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6日，兰州刚刚解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在兰州拜访了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为他披肝沥胆，勇于在兰州解放前夜挺身而出，组织人员保护了全部珍贵的勘探资料和贵重仪器表示了深深敬意。孙先生是一位资深地质学家，抗战初期，他曾主持玉门油田的勘探开发，建成了当时全国投入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田，被尊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先驱者。通过与孙先生的倾心交谈，彭德怀了解到了西北石油资源的分布情况，特别是新疆独山子油矿的勘探开采与炼制，引起了彭德怀格外关注。
1949年9月，彭德怀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发出的《关于进军新疆的命令》中指出：“我军不久将要进军新疆，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省份，石油资源及其他矿藏极为丰富。军队需要石油，全国解放后大规模经济建设更需要石油。解放新疆，开发油源，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全中国临近解放，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发展经济迫切需要石油。
毛泽东曾对周恩来、陈云感慨：“要搞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发展国民经济，石油要大上啊！”
朱德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也不无焦虑地说：“一吨钢铁，一吨石油。500万吨钢铁，500万吨石油，我们就能够打败任何侵略战争！”“如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还不如一根打狗棍。”
但当时，全国的原油产量每年只有区区12万吨，用于新中国建设实在是杯水车薪，这其中还包括用页岩提炼的人造石油5万吨，其成本高出天然石油十几倍。
能源呵，能源！开国领袖们无不为此焦虑、企盼。而戎马倥偬大半生，胸怀拳拳报国之心的彭德怀，此刻正挥师西进，剑指天山。孙健初先生为他展现的大西北资源宝库，特别是独山子这颗石油夜明珠已近在眼前，熠熠闪光。在急迫难捺之余，彭德怀更多的是开拓者的雄魄和伟略。
白雪罩祁连，凯歌进新疆。进疆部队在酒泉短暂驻扎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庆祝大会上，彭德怀向二军六师、六军十七师和成千上万的酒泉市民发表了震人心弦的讲话。他最后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今年53岁了，我还要为保卫我们的祖国，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再干30年！”会后，彭总对王震、徐立清、罗元发、郭鹏、王恩茂、张贤约、张希钦、张仲翰、程悦长等随从的一兵团及二、六军高级将领们又说：“新疆是块好地方，石油煤炭资源很丰富。部队进疆后要一手抓稳疆固边，一手抓生产建设，你们在那儿可有得干了哟！”
1949年9月25日、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相继率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0月2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12月6日，进疆先头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进驻独山子油矿。
1949年12月17日，彭德怀、张治中在迪化检阅“三军”入城式，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也就是在这一天，彭德怀在办公室翻阅有关方面上报来的文件档案时，发现了两份1943年苏联政府和原国民政府关于在新疆联合设立有色金属和石油两个股份公司的议定草案。尽管这是一份尚未签署的协议草案，但彭德怀依然敏锐地察觉到了其重要价值，不禁眼前一亮，认为可以为我所用。我国刚刚解放，急需要能源支持，但我们在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方面都很难独立承担起石油工业建设的重担，需要苏联支持。
1949年12月28日，彭德怀赴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五次工作会议，在向刘少奇副主席汇报新疆工作时，递交了上述两个“草案”以及彭德怀为加快发展新疆石油工业所提出的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报告附件，请中央政府考虑与苏联政府签订类似协定，以利用苏联的资本和技术，开发新疆资源，发展新疆生产。彭德怀的这个思路和刘少奇的中国经济建设需要苏联援助的思路一拍即合。经研究讨论，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认为此“草案”可行。
1950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新疆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王震，在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省政府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和省政府农林厅厅长涂治等人陪同下，前往独山子油矿视察工作，看望油矿各族工人。独山子油矿的全体工人闻讯后赶到距矿区11公里外的公路边夹道欢迎。当王震司令员出现时，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用不同语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王震同志来到独山子油矿后，向油矿全体工人和驻军祝贺新年。他细致地参观了从油井到提油的整个生产过程，对油矿石油蕴藏量、工人在生产中如何克服困难、怎样管理油矿以及石油工人生活情况作了详细询问，并在驻矿部队和全体工人大会上作了演讲，高度赞扬了石油工人的成绩和贡献，就新的一年生产建设任务作了指示，要求石油工人努力生产，为全疆各族人民造福，并将带来的慰问品（茯茶）赠送给石油工人。
1月2日，刘少奇副主席向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发去了关于中苏两国在新疆设立有色金属与石油两个股份公司问题的报告以及彭德怀的附件，报告全文如下：
毛主席：
（甲）此次由彭德怀同志带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议定在新疆设立金属与石油两个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议定大体同样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这两个协定大概内容如下：
1.公司业务为，在新疆境内寻觅、探测、开采、冶炼有色及稀有金属，在中国境内及境外销售产品，或寻觅、探测、开采石油煤气并提炼油料销售产品；
2.资本双方各半，净利平分，但中国之资本以地段及为建筑工厂与房屋所需之建设材料估价交付，苏联之资本则为公司营业所必须之设备材料及运输工具估价交付；
3.公司负责人及职员中苏各半，如中长铁路一样；
4.公司产品向中国政府交纳一定的捐税，双方均得向公司收买产品的一半，其价格照成本加百分之六的纯利；
5.公司经营时间为45年。
（乙）这就是一种租让的或中苏合办的企业，而中国从中得到一半的利益。但期限似乎定得太长，以定为20年或25年为宜。请你考虑是否即由你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进行商谈。在原则确定后，具体条文则交外交部与大使馆谈判。又，这种事也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和工厂。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不会要求和我们来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提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此间同志们认为是可以提这种要求的。
刘少奇
1950年元月2日
毛泽东看完刘少奇的报告和彭德怀报党中央及中央领导的附件后，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在报告上批复“这个报告不仅必要，而且及时”，同时指示尽快办理。
在接到刘少奇报告的翌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磋商。他向斯大林表明，中国政府希望与苏联进行石油资源以及其他资源的开采合作，阐明这是一项利益共享的事业。斯大林则以高加索人特有的诙谐语言作出回应：“这种合作不是没有可能。”
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默契磋商，成为后来中苏两国关于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可靠基础。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排，1月20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毛泽东即授权周恩来负责中苏石油合作协议的谈判、签订以及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具体筹建工作。
而与此同时，1月19日，彭德怀在兰州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关于西北地区今后工作的报告》中，彭德怀明确指出：“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尽快恢复新疆独山子油矿的炼油生产，加强生产中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努力提高成品油的产量。”并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迅速抽调得力干部，到独山子油矿开展工作。
由于中苏谈判涉及新疆问题，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1950年1月30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与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长邓力群等人作为中国各省中唯一的地方代表团奉命由迪化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国关于在新疆合办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谈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莫斯科接见了新疆代表团，作了具体指示，并让正在莫斯科的伍修权同志参加新疆代表团同苏联政府的谈判。经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苏联官员近2个月的谈判，苏方不再坚持中苏合资期限为45年，同意中方提出的合资期限为15年（按：最后签订的协定为30年），达成了初步协议。
1950年3月27日，苏联全权代表、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和中国全权代表、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按照“平权合股”的原则，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两国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3月28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中苏创办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公司协定公报
1950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创办两个中苏股份公司的协定，一为石油公司，一为有色金属公司。两个中苏公司均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其目的在于协助中国工业之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之经济合作。石油股份公司之任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进行探测、开采、提炼石油及煤气。有色金属公司之任务，则是在新疆进行探测及开采有色金属。上述两公司之产品由中苏双方平分之。公司之开支及其所得之利润同样亦由双方平分之。公司之领导由双方之代表以轮换制之程序进行之。协定中规定，两公司活动之头三年中，管理委员会之主任由中国方面代表选出，副主任由苏联方面代表选出。两公司之总经理由苏联公民中任命之，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中任命之。每过三年，原有三年中由某方代表所担任之职务，由另方之代表接替之。公司之职员，由中苏两国公民中平均充任之。在一切场合下，均遵守按期轮换职务之原则。两协定之有效期限均为30年。
谈判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和完全相互谅解的精神之下进行的。
签订协定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为：苏联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
1950年4月5日，赛福鼎·艾则孜率新疆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1950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第293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此协定。
然而，中苏签订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表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而且国内许多人也不理解。尤其在北京学生中引起很大波动，怀疑这两个协定损害了中国主权，甚至出现了过激行动，向政府质问，要求作出解释。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3月3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合股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
彭德怀提议召开了新疆干部大会，他耐心地向全体干部解释道：“中苏在新疆建立两个公司，一个是石油公司，一个是有色金属公司，这对我们巩固国防、开发西北均有利。我们进口货物最主要的为粮、棉、石油。开发出新疆的石油，可以节省出大批的外汇，对西北建设、工农业好处很大。两个协定是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订立的，我们只出了地面。协定期限为30年，30年后我们培养出了干部，一切都归了我们，苏联人就回去了。我们有的同志争百分比之多寡，这叫做见树不见林，因小失大，真是所见太微小了。”
195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的社论。社论说：
中国和苏联所缔结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还只是一个开端，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良好开端。这是因为，这个协定是出现在今天这种最需要外力援助的困难时期。这是因为，这个协定所涉及的是新疆这样一个离中国中心极其遥远和交通极其困难、经济极其落后的地区，所涉及的是要多年巨大投资才有可能得到利润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石油的寻觅、探测、开采和提炼工程。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协定以发展中国经济建设为目的，既尊重中国的主权，又保证中苏两国在合作中完全处于平等地位。
至此，“协定”所引起的风波基本得到解决。虽然当时“协定”谈判艰难曲折，后来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基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建设的需要，加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政治上强调“一边倒”，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因而整体上仍然促成了中苏石油合作在新疆的全面开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运筹和关注下，中苏石油合作开发的大幕终于在新疆拉开。被称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与陕西延长、甘肃玉门齐名的中国最早三大油田之一的独山子，无疑成为了这台大戏最耀眼的主角，历史性地担当起了叩开新生的共和国能源命脉之门的重任。
中苏石油公司总部设在独山子
中苏两国关于合股创办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公司的协定签署并经政务院正式批准后，双方即转入具体的实施准备。
1950年4月，新疆省工矿厅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召集流散于该市的独山子油矿工人和技术人员，共80人，开办油矿技术干部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分配到独山子油矿工作。
1950年5月17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告知了苏联政府关于中苏石油公司苏方人员的安排，要求迅速拟定中方人员名单，并为即将召开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首次股东会议及管理委员会会议做好准备。电文全文如下：
周恩来关于中苏金属、石油两公司苏方代表抵达迪化致彭德怀并转包尔汉电
（1950年5月17日）
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主席并转新疆省包尔汉主席：
中苏金属股份公司及石油股份公司之苏方代表日内即抵迪化，举行首次股东会议及管理委员会会议，商讨公司章程草案和有关公司活动之其他问题。请即准备，并请彭主席速提出两公司有关人选，俾经外交部通知苏方，至要。苏方指定辛诺夫为金属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潘克拉托夫及吉米诺夫为管理委员会委员，石希诺夫为总经理；阿卡耶夫为石油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葛洛捷洛夫及阿希柯夫为管理委员会委员，聂列亭为总经理。
周恩来
五月十七日
1950年7月，新疆省政府将草拟并修改后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组织条例》和《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章程》上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审批，包尔汉主席向周恩来总理发电文报告此项工作进展情况，电文影印件及内容如下：
（周总理：我于午元飞抵迪化，石油、有色金属公司章程组成条例已航呈总理审核批示。现苏专家等候签字进行工作。所呈章程及组成条例修改增删处，可否电示或候航寄来迪化。请示复。包尔汉手参）
注释：“午元”系干支纪年地支第七位，即1950年7月14日
1950年8月8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加快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方的准备工作，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新疆省财经委员会主任王震，就独山子油矿资财清理并移交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问题，致函省政府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并告列顿（列顿：指时任三区民族军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司令员列斯肯，政委顿星云。独山子油矿此前为三区革命政府管辖。），函文如下：
关于阿里木·阿洪领导独山子油矿清理移交问题致赛福鼎·艾则孜并告列顿函
（1950年8月8日）
赛福鼎同志并告列顿：
石油公司须迅速作准备，故由阿里木·阿洪率一部分人员去乌苏独山子油矿工作，并组织清理委员会，清理矿场资财，办理移交准备，移交中苏石油公司。此间，已由省政府下令，请独山子经理接受阿里木·阿洪清理委员会主任，领导办理一切。
王震
八月八日
1950年8月16日，新疆省人民政府组成以阿里木·阿洪为主任的油矿资产清理委员会，到独山子油矿进行资产清理，准备向即将成立的中苏石油公司移交。
1950年9月15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第一次创办人（股东）大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召开，中苏两国政府各自委任股东代表，中方股东代表是中国燃料工业部委任的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政委张英明，苏方股东代表是全苏石油煤气产地探测托拉斯委任的阿盖耶夫。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和苏联驻乌鲁木齐代理馆务总领事格列科夫、副领事巴拉诺夫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组织条例》，原准备同时通过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章程》因中方提议修改第25条内容，双方未达成协议，决定移交下次会议讨论。中苏双方各选3人组成了管理委员会。
当日，包尔汉、王震专电向周恩来和彭德怀汇报了会议情况。电文如下：北京周总理并中财委、西安彭主席并西财委：中苏两合股公司章程和工作条例均已于九月十五日及九月二十九日先后签字，宣告两公司正式成立。现该两公司管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按照章程及工作条例通过工作计划交由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业务。除将签字章程及条例工作计划航呈外，谨电报告。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财委主任王震。九月二十九日。
1950年9月30日，中苏石油公司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召开，会议选举出了管理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主任张英明（中方），副主任阿盖耶夫（苏方）；委员会委任了总经理部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总经理是聂列亭（苏方）、副总经理是阿里木·阿洪（中方）。总经理部设在独山子。会议宣布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双方各占50％的股份。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0月2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召开庆祝中苏石油公司成立大会。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后，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就公司的经营方针、领导关系、中方投资、产品价格、产品销路、建筑物价格、干部配备、额外经费支出、警卫、职务轮换、专家待遇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及时作出安排，要求尽快落实，加快发展步伐。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50年10月19日，新疆省工矿厅依法准予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注册。公司享受同中国国营企业同等条件的税收、关税等待遇。公司股本为9200股，每股5000卢布，共4600万卢布，中苏双方各占50％。中方以提供工作地段、建筑材料及前独山子油矿建筑物和设备作价为股本；苏方以提供装备、器材、运输工具等作为股本。以后双方政府陆续增加投资，但“平权合股”原则不变。
10月20日，就独山子油矿原油质量和产品升级问题以及南疆拟设小炼油厂等问题，中央财经委员会给王震发来指示电，电文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经委员会关于中苏石油公司问题致王震电
（1950年10月20日）
王震同志：
（一）所提喀什小油厂是否指疏勒附近之喀什？如须，该地恐距离太远，交通不便，迁移有无困难？应再周密考虑，或待探测后再决定。
（二）关于独山子油矿所产原油质量，据现有资料所知，该油质轻辛烷值高，宜于炼制航空汽油，请于研究时参考。
中财委
十月二十日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也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的全部实体是独山子油矿。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后，恢复和发展了独山子油矿生产，在新疆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石油勘探，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建设者。此后，从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到全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的雄起，以及后来又相继发现和建起的江汉油田、胜利油田、塔里木油田、克拉玛依石化、乌鲁木齐石化、青海格尔木石化以及援建国外的苏丹喀土穆炼油厂等等，都曾活跃着独山子人的身影，凝聚着独山子人的智慧与汗水。
解放后新疆石油工业的正式奠基
组建公司股东大会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管理机构，最少一年召开一次会议。大会有权修改公司《章程》，改选公司管理委员会，调整公司管理机构，审查上年度业务报告，批准下年度财务计划。
从1950年9月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并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组织条例》和《章程》，选举出了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到1954年公司结束，前后共召开8次股东会议。其中，例行（正常）股东会议5次；非常股东会议2次；由于决定1954年12月31日结束公司业务活动、移交公司全部财产而召开的特别股东会议1次。股东大会的中方股东代表先后由张英明和康世恩担任，苏方股东大会代表先后由阿盖耶夫、格勒德则洛夫、聂列亭和沃斯克列辛斯基4人担任。
成立公司管理委员会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即董事会）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设委员6人，由中苏双方各3人组成。每届任期3年。其主要职责是：领导公司业务；委任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并监督其工作；审查总经理提出的业务报告；召集股东会议并提出议案；决定公司不动产的购置、让渡和抵押；签订获得借款的契约等。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从1950年成立到1954年结束，前后共召开9次管理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历年的生产工作大纲；批准了公司标徽和图记；审查了总经理每年提出的业务报告；召集历次股东会议；决定了公司各时期不动产的购置、让渡和抵押等等。中方先后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是张英明、辛兰亭；苏方先后担任副主任委员和主任委员的是阿盖耶夫、索斯诺夫和列维斯基。
设立公司总经理部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总经理部，也称中苏石油公司总部，1950年成立时设在独山子，1953年1月1日后迁到乌鲁木齐。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从中苏两国公民中推荐选出，由公司管理委员会委任。其主要职责一是领导公司全面开展对新疆境内的石油地质勘探，查明新疆石油资源情况；二是负责石油钻采、炼制，增加产量；三是为中国大力培养石油技术干部和人员。另外，管理公司日常一切事务以及资产和资金。
1950年9月30日，公司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委任苏方聂列亭为总经理，中方阿里木·阿洪为副总经理。1951年10月，由钱萍接任副总经理，中方瓦力斯江·吐尔地为商务副总经理。
1954年6月26日，根据公司“协定”关于双方领导人三年定期职务轮换的规定，经公司第六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委任中方马载为公司总经理，苏方聂列亭为副总经理。1954年10月，苏方波波文接任副总经理，中方钱萍接任商务副总经理，这届人员任职到1954年12月公司结束。
从1951年起，至1954年底，公司总经理部机关处室设置有：计划处、会计处、财务处、干部处、人事劳动工资处、地调处、生产技术处、机械动力总处、技术器材供应处、设计处、行政庶务处、基本建设处、翻译室、专务处、住宅科、卫生处等。
1951年，公司总经理部刚成立之初的下属单位有：独山子炼油厂、地质调查处、钻井处、油田处、总修理厂、器材供应处、科学研究化验室、运输处、建筑处、住宅服务处、食品供给处、医院等。公司人员有1041人。
1952年，随着勘探业务和工作范围的扩大，公司又增设了喀什钻井处，成立了公司公安局，原有的建筑处增扩为建筑托拉斯（即建筑集团）。公司人员增至2109人。
1953年，公司总经理部迁至乌鲁木齐，独山子成立了矿务局，由矿务局直接领导钻井处、油田处、机修厂、运输处、电器安装处、食品供给处、住宅服务处和医院。独山子炼油厂、器材供应处、建筑托拉斯3个单位仍由公司总经理部直接领导。地质调查处、科学研究化验室和公司公安局3个单位随总经理部分批迁往乌鲁木齐。新成立的独山子矿区公安分局，由独山子矿务局和公司公安局双重领导。这一年公司人员增至3842人。
1954年，由于南疆勘探结果进展不大，喀什钻井处随之撤销。已迁至乌鲁木齐的科学研究化验室，由于业务需要，其中一部分又回迁独山子。为保证公司总经理部在乌鲁木齐的发展，又将在独山子的建筑托拉斯一分为二，一部分调往乌鲁木齐，成立了乌鲁木齐建筑处。留下的部分成立了独山子建筑处。到这年年底，公司人员扩大到5522人，为公司成立之初的4倍。
油矿的春天
依靠贫苦工人，政治接收油矿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筹备成立期间，在王震司令员的直接安排下，1950年8月16日以阿里木·阿洪为首的独山子油矿清理委员会（又称油矿工作组）成立，随即开始接收独山子油矿。油矿工作组组长为贾丕谟，成员有唐安禄、黎岚、章涛、高劲夫、徐文杰等。
新生的共和国开发独山子油矿的第一课是政治课：保持矿区稳定，提高工人觉悟，壮大工人队伍。
油矿工作组的任务，一是交接职工思想情况和动态，组织政治学习，发展组建党团、工会组织。二是清点接收生产设备，移交给中苏石油公司，作为中方投资的一部分。
接收油矿之初，矿上只有150多人，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工人。为发展油矿生产，省工矿厅又在社会上招收了一批没有工作的技术工人、司机，加上从苏联回国的华侨和一部分青年，共103人组成矿训队，参加油矿工作。
当时，矿区的社会关系复杂，人员思想混乱。
工作组初到独山子期间，每月的生活津贴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共新疆分局领取，还要经常去汇报工作。只要工作组的同志一离开独山子，就有人造谣说，工作组撤走了，共产党走了！
这些人企图通过散布制造动乱的言论来达到破坏油矿生产的目的。
工作组紧密团结各族工人，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方针，同时做好党团和工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在此之前的1950年6月27日，独山子炼油厂原油准备车间主任瓦力斯·斯迪克（哈萨克族），代表独山子油矿去乌苏县参加北疆片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会议期间，解放军军代表和瓦力斯·斯迪克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瓦力斯·斯迪克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浅，一时回答不上来，军代表就给他详细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等，使瓦力斯·斯迪克对党的认识加深，他坚定地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第十四师党组织考察批准，瓦力斯·斯迪克成为我党在新疆石油工人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瓦力斯·斯迪克入党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在独山子油矿少数民族职工中团结先进分子，秘密向他们开展党的宣传工作。这期间，他们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和学习都在瓦力斯·斯迪克家秘密进行。油矿工作组到达后，在瓦力斯·斯迪克的积极配合下，这年8月22日，又发展了瓦力斯江·吐尔迪、帕塔哈、卡比都拉、尧乐瓦斯等5名工人积极分子入党，加上瓦力斯·斯迪克，这是独山子油矿第一批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独山子油矿临时党支部，由油矿工作组成员贾丕谟任支部书记。这年年底，油矿临时党支部在矿区公开活动。1951年4月，正式成立中共独山子油矿党支部，支部书记由瓦力斯·斯迪克担任。1950年11月28日，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独山子油矿支部，由高劲夫任支部书记。1951年1月，在独山子油矿成立了中苏石油公司工会筹备委员会，由哈比都拉·木哈买迪和黎岚任筹委会副主席。1952年12月，正式成立中苏石油公司工会，由瓦力斯·斯迪克任工会主席。后来，随着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瓦力斯·斯迪克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石油部总工会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常委、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等职务。
1950年10月，哈比都拉·木哈买迪作为独山子油矿工人代表，被选为西北地区总工会委员，光荣出席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解放后独山子油矿第一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工人代表。
油矿工作组通过富有成效的工作，紧紧依靠广大贫苦工人，积极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不但稳定了油矿的政治形势，打开了工作局面，为中苏石油公司建党、管理、培养干部打下了基础，而且深入做好了油矿资产清查、接收、维修、保护油矿机器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的工作，为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后的运作做好了前期准备。
充实培养中方干部，协调各方支援矿区
1951年初，中苏石油公司开始投入生产建设，大批苏联专家和技术工人来到独山子油矿，包括10部大中型钻机和14部井架在内的全部钻、采、炼设备也陆续到达。
中苏石油公司中有苏方职工424人，其中领导干部、专家、工程师235人，会计、秘书等职员68人，技术工人121人。他们分布在机关处室、生产一线、辅助生产和生活后勤等各单位，担负着各部门领导或技术指导工作。在这些专家中，有许多都是解放前新苏合营时期的专家，如新苏合营时期的总工程师聂列亭，此时出任中苏石油公司总经理部总经理；新苏合营时期的一些部门领导，如乌拉索夫、切尔诺科佐夫、瓦亭，此时分别任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炼油厂经理、油矿钻井处处长、油田井架安装队机械师等等。
与此同时，中方也从各方面积极调配人员，矿区职工迅速增加。这一年，矿区各机构相继建立，生产逐步展开。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是解放后新疆石油工业建设的起步时期，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张英明、阿里木·阿洪、钱萍、马载等同志，从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一成立，即先后以中方股东代表、公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公司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等身份领导公司的工作，他们为解放后新疆石油工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方首任党委书记、公司副总经理钱萍，实质上一开始就全面负责着中方工作，他为中苏石油公司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钱萍于1915年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小商之家。上高中时即接受了新思想，步入进步青年行列，毕业后于1937年8月只身奔赴武汉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即奉命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钱萍受党中央派遣奔赴新疆，与先期到达新疆的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人员一道，在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的领导下，代表党中央开展工作，先后任莎车、阿克苏、于田等地区税务局长、金矿局长、财政局长。1942年9月，钱萍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我党100多位同志，先后被反共投蒋的盛世才囚禁关押。这期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于1943年9月惨遭盛世才杀害。1946年6月经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当时主政新疆的张治中将军营救，钱萍等129位同志终于获释，于1946年7月11日集体回到延安。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安子文、曾三、康克清等中央和西北局及边区政府负责同志，亲赴城外七里铺迎接，城内两旁群众夹道欢迎、鼓掌（见1946年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专文登载）。钱萍是怀着对盛世才军阀的刻骨仇恨离开新疆回到延安宝塔山下的。全国解放前夕，钱萍先在西北财政委员会工作，后随着新疆的和平解放，调新疆省财经委员会任计划局局长。
似曾相识燕归来，重新踏上新疆这片土地的钱萍，怎么也忘不了当年在南疆为苦难深重的各族群众筹银解难的日日夜夜，忘不了在盛世才的牢狱中，与敌人不屈斗争的时时刻刻。仇恨与怀念萦绕，工作与斗争交织，这让他常常夜不能寐，心潮翻涌。也许，命运注定了他离不开新疆，或许新疆才是他的用武之地。
果不其然，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一成立，王震就想到了他，点了他的将。当王震告诉他，组织决定让他担当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方经理大任时，面对生疏的石油工业管理，他还是感到了突然和惶恐：“什么？中方经理？让我去搞石油？我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去了怎么工作？”
王震轻轻一笑：“想打退堂鼓吗？我明确告诉你，不行！钱萍，你怕什么，放心大胆地干，我来当你的后台老板，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白天找我也行，晚上找我也行，什么时间有困难，就什么时间来找我，天大的困难都不要怕！”
钱萍从延安时期就熟悉王震，敬佩王震，了解王震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个性。到了新疆财委后，他在王震主任手下工作，更深知王震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刚刚解放的新疆，到处一片凋敝残败，工业经济简直就是零，什么都要从头做起，真是万事开头难啊！想到这里他心情慢慢稳定了下来，望着王震严肃的面庞说：“明确任务吧，不过目前我是什么都不了解，两眼一抹黑。”
王震将一份1950年4月13日～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石油工作会议的文件摆在钱萍的面前，说：“具体情况中央已经作了明确部署，你先看看文件。去了之后，要同苏联方面的同志一起工作，首先要团结两国的管理人员。搞石油是一门技术，要虚心向他们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困难肯定是有的，依靠大家去解决吧！”
看着王震坚毅的面容，钱萍镇定从容地说：“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有苏联专家和各族职工，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这就对了，工作一定要做好，任务一定要完成。否则，我可要打你的板子哦！”说完，王震爽朗地大笑起来，钱萍也忍俊不禁。
上任后稍作准备，钱萍便匆匆赶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总部——独山子。当天晚上，在苏方经理聂列亭主持召开的欢迎中方经理到来的大会上，望着台下一张张陌生的异国面孔用惊异而又温和的目光注视着他，钱萍立刻意识到，仅仅在公司经理部，中苏双方人员构成比例就严重失调。
根据《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章程》第26条关于“公司职员由中苏两国公民平均充任之”的规定，聂列亭向钱萍一一介绍到会的处长、科长、专家。就是说，苏方人员从总经理到技术人员均已到位就职。而中方的全部干部包括技术人员在内，仅有以下三部分人员：一是随油矿接收的个别少数民族干部瓦力斯·斯迪克、瓦力斯江·吐尔迪、米吉提、哈比都拉、木尔扎巴依、色力卡孜、阿力尤甫等；二是1950年8月派来接收油矿和筹建中苏石油公司的干部与技术人员，有贾丕谟、唐安禄、黎岚、章涛、高劲夫、徐文杰、施珂等；三是中苏石油公司成立后于1951年3月首批来公司的部队转业干部雷震、刘锡田、刘照民、陈曼萍、高福永等人。三部分人员统共不到20个人。至于中方经理部管理人员，则更寥寥无几，他这个中方经理正如他本人所描述的基本是“光杆司令”。下面厂、处、科室和基层单位情况又怎样呢？他无法想下去了，他深切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在双方领导人共同研究部署了公司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任务后，钱萍第一个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向王震要人！
几天后趁着参加勘探会议，他就直奔乌鲁木齐王震的家。
“你不是说要当我的后台老板，白天找你也行，晚上找你也行嘛。现在我碰到困难了，找你来了，我需要人，需要干部！”钱萍直抒其言。
“需要哪方面的干部？需要多少？”王震问道。
钱萍说：“公司机关处一级部门，至少需要20名肯吃苦、肯学习钻研的干部。工作难度很大，没有一批能挑担子的干部，工作很难开展起来。”
王震果断地说：“没问题，我立刻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支援你！”
时隔一周，王震司令员先后从新疆军区机关和各进疆部队抽调余萍、曹进奎、范子九、张瑞华、张家达、胡大年、韩景达、石镇西、周忠武、王辉、张厌、曹坤才、赵趁福等23名师团级干部来中苏石油公司向钱萍报到，任各厂处领导干部，这让钱萍深受感动。空虚的中方经理部总算搭起了框架。随后，王震又从军区后勤部、步兵学校陆续给钱萍抽调来数十名连、排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充实中方基层领导岗位。后来成为独山子炼油厂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的杨延年，就是这次从部队调入独山子的大学生技术人员。
不久，钱萍又一次到乌鲁木齐向王震求援，仍然是要人，不过这次他要的是业务干部，而且是懂俄语、懂地质勘探的业务干部。
王震听完后爽快而又幽默地说：“这回你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我爱人是军区俄文学校的校长，我负责给你们搭个桥，你到学校去作个动员报告，如果能够多动员一些学生去你那里，说明你有号召力嘛！”
经过王震司令员偕同其爱人引荐帮助，钱萍到俄文学校作了一场激昂振奋、富有感染力的招工报告，当场就有200多名学生和青年教师踊跃报名，他们来到中苏石油公司当了俄文翻译，学习地质勘探和钻采技术，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
后来成为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地质师的赵白，就是当时其中的一名青年助教。五十七年后的2008年4月16日，当独山子区政协办公室主任杨彦升、文史委主任邹锡山俩人在克拉玛依市政协文史委哈布都拉主任的引荐下，专程到乌鲁木齐明园干休所拜访赵老谈起这件事时，赵老仍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他动情地说：“前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同志约我采访，也谈起了这件事，就是那次听了钱萍总经理的报告，让我和很多同学激动得会一散就报了名。那天，就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让我走进了中苏石油公司，走进了独山子，由当俄文翻译开始，很快就干起了石油地质勘探。这一干啊，就是一辈子！今天回想起来，真让人难忘啊！”
“记得我刚到独山子报到后，还遇到了我在军区俄文学校时的一个同学，她叫王群，比我早一个月到独山子工作，是从广西参军到新疆后分配到俄文学校学习的。因为她年龄小，个子矮，又天真活泼，大家都叫她‘王小鬼’。我去看她时，她惊喜地一下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高兴地掉了眼泪。我俩天南地北地谈了半天，她当时分在独山子油矿电测站工作，老同学相遇在独山子，太叫人高兴了。后来，我就在独山子油矿地调处给余萍处长当翻译了。没有多久，因为我是大学文化，又懂俄语，就被安排跟苏联专家学地质勘探，当采集员。先是跟乌沙诺夫、毕贺亭专家学习，后来我当了地质队长，又在乌瓦洛夫专家的指导下工作。”
随着中苏石油公司勘探、钻采、炼油、基建、科研等各项业务工作的全面展开，困扰公司特别是中方层面的依然是人才的匮乏，尤其是技术人才的缺乏。当时，油矿各技术总师、油田和炼油厂各技术部门工程师、各钻井队队长、技师、钻井员（司钻）、主任钻工等关键技术技能岗位，基本都由苏联人担任；而中国员工由于缺乏技术技能，文化素质较低（大多数工人都没有文化），只能担任采集员（泥浆工、地质资料员）、场地工等操作性岗位。
为了尽快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增强中方人员的技术力量，公司当时采取了两项举措：一是加快从全国许多大专院校毕业生中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尽快培养和增强我们的技术实力。二是对公司现有中方人员要求必须在岗位工作之外加紧做好两件事，即学俄语、学技术，以适应中苏石油合作和油矿全面发展的需要。
人才培养，事关油田成败。回眸历史，1943年发生在独山子油田的人走（苏联专家撤离）机停的教训是惨痛的，落后耻辱的历史绝不能再让它重演。在中苏石油公司成立之初，中央领导人就明确提出了三项基本任务：1.查明新疆石油资源情况；2.增加石油产量，满足新疆地区的需要；3.大力培养干部。如果说，前两项任务并不难理解，那么第三项任务则充分体现了中央决策者的深远谋略，这对于中苏石油合作乃至今后的新疆石油工业发展，都具有高度前瞻的历史意义。这一决策不仅使我们很快缩小了与苏方技术实力的悬殊差距，提高了我们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为随后我国独立自主发展新疆石油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它更为后来全国性的石油开发储备了技术力量，提前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从而加快了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能源开发的战略步伐。
在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方面，1951年8月，从天津北洋大学（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现为天津大学）钻采、炼油化工和石油机械等专业毕业的一批学生踏上了奔赴独山子的路途。他们是张毅、王炳诚、张从哲、姜国清、戴菊生、王国才、李淑贞7人。这是共和国输送到大西北石油战线的第一批高等学府的才子，中央领导极为重视。毕业前夕，他们被召集到北京，进行为期15天的集中学习。学习期间，中央领导亲自为他们安排食宿和有关活动，并多次前往驻地看望他们。朱德、蔡畅、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亲自为他们作专题报告，向他们介绍华夏大地特别是大西北石油战线掀起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潮。朱德在报告中说，祖国大江南北一片欣欣向荣，大西北辽阔的疆域期待着你们新一代去开发、建设，新疆中苏石油公司和独山子油矿盼望着你们去发展、壮大！
共和国领袖的殷切嘱托，深深激励着学子们澎湃激昂的心境和志向。
一路风沙，一路风雨，迢迢八千里路，行程半个多月，沿途不断有股匪侵扰，他们不畏艰辛，不惧险恶，乘坐卡车，风餐露宿，义无反顾地来到独山子，此时已是1951年9月12日。
首批北洋才子的到来，让正待恢复生机的独山子油矿顿时振奋了起来。不论刚到油矿不久的苏联专家，还是随油矿一同翻身解放的少数民族职工，大家待他们像亲人一样，油矿领导更是把他们看成了心尖宝贝，因为油矿正急需他们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啊！
当时油矿刚由中苏石油公司接手，矿上生产和生活设施都很简陋，条件很差，他们没有住的地方，就挤住在地窝子、仓库甚至马号里，但大家毫无怨言，激情饱满。
被少数民族工人叫成“江一”的张毅和王炳诚是学钻采的，不分白天晚上跟着苏联专家上井场，从最苦最累的打捞泥浆池沙子、搅拌泥浆做起。
姜国清被安排学工程建筑，每天跟着专家在新建装置工地测量、放线，忙个不停。
李淑贞是学炼油的，她是教育世家之女、大家闺秀，是解放后分配到新疆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唯一的女大学生，也是解放后到独山子的第一个女大学生。她的父亲李书田曾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旧中国知名的水利与桥梁工程专家和教育家、美国五大科学工程协会的院士。她的同胞姐妹子女在海外共出了15位博士，其中胞姐李静贞之子朱棣文教授为1997年度世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是北大、清华客座教授，现任美国能源部部长。李淑贞和姜国清是同学，又是夫妇。当时炼油厂刚开始恢复建设，她就跟着苏联专家建装置、建化验室，打桩、放线、测量，什么活都干。后来跟着苏联专家学化验、带教技术工人。
2008年4月，乌鲁木齐明园古榆参天，春色满园。在看望和采访了赵白老专家后，杨彦升、邹锡山二人又来到同在明园干休所的李淑贞家里，看望和采访这位当年首批到独山子油矿的北洋女学子。
李老非常高兴，侃侃而谈：“现在的独山子石化，到处是高楼林立，炼塔矗入云天，可那时候呵，却是一片戈壁。我们到独山子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恢复建设炼油厂。我被分在公司建设处当实习生，参加炼油厂管式炉常压蒸馏装置建设，跟着苏联专家测量、放线、打桩。一想起那个火热的青春年代、火热的建设场景，虽然工作和生活条件差，比不上现在，但是让人向往和幸福呵！”李淑贞老人的眼里闪着泪花，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那时候大家都是想着怎样为党、为祖国贡献青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志泉，他也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大热天穿着棉衣棉裤，浇上冷水，带头钻进焦炭釜出焦，等出来后人都变样了，衣服烧得全是洞，脸黑得只剩两只眼睛。那时候，大家都是谈理想、比贡献，对党忠诚，对同志真诚，心底单纯。当时带我们的苏联专家格莱塞文和总工程师马尔卡利扬，在工作学习上要求非常认真、严格，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学技术、学俄语，在工作之余待我们像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关心爱护我们，还经常和我们开玩笑。”说到这里，李老像孩子似的高兴得用纯熟的俄语学起了苏联专家的玩笑话“Я баЛЬшой вы ДевоЧКа”（呀 巴雷哨义 乌雷 杰娃气嘎），意即“我大，你们小姑娘”。此情此景，让在场的人都大受感染，在被逗乐的同时也为李老那种高远人生、心存真挚的情怀深深打动。
李淑贞1953年就被提拔为中苏石油公司科学研究化验室工程师，她为独山子炼油厂化验室培养出了很多的技术干部，如刘德燕、吴以尉、陆仁泉等，带出了许多技能较高的分析化验工人，如吴秀洪、李明华、陈英等。1957年，克拉玛依油田开发，李淑贞调克拉玛依工作，是克拉玛依炼油厂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后调新疆石油管理局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任副总工程师、克拉玛依市政协副主席。李淑贞的爱人姜国清后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油田基建总工程师。夫妇二人于上世纪80年代末退休。和他们同批来独山子油矿的张毅，后来成为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其他几位同学也都走上了全国各地石油行业领导岗位。
这批中苏石油公司最早的中方专业技术人才，为独山子油矿，为新疆石油工业，乃至全国石油工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打开了通道。他们呕心沥血，奉献毕生，忠诚无悔，丹心可照，令后人无限崇敬。
随后，1951年11月到1952年8月，北洋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大连石油技术专科学校、新疆学院、四川乐山技术专科学校、天津财校等大中专院校，又陆续向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油矿分配来一批批的大中专毕业生，有吴泽丰、刘静瑜、冀中奇、吴逊球、杨勤廉、关鹏昌、刘志泉、张载欣、吕天德、姚荣魁、张恺、范成龙、王大钧、吴振江、袁名遂、向旭、陈厚钰、王俊德、吴以蔚、沈铭铨、钟成禄、朱成平、何公绍、万德禄、丁柏昌、孙剑烺、胡见义、袁秉衡、方桐荪、唐炳南、陆仁泉、龚焕曾、刘德燕、徐怀正、刘允祥、刘寿奎、游静裕、杨正权、徐辅琛、李章亚、李京铭、陈后勇、张应千、杨万里、顾景林、王秋明、陆铭宝、施振东、姜兆熊、何坤豪、张贻俊等100多人。
2010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61周年即将到来的喜庆日子里，带着独山子区政协领导的委托，杨彦升和邹锡山二人又特意登门看望了年近八旬且在病中的原独山子炼油厂总工程师张载欣。谈起独山子炼油厂在中苏石油公司时期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三期扩建的情况时，张老依然记忆犹新：“那时候真不容易呀！我们不但缺设备，更缺技术人才，苏联专家很耐心地教我们，我们都是边干边学，大家激情很高。后来搞三期扩建，兰炼、东北石油五厂全力支援我们。独山子的发展，离不开上级的支持和全国各地的支援协作。”
这期间，公司中方在钻采、机械、炼油等方面的技术人员缺口得以逐步弥补，但勘探方面，中方的技术力量几乎仍然处于空白状态。为此，钱萍总经理第三次向王震司令员要人。鉴于当时新疆已无法再提供石油勘探技术干部，王震便利用去北京向中央和周总理汇报工作的机会，带钱萍一同前往，直接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总理当即指示：“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一是要很好地组织大家学习，创造条件，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我们国家自己的专业技术干部；二是从院校选拔大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到我们的石油队伍中去。”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燃化部部长陈郁的大力帮助下，钱萍又到燃化部干部学校作了一场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报告。之后，该校300多名毕业生积极报名，来到地处大西北的独山子油矿，分赴各野外地质勘探队，使公司中方的地质勘探力量得以补充。
这些在中苏石油公司成立之初来到独山子油矿的大中专毕业生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经过苏联专家的技术传授和生产一线的磨炼，很快在公司勘探、钻采、炼油、科研、建筑等各个部门担当起了重任，后来成为了新疆乃至全国石油化工战线的重要力量，有些成长为新疆石油局和全国各石油化工单位的总地质师、总工程师、油田开发总指挥及省部和司局级领导。
在对公司现有人员的学习培训方面，根据历史资料统计，1950年底，独山子全矿仅有500多人，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后人员增加很快，1951年末增加到1040人，1952年末2109人，1953年末3842人，到1954年末达到5522人。但当时油矿工人除一部分解放前进入油矿的少数民族农牧民，多数是解放后招收的农村和城市社会青年，他们大多都没有接触过石油生产，缺乏石油专业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其中农牧民出身的员工不但文化水平很低，而且劳动纪律涣散。面对这种现实，为使中方职工尽快掌握企业管理和技术技能，保证生产正常进行，公司一边抓生产，一边抓劳动纪律和技术培训。
对各级领导干部，举办学习班，进行专题讲座，与苏联专家跟班学习，以提高业务知识和管理能力。对各类大中专毕业生，一律安排到生产第一线，从当工人开始，学习最基本的操作，由有经验的车间主任或技师培训指导，使他们尽快掌握实际生产技能，提高技术水平。对工人和业务人员，以不脱产的个别训练与集中办脱产训练班相结合，提高业务知识和技术素质。各类培训中的教员大部分由苏联专家担任。他们一方面上技术课，一方面现场指导。由于语言不通，给学习增加了困难，苏联专家在讲解时，不厌其烦地用手比划，用动作示范，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耐心。
中方各族干部和工人，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俄语、学技术、学管理、学经验，前后共有5000余人次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技术训练，其中干部有670余人次，进行过67种专业的技术培训。通过训练，中方人员的业务知识、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为了系统地提高中方人员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中苏石油公司还于1952年6月，向苏联派出首批留学生23人，学习地质、钻井、采油、炼油、建筑等专业，学习期限5年，1957年6月回国。这是新中国石油企业首次派出的留学生。这批留苏学生学成回国后，为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新疆和全国各地石油工业的骨干力量。
为了尽快壮大中苏石油公司力量，加快我国早期石油工业发展，在中共新疆分局和其他省委以及国家石油总局的大力支持下，在中苏石油公司中期和后期，又陆续调来马载、李旺昭、张之林、石峻、李富荣、何子立、赵炎、程云山、国际巩、赵明一、高森、孙尚武、马化民、郭追、王禹、刘子吉、靳耀华、只金耀、胡树津、史久光、李光征、秦峰、马骥祥、王照明、刘占伦、姚进才等人，充实公司和独山子油矿各级领导层。
这一时期，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恩茂、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省财办主任辛兰亭、秘书长罗乃棠、省商业厅厅长高燕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军区后勤部政委张英明（兼任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方股东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张仲瀚，都亲自过问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油矿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到独山子视察工作，解决问题。特别是张仲瀚政委，对中苏石油公司和独山子油矿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为新疆石油工业早期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苏石油公司后期，受中共新疆分局党委和王震司令员的委托，已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后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的张仲瀚一段时间曾兼管中苏石油公司及独山子油矿的工作。
据钱萍个人回忆录记载，他根据中共新疆分局党委和王震司令员的要求，经常去石河子向张仲瀚政委请示汇报工作，有困难就找张仲瀚解决，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和上下级工作关系。张仲瀚也经常来独山子油矿视察工作，发现困难和问题，当场给予帮助和解决。当时独山子油矿正在恢复建设，各方面困难很多，尤其物资供应方面，吃的、穿的、用的、住房等都很紧张，张仲瀚就从兵团各地调拨资助。因而，独山子油矿没粮了找他要粮，没清油了找他要清油，没菜了找他要菜，没肉了找他要肉。而张仲瀚是有求必应，凡是有的，他都尽力支援。当时，苏联专家吃肉多，每人每天一斤多，他们有200多人，加上矿上少数民族职工也喜欢吃肉，肉食需求量很大。但是，在张仲瀚的帮助下，矿上需要的牛羊肉，要多少，有多少，两个大地窖挂得满满的。矿上盖房子、修公路、铺设水管道，张仲瀚从兵团抽调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车辆给予支援，为油矿建设解决了很多困难，为发展新疆石油工业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另据农六师《五家渠文史》（第二辑）记载，为加快恢复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油矿建设，1952年2月，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进疆解放军一兵团六军十七师（后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四十九团（该团三营即是新疆和平解放后于1949年12月6日进驻独山子油矿的第一支解放军部队，后改为农六师一〇一团），在团政委赵予征（后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和团长贺清德的率领下，全团1000多名指战员开赴独山子，帮助油矿搞建设。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放下枪杆子，拿起瓦刀、泥抹子，吃的苞谷面，住的地窝子。没有菜吃，吃盐巴辣子面；没有鞋穿，打赤脚；没有技术，苦学苦练。每天凌晨4点起床，干到晚上10点收工，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帮助矿上建起了3栋专家楼，挖了4个大油池，还修了柏油路，建了输油管，架了电线杆，受到苏联专家和油矿工人的连连称赞。苏方总经理聂列亭在总结大会上赞扬说：“四十九团这支老红军部队，在战场上是英雄，在建设中也是模范，真是了不起！”进疆解放军的全力支援，加快了油矿恢复建设。
1952年的一天，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油矿食品供应处副处长刘锡田听说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六十年代初，辞去将军回乡当农民，曾轰动全国）正在乌苏，便立即赶去，向他汇报了独山子油矿职工生活供应情况。甘祖昌部长当即给独山子增加了流动资金，布置了工作任务，时隔不久就协调新疆省商业厅组建起了独山子矿区贸易公司。
奎屯农场是独山子油矿早期建立的蔬菜生产基地，每年为独山子供应不少蔬菜。后来移交农七师以后，该师领导明确保证，奎屯农场的产品，主要供应独山子油矿。
这一时期，伊宁、塔城、乌苏等地也积极支援独山子油矿建设，尽力扩大对独山子油矿的面粉、肉食、瓜果、蔬菜、葡萄、马肠子（一种肉制品）、牛奶、酸奶、马奶子等食品供应，深得矿区苏联专家和各族职工欢迎，有力促进了矿区各方面的建设。
建国初期的辉煌
沿用半个多世纪的泥浆处理剂
1950年年底中苏石油公司刚成立，苏方大批技术干部尚未到位，中方技术干部也只有油矿工作组的章涛、高劲夫、徐文杰等同志，他们在苏联专家就职之前，已经开始了实质性的油矿技术开发工作。从1950年11月起，他们就开始收集早期石油地质资料，高劲夫还托在玉门油田工作的老同学邓星照和校友潘文翰帮助收集有关资料，并支援了部分分析仪器。
借助这些努力和帮助，高劲夫等人从所搜集到的地质钻井资料中分析得知，在独山子钻井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提高钻井泥浆性能，配制出高密度抗高温腐殖酸钻井泥浆，而配制这种泥浆最重要的原材料是褐煤和重晶石。于是，高劲夫根据资料介绍和牧民提供的情况，带领化验室的同志们到阜康、乌鲁木齐、黑油山等地寻找褐煤原料资源。在黑油山寻找褐煤时，遇到了10级狂风，他们乘坐的卡车被狂风吹起的石子打穿驾驶室玻璃，驾驶室外壳油漆也被全部打光，成了一个白铁皮驾驶室。他们摸索着慢慢前行，带的水喝完了，口渴难耐，只好在大风中爬行着找水。后来他们在距汽车约一公里处发现一个水坑，水一晃动就起泡沫，还有红色的小虫，水又苦又咸，但为了生存，为了找到褐煤，他们只能用这样的水解渴，过后大家都拉起了肚子。经过千辛万苦，两天后他们终于在黑油山找到了褐煤煤层。经过多点取样、现场测试腐殖酸含量，将几十个含量较高的样品带回独山子，配制出了腐殖酸钠泥浆处理剂，后又做了全面对比试验，效果较好，确定选用。
接下来的难题就是解决重晶石原料了，高劲夫等人又查阅新疆省地质部门收集的零星资料，得知阿勒泰、哈巴河、伊犁、托克逊等地可能有这种原料。于是他们翻山越岭、趟河过涧，边走边看、边问边找，居然找到了可以大量开采的重晶石岩矿，于是建起了重晶石厂，大大减少了从苏联进口重晶石粉的数量。
随后，褐煤助剂生产也形成了规模，完全不用从苏联进口了。独山子油矿泥浆处理剂厂成立了，其产品满足了后来整个油田勘探开发所需。直到今天，独山子人在半个多世纪前自主研制的泥浆处理剂还在使用。在克拉玛依所属的各个油气田的浅层井和中深井的钻井过程中，至今仍然使用着高劲夫等人当年选料研制的这种泥浆化学处理剂。其耐高温、降失水和稀释的效果都非常好。
这项自力更生的技术开发，为国家节约了巨额的外汇，不但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意义重大，即便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惠泽新疆石油工业，影响深远。
独山子油田步入鼎盛开发期
1936年10月至1944年2月，长达近8年的新苏合营，对独山子进行了首次规模性勘探开发。6年之后的1950年10月，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又开始对独山子进行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勘探开发。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于1951年5月在独山子正式成立钻井处。当年，作为苏方入股资本的13部轻便钻机、中型钻机、重型钻机和14部井架及其他钻井设备器材陆续运抵矿区，钻井处所属的各钻井队及井架安装部、泥浆作业部、注水泥浆部、柴油机修理部以及管子站、电测站、井材厂等单位也相继成立，一切准备就绪。5月1日，第一口探井开钻。钻井处不仅在独山子地区钻探，而且承担着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等其他地区的钻探任务。
1951年，有11个钻井队在独山子油田部署10口钻探井，实际开钻7口，完钻3口，钻井进尺0.86万米；
1952年，钻井队增加到17个，在独山子部署22口钻探井，完钻16口，钻井进尺2.22万米；1953年，有30个钻井队在独山子部署20口钻探井，完钻19口，钻井进尺2.16万米；
1954年，有28个钻井队在独山子部署19口钻探井，完钻19口，钻井进尺2.5万米。
到1954年底公司结束，共拥有各种钻机40余部，具备可钻3000多米深的钻井水平。井队最多时达到30个，4年间在独山子油田共部署油井71口，完钻57口（其中探井15口，生产井42口），钻探总进尺7.74万米。而在此前的1936年～1944年新苏合营的8年间，只打井33口，钻井总进尺10.61万米。因此，中苏石油公司时期是独山子油田历史上勘探开发规模最大、钻井数量最多的时期。1955年以后，勘探开发转向克拉玛依。
在钻井过程中，有一批井获得短期高产油气流。如位于独山子背斜褶皱西部的62a号井（此前在此附近已打62号井，但未钻够深度即报废，此井为区别于前面的62号井，故称62a号井），设计井深3000米，1953年2月15日开钻，1954年11月15日完钻。据1953年10月7日的《新疆日报》报道：“钻井处62a号井的职工们，发挥了泥浆泵和柴油机的配合作用，创造了在24小时内钻进155米的最新纪录，超过了玉门矿务局王登学钻井队24小时钻进138.63米的全国最高纪录。”钻这口井的目的是为了探明第三纪、白垩纪地层的含油气情况，进一步研究独山子背斜褶皱西部的地质构造情况。这口井本来是一口探井，而钻到2700米时，获得了工业油流，初期日产原油50吨以上。该井投产影响较大，派有公安警卫日夜值班，是矿区重点保护对象。1年以后产量下降，直至不能自喷，累计生产原油2443吨。
此外还有1954年7月1日开钻的110号井，井深达到3002米，是独山子油田唯一一口超过3000米的深井。这是一口可以载入史册的井，因为在山前高陡背斜构造上的独山子油田，钻成一口3000米井的难度不是普通构造钻井可以比拟的。其强大的地层应力、塑性极强的“弹簧地层”、破碎带、附近温泉水层造成的异常高温……这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钻井工作的失败。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新疆油田公司仍然没有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有大规模的突破，其中最主要的瓶颈之一就是在此地层条件下的深井、超深井钻井技术还不过关。而今天的设备和技术力量远非当年可比，无法想象，当年独山子人在那样艰苦简陋的条件下是如何打出这口井的。
在独山子地区钻探的同时，公司还在安集海、乌苏西湖、霍尔果斯、托斯台、呼图壁、南疆喀什等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钻探，但主要是作地质调查，不作开发。
探秘克拉玛依油田和准噶尔盆地
1951年5月1日，解放后的独山子油矿第一口探井——50号井和第一口开发井——38号井同时开钻。与此同时，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按照1950年4月13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同时将黑油山地区列为重点勘探区域，向这一地区不断增加技术人员，不断加强技术力量，不断完善技术设备。派往黑油山地区以及准噶尔盆地广大地区的野外勘探队，由最初3支很快发展为8支；地球物理勘探队由3支发展为15支，对黑油山以及准噶尔盆地广大地区加大详查、勘探力度，取得了大批宝贵的地质资料，不但揭开了克拉玛依油田神秘的面纱，而且为后来乃至今后几十年的地质勘探奠定了基础。
1951年，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地调处派出苏联地质勘探专家莫依先科领导的4/51地质详查队，在黑油山周围20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完成了1：2.5万的地形测量和地质填图工作，描述了这一地区的油气苗和沥青丘，认为石油是在古生界地层生成后，沿裂缝游移到上部侏罗系地层的，是有希望的含油区。
同年，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地调处派出苏联地质专家古申带领的电法勘探队，从独山子到黑油山作了横穿盆地的第一条剖面，在黑油山地区作了390平方公里的面积调查，确定黑油山是向东南方向倾斜的大单斜，发现了单斜上一些构造阶地和局部隆起，定量地提出了中生代沉积地层在南部厚度可达数千米的认识。
1952年3月至1953年4月，根据莫依先科的建议，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钻井处在黑油山沥青丘附近钻了4口浅探井，以侏罗系砂岩为目的层，最深的2号井在502.6米出油，每日涌油100公斤，不久歇井。其他三口井也有不同程度的油气显示，但都没有得到有开采价值的工业油流。这使得中苏石油公司的大多数苏联专家，尤其是以公司专家组组长、地调处总地质师潘·切·捷列耶夫和总经理聂列亭为代表的公司高层“白领”专家们，对黑油山进行大举勘探的态度顿时转变，他们决定放弃黑油山，转而把勘探重点继续投向准噶尔南缘山前凹陷构造。
但有着野外勘探丰富实践经验、对黑油山探区地质构造有深入了解、首次提出黑油山“地台构造”的苏联“蓝领”专家勒·伊·乌瓦洛夫和大多数中方技术人员，却坚持“必须要跳出用局部构造来评价整体构造的思维，继续扩大对黑油山区域勘探”的观点，认为，准噶尔盆地的勘探突破点就在黑油山。
1953年11月末，中苏石油公司召开地质勘探工作会议，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研究的事项就是确定公司下一步勘探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但专家组的权威优势使得会场气氛明显倒向潘·切·捷列耶夫一方。
两难的关键时刻，钱萍讲话了。他以中方经理的身份，不但巧妙地避开了聂列亭和潘·切·捷列耶夫对黑油山的片面断言，给专家组留足了脸面和下楼的台阶，而且明确地表示了他在黑油山评价问题上的观点，体现了作为中苏石油公司的中方经理，对发展中国石油工业所持的坚定决心和高度负责的态度。
他的表态，也扭转了会场的气氛，最终公司双方领导和专家基本达成共识——继续加大对黑油山的详查和勘探。这个共识避免了未来的克拉玛依油田“胎死腹中”。但两种意见的争论尚未就此结束，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的新疆石油公司。
根据此次会议决定，中苏石油公司重振旗鼓，组成南、北两个地质大队，对准噶尔盆地广大地区，特别是西北缘黑油山一带进行1：10万比例尺的地质调查。
1954年3月，春寒料峭。中苏石油公司决定重新勘探黑油山，这一消息鼓舞着中方地质队员们，他们不顾天气寒冷，由队长勒·伊·乌瓦洛夫、地质师张恺、地质员王克思、采集员赵学海、实习员宋汉良（1955年5月，宋汉良调到新组成的独山子东围斜地质队任队长、1978年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副总地质师、1983年4月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朱瑞明等10人组成的1/54地质调查队，重新向黑油山地区出征了。他们一直干到当年10月底，完成了黑油山——乌尔禾地区2150平方公里1：10万的地质普查，收集研究了以前和新获得的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对这一地区的地层、构造和生储油层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认为黑油山—乌尔禾属于盆地北部地台区，这一地区的沥青丘、沥青脉和沥青砂岩露头，都是石油在盆地中心生成后汇集和运移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的油苗和液体石油的连续析出，说明不是油藏被破坏了，而是石油的大量聚集。为此，乌瓦洛夫这个体魄魁梧健壮、性格豪爽、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纽伦堡战役、身上留有多处枪伤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公司会议争辩中，激动地抓起面前的一只水杯朝桌上重重一蹾，大声地说：“南缘山前构造很像苏联的巴库，但它毕竟不是巴库，它的石油储量可能只是一杯水，而西北缘黑油山一带的储量是大海，大海！”他明确提出了“走出山前凹陷，走上地台”的观点，并建议公司对这一地区进行更为详细的地球物理勘查和深井钻探。
1954年11月1日，中苏石油公司再次召开准噶尔盆地石油地质形势分析会，一场更为激烈的“杯海”之争即“走上地台”与“坚持山前”的争辩继续在勒·伊·乌瓦洛夫与潘·切·捷列耶夫两位苏联专家之间展开。不过，此时的中苏石油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总经理已由苏方的聂列亭改由中方的马载担任了。而且，新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苏方代表波波文，也支持乌瓦洛夫的观点。
“走上地台”的建议终于被采纳了，辩论暂告结束。公司决定综合勘探黑油山—乌尔禾地区。具体部署：一是打两口探井；二是安排两个详查地质队和一个地质普查队；三是安排地震队、电法勘探队进行详查和普查；四是安排地质浅钻队。
就在这时，1954年12月中苏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自1955年1月1日起，包括中苏石油公司在内的各个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全部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中国从这一刻起，将开始独立自主发展和管理自己的企业。也就从这一刻起，苏联专家由原来对公司处于决定和支配地位，转为由中方聘用留作技术指导的地位，中方将完全拥有企业发展的最终决定权。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加快了克拉玛依油田全面开发的速度和力度，用整体的勘探实践理清了地质理论上的局部偏见。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没有前期中苏石油公司对黑油山地区以及准噶尔盆地的全面地质详查和重点勘探，特别是以勒·伊·乌瓦洛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和以钱萍总经理为首的一大批中方技术人员的执着探求和坚持，以黑油山为中心探区的克拉玛依油田也就不可能很快被发现和开发。从这一点上说，中苏石油公司对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和诞生是作出了功不可没的历史贡献的。
在对独山子背斜和黑油山地区进行重点勘探、钻采的同时，中苏石油公司以独山子为大本营，也加紧了对准噶尔南缘山前坳陷地带的安集海、乌苏西湖、霍尔果斯、托斯台、呼图壁齐古，以及南疆库车、喀什等地进行广泛深入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大量地质资料，为后来新疆石油工业的全面开发建立了数据库，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1953年共和国23％的原油产量来自独山子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伊始，独山子油矿只有7口老油井，经过修复，有39号、42号、43号三口井能够生产，但产量很低，有些油井竟是工人用打水轱辘一样的工具从油井里捞油。当时全油田日产原油不足10吨。
为提高原油产量，扩大生产规模，1951年成立油田处，专门负责原油开采工作。油田处下设1个采油队，3个井下修理队，1个清洗蜡堵和砂堵的维修队。配备有通井机、洗井器、蒸汽车等洗井设备。油田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集输系统。另外还有一个设备机械修理厂。
1951年，经过修复老油井和新钻生产井，有6口井先后恢复和投入生产，平均日产原油96吨。当年完钻的38号井，获得高产自喷油流，初期日产油量26吨，该井当年生产原油1844吨，占年总产量3521吨的52.2％。
1952年以后，在构造东部大量钻生产井，大部分见到效果。年底有生产井17口，平均日产原油142吨。由于部分新井获得高产油气流，使1952年原油产量增幅较大，达到5.21万吨，比1951年增产原油4.86万吨。
1953年，矿区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在维持上年生产的基础上，又在已有的生产井周围打了一批新井，使生产井数大幅度增加。年底有生产井32口，平均日产原油192吨，年产7.01万吨，这一年是中苏石油公司时期产油最多的一年，占当时全国原油产量的23％，也是独山子油田史上年产原油的最高记录。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最困难的时期，独山子油田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原油产量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在油田开采过程中，布置井网过密（井距150米左右），加之油田地下能量主要是靠溶解气驱动，又没有采取注水、挤液等补充地下能量措施，油田地下能量消耗过快，致使绝大部分油井投入生产后，初期产量很高，形成短期高产，甚至达到高峰，但很快就停喷，如68号、44号、62号等井就是这种情况。从1952年开始，已有部分油井陆续停喷，针对这种情况，曾采用压风机往井内压缩空气进行气举采油，但收效甚微。1953年后，油田地下溶解气驱动能量逐渐降低，单井产量日趋下降，只能靠增加生产井数量来弥补产量，但仍然难以改变产量下降的状况。到1954年，43口生产井共生产原油4.88万吨，平均日产134吨，平均单井日产只有3.1吨。1954年大部分油井相继转为深井泵机械采油，有些井机械抽油也不见效果，变成废井。在43口生产井中，抽油井就有33口，占76.7％，其他井只能勉强保持自喷或间歇自喷生产。
1951～1954年中苏石油公司的4年中，累计生产原油17.46万吨，天然气1000万立方米。
炼油生产不断扩大
1950年公司成立时，炼油厂只有两台简陋的卧式蒸馏釜。1951年，炼油厂对两台各7立方米的蒸馏釜进行修复。同时，新建一台9立方米的蒸馏釜，当年计划炼油3196吨，实际完成2664吨，只完成计划的83.3％。为此，1952年又新建一台11立方米的蒸馏釜。
由于设备落后，原油加工完不成计划，1951年10月，在公司第二届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在矿区西北部，建一座管式加热炉常压蒸馏装置。该装置于1951年10月动工兴建，1952年6月竣工投产，年加工能力7万吨。管式加热炉常压蒸馏装置建成投产后，大大地提高了原油加工能力，当年加工原油5.22万吨，比1951年增加4.96万吨。
1953年5月，炼油厂对釜式蒸馏装置再次改造和扩建，又新增了2个蒸馏釜，用于原油拔头和脱水，然后供给新建的常压蒸馏装置，从而改善了常压蒸馏的分馏效果。1953年炼油厂共炼油7.01万吨，比1952年增加1.79万吨。
为了增加汽油产量，1953年开始动工兴建7.5万吨/年单炉裂化装置。该装置自动化水平较高，液面、温度、压力等都是自动控制、自动记录，另外还有安全、通风设施。单炉裂化装置于1954年5月建成试车时，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等领导亲临现场祝贺并剪彩。
1954年6月，6台蒸馏釜全部停用（后迁至克拉玛依油田作贮水罐用）。为了处理裂化渣油，使原油得到充分利用，1954年6月又动工兴建釜式焦化装置和氧化沥青装置。此时，独山子炼油厂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原油年处理能力10万吨，并拥有蒸馏、裂化、焦化和沥青等装置配套较为齐全的炼油厂。
1951年～1954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时期，独山子炼油厂共加工原油17.3万吨。其中：汽油5.83万吨，煤油1.21万吨，柴油2.25万吨，渣油7.73万吨，合计工业总产值达5000多万元。可生产9种产品，即：56号汽油、灯用煤油、拖拉机用煤油、-10号轻柴油、-20号轻柴油、0号轻柴油、+10号重柴油、+20号重柴油和锅炉燃料渣油。
公司生产的油品，除自用外，供给新疆商业系统的销售油累计达到7.3万吨，基本满足了当时新疆工农业生产对石油的需求，对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新疆石油工业进一步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管理经验和技术人才。
石油新矿傲立天山脚下
1950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前夕，独山子油矿是一片萧条景象，器材缺乏，房屋破旧，缺水少电，职工也只有150余名。
随着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公司接收了由三区政府经营的独山子油矿。当时对油矿的总估价为649万卢布，其中7口油井356万卢布，房屋建筑266万卢布，设备器材仅为27万卢布，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资产了。公司接收油矿以后，立即筹集资金，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建设资金由中苏双方均摊，苏方投资主要用于购置生产设备器材，中方投资主要是用于基建和后勤。
苏方首批投资设备器材有：大（重）中型钻机10部，轻便钻机3套，井架14座，汽车63部，拖拉机16台，专用特种汽车和拖拉机9部（台），移动电站3套，机修设备1套，制氧设备1套，此外还有部分炼油设备、采油设备、电测设备、通讯设备、地球物理勘探设备以及施工机械、钻采工具和钢材、木材、水泥等。之后，苏方每年都根据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设备器材。
中方的投资主要是用于进行辅助生产建设、房屋住宅建设以及后勤服务和生活供应等方面。
这一时期，独山子在石油生产、辅助生产、政权建设、矿区发展、生活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1951年10月23日～11月26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第二届管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次会议批准开始，恢复建设新的独山子炼油厂，新建中苏石油公司科学研究中心化验室（即新疆石油管理局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最早的前身）、中苏石油公司总修理厂（即新疆石油管理局机械厂和独山子机械厂最早的前身）、中苏石油公司建筑托拉斯（即新疆石油管理局基建工程公司的前身）、中苏石油公司地调处（即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调处的前身）、中苏石油公司钻井处（即新疆石油管理局钻井公司的前身），以及油田处、医院、公司办公楼、苏联专家楼、职工宿舍、食堂、澡堂等。
195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独山子营业所建立。
是年4月，新疆军区军人合作服务总社在独山子设立军人合作服务商店，这是独山子最早的商店。
是年，独山子油矿职工子弟学校成立，这是独山子最早的学校，校舍即现在的独山子石化动力公司办公楼。
是年7月，新疆省公安厅批准在独山子矿区成立中苏石油公司公安局（对内称中苏石油公司保卫处），任命张彦卿为局长、曹坤才为副局长，这是后来新疆石油管理局保卫处和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的前身。1953年1月，中苏石油公司公安局随同公司总部迁往乌鲁木齐，独山子矿区随即成立了公安分局，由曹坤才兼任分局长、段续全任副局长。
1953年7月，独山子矿务局成立党组。独山子炼油厂成立党支部。11月，新疆省人民检察署派驻独山子刑事案件工作组，开始受理案件检察和公诉。12月，中共独山子矿区委员会成立，范子九任书记，瓦力斯·斯迪克任副书记。
1954年6月，新疆省人民法院独山子矿区审判组成立，开始受理矿区审判业务。9月1日，新疆省人民检察院独山子石油矿区专门检察院成立。11月2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独山子矿区地方行政工作委员会，组建工作组进行筹建工作，由李旺昭任组长、李正身任副组长。12月，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来独山子矿区考察。
经过4年的建设发展，到1954年底，独山子矿区总资产达到了1.3亿元，拥有各类生产设备1016台（套）。全矿房屋建筑总面积13.97万平方米，各类房屋148栋，其中居民住宅93栋。矿区党、政、公、检、法政权机构俱全。社会服务机构和生活设施基本建立，有医院、贸易公司、邮电局、银行、新华书店、小学、托儿所、食堂、洗澡房、洗衣房、缝纫部、汽车站等，并在矿区中心按苏联少年文化宫的风格正在兴建一座集剧场、图书馆、阅览厅、各项文化活动厅室为一体的气势恢宏的石油工人俱乐部。
钻井、采油在矿区的东南部，炼油厂、修理厂在矿区的西南部。全矿有居民1万余人，其中职工5500余人。一座初具规模的石油新矿区开始展现。
一座新兴的石油城
（此文原载1954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在祖国西北部准噶尔盆地的边缘，临近终年积雪的天山麓下，有一座浅黄色的山岗。山上到处矗立着钢铁井架。山凹里，一排整齐的巨大储油罐，在太阳光下闪映着银色的光辉。红色铅皮顶的楼房，沿着山坡，一直伸到远远的荒漠中去。纵横交错的马路上，日日夜夜地奔驰着汽车、拖拉机。夜晚，漫山遍地的电灯，像星星在夜空中一样闪烁着。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就是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最大企业——独山子油矿。
1950年10月公司成立时，这里只有几十间门窗破烂的矮房子，全矿只有两三口油井，采油是用桶到井里去吊，效率低、产量少。炼油的方法也很落后，主要的产品是照明用的煤油。当时新疆各地新建和改建的工厂需要油，交通运输也需要油，需求量一天比一天增加。但是矿上提炼出来的油，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没有机器设备，缺乏技术人才，怎样把埋藏在地下的动力资源采掘出来，发挥它的巨大效用呢？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苏联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和我国合办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源源不断地运来了新式的设备和机器，派来了许多优秀的技术专家，解决了资金和技术的困难。不久，在白雪闪着银光的天山脚下，竖起了钢铁井架，开始钻探工作，向古老的岩层进军。起初，工人们对钻机是陌生的，也容易发生事故，但这些困难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克服了。
前年春天的一个严寒的夜晚，44号井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后，终于钻到了油层。领导钻这口井的苏联专家阿斯大拉汉·尼古拉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回家睡觉了。这天夜里，他正在井台上指挥工人完成出油的最后一件工作——提钻杆的时候，因为提钻杆的工人技术不熟练，井口突然冒出泥浆来。阿斯大拉汉马上扔掉身上的老羊皮袄，跑到井台下来，想关住防喷器，可是井底的瓦斯带着原油和泥浆，像一条决堤的巨流，从井口呼啸而出，直冲到三四十公尺的高空。在黑夜里，井台下面一点也看不清楚，他们只得回到工作房去。原油和瓦斯的呼啸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阿斯大拉汉听到这种声音，焦急地说：“这要损失多少原油！时间长了会冲垮这口井的！”他不等到天明，一次又一次地跑出去看。清晨6点钟，阿斯大拉汉又爬进井台下，研究处理办法。这时苏方总经理和总工程师都来了，他们也爬到井台下去。井口喷出的原油和泥浆，像狂风暴雨，打在他们的脸上。瓦斯窒息着人们的呼吸。不久，他们就被瓦斯熏昏了，工人赶快爬进去把他们扶出来。休息了一会儿，阿斯大拉汉又爬进去工作。他想：“这是我在中国钻出来的第一口油井，我决不能让它垮了。”晚上9点钟，这位年青的苏联专家终于战胜了瓦斯，关住了防喷器。当他最后一次从井台下爬出来时，泥浆和原油已经浸透了全身衣服，眼睛被瓦斯熏得又红又肿，嗓子都哑了，但在他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苏联专家忘我的工作，鼓舞着中国职工学习和工作的热情。新的技术力量在迅速成长。在著名的青年钻井队里，有一位在今年“五一”和国庆节两次被选为劳动模范的女柴油机工艾孜罕（维吾尔族）。人们看见她在井上工作时按电纽、拉动油门把手的灵巧动作，决不会想到这么熟练的技术工人，一年前还是一个不认字的家庭妇女。一个没有文化不懂得技术的人，要想掌握技术是需要毅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的。为了学俄文，她迟睡早起，挤出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学到一点理论，就立刻带到工地上去实习。遇到了问题，总是要问清楚。在苏联专家的耐心帮助下，她了解了柴油机的构造和性能，掌握了柴油机的操纵技术。当她正式被提升为柴油机工的那一天，她兴奋地说：“做梦也想不到在旧社会不被当人看的妇女，在新社会能够掌握这样复杂的机器。为了把祖国早日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向苏联专家学习。”
随着钻井工作的开展，采油量在飞速上升着。为了提高炼油率，去年矿区里又开始建裂化厂。经过一年多来的紧张工作，裂化厂已在今年5月正式投入生产了。这座裂化厂完全是新式的自动化的工厂。在车间里，你可以看到电气操纵的工作台，工人站在台前，操纵电纽指挥机器。如果哪一部分出了毛病，信号灯马上会向掌握机器的主人报告。但是要掌握这样复杂的机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联专家为了培养我国的技术人才，组织了一个技术学习班。一开班，总工程师马尔卡利扬就挤出自己的休息时间，亲自给学员讲课。车间主任米哈依诺夫把机器的每一零件拆给学习的人看，一遍两遍地教。言语不通他就比手势、画草图，想尽各种办法教会学习的同志。这样，使许多刚出学校不久的青年学生，在短期内就成了掌握新式机器的专门人才。
这座工厂是苏联专家按苏联最新标准设计出来的。各种机器设备，全部是从苏联运来。很多机器都是1953年才制成的。如裂化厂主要机械之一的高温高压透平离心泵，就是苏联最新的出品。生产离心泵的苏联工厂还专门派了一位专家来帮助安装。这位专家一到中国就表示：“不但安装是我的任务，而且还必须教会中国同志操作和修理。”
在建立新的裂化厂的同时，独山子油矿还改进了蒸馏厂的生产情况。蒸馏厂本来是一间又老又旧的工厂，炼油时加油料、装成品罐，都用人工来进行。有的同志认为这些设备作用不大，不如干脆废弃的好。马尔卡利扬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应该改装它，提高它的炼油量。结果，在苏联专家先进技术的指导下，大家利用原有设备，进行了三次改装工作，炼油量提高了12倍，效率和新厂差不多。
独山子的面貌一天比一天地显得更加可爱了。从办公大楼通往炼油厂广阔的马路上，已经长起了高大的白杨树。去年才培育起来的小花园，今年开着鲜艳的花朵。医院、托儿所、学校、电影场都先后建立起来了。今年新建的40栋宿舍，在国庆节前都已完工。宿舍两旁修起了又平坦又广阔的马路，宿舍中间都将培植起小花园来。最近，工人们正忙着搬向新建的宿舍里去。大多数的宿舍还装上了收音机，每天播送着愉快的音乐和各地的生产消息。再过几年，这儿会出现更多的油井、工厂和房舍，也要种上成百万株树木，整个独山子将变成绿化园地。
独山子已经成长为一座近代化的石油城市了。当我们每天看见无数的车辆载着油桶，迎着金红色的朝霞，奔驰在雾蒙蒙的戈壁滩上，把汽油运送给远方的工厂和矿山时，运送给草原上新开垦的集体农庄时，运送给守卫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战士们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尤其是不能不对帮助我们建设油城的苏联政府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新疆石油的大规模勘探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除对独山子油矿进行了建设恢复外，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公司还要对新疆省的石油资源进行勘探。在新疆境内，划给公司16.8万平方公里的勘探区域，包括北疆地区、南疆库车地区和喀什地区。按照协议规定，公司在5年内，对上述地区进行地质勘探，确定含油气的前景，找出工业性勘探区域，以便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本着这一目标，公司于1951年在独山子油矿成立了地质调查处，以独山子为基地，组建了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地形测量、轻便钻井等11个野外作业队。此后，随着勘探工作的开展，野外作业队相应不断增加。1953年，地质调查处随公司总部迁到乌鲁木齐，独山子矿务局设立地质调查大队，到1954年各种野外作业队达到36个。从1951年到1954年的四年间，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综合性的系统勘探，勘探手段包括：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采用了重力、磁力、电法、地震等方法）、大地测量、航空测量、岩心浅钻和深井钻探等。
勘探区域主要在准噶尔、塔里木两大盆地进行，其中以准噶尔盆地和天山山前规模最大。勘探结果，找到了71个构造，其中准噶尔盆地44个、库车地区12个、喀什地区15个。在这些构造中，对其中32个进行了细查，查明26个构造有含油希望，特别是当时探明并得出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主要含油层系是属于新生界第三系和中生界白垩系、侏罗系，尤以准噶尔盆地含油远景较好的结论，对后来的勘探开发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对找到克拉玛依油田起到了很大作用。
送别
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新疆石油工业特别是独山子矿区已初具规模，并且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基本上能够自己管理企业。经中苏两国政府协商，于1954年10月12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55年1月1日起，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股份的价值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内偿还。
1954年10月1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就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归中国独有问题，请周恩来务必告诉中共新疆分局第四书记赛福鼎·艾则孜做好中苏石油股份公司苏联股份移交大会的准备工作。
在中苏《联合公报》中，除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外，还有苏联在中国新疆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的公司、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组织和经营民用航空路线的公司也同时移交给中国。
中苏《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国家有关部委，尽快制定出包括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内的四大合营公司的交接方案。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重工业部、机械工业部、民用航空局等部门，联合向中央请示公司交接中的资产估价、干部配备、专家留用及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等问题。之后，燃料工业部又向中央请示中苏石油公司移交后的公司名称、领导人选、建立中苏纪念馆以及给所有在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工作过的人员颁发纪念章和纪念证书等问题，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
与此同时，由中苏双方人员参加的资产平权估价委员会，认真清理、估价公司资产和苏联股份的价值，积极进行苏联股份移交的准备工作。此间，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各部门的苏联专家加紧对中方原有和新来接管工作的人员进行技术培养和训练，介绍工作经验，帮助他们熟悉生产情况。到12月初，公司移交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954年12月29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特别股东大会和管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决定1954年12月31日结束公司业务活动，将公司管理和属于公司的全部财产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新疆石油公司。原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总经理马载任新疆石油公司总经理。12月31日下午1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主持的公司移交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出席大会的有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康世恩、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第四书记赛福鼎·艾则孜、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锦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辛兰亭、巴格达沙洛夫、赖际发、杨拯民、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总经理马载、副总经理波波文等；公司在乌鲁木齐的全体苏联专家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及部分职工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了特别股东大会关于公司移交的决议。马载、波波文、陈郁、赛福鼎·艾则孜、卡赞斯基等有关方面的领导先后讲话，高度赞扬公司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中苏两国职工结下的深厚友谊。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给苏联专家代表颁发了纪念章和纪念证书。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自1950年成立到1954年底结束，经过4年的建设和发展，对新疆准噶尔、塔里木两大盆地石油地质构造情况进行了详查勘探，取得一定成绩。共投资1.2876亿元，钻井92口，生产原油17.46万吨，加工原油17.33万吨，为中国培养管理和技术干部836人，技术工人4686人，在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生产条件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建起了一个初具现代化水平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为我国后来石油工业的全面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955年1月1日，《新疆日报》发表社论《衷心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苏联政府对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所给予的真诚无私的援助。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借鸡下蛋”使中国石油工业开始起步。同时，揭开了新疆石油工业全面发展的序幕。对独山子而言，在生产设施、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等方面都有了基础。从此，独山子开始逐步发展壮大。
1955年1月1日，原隶属于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独山子矿务局和独山子炼油厂，改为隶属于新成立的新疆石油公司。
中苏石油“协定”缘何提前终止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签署的有效期为30年，但实际到1954年12月31日即告结束。从“协定”签字之日算起，共4年9个月。从公司实际活动之日算起，只有4年3个月。缘何有效期为30年的“协定”，仅仅执行4年多便告匆匆终结？这一直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谜团。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封存几十年的中苏时期档案逐步解密，人们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
一切让位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的大局
1949年底，新生的共和国刚刚从硝烟中走出，举国满目疮痍，经济要从一片废墟上建起，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又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处在这样一种困难艰险的特殊时刻，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冲出这个被围困的“铁桶”，寻找到一条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捷径。当时世界已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中国要想冲破西方阵营的封锁围堵，就必须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携手联合，共同协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有了毛泽东在新中国刚成立两个月就率团出访苏联，拜会斯大林，并在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艰难谈判后，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以及后来苏联的各项对华援助项目和包括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内的几个合股公司的出现。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实在无其他更好的路可走，一切都要让位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这个大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深知斯大林有着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结和对中国长期以来觊觎的霸权意识。“外蒙”的难以收回、苏联对东北和新疆长期以来的贪婪蚕食与势力渗透、甚至新中国的旅顺口依然是苏联耀武扬威的海军基地，这不能不让一生为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毛泽东心中留下深深的痛。尽管当时中国政府主动向苏联提出的包括中苏石油公司在内的多项经济援助计划，都被苏联附加了苛刻的条件，有的甚至带有明显的政治要挟和经济勒索，但毛泽东为了顾全新生的共和国国民经济恢复这个首要大局，依然在政治上作了一定让步，维护了中苏两党关系，为我国解放初期经济全面恢复建设打开了局面。
后来（1956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说：
……在谈判中他们（按：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个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他（按：斯大林）是不想放手的①。
1958年3月，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订立互助同盟条约、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②……
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都谈到了苏联对我国东北和新疆的势力渗透，并对此发出了深深的忧虑。毛泽东的这一担忧之情其实交织着很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严峻性。早在沙俄时期和斯大林主政苏联初期，沙俄和苏联对中国东北和新疆肆无忌惮的蚕食与渗透自不必说，仅就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美英苏三国为换取苏联出兵东北而秘密签订的让苏联长期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雅尔塔协定”，足以让毛泽东愤懑和高度警觉。
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合作开采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矿产的协定，中方人员的看法并不一致。直接参加“协定”谈判的伍修权曾回忆说：
关于创办新疆这两个公司的协定和有关的文件，是由我做的文字翻译，在这些协定的签订会谈中，我们强调了两国之间的真诚合作，互相不占便宜，不使对方受到损失，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③。
另一位“协定”谈判的参加者，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兼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的邓力群则说：
谈判涉及到新疆的问题，主要是在国民党时期苏联在新疆搞了几个公司，有民航公司、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等……苏方提出这几个公司由中苏两国合营，我们同意了。实际上，这几个公司差不多都是苏联人在办，我们也没有技术力量去管，只派些人去……那几个名义上中苏合营的公司，我们就插不上手，实际上是苏联人在办④。
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王震诞辰100周年，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的孙兴盛，在《百年潮》2008年第4期发表了文章，谈到了他于1982年特地采访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同志。王震当时向他讲述了建国初期自己在新疆参与中苏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公司谈判的情况。文章中说：
根据耀邦同志的批示，1982年2月4日，我随王老的秘书唐玉飞往广州，到那儿后就跟着王老一起活动。与王老熟悉了，聊聊天，就聊出了许多故事来。
1950年初，毛主席在跟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还决定在新疆创办金属、石油、民用航空三个合营公司。不久，苏联总领事请王老去具体商谈签订合资合作协议。苏联总领事和有关公司总经理出席，先拿出他们的协议方案，并作一番解释。其主要意思是，苏方很乐意建立合资合作企业，但考虑到新疆基础条件太差、各方面能力很有限，最好是把合资的钢铁厂、炼油厂、纺织厂等大型企业建在靠近边界的苏联一侧；合资合作开采石油和铁矿，由苏联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土地、油田和矿山，由中方负责提供劳力开采，把原油和矿石运到苏联冶炼加工；为此，两国共同修建新疆铁路，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直接接轨，但因中苏两国的铁路标准不同，整个新疆铁路轨距标准必须按苏联铁路标准修建才能接轨……
王老越听越生气，这哪里是援助中国建设，分明是敲竹杠，要中国出钱出力还要出卖主权嘛，绝对不行！苏方也很强硬，既然你们有求于我，就只能按我们的要求签订协议与合同！王老实在按捺不住，桌子一拍，骂人了：“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现在我们胜利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决不签订卖国条约！”
苏联总领事也拿出王牌吓唬王老：“这是我们中央的意思，我要向党中央报告……”王老哪吃这一套，更加厉声地说：“就是当着斯大林同志的面，我也不同意，也决不签这个字！”
不久，周总理打电话召王老进京面谈。王老当时心里还有些不安，怕惹起外交麻烦了。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就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毛主席笑道：“胡子呀，你酒醉了才说这话吧，不酒醉还说不出这话。你没有签这个字就好！看来搞外交还得有几个武将。现在搞经济建设，就要学会跟老大哥打交道，跟各种各样的朋友打交道。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得靠我们自己，不仅要会打仗，还要学会做生意，会谈判、会碰杯。”周总理也笑道：“胡子，你坚持原则是对的，就是太激动了。”王老承认自己太激动、骂人不好，如果苏方遵守两国政府协议，不提苛刻条件，我们还可以再好好谈谈，万一谈不成怎么办呢？毛主席说：“你跟总理商量商量，想想别的办法。”周总理说：“主席在莫斯科的时候曾指示我们，对苏贸易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指波兰）、捷（指捷克斯洛伐克）、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主席要你们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一定要把新疆建设好，办法不妨多些。”
王老心领神会特别高兴，大胆地提出是不是可以从别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当时，美国正要封杀我们，一些西方国家也不敢同新中国建交、做生意，只有通过香港对外联系。经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王老用消灭国民党马步芳缴获的一批尚未上交的金子，通过叶剑英帮忙，从香港引进了日本、英国、西德、瑞士等国的纺织、冶金、发电、米面加工等一批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接着，全军将士人人勒紧裤腰带，从自个儿的牙齿缝中、指甲缝里筹集建设资金。同时王老又从新疆本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拘一格”地诚聘了大批专家、工程师和各种技术人才，给这些当时许多人还看不起的“旧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平均不到一年的时间，新疆同时建起钢铁、发电、水泥、棉纺、面粉、煤矿、机械等十来座现代化的大型厂矿企业。同时，王老也尽量同苏联老大哥搞好关系，争取友好合作，原则问题不退让，有些项目谈不成做不了没关系，还有许多项目是可以做的。苏联总领事领教了王老确实厉害，也主动改善关系，谈判中比较尊重中方，最后同意按中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共同创办了“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两家，共同勘探和开采石油和铁矿。
另据中苏谈判的参加者、毛泽东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翻译局局长）回忆说：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⑤。
“协定”是在斯大林主政时签订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的领导人对斯大林在中国和东欧国家设立联合股份公司开采所在国资源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米高扬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⑥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中说：
顺便说说，斯大林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发矿产资源的条约。这个条约是斯大林犯下的错误，我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冒犯。几百年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纷纷掠夺中国，而现在斯大林也参加进去了。这种开发掠夺是一件坏事，但不是没有先例的——斯大林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也都搞过同样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统统取消了⑦。
事实也正如此。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赫鲁晓夫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在苏联高层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于1953年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权力地位并不稳固，面临着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党内其他高层的挑战。赫鲁晓夫深知，若要确立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获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因而在195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国庆5周年庆典的前夕，赫鲁晓夫亲率庞大的党政代表团前来北京祝贺，这是苏联自成立以来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来华的最高规格代表团，中国对此也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在庆典活动期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希望苏联把他们在几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股份完全地、迅速地移交给中国，并对赫鲁晓夫说：“当年你们在东北和新疆要了两个势力范围，现在还要不要呀？”赫鲁晓夫讲：“不要了。”⑧1954年10月12日，双方不但签署了会谈公报，还签署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将旅顺口海军基地交还中国的联合公报、将各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联合公报，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5.2亿卢布长期贷款，向中国提供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141项援建企业项目设备的供应范围等等。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宣告终止，公司合营宣告结束，即是这次庆典活动中所产生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和权力斗争，对当时的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由此证明了1954年底中苏石油公司突然终止、苏联专家撤回，并非如一些史料所载述的是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所致。而事实正与此相反，斯大林的去世，卸去了中苏两党之间友好合作的障碍，苏联政府开始纠正过去对新疆、东北的错误做法，故而提前终结了中苏石油公司，将其股份全部移交给了中国。
1954年～1957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赫鲁晓夫不但撤回了斯大林对我国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而且将斯大林承诺但未兑现的156项对华援建项目全部按要求兑现，我国也对苏给予了政治上的全力支持。
1958年后，随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地位的日益稳固，其对华政策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却逐渐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紧张走向公开破裂。
“协定”执行中的龃龉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合作开发期间，总体上讲，双方对“协定”的执行情况是好的，但由于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加上双方在管理体制、人员素质、技术实力、办事程序、生活习惯、语言风俗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协定”执行过程中难免产生一些龃龉。正如“协定”谈判的主要参加者伍修权所说：
不过就是在那时，我们同苏联也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那么完全一致的，免不了还有过一些龃龉。例如新疆的中苏合营石油公司，苏联单方面提出要扩大油田的勘测范围。按照协定，油田的地段是作为我国的投资的，如果扩大了油田的范围，等于我国增加了投资，相应地苏联也应该增加投资，即增添油田的设备。我同主管新疆工作的王震同志向苏联大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却不想增添设备，只要求我们单方面扩大油田范围，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坚持按协定的原则办事⑨。
这里所说的“扩大油田的勘测范围”是指吐鲁番盆地。按照“协定”，勘测区域包括准噶尔盆地、南疆库车地区和喀什地区，总面积16.8万平方公里。1953年苏方提出把勘探范围扩大到吐鲁番盆地，中方代表在请示中央原则同意后，在1954年6月20日的第五次股东大会上“听取苏方代表索斯诺夫关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地质寻觅及调查工作报告，决定委托公司总经理部在3个月之内制定出在吐鲁番地区进行地质寻觅及调查工作计划，并将划定的地质寻觅及调查地区界限方案交双方股东”。⑩由于上述伍修权提到的原因，最终没有执行。
另据时任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方总经理兼党委第一书记的钱萍于1954年2月22日、1954年6月8日两次向中共新疆分局上报的《关于中苏石油公司中苏关系方面的报告》《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关于中苏友好团结问题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两份报告首先都客观公正、热情豁达地高度赞扬了苏联专家的国际主义奉献精神和严格负责的工作态度。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告中也委婉地（注：当时对苏方的态度已被提高到忠诚党性原则的高度）提到了苏方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前一份报告中他提到：
他们（指苏方）在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中苏双方正副职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密切，许多问题没有经过适当商量，即自行决定，实行高度集中的“一长制”，没有定期的有中方同志参加的技术行政会议。在使用提拔干部问题上，单纯从业务出发，而很少考虑其他问题。由于语言习惯的相同，前一时期，他们特别爱好俄罗斯（指苏侨）、二转子（指中俄混血后代），在培养、使用、工资等问题上，均加以照顾，造成俄罗斯、二转子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对于执行中国政府的法令，例如纳税、报关、党团学校经费开支、干部任用制度等问题，都还不能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来执行。个别苏联同志在生活作风上不够注意，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在处理时苏联同志又对我们不满。（苏方领导）工作中的计划性还不足，譬如钻井计划连续三年都完不成任务，器材供应赶不上生产的需要，苏联政府也有责任。需用职工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使我们在处理上非常困难[11]。
在后一份报告中，钱萍总经理又谈到：
根据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第十一条规定：“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现行法令进行活动。”可是1952年公司应纳的税款17亿元迄今未缴纳，股本帐上应贴的印花也未照贴。中共新疆分局规定公司科长以上干部必须报请批准后方可得以任命，可是苏方却坚持把一个历史不清、经新疆省财委书面指示不能任用的苏侨，硬下命令任命为公司器材供应处会计科副科长。又如军委乌鲁木齐航空站不止一次地向公司提出，公司的飞机不遵守航行规则。银行的现金管理制度，公司总难执行。
此外，苏方的民主作风是很不够的，产生劳动模范由领导上（指苏方领导）指定，许多问题平时不和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商量一下，对有的问题的决定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花20亿元修一个俱乐部，只能坐300人，舞台小得不能演戏。独山子矿区千余职工住在地窖中，却先给牲畜修起高大舒适的马棚和猪圈。
培养干部基本只是在工作中培养，有计划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培养工作则很少，而且缺乏经常性和坚持性，对于中方领导干部的培养则基本上采取放任的态度[12]。
从以上披露的情况可以看出，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龃龉是明显存在的。苏方对中国政府法令的无视，在企业活动中的种种专权独断行为，一方面反映出了两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思维理念和社会习俗的不同，同时另一方面也多少折射出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对外交往中的普遍性。作为历史，理应客观公正地对这些存在的事实进行全面反映，以求得历史真实的再现。
当然，瑕不掩瑜，我们更应该客观地看到，在整个中苏石油合作时期，苏联政府特别是广大的苏联专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扬了崇高的国际主义奉献精神，为开创和发展新疆的石油工业，为处在险困交迫中的中国医治战争创伤，为尽快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他们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这也是历史事实。可以说，中苏合作的主流是好的，是健康的，其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今天，我们在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许多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许多都得益于当年苏联专家为我们奠定的基础。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是应该对苏联的帮助心存感激的，也有理由怀念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注释：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②⑥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③⑨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2～23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④⑧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⑤《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47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⑦同⑥第283页，《克拉玛依文史资料第21辑》王连芳著文
⑩.[11].[12]均为新疆油田公司档案馆馆存资料，本文编委会查阅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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