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完这部小说的最后一个字时，流泪了。
这部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称为“雾社事件”。事件发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台湾中部的南投县能高山一带。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提醒自己，我写的是一部小说，只是一部小说。既然是小说，它就不同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更不同于“非虚构”。我告诫自己，小说这种文体是有着严格的文学界定的。我之所以这样提醒和告诫自己，是因为这个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它的真实性力量太强大了，似乎有着极高的温度，可以熔化一切文学想象。也正因如此，我才要让自己清醒地意识到，我写的仅仅是一部小说。在刚刚接触这个历史事件时，我就已经感觉到，这个事件的本身已经足够震撼，既然把它写成小说，要做的工作就不是还原历史。还原历史是历史研究者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只能把这个历史事件当成素材，如同沏茶，让这个事件更加丰润，更加生动，也更具文学意义的感染力，以此来像散发芬芳的气味一样，让这个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精神升腾起来。这才是写这部小说的真正意义。
但既然要沏茶，水就很重要。不同的水质，沏出的茶效果和味道自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寻找一种最合适的水质。这就是在写作这部小说之前，我首先面对的问题。
所谓寻找合适的水质，其实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这个历史事件之外的故事。不言而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事件都不是孤立的，都会有前因后果。而这些前因和后果的主要因素就是人，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小说中的摩达头目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樱冈太郎”和“樱冈次郎”，历史上都确有其人。不过樱冈二人原型的名字叫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他们的后人，至今仍居住在南投县的清流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仁爱乡互助村。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则都是虚构的。但是，我虚构这些人物也有一个原则，必须要有利于将这样一杯“茶”“沏”得更充分。再有就是“南溪部落”与“北溪部落”的宿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可以想象，几个世代生活在高山密林中的部族，猎场和山林是生存之本。所以，为了争夺领地和猎场而相互争斗甚至“出草”，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这部小说中的故事就这样编织起来。我寻找合适水质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如何将这个故事生动地讲述出来。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众多，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故事的发生，发展以及演进，却是节奏鲜明而且层次清楚的。可是尽管如此，要在一个这样的故事中表现如此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大背景下，表现这些人物的内心，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幸运的是，我终于寻找到了一种方法。
在现代科学中有一种“虫洞理论”。这个理论给了我灵感。可以想象一下，一只苹果，有无数的虫子在外面咬开小洞，然后钻进去。这些小虫就是一个个人物所引领的叙事角度，而这只苹果就是这部小说中发生故事的时空。尽管这些小虫是从不同位置不同角度钻进去的，但它们钻进的却是同一只苹果，也就是同一个叙事空间。这是其一；其二，也正因为这些小虫是直接钻进去的，如虫洞理论所言，它们切入的角度也就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捷径。而这种捷径，也恰恰给小说时空交错的叙述带来了非同寻常的便捷，也使故事本身有了弹性。
2014年初夏的一天，我来到台湾中部的南投县，走进一个长满奇花异草的山岙。这里就是当年日本人将在“雾社事件”中劫后余生的原住民强行集中的地方。当时叫川中岛，现在已改名叫仁爱乡互助村。我这一次来这里，是要探访莫那·鲁道的重外孙，莫那·巴万先生。历史上的莫那·鲁道，就是我这部小说中“摩达头目”的原型。关于莫那·鲁道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据说台币中20元硬币的背面，印的就是莫那·鲁道的头像。我至今仍珍藏着一帧莫那·鲁道尸体的照片，真的是一半已成白骨，另一半依旧完好，而且完好的这一半还仍然大睁着眼睛。这帧照片，是他的尸体保存在台湾大学医学院时拍摄的。我还在一份历史资料中看到过莫那·鲁道的另一帧照片。他生前应该是一个彪形大汉，身高一米八几，看上去非常威猛。所以，我在去仁爱乡的路上想，这个莫那·巴万先生应该也是一个仍保持着当年山林气概的魁梧汉子。但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在山路边迎接我的，竟是一位身穿白色短袖衬衫，非常儒雅斯文的清瘦男人。他面带微笑地向我伸出手说，你好，我是莫那·巴万。
此时，我和一起同行的人都发现，他的微笑里竟还有几分羞涩。
巴万先生的母亲和父亲，也就是莫那·鲁道的外孙女和外孙女婿还都健在。巴万先生的外祖母是莫那·鲁道的小女儿，也就是我小说中“都门”的原型。她是当年这场历史事件中，马赫坡部落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但遗憾的是早已过世，我只在巴万先生家的墙壁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巴万先生的母亲仍很硬朗，父亲已行动不便。两位老人不懂普通话，只会说赛德克语，所以和他们交谈，要由巴万先生在一旁做翻译。巴万先生的母亲和父亲为我回忆了当年的很多事情。两个老人一边回想，时而相互提醒或补充。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当年的痛苦和哀伤。我知道，我这样的探访又勾起他们那段刻骨铭心的回忆。这让我感到有些歉意。当然，我在来这里之前，已经翻阅过大量的关于德克达雅群赛德克族人和历史上“雾社事件”的相关资料。这一次难得的探访，也印证了许多在资料中看到的模棱两可的细节。
巴万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他的学历很高，竟然有硕士学位。他告诉我，他现在正致力于研究自己家族的这段历史。但是……他在带我去“余生纪念馆”的路上又说，他现在的心情也很复杂。他说，他一直感到很纠结，而且研究这段历史越深入，这种纠结的感觉也就越加重。可是，他摇摇头说，他同时又很清楚，作为莫那·鲁道的后人，他是有责任将这段历史让更多后人知道的。也正是巴万先生的这句话，让我确定了小说中“嘟奴”这个人物。
我写完这部小说时，就像结束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在我恋恋不舍地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感觉到，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摩达头目”和他的族人。当我关上电脑，闭上眼时，我在想，这是一群多少可亲可敬的人啊！他们敢爱敢恨，视死如归，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为了保卫自己信仰的家园可以不顾一切，他们的心……就像溪水一样纯净……
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在彩虹桥的那一端生活的快乐……
在这部小说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的邱秀芷女士、林光辉先生以及诸位同仁。特别要感谢林铭镡先生，亲自拨冗驾车陪我去台中的川中岛考察和采访。我还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公室，感谢梁飞先生使我这次宝贵的探访莫那·巴万先生的行程得以实现，并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同时还要感谢万镜明女士，为促成这部小说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也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杨进刚先生。当然，我最要感谢的还是莫那·巴万先生的父母——两位可敬的老人，还有莫那·巴万先生。
在此，一并表示敬意。
2015年元月6日 写于天津水溪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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