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

    Chapter Seven： How to Promotc Chinesc Think Tanks    Global Influence

    研究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对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本章对论文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对美国思想库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简要分析，对中国思想库的现状和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述，并且对如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节本书主要结论

    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作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庞大而复杂的研究课题，涉及舆论学、传播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本研究显然无法做到“毕其功于一役”。为了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使得学术研究能够有助于现实应用，也为了给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笔者付出了大量努力。纵观全文，本书的主要结论有：

    (1)美国思想库是为促进政府决策的最优化而诞生的，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美国思想库承担着政策建议、政策教育、“知识”与“权力”的桥梁、“第二轨道”外交通道等很多重要的功能。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完善，美国思想库不但对美国公共政策和舆论具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力，也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走向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2)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在一定的“场”中进行的，从宏观上讲，是美国社会这个大舆论场，从微观上讲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决策者和主要影响因素构成的“公共政策舆论场”。“公共政策舆论场”是指公共政策形成的具体时空环境，构成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舆论、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公共政策的形成是这些舆论因素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的互动达成的共识，而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也正是在与这些不同舆论因素的互动中得以形成，并通过不同舆论因素所承担的具体功能得以体现。“公共政策舆论场”具有“多中心”、“网状互动”两大特点。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思想库处于“舆论聚散核心”的地位。一方面，思想库是舆论“工厂”，是吸引各种各样的观点、看法、主张、建议融和、碰撞的磁场和聚集地。另一方面，思想库是重要的舆论传播中心，它通过各种传播策略和媒介影响其他舆论，思想库、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之间，形成一种“点、线、面、网”的互动以及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关系。利益集团既属于阿尔蒙德所言的“关注公众”又是舆论传播的渠道之一，其主要工作不是生产思想，而是通过各种渠道为特定集团争取利益；公众舆论所反映的是普通公众的意见，具有量的优势，可以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因而成为其他各种舆论主体试图影响和引导的对象；而大众传媒承担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各种舆论得以大范围传播、沟通的渠道和平台，以及作为舆论的放大器、塑造者和引导者。

    (3)在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如果缺乏全方位的影响力策略，再好的思想也会被埋没，没有了舆论传播，美国思想库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产生影响力。尽管思想库的规模、种类、研究方向、目标受众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采用的传播渠道和模式大致相同。具体而言，美国思想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思想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4)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究其原因，除了其特殊的舆论地位、全方位的舆论传播策略之外，从深层次来看，与美国思想库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其自身成熟的商业化运行机制有着必然的联系。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舆论空气”，奠定了舆论民主的思想基础，塑造了积极的、赋予创造性和参与性的舆论主体；多元的政治文化加之权力的分立导致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碎片化，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政党制度为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和空间；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完善的税收制度和发达的基金会为美国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和进行舆论传播提供了充足和稳定的财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同样离不开其全方位的独立性和完善的运营机制，正是独立性保证了思想的创新能力，政策实业家的领导力推动了美国思想库的持续发展。

    (5)对于影响力的测量可以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两部分。对于公开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对一个时间段内具有代表意义的指标的测量取得影响力的量度。对于隐性的影响力，可以结合民意测验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民意测验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抽样的选取。公开的影响力可以由以下几个量化的指标反映出来：运营资金、媒介引用数量、国会听证数量、网站点击率以及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笔者采用这种全面的测量方式的理论出发点建立在恩格斯的“合力论”和传播学的“培养理论”上。

    （第二节美国思想库面临的挑战就目前世界范围内思想库的发展程度和影响力而言，美国思想库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有进一步拓展之势。

    应该说，美国思想库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美的运行机制和模式，但是，美国思想库也具有其自身无法回避的局限性，无论是其赖以生存的“独立性”，还是其得以构建人际传播网络的“旋转门”机制。

    近些年来，随着思想库数量的剧增，媒体信息传播的即时化和全球化以及美国深陷经济危机，美国思想库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而这些挑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将深刻影响着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可持续性以及思想库的未来发展方向。

    从资金的纬度来看，目前短期资助的具体项目和研究结果驱动的资金越来越多，长期性的稳定资金不断减少。从良性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增加了政策导向的研究，迫使思想库更加关注当前热点问题和立法问题，也促使思想库更加有效率、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传播。但是从负面角度，因为缺乏长期的、制度性的资金支持，许多思想库的使命和研究议题受到影响，思想库的研究深度和创新能力受到限制。

    更进一步而言，资金的不确定性和短期性影响了思想库研究选题的独立性并进而影响到研究过程和结果。很多时候，为了维持和保证正常的运营，思想库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这也是美国学界对思想库越来越混淆于咨询公司的批评的缘由。

    从长远来看，这将严重影响到思想库的声誉和影响力。目前很多美国思想库都面临这一严峻的现实，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约翰·汉默曾坦言：“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资金。”随着2008年年底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思想库纷纷削减人力和项目资金，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每期十个月的访问学者项目从2009年开始削减为每期五个月，在资金和项目设置上也有所调整。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而言，美国思想库的过度商业化也是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思想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其产品就是政策建议，其目标受众是决策者。目前思想库的数量居高不下，而目标受众却没有增加，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在思想的市场，除了不同思想库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外，各种游说集团、利益团体等各种力量也在进行着博弈。基于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大思想库在思想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上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600万美金左右。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度在推销其研究成果上的花费也达400万美金之多。①这一方面有利于思想库影响力的①    资料参见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网站www.brookings．edu，www. heritage. org.

    扩大，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思想库走入了一个误区：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非营利组织，思想库毕竟不同于商业机构，其研究成果毕竟不同于普通的产品，过度的商业化必将也会影响到其研究的独立性和研究质量。

    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审视思想库，随着大众传媒对时效和速度的要求增大，一方面增加了媒体对思想库产品的需求，扩大了思想库的受众群，将思想库、其他政策精英和大众联系起来，使得思想库更为大众所熟悉，其影响力也更为公众所感知。但是，另一方面，媒体的刺激性和煽情性破坏了政策辩论的严谨与理性，对媒体曝光度的追求使得思想库学者们花费过多精力在政策评论而不是政策研究上，思想库更多关注当前事件和热点问题而不是前瞻性的预测与分析。在这种趋势下，与其称思想库的研究人员为学者，不如称之为政策明星或者明星评论员更为合适。作为一个社会舆论源泉的思想库，如果没有了扎实的具体分析研究，而只是肤浅地发表政策评论，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另外，网络媒体的崛起一方面减少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使得思想库的受众群最大化，加剧了思想库之间的低成本协调与合作，增加了思想库的曝光率和影响力以及全球影响力拓展。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思想库在特定政策问题上对知识资源和研究成果的控制力(James McGann，2009)。

    从美国思想库的目标受众一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而言，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带来的这一系列挑战，美国政府在对内、对外决策上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面对的来自各个方面和渠道的海量信息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思想库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准确的信息，提供更独到、详实的政策建议，决策者们会更多寻求智库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库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思想库市场更加拥挤和充满过度竞争。为了吸引有限的受众、眼球、资金和注意力，更多智库关注一些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却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但却暂时未被现在的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所认识到的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将对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从而确保思想库发展的稳定性和影响力的可持续性，将需要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

    （第三节中国思想库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且重视智慧的民族。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智库的雏形，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政策研究和咨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很多从事类似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人，只是我们并不称之为智库专家，而称之为门客、幕僚、谋士、军师、师爷等等。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称霸天下，纷纷招揽有各种特长的人，这个时候便产生了门客制度。如有名的平原君、信陵君都号称有门客三千。政策咨询业比较鼎盛时期处于清代，那时的“师爷”团体盛行，官员为扩张自己势力，广泛招募师爷，就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向他们进行咨询。

    应该说，智库作为人类知识的智慧形态出现，中国远早于西方。中国历史上智库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国家对知识层也是相当重视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政策问题的复杂程度不高，官员所需要的政策咨询服务由单个的人就能完成，所以虽然政策咨询业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但专门从事政策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的形成还不具备条件。而且，门客也罢，智囊也罢，幕僚也罢，都是知识层谋生或晋阶的手段，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与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还是有区别的。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是一种有组织的政策研究机构，自身有很强的独立性，并不需要完全依附于政府而生存。

    相对美国思想库的悠久历史，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仅仅30多年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思想库在中国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中国思想库才逐渐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按照本书绪论部分所确定的思想库的广义概念和第二章对美国思想库的广义概念上的分类，从隶属和资本构成的角度，目前中国思想库也可分为三大类：官方、大学和独立思想库三种。在数量和影响力上以官方为主，独立思想库还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过程，而一些政治事件和政策的颁布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巨大，因此中国思想库形成与发展过程和政治环境的变迁过程是基本一致的。本书把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分为四个阶段。

    萌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之所以把这段时期称为萌芽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政策研究机构还不足以称之为思想库。但是却具备思想库的某些特征，也承担着思想库的某些功能。

    中国最早的政策研究机构出现在延安时期，之后到上世纪50、60年代也相继成立了一些国有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以苏联研究机构为模式，紧紧地被部门和机构任务束缚。在这些机构里从事政策研究的人被西方学者称为官方知识分子(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他们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党和政府部门的政策提供合法性理论支持，他们是被政治领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强的先进性( Merle Goldman，1981)。

    这一时期，官方知识分子也确为政策决策起到过外脑的作用。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元帅就曾花了七个多月时间，邀请专家举行了20多次座谈会后完成的调研报告，为“联美制苏”战略转变提供了“针对中国的战争不会轻易爆发，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思想。这一时期的民间知识分子相对于官方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当时中国政治领袖对知识分子反复无常的暧昧态度，使他们一直处于谨小慎微的心态之中。

    最初，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r，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58)。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将知识分子作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队伍力量。解放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对知识分子的阶级进行了认定，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1984)。而同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政策也确实解放了知识分子的言论权。但之后不到一年，中国领导人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认为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后领导人又通过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将很多社会知识精英“打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水平被视为政治的累赘而不是资本，白领阶级并没有像其他社会一样一直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和职业声望。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大部分社会知识分子几乎被打压到社会底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乏存在掌握理论知识与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但是那些专家只能从事依附于政府的政策解释性研究，而且研究结论必须始终严格与党中央和政府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这样做是当时知识分子保持经济与生活处境的唯一办法，一旦被别人寻找到自己研究观点与党中央和政府的细微不一致证据，就很难逃脱被“扣帽子”从而被“打倒”的命运。

    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中国不可能出现或存在真正影响政策决策的思想库和学者。

    多元化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库尤其是官方思想库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民间思想库也得到一定发展。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特定的政治事件和由此带来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处于多元化发展中的思想库一度停滞，但是，这一时期为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面对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性，相继建立了许多官方思想库。

    1981年，国务院先后成立了四个研究中心，它们分别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5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进行重组并发挥重要的政策咨询功能。另外，各级政府在不同层次设立了政策研究机构或者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官方思想库网络。

    这一时期思想库的职能主要是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规划提供智力支持。其政策观点更多的是基于实际操作，而较少出现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弊端的研究。从研究领域上来讲更多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如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不久，就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的设想，组织了500多名专家，从战略的角度对“2000年的中国”进行了研究（刘雪明，2001）。

    这一时期不但官方思想库充分发展，民间思想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民间思想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该所被一分为二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北京社会和科技发展研究所，以及1989年由一批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社会经济所接管的报纸《经济学周报》新一期《致读者》表示：“《经济学周报》代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的社会力量，表达思想，维护权益，提供帮助！”而几年以后，该报已经享有“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的美名。另外，社会经济所还承担并完成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政府人员评价系统研究。最后，社会经济所发展成为在北京德外双泉堡所址拥有60间房，约1 000平方米，拥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49人，兼职研究人员100多人的大型研究机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述三家机构总共以合作出版或编委会组稿方式编辑出版发行的各类出版物约500种左右。

    平稳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长达两年的沉寂，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发展时期，而新的一代思想库也开始兴起。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也更加开放。各种类型的思想库也不断涌现。这一时期，大学附属型思想库得到充分发展，中国思想库基本形成了官方、大学附属和民间思想库共存的局面，但是民间思想库无论在数量、资金还是影响力上都处于边缘。

    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纯民间的、私人政策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发起人一般都是原事业单位型思想库中已经获得了一定成功和声誉的专家，为了自己思想上的追求和信仰脱离了原单位的束缚，开设属于自己的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1993年成立）、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88年成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2000年成立）都属于这类机构。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附属型思想库开始高速发展。国内重点高校纷纷依托高校研究力量成立研究中心，从海内外吸收大量政策人才，中国的大学学者开始积极介入政策研究领域，开始对中国政策发挥着影响力。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成立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中心，如清华大学的国情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传播研究中心等。其中应当特别指出那些海外归国的学者在中国大学中建立的研究机构，它们一方面拥有相当的新思想，另一方面也拥有海外资助。如附属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由林毅夫以福特基金会提供的种子资金创立的。

    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思想库更具有独立性、影响力和国际视野。大部分机构的研究经费虽然还是主要来自于政府，但那并不意味着思想库的专家不敢表达不同于政府的观点。不同思想库对一些政策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并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有研究表明不同思想库就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积极参与不同观点的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经贸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石油大学等的专家均参与了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大讨论。

    这一时期，“旋转门”现象开始出现在中国智库界，专家治国的思想被普遍接受。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朱镕基，他在改革刚开始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最后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另外，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库尤其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库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决策和情报分析的重要部门，同时它们也成为中国官员与国外专家之间日益重要的纽带，承担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功能。

    战略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硬实力”的竞争，以思想、观念、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才是新的竞争点，而思想库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是“软实力”竞争的关键。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矛盾显现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最高领导层更加强调科学决策的重要性，对智库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应该说，21世纪初至今，中国思想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国际化发展的时期，中国思想库不但要影响中国政策，还要在国际舞台上掌握话语权，发挥中国的软力量。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力发展思想库，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被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每月都进行集体学习，邀请专家学者到中南海讲课。从2002年12月26日第一次学习起到2010年12月3日，中央领导已进行了68次集体学习，其中十六届政治局集体学习44次、十七届政治局集体学习24次。讲课的专家学者大多是来自官方智库型的研究机构。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同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

    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办好社会科学院”。2008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分别就政策咨询和工程咨询工作提出要求，希望政策咨询和工程咨询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战略思维和全局意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供更多更好的政策建议，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2009年6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要机构一思想库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9年7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旨演讲中认为来自许多国家的思想库、学术机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方面的代表，共同研讨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和展望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很有意义。在此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会见了出席全球智库峰会的外方代表。这些举措，凸显中国困家最高决策层对决策咨询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

    除了政治层面的战略重视外，中国思想库业界也开始主动寻求发展与合作，2006年11月和2007年7月，中国智库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智库论坛。2006年首届中国智库论坛推出了“中国十大著名智库”和“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智业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国内著名官方、大学附属思想库都榜上有名。

    这次论坛标志着思想库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中国思想库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和不足：民间思想库数量少、影响力缺失。

    此次论坛之后，思想库的独立性问题一时成为知识界讨论的焦点。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政府也迫切需要思想库独立的思想和建议。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官方思想库开始寻求改革和转型。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一家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担任执行副理事长，汇集了中国政界、商界、学界力量，有5亿人民币基金作为强大后盾的思想库。其目标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思想库参与政府决策、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全球舆论影响力拓展的强烈渴求。

    这一时期，中国智库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是中国智库的黄金时代。尤其是自2009年以来，随着以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和“全球智库峰会”的成功举办，“思想库”不但成为中国媒体和公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词汇，而且也逐渐真正成为政治决策、政治传播、公共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第四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

    目前，中国思想库在数量上应该说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是创新能力却相差甚远。与美国思想库的强大影响力的国际话语权相比，中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相对还很弱小，国际话语权也相对缺失。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与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当今世界都极不相适应，同时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智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诚然，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的产生依赖于其生存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国思想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其运行机制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从而寻找到一条提高中国思想库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中国思想库现状目前，中国思想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的官方和大学思想库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无论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以官方思想库为主，但是独立思想库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体上没有形成官方、大学、独立三种思想库模式的互补机制，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独立思想库作为介于官方和大学思想库之间的一种模式，其影响力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二，目前，独立思想库处于发展初期，无论其数量还是其影响力都非常薄弱。

    他们在中国社会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批评政府、传播新思想、教育公众的功能，而不是影响政府决策。

    第三，自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一些个体学者来实现的，思想库作为一个机构，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机制和品牌声誉。另外，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思想库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国际话语权。

    第四，虽然中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没有形成美国式的“旋转门”机制，但是已经出现了思想库与政府之间人才流动的现象。而且中国思想库，尤其是官方和大学思想库，对某些政府决策的参与程度和深度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力，可能要远远超过美国思想库。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在与政府长期的合作中建立了信赖，成为中国高层领导非常重视的智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相对美国而言要简单，在思想库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竞争机制。

    无论是美国思想库还是中国思想库，虽然根植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土壤，但其核心目标都是影响政府决策和舆论，其存在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其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和公共利益，这是我们理解思想库的出发点，也是终结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1993）。”同样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中国思想库的发展。我们不能把问题仅仅聚焦在美国思想库以独立思想库为主，中国以官方思想库为主这个表面现象上，重要的是要借鉴美国独立思想库的成功经验，不是否定自我，而是为我所用。在此意义上，中国思想库在借鉴美国模式的同时，必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库模式，从而适应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历史环境。

    未来发展图景和主要功能笔者认为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图景以及承担的主要功能是：

    第一，在可预见的未来，官方思想库依然保持其核心影响力，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创新性、前瞻性政策建议。但是一部分官方思想库在其资金来源、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上进行大幅改革，吸取西方独立思想库的经验，从而使其研究选题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加多元化，研究成果更具独立性和创新性，从而真正助力于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全球化的发展。

    第二，独立思想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都会稳步扩大，逐渐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思想库市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立思想库将主要承担起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功能，助力于公众参与政治和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中国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渠道依然相对不足，虽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海量信息，汇集在网络上的舆论往往充满了喧嚣和非理性，无法真正满足公众参与政治的需求，而思想库可以承担起这一影响政府决策的理性渠道的作用，长远来看，推荐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

    第三，中国思想库可以逐渐承担起为政府培养人才的作用。美国式的“旋转门”机制在中国完全复制的可能性不大，这与中国官员选拔机制有关，中国的官员更多依靠政府体制内部人才输送和培养，体制外的各种组织几乎没有参与渠道。

    随着思想库的成熟，它可以逐渐成为为政府培养输送人才的一个渠道，思想库人才加入政府将有助于中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四，中国思想库要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加强与世界各国思想库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传播的主力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平繁荣创造适宜的国际环境。迄今为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依然非常缺乏。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被人误解、误判的状况，中国思想库在扩大世界对中国了解的过程中可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面临严峻的战略转型，很有可能会制定对中国未来发展极为不利的外交政策，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思想库要承担起积极沟通西方思想库、影响西方主流精英和公众舆论的重任。

    政策建议如果以此为目标，笔者认为中国应该从政府、思想库、公众三个纬度上努力推动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同时还要具备“责任意识”、“全球意识”和“品牌意识”。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中国政府要为思想库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市场环境，逐步改变官方思想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让独立思想库也得到适宜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思想自由竞争的市场。具体而言，首先，政治决策过程要进一步透明，进一步完善政策咨询机制，为思想库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其次，政府在法律、政策和资金上要对思想库尤其是独立、大学思想库给予大力扶持，鼓励中国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第三，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对思想库的认识；第四，政府要给媒体的政治传播创造更加宽松的舆论空间，让各种思想库的观点和言论可以充分表达。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而言，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高速进步的黄金期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公民社会的蓬勃兴起，以及各种利益团体的形成，公众对参与政治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无疑，这对于思想库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社会公众对国内、国际问题的认识和参与要更加趋于理性化，而不仅仅停留在看热闹、情绪发泄和简单层面的民族主义上。

    就思想库本身来讲，一个思想库是否能产出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性、人才和运行机制。因此，中国思想库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在内部机构设置上，要明确思想库以研究部门和学者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为学者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为了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除了政府资金外，要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思想库所从事的是指导现实政治决策的对策研究，而不是关在象牙塔和书斋里的纯学术研究，在研究人员设置上，要改变原有的单一学术背景、论资排辈的模式，大胆启用不同年龄、背景的综合型人才；另外，中国高级别的官方思想库，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渠道优势，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和国外思想库的合作，擅于整合研究资源；中国思想库要充分借鉴西方思想库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让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思想库不仅仅是作为政府智囊而存在的，其存在的很大～部分价值在于引导社会思潮、培养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能力。目前，中国智库大多在拓展公众影响力方面非常薄弱，这一方面源于智库领导者本身没有意识到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另一方源于缺乏与媒体沟通的专业人才和经验。除此之外，思想库的市场营销不仅要着眼于本国，还要着眼于世界，要充分意识到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意义和价值。

    所谓的“责任意识”是指从事思想库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从国家利益和社会民生角度出发，独立思考、大胆直言。所谓“全球意识”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思想库的领导者们要站在全球的视角考虑思想库的发展战略，加强与西方思想库的交流与合作；二是专家、学者们研究政策问题时一定要有全球意识；三是中国思想库不但要影响本国政策，还要走出中国、影响世界；四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面临的共同问题，如金融危机、气候变暖、能源环境、反恐问题也越来越多，仅凭借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解决，需要各国思想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品牌意识”指的是中国思想库要有明确的使命和目标，围绕这样的目标来构建整体的形象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品牌的传播和推广。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人生活的巨大提升已向世界证明，目前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和各项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众幸福的，这也说明了中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中国思想库未来的发展不仅充满了无限可能，更是充满了必要。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责任。

    可以预计，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复杂，思想库不但会在中国政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将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发挥助力器和桥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壮大必将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交融。

    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Deep Interview With Amerrican Think TanksREVOLVING DooR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杰弗里·贝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Jeffery BaderSenior Director for Asian Affairs at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ormer Director of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对于思想库而言，有的学者进入政府工作，有的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到思想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我们称之为“旋转门”。“旋转门”的存在是与美国的两党竞选政治密切相关的。“旋转门”也使得政府和思想库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信任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如果你在华盛顿的大街上或者美国的思想库里遇到杰弗里·贝德，你一定不会特别留意这位瘦小的美国人，他是那种不那么引人注目，不那么擅于言谈，但却的的确确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极具影响力的人。

    奥巴马政府中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的首席智囊当属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他每天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奥巴马当面汇报亚洲地区的动态，协调白宫各部门制定相关的亚洲政策。据报道，每次奥巴马在白宫与亚洲各国领导人通电话时，他必定在场。奥巴马的中国之行，贝德更是寸步不离左右。今年初中美关系摩擦不断，贝德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迅速访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转圜。贝德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其外交生涯一直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参与了中美建交的筹备过程，并且曾在80年代初被派驻美国驻华使馆。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贝德在美国国务院步步升迁，从负责中国事务的副主任、主任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就曾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

    2007年，当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走进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办公室时，杰弗里·贝德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一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对于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将要从事的研究选题--美国思想库，贝德抱有很大的兴趣，并且给我很多有益的建议。当然，以贝德的资深，对于我这样一个30出头的年轻学者，相信他对我未来的研究成果也抱有一些质疑的态度，因为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百年历史上，一般能够被邀请为访问学者的外国学者大都在40、50岁左右，在本国学界或政策研究界已经很具影响力，而我的确太年轻了。

    贝德是那种不苟言笑的人，但却有着极为细致、敏感的内心和丰富的情感。你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严肃的人会每天中午和妻子通电话，问候午餐，表达爱的关切。

    但是，他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严肃却不乏温情的人。

    2008年10月底，在我即将离开布鲁金斯回国前夕，布鲁金斯中国中心举办了一次以中国智库发展为主题的公开会议，我是发言人之一，另外还邀请了从事思想库研究的美国学者詹姆斯·迈甘等几位学者。那次会议上，贝德作了开场致辞，然后他就坐在会场的第一排，和美国前驻英国大使坐在一起，听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议。坐在会议主席台上的我可以观察到贝德一直是有些担心的，他担心我的研究成果会不会被华盛顿主流所接受，也担心年轻的我会不会圆满完成这次英文会议的发言和回答上百位现场观众的问题。应该说会议非常成功，当会议结束时，贝德给了我一个少见的灿烂笑容和拥抱，并告诉我：“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贝德是我所做的众多采访中的第一位访谈嘉宾，在华盛顿，约请访谈的过程是复杂的，很多人要半年才能约到。而贝德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对面，自然他成为我第一位重要的访谈对象。杰弗里·贝德是中美恢复邦交关系后研究中国的资深专家之一。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者，曾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长达27年。他于2002年从政府部门退休，并于2005年4月11日被布鲁金斯学会聘请为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我的访谈不但涉及思想库，也涉及他的政治生涯转向。

    当时，我问他是否有意重返政府，他笑着说“可能不会考虑，但是如果有特别有吸引力的机会，我不确定自己一定会拒绝。”当我离开华盛顿回国后，没过多久，杰弗里·贝德被任命为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主任。

    我相信，对于杰弗里·贝德而言，政治和公共政策才是他最擅长的舞台。

    访谈实录王莉丽：首先请允许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2005年4月11日，您加入布鲁金斯学会，请问在政府工作27年之后，您为什么会选择布鲁金斯学会开始新的职业生涯？

    杰弗里·贝德：从政府退休后，我先是在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工作，负责有关中国的事务，但是在工作了三年多之后，我开始想念我曾经从事27年之久的与公共政策、政治、中关关系有关的工作，我希望能够回到公共政策领域。于是，我开始寻找合适的位置，而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一个有着良好影响力和声誉的思想库是非常好的选择，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成立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重新回到公共政策领域，继续从事中美关系研究。

    王莉丽：您现在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中国问题顾问，将来如果有合适机会，您会重返政府吗？您是如何评价奥巴马的？

    杰弗里·贝德：（笑）呵呵，我已经在政府工作过27年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确定是否会重返政府。但是如果给我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机会，我不确定自己一定会拒绝。

    我与奥巴马初次见面是在2006年，我们一起吃了晚餐。记得布热津斯基博士第一次见奥巴马后说，“他是自肯尼迪以来，我见过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政治人物。”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和奥巴马初次见面交谈后，我感觉他和肯尼迪很像，极具潜力，他很坦诚，思想很有见地，这些都是强烈吸引我的领袖品质。我当即认定他将成为一个很独特的领导人。奥巴马团队有许多来自学界的志愿者，包括一些高级顾问。亚洲和中国顾问团队大约有60到65人。我们为奥巴马提供关于亚洲的政策咨询和建议，我们为奥巴马提供每日新闻的最新进展。

    王莉丽：在思想库里，很多学者都和您一样，具有政府工作经历，在政府有很多人脉，而且有很多学者也会有机会进入政府工作，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旋转门”，您是如何看待“旋转门”的？从您个人的体验，做一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有哪些区别？

    杰弗里·贝德：“旋转门”这个概念起初用于游说集团、大企业之间人员与政府的“旋转”，对于思想库而言，有的学者进入政府工作，有的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到思想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我们也称之为“旋转门”。“旋转门”的存在是与美国的两党竞选政治密切相关的。“旋转门”也使得政府和思想库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信任度。

    政府官员和思想库学者，两者之间存在根本不同。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你有权利作出决策，而思想库学者无权做决策；政府官员没有时间思考细致的政策问题，他们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而学者的思考和研究时间是充裕的；政府官员不能就政策问题随便发表公开的评论，而学者可以决定自己要研究什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可以自由地公开发表意见。

    王莉丽：您如何看待私人关系（个人关系）对于政策影响的重要性？

    杰弗里·贝德：我觉得个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影响公共政策，你和总统或者某位高级官员很熟悉的话，他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你的建议，另外，你会有机会把自己的建议或者观点告诉他们。也就是说，私人关系能够让你直接跨进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子，跨进这扇大门。如果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你只能通过大众传媒，通过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决策。公共政策的制定，情况是不同的，有时是几个人的决定，有时候是全民的讨论。

    王莉丽：您如何看待思想库的影响力？

    杰弗里·贝德：我想我不能确定思想库的影响力有多大。从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关关系问题上，我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发表观点，我想这可以影响人们想问题的方向，但我不知道是否能够产生具体的影响。我参与了几次中关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对于讨论的选题、如何讨论、会谈的结构，我们都提出了建议，我想在这个案例上，我们的确影响这个过程。

    王莉丽：目前，在华盛顿有300多家思想库，很多思想库也都设立有中国中心，与其他思想库相比，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中心有什么优势？

    杰弗里，贝德：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之前，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一直是中国，1、睿哲( Richard    Bush)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可以说，布鲁金斯学会早就有而且很重视关于中国的研究。与其他思想库的中国研究相比，很显然，我们是具优势并且富有成效的，我们处于领导地位。我们拥有一流的有着中国背景的学者，我们有着充足的资金支持，我们在北京开设了办公室，与中国本地学者一起开展研究，召开研讨会。我们的北京办公室为中关战略经济对话提供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很多中国的思想库与我们建立了联系，很多中国的官员愿意到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

    王莉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教授是美国众多思想库中唯一一位在中国执教的董事会主席，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也因为这个理念，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其北京办公室得以成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中心未来的发展，又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意义？

    杰弗里，贝德：因为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视和他提供的连续五年、每年250万美金的捐赠，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我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要成为研究中关关系的中心；二是要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决策者面临的能源、金融和国际关系等负责问题，并且为他们提供政策建议。

    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从中国过去25年来平均每年都高达9%的经济增长率，到中国对世界能源和商品市场的巨大影响；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和国家经济的不断融合，到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中所发挥的重要外交作用，人们所看到的是中国跟世界的贸易额在大幅增加，看到的是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和国际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步伐实在令人吃惊。我198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人们比较贫穷，缺乏公共生活，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商店，也没有多少饭店和宾馆。那时的北京真是一个没有快乐感的城市。但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使中国彻底改头换面，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穷和孤立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

    王莉丽：作为中国中心的主任，您是如何选择学者的？

    杰弗里·贝德：在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的选择不是由某个人决定的，而是有一个程序。通常，如果一个学者希望进入布鲁金斯学会，我们需要召开一个圆桌会议，这位学者需要就其研究领域做一个演讲，布鲁金斯学会的总裁、副总裁、其他相关学者，大约15个人左右会参加这个会议，并就相关问题与这位学者进行讨论，从我的经验而言，这是一个通常的程序。

    就中国中心而言，我们希望寻找的是能够就某一方面很有研究的学者，比如我们有对中国政治、环境、经济非常有研究的学者，现在我们还希望寻找一位对中国社会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

    王莉丽：前不久，中国中心举行了一次与达赖喇嘛的内部会议，讨论西藏问题。

    您认为中国中心在此承担了一个什么角色？

    杰弗里·贝德：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库，我们不是政府机构，我们没有任何的观点和立场，学者有自己的观点，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没有任何观点。在与达赖喇嘛的会议这个事情上，中国中心所作的只是提供一个平台，一个会谈空间，对重要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对任何观点都持包容态度，我们不站在任何一边，我们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和机会。对于台湾问题也是这样，这是我们思想库做的事情，在人权问题、宗教问题上，我们也是如此，中国中心没有任何观占、，中国中心只是提供平台和论坛，而不是桥梁。

    王莉丽：对于中国思想库及其未来发展，我很想知道您的印象和建议？

    杰弗里·贝德：我相信，你现在所做的研究，将来会对中国思想库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去年，中国思想库的一些学者和我交流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智库有很多，也有很多非常好的学者。中国现在也很重视同美国智库的交流。当中国有重要人物访问美国时，他们通常花一两天时间同美方官员进行会谈，然后再花一两天时间同美国智库进行交流。就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而言，我们欢迎更多的中国官员来访问和做客。中国官员同美国官员会谈和到美国智库演讲是不同的事情，两国官员进行会谈，都是严格按照事先准备的讲稿，通常都是不公开的，而到智库进行演讲和讨论则可以放开谈，而且通常都是公开的，这对中关关系应该是有益的。中关两国有互不信任的历史，彼此对对方都有猜疑。就美方来说，中国的长期意图是什么，中国崛起后的目标是什么，中国的崛起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等。就中方来说，美国是否想遏制中国，美国是否想阻挠中国取得在国际上应得的地位等。这些问题在中美政府官员之间的会谈中很难得到完全的讨论，而通过在智库的演讲和交流，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完整、充分地讨论，可以有助于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对于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非常坦率地讲，有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中国思想库也有一些从政府退休的官员，但是他们退休后还是和在政府时一样，中国思想库的很多学者也感觉像是政府工作人员。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想真正发挥作用，资金的独立、人事的独立都是需要的。但是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就短期而言，中国思想库如果想真正发挥影响力，我觉得可以从公开和私下两方面来讲。私下里，思想库的学者们应该无畏的发表观点，而不是揣摩政府官员的想法；那么公开来讲，中国大部分思想库都是附属于政府机构的，所有在公开场合或者媒体发表观点时，他们必须非常小心。总体而言，我认为一个社会，有不同的观点是健康的，应该允许、鼓励不同的观点。

    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Deep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Think TanksREVOLVING DooR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约翰？哈姆雷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John J．HamrePresident o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Former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思想库要做的就是为政府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新思想。人们给我们提供资金，就是因为相信思想库能够产出创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约翰·哈姆雷能够采访到哈姆雷博士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我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总裁安德鲁·施瓦兹(Andrew Schwartz)的访谈中，彼此交流得非常愉快，并且成为了朋友。于是在他的安排和帮助下，我有幸采访到了哈姆雷博士。与安德鲁的友谊也成为我华盛顿记忆中的美好。

    时隔两年多，与博士见面时的场景，我至今清晰记得。那一天，华盛顿的阳光像往常一样灿烂纯净，我穿好套装，步行了差不多四个街区，15分钟的时间到达了位于K街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大楼。按照约定的时问，我到了CSIS的总裁办公楼层，秘书安排我在休息室等待，大约几分钟后，高大、温和的哈姆雷博士出现在我面前，并亲自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如果不知道哈姆雷博士之前的从业经历，他的学者气质、幽默谈吐和极为标准、缓慢的英文很可能让人会误认为他之前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不是前国防部副部长。

    哈姆雷生于1950年7月，1978年开始在国会下属的多个委员会工作，并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供职10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1997年，他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1997～199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2000年4月，他开始担任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并在奥巴马当选后，出任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目前，据美国业内人士判断，哈姆雷由于在克林顿政府的任职履历，以及长期从事安全研究的经验等优势，都使其成为接替盖茨，出任下一届国防部长的强有力候选者。《纽约时报》2010年10月发表文章认为，一旦盖茨离任，哈姆雷将是出任国防部长的最佳人选。

    前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 William S．Cohen)曾经这样评价约翰·哈姆雷博士：

    “他有着银行家的勤俭，有着教师的耐心，有着政治研究家的分析才智，他有一种神圣的信仰--要做人类天性中的善性的布道者。”

    对此，我也深信不疑。

    访谈实录王莉丽：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采访到您，首先问您一个可能非常简单，但是未必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从您的角度，您如何定义思想库？

    约翰·哈姆雷：（哈哈大笑）哈哈，你的问题真的有些难回答，我的妈妈总是问我，你们思想库是什么，在做些什么，她从来没有弄清楚。

    总的来讲，思想库是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民社会环境下，对什么是思想库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即便在美国，也有不同的理解。

    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目前世界上大概有6 000多家思想库，大部分都在美国。思想库的发展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欧洲，思想库大多是政府或者政党创办并且出资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中国应该也是这种模式，在美国却非常不同。美国的思想库大多是自下至上的模式，有人想成立思想库，他只要能够筹集到资金，他就可以成立，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等都是这样的模式。但是，美国也有政府或政党成立的思想库，如兰德公司，最初是政府出资创办的，资金来自于政府，你就很难去批评政府，这是关键。美国也有很多利益集团创办的思想库。当我们谈论什么是思想库时，需要明白世界上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至上者两种模式，当我们在美国使用这个词汇时，通常指后一种。思想库就是产生于民间的、自下至上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从事政策研究、创造新思想、影响政府政策的、独立的专业研究机构。

    王莉丽：您认为思想库在美国政治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

    约翰·哈姆雷：对于政府来讲，它需要创新思想，但是政府的行政机构很难创造新的思想。我们思想库要做的就是为政府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新思想。人们给我们提供资金，就是因为相信思想库能够产出创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

    王莉丽：在美国众多思想库中，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其他思想库相比，有什么不同？

    约翰·哈姆雷：每个思想库都有自己的特点。对此，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希望能够比较明白地解释这一点。比如说，如果你想建造一座房子，通常你需要找四种人：设计师、合同商、工人、供应商。布鲁金斯学会的运作模式好比是设计师和供应商。在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们花时间写书，提出建议和蓝图。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更像是合同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房子建好，希望我们的建议得以实施。在CSIS，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如何影响政府、我们的渠道是什么。布鲁金斯学会是学术导向的智库，CSIS是项目导向的智库。我们有很多项目，学者们服务于不同的项目，以项目为中心。我们在做任何一个研究项目和计划之前，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受众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受众。我们的目的是要建造这座房子。

    王莉丽：您提到影响力的渠道，请问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通常采用哪些渠道影响政府决策？

    约翰·哈姆雷：是的，我们总是花费很多时间思考影响力渠道。事实上，有很多好的思想总是死去，原因在于人们不知到如何把思想通过合适的渠道转化为影响力。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不同的渠道。我们的目标受众，总体而言是政府，有时候是总统，有时候是国会，有时是公众。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关于核问题的研究项目，我们的目标受众就是总统。目前，两党处于大选之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入主白宫，我们这个研究项目都必须影响总统。再比如，我们有一个关于公共健康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受众就是国会议员，我们的目的就是改变政策立法。我们的“巧实力”项目，目前来看，则是要影响大范围的公众，塑造公众舆论。

    我们影响公众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有时候也把游说集团作为一个渠道，通过他们再影响政府决策。在华盛顿有很多游说集团，他们有的代表商人，有的代表教师，有的代表医生，他们有自己的渠道影响政策，我们就借着他们所拥有的渠道和影响力，再去影响政府。比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曾经就美国的公共设施的老化和重建问题提出一项政策议案。为了更好地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我们与美国的一些与公共设施建设相关的利益集团联系，如美国桥梁设计协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工匠联盟、钢铁工人联盟等，试图取得他们的舆论支持，并且借助他们的舆论力量和渠道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王莉丽：游说集团要影响政府决策，思想库也要影响政府决策，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约翰·哈姆雷：（哈哈大笑）你的问题很多，哈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游说集团的最终目的是为小部分人利益，是想要得到钱；而我们思想库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政府做出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决策，我们是专业的政策研究机构。

    比如说，经常有公司找到我说，“我们给你钱针对某一个问题去研究，然后你们要影响政府的立法，有利于我们公司的利益：”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于是我问他们一个问题：“让你们的竞争者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可以吗？”他们说：“不可以。”我说：“如果这样，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游说集团，我们不是咨询公司，我们不能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务。”

    的确，思想库与咨询公司、游说集团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很多时候大家会不清楚他们直接的界限。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能逾越了这个本来就不太清晰的界限，我们是独立的研究机构。每当一个公司找到我们时，我总是问我自己，“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是为公共利益，还是仅仅为了那家公司的利益。”

    王莉丽：在总统竞选中，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承担什么角色？

    约翰，哈姆雷：在总统竞选中，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作为独立的思想库，我们不承担任何角色。我们是无党派的政策研究机构。昨天，我们刚刚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开会议，主题是能源环境、全球气候变暖，我们希望影响两党。

    王莉丽：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你们如何确定研究选题？

    约翰，哈姆雷：（再一次爽朗地大笑）呵呵，对于这个问题，我会给你最好的回答。思想库是一个市场，我们要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下去，必须有金钱的支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寻找资金支持我们机构的运转。作为总裁，我每天必须找到10万美元，我必须去寻找那些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并且愿意提供资金支持的人。

    对于研究选题的确定，每个思想库是不同的，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他们都是有捐赠基金的。兰德公司有很多固定的政府支持资金，也就是说他们都拥有一笔固定的资金可以保证他们机构的正常运营。传统基金会很多资金来自个人，他们寄出信件，鼓励公民捐钱。对外关系委员会则有25%的资金来自于会员，我也是会员之一。但是，对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来讲，就完全不同。我们没有捐赠基金、美国固定的政府资金，我们必须到市场上寻找资金。我们的资金通常来自四个渠道：基金会、企业、政府、个人，基金会和企业占了大约60%，政府大约15%。

    对我们来说，资金决定了研究选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思想库的研究选题永远跟随金钱，金钱决定选题。

    王莉丽：您提到金钱决定了选题，那么思想库又该如何保持独立性？

    约翰，哈姆雷：非常好的问题。呵呵，我们是独立的。为了保持独立性，我总是对提供我们研究资金的机构或者个人说：“我不保证你们研究结果，结果来自研究，你们可以参与研究过程，但我们不保证研究结果是你们所希望的。”当我们接受任何资金时，我们是全权把握研究过程和结果的。这之间并不矛盾。

    王莉丽：目前，关于思想库影响力的排名一直很热门，大家都在宣称自己的影响力。在加入CSIS之前，您服务于克林顿政府，并且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那么在您政府的从业经历中，有什么案例或者故事可以说明哪个思想库对政府的影响力最大吗？

    约翰·哈姆雷：抱歉我对你的问题有不同意见。事实上，很难说哪个思想库影响力最大，不同的思想库有不同的专长，在不同的问题和领域对政府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军事、国防方面的问题研究时，我们通常会找到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但是在经济、文化问题时，可能我们又会找到其他思想库。总之，这是要看情况而定的。思想库是有影响力，而且思想库的影响力并不总是积极的，有是会是负面的影响力。比如说在伊拉克问题上，有的思想库的建议为政府所接受，造成了一场灾难。作为一个创新思想的专业机构，思想库要非常谨慎。

    王莉丽：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董事会通常承担什么职责？

    约翰·哈姆雷：我们大约有38个董事会成员，他们每个人都负有为中心提供资金、寻找资金的责任。通常每个董事会成员每年捐款5万美元，有时更多，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同时，董事会也负责把握整个机构的研究方向和运营，决定任命和罢免总裁。

    王莉丽：目前，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面临什么挑战，您准备如何应对？

    约翰·哈姆雷：目前，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将会失去很多研究人员，因为一旦下届政府成立，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入主白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都会有很多人进入政府。当然，如果是奥巴马获胜，我失去的人会更多一些。下届政府成立后，我的研究选题将如何确定和选择，我将如何吸收学者补充我的研究队伍，这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当我们的采访进行到这里的时候，约翰·哈姆雷的助理匆匆走进办公室，提醒博士下一个会议已经开始，大家在等待他的到来，博士告诉助理，他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于是，在接下来宝贵的三分钟里，博士告诉我“我希望你能得到内部观点，其他人可能不会这么告诉你。你的问题都非常好。”尽管时间紧迫，博士热情和我留下了两张珍贵的合影，并且允诺如果有时间和机会，他将很高兴和我就今天未尽的问题继续讨论下去。

    在华盛顿一年多时间里，我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过很多接触，参加过他们举办的很多活动，与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总裁Andrew保持着沟通，有时会在中国餐馆一聚。Andrew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有着很多想像，我建议他一定要访问中国，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度。

    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Deep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Think TanksREV0LVING DOOR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杰西卡·马秀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Jessica MathewsPresident o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我们希望看到美国有能力倾听其他国家的声音……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帮助理解全球不同的声音……思想库独立于政府之外，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并且在国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沟通的桥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杰西卡·马秀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布鲁金斯学会只有一墙之隔，中午的时候，很多卡内基的学者都会到布鲁金斯学会的餐厅就餐。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们也会时常参加卡内基举行的各种会议。

    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总裁，马秀丝博士是美国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她在新闻界、政界、学术界都有很成功的履历，在《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都担任过要职。她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权力的变迁》一文，被誉为该杂志75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美国专门有人以她为研究对象，罗列她与美国最顶尖家庭、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马秀丝博士自1997年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总裁。从1993年至1997年，她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并且担任该委员会华盛顿分部的主任。从1982年至1993年，她是世界知名环境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她于1980年至1982年在《华盛顿邮报》担任编辑工作，报道有关能源、环境、科学技术、武器控制、健康等方面的新闻。她随后成为《华盛顿邮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从1977年到1979年，她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问题办公室的主任．研究范围包括核武器扩散、常规武器销售政策、生化战争及人权问题。

    她于1993年回到政府部门任副国务卿全球事务的代表。马秀丝现任索玛罗吉公司、世纪基金会及反核武器扩散计划的主任。她同时是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她曾经也是布鲁金斯研究所、雷德克利夫学院、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乔伊斯基金会等机构董事会的成员。自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之后，马秀丝博士致力于创造一个全球化的卡内基，并且成效显著。

    能够采访到马秀丝博士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促成这次采访的是时任中国项目部主任，著名华人学者、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博士。在采访马秀丝博士之前，我采访了裴敏欣博士，并与他谈到了希望能够采访到卡内基总裁。裴敏欣博士欣然提供帮助，向马秀丝博士推荐了我。

    从职业履历上来看，应该说马秀丝博士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型女强人，但是，当我在华盛顿办公室见到她的时候，更多的感觉是一位有着领导力、视野、判断力和极高情商的女性。她非常注重仪表，在与我合影之前特地到休息间梳理了一下发型。她非常注重细节，采访结束时特别把她的中文名片送给我。在我回到中国之后，因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全球智库峰会”的事宜，与马秀丝博士再次联系，希望邀请她出席峰会。她在第一时间亲自回复了我的邮件，并且坦诚说明了由于时间安排的冲突自己不能出席，她特地安排了一位资深副总裁包道格( DouglasH．Paal)出席会议。

    访谈实录王莉丽：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时间，按照您的时间安排，今天的采访大约半个小时。让我们从一个小问题但却可能难以回答的问题开始吧，从您个人的角度，您认为思想库是什么？

    马秀丝：我的定义是这样，思想库是指独立的研究机构，在政府、商界、学界、公众之间作为桥梁而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机构，布鲁金斯学会是这样的。而在这其中，又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思想库，比如兰德公司，它面对的受众应该是更高层面的，而像卡内基，我们更多希望塑造公共舆论。

    王莉丽：您如何看思想库在美国政治过程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

    马秀丝：美国思想库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美国思想库为政府提供智力资本、新的思想、改变方向，把新的问题和思想融入政府现有框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两党竞选政治，这使得每隔几年政府的官员面临大范围的变动，很多人几年在政府，几年之后从政府出来，又进入思想库，在政府和思想库之间来来回回。无论任何时候当我们讨论欧洲政府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他们不能这样，只有我们的政治体制使得这种“旋转门”成为可能。这是美国思想库与其他思想库很大的不同。

    美国思想库承担的一个特别的角色就是，我认为它为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提供一个地方从事学术研究、过去的政策、深入思考新的方向。当这些政策制定者在政府时，他们是没有时间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

    王莉丽：从1997年担任卡内基总裁至今，您已经在卡内基十几年了，您觉得卡内基与其他美国智库相比，其优越性或者说特点在哪里？

    马秀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我们的确在一些方面是有着特殊之处。

    首先，我们有着足够的基金，这使得我们可以自主确定研究选题。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我们没有学生需要教育，没有什么需要牺牲的。我们希望深刻影响政策，影响事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第二，在影响力方面，我们希望成为全球化的思想库，不仅仅是美国思想库。我们要影响每一个受众。卡内基基金会的目标是实现自身的转变，从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转变成为第一个真正跨国的、最终全球化的智库。卡内基基金会在其原有的华盛顿总部和莫斯科中心之外，分别在北京、贝鲁特和布鲁塞尔设立了分支机构，以运作其项目。这五个地点覆盖了两个世界统治中心，以及三个其政治进程和国际政策将极大地决定近期国际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的地区。第三，我们有不同语言的网站，我们的学者可以熟练使用外国语言与当地学者一起工作。卡内基基金会的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关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

    《卡内基中国透视》(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电子月刊利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人力与信息资源，提供对当前中国问题客观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这都是我们特别的地方。

    王莉丽：之前您提到思想库是独立的研究机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独立性，如何定义独立性呢？我们不可回避的是，思想库的发展运营需要来自基金会、公司、个人等各个方面的资金，这些资金必然是会影响独立性的。思想库如何保持独立性？

    马秀丝：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思想库不可能有绝对的独立，同时，任何一个提供金钱的捐赠者都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要明确这一点；第二，美国思想库发展了100年了，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共识，思想库的捐赠者们都认识到思想库研究的独立性，并且尊重这种独立性。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按照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来得出结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除本身的基金外，外界提供的基金主要来源是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美国政府（如国务院人口、难民及移民局），公司，外国政府（如加拿大政府），美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慈善机构，大学，研究所等提供的资金。我们要在这些资金与独立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和独立。

    王莉丽：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通常如何确定研究选题、开展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马秀丝：我们没有一种模式。问题的判断力、平衡问题的能力以及广阔的视野是最为重要的。

    这也是一个有着良好声誉的思想库与平庸思想库之间的区别所在。在卡内基，研究选题的确定通常是由一个管理团队来确定的，这个团队主要包括总裁、运营总监、三个负责研究项目的副总裁、一个负责公共关系和外部事物的副总裁组成。董事会在研究选题这个问题上，通常是负责总体上把握机构的发展方向。当然，每家思想库的董事会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也取决于董事会任命了什么样的总裁，董事会是否满意这个总裁对整个机构的运作。对于董事会来讲，他们需要做出的通常是战略性的决策，比如说卡内基决定拓展中国研究。

    王莉丽：您谈到董事会在不同思想库有着不同职责，那么董事会主席与智库总裁之间，你们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马秀丝：一家思想库的董事会负责任命总裁，把握思想库的战略性发展方向。

    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更多像是一个负责筹集资金的团队，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更多像是一个工作团队，卡内基董事会由25人组成，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公司银行经理董事、基金会负责人、知名学者等。对于董事会主席和总裁之间的关系，在卡内基我经历了几位董事长。我们通常是就思想库的发展战略、资金、研究选题等等各种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很难具体来形容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主要取决于董事会主席的个人背景、个性、工作经历，以及他对这家思想库所投入的时间成本。

    王莉丽：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年代，卡内基的视野和目标是什么？

    马秀丝：我们希望看到美国有能力倾听其他国家的声音，现在美国正在失去领导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帮助美国理解全球不同的声音。到全球不同地方去，去倾听，去交流。

    一个世纪以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直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着自身。目前，崭新的国际时代正在到来。随着新权力中心的形成，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控制各种力量以影响国内外事务的能力已经降低。和平的愿望主导着各个大国，但破坏稳定的冲突还在加剧。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性的空前增长，但也引发了新的挑战。融入国际市场和被拒该市场大门之外的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决策者、企业领导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理解、预测和阐述那些具有冷战后时代特点的经济、政治以及技术方面的深刻变化。每一个人都必须重新审视战争与和平之间，以及人类的痛苦与安乐之间的各种可能性。统观全局的思考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正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卡内基基金会的宗旨。

    多年来，卡内基在很多方面实践着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但是我很难给你特别确凿的例子，因为一个思想的提出到最终成为政策是需要过程的。我们在莫斯科的研究中心，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独立的、高水平的政策沟通平台，我们改变了俄罗斯智库的发展方向。卡内基基金会通过其莫斯科中心形成了一个分析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公众政策的有效系统，有助于改进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伊拉克问题上提供了可供政府选择的不同方案。在中国问题上，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政策辩论，为不同意见和声音提供沟通的平台。卡内基基金会探讨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项目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项目还关注与中国有关的区域安全问题，对亚洲和中国与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提出分析。卡内基基金会与北京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计划，也与中国的其他学术机构探讨对中国法律改革等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

    王莉丽：一个思想库的核心创造力是研究人员，那么在卡内基，我们寻找什么样的研究人员？

    马秀丝：毋庸置疑，我们寻找的学者都是在各种领域最顶级的学者，而且更为重要一点是他们都对这个世界的变化和影响政策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责任感。

    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人员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新闻界、法律界和公共事务领域，拥有不同学科的深厚资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美国华盛顿总部和莫斯科中心共有140多名工作人员。

    王莉丽：当我们有了好的思想，好的研究成果时，通过什么样渠道去影响政策制定者？您认为哪种渠道是最有效的？

    马秀丝：使用什么样的渠道取决于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受众。我们通过个人关系、大众传媒、会议等各种渠道和形式传播我们的成功，很难说哪一种最重要。

    我们的很多研究人员既拥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又有在政府内实际工作的经验，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为重要外事官员或政策顾问，或应邀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出席国会听证会，因此与政府、国会、国务院的关系密切，其活动也受政府和国会人士的重视和支持。除以上途径，基金会还通过出版、参与电视媒体，举办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对政府制订对外政策和国会辩论施加广泛影响。

    王莉丽：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两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您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还是非常熟悉的，那么对于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马秀丝：我觉得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从法制上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思想库独立于政府之外，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并且在国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沟通的桥梁，不代表一国政府，但是可以沟通政府的声音。我也希望中国思想库更多加强与世界各国思想库的沟通与合作。每一个常到中国的人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发展，也会对一些中国面临的挑战印象很深。

    我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时，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愿望了，那时中国人也开始感受到各类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于是，我们举办了一些研讨会，邀请一些中国代表到华盛顿参会，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了我们与中国合作的第一步。后来，这种合作不断加强，过去只是一些会议上观念的交流，现在则深化到一些实质性合作。与此同时，整个中国对世界的作用都在加强，成为一个深层次影响世界、并被世界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和责任方。

    王莉丽：您认为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马秀丝：新一届政府要经营和克服的外交问题很多，需要全球各国一起合作来解决。与中国相关的美国外交事务，至少有三个问题是非常特殊的。一是气候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是如此严重。目前，在美国的对外议程中，白宫、国会都非常重视气候问题。而中国的政治支持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中关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其他国家也会跟进。这是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新领域，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深厚的合作基础。第二个问题是伊朗总量，在伊朗问题上，俄罗斯、中国都有很强的战略作用。三是巴基斯坦问题，巴基斯坦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国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要克服消极面，并取得一些新进展，需要关中的紧密合作。

    马秀丝博士的日程非常紧张，本来预定半个小时的采访超出了十几分钟，秘书来催了几次，但她依然非常平和地回答完了我的所有问题。之后，我们在一起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2010年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北京设立了“卡内基一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马秀丝对外宣布了该中心的成立，她说：“去年发生的诸多事件，显示出美国和中国需要在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增进相互理解和合作的紧迫性。

    无论是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核安全问题，还是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中美两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很高兴，通过与享有盛名的清华大学开展新的合作，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够发挥自身的作用，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在北京的专家将与他们在华盛顿、莫斯科、贝鲁特和布鲁塞尔的卡内基中心的同事们一道，就上述问题和其他问题展开合作。”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借鉴了1994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的成功经验，继卡内基基金会在贝鲁特和布鲁塞尔开启项目运作之后而成立。卡内基一清华全球政策中心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久负盛名的亚洲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向美国的决策者们提供了有关亚太地区复杂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发展状况的准确而清晰的分析。一个由中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著名领导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将为卡内基一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提供建议和支持。

    在马秀丝博士的引领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全球构建一个无所不在的政策影响网络。这对中国思想库而言，将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Deep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Think TanksREVOLVING DOOR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肯尼思·杜伯斯坦里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Kenneth DuberstelnChief of Staff to President Ronald.Reagan美国思想库需要更加大胆在政策领域寻求影响力……在不跨越游说界限的情况下，思想库的学者们需要更多的传播理念，寻求影响力，放大思想库声音，通过各种方法影响政策制定者，更多的进行信息传播，更多的市场战略，现在还不够里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肯尼思·杜伯斯坦2008年5月，当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完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会议之后，我的美国导师    一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约翰·桑顿教授给了我五个人的采访名单，建议我联系并采访他们，这五个人中就包括肯尼思·杜伯斯坦。桑顿教授认为对这些人的采访能够极大拓展我的研究视野并且加深我对美国思想库和美国政治的理解。

    自然，采访到像肯尼思·杜伯斯坦这样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仅凭我个人的能力是完全不可能的。桑顿教授建议我自己先发邮件与这些重要人物的助理联系，介绍自己并且表明采访意图。私下里，桑顿教授给他们每个人打了电话。能够遇到像桑顿教授这样的导师，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讲，都是极大的幸运。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可能对肯尼思·杜伯斯坦并不十分熟悉。在Google上可以查询到关于他的中文信息也寥寥无几。

    肯尼思·杜伯斯坦生于1944年4月21日，曾在1988～1989年担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1981～1983年担任里根总统的法律事务助理。

    在美国历史上，肯尼思·杜伯斯坦是第一个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犹太裔美国人。1989年，杜伯斯坦被里根总统授予公民勋章。加入政府之前，他是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总裁，在为里根政府服务的间隙，他曾为美国最顶尖的游说公司Timmens&；Company担任副总裁。肯尼思·杜伯斯坦早期的政府工作包括在福特总统期间担任劳工部助理部长。他的公共服务生涯最早开始于在国会为参议员担任助理。

    杜伯斯坦在很多大学、智库和企业担任董事会成员或者负责人，其中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他目前所担任董事长和总裁的Duberstein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战略咨询公司。杜伯斯坦是一位活跃而且具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他经常出现在美国各大媒体的评论节目中，并且时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

    2008年1 1月，共和党元老级人物杜伯斯坦在接受CNN记者的采访中表示，他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

    与杜伯斯坦的对话时间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5～20分钟，但他的热情、风趣和友善令我感觉像是与一位多年的老友聊天，而他对美国政治和思想库的深刻洞察更是极大启发和拓展了我的研究。

    访谈实录王莉丽：尊敬的杜伯斯坦先生，谢谢您给我这次访谈的机会。我带着很多问题而来，桑顿教授介绍说您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最佳人选。

    肯尼思·杜伯斯坦：呵呵，我不知道是否能够给你满意的答案。

    王莉丽：您的职业生涯跨越政府、思想库、游说公司、咨询公司，我想知道，从您的视野，您认为思想库是什么样的机构？思想库与咨询公司、游说公司有什么区别？

    肯尼思·杜伯斯坦：思想库是不做游说的，思想库是提供信息、研究和讨论平台的机构，思想库是研究者的家园，思想库寻求改变观点的机会。思想库虽然从事政策的研究，但他们所要做的不是去游说改变政策，而是提供信息源和不同的观点。即便他们认为很重要、需要改变的政策，他们也不会去从事游说，他们会作为信息源和提供研究支持。

    王莉丽：您如何看待美国思想库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

    肯尼思·杜伯斯坦：像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思想库，他们为政府提供很多研究服务，提供知识内容，告知和教育公众。

    思想库承担着重要而多元的角色。他们为两党政治服务。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入主白宫，白宫、国会、行政机构的人，都会到他们尊敬和信任的思想库寻找信息和建议。很多远离政治核心的公众，他们也阅读思想库的研究报告，获得信息。

    王莉丽：您认为这些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制定有直接的影响力吗？

    肯尼思·杜伯斯坦：你所说的直接是指什么？

    王莉丽：比如说，您曾在里根政府工作过，并于1988～1989年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那么通过您个人的经历，您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哪家思想库的政策建议影响了里根总统，影响了政策的制定？

    肯尼思·杜伯斯坦：让我告诉你一个案例。对外关系委员会曾经就美国对前苏联的战略和贸易政策以及减少核武器问题，给里根总统递交过政策研究报告，除此之外，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他们的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他们在学会内部举行会议，他们到其他媒体上发表评论，放大他们的声音。总之，对外关系委员会塑造了一种舆论，他们让我们了解到很多信息，他们帮助里根政府了解到来自思想库的政策选择，政治是需要知识理性的，而并不仅仅是充满戏剧性。

    王莉丽：里根总统对哪些思想库投入更多关注？

    肯尼思·杜伯斯坦：我们对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非常有兴趣，我们还关注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对里根政府的政策制定影响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给予关注，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我们会阅读他们的政策建议报告，他们提供的信息，我们从中学习，得到很大信息。对于克林顿政府，我想布鲁金斯学会有更多影响力。

    对于布什政府，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影响力更大一些，还有卡托研究所。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很多学者对于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提出很多建议。他们发表建议报告，发表评论文章，在电视媒体上发表观点，得到很多公众注意力。

    王莉丽：最近有一个调查是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媒体引用率，与前几年相比，美国思想库的媒体引用率在降低，您如何看这一现象？

    肯尼思·杜伯斯坦：我觉得，思想库到媒体是一件好事，学者们在媒体发表观点，这可以放大他们的声音。在这件事上，他们做的还不够多，他们应该更大胆地去做，这是有益的事情。思想库通常是支持学者们到广播、电视媒体做节目、发表评论的。

    王莉丽：现在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美国经济面临危机，但是思想库市场却仍然繁荣，布鲁金斯学会刚刚买下了一栋办公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新建了办公大楼，您怎么看待经济危机和思想库繁荣的矛盾？

    肯尼思·杜伯斯坦：有很多人抱有很大的兴趣对公共政策问题，思想库在资金市场中竞争。思想库的管理者像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主席桑顿和总裁醛尔博特，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总裁哈斯等，他们都是很重要的资金筹集人，很多思想库的学者们也为此努力。尽管美国经济面临不好的状况，但是思想库会适应经济的变化，而且很多人依然会为思想库的政策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像一些思想库之所以现在有资金扩大机构规模，那是因为他们之前，在经济危机之前筹集的资金。

    王莉丽：金钱和意识形态对思想库研究结果和独立性的影响力有多大？

    肯尼思·杜伯斯坦：思想库总是要寻求没有附加条件的资金。比如说，我给你钱，这是我希望你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种资金属于有附加条件的资金。所有思想库寻找没有限制和附加条件的资金。

    王莉丽：我们一直在谈论思想库好的一面，那么对于思想库不好的一面，您如何看？

    肯尼思·杜伯斯坦：我认为思想库在很大程度上是好的，是对社会有益的，非常有建设性。有一些人认为思想库给我们理论，但是不实际。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是妥协的过程。思想库不寻求妥协，思想库通常的做法是：这是最好的方法，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政治是关于什么是可能的艺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依靠选民。比如说，这是一整块面包，如果要得到这一整块面包，你需要经过很长时间，需要经过国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思想库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得到这整块面包。但是，政治家寻求的是多大可能性，如何在妥协中寻求可能得到的面包。这也许就是思想库不尽人意的一面吧，从我的视角来看。

    王莉丽：您觉得目前美国思想库面临怎样的挑战？

    肯尼思·杜伯斯坦：美国思想库需要更加大胆地在政策领域寻求影响力。我的意思是说，在不跨越游说界限的情况下，思想库的学者们需要更多地传播理念，寻求影响力，放大思想库声音，通过各种方法影响政策制定者，更多地进行信息传播，更多的市场战略，现在还不够。对于布鲁金斯而言，我们通常都是在华盛顿举办各种活动，大家到布鲁金斯去参加会议、寻求信息。但是．这是不够的，布鲁金斯学会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华盛顿，我们应该到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波士顿等更多城市，布鲁金斯学会应该更多到全国各地，到地方媒体去，到公众中去，传播自己的观点和理念。

    王莉丽：在思想库影响力的各种传播渠道中，您认为哪一种最重要？

    肯尼思·杜伯斯坦：这要看不同情况，总是在变化的，但我认为互联网是很重要的。在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个人关系当然很重要，但你不应该仅仅依靠个人关系，还要影响舆论。

    人民曾说里根是“美国最好的游说者”，但里根自己说，“我不是最好的，我是第二的，最好的人是在家中给国会写邮件，说我支持或反对里根的那些人。”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选民是最重要的，舆论是重要的。

    王莉丽：如果让您给出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美国思想库，您认为是哪五家？

    肯尼思·杜伯斯坦：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可能还有亚洲协会。

    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Deep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Think TanksREVOLVING DOOR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加里·萨默奥巴马政府总统特别助理前外交关系委员会副总裁Gary SamoreWhite House Coordinator for Arms Control and Weaponsof Mass Destruction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美国思想库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政府提供人才。我希望肴更多人进入政府。无论是为了对外关系委员会本身的声誉和发展而言，还是为了这些学者能够把多年从事政策研究的经验有机会进行实践的角度，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进入政府。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吸收很多离开政府的前任官员，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能够回忆、总结自己的政策经验。

    奥巴马政府总统特别助理加里·萨默加里·萨默博士是一位有着儒雅学者风范的美国人，他的职业生涯跨越政府、思想库、基金会、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6～2009年，加里·萨默担任对外关系委员会副总裁，2005～2006年在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担任副总裁，2001～2005年，加里·萨默博士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1996～2001年，他担任克林顿政府总统特别助理。在此之前，加里，萨默博士还在兰德公司有过短暂工作经历。早年，他在哈佛大学担任过教学和研究工作。

    2009年，加里·萨默加入奥巴马政府，成为总统特别助理，并担任了白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协调员一职，被华盛顿政治界称之为“WMD Czar”。“Czar”是一个非官方称谓，是指某个人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是总统的特别顾问，并且具有极大的政策影响力。

    采访加里·萨默博士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他是那种非常随和、友善，而且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极为清晰的人，我相信他的谈话直接记录下来、无需编辑就可以成文发表。在与博士对话过程中，有电话从白宫打来，采访间断了大约五分钟左右。对于大多数中国普通公众，甚至社会精英来讲，加里·萨默博士是十分陌生的。但是，在奥巴马政府，在华盛顿，在WMD领域，他具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力。

    访谈实录王莉丽：您如何定义思想库？

    加里·萨默：思想库是这样一种机构：为政府提供有关政策问题的研究。它不像大学的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的是长远问题的研究，也不像政府，着眼于每天的问题，思想库介乎于大学和政府之间，对一些前瞻性的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思想库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思想库所做的是政策教育而不是政策倡导(Advocacy)。但是的确有些思想库是在做政策倡导。

    王莉丽：您刚才提到政策倡导，那么您是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对思想库政策研究的影响？

    加里·萨默：有的思想库创立之初就是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追求。但是，像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样的思想库，我们所共同追求和实践的都是中立的、非党派的，尽量远离政治过程的，这一类思想库也因此更具有影响力。对于那些有意识形态追求的思想库，因为这样意识形态的影响，通常人们也会质疑其政策研究的客观性，这也削弱了其影响力。

    王莉丽：政策倡导类思想库和游说集团之间存在什么区别呢？

    加里·萨默：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人付费给他们从事政策倡导；另外，通常政策倡导类思想库是倡导一种比较宏观的理念，而游说集团是就某一项很具体的政策立法进行正常鼓吹和游说。

    王莉丽：目前，全美有很多家思想库，那么在众多思想库中，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优势是什么？

    加里·萨默：对外关系委员会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的总部在纽约而不是华盛顿。我们很容易与华盛顿的政治界和纽约的商界沟通与汇集，我们很容易得到资金支持，因此我们在运作上非常独立，我们从不拿政府给予的资金支持；第二，我们拥有很多会员，他们都是来自美国不同领域的高层次人物；第三，我们是非党派的思想库。在对外关系委员会，每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你可以参与竞选，但是作为一个机构本身，对外关系委员会不能参与大选和政治。

    王莉丽：说到总统竞选，今年对外关系委员会大约有多少人参与了大选？

    加里，萨默：我想至少一半吧，有的为民主党候选人，有的为共和党候选人。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人员在发表评论和观点时，要说明他们目前在为哪一位候选人做政策顾问。

    王莉丽：到今年11月总统大选结束，对外关系委员会估计会有多少人进入政府？

    加里，萨默：说到这个问题，美国思想库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政府提供人才。我希望有更多人进入政府。无论是为了对外关系委员会本身的声誉和发展而言，还是为了这些学者能够把多年从事政策研究的经验有机会进行实践的角度，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进入政府。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吸收很多离开政府的前任官员，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能够回忆、总结自己的政策经验。

    王莉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员制．是否为你们带来很大一部分资金支持？

    加里，萨默：事实上，我们只有很少一部分资金来自于会员，我们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个人、商业机构、基金会，这些你可以从我们的年度报告中得到详细数字。

    对于对外关系委员会而言，会员的价值是在于他们的参与。我们的会员代表了美国商界、学界、政界的精英，我们尽量挑选高层次的会员，以帮助我们机构的发展。比如，我们在全国各地有会员，我们会要求会员组织活动，我们的学者就可以到全国各地去。这就像就是一个渠道一样。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我们的会员能够作为渠道把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声音传播到所有公众中去。我们的会员也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比如说永久会员、短期会员、商业会员等。短期会员主要是为那些处于事业起步和上升期的年轻会员设计的。

    王莉丽：您在美国政府、思想库、大学都有丰富的从业经历，那么从您的视角来看，您如何评价美国思想库的优势和劣势？

    加里·萨默：无论任何时候，美国思想库都是服务于美国利益、公众利益的。

    思想库是为政府提供政治人才的源泉。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每当我们的政府面临更迭时，会有很多人离开政府，思想库则会帮助很多人进入政府、适应政府工作。

    像欧洲，政府更迭时，除了高层官员，整个官僚机构的人员是不需要大规模更换的，但是美国需要。像中国，也是不需要这种大规模的人员更换。在美国这种相对脆弱的政党体制下，思想库的存在，从好的一面来讲，可以使得很多具有新鲜思想和活力的人进入政府。从不利的一面来讲就是，对于美国的新一届政府来讲，这种人员的大规模的更换，使得新一届政府的正常运作拖延很长时间，大约六个月左右。

    还可能会有一些人，也许是好的学者，但未必是好的政治家。

    王莉丽：很多人都在谈论，在伊拉克政策上，美国思想库发挥了很大影响力，您如何看？

    加里·萨默：我认为思想库对政策的影响力，直接影响力，通常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案例上，是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说在增加驻伊拉克军队这个问题上，美国企业研究所可能的确产生了具体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思想库的影响力有限。我们可能影响国会的辩论，影响公众舆论，但很难影响具体政策。

    王莉丽：有个问题似乎很矛盾，您一方面在说美国思想库具有有限影响力，但是我们却都知道，近几年来，美国思想库数量不断增加，思想库产业一片繁荣，这又是为何？

    加里·萨默：人们希望通过投资思想库而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希望这些人能够进入政府制定政策。比如说，因为这几年大家都很不满意布什政府的政策，美国思想库才会繁荣。因为思想库可以雇佣学者，研究政策，培养人才进入政府，影响政策。如果一届政府的政策不好，思想库会繁荣，如果政府的政策很好，那么对于思想库的发展而言可能就是不好的事情。

    王莉丽：简单而言，您认为美国思想库在美国社会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

    加里·萨默：第一就是为政府准备人才；第二是教育公众，帮助公众了解政府在说什么、做什么，思想库的存在对公众了解政策、参与政策制定是有益的；第三，为政府提供有帮助的、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王莉丽：从影响力角度，您认为哪些思想库是排名前五位的？

    加里，萨默：我只能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我不太了解国内政策哪些思想库更具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还有美国企业研究所。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未来可能面临什么挑战？

    加里，萨默：近八年来，思想库持续繁荣，但是政府更迭之后，思想库的资金可能会有问题，很多思想库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目标和发展。

    另外，思想库的发展和人员状况会反映出美国两党政治的情况。比如说克林顿政府期间，布鲁金斯学会会有很多人是共和党人，现在布鲁金斯学会很多人是民主党人，但是如果奥巴马赢了，很多民主党人会进入政府。

    思想库的学者们在从事政策研究时，要注意让自己的研究中立、平衡、公平，要尽可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让普通人了解你的研究和观点，要让像你的母亲一样的大多数普通人可以理解。即便是总统也不可能是很多方面的专家。

    王莉丽：以您对中国思想库的了解，您认为是否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思想库？有何建议？

    加里·萨默：我们和很多中国的思想库，主要是大学和政府的研究机构有合作和联系，我们知道他们大都是政府体制内的，政府创办的，不是完全独立的，但是，我认为这些思想库的存在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认为，中国独立思想库的发展，首先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更多自由的空间，容忍不同观点的表达；中国领导人更愿意接受来自体制外的思想库的观点和建议；中国需要发展公民社会。在美国，思想库总是喜欢批评政府，可能在中国不是这样。

    我想，中国思想库的发展会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相适应。

    王莉丽：近些年来，中国领导人对于思想库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我相信，中

    国会在未来十几年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库模式。

    加里·萨默：我对此也非常期待。并且希望美国思想库也能从中吸取到有益

    的东西。

    美国主要思想库简介

    Selected Influential American Think Tanks" Profile

    REVOLVING DOOR

    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

    Brookings Institution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eritage Foundati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Rand Corporati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sia Society

    CNA

    布鲁金斯学会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对外关系委员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传统基金会

    美国企业研究所

    兰德公司

    美国进步中心

    亚洲协会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

    美国主要思想库简介

    为方便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对一些反复出现的思想库名称有更清楚和深入的了解，在此简要介绍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美国进步中心、亚洲协会、美国海军分析中心这十家无论从规模和影响力上都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库。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多年来，布鲁金斯学会一直处于美国每一个重要政策辩论的中心地位。”

    --参议员Chuck Hagel2006年7月28日“布鲁金斯学会因为它的‘超党派’性质在华盛顿获得了特别的尊重，在华盛顿这个充满党派色彩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纽约市市长Michael Bloomberg2007年8月28日根据2009年1月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报告“智库索引”，布鲁金斯学会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对公共政策辩论最有影响的智库、国际和安全事务第一智库、国家发展第一智库、国际经济政策第一智库、医疗保健政策第一智库、国内经济政策第一智库和社会政策第一智库。“当重要的辩论发生在华盛顿时，无论是关于中东和平、全球金融，还是城市战略，很有可能是布鲁金斯正在推动这一交谈……从医疗改革到建议关闭关达那摩湾监狱，布鲁金斯广泛的经验使其能够为美国如今面临的几乎每一个关键问题提供创新的方案。”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的公众政策研究机构，自称遵循“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学会以持自由派观点著称，常被称为“开明的思想库”。它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故又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由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经济研究所和1924年成立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政治研究学院合并而成，取名于学会成立时的理事会副主席、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学会从第二任会长罗伯特·卡尔金斯时候起，才开始从事政策研究。

    真正发展成为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是在克米特·登任第三任会长期间。从历史上看，它对政府，尤其对民主党政府影响巨大，同时在国会进行院外活动，向国会施加影响。胡佛政府时期，它认为建设圣劳伦斯航道的计划耗资太大，帮助政府取消了这个计划。它对罗斯福新政的各个方面诸多批评，颇具影响，成为当时反对新政的堡垒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学会在分析了当时战时环境后，提出建议，帮助政府建立和管理了各种战时机构。战后，在执行马歇尔计划问题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意见分歧，后来，国会委托该会拟订一项折中方案，统一了两党的意见。60年代以来，该会为每届新政府提供了一份执政中面临主要问题和综合概述的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总人数近300人，学者共有100多名，从事近85个研究项目。他们拥有极强的学术背景，观点和文章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之美誉。还有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

    (scholar practitioner)。布鲁金斯学会庞大的规模自然离不开雄厚的资金支持。学会每年有经费4 000万美元，除来源于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之外，还有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政府资助及出版物收入和其他一些投资收入。根据其2009年发布的年报，学会在2009年的总资产为3. 48亿美金。

    2009年，学会77%的资金皆来源于政府、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的捐赠。这些赠款除了来自美国政府的研究资金，还来自英国、丹麦、卡塔尔等国政府，以及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等大型财团。许多企业也为布鲁金斯学会捐款，如美孚石油、微软、新闻集团、摩根大通等等。个人捐赠就更是数不胜数。学会2006年成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2007年成立的萨班中东政策中心就得益于学会董事长约翰·桑顿和媒体大亨哈伊姆·萨班的两笔慷慨捐赠。

    布鲁金斯学会成立初期仅仅关注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但随着二战的爆发和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布鲁金斯的视野也愈发广阔。过去十多年中，布鲁金斯学会先后成立了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1998年），萨班中东政策中心（2002年），美国与欧洲中心（2004年），约翰·桑顿中国中心（2006年）和布鲁金斯多哈中心(2007年)。2009年度，占最大比重的支出是外交政策(30%)，随后才是经济研究(25%)、全球经济(13%)、城市政策(12%)和治理研究(6%)。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布鲁金斯学会放眼全球的定位。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其足迹遍布美国自上世纪初以来各个时代的重要经济、政治变革。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学会便一直在美国政权的平稳、顺利交接中发挥作用。上世纪80年代后的数届总统大选中，布鲁金斯学会及其专家都有着积极的参与，而学会与白宫的关系也更为紧密。现任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塔尔博特的职业生涯横跨新闻、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是一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尤其是欧洲、俄罗斯、南亚事务和对核武器的控制。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塔尔博特深入地参与了美国海外政策的制定以及管理国会和执行管理部门间的关系。

    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更是将三个重要职位委任给布鲁金斯学会专家：2002年加入布鲁金斯的苏珊·赖斯(Susan Rice)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005年开始主持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的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学会旗下经济学家，小布什任内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则再次挑起政府预算大梁，担任奥巴马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

    布鲁金斯学会由董事会领导。现任董事会主席是约翰·桑顿(John Tho，n-ton)。桑顿曾在著名投资公司高盛集团担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作为一个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人物，桑顿在2003年作出了与布鲁金斯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相似的决定～一急流勇退。在他49岁这年，桑顿辞去了在高盛的职务，来到清华大学担任年薪1美元的教授和“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三年之后，桑顿出资在布鲁金斯学会建立中国中心，并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2008年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桑顿一度成为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虽然奥巴马最终出于政治考虑选择了犹他州的共和党人洪博培担任大使，但是目前，约翰．桑顿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是现在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总部设在华盛顿。在新的全球机遇与挑战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致力于为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决策者提供分析和解决方案。通过研究分析工作来发展关注未来和未来变化预测的政策议题。从1962年起，国家战略研究中心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杰出的国际政策机构之一，它拥有220多名全职员工和一个大型的附属学者网络，研究集中于国防和安全，区域稳定和跨国挑战，包括从能源、气候到全球发展和经济一体化。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与石油财团关系密切。40年来，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网罗了大批国际关系学界泰斗和政坛精英，奠定了自身在美国乃至世界战略与政策研究机构中的前沿地位。近年，它加强了对亚太、中国和台湾研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较前温和。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1962年由前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上将、乔治敦大学的牧师詹姆斯·霍里根和保守派学者戴维·阿布希尔共同创建，目的在于寻找出多种方案，能够让美国保持其作为一股好的势力的重要性和美国的繁荣。中心自成立之日起就在保守派人士把持下，伯克上将出任第一任总裁，并得到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思想库、基金会和石油财团资助，因而成为“保守主义的一个坚实基地”。

    该中心具有的石油背景，使其与洛克菲勒组建的“三边委员会”和东部财团筹建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互动频繁，阿布希尔也是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共有190名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目前有80位研究专家，80位研究助理，还接纳了多名实习生。多年来，它集中研究力量，关注三个领域的问题：一是全方位跟踪国内和国际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二是持续研究世界主要地区状况；三是不断挖掘全球化时代的新型管理方法。此外，中心也特别关注技术项目、公共政策、国际金融相贸易及能源等领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分析、政策选择以及重大预见。例如，在美国众多的研究机构中，它率先提出“越战筹款方式将引发灾难性通货膨胀、70年代将发生能源危机、中苏分歧的深度和波斯湾对美国重要性”等重大预见性分析。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早在成立时即定下一条规则：不接受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资助，拒绝从事任何涉密研究。该中心的预算经费主要来源于捐助资金，以洛克菲勒为首的40多个石油财团是它较为固定的支持者和资助者。它的年度预算经费最初只有12万美元，目前已增至2 500万美元。与传统基金会正好相反，个人捐助资金在它的预算中仅占了很小的比例。以2001年为例，在它约2 100万美元的经费中，约60%来自福特、洛克菲勒等各类基金会，约30%来自埃克森、西方石油等数十家大石油公司，个人捐助、政府合同和出版收益资金只占了约10%。

    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直以持强硬保守路线著称。20世纪60年代初期，它主要研究对苏战略、能源问题以及对第三世界政策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侧重苏联核战略、东西方贸易和冷战战略；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评估各国实力，也加强了中国问题研究，并成为抨击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排头兵。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心在国际问题方面的立场添加了少许温和色彩，不但邀请持不同观点的著名人士参加各种会议，甚至邀请政策研究所激进反战的理查德·巴尼特等自由派先锋人士参加讨论，就连对华态度也有了细微客观的转变。例如，1969年中心撰写的有关美日关系的研究报告称，“美国应该欢迎日本努力打开同中国进一步接触之门……，美国不应对日本施加压力，也不应回避同中国进行战略物资的贸易。”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中心侧重美苏战略关系研究，并强调为政府对外政策出谋划策。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宗旨之一就是影响并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在布什执政后，CSIS的影响力一直在攀升，尤其是在亚洲和中国政策上，CSIS下属的太平洋论坛主席凯利在布什第一任期内出任助理国务卿，成为布什政府系统阐述亚洲政策的代言人。和其他智库一样，一旦跨入CSIS大门，就等于进入了通往政府高官的通道，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部长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高级政府官员也极少来自公务员，作为精英的聚集地，智库成为为美国输送管理人才的理想之地，而反过来，当政府高级官员退出政府之后，智库也是他们重要的去处之一。

    美国前参议员萨姆·纳恩在1999年成为了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的理事会主席，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哈姆雷(John J．Hamre)从2000年4月起开始担任该中心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在加入CSIS之前，他是美国国防部第26届副部长。从1993年到1997年，他担任国防部副秘书长（财务司长）。作为财务司长，他是国防部长的主要助手，负责国防预算的准备、陈述和执行以及提高管理制度项目。在2007年，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任命哈姆雷博士为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在加入国防部之前，哈姆雷博士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工作了10年。在此期间，他主要负责采购、研究和发展计划的监督和评估，国防预算问题，以及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关系。从1978年到1984年，哈姆雷博士就职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并成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的主任副助理，负责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提供监督和其他支持。哈姆雷博士于1978年从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主修国际政治和经济，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1972年，他从美国南达科塔的奥古斯塔纳学院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荣誉学士学位。第二年，他以洛克菲勒研究员的身份在哈佛神学院学习。此外，他还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商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目前，约翰·哈姆雷是下任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最知名的外交思想库，它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可谓无与伦比，曾经为美国制定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针，并且是这方面的权威。该智库致力于为其成员、政府官员、商界人士、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公民和宗教领袖，以及感兴趣的公民提供各种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外交政策选择。同时，它是美国东部最有权势的集团，这个集团由银行实业巨头、政界要员、学术界的专家和学者、法律界的著名律师、新闻舆论界的专栏作家和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名流等组成，早先受摩根财团控制，现主要由洛克菲勒财团掌握。由于它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库，因此被舆论界认为是美国的“超级智囊团”、“无形政府”、“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洛克菲勒的外交部”。

    《纽约时报》曾称，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以来，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新闻周刊》也称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美国政治学家西多‘怀特曾说：“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中美国重要人物的数目，大概比美国任何其他私人团体都要多。”研究美国外交的学者理查德·巴尼特认为“任何有抱负的国家安全事务管理人员都必须事先取得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员资格，否则难以进入外交界”。该会成立以来，凡美国的对外重大方针、政策，几乎无不与该会有关。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摆脱不了它的影响。

    对外关系委员会正式创建于1921年。多年来，CFR在政策研究中始终坚持中立立场，理事会通过以下形式履行其使命：保持成员的多元化，包括通过特别项目来提高下一代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和专业知识；在其纽约、华盛顿总部和其他城市召开会议，让高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全球领导人和著名的思想家走到一起，与委员会成员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建立一个研究项目，以此培养独立的研究并让委员会学者发表文章、报告和书籍；通过举行圆桌会议来分析外交政策问题，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出版著名的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赞助一个独立工作小组，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议题的调查结果和政策建议撰写报告；在其网站上对世界事件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分析。

    1922年9月，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当时的阿奇博尔德·库利奇曾以哈佛大学教授、俄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访问。他出任《外交》季刊的主编后，以“K先生”为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热那亚和海牙会议以后的俄国》一文，提出了美国承认苏维埃俄国的根据，敦促美国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美国应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因此立即受到列宁的注意。今天，对外关系委员会还保存着那本《外交》季刊的副本，其中有不少段落，包括上述引文，都有列宁亲笔作的笔记。该会还成立了各种研究小组，经常把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国际问题和美国的外交政策问题，以取得一致意见，并将讨论结果经常传递给政府。

    该会从创建到二次大战前这一期间已开始显示其影响力，逐步扩大了活动范围。1939年至60年代中期是该会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后期，该会的影响急剧扩大，几乎替代了政府对重大军事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规划和制定工作，它的成员几乎囊括了政府涉外和军事部门的所有重要职位，实际上已成为“政府外的政府”。曾经研究过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美国学者这样评价它：“要了解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全球政策的来龙去脉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离不开对外关系委员会的。”

    在二战爆发后，该会建议美国应全力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并为盟国提供战时租赁物资等政策，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提出并影响了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1945年4月，杜鲁门总统提议成立一个临时小组，就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一事进行研究，并任命陆军部长史汀生为该研究小组组长，而史汀生本人就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因此，他就从委员会中挑选了五名成员，经过研究讨论，他们一致主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尽快结束战争。20世纪60年代初，委员会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和美中关系的未来前景，并通过民意调查和讨论会的形式，提高公众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1962～1967年，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了一个题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的项目，前后共出版了八本书，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等。这些书出版后反响相当热烈，一再重版，到70年代中期销量已达10万册，破此类学术著作的销售纪录。在这些书中，该委员会提出美国政府应改善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为这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应当说，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这些著作及其对华政策的主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战略进行了一次大的舆论准备。由于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舆论催化作用为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做了充分的铺垫，70年代初尼克松顺利实现了他的中国之行，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

    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员遍及全美，其中工商界、金融界和律师占40%，政府官员占15%，专家学者占20%，记者和舆论界占10%，社团、基金会和研究机构负责人占15%。会员70%来自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其他地方的只有3%%。现有固定人员100多名，研究人员有30多位。该会在美国全国37个大城市都设有分会组织。委员会的核心是理事会，由25名理事组成，除会长是当然理事外，其他24名理事每年改选1／3，每届理事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理事除了许多大财团、大公司的董事长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前政府官员，如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威廉·罗杰斯、塞勒斯·万斯、乔治·舒尔茨，前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等等。

    对外关系委员会现任总裁是理查德·哈斯博士( Richard N. Haass)，哈斯博士从2003年7月开始担任CFR总裁。2001～2003年，哈斯博士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的主任，也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首席顾问。1989～1993年，他是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和南亚事务的高级主管。1991年，基于他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为发展和阐明美国政策所做出的贡献，被授予总统国民奖章。此前，他就职于国务院（1981～1985年）和国防部(1979～1980年)，也曾在美国参议院担任立法助理。哈斯博士也担任过布鲁金斯学会的副总裁和该协会外交政策研究的主任、汉密尔顿学院国际研究学院客座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学讲师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作为一名罗德学者，哈斯博士拥有奥伯林学院的学士学位和牛津大学的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取得了汉密尔顿学院、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乔治敦大学和奥伯林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美国成立最早又颇有影响的基金会之一，是卡内基家族的第二大基金会；同时，它也是美国著名的主流思想库，标榜超脱党派、兼容并蓄，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以及美国的国际交往”为宗旨。它成立于1910年，其工作具有非党派性并注重达到实际结果。“决策者、企业领导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理解、预测和阐述那些具有冷战后时代特点的经济、政治以及技术方面的深刻变化。每一个人都必须重新审视战争与和平之间，以及人类的痛苦与安乐之间的各种可能性。统观全局的思考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正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卡内基基金会的宗旨。”

    20世纪初，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集中全部精力于慈善事业，并把他长期以来对世界和平的关切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卡内基和那个时期的国际主义先驱者都相信，只要有更强有力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10年11月25日，卡内基在他75岁生日之际宣布了他对世界和平的一项最重大的承诺，捐赠1 000万美元创办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和平问题和推广国际事务公众教育的机构。卡内基题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为这个新机构的荣誉总裁，并挑选了28名董事，他们全是美国企业界和公众生活中的领袖人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心地区，与白宫、国会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毗邻，与布鲁金斯学会只有一墙之隔。

    该总部设有行政办公室、财政服务部、交流部、人力资源部、计算机系统部、研发部、《外交政策》刊物部及图书馆，共有成员100人左右。基金会由董事会领导，现有董事会的成员包括美国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和政府、商业、学术以及新闻界中有影响的人士。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 T．Mathews)从1997年5月起担任基金会总裁至今。她在70年代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问题办公室主任，后参与创建世界资源研究所，也担任过《华盛顿邮报》编辑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人员。1997年，她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权力的转移》一文，被评为该杂志75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自担任基金会总裁之后，马秀丝着手扩大莫斯科中心，在中国启动合作研究项目，创立全球化研究项目，并把《外交政策》南季刊变成为双月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双月刊针对构成当代特点的全球性趋势和状况，向读者介绍全新的思考和富有创意的分析。30年来，这份杂志已经成为世界知名思想家和有分量的呼声的论坛，便于他们传播研究成果，探讨新的观念，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法。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移民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多元主义、民主建设和使用武力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偏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主张进行裁军、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并支持把联合国作为国际论坛和世界秩序的象征。该基金会主张美国应有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一方面与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稳定关系，另一方面降低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冲突的机会。

    在过去的十年中，迅速的国际化在各个领域显而易见，从小型企业到恐怖主义、宗教和社会实践主义。即使是那些对国际问题很感兴趣的智库，它们的研究对象以本国的企业为主，它们的观点集中于一个国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第一个打破这种格局的智库。1993年，该基金会设立了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并以此开创出了一种新理念：如果一个智库的任务是为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那么它就需要一个常设国际机构和贯穿于其核心活动的多国视野。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加上其长达世纪之久随全球趋势变化而改变的实践经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正在对其角色和任务进行重新定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立志于将自己从一家研究国际事务的智库转变成为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跨国智库，并最终成为一家全球智库。因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莫斯科、北京、贝鲁特、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均有活动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它不仅仅只是改变自己的机构性质，同样也很可能改变其他智库的运作方式。单一的“一国视野”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具有“全球视野”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华盛顿总部的员工超过100人，以此作为一个运营中心将其他的计划联合起来，在贸易、能源政策和政治转型方面进行合作。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成立于1993年，它的规模和类型在该区域内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它的指挥工作人员包括40名俄罗斯人和1名美国人，莫斯科中心因其谨慎、独立、高质量的分析已在俄罗斯成为众人皆知的品牌。2004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首次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通过2005年与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合作计划，使其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扩张。在2006年末，该合作计划有5名工作人员，包括3名来自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高级学者，此外还同其他5家主要的中国机构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2010年，卡内基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卡内基清华中心。2006年，该基金会在贝鲁特建立了中东区办事处，由一名杰出的中东学者和政策专家保罗·塞伦领导。该中心与华盛顿总部活跃的“中东计划”和该地区及欧洲的机构进行密切的合作。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2007年春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办事处，旨在为欧盟各个机构和国家政府内的高级决策者提供一个多边政策论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充分利用其在华盛顿的全球网络，以及在莫斯科、贝鲁特、北京的主要区域研究中心的资源实施了很多项目，从政策研讨会到在欧洲进行协商，以此与当地有关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活动中融人更多的欧洲成份。

    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人员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新闻界、法律界和公共事务领域，拥有不同学科的深厚资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该基金会的专业研究人员既拥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又有在政府内实际工作的经验，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为重要外事官员或政策顾问，或应邀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出席国会听证会，因此与政府、国会、国务院的关系密切，其活动也受政府和国会人士的重视和支持。

    除以上途径，基金会还通过出版、参与电视媒体、举办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对政府制订对外政策和国会辩论施加广泛影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认为“崭新的国际时代正在到来。随着新权力中心的形成，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控制各种力量以影响国内外事务的能力已经降低。和平的愿望主导着各个大国，但破坏稳定的冲突还在加剧。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性的空前增长，但也引发了新的挑战。融人国际市场和被拒该市场大门之外的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我们仍然面临着强权政治和传统的安全威胁，但全球化趋势中复杂而不时出现的冲突性影响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法则和地缘政治的策略。许多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在向非国家性的角色转移，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和犯罪联盟。这些重大的变化对国际的安全和人类的福利有深远的影响”。

    这也正是卡内基基金会当前研究和工作日程中的主要内容。

    卡内基基金会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全球性政策项目(The Global Policy Program)提出了经济、政治和技术变化的全球化过程对现有政策的挑战。它的研究项目涉及诸多领域：民主与法制、防武器扩散、国际贸易，以及美国的全球角色。这个项目重点将全球政策的最新议程与传统安全问题的关切结合起来，并推动新的政策对特定的跨国问题作出回应。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The Russian and Eurasian Program)是在冷战结束后，卡内基基金会为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加强自身建设而加以扩展的。该中心致力于知识分子间的自由交流，并为公共政策讨论提供了享有盛誉的中立论坛。

    中国项目(China Program)探讨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项目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项目还关注与中国有关的区域安全问题，对亚洲和中国与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提出分析。卡内基基金会的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Carnegie Chi-naNet)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卡内基中国透视》(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电子月刊利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人力与信息资源，提供对当前中国问题客观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传统基金会专注于企业自由竞争原则，有限政府理论以及拓展个体自由和加强国防等方面的研究……”

    这是写在传统基金会宣传册前言中的一段话，它集中地概括了这个机构的性质和研究范围。传统基金会创建于1973年，旨在以“自由企业、有限政府干预、个人自由、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以及强大的国防”理念为基础，制定和推广保守的公共政策。通过全方位的战略传播，传统基金会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以下主要对象：美国国会议员、国会的关键工作人员、执行机构的决策者、新闻媒体、学术和公共政策团体。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思想库之一，同时也是政策倡导型思想库的代表。它的研究成果很多被作为政策纲领应用到历届政府的内外政策中。

    1973年底，科罗拉多州大啤酒制造商约瑟夫·科尔斯(Joseph Coors)出资25万美元，帮助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和艾德温·福尔纳(Edwin Feulner)建立了传统基金会，并于1974年正式运行。传统基金会的成立目的是为国会提供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研究，为国会提供代表保守原则的数据、事实和健全的论点。

    1977年，艾德温·福尔纳成为传统基金会的领导者，并组建一个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团队。在他创立的资源库中还吸收了无神论和自由主义，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保守政策组和专家的网络。多年来，资源库逐渐发展，拥有包括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2 200多名政策专家和475个政策团体。艾德温·福尔纳是一位高学历人才，拥有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

    尽管开始时，传统基金会的发展较慢，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基金会一直保持平稳快速的发展，到1980年代，传统基金会的成员已经达到40人，每年的运行支出翻了两番达530多万美元。80年代后半期，传统基金会为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新总统里根施政量身定做的《领导人的职责》。这是一份投入25万美元巨资和250多名研究人员耗费一年心血完成的宏篇巨作，该报告为里根详细地勾画出了一个“保守政府的蓝图”，它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内外政策，终结了盛行长达48年的自由政策。到1985年，里根执政中期，传统基金会的预算已经增长到1 150万美元，人员达到100名，并且整个机构搬进了新落成的基金会办公大楼，时任副总统的布什也亲自前来为传统基金会剪彩祝贺。里根下台后，传统基金会依然在不断扩大。1995年，基金会的年度预算超过了2 500万美元，研究人员达到150名之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府保守思想库中的大佬。目前传统基金会拥有近200名正式员工，其中研究人员100多人，经费达到近3 000万美元。

    传统基金会能够在美国上千家思想库中脱颖而出，成为保守阵地上的领军人物，并非偶然现象。传统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具有了其他思想库所不具备的独特特点。在思想库的发展历史上开创了新的一支流派，并引导了思想库发展的潮流。

    传统基金的创始人之一艾德温·福尔纳在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传统基金会的作用和目标要有别于以往建立的思想库组织。他提出：“我们的角色是力争影响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影响国会，其次是政府机构，再次是新闻媒体。”相对于其他思想库的沉默寡言，传统基金会想尽千方百计将他们对时政的态度和反应及时地传达给每个国会议员，这是其他许多思想库所无法做到的。福尔纳一直将传统基金会作为一个“战场”，一个打赢“思想之战”的战场。他认为传统基金会的责任和目标是要使美国重新回归到保守主义的路线上来，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要与影响华盛顿的其他思想库展开激烈的“思想之战”。为此，思想库招募的研究人员并非像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委员会那样多是些美国当代一流的学者、专家或者退下来的政府高官。传统基金会的确有一部分这样的研究人员，但更多的则是些有能力的年轻硕士、博士，他们在某一政策研究领域有很扎实的功底，可以很简明且准确地对特定问题提供分析材料。基金会盛行着这么一句口号“我们不去赊购信誉，我们要自己树立信誉”。此外，与其他思想库不同，基金会很少雇佣辅助人员，绝大部分都是专职研究者，这保证了传统基金会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传统基金会也一直拥有广泛的会员基础，这些会员遍布美国，人数多达20多万人，他们所捐赠的资金每年都占到基金会收入一半以上。同时基金会避免过度依赖某几个大的捐赠人，因为这是有教训的。曾经有大公司老板因为不赞同基金会支持贸易自由化而撤销了一笔数十万元的赠款，使基金会短期内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很多人支持基金会是因为他们认为国会经常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违反原则，但传统基金会从来不会因为大的捐赠人而在原则问题上有所动摇。传统基金会从不接受政府的拨款，这是众多人捐助、支持基金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基金会一直认为联邦政府规模过于庞大，在开支上铺张浪费，因此不断批评联邦政府。如果接受了联邦政府的拨款，基金会则无法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没有政府财政的支持，基金会依然保持了稳定的财源，30年来，个人对基金会的捐赠始终稳定在47%左右，另外其他的收入比如大公司捐赠、基金捐赠以及投资收益等等，也为传统基金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2009年，曾担任布什政府劳工部部长的赵小兰女士卸任后加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它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加强了与政府的密切合作，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影响。

    美国企业研究所于1943年由摩根财团控制的约翰斯·曼维尔公司董事长刘易斯·布朗创建，原名美国企业协会( 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1962年改为现名。它自称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学者、新闻界和公众提供对国内、国际问题的客观分析”，主要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向国会兜售维护企业界利益的言论，宣扬自由市场思想。该所在成立后的20多年里，实际上是资助它的公司的附属机构，并不为人们所重视。20世纪70年代，威廉·巴鲁迪任所长后，才开始改变该机构性质，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除经济政策研究外，还增设了社会和政治研究、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与此同时，研究所还大量出版、发行其研究成果，产泛宣传其主张，陆续与300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媒体建立沟通渠道，竭力扩大影响，并一跃而成为主导华盛顿政客和媒介立场观点的主要声音。尤其是尼克松、福特政府的20多名高级官员加入该所后，使该所大为得势。里根竞选总统期间，该所20余名研究员和学者为他充当顾问；里根当选总统后，这些顾问有不少被任命为政府重要官员。该所曾积极为里根政府出谋划策，成为了里根的重要智囊团之一，对里根政府制定各项政策，尤其在经济政策方面，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主轴包括：经济政策研究、社会及政治研究、外交及国防政策研究。亚洲研究计划的重点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能力、台湾民主化与两岸关系、朝鲜军事威胁与朝鲜半岛的统一、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等。目前，研究所还增加了全球环保政策、美国国防组织改革、美国外交政策重新界定等研究项目以及亚洲、俄罗斯、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区域研究。

    美国企业研究所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与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等以保守著称的研究机构有密切联系。它也是美国近年崛起的“新保守派”的一个重要基地，有“共和党人的新论坛”之称。从1974年开始，“美国保守同盟”为了凝聚保守政治力量，拟定每年年初在华盛顿举办“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美国企业研究所成为其中重要成员，与传统基金会一道肩负起推动共和党更趋“保守化”的重任。近年，随着其知名度提高，为了标榜自身是“无党派的组织”，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它也吸收了部分民主党人士，但这些人士绝大多数是民主党的保守派。因而，其立场虽有向中间靠拢的趋势，但仍未改变其保守派思想库的本质。

    美国企业研究所有专职研究人员50人，外聘100多位各界名士从事研究工作，还有30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其经费最初主要得到摩根、梅隆等东部财团的支持。

    到1980年，该所的预算开支翻了十倍，其中约40%来自大公司企业，60%靠基金会和个人捐赠。它的捐款单位包括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切斯·曼哈顿银行、万通银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等金融产业巨头，而且其经费还在不断增加。以2000年为例，它包括投资收益在内的岁人经费达2 370万美元，预算开支则为1 662万美元，年度开支虽比往年增加了4%，但仍有700万的赢余空间，为研究所未来扩大研究规模和开展学术普及工作积累了丰厚的资金。该年个人和企业捐款创下该所收入记录，分别为1 100万美元和700多万美元，基金会捐助资金达400多万美元。为回馈捐助者，研究所承诺将最大限度地发挥为他们规划美国公共政策的作用。

    它自称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学者、新闻界和公众提供对国内、国际问题的客观分析”，主要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向国会兜售维护企业界利益的言论，宣扬自由市场思想。

    2003年2月26日晚上，此时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到一个月，美国总统布什来到美国企业研究所，参加了该所的年度晚餐会。会上，布什在谈到政府未来中东政策时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些极优秀的智囊正在对美国面临的一些最严峻的挑战进行研究。布什感谢美国企业研究所为他的政府贡献了“20位人才”，还赞扬该所建立“60年来，它的学者们对我们国家和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出色。美国企业研究所作为美国外文政策的著名智囊机构，布什的此番讲话被外界认为是对该所为其发动伊拉克战争出谋划策的赞扬。2007年7月2日，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夫·德穆斯对外公布：前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加入美国企业研究所，他将参与企业和发展问题、非洲问题以及公共与私营企业伙伴关系这i个课题的研究。而在出任世行行长之前，沃尔福威茨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兰德公司正式成立于1948年11月，由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兰德计划”演变而来，兰德(Rand)的名称是英文“研究与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它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最初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以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兰德公司作为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的智库，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是其最基本的研究定位。

    兰德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负责与政府联系。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军事工作，把运筹学运用于作战方面，获得成绩，颇受朝野重视。战后，为了继续这项工作，1944年11月，当时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提出一项关于《战后和下次大战时美国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备忘录，要求利用这批人员，成立一个“独立的、介于官民之间进行客观分析的研究机构”，“以避免未来的国家灾祸，并赢得下次大战的胜利”。根据这项建议，1945年底，美国陆军航空队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一项1 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合同，这就是有名的“兰德计划”。1948年5月，阿诺德在福特基金会捐赠100万美元的赞助下，“兰德计划”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正式成立独立的兰德公司。

    在兰德公司成立初期，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及中国民族特性等进行研究和评估，他们的研究结果只有七个字：“中国将出兵朝鲜。”

    当时兰德公司欲以2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国防部，但国防部认定中国决不会跨过鸭绿江，而且认为研究报告太昂贵，没有理睬兰德公司。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了鸭绿江。兰德公司的预测成为现实。美国国防部为检讨自己在这一事件上的错误，事后用200万美元买回了这份已过时的报告，而兰德公司则一举成名。

    1948年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提供了一份咨询报告《实验性绕地宇宙飞船的初步设计》，主张美国制造人造地球卫星，并预测了前苏联发射卫星的时间。这份报告提交国防部后，国防部以“人造卫星仅仅是科学幻想”、兰德公司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影响为名，将它长期束之高阁，不屑一顾。1957年11月4日，前苏联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往太空，这实际发射的时间与兰德公司十年前的咨询报告中所预测的时间仅相差两周，这一消息震撼了美国朝野各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方如梦初醒，想起兰德公司的这份咨询报告，后悔使美国延误了十年。

    此后兰德公司又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进行了成功预测，这些预测使兰德公司的名声如日中天，成为美国政界、军界、商界的首席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对国际事务的研究，深深地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至有人把兰德公司称为美国的“外交机构”。60年代后，兰德扩大了对美国国内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划，其中不少为政府所采纳。如帮助国防部长整顿国防部，为空军提出战略空军基地结构的修正计划，发展和改善了美国的导弹系统；在健康问题上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卫生政策，对许多疾病的预防提出了具体的方案，研究保健网络的管理和计算机在医疗上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医疗健康政策。通过城市问题研究，兰德公司为美国政府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如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改进西雅图严重经济倒退的方案，探索圣路易斯城市中心衰弱的原因、影响及控制问题等，这些研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建设性方案。

    兰德正是通过这些准确的预测和分析，在全世界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信誉，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为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培养了一大批屈指可数的人才。如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前任国务卿赖斯，前中央情报局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等，都曾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光是诺贝尔奖得主就不下五名，在学术界素有“兰德学派”之称。为了广泛传播兰德的智慧，兰德公司在1970年创办了兰德研究学院，它是当今世界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以培养高级决策者为宗旨，并颁发了全球第一个决策分析博士学位。目前，其学员已遍布美国政界、商界。

    兰德公司的骄人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与其拥有一支强有力的研究团队密不可分，兰德公司现有1 600名员工，其中有800名左右的专业研究人员。兰德公司除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之外，还从社会上聘用了约600名在美国有名望的知名教授和各类高级专家，作为特约顾问和研究员。在研究报告中，70%属于机密，仅有30%是对外公开的。这些报告影响和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的决策。在为美国政府及军方提供决策服务的同时，兰德公司利用旗下大批世界级的智囊人物，为商业企业界提供广泛的决策咨询服务，并以“企业诊断”的准确性、权威性而享誉全球。做到准确判断和准确预测始终是兰德公司追求的目标，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兰德公司成为优秀智库而对政府和民众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基础。长期以来，兰德坚持自己只是一个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工作，与美国政府只有一种客户合同关系。兰德公司努力通过拥有不同性质的客户的形式来保持其独立性。兰德有一套每4～5年对公司的某一个研究分部进行审查的机制，目的是要考察其研究是否有价值。

    兰德公司研究定位的显著特点是：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2003年，在兰德公司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第六届年会上，兰德公司提交了一份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断层线》的课题研究报告（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简称为FICET报告）。FLCET报告在前言中明确提出：此项研究的重点是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灾难或者断层线，及其对未来10年（即2005～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FLCET报告个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失业、贫穷和社会动荡”、“贪污腐败”、“艾滋病和其他流行病”、“水资源和污染”、“能源和价格”、“金融体系和国企的脆弱性”、“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减少”、“台湾和其他潜在冲突”等八个领域。FLCET报告认为，上述这八个问题一个都不发生的概率极低，全部一起发生的概论更低。如果所有这些挫折都发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增长率下降7. 4%～10. 7%；虽然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发生的概率很低，但是几个问题一起发生的概率却通常比其简单联合乘法概率意味得要高。几个个别的问题因为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可能会成群到来。因此，减轻这些灾难造成的压力需要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共产党机构之间进行无数次不间断的磋商、谈判和妥协。……这项费力的工作很可能需要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集体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来完成。FL-CET报告特别强调，这些问题未来是否会加剧、加剧到何种程度、影响如何，是兰德公司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美国进步中心所宣称的宗旨是促进美国发展成一个更强大、公正和自由的国家。其主要目标是：树立一个进步美国的长期远景，为激发进步观念和政策建议提供平台，对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和说辞给予及时有效的反击并提供有思想深度的替代方案以及向美国公众传递进步信息。

    美国进步中心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机构，名称是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2003年在约翰·波德斯塔(John D．Podesta)领导下正式成立美国进步中心。目前它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有：执行总裁波德斯塔、执行副总裁沙拉·沃特尔( Sarah Wartell)、高级成员劳拉·尼古斯(Laura Nichols)、联络部高级执行副总裁詹妮弗·帕米尔里(Jennifer Palmieri)和外联部高级执行副总裁威尼·斯塔奇伯格(Winnie Stachelberg)。

    该中心每年收到来自个人、基金和企业的约2 500万美元的捐助，但是它没有向外界公布具体捐助人名单。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与希拉里传记《希望与野心》一书作者耶特和纳塔的记述，其种子基金的来源之一是民主联盟以及一些民主党人士，包括“金融天才”索罗斯和世界储蓄银行创始人桑德勒夫妇的捐款。

    美国进步中心常设了以下几个主要研究项目。美洲项目( American Project)，主要关注美国与美洲的关系。世界和美国都处于深刻变化中，这对美国未来的发展、对不断加深的美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该项目希望通过深入研究和开放型合作，加深美国与邻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提出有创新意义的政策建议，从而推动美洲国家间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商业领导促进明智预算分配项目(Business Leaders for Sensible Priorities)，主要目的是消除浪费性国防开支，促进财政预算更多投入于教育、医疗保险等领域，以加强美国经济的基础、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推动美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借助商业领导人的力量，希望他们能在国家财政预算分配上发挥杠杆作用。“忍无可忍”项目(The Enough Project)，致力于建立一些持久的团体，来推动阻止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的活动。面对美国和一些相关国际组织对这些罪行往往采取观望态度这一现实情况，该项目通过在出现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田野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同时向各个年龄层的公众传递正确信息，以期能最终推动这些危机的有效解决。中东进步项目(Middle East Progress)，主要出版《中东快报》(Middle East Bul-letin)，并通过促进公私伙伴关系、鼓励新观念和战略等方式，改善美国、以色列等地区的安全现状，强化美国在全球的声望，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进步研究项目( Pro-gressive Studies Program)，是一个跨学科的项目，主要通过讲座、研讨会、文章、公共活动、读书会、新媒体和培训项目等手段，教育官员和决策者，增强公众对其倡导的进步主义观念的理解。该项目还研究近代进步主义以及它与早期进步时代和美国历史上其他政治、社会运动的关系。可持续安全项目(Sustainable Security)，在改善美国与盟国关系的思想指导下，力求修正其认为的美国现有的一系列误导性的政策，设计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虽然美国进步中心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无党派偏见的研究、教育机构，但是它被美国国内观察家们公认为是民主党智库，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2月17日的一篇文章称，“在对政府的影响力方面，当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与其媲美。”

    早在克林顿任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期间，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就与克林顿保持着密切关系，后来该所多名成员参加了克林顿角逐总统的竞选班子，克林顿上台后，波德斯塔被委任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可以说该研究所是克林顿的“私人智囊团”。小布什任期内，该中心的地位和政策影响力大为削弱。2008年在美国大选进入最后阶段时，该中心加入奥巴马竞选团队，为奥巴马提供从竞选策略到当选后的政策调整一系列切实可行、见解独到的研究报告，深得其认可。此后该中心的多位高管被委以重任：波德斯塔担任奥巴马过渡事务主管，行动基金中心执行副总裁麦乐迪？巴恩斯(Melody Barnes)担任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要职的很多重要成员也再次返回政府。美国进步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内外决策产生多方面影响，突出显示在其政策制定上。中心近年来发表的多份战略性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都得到奥巴马政府的重视和采纳，有的甚至是照单全收。关于对华政策方面的报告，影响力较大的是2008年8月发表的《进步视角下的美中关系》报告。它强调美国处理好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并对建设美中关系提出了六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领域，即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平衡与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亚太地区安全、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台海稳定性以及政府治理与个人权利。该报告被进步中心列为十大重要报告之一。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多年来，亚洲协会一直致力于加强美国与亚洲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对于你们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表示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亚洲协会在加强美国人对亚洲的认识和促进亚洲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每一次，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亚洲时，这个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纽约时报》

    这三段饱含赞誉之词的文字来自于亚洲协会网站关于亚洲协会使命和历史介绍的首页。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了亚洲协会在中美、亚洲与美国之间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和使命。

    亚洲协会由洛克菲勒家族的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于1956年创办。亚洲协会的总部位于纽约，目前在美国的休斯顿、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特区、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菲律宾的马尼拉、印度的孟买、韩国的首尔、中国的香港和中国的上海设有分支机构。

    亚洲协会的宗旨是促进美国与亚洲之间的民间交流，增进亚太地区民众、领袖和机构之间的相互了解。从日本到伊朗、从中亚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及太平洋群岛，亚洲协会的关系网络遍及亚太地区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协会致力于在政策、商业、教育、文化和艺术等诸多领域加强对话、鼓励创新，通过举办各种高质量的项目和活动，包括高端会议、研讨会、国际考察、新闻简报、出版物、艺术展览、表演艺术创作等形式，广泛接触热爱国际事务和文化的专业人士和民众，为亚太各国政界、商业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交流构筑桥梁。

    亚洲协会的资金主要来自各基金会、公司和个人的慷慨赞助。除了日常运作外，所有的资金均被用于促进美国和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亚洲协会的官方除介绍亚洲协会及其各种项目的有关情况外，该网站还提供一系列相关服务，包括圆桌讨论、数百个附有说明的亚洲相关站点链接，以及有关当前紧迫问题的特别报告。

    作为思想库的一种形态，亚洲协会所从事的工作与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这些思想库相比，其所关注的领域集中于亚洲与美国，除了从事政策研究外，亚洲协会通过在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促进理解和沟通。事实上，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一些重要变动都会在该协会的活动中释放出信号，亚洲协会也因此被比作“美国对亚洲关系的‘白手套’’’。

    2007年1月30日，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在纽约成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美中关系中心成立仪式。现任美中关系中心主任是夏伟(Orville Schell)。夏伟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夏伟1940年出生在纽约，从学生时代起就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曾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且备受赞扬的文章，而在他的14部著作中有九部是关于中国的。在过去一段时间，他曾在多个场合阐述“中美两国是彼此管家”的观点，“中国花钱买美国的债务，而美国花钱买中国的产品”，并把中美关系比作“不能离婚的婚姻”。夏伟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妻子，他会讲流利的中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2007年，亚洲协会召集了科学界、商界、学术界、政界和公民社会的著名专家，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环保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代表，探讨美国和中国如何能够在能源和气候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提出了中美能源及气候联合行动的计划。2009年，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发布了题为《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美中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的报告，50多页的内容涵盖“节能”、“减耗”、“电网改造”、“可再生能源研究”、“碳排放量化”等很多方面，这份报告详细阐明了美国和中国启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更广泛合作的缘由和行动大纲，是中美两国数十年来在能源和环保合作基础上的继续和提升。报告中建议的每一个合作领域，包括煤炭、能源的高效利用，“智能”电网和可再生能源，都可以通过事先指定的技术工作组制订各个领域的详细合作及实施计划。此报告草案已经美国和中国各方面的专家审议，这些专家的共同目标，是设计一个在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新一届政府看来为实现上述目标可行的合作计划。

    2009年2月1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出访亚洲前，特意安排了一次在美国亚洲协会的演讲。也正是在那次演讲中，她引用了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表述当前的中美关系，并在当时被视作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为了进一步扩大亚洲协会的影响力，2010年，亚洲协会正式在其网站上推出包括中国新闻在内的亚洲新闻博客“Blogging Asia”，博客也将汇集有关亚太地区的各类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及许多当天有意思的新闻图片，甚至纽约市的各个亚裔餐馆。

    亚洲协会现任会长兼首席执行官是印度裔美国人丁文嘉女士(Vishakha De-。ai)。作为亚太地区知名的国际机构，亚洲协会长期致力于促进美国和整个亚太地区的相互了解以及民间交流。担任会长期间，丁文嘉女士为协会的纽约总部以及亚洲各地区分中心制定其在艺术、文化、政策、商业、教育等诸多领域项目策划发展的方向。除此以外，她还经常参与各类国际主流会议，并就商业、政策、文化等方面议题发表主题演讲。

    自从2004年被任命为亚洲协会会长以来，丁文嘉女士相继担任了亚洲协会高级副会长、主管博物馆和文化交流项目的副会长等多个领导职务。由于长期致力于开拓以更具活力的方式展示亚洲及美洲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积极探索以创新的方式展示古老却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亚洲文化，并取得了杰出成就，她被公认为博物馆领域的杰出领导者。作为一名知名学者，她先后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传统艺术以及当代艺术的著作，并在美国、欧洲、亚洲多家国际机构担任顾问。她还经常在商界和外交界发表演讲，议题涉及美国在亚洲事务中的作用及其演化历史、文化给亚洲社会带来的变化等诸多领域。

    自1990年起，丁文嘉女士开始担任波士顿美术馆艺术部主任，同时她也在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她在孟买大学获得了她的政治科学文学学士学位，并先后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亚洲艺术史专业的硕士以及博士学位。萨斯奎哈那大学曾授予她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位。她还获得包括亚裔美国人平等会授予的年度人物大奖，以及美国社会学学会金质奖章在内的多项殊荣。丁文嘉女士目前还在多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担任董事职务，包括布鲁金斯学会、纽约市公民委员会、纽约市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1995年至2000年，她担任了美国美术馆馆长协会的董事职务，并于1998年至1999年期间出任该协会会长。她还先后在安迪一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LEAP（亚太地区领导者培训）、亚洲学协会南亚理事会、美国大学艺术协会、艺术圆桌会议、马萨诸塞州人文科学基金会等组织和机构担任董事。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是美国研究军事安全问题的重要专业思想库。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由从事国家安全事务分析的海军分析中心和为联邦政府从事国内问题研究的公共研究所等两部分构成。它不属于美国海军或国防部，而是由美国国会支持的罗彻斯特大学负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与兰德公司的运作非常相似，有“海军的兰德公司”之称。它具有独自的研究特点和任务，主要从事海军战略、战术方面的研究，诸如战略战术情报的估价，新武器研究、应用技术，海空电子通讯系统，海军工业设施、后勤补绘，资源分配，兵力和人事组织，对海军有影响的政治、经济问题等，尤以研究反潜技术、战术而著称。此外，它也从事非防务问题的研究。它对美国海军建设海军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都作出了显著贡献。该中心还针对前苏联在海上大肆扩张建立霸权的行径，加强了对前苏联海军战略部署、海上安全等方面的研究。CNA在美国国防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CNA虽成立于1962年，但它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由那时反潜作战研究小组发展起来的。这个小组作为国家作战研究机构创建于1942年，首要任务是帮助海军出谋划策击毁德国潜艇，它提出的一系列反德国潜艇的战术理论和作战方案，成为把作战技术应用到海军方面的典范，从而获得高度的评价。当时的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和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曾作出总结性的看法，认为“一个作战研究机关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够提出独特、公正和科学的观点”，该小组出色地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此外，在海军建设中，把经该中心严格训练的科学分析人员派到海上和指挥部的岗位上，使他们对战术和作战计划发挥应有的作用，其重要性在战争期间早已得到证实，这种做法延续至今。该中心为这方面的需要提供了约20%的人才。反潜作战研究小组在战时的整个研究活动由哥伦比亚大学经管，主要依靠与该校订立研究合同而维持下来。它于1962年与海军研究所联合创建了海军分析中心。后来，它又得到防务分析研究所的赞助，于1967年划归罗彻斯特大学领导和管理，同时成为华盛顿作战研究委员会的成员。该中心全部研究活动几乎都是通过与国防部订立合同进行的。研究经费来自与海军部门的研究合同收入。

    目前，海军分析中心总部下设五大部门，从事科研的专业人员估计总数已达千人。“战略与力量部”、“需求与先进系统部”以及“采购与支援部”主要集中于对战略计划、作战效能、新型武器系统和削减军费作出科学评估。“现场工作部”负责向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有关部门派遣顾问以及对反馈的信息进行整理，“联邦项目部”

    主要承担联邦政府机构委托的任务。该中心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所”，主要为州和地区性政府机构提供服务，内容包括技术指导、工程管理、计算机支援、信息管理等。

    海军分析中心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研究报告和各种学术专著，其中部分研究报告只在国家特定机关内部传阅，具有保密性。中心的部分研究成果在“美国技术信息服务处(NTIS)”、“国防技术信息服务处(DIIC)”的资料中心以及海军分析中心的网站上公开发布。中心的出版物有以下几种：《研究报告》、《简报》、《临时研究备忘录》、《会议备忘录》、《专业报告》和《年度报告》等。海军分析中心主要通过接受政府合约、向政府机关提交研究报告、年度会议、出版科研成果、媒体宣传和充当决策顾问等形式影响政府决策，发挥思想库的作用。因与美国军方有直接的关系，中心的研究成果可直达政府高层，为政府决策者服务。

    近几年，中心每年获得政府合约的金额均在4 000万美元左右，可见深受政府重视。中心向政府提供的研究报告多以密件方式限制在一定范围传阅。中心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会期一般为12天，就某一涉及军事或安全的议题展开专题学术交流，参加人员多为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国会议员、军校教授、思想库学者以及美国盟国的军方人士。例如，2002年“年会”的主题是“改造国防：现状与前景评估”。

    另外，中心实行现场工作制度，推动科研人员与军方进行面对面地接触，直接对军方的决策和行动施加影响。中心的科研人员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各级指挥机关担任顾问，每两年轮换一次，他们从部队获得第一手的数据信息．确保了数据信息的真实、有效和及时性，从而使研究论证的结果更加科学。

    海军分析中心实行理事会管理制。目前，理事会由13人组成，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约瑟夫·霍尔(Joseph P．Hoar)和海军退役上将博比·英曼(Bob-by R．Inman)。理事会主席是戴维·麦吉弗特(David E．McGiffert)，执行总裁为罗伯特·默里(Robelt J．Murray)。

    CNA近些年来加强中国项目研究，目前，中国项目主任由中心副总裁、著名中国通冯德威(David Finkelstein)担任。冯德威博士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中国历史专业的硕士及博士学位，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过汉语。他是一名退休的美国陆军驻中国军官，拥有国家级联合政治军事任务的丰富经验。在他的各种政治军事任务中，他担任过亚洲事务研究和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任，国防部情报局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主任助理，在担任通信兵军官期间，他指挥过各种部队和通信领域的各种任务，包括指挥B连，第40通信营（作战电缆施工），服务于第505通信连，第86通信营，第11通信旅，以及在韩国板门店的联合国的联合安全部队担任战术通信指挥官。

    冯德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美陆军航空学校和肯尼迪国际军事援助和非常规战争中心。作为西点军校中国历史的教授助理，他教授了中国革命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和不同时代的亚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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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访谈列表

    Andrew Schwartz.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总裁，华盛顿．2008.3.4．

    Antoine Van Agtmael.布鲁金斯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华盛顿．2008.5.6．

    Albert Keidel(盖保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华盛顿．2008.2.26.

    Arthur Culvahouse.布鲁金斯学会董事.O’Melveny＆Myers LLP董事长．华盛顿．2008.6.20．

    Carlos Pascual.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现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华盛顿．2008.6. 18．

    Charles Freeman.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华盛顿．2008.2.28.

    David Finkelstein(冯德威)．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副总裁，北京．2009.7.4．

    Drew Thompso(唐安竹)．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华盛顿．2008.9.8．

    Gary Samore.时任对外关系委员会副总裁．华盛顿．现任奥巴马政府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协调员．2008.6.26.

    Henry Olsen.美国企业研究所副总裁，华盛顿．2008.5.21．

    Herbert London.哈德森研究所总裁，电话访问，华盛顿．2008.6.24.

    Ian D．larsen.美国和平研究所公共事务主任，华盛顿．2008.8.26.

    Jessica Mathew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华盛顿．2008.5.7．

    John Hamre(约翰？哈姆雷)．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华盛顿．2008.5.23.

    Jeffrey Bader.时任布鲁金斯中国中心主任，现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华盛顿．2008.1.16.

    James G．McGann.外交政策学会研究员，电话采访，华盛顿．2008.6.27.

    John L．Thornton(约翰？桑顿)．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华盛顿．2008.5.6．

    John Fuge(付履仁)．时任美国百人会会长．华盛顿．2008.1.25.

    Jerry Green.美国太平洋国际政策委员会总裁，北京．2009.5.26.

    Kay King.对外关系委员会副总裁．北京．2009.8.18.

    Kenneth M. Duberstein.里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华盛顿．2008.6.27.

    Melissa Skolfield.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华盛顿．2008.2.26.

    Nicholas Kristof.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记者，两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电话采访．华盛顿．2008.5.23.

    Peter Perdue.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纽黑文．2008. 11. 14．裴敏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华盛顿．2008.3.6．

    庞中英．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华盛顿．2008.3.6．

    Robert Faherty.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华盛顿．2008.3.10.

    Ron Nessen布鲁金斯学会媒体学者，前白宫记者．华盛顿．2008.5.7．

    Richard Bush(卜睿哲)．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中心主任．华盛顿．2008.3.18.

    周文重．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华盛顿．2008. 10. 30.

    Strobe Talbott．布鲁金斯学会总裁，华盛顿．2008.6.25.

    William Antholis．布鲁金斯学会管理总监，华盛顿．2008.5.28.

    薛澜．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华盛顿．200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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