治”这种治理模式也使得社会固化，失去活力。“耕者有其田”，不仅是变革中国、推翻旧社会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建立独立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关键。因此，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由乡绅主导的基层治理机制成了农村发展的枷锁。所以，居住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韩丁才庄重地写下：“土地改革已经提到人类的议事日程上来了。”革命一旦发生，就像一个孩子无论是否发育成熟，必得彻底地割掉与母体相连的脐带。
碧云天：松塆的具体情况与韩丁所写的李庄大不相同……
英伦过客：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的确将一大批乡绅镇压了，幸存的一部分则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他们逐渐失去了对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暴力最便捷地发挥了作用。在后来者的反思中，革命暴力成为道德批判的主要矛头所指。可是，批判者常常忘记了历史的具体语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运用革命暴力有时是无奈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土改就无法获得成功。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这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道德困境。如果继续纠缠于这一困境，中国不知会倒退到哪里去。
碧云天：我同意你的分析。从道德层面而言，瀚儒、耀辉都不是坏人。年轻的时候，他们追求进步思想。在内心深处，他们笃信儒家文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他们都曾努力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令人感喟的是，他们却被当作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而被清除。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个人和社会并非总是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有时反而存在着巨大的黑洞。个人，往往会被这黑洞吞噬，这就是悲剧。
英伦过客：你的书稿记录了一些特殊年代的人物和故事，你的叙述视角给了我不少启发……我曾经针对松塆六十五岁以上的十位老人做过一个调查问卷，主题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乡村生活状况，涉及整体印象、干部评价、社会治安、医疗、教育等方面……
碧云天：我阅读过这份调查报告，并且感到有些困惑。作为一个70年代中期出生的青年，我对于那个特殊年代几乎没有直观的记忆，我的印象全部来自于教科书和文学作品的叙述。松塆的这些老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认知为什么与知识分子存在一定差异呢？
英伦过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一是角色差异：农民在“文革”中并不是最大的受害者，过去的最卑贱者成了最高贵者，他们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其心态自然与作为“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二是环境差异：除了“文革”初始阶段的政治运动对农村生产生活冲击较大，后来的“运动”常态化了，对农民的生活反而没有太大影响了；而知识分子的处境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天堂跌入地狱，由人变成了“鬼”，自然会对那段历史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碧云天：这些乡亲是否是“不觉悟者”？……
英伦过客：到底谁才是“不觉悟者”？！在我看来，单极化的思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历史的复杂性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一直认为，新时期之初重新出场的知识分子是精神不健全的一代人，因为带有太多肉体和精神创伤，他们的“理性”具有预设性，因而对于历史的叙述、反思、批判，缺乏整体性视野，而且常常故意漠视或遮蔽一些复杂的东西……除开立场问题，他们还有一个突出毛病就是过于自信，自我膨胀，总是自认为“真理在握”，总是以有限的视野去框定历史，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概念化，然后将自己的个人遭遇放大为社会共同经历，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所有的人，而无视身处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的命运和心灵……他们越来越像单向度的人！而社会的真正进步，恰恰需要多维参照和反思，而不是在“去政治化”的口号之下行另一种政治，使得应有的理性批判陷入新的意识形态怪圈……在当下，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碧云天：其实从采访开始，我就一再提醒自己要对流行的历史观念、文学观念保持警觉，希望用一种客观、理性的目光去发现沉淀在村庄历史深处的东西……
英伦过客：对于当今知识界而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返回到历史现场、返回到社会大众、返回到社会底层之中去深入批判的精神和态度。记得法国作家阿隆说过，知识分子往往具有理想型人格，依靠某种“观念鸦片”来生活。他们容易把解释现实问题的方法，等同于与经验世界无关的“第一原理”或者不证自明的“公理”，在情感上则陷入浪漫主义，对历史进行审美化的理解，而不关心历史本身到底如何……面对松塆这个鲜活的存在，你其实已经感到了深深的困惑，甚至陷入矛盾之中，因为你不能完全用过去熟悉的那套价值观念去整合斑斓的历史碎片。我觉得，你书写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你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返回吧，去勇敢质疑……你其实无力给出，也不需给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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