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山子石油的发端

    独山子，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西南缘，是新疆石油工业的发源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之一，也是克拉玛依市的一个县级区，全区所辖面积448平方公里。

    早在19世纪末期，在独山子就发现了石油矿藏，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曾有人在独山子用土法开采石油。据王金绂1932年著《西北地理》记载：“独山子周围十余里间，除一山峰外，余皆平地，面浮咸水，下含油质，掘至三五尺深，即有泉水涌出，油亦徐徐浮露，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有当地居民土法开采。”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踏勘考察准噶尔盆地，在考察报告中根据居民提供的资料，记载了独山子泥火山油苗出露情况：“十九世纪末，独山子背斜上有石油泉32座，油沫浮积水面，厚二三分（l厘米），色泽深绿或淡红，有当地居民在油沫浮积水面上撇取石油，用于点灯膏车。”这些对石油资源零散的民间利用，应该就是独山子石油的发端。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能称得上的规模开采，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联魁执政新疆时期，实行新政，创办实业。新疆省库尔喀喇乌苏厅（今乌苏县）在“城内设劝工所，创办劝工场，在独山子用土法提炼石油”（《乌苏县志》）。当时采集石油的具体方法：一是直接收集渗出地表漂在水面的石油；二是根据油泉涌露方位，先掏横洞，在横洞下挖若干竖井（坑），捞取渗出的石油，“夏季日产原料五六百斤，冬季减缩至七十余斤”。由此看，1902年当是独山子土法采炼石油的始端。当时的开采量实在微不足道，但其意义深远，表明了政府和国人开始认识到石油资源的重要性。但这种原始落后的开采方式，却也折射出了旧中国的贫弱、无奈和苍凉。

    “独山子有石油”这一消息传播开后，引起了各方的注意。1906年俄国商人阔阔巴夫向新疆地方政府申请租赁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权，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但俄国商人的举动，使新疆省政府对独山子石油矿藏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楠，主张新政，提倡实业。在他主编的《新疆图志·实业志》中，他追述道，“遍察南北诸矿，惟石油之富，利擅五洲”，并提出，“筑铁路以便运输，立公司以厚资本，运机器以省人力，设专科以储矿材”。在他的倡议之下，当局决定采集油样到国外化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新疆商务总局，任命邬铭魁为总办。派人采集独山子、安集海、博罗通古、卡子湾、黑油山和库车油样及将军沟石蜡去俄国化验。经分别进行蒸馏后化验分析，认为各地所产，唯有独山子最佳，轻质油收率为60％，“足与美洲之产相抗衡”，石蜡“如果矿产丰富，足擅五洲之大利”。这个化验结果，增强了新疆省政府开办油矿的信心，拟进一步开采独山子石油。

    清宣统元年（1909），在新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商务总局筹银30万两，从俄国购进顿钻钻机和提油机（炼油装置）各1台。提油机安放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省工艺厂，顿钻钻机运至独山子，开掘了独山子也是新疆第一口油井。该井仅比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1907年6月开掘的延长油田“延一井”）晚两年，但却比玉门老君庙油田“老一井”（1939年开掘）早了30年。

    王树楠在《新疆图志》中曾对独山子第一口油井的开掘情况做了记录：“深至七八丈，井内声如波涛，油气蒸腾，直涌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数尺。”

    鉴于独山子第一口油井的成功开掘，王树楠对新疆石油资源的开采寄予厚望：“现在开办伊始，先采独山一处，俟有成效，当添采绥来等处，以资推广。”这些有志于中国石油资源开采的先行者们愿望是何其美好，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得他们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新疆巡抚的袁大化企图负隅保清，向伊犁进军镇压。为了将国库的款饷用于军事，就以“库款支绌”为由，下令停止了独山子的石油开采活动，安装在迪化的提油机尚未使用就被搁置起来。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注定了独山子石油开采命运多舛。

    民国二年（1913），新疆省督军杨增新看到俄国输入新疆的石油数量增加很快，而且油价不断上涨，就考虑抵制俄油，维护中国权益，遂下令恢复独山子石油生产，招商包采、包运独山子石油，交迪化工艺厂炼制。此后，独山子石油资源虽未形成规模性的开采，但土法开采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延绵20世纪之初30年有余。

    独山子炼油厂的诞生

    新苏合营昙花现

    进入20世纪30年代，独山子的石油矿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34年，因迪化距独山子较远，原油运输极不方便，省政府遂将炼油厂迁至安集海，在独山子设立采油站，将土法开采的原油装入大桶，用马车拉运到安集海炼油厂提炼。

    同年，盛世才执掌新疆军政大权，实行亲苏政策，积极向苏联寻求支援。1935年，苏联派出以地质家沙依道夫为团长、钻井专家拉木则斯为副团长的科学考查团来新疆，在安集海及天山北麓山前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并取走独山子原油样品回国分析。

    1936年4月，新疆省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成立独山子石油考查团，戴润博（中方）任团长，拉木则斯（苏方）任副团长，成员近20人，开始在独山子进行石油地质考察，由此开始了新疆省政府与苏联的合营，简称“新苏合营”。8月28日，独山子石油考查团改称石油考查厂，由戴润博任厂长，拉木则斯任总工程师。9月，开始用现代钻机在独山子钻井。10月，安集海炼油厂停办，设备迁运到独山子，并入石油考查厂。10月17日撤消石油考查厂，成立独山子炼油厂，边夑清任厂长，他是独山子炼油厂第一任厂长。苏方聂列亭任总工程师。新疆省政府先后向石油考查厂和新成立的独山子炼油厂颁发了关防印章。

    当时的独山子，中方称独山子炼油厂，苏方称独山子石油康宾纳（意为钻井、采油、炼油联合企业，即油矿）。名义上是新疆省政府与苏联合营，实际上基本是苏联独家经营。双方在合营前没有签订任何正式合同或协议，更没有供双方遵循的章程或文件。新苏合营的8年间，中方由省主席和边防督办任命厂长，先后曾任命边燮清、孙镇甫、赵国元、王华阁、文自璇等五位厂长。苏方由苏联政府委派总工程师，先后派拉木则斯和聂列亭任总工程师。厂长和总工程师的职权没有人给明确划分，所有厂内重要事务，均由总工程师经手。总工程师总揽生产、技术、计划、财务、人事、销售大权。全厂重要职员、工匠等均由总工程师招雇，事后向厂长通知或不通知。而厂长只负责行政事务和后勤，主要是筹建房屋、购买粮食、购买零碎家具、解决矿上人员吃住问题以及向当地县府接洽等事。至于员工待遇，相差悬殊，极不平等，苏方员工月工资几百元，而中方员工月工资只有几十元，苏方员工歧视中方员工。因而，双方经常出现纠纷。

    从1936年到1938年，独山子炼油厂业务曾先后由省财政厅、省运输局、省建设厅逐个分管，期间大多是由省财政厅主管。例如：投资拨款、生产计划、生产报表、生活物资、解决困难等都是由财政厅经管，这主要是因为油田建设需要财政投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的胞弟，时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的毛泽民（化名周彬），对独山子油矿发展和工人生活十分关心，对独山子炼油厂的各项申请报告，都是亲自批阅，迅速办理，尽量满足，从生活、后勤上给予了大力支持。独山子职工生活所需的粮食、肉食，毛泽民尽量从财政厅主管的税收中的小麦、大米、羊只中调拨，按最低价格准予转账。毛泽民还批准将乌苏一片耕地租给油矿供农牧业生产之用，保证职工生活，为独山子炼油厂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38年，油矿急需一批机油、黄油、灭火干粉，但当时没有财力自行解决，厂长赵国元书呈新疆省财政厅，申请财务拨款。书呈转至毛泽民同志案前，他立即责成有关人员限期办理。独山子炼油厂积存了一批废旧油桶，既占场地，又容易丢失。但是，按照政府规定，不能自行处理。1941年7月2日，赵国元厂长从“有利于资金回收，出售以后可以用于民用”的角度，打报告给省有关部门。7月14日，报告转至毛泽民之手，他审阅之后，立即提笔在报告上批示：“该厂长能够如此注重公务，殊属可佳，既称响应节约运动，自应将所挑出的大小铁桶设法售给民众之利用，以免废弃。”1938年2月～1941年7月，毛泽民同志先后为独山子炼油厂拨款287万元（旧币），占独山子所获总拨款的67％。

    1943年7月，为支援反法西斯抗日战争，新疆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一县一机运动”要求，以“一县募集一架飞机”为标准，发动各族民众抗日募捐，积极开展献机运动，独山子炼油厂职工积极捐款。据史料记载，省府献机劝募委员会的电文刚到独山子炼油厂，厂部即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动员，全厂500多名职工一致热烈通过，愿以个人全月薪水，为抗日前线集体捐购一架飞机，体现了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这500多名职工大多数是抗战期间从东北退守苏联，后又从西西伯利亚进入新疆的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官兵，另外就是油矿招募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工人。他们收入都很低，生活拮据，毫无积蓄，只能靠微薄的薪水为生，但为了抗日救国，他们踊跃捐款，献出一个月薪水，让厂方在其后4个月薪水中扣缴，许多人的捐款还超出了一个月的薪水，全厂共计捐款53000余元。为此，时任厂长文自璇感动不已，饱含真情地向省府发出一份提请给予该厂超额捐款者登报表彰的电文。省府接电文后即刻由省主席签发指令，登报表彰独山子炼油厂职工抗日募捐的壮举。

    独山子炼油厂成立以后，从苏联运来各种石油生产器材，生产发展很快。1936年9月，1号油井开钻，见到油沙；1937年1月14日，2号油井出油，日产原油10吨左右。当时的《新疆日报》报道：“该厂新开一口油井，经日夜加紧工作，于14日夜中出油，自井口喷出数尺之高，油势甚旺。”2号井出油不久，压力减退，逐渐枯竭，没有了工业开采价值，但这是独山子进入工业勘探后第一口自喷油井。

    1941年至1942年底在南沟轴心南部打的14口井，井深大部分在600米～800米。21号井井深达到了1453米，是这个时期打得最深的一口井。在独山子钻探中具有工业价值的高产稳产井，是在南沟打的20号井。该井于1941年9月开钻，1942年11月12日完钻，3天内出油150吨，远远超过了其他井，全矿职工欣喜若狂。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闻讯，当即发电祝贺并奖励，电报说：“厂长、总工程师督导有方，钻探精确，果能源源出油，非仅新省经济前途之幸，抑亦该厂长等工作成绩之光荣，并望继续努力，以期克奏霄功。”中外石油学者都认为独山子油田开发见效于1942年，也是起因于20号井出现了工业性油流。

    1937年2月，独山子炼油厂釜式蒸馏开始炼油；8月，另建新蒸馏釜，炼出了第一批合格汽油；1938年开始筹建管式常压蒸馏装置；1942年1月，常压蒸馏装置建成投产，年加工能力可达7万吨，在全国已上规模。1942年，独山子共钻井30余口，全年共产原油7321吨，炼油7060吨，这使得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炼制发生了质的转变——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规模性工业开采与炼制。

    中共秘密党员厂长赵国元

    1937年，独山子炼油厂新苏合营已逐步推开，盛世才为进一步谋取苏联政府的信任，先于这年10月1日将独山子炼油厂第一任厂长边燮清召至迪化撤换逮捕，后于1938年3月委任了一位具有苏联派驻新疆军事顾问团顾问身份、并曾被盛世才委以全权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国防会议的中国年轻军官接任了独山子炼油厂厂长，他就是具有苏共党员和中共党员双重身份的赵国元（曾用名赵雨时、赵石羽、石际民、扎哈诺夫、赵唯刚），他也是独山子炼油厂最早的共产党员。

    1905年1月，赵国元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区沙河子村的一个满族农户家庭。中学毕业后，于1925年4月官费赴日本千叶县士官学校步兵科留学。在学习期间，赵国元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影响，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释》和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参加各种游行集会，并做一些革命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赵国元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他主动向中共大阪支部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于1927年6月10日在大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期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为我党中央搜集提供了大量情报，成为我党在东北隐蔽战线的杰出骨干。

    1928年底，中共中央军委特科派人来沈阳组建中共满洲特委和特科，赵国元全力参与组建工作，并担任满洲特委秘书长。在周恩来、陈赓等同志及中共满洲特委的领导下，赵国元利用自己在东北军讲武堂任职的便利，按照党的要求，安排我特工人员打入敌营收集情报；联络士兵组织武装暴动；秘密保护在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的刘少奇；采取行动夺回我党机密文件，保护省委和特委的安全等。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选派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员到苏联工作。1933年，赵国元由党组织介绍到苏联，先任职于远东红军司令部，后到苏军远东伯力炮兵学校、基辅坦克机械化学校学习军事技术，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联共布尔什维克）。

    1936年12月，赵国元随同苏联红军司令部第二部派驻新疆的军事顾问团到新疆工作。当时，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打出亲苏、反帝的旗号，而苏联为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友好的近邻，便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盛世才全面援助。

    赵国元到新疆后，因是苏联军队派来的军事人员，备受盛世才的青睐，先被委任为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赵国元以盛世才代表身份，偕夫人任琳琳（中共党员和苏共党员双重身份），带着外交证件和参加会议的公函，转道苏联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的国防会议。返回新疆后，向盛世才“报告了中央对日战争的内秘，以及国内的不合作情况，使盛世才更对苏俄增加了依赖心”。①同时，赵国元向盛世才提出，在新疆要进一步发展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

    独山子炼油厂是新疆省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创办的石油企业。盛世才认为，“独山子油矿不独有关中国抗战，同时对于争取国际反法西斯最后胜利亦有很大的作用”，②遂于1938年3月委任赵国元为独山子炼油厂厂长，其夫人任琳琳任秘书。

    赵国元任厂长期间，“建树颇多，工作确属努力”，③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重视工人的文化技术培训。在1938年至1939年间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受训工人共85名，年龄最小者17岁，最大者28岁。第一期20名于1938年5月结业，第二期65名于1939年7月结业。学习课程均以钻井为主，兼学机械和电工。钻井课包括操作、泥浆使用、井下情况分析、固井和事故处理等。机械课主要学习内燃机原理及其操作和维护保养。电工课主要学习电工理论和实际操作。文化课仅有数学补习。另有政治课，学习抗日战争的形势、苏联介绍、新疆“六大”政策等。技术文化课由苏联专家讲授，政治课由赵国元讲授。讲义由讲师编定后译成汉、哈等文字分发给学员。培训方式为半天工作、半天学习，每天上课4小时，75天结业，工资照原标准发放，伙食和纸墨文具由厂方供给。结业时举行隆重的典礼，邀请乌苏县领导参加祝贺。④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术和业务骨干，他们在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5月，赵国元调任乌苏县筑路委员会常委，后又调任博乐县县长，但因车祸受伤未到任。经去苏联一年多治疗痊愈后，于1941年9月由苏联回到延安，改名为赵唯刚，参加了全党整风运动。1943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高参室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教育长，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处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赵国元曾任享誉国内外的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首任炮兵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10月转业到化学工业部，历任设计院副院长、对外联络司司长、化工部视察员、化工部规划院顾问等职，1982年离职休养。1999年4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杜重远与独山子

    杜重远烈士（1898-1943）

    注：杜重远，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10月应盛世才之邀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兼督署高等顾问，1940年被捕，1943年遭盛世才杀害。

    此文根据萨空了所著《忆新疆之行》（新疆美术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原玛纳斯县政协委员韩文浩（已故），原新疆日报记者、独山子炼油厂翻译邵家曙（已故），以及独山子退休职工范伟等人提供的资料整理编写。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从新疆回到香港，并准备携家眷三度天山再去新疆，恰巧此时在港遇到从上海流亡到香港的进步民主人士萨空了、著名作家茅盾、电影明星赵丹等。在杜重远的鼓动下，萨空了决定先随杜一道去新疆，背靠苏联开辟新的抗日救亡阵地。当时的新疆地处抗战的大后方，国共双方都需要建立一条从苏联经新疆、甘肃到陕西的运输线，杜重远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条国际运输线。蒋介石也很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便让交通部派飞机送杜重远去新疆，萨空了便与杜重远一道，乘飞机到了新疆。途经武汉时，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胡愈之家里接见了他们，并告诉他们，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也在新疆，嘱咐他们到新疆后与陈、毛等同志很好地合作。1938年9月，他们到达迪化后，正逢那里召开全疆代表大会，盛世才在会上宣扬他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10月，他委任杜重远为新疆学院院长，萨空了为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后来，茅盾、赵丹等人在杜重远的影响下，也来到了新疆。

    1939年8月，杜重远组织了由250余名师生参加的“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赴伊犁进行社会调查，沿途举行演讲会、表演文艺节目等，宣传抗日救亡活动。茅盾原计划也随团行动，但临行前因英国领事请他参加一个会议未能成行。

    8月10日，工作团返回迪化途经乌苏时，独山子炼油厂厂长赵国元派出代表赶到乌苏邀请工作团全体师生去独山子油矿。原本工作团没有安排到独山子活动的计划，但杜重远还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并慨然应允。

    在团长杜重远、副团长郭春则（中共党员，化名郭慎生，时任教务长）、张仲实（著名翻译家）的带领下，工作团全体师生来到了独山子油矿。当时的矿区一片荒凉，无草无水，工人都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和简易帐篷里。油矿除了苏联专家和少数民族工人外，几乎是青一色的东北籍青年。工作团的师生们参观了当时的矿区和工人们的工作情景，赵厂长向他们介绍了第二个三年计划远景，还和苏联专家、工程师举行了座谈会。

    油矿工人在一块平地上用木料搭起一个临时的露天舞台，帆布篷顶，挂上幕布，欢迎工作团师生。赵国元首先讲话，向工作团师生表示欢迎和敬意，并介绍建厂三年来已打出油井28口，其中4口是自动喷油井，油质纯净。用现有的装置设备能提炼4种油品，结束了新疆人用外国油的历史，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个三年计划（1937～1939）。从1940年开始进行第二个三年计划，炼油要进一步发展，要生产更多更好的油品，支援新疆的建设，支援抗日前线，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杜重远随即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亲切地慰问工人兄弟们，高度赞扬工人兄弟是当今的盘古，劈地钻井取油，给新疆400万同胞带来了光明，为新疆的建设，为抗战多产石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由张仲实作了当前国际形势的讲话。

    晚上，工作团师生和油矿工人同台进行文艺演出。师生们用汉语演唱了由林基路作词、陈谷音谱曲的《新疆学院校歌》和《中华进行曲》，用俄语演唱了《假如明天战争》等苏联歌曲；少数民族同学用维吾尔语演唱了《青年进行曲》等民族歌曲，同时还演出了抗战题材的小话剧。油矿工人也演唱了《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还表演了情节真实、催人泪下的话剧——《松花江上的渔夫》。台上台下气氛热烈，学生、工人不断挥臂高呼“打回老家去”“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的口号。晚会演出中间，突然刮起了大风，临时舞台摇晃起来，杜重远就和工人们一起抬来木料顶着舞台，许多同学拉着幕布，手扶着道具坚持进行演出。晚上休息时，工人拉来几桶热水让学生们洗脸洗脚，杜重远突然跑过来制止同学们用水，他说：“这里水源困难，我们不能增加工人的困难。”原来杜重远在与工人交谈时得知油矿输水管线还未完工，从奎屯河运水往返一趟十多公里，费很大力气半天才拉运一次；工人们还要节省一半生活用水供应当晚和第二天早上工作团师生的用水。

    当天晚上，杜重远通知大家次日拂晓出发，不要惊动工人。第二天黎明师生们坐上汽车，赵国元和许多工人跑过来，挽留他们吃早饭，杜重远一再感谢工人们的盛情，婉拒之后带领大家离开了独山子。

    这年10月，也就是杜重远带领工作团师生回到迪化后的一个多月，他便被盛世才软禁了。1940年初，在毛泽民等同志的提醒和劝说下，萨空了、茅盾等人借机回到了重庆。临离开新疆前，萨空了同毛泽民商量如何营救杜重远的问题，并让毛泽民转交给周恩来一封信，请周恩来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时，设法营救杜重远。这年春天，周恩来回到重庆后与萨空了见面，说收到他的信了，并告诉他，在盛世才举办的宴会上，周恩来提出，让杜重远同他一起乘飞机回重庆，盛世才想了一下说：“这样吧！等下一班飞机就让他走。”萨空了以为营救杜重远有望，周恩来却心情沉重地说：“事情不是这样的，盛世才如果想放杜重远走，马上就会同意的。不让他跟我走，就是不放他走。”果然，1943年盛世才下毒手，将他的同乡，也是他小学、中学直到在日本留学还是他同学的杜重远杀害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

    新苏合营独山子炼油厂的开办，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引起如翁文灏、黄汲清、杜重远、程裕淇、龚学遂、周宗浚、孙越崎、卞美年、翁文波等一批专家学者重视。后来，他们都对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倾注了心血。

    1942年，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提出把独山子油矿移交国民政府接办。6月28日，盛致电蒋介石，称苏联政府将派外交部副部长狄卡诺索夫来新疆解决独山子油矿及其他重要问题，催请蒋“速派翁（文灏）部长来新同苏联政府及地方政府共同研商独山子炼油厂问题”。

    7月，奉蒋介石之命，国民政府派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和交通部公路局局长龚学遂、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等一行来新疆。7月10日，翁便率龚、孙等人到独山子进行视察，了解情况，返回后写出了《新疆省独山子油矿视察报告》，受到国民政府的肯定。翁文灏后又从其所属的中央调查所和甘肃油矿局抽调人员组成地质和工程两个调查队，到新疆进行有关石油开发方面的调查。

    1942年7月17日，盛世才致电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不同意苏方继续和新疆省政府合办独山子油矿，声明“此项企业，当以中国中央政府与苏联政府双方合办为宜”。8月20日，莫洛托夫复函盛世才，表示同意盛的意见，可以由中苏两国政府商议合办，盛立即将复函电呈蒋介石。

    蒋于9月1日将复函转给外交部副部长傅秉常、钱长泰及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并嘱会商具体办法。

    从1942年10月15日至翌年3月8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在重庆召开4次会议，进行合办独山子油矿的谈判。中方代表为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和外交部副部长傅秉常、胡世泽等。在10月15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中苏合办新疆独山子油矿协定草案》和《独山子油矿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1943年1月18日，苏方代表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于开发新疆省独山子油矿协定》的建议。在1月26日、2月18日两次会谈中，双方争辩激烈，互不相让。主要分歧有四个方面：1.关于投资问题。苏方主张平均分摊，即各出50％；中方依照中国法律，外资最多占49％。2.关于领导权问题。苏方主张由苏联人任经理，中方任副经理，董事会由双方轮流任主席；中方主张由中国人任经理，苏方任副经理，董事会由中方任董事长，苏方任副董事长。3.关于公司所用土地是否计价问题。苏方提出土地应由中方免费提供，不能计入中方投资；中方主张所用土地系中国所有，与苏方提供设备的性质一样，应算入中方投资。4.关于法律问题。苏方认为任何法律与协定之原则或规定与苏不符者，一律不得适用；中方坚持必须遵守中国现行的一切法律、法令及条例，并向中国政府注册。

    在1943年3月8日的第四次会谈中，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重申了苏联政府以上四个方面意见后说：“苏方认为（苏方）上述四点，可以保障公司双方之利益，并认为此条件最为适当……倘华方对于上述四点不能接受，则苏联政府认为即无其他解决方案之途径矣。”翁文灏表示“为法律所限，苏方所提四点，碍难接受”，但又说：“今日贵方所提四点，关系重要，候华方予以考虑后，再行约期商讨。”

    1943年5月17日，苏方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苏联政府已决定将独山子油矿设备拆卸运苏，双方谈判中止。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派出的两个调查队，一个是地质调查队，由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室主任黄汲清任队长，队员由中央地质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程裕淇、脊椎古生物室主任杨钟键、中央地质测绘室副主任周宗浚、甘肃油矿局技师卞美年和工程师翁文波等组成。地质队的任务是对天山北麓山带及独山子作一些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寻找一个或数个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并对天山南麓山带进行初步勘察。另一个是工程调查队，由甘肃油矿局业务处长郭可诠任队长，队员由该局靳锡庚、许鸿宾、龙显烈、那仞千等工程技术人员及会计等组成。工程队的任务是了解独山子油矿的生产现状、设备资产及投资情况，以便对独山子油矿财产进行估价和接收。两个队的组成人员，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石油工业的技术精英，实力相当雄厚。从1942年11月底到1943年1月中旬，他们都分别在独山子工作了近两个月。尽管当时正值寒冬且设备简陋，但两个调查队人员克服种种困难，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调查任务。调查结束后，地质队由队长黄汲清写出了《新疆乌苏独山子石油及煤气矿床说明书》，论述了独山子地区的地理、地质、储油构造、油层情况和开发前景，并绘制有地图，结合独山子油田的钻探资料，对油田展望提出建议。这是由我国地质学家写出的第一份关于独山子油田的地质调查报告，为以后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奠定了基础。

    工程队队长郭可诠写出了《新疆独山子油矿调查报告》。报告对独山子油田正在进行的钻探、采油、炼油、机修、运输和器材供应等生产和辅助生产情况以及组织机构、职工状况、生活后勤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对油矿财产也作了估价。

    两个队返回重庆后，向国民政府报告了调查情况。之后，国民政府同意接办独山子油矿。同时认为如果中方自办，在资金、器材与技术等方面都有困难，有意与苏联进行商谈。但后来由于谈判中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协议而中止。

    1943年6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致函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决定“停止独山子油矿及炼油工作，召回各专家，并将自有设备运回苏联”。自此开始，苏方拆运工作一直持续到10月底。除将油矿钻井、采油及各项辅助生产的所有设备、器材拆走外，并将刚建成投产不久的年加工能力5万吨成套炼油装置，以及地面地下管线也全部拆走。留下的除无法搬走的房屋建筑和2套蒸馏釜外，还有1台35千瓦的发电机、1台抽油机、l台车床、1台钻床、1台电焊机、3台拖拉机和2部汽车，均破烂不堪处于报废状态。对11口出油井，苏方人员也将油管起出，套管未拔，灌入重泥浆后将井口焊死封闭。

    1944年2月，经翁文灏请示蒋介石同意，特派国民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商务委员多次协商后，双方正式签订合同，苏方将独山子油矿不能拆卸运走的油井建筑及房屋和设备折价170万美元售给中方。

    双方在独山子的交接工作于2月21日完毕。2月28日，苏方人员全数出矿，新苏合营至此结束。

    几度磨难气犹存

    新苏合营结束以后，1944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由重庆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正式接办独山子油矿及其附近一带油田的采炼任务。8月8日，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率领玉门油矿矿长严爽、炼油厂厂长金开英、乌苏油矿筹备处主任李同照等到达独山子。8月15日，乌苏油矿筹备处正式成立，李同照任主任，原独山子炼油厂代厂长文自璇任副主任。由玉门矿抽调工程技术人员蒋邻湘、康天经二人负责钻井；詹绍启、张芬骞二人负责炼油。工人方面原有独山子油矿职工600多人，其中职员60余人，工人540人，均被接收。

    乌苏油矿筹备处成立后立即着手恢复生产，但面临种种困难，由于苏方从独山子拆除了所有生产设备，油矿生产陷于瘫痪。技术人员由甘肃油矿局配备，油矿还有部分熟练工人可以充任生产操作，而器材设备则需从重庆、玉门等地调运，路途遥远，甚为困难。油矿首先解决了供水问题，几经努力，先后启封修复11口出油井，其中7口井能正常生产，单井日产量最高为4吨，油矿日产量10吨左右。同时，在不能自喷的油井上，利用天然气进行“气举”采油获得成功。

    乌苏油矿筹备处前后共经营了一年多，从1944年9月至1945年9月，共生产原油3092.7吨，汽油980.9吨，煤油727.2吨。乌苏油矿筹备处曾拟扩大生产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政治局势便发生变化。

    1945年，三区革命爆发，9月6日乌苏油矿筹备处撤离，主要人员和部分技术工人携眷属经迪化回玉门油矿，乌苏油矿筹备处结束。9月9日，三区革命军接管独山子油矿。

    10月，三区革命政府成立独山子油矿管理处，先由工商发展公司主管，后改为实行军事管制，由三区革命政府军事厅后勤处及三区民族军总指挥直接领导。后因三区革命政府内部机构变化，对独山子油矿的归属管理也几经变更，到1949年2月，独山子油矿归属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简称新盟）领导，直至新疆解放。

    这一时期，三区革命领导人、新盟中央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数次来独山子油矿视察并看望石油工人，向工人们介绍国内外形势，对石油工人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评价，表彰了油田车间工人瓦力斯·斯迪克在恢复20号井生产中的功绩，向他颁发了一级革命金星勋章，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期间，三区革命政府和驻矿民族军对独山子油矿的生产设备进行了较完整的保护，使之未受到破坏。

    三区革命政府管理期间，由于设备缺乏，技术人员不足，独山子油矿的生产未能有大的改观，基本上依靠原有老井，日产油4～5吨。1947年打了一口深80米的新井，日产原油0.3吨，但不到一年便因井壁坍塌而报废。

    据资料统计，从1936年10月独山子炼油厂成立，到1950年9月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之前的14年间，独山子油矿经过独山子炼油厂（新疆与苏联合营）、乌苏油矿筹备处（国民政府负责）、独山子油矿管理处（三区革命政府主管）三个阶段的经营，共钻井33口，总进尺16128米。其中进行过采油作业的有11口井，出油情况较好的有7口井，产量波动较大，时而日产达110吨，时而降到日产20余吨。单产最高日产达到40吨，有的井能较长时间保持低产量出油，有的则只产气不出油或者间歇性出油。1942年下半年，独山子油矿采取在不能自喷的油井上安装抽油机，用30匹或50匹马力电动机带动抽油机抽油，当年原油产量达到7321吨，为新中国成立前独山子油矿最高年产量。14年间，独山子油矿共生产原油21186吨，加工原油20339吨。其中，生产汽油5555吨，煤油4343吨，柴油约2000吨。这也使得独山子油矿成为了同玉门、延长油矿齐名的解放前中国“三大油矿”之一。

    民国时期，尽管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最终决定了刚刚品尝到工业化开采滋味的独山子油矿历经坎坷，惨淡收场。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名列全国三大油矿之一的独山子油矿仅有职工150人，日产原油3～5吨。

    此时的独山子，已走出漫漫长夜，迎接着黎明的曙光。

    注释：

    ①、②王连芳《新疆石油史丛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③《独山子石油厂工作计划之实施办法》，1939年5月。

    ④《旧中国的独山子油矿》，邵家曙著，独山子炼油厂1986年《五十年的历程》登载。《多民族的职工队伍》，王连芳著，《新疆石油史话》登载，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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