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十月怀胎”，而这部小说真正算起来则是“十年怀胎”。创作这部小说的欲望起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月亮》出版时，鉴于种种原因，原稿约有五六万字被删除。我的好友刘本夫看了《红月亮》，在提出一些很尖锐意见的同时，对书中塑造的那位在村里德高望重的瞎眼老太太给予了较高评价。我告诉他，那位老太太的生活原型是我的祖母。我给他讲了我的驼背祖母留在我记忆深处的那件被汗水浸透、布满了碱花的蓝粗布衫，讲了祖母顶着烈日背我下地拾红芋，讲了祖母在村子里登高一呼众人响应的威望……他也讲到他认识的一位老太太，以及那位老太太身上发生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他说的老太太和我《红月》中的老太太生活在同一历史吋期，生活环境、命运走向甚至于人物性格也大致相同。我们从讲农村老太太的故事开始，讲了许许多多个农村人物的故事。那时，我还在地方工作，和本夫每月都要见上几面，我们谈的最多的是文学，是农村的人和事。我们渐渐地产生了围绕一位农村老太太一生的命运，共同创作一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想法。可以说，这是我和本夫兄合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开端。

    本来，我想邀本夫兄共同创作一部《红月亮》的姐妹篇，时代背景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本夫兄那时已经在着手搜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即“大跃进”、人民公社到三年巧自然灾害时期的素材，准备写一部反映大饥荒的纪实作品。他的意后见是把时代背景放在那个时期。为此，我们之间一度有些分歧。这之后，我们曾多次讨论协商。可以说，这是我们合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孕育”阶段。直到2004年春夏之交，我们才达成了共识。因为，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给了我们启发。我们共同认为，一个作家，有责任用文学的方式来印证科学发展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尤其是对人的重大意义。我们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的确走过很大的弯路，造成过很大损失。我们要表现的这段历史时期，就是弯路，或者说是泥泞之路。

    我邀本夫来京小住了几个月，进一步就（沃下苍形）反复研究和磋商，从人物关系、个性、故事发展以至情节、细节，谈得都比较深刻透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即自然灾害时期，我正值童年，亲眼目睹了身边有的孩子从人和畜的粪便中拣食“食物”的情景；“文革”兴起时，我正读小学二三年级，亲身经历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长我十多岁的本夫兄，拥有的生活素材比我更丰厚，对生活的认识比我更深刻，思路也比我更开阔。我们在谈到小说中的人物时，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心潮澎湃、时而涕泪滂沱……出现在（沃下苍形）中的任王氏，是我和本夫共同怀有感恩之情的一个人物；生产队长魏天霖身上，有我当知青时生产队长的影子、也有本夫一个哥们的影子；那个命运坎坷的方小翠，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我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丈夫》中出现过；那个不可一世的民兵营长李作侠，除了名字是创作的，其所作桥为则是我和本夫都熟悉的生活中的真实人物。生活原型中的那个民兵营长，把我少年时代非常熟悉的一个女孩在喂牛的石槽子里粗暴地奸污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接触过、相处过抑或说熟悉的。这部长篇小说从开始酝酿到成稿，前前后后算起来用了我俩十年多的时间，说“十年怀胎”还真不为过。

    现在，我们怀着忐志不安的心情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我和本夫正在酝酿一部新的长篇，它是我们对另一段历史时期的反思。我们共同认为，没有责任感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也写不出好作品。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但愿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们，会对科学发展观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会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王昕朋2008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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