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Six： How to Assess American "rhink Tanks"lllfce经过以上几章的分析，我们明确了美国思想库为什么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应该如何把握和评估呢。虽然这一章不是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却是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所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思想库学者和业界一直存在困惑的问题。本章抛砖引玉，希望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
在舆论学领域，效果研究复杂异常而且争议不断，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也面临同样问题。唐纳德·阿贝尔森在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是难以准确测量的。大卫·瑞奇曾评论说：“我近距离地观察思想库在做些什么，从出版书籍到举行各种会议。我也向思想库的学者和管理者们询问他们自身如何看待思想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力，我最终意识到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知道影响力到底是怎样的(David Ricci，1993)。”
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国的思想库研究的学者们大多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背景，他们通过各种理论路径和模式展开对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如宏观层面的精英理论、多元理论、国家理论，中观层面的政策过程理论，以及微观层面的政策影响网络理论等。至今为止，这些理论模式在解释思想库影响力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很难说哪一种最好。
事实上，思想库的影响力是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种长时间段的效果显现。本章首先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构成要素，然后分析衡量影响力的不同方法，然后以传播学的“培养理论”和恩格斯的“合力论”为理论基础，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套相对较为简便、可行的影响力评估指标和框架。
第一节影响力的构成要素本书在绪论部分已经对什么是“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做了明确的概念界定：
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质是影响力，是思想库凭借其舆论地位、资金的独立性、观点的创新性和全方位的传播机制对政策制定者、精英群体和公众舆论所产生的，不具有强制性和合法性的，支配或改变其思想或者行为的舆论力量，是实现其影响公共政策最终目标的工具。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已经突破国家界限，具有全球性。
长期以来，在思想库研究界和业界，对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现和构成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学者们和业界管理者们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深入分析衡量影响力的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美国思想库影响力是如何实现的，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影响力的实现对于影响力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国际政治学者霍尔斯蒂(K.J．Holsti)和其他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分析模式：线性和全面分析模式。霍尔斯蒂认为影响力发生在当A说服B做与不做某事，或者劝说B继续实行某项对A有用或有利的政策与行为的时候。若A无法实现预期的结果，就表明其在这些情况下未能发挥影响。这些预期的结果可能是由众多与A或B有关的因素造成的(Holsti，1994)。（见图6.1]
图6.1影响力的实现：线性模式资料来源：Donald Abelson.A Capitol Ide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165根据霍尔斯蒂的模式，假使A能让B做某事，而C却不能让B做相同的事的话，那么在这一特定问题上，A发挥了更多的影响。如果B不顾A的反对而做了某事，那么就可以假定A在此情况下，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B以A能接受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就可以感受到产生了影响。反之，如果B没有尊崇A的意愿行事，那么A就没有产生影响。总之，影响与政策结果直接相关。
很显然，用这一模式来解释思想库的影响力的发生太过于简单化。思想库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对此指出：“想象一下A是以华盛顿为基地的一个思想库的学者，B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A已经发表了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的研究，并被要求向委员会证实该项研究。根据霍尔斯蒂的模式，假如A的建议没有被B采纳，将认为A没有影响力。或者，如果A的建议被B采纳，则被认为有影响力(Donald Abelson，2006)166，”事实上，影响力的发生绝非如此简单化和直线化。我们绝不能假定说A的建议未得到B的认可，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没有发挥影响。
也许A未能影响具体政策的制定，却在帮助大众、决策者以及媒体采取其他方法解决潜在的政策难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线性模式外，美国学者们采用全面分析的模式分析影响力的实现。这种模式使学者们把政策制定过程看作是一系列发生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的多方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模式中，影响不是与具体的政策结果直接相关，而是通过与政策制定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来实现。与线性模式相比，显然这一模式更具合理性。这一方法是以研究美国的政策社群，认知共同体和议题网络等问题的学者所做的工作为基础的。①政策社群和议题网络由个体和组织组成，由于具有某一特殊政策范围内的专业知识，他们受决策者之邀而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的各阶段中。这些社群力图影响具体的政策。全面的方法研究众多参与者（由An，Bn，Cn和Dn来表示）是如何试图影响政策制定的环境和政府的政策(X)的。换句话说，研究政策制定的全面方法假定当白宫、国会以及各政府部门和机构里的官员们制定政策时，思想库作为众多群体中的一员(假设是An)，在与其他群体的互动中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力。
（见图6.2）图6.2 影响力的实现：全面的分析模式资料来源：Donald Abelson.A Capitol Idea. McGII_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1 68全面分析的模式加深了我们对思想库影响力实现的理解。全面的模式认为影响以不同方式发生在政策周期的各个阶段，该模式描绘出了A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政策社群、认知共同体和议题网络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社群主要是指由政府部门内和外的政策参与者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认知共同体是主要由专家们组成的，为了认识其他专家的某领域相关政策的思想和主张的网络。议题网络是指针对某一政策问题而言所形成的一个参与网络。参见James Mcgann. The 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 tr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Inc. 1996. Peter Haas. Knowledg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7. Diane Sto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Frank Cass. 1996.
真实图景。
还是以唐纳德·阿贝尔森所举的例子为例，即使A未能说服B赞同其提出的建议，A的证词也在媒体、学术界、总统办公室、其他智囊团以及无数国家政策被广泛讨论和分析的地方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事实上A或许并未改变B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中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A缺乏影响力，或在中期以及长期内，A的建议将受到忽视，B不愿履行A的意愿，仅表明在这一情况下B不能或不愿采纳A的意见。影响产生的时段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虽然霍尔斯蒂没有具体说明A影响B的合理时段，但很明显，他根据线性模式提出，一旦B作了决定，A就无法再产生深远影响。若A无法说服B按照其意愿行动，A或许将通过其他渠道来寻求影响。
例如，当联合国安理会明显不同意入侵时，布什政府肯定会派遣军队到伊拉克(Donald Abelson， 2006)168.
全面分析的模式鼓励学者们关注决定做出后发生了什么，这一时期残余的影响会逐渐显现。正如以上所举的例子，如果B没有按照A的意愿行事，并不意味着在中期和长期内A就不发挥影响。而且，即便B按照A的意愿行事，也不意味着A将立即讨论下一个问题。B采纳A的建议确实鼓励了A对其他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发挥影响。与线性模式不同，全面的方法并非要减少对全有或全无的命题的影响，它承认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存在，也承认个体和组织凭借其专业知识和与重要决策者的联系而准备好对政策制定环境与具体的方针政策施加影响(Donald Abel-son，2006)17o。
显然，全面分析的模式较之线性模式更为科学，这种分析模式虽然无法为影响力的评估提供任何实际的框架和方法，但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影响力是如何实现的。全面的分析模式使我们明确了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有时候影响力不取决于思想库政策研究成果（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策略；有时候因为某种特殊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对思想库的政策建议产生很大影响；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也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对思想库的需求。
影响力的构成对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构成，不同思想库的管理者、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至少有三种形式：设定议程、引领讨论、设计政策。每一个形式都面向不同的听众，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传递信息。设定议程可能是介绍一个新的观点以使公众有所觉悟，或者使公众对一些原本受到忽视的问题产生足够的重视。思想库通过与各种政治机构、企业界、非盈利组织、主流媒体、研究者和学术界的沟通来实现这一过程。在某个特定的议题已经受到高度关注后要引领相关的讨论，这一工作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去接触特定的决策者，比如国会议员、负责相关事务的政府官员、政治和商界领袖、媒体，以及公民团体等。
这个工作中，包括学者为主要的媒体或者网站撰写观点文章，或者针对有影响力的听众进行演讲。思想库拥有的一个重要能力是“召集力”，即有能力创造合适的氛围，把相关的人员聚集在一起，针对当前重要的议题进行公开的或者非公开的讨论。在设计特定的政策时，思想库需要把负责某个特定领域的高层决策者或者立法者作为目标，有针对性地提供研究和政策建议。这一工作包括学者撰写政策文章、召开有政府官员或决策者参与的非公开研讨会，或者在国会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管华盛顿项目的副总裁凯·金(Kay King)则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对影响力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媒体的引用率、网站的访问量、会议的举办次数等数据，以及具体的案例显现出来。以下是凯·金提供的对外关系委员会2007～2009年度的一些反映影响力的数据：
参见布鲁金斯学会战略计划报告。Strategic Plan Brookings"s Thenth Decade-Phase One： 2007-2009. 39 - 41
表6.1 对外关系委员会2007—2009年度影响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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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委员会影响力变量 09财年 08财年 07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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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体提及次数 28 010 27 619 25 913
《外交》杂志被提及次数 1 1 18 1 276 756
通过谷歌广告关键词来到cfr. org网站的访问者 175 952 117 121 195 165
记录在案的会议次数 134 119 162
分发给受众的新闻稿件数 32 24 48
“本周世界”（电子公告牌） 46 974 39 214 3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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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2009年8月18日对Kay King的邮件采访。
学者杰姆斯·迈甘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由资源变量、需求变量和影响变量三大因素构成。资源变量主要包括运营资金、研究人员以及与政策群体和媒体的关系网；需求变量包含媒体引用率、网络点击量、国会听证次数、书籍出版、会议举办次数等；迈甘把影响变量表述为多少建议被采纳(James McGann，2007)。（具体见表6.2）
杰姆斯·迈甘所发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中，思想库影响力的排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的。笔者认为，迈甘所提出的这三大变量为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但是他所提出的“影响变量”，从实际操作来讲是一个无法街量的变量。除了我们很难在众多智库中追寻某一条被采纳的建议来自于哪一家智库之外，还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智库作为税务免除的非盈利组织不能影响具体的法律条款。因此思想库本身往往不愿意把这一变量作为影响力衡量的标准。
表6.2 思想库影响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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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变量 变量构成
资源变量 运营资金的大小和稳定性、与政策制定者的接近性、研究人员的背景和能力、与资源变量政策群体和媒体的关系网
需求变量 媒体引用率、网络点击量、国会听证次数、官员任命、书籍、报告、会议
影响变量 多少建议被采用
资料来源：james 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Academics，Advisors Advocates. Routledge.2007
唐纳德·阿贝尔森把思想库的影响力分为公开的影响力和私下的影响力两种形式。关于这两种影响力形成的渠道，阿贝尔森做了详细的总结，他所指的公开的影响力主要是那些通过媒体、公开会议、国会听证、书籍报告等形式产生的影响力，而私下影响力是指思想库与总统、国会和行政机构之间所建立起了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Donald Abelson，2002)75-79。（详情见表6.3）。
表6.3 影响力形成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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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影响力 私下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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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种公开的会议、研讨会，就各种国内、国 ●接受政府内阁、顾问委员会的任命；
际问题进行讨论； ●在总统竞选期间担任顾问；
●鼓励学者发表公开演讲； ●保持与国会的密切关系；
●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 ●邀请政策制定者出席研讨会；
●出版图书、期刊、政策简报等； ●邀请前政党官员在思想库任职。
●制作网站，并允许访问者下载资料；
●增加媒体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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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onald 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
他认为有的思想库不把追求媒介的曝光率等公开的影响力作为首要目标，他们的活动大多通过私下的形式发挥影响力，因此，虽然他们虽不为很多人所熟知，但却对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衡量思想库的影响力时，要综合考虑其公开的影响力和私下的影响力。
阿贝尔森所总结的公开的影响力和私下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再现了影响力赖以形成的传播渠道。本书的第四章已经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正是通过这些公开的或私下的传播渠道，思想库的影响力得以实现。
对于以上四种关于影响力构成的分析，为我们衡量思想库影响力提供了一个蓝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思想库业界还是学界，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构成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简单而言，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是由一系列可见和不可见的指标和网络所构成的。
（第二节影响力的测量
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测量，长期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曾经提出了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分析方法。他指出：“政府的运作很大一部分是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务院或国防部官员，或者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分析专家的面前摆着你的研究，而且当他给秘书、部长甚至是总统本人写备忘录的时候，正好打开了、甚至引用了你的研究报告，那么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份研究报告就产生了影响力。换言之，如果你的报告没在他面前打开，或者更糟的是，你甚至不知道谁是负责的官员，你就不会施加任何影响。道理就是这样简单(Donald Abelson， 2006)121.”
沿着威亚尔达的思维逻辑，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总统、行政机构官员、国会议员们关于政策制定的所有言行和文件，那么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自然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学者们能魔法般地把他们的学术长袍转变成隐身的斗篷，研究公共政策和非政府机构努力塑造它就会容易多了。通过隐身，他们可以在白宫、国会山和许多政府部门和专业行政机构里随意走动，就跟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洞穴般的走廊和楼梯那样容易(Donald Abelson，2006)179。”的确，有了隐形斗篷，学者们就能确定是谁和什么在影响着决策者，他们可以观察总统办公室高层官员会议，偷听到国会重要成员间的电话谈话，且可以接近机密文件，神秘且复杂的政策制定世界将突然变得公开透明。但现实是，学者们不可能藏在虚构的斗篷后去直接观察为什么制定某些政策，思想库又是如何影响了政策，他们必须找到其他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
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具体测量和排名，学者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既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分析，既有文献分析又有深度访谈，既有民意调查也有案例研究。
很难说哪一种方法最好，只能说任何一种方法所测量出的影响力都只是思想库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如果说思想库的影响力是一块拼图，那么每一种测量方法都只是拿到了整个拼图中的一块。
定量研究的尝试与问题在定量分析方面，近些年来，思想库学者接受电子媒体访问的频率和其研究成果被平面媒体引用的次数已经成为研究思想库的学者以及社会各界衡量思想库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这种分析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和对大众传播所具有的巨大舆论扩散力和影响力的认可上。而且因为这些数据的易得性和经济性，这种分析方法深为思想库学界和业界所推崇。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思想库也积极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信息传播能力，从而在思想库影响力的排名中占据优势。
但是大部分从事思想库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媒体的引用率所反映出的并不一定是思想库的影响力，而只能说明思想库的活跃程度。
在Susanne Trimbath所做的谁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库研究中，采用统计抽样的方法分析了1997年到2005年间，美国17家思想库的经济学专家在11家权威平面媒体出现的次数，进而得出了影响力排名前三位的思想库是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见表6.4）安德鲁·瑞奇(Andrew Rich)采用电话问卷调查的方法，就思想库的影响力、可信度等问题对国会成员和华盛顿的著名记者进行了调查分析。这项调查分别在1993年和1997年进行了两次，1997年的调查花费两个半月时间，共有71名国会工作人员和54名精英媒体的记者接受了访问。
根据这项调查，瑞奇得出了关于思想库的影响力排名。两次调查结果所得出的影响力排名前八位的思想库几乎相同，其中都包含了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等。针对思想库的影响力问题，受访的国会成员和媒体记者中93. 6%的人认为思想库对政策制定具有影响。而关于“你认为当今对于华盛顿公共政策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三家思想库是谁？”这一具体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出现的频率最多(Andrew Rich，2006)75-83。
迄今为止，这是思想库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一项针对思想库目标受众群体的、相对严谨的一项实证研究。安德鲁？瑞奇的研究为思想库影响力评估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石。
表6.4 美国思想库影响力排名
1997～2005年智库被引用次数排名 调查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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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引用次数 2005 200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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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 2 180 1 1 1
国际经济研究所 1 621 2 2 2
美国企业研究所 1 351 3 3 3
卡托研究所 873 4 4 5
胡佛研究所 658 5 6 *
经济政策研究所 634 6 5 6
城市研究所 577 7 8 8
传统基金会 548 8 7 7
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 421 9 9 9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355 10 13 *
进步政策研究所 346 11 15 12
哈德逊研究所 328 12 16 10
米尔肯研究所 275 13 * 11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65 14 14 *
外交关系委员会 259 15 12 *
国家政策分析中心 220 16 10 *
经济战略研究所 184 17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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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未参与排名
资料来源：http：//www. iie. com/study/methodology．htm.
2009年，杰姆斯·迈甘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全球思想库影响力排名的报告，他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这项研究首先依据以往的研究和思想库现有的数据库，确定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5 465家思想库。然后，该研究确定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库的标准，然后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专家、学者、舆论领袖、政策制定者根据已确定的标准提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库。
在得到407个智库的提名之后，杰姆斯·迈甘把这个提名目录发送给全球的智库学者、智库管理者、舆论领袖、政策制定者，请他们对这407家思想库进行影响力的排名。迈甘与瑞奇所采用的实际上都是民意调查的方式，但是相比瑞奇的研究，迈甘在抽样选择上更具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对思想库影响力标准的确定上也不具有全球意义。加之迈甘实行调查的全球范围所带来的资金和人力上的困难都使得这项全球性的民意调查报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尽管如此，这项史无前例的全球智库影响力排名的报告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思想库影响力研究的重要性。按照迈甘的研究，目前美国有1 777家思想库，影响力排名前10位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胡佛研究所。（见表6.5）
表6.5 2008年美国智库影响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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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智库名称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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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华盛顿
2 外交关系委员会《_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纽约
3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华盛顿
Internationalnal Peace)
4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圣塔莫尼卡（加利福尼亚州）
5 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华盛顿
6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 华盛顿
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7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一 华盛顿
tional Studies)
8 美国企业研究所( Arn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华盛顿
9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华盛顿
10 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
资料来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想库与公共社会项目”发布的报告。
2008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定性与个案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在思想库研究领域，定性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也是思想库影响力评估通常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和长时间段的角度观察和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
大多数情况下，思想库的影响力发挥作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另外，思想库的私下影响力是很难用具体量化的指标来衡量的，只能通过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结合的方法来展开分析。面对复杂而且不可知的政治决策过程，定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思想库影响力的宏观把握，能够给学者提供原始数据所不能给的一些政策决定产生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如果方法得当，深度访谈可以为影响力的评估提供大量的信息来详细描述塑造公众政策的关键因素。而案例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对思想库影响力进行全面分析的蓝图。学者们通常选取一位总统，分析其任期内所制定的主要政策，其与思想库的关系来进行分析。也有的学者选取一个具体的政策，分析这个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这一过程中，思想库如何参与了这一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把定性分析与个案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对思想库影响力展开研究的学者应该首推唐纳德·阿贝尔森。阿贝尔森曾选取卡特、里根、克林顿、布什四位总统作为案例，分析他们在总统竞选期间以及在总统任期内与思想库的关系，以此观察思想库的影响力。阿贝尔森也曾选取911事件作为一个关键坐标，分析911前后对布什政府发挥影响力的思想库。阿贝尔森之所以选取总统任期和危机事件作为案例，是建立在他认为思想库在每一届总统竞选期间以及国际安全危机时期最容易发挥影响力的观点上。在分析思想库对布什政府的影响力时，阿贝尔森分析了布什竞选期间所倚重的思想库，以及911之后到第二次竞选之前在反恐问题、单边主义以及先发制人的外交策略上对其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库。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通过分析思想库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思想库能够享有进入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重要机会。1981年，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与里根政府重要成员的友谊．使得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能够迅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并进而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新世纪研究所也同样如此，它依靠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网络和知名度的成员来对政策制定者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迪克·切尼都是美国新世纪研究所的成员，正是依靠他们与布什总统的紧密关系，“重建美国国防”报告才进入布什政府的视野，并且发挥了影响力(Donald Abelson，2002)123-143。
虽然定性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为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带来很多有益的帮助，但是仅仅依靠这种分析方法也无法获得关于影响力的精确把握。
总之，目前在思想库研究领域，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测量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评估框架，也没有一个类似于大学排名的评分体系。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一问题唐纳德·阿贝尔森在其著作《国会的理念》和《影响力可以评估吗》两部专著中都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的困难性，另一方面也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开拓空间。
（第三节构建影响力评估
框架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思想库的影响力进行分析，但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对思想库的影响力做出全面的解释。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宏观的、长期的、全面的视角，来构建一个思想库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和指标。
在本书第四章，我们分析了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扩散的，有公开的渠道也有隐性的渠道，其目标受众是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舆论。因此，对于影响力的测量也可以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两部分。对于公开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用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通过对一个时间段内具有代表意义的指标的测量取得影响力的量度。对于隐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结合民意测验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民意测验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抽样的选取。在运用这种分析框架和指标进行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际测量时，应该首先确定一定数量的思想库名单，然后就这几家思想库在一个时间段，至少是半年或者一年之内的各项指标进行测量。
因为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如何测量影响力，本章的目的只是试图确定一个思想库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因此，本章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在进行数据说明时并没有严格限制思想库的取样和时间段。
公开影响力的评估美国思想库公开的影响力可以由以下几个量化的指标反映出来：运营资金、媒体引用数量、国会听证数量、网站点击率以及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接下来我们来具体分析为什么这些指标可以为衡量美国思想库的公开影响力提供具有代表意义的量度。
美国思想库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于基金会、企业、个人和政府。作为在思想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商业机构，美国思想库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其产品的竞争力，而思想库产品的竞争力就在于是否产生了影响力。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基金会、企业、个人还是政府机构，他们在选择投资和捐赠对象的时候，最为看重的是思想库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巨额运营资金的思想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产品一定是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布鲁金斯学会前总裁Bruce Maclaury 曾指出：“当我们寻找资金的时候，你必须证明自己的工作是有成果的、是可以看到的，资金就等于影响力(Andrew Rich，2004) 69。”
基于此，笔者认为运营资金可以成为衡量思想库影响力的一个指标。以下是2008年美国排名前十位的思想库的预算资金统计，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库的预算资金无一低于1 900万美金。
对于媒介引用率和国会听证数量这两个指标，唐纳德·阿贝尔森认为他们只能反映出思想库在政策制定领域的活跃程度，却不能反映出思想库在改变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观念上的影响力有多大(Donald Abelson，2002)89。阿贝尔森对影响力的理解是“思想库改变政策制定者的观念”，更进一步说，阿贝尔森认为影响力等同于态度的改变。笔者认为这种对影响力的认识是偏僻的。本书在绪论的概念界定部分就明确指出，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质是影响力，而影响力发挥的重要环节是设定政策议程的阶段。在这样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思想库的影响力。
就媒介引用数量而言，这个指标所反映出的是美国思想库为大众传媒设定议程的能力。而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为公众和政府设定议程、引导并且塑造舆论的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思想库的影响力在全社会进行迅速、大规模扩散，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美国思想库的学者经常有机会到国会听证会作证，他们所面对的受众是掌握政策决定权的国会议员、议员助理以及来自政府机构、大众媒体等其他各个领域的舆论精英。一般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都可以通过美国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able 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s，简称C-SPAN)进行现场直播，到国会听证会作证不但可以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精英，而且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影响整个社会舆论。因此，国会听证数量也是一个衡量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另外，笔者通过对一组数据的分析，发现了思想库的媒体引用量和国会听证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比较2001年至2005年间，在美国主要报纸和电视网络上以及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拥有外交和防务政策专业知识的特定思想库的曝光次数，我们可以看到在媒体曝光次数居多的思想库，同样有更多机会出席国会听证会。（见表6.7、6.8、6.9）网站点击率一直以来没有进入思想库研究学者的视野，这个指标所能反映出的影响力也因此一直未能引起思想库学界足够的重视。网络媒体作为一种快速、便捷、全球性、交互性、多媒体性的传播媒介，几乎融合了所有媒介的特点，具有其他媒介所不具有的独特传播优势。作为一个传播公共政策信息的网络平台，思想库的网站点击率可以反映出一家思想库受公众所关注的程度，进而可以反映出其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表6.7 2001年1月~2005年1月平面媒体曝光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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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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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金会 2 129
兰德公司 2 165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 489
外交关系协会 2 885
布鲁金斯学会 4 045
资料来源：LexisNexis.
表6.8 2001年1月～2005年1月电视媒体曝光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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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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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金会 31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96
外交关系协会 123
兰德公司 129
布鲁金斯学会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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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范德比尔特电视新闻。
表6.9 2001年1月—2005年1月国会听证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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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证言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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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关系委员会 9
兰德公司 10
美国企业研究所 14
布鲁金斯学会 22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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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exisNexis.
以下是笔者选取的2009年10月18日，七家具有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库的网络排名。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统计出在一个长时间段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内，所选取思想库的评价网络排名。
笔者所选取的最后一个指标是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在本书的第二章美国思想库概论部分，笔者明确指出美国思想库的核心功能是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以及推行“第二轨道”外交。这两大功能的实现的前提是美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美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旋转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可以反映出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
表6. 10 思想库网站点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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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名称 全球排名 美国排名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62 827 20 484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 184 038 147 088
ternational Peace)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lnterna- 136 334 76 221
tional Studies)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23 363 38 505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4 931 24 024
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17 661 4 655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75 606 24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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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lexa网站2009年10月18日数据，网上只能查到网站访问量的相对排名，实际访问数量只 有每个网站各自才知道。
笔者之所以选取运营资金、媒介引用数量、国会听证数量、网站点击率、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数量作为测量思想库公开影响力的指标，除了以上所阐述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外，还因为这几个数据的易得性，对于能够反映思想库影响力的一些其他指标，如进入政府做官的人员数量、每年举行会议的数量等，这一类的准确数字只能由思想库自身才能提供，而且大多数情况并不公开，没有其他中立的第三个数据源头，因此笔者把这样的指标排除在外。
隐性影响力的把握关于思想库的隐性影响力，主要是指我们通过量化的指标无法触摸到、感知到的那部分神奇的舆论力量。对此，最好的测量方法自然是民意测验。民意测验主要用于把握舆论的走向、量度和强度。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民意测验就成为了舆论最主要的测量和表达方式。正如赫伯特·阿舍( Herbet Asher)所言，民意测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已经成为美国人了解公民目前在想什么的主要途径( Claude Robinson，1932)。”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民意测验的准确性不断提高，民意测验成为美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的民意调查机构一般可分为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两类。商业性的有盖洛普、罗珀、克罗斯利等公司，非商业性的有密歇根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康涅迪格大学的罗珀舆论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另外，实力雄厚的大众传媒机构也经常性从事民意调查，它们不仅仅自己进行独立的民意调查，而且还与专业的民意调查机构合作，目的是更加准确了解民意。这是近些年来美国民意测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民意测验的两个基本问题是：调查谁，如何调查。关于调查谁，现代民意测验经历了趣味化发展和科学化发展的两个阶段。民意测验的具体方法也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早期的方便抽样，20世纪30年代的定额抽样，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广泛采用的随机抽样。定额抽样的方法是按照要调查的问题，选择与问题相关的人，按照各类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确定各类人在样本中应占的百分比。随机抽样的特点是按照随机原则来抽取样本，调查总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被抽中的同等可能性，完全排除调查者在选取样本时的主观意愿、印象、好恶等的关系(韩运荣等，2005)173。
民意测验过程一般包括五个步骤：测验方案的整体设计、抽样、拟定问题表、征询意见、整理分析测验结果。在这个五个步骤中，最为关键的是抽样。对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民意测验，我们首先要确定的问题就是调查谁。美国思想库从事舆论生产的目的是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制定，也就是说其目标客户是社会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总统、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影响公众舆论的目的是对政策制定者形成更强的舆论压力。基于此，笔者把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调查对象确定为：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的舆论测量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议员以及其他行政官员，学者能够与其接触并且进行民意调查的几-非常小。因此，为了测量的实际可操作性，我们可以把对政策制定者的抽样扩展为：政策制定者及其核心丁作人员。
笔者采用这种全面的测量方式的理论出发点建立在恩格斯的“合力论”和传播学的“培养理论”上。①培养理论不讲求短期的“效果”，而是认为应该研究持续的、① 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由G．格伯纳等人提出。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不足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多次重复的媒介内容究竟对受众产生了怎样的长期的、累积的持久性作用和稳定性作用。就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和舆论的影响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顷政策从提出到立法，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思想库通过各种影响力策略和传播渠道营造舆论氛围、进行舆论扩散。“培养理论”有助于我们明晰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正是一种长期的、累积的效果。
“合力论”是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的，信中这样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通过本书对美国思想库舆论地位、影响力策略以及深层机制的分析，显而易见，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就是在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相互交错中产生的合力。
行文至此，论文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的机制、影响力传播战略、影响力形成的基础以及影响力的评估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本章虽然不是论文的核心问题，但却是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系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本章对影响力的评估所进行的研究仅仅是抛砖引玉，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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